X.1
Moderator
- 注册
- 2003-04-20
- 消息
- 2,646
- 荣誉分数
- 0
- 声望点数
- 0
日本简史――现代（下）
第四节 政治大国的动向
一、70年代的动荡
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较大变化。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其国际收支恶化，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的固定汇率难以为继，而且日本和德国因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加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引起美国的不满，特别是佐藤内阁未能在纤维贸易问题上及时向美国作出让步，并长时间地拖延该问题的解决，致使美国政府在事先并未通告日本的情况下，于1971年7月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接着尼克松总统在8月发表了“新经济政策”的声明，其主要内容为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此举迫使日元升值17%，坚持了22年的固定汇率制随之瓦解。内外交困的佐藤首相不得不在1972年6月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的职务。
继佐藤荣作之后任政府首相的是既无大学学历、亦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田中角荣，平民出身且年轻有为的田中受到厌倦佐藤长期政权的国民的普遍欢迎，其内阁支持率创历史最高。田中首相在9月25日访问了北京，并同中国政府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尽管田中内阁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和支持，但在同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惨遭失败，比选举前减少28个议席，只得到271个，是建党以来的最低数字。相反，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别增加31个和24个议席。自民党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革新势力的继续增长、“列岛改造论”（新建一批中小城市以调整产业布局，解决人口过于集中特定大城市问题）引发的物价上涨以及党内的矛盾。此后田中内阁为推动列岛改造计划而制定了大规模的1973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一般会计的预算总额比上一年度的最初预算总额增加了25%，增长率是战后最高的，公共事业费比上一年度增加32%，结果进一步刺激了通货膨胀。另外，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上涨，日本国内物价如脱缰之马飞速上涨，并引发抢购风潮。田中内阁的支持率从成立之初的62%下降到1973年11月的22%。1974年10月，《文艺春秋》杂志刊登了评论家立花隆的文章，揭露了田中经营的企业内幕及其收集、分配政治资金的不正当手段。社会舆论对田中的批判骤然增加，其内阁支持率进一步下降到12%，不支持率上升为69%，田中在万般无奈的状况下不得不宣布辞职。
自民党推出三木武夫作为田中之后的政府首相，是希望借助其“清廉”、“诚实”的形象恢复该党在国民中的威信。尽管三木上台后对《政治资金限制法》和《公职选举法》进行修改，以便消除“金权政治”，但这位曾参加过社会党政权的资本主义修正者希望通过修改《禁止垄断法》限制大企业不正当经济活动以及利用追究“洛克希德事件”（美国飞机制造商向日本政界人士进行贿赂以推销其飞机）打击田中派势力的做法引起“财界”和自民党内的强烈反对，而且三木拒绝给予国营企业工人罢工权以及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遭到在野党和普通国民的不满，于是在一片“倒三木”的呼声中下台。
1976年12月，年逾古稀的福田赳夫终于登上自民党总裁与政府首相的宝座，由于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刚过半数，而且经济尚未恢复，福田不得不在“协调与合作”的口号下惨淡经营其政权，因得到大平正芳派的支持，避免了1977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保革议席逆转的局面。但福田与大平的合作关系很快因下一届总裁选举而演变成对抗关系，在田中派的大力支持下，大平在首次实施的自民党总裁预选中胜出，福田再次败在田中手下。大平政权仍不稳定，因计划导入消费税及政府特殊法人建设公团谎报差旅费等问题，使自民党在1979年10月的大选中再次惨遭失败，党内矛盾骤然激化，选举后40天竟然向国会提出福田和大平两名首相候选人。尽管最终大平获得再次组阁的权力，但半年后自民党反主流派配合在野党的行动，在国会中通过对大平内阁的不信任案，迫使后者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只因大平在竞选活动中突然发病去世而获得选民的同情，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均获得稳定多数议席。其后的铃木善幸内阁为推动行政、财政改革而成立了“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但在实际行动上没有大的进展，而且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有所失言，执政两年后自动交出政权，中曾根康弘脱颖而出。
整个70年代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同时也因内部矛盾，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席位经常在半数上下波动，这种“朝野伯仲”的局面刺激了在野党的执政取向，因而多次提出排除自民党的联合政权构想，但因各自的意识形态以及内部矛盾等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的国民迅速增加，受其影响最大的是革新政党。因此，从70年代末开始，地方革新自治体急剧减少。
在外交方面，除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外，加强日美关系仍然是70年代各届内阁的主要外交活动。1974年福特作为第一位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到达东京，1975年日本天皇也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访美，但日美贸易摩擦却愈演愈烈。1974年1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南亚各国，因日本商品和资本大举进入该地区引起的摩擦使当时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浪潮。为此，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东南亚六国时，在马尼拉发表了被称为“福田主义”的演说，即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建立相互信赖关系、加强合作以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等。另外，在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的基础上，1978年中国与日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二、战后政治总决算
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遭到战后最严重的打击，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造成1974年度经济增长率为负的1.3%。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3月，工矿业生产指数从最高点下降20.6%，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减少27.2%，商品库存增长47.8%，股票价格下跌29.7%，倒闭的企业达11681家，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达到112万人。为克服经济危机，政府实施了诸多产业政策，例如调整长期萧条产业、调整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以节能和开发石油替代能源的综合能源对策、资助尖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并扶植有关产业、限制公害和中小企业对策等。与此同时，面向出口的大制造业企业多依靠本身的努力，克服了经济危机及其后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生产与销售困境。这些努力包括通过实现节少能源与节省劳力的投入要素的最佳配合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贯彻质量管理、适应多样化需求改进产品与开发新产品、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并向经营多样化和向尖端技术领域发展、扩大旨在实现上述目的的研究开发投资等。正因如此，日本经济很快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并顺利地渡过1979年开始出现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不仅产业结构上升到以汽车、电气机械、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业为中心，而且稳定增长的速度也超过西方其他发达国家。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及外汇储备均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1982年12月中曾根上台后立即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用中曾根本人的话讲，“我说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对过去的检查与修正，从占领政治到今天，有好的一面和应该修正轨道的一面。”实际上，中曾根所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最终目标是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为此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领域均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力图建立与政治大国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
首先在行政机构方面，将原行政管理厅和总理府的大部分机构合并成新的总务厅，加强编制和人事方面的综合协调能力。同时修改了《国家行政组织法》，把原来需根据法律设置各种审议会和各省厅的机构，改为由内阁政令设置，既方便对省厅内部机构的改组，又加强了首相的权力。此外，还对中央政府的地方派出机构进行了精简；其次在国营企业民营化方面，对国营铁路公司、电信电话公司和专卖公司进行分割股份化，并加以出售，以达到民营化的目的。在减少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外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实行养老金制度一元化，并通过提高缴纳数额、减少领取数额以及提高领取年龄的方式减少政府负担。与此同时，还废除老人医疗免费制度，提高健康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负担率，减轻国库负担；在改革行政业务手续方面，通过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等形式，放松对企业和居民经济活动的限制。其中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约390项，委托转让权限260项，移交和简化机关委任事务约120项；在教育方面，除加强重视个性、培养创造力之外，还提出教育的开放及国际化，并计划到2000年接纳10万外国留学生。但是，中曾根政权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不仅未对立法机构存在的国会审议活动形式化、政党活动非制度化等弊病进行必要的变革，即使在行政财政改革方面也未获得真正的成功。国债发行余额从1982年中曾根上台时的90万亿日元增加到1987年其下台时的150万亿日元，政府所拥有的审批权限也从1985年12月的10054项限制增加到1989年3月的10278项。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曾根首相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关系。1983年初，中曾根访美时声称日本列岛是抵御外来武力攻击的“不沉航空母舰”，一旦有事将“封锁四海峡”。为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积极采取将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转化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政策，降低关税，改善进口制度，开放国内市场。为配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中曾根政权的防卫费也突破了1976年三木内阁时规定的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中曾根政权过于注重对美关系，因而在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上出现了不少摩擦。尽管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并宣布向中国提供第二次日元贷款，但在1985年8月15日作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再次出现掩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事件，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将“光华寮”判给台湾当局等，不仅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障碍性因素，而且也引起其他亚洲邻国的不满。
虽然中曾根政权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但中曾根善于利用媒体加以渲染，因而受到国民的支持。1986年7月6日，众参两院同日举行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分别增加45个和11个议席，因不满田中角荣“金权政治”而在1976年离党组织“新自由俱乐部”的河野洋平等人重新回到自民党。在此形势下，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全体会议决定修改党章，破例决定中曾根的总裁任期延长一年。中曾根也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导入大型间接税，以解决严重的政府财政赤字问题，但因在野党和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下，销售税法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1987年10月，中曾根指定竹下登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
三、政治资金丑闻
竹下登之所以被中曾根指定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是因为其率领着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而且在组织内阁时充分照顾到各派系的平衡，所以被舆论看作为具有相当实力的政权。竹下执政之初，依靠其擅长的党内外协调能力，不仅在1988年6月与美国达成牛肉、柑橘进口自由化的协议，而且在同年12月通过了税率为3%的消费税，实现了自民党多年的夙愿。但是，“利库路特案”的曝光严重地打击了竹下政权。
1988年7月6日，《朝日新闻》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以及现任内阁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等政界要人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未上市股票的内幕。同一天出版的《朝日周刊》报道了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森田康也曾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的未上市股票，迫使森田在当天辞去社长职务，利库路特公司的会长江副浩正亦辞去会长职务以消除舆论的压力。第二天的《朝日新闻》又继续报道了现任首相竹下登的秘书购买未上市股票之事，结果竹下首相成为反对党的攻击对象。8月1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领导该党与其他在野党一道向竹下首相就其事提出质问。9月5日，社会民主联合国会议员?崎弥之助出示了“日本电视”拍摄的利库路特公司社长室室长松原弘向其行贿500万日元、作为不在国会追究此案报酬的录象带，结果形势急转直下，大批政界人士纷纷落网。最后导致竹下登首相、宫泽喜一大藏大臣、长谷川峻法务大臣、原田宪经济企划厅长官、安倍自民党干事长等要人的辞职以及自民党国会议员藤波孝生、公明党国会议员池田克也、劳动省政务次官加藤孝因收贿罪被起诉。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因病去世，新天皇继位，年号改为“平成”。在竹下派的操纵下，6月9日，原外交大臣宇野宗佑被指定为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这位政治能力有限的首相上台伊始就遭到桃色事件的困扰。再加上消费税、农产品进口自由化以及利库路特事件的影响，自民党在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其席位从142个下降到109个，远不到参议院252个总席位的半数，出现“朝野逆转”局面，宇野首相被迫引咎辞职。同年8月8日，经过选举，党内小派系出身的海部俊树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
海部内阁上台以后，提出推进政治改革的主张，同时表示妥善处理消费税及农产品进口自由化问题，以便改善自民党的形象，恢复国民对自民党的信任和支持。在组阁时全部起用新人，并特意任命两位女性大臣。因此，尽管1990年2月举行的大选中，女性党首土井多贺子率领的社会党获得大胜，其席位从83个增加到136个，但自民党仍然保持了过半数的稳定多数席位。
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989年美苏首脑马耳他会谈标志着冷战体制的结束，同时在东欧地区出现了民主化运动。作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资本输出国和政府开发援助提供国。海部内阁充分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海部首相出访了19个国家，其中三次赴美访问。特别是在1990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海部政权不仅先后向海湾周边国家和多国部队提供130亿美元的援助，并向海湾地区派遣航空自卫队运送难民，派遣海上自卫队清除水雷。同时，海部内阁向国会提交了派遣人员去中东地区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未能得到通过，尽管此后又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PKO法案”）。但由于《政治改革相关三法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海部不得不放弃再次竞选自民党总裁的设想。
1991年11月，宫泽喜一当选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尽管遭到在野党的反对，但在接受了公明、民社两在野党的修正要求后，“PKO法案”终于通过国会的审议。另外，在宫泽首相的努力下，日本天皇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访华。但与此同时，接二连三的政治资金丑闻进一步增加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宫泽上台不久就出现了其派系成员接受共和公司资金贿赂的“共和事件”，接着在1992年2月，以自民党为中心的多名政治家非法接受佐川快运公司政治资金的“佐川事件”曝光，竹下派领袖人物金丸信因此辞去自民党副总裁以及国会议员的职务；1993年3月因金丸信偷税漏税问题，涉及到多名自民党重量级人物的大型建筑公司贿赂案曝光。国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尽管自民党在3月向国会提出以导入小选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法案，而且宫泽在电视采访节目中也保证通常国会闭幕前通过该法案，但舆论普遍认为自民党没有改革的诚意，在野党趁机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由于积极主张政治改革的小泽一郎、羽田孜和武村正义分别率领44名和10名国会议员准备脱离自民党，因而不信任案得到通过，宫泽首相只好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第40届众议院议员选举的结果，自民党获得223席，虽然保住了选举前的席位，但远不足过半数议席。另外，社会党丧失近半数席位，仅获得70议席；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生党与新党魁党分别获得55席和13席，公明党51席，日本新党35席，民社党和日本共产党各15席，社民联4席等。尽管自民党仍然是国会中的最多席位政党，但在当时“不要错过让自民党下台好时机”的社会氛围下，除自民党、日本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八个党派（即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民社党、新党魁党、社民联及参议院民主改进联盟）组成了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联合政权。
第五节 经济衰退与改革
一、泡沫经济崩溃
为解决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1985年9月，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五国财政部长会议达成美元贬值、德国马克与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1986年4月，日本发表了缓和金融政策以扩大内需的“前川报告”，1987年2月，日本银行将官定利率调到空前低水平的2.5%，政府也在1987年制定了实施大规模公共投资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同时在美国政府的督促下，低利率政策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而造成日元币值迅速上升。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40：1上升到120：1美元。对应付这种局面，面向出口的日本制造业一方面采取计算机及其通讯网络进行生产、销售，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1985年到1990年，无论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方面，还是在工业生产指数的上升方面，日本均超过美国，而且粗钢和汽车的生产量方面，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另一方面，以汽车为中心的日本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迁移资本，通过当地生产及销售的方式对应日元升值及贸易摩擦。
与此同时，在日元升值及低利率政策的推动下，大量富裕资金进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进行投机性投资，由此造成股票及土地价格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经济的增长率。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年均5.7%，而股票、住宅用地、商业用地的价格增长率分别高达31.3%、14.4%和15.6%，这种虚拟资产膨胀速度远远超过实际资产膨胀速度的现象被称为“泡沫经济”。但这种畸形现象不并能持续太长时间，从股市来看，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3128点上升到1989年38915点，此后开始迅速下降，到1992年8月，竟跌到14309点，跌幅高达63.2%，甚至超过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大危机时的数值。同时房地产价格也在迅速下降，降幅在一半以上的地区到处可见，土地与住宅的买卖停滞。不动产价格下降，严重影响了为不动产提供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大量呆帐坏帐形成的不良资产使大批中小金融机构倒闭及大型金融机构负担过重。尽管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0年和1991年，工商业仍然处在强劲的扩张中，设备投资、私人消费和出口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在1%以下，企业倒闭及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从“平成景气”转向“平成危机”。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工商企业与金融机构拥有的巨额剩余资金也流往国外，而且多用于购买房地产和娱乐业。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不动产投资只有18．6亿美元，仅占其对美投资总额的9．8％；1986年一年内 增 3倍，达到75．3亿美元，占当年直接投资总额的28％；1987年不动产投资增加70％，达到127．7亿美元，占直接投资总额的41．2％；1988年进一步增长30％，达 166亿美元，而且当年日本还在美国购买了13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和股票。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归日本所有。在洛杉矶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落到日本人手里；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是来自日本，而且投资的对象集中在不动产方面，从大饭店、高级住宅到一户20万美元的普遍别墅，都是日本购买的对象。在一系列的交易中，最著名的是三菱地产公司以1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座落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美国象征――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电气收购还球电影公司的控股公司MCA等。面对日本金融资本的大肆进攻，一些美国报刊称之为“经济珍珠港”，“没有军队的日本已经获得了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得到的东西――共荣圈”，美国人痛心地大声疾呼，“美利坚被推上了拍卖台”，“日本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硅谷和华尔街的雇主”。但到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美国的大量非生产性投资，即在不动产和金融领域的投资均遭到灭顶主灾，不得不铩羽而归，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内泡沫经 济的崩溃，另一方面也因在美国的经营不善。据统计，整个90年代初，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亏损共达到70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泡沫经济的出现与崩溃除经济发展本身的原因外，还有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概括地说，为应付70年代初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日本加强了本应逐渐削弱的行政机构所拥有的权限，而且随着其后经济低速增长时代的到来，以扩张性财政为基础的政府资源以及政策空间受到限制，为保护自己的权限，行政官僚寻求执政党的支持；已经逐渐熟悉决策过程的自民党，亦希望继续维持通过利益分配巩固选举地盘的方式；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则利用正常的或非正常的渠道向行政官僚与执政党施加政治影响力，三者结成对经济发展具有消极影响的互利性同盟。例如泡沫经济形成之初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进行投资甚至投机活动时，大藏省不仅没有制止这种行为，反而鼓励各银行及金融机构扩大贷款额，甚至再三批评北海道的民间北洋银行贷款不积极。为推动“农协”系统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不动产业，在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推动下，大藏省不惜与“农协”的主管部门达成保障农协系统金融机构回收贷款资金的协议，结果造成不动产和股票价格的急剧上涨，人为地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因此，必须对旧有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二、政治改革与政界重组
1993年8月成立的八党派联合政权是在“政治改革”的旗号下聚集在一起的，因而很快在以选举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政治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政治改革方案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在野的自民党，因为该党要求实施对其有利的以小选区为中心的选举制度。细川首相与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举行最高级会谈，联合政权向自民党做出了许多让步，终于在临时国会的最后一天、即1994年1月29日，国会两院勉强通过了政治改革四法案。
政治改革四法案分别是《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以及《众议院议员选区划分审议会设置法案》。《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就公职选举法中有关众议院议员的选举部分进行了修改，其主要内容为：将过去的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区并立制；众议院议员的定额从为500名，其中300名来自小选区，200名来自比例代表区；全国划为300个小选区和11个比例代表区。小选区选举一名议员，比例代表区选举数量不等的复数议员；在小选区的候选人应由“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或“在最近一次国政选举中得票率为2％以上”的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提名，未具备上述条件的候选人可以个人名义参加竞选；在比例代表区方面，提出候选人名簿的组织除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或政治团体外，在该比例代表区内拥有议员定额20％以上候选人的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亦可提出候选人名簿。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区可以重复推荐同一个候选人；选民在选举众议院议员时，要同时投两张选票，一张投给小选区的某个候选人，另外一张投给比例代表区的某个政党。选票上分别印有候选人或政党的名字，画圈即可。
《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的目的是为确保公职候选人筹资活动的正当性以及《政治资金限制法》实施的实效性，主要内容为以政党为中心筹措政治资金、加强对向公职人员的政治活动提供政治资金的限制、强化政治捐款的公开化、明确政治捐款的对象、强化违法现象的处罚规则等。
《政党助成法案》的宗旨是通过国家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促使政党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消除政治腐败现象。该法规定接受政府补助金的政党应是“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的政治团体”或“拥有国会众参两院议员且在最近一次大选、参议院议员最近一次通常选举或前一次通常选举中得票率为 2％以上”的政治团体；向政党提供的补助金总额按照最近一次国情调查统计的人口总数，以每人250日元计算。每个政党应得的补助金数额按照每年1月1日该党所属议员数额以及国家级选举中的得票数算定；对政党补助金的使用状况没有特别规定，但各政党必须提交公开记录其使用状况的报告书。如果政党发生分裂或合并，将按照分裂或合并后的状况支付政党补助金；如果冒领补助金或未提交报告书，将停止向该党交付补助金，并追回已领取的补助金。
细川首相上台以后明确表示过去日本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并为此进行道歉，获得国际社会的好评。在对美国进行访问时以强硬的态度抵制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压力，成为战后首位对美说“不”的首相，受到国内舆论界的赞扬。但是，细川政权的基础十分脆弱，其率领的日本新党只有35个众议院席位，不仅八党派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处处受到官僚机构的干扰。在官僚的操纵下，细川首相突然提出征收福利税，遭到反对后又迅速收回，因而激化了各方的矛盾，自民党趁机揭露细川本人曾暗中接受企业捐款的违法行为。1994年4月细川内阁被迫集体辞职。此后成立的羽田孜内阁因社会党、新党魁党退出联合政权而成为少数党政权，所以在国会通过政府预算方案后宣布辞职。自民党趁机以推荐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担任首相为条件，在同年6月与社会党、新党魁党组成联合政权。
过去的宿敌成为执政伙伴对社会党来讲无疑是自杀行为，因为该党被迫放弃过去在自卫队违宪、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利用核能等问题上的立场。另外在其执政期间出现了许多突发事件，由于处理不及时，因而严重地损害了该党的形象。同年10月，内阁会议决定提高消费税税率；12月，以新生党为中心的多数在野党联合组成新进党，共有215名众参两院议员；1995年1月，发生阪神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6000余名；3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毒气，伤亡超过5000人；4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到80：1；7月，社会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席位从61个下降到38个；11月，驻冲绳美军强奸日本女小学生，引起全国震惊。因此，到1996年1月，身心疲惫的村山富市将首相职务让给自民党新总裁桥本龙太郎，并将社会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
三、六大改革与经济低迷
雄心勃勃的桥本上台后仍然维持了三党联合政权，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许多断然的措施。首先排除在野党的抵抗，通过向住宅金融机构提供6850亿日元公共资金的法案；其次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并发表强化日美安保体制的共同声明；7月，以政府首相的名义参拜靖国神社；10月，不顾执政伙伴的反对，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然后组成自民党单独政权；11月，成立行政改革会议，推进行政改革。1997年初，桥本首相又提出六大改革的口号，即同时进行行政改革、财政结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和教育改革。1997年4月，不仅实施了紧缩性的政府预算方案，而且正式实施税率为5%的消费税，并取消了一些所得税的优惠减免政策。这些措施严重打击了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日本经济，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负的11%。尽管此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危机征兆，但政府还是在同年9月向国会提交了以大幅度压缩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改革法》，并很快通过国会的审议，准备从12月开始实施。
1997年11月，日本第十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因巨额不动产贷款无法收回而倒闭，同时，四大证券之一的山一证券也因巨额债务而倒闭。12月17日，桥本首相宣布放弃紧缩财政计划，大幅度减免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但20日大藏省公布的下一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中仍然没有扩张型财政的内容。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自民党在1998年3月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涉及金额高达16万亿日元，相当于新政府预算的20%，主要用于公共投资。4月，桥本首相再次宣布大幅度削减所得税，并正式启动经济刺激方案，但市场没有任何反应，日元汇率与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桥本首相引咎辞职。
1998年8月，小渊惠三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同时成为政府首相。其内阁成立后立即冻结《财政改革法》，扩大公共开支并大规模减税，对中小企业采取援助措施，官定利率也下调到世界金融史上绝无仅有的“零利率”。至此，日本经济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1999年1月，自民党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权，并在国会中通过了诸如《周边事态法》、《国旗国歌法》、《监听通讯法》等重要法案。同年10月，公明党参加到联合政权中，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席位超过三分之二。2000年4月，小渊因病突然去世，自民党各派密室协商后决定由森喜郎接任首相职务。森不仅能力有限，而且不思进取，因发表“日本是神之国”言论而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甚至在接到美国潜水艇撞翻日本实习渔船的信息后仍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其内阁支持率一度下降到9%。更重要的是，其内阁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只是在2001年1月按计划启动了新的行政机构，即将过去的1府22个省厅改为1府12个省厅。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以“改造自民党”、“进行结构改革”为招牌而获得较高支持率的小泉政权虽然在改革方面进展不大，但在对外政策方面却获得不少进展。首先利用美国受到恐怖袭击的事件在同年10月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反恐怖三法案》，将“专守防卫”的自卫队派往印度洋，支援美国对阿富汗进行的战争；2002年9月，作为战后首位访问朝鲜的日本首相，与朝鲜领导人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但因“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与“朝鲜核开发问题”，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受阻；2003年1月，美国和英国绕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后，小泉政权不仅在国会通过了带有建立战时体制色彩的《有事三法案》，而且坚定不移地支持美国的对伊战争，并在7月通过了支援驻伊美军的《伊拉克战后重建支援法案》，计划将自卫队派往仍有战斗的伊拉克。9月，小泉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在10月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结果自民党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席位，并在吸收无党派议员的基础上超过240半数席位，吸收了自由党的民主党席位增加40个，为177个，公明党增加到36个席位，共产党、民社党、保守新党席位大减，初步出现两党制的形态。
第六节 社会思潮及其文化
一、60年代以前的和平主义
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在日本实施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对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国民亲身经历的战争灾难、特别是作为唯一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自然产生追求和平与民主的意识。1945年12月，美国战略攻击调查团在日本所做的舆论调查表明，普通日本人在回答如何看待战败时，最多的答案是“日本将变成和平国家”及“要清除军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统治”，占22%，难以回答和不清楚的也占22%，主张“要使日本更加民主”的占20%，主张“削弱地主以及垄断资本家的力量”、“消除阶级差别”的占12%。另外，根据《每日新闻》在1946年5月27日做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放弃战争条款是必要的”高达70%，认为不必要的仅占28%。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吉田茂首相在国会答辩中认为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条款意味着日本甚至放弃了自卫权。
与此同时，战时许多被解职的具有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教坛或再次活跃在舆论界，例如东京大学的矢内原忠雄、大内兵卫，京都大学的泷川幸辰，另外许多信奉自由主义的杂志复刊或创刊，例如《中央公论》、《改造》、《世界》等，形成了自由探讨问题的舆论阵地，并产生了丸山真男的政治学、川岛武宜的社会学、大?久雄的经济史学，特别是发表在1946年5月号《世界》上的丸山真男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对战前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结构与心理基础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并与西欧的政治思想史加以比较，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1950年，围绕对日媾和问题，以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教授大内兵卫、《世界》主编吉野源三郎、知名学者安倍能成为中心组成“和平问题研究会”，并发表了《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明确提出“全面媾和、经济自立、中立不可侵犯、反对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四项主张。
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反思战争、追求和平的作品。例如描述原子弹轰炸灾难的小说有永井隆的《长崎的钟》、太田洋子的《横尸遍野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等，反映战争残酷及其精神后遗症的小说有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大佛次郎的《归乡》等，电影作品有《广岛》、《待到重逢时》、《二十四只眼睛》等。
1960年的“反安保斗争”是和平主义思潮的最大体现，尽管此后和平主义思潮逐渐低落下去，但在进入70年代之前，仍然是占社会主流的思潮，正如以恢复战前天皇制结构为目标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在煽动自卫队进行暴乱未成而剖腹自杀那样。另外，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也在60年代后半期得到迅速发展，例如1965年2月，阿部知二、中野好夫及日高六郎等文化界人士呼吁的反对侵越国民行动日，仅主会场参加人数就有7万人，日本各地的游行示威达到反安保斗争以来的最大规模。
二、70年代盛行的保守主义
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其直接后果是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并因此导致社会阶层的趋同性和思想意识的保守性。具体地说，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中间阶层或中流意识增强，维持现存体制和秩序的意识浓厚。
最初对日本的中间阶层进行学术性分析的是美国学者沃格尔，他在对日本的六个家庭进行为期三年的实际调查后写成《日本的新中间阶层》一书，指出“日本业已构成新的社会秩序。旧中间阶层是指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而新中间阶层则以各种白领阶层为主。1955年以来，旧中间阶层已经逐步地开始社会性的衰落，新中间阶层却在逐步成长壮大。”正如日本学者村上泰亮在《新中间阶层》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已在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中产阶层意识直接导致了50年代及60年代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在政治目标和社会运动取向上的历史使命的终结，虽然反对战争特别是防止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的心理防线依然存在，但运动形式的锋芒已被歌舞升平的景象所磨灭。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与进一步追求，和平民主主义的地位已经从公开的政治斗争转化为维持和发展和平生活的社会心理。
意识的保守化使追求和平运动朝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是绝大多数国民关心自己身边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和预防公害、保护自然环境、消费者运动等。1971年在东京进行的一次舆论调查表明，40%的人表示将参加当地居民发起的保护生活环境方面的运动，24%的人表示予以声援和支持。这类运动由于得到了媒体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人们开始远离政治，在国家级的选举中投票率逐渐降低；另一方面，人们热衷于地域政治，推动了革新自治体的出现。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显示了国民追求生活的意识与行为，从1956年到1975年，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利益的国民下降了一半，持反对立场的人从36%上升到53%；1977年的舆论调查表明，日本国民整体对生活的满足度高达85%，特别是过去支持革新政党的新中间阶层和青年人群体，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不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对社会的满足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一个追求和平运动的极端是极少数国民、特别是在60年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走向暴力行动，并出现了“中核派”、“赤军派”等极端组织。1970年3月，赤军派成员劫持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淀”号前往朝鲜；1972年2月，“联合赤军”成员占据轻井泽的浅间山庄，与警方进行枪战；1974年8月，东京三菱重工总公司大楼被炸，造成200多人伤亡，“东亚反日武装阵线”宣称对此事负责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村上龙的《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等颓废作品。1976年出版的这部小说描写聚集在横田美军基地的一群日本青年，吸毒酗酒，沉溺于糜烂的性生活和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
三、80年代以后的民族主义
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民族主义思潮也高涨起来。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的《再见了，亚洲》（1986年）、原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与他人合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三部曲（1989～1991年）等鼓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畅销书一版再版以及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结果正是反映了其意识的增长。例如72％的接受调查者支持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有80％的国民认为日本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另外，民族主义思潮还表现在否定甚至美化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上。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抹杀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即使被罢免官职或者被迫辞职也在所不辞。例如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村山富市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文部大臣岛村宜伸以及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等。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得到充分的表演。围绕原日本社会党提出的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战决议”，各种右翼政治势力纷纷登台亮相，竭尽全力加以抵制。200多名以奥野诚亮为首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包括永野茂门在内的几十名新进党国会议员组成“正确传达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反对在国会中通过这样的决议。在社会上，以日本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为会长的民间团体“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拥有会员500多万，支持该团体的国会议员近300 名）也不断举行紧急集会并发起署名运动，要求国会在决议中不能使用“殖民统治”、“侵略”、“反省”和“领土扩张”等词句。正是在他们的反对下，国会众议院在新进党议员缺席抵制、与会议员刚过半数的情况下通过了不伦不类的“战后50周年决议”，其暧昧的措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即使如此，奥野诚亮等人仍表示“绝不能容忍单方面为日本定罪的这项决议”，“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则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该决议“把错误的历史观强加给国民、亵渎先人的血泪史和践踏国民反对决议的意志”。同一时期，由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桥本龙太郎、奥野诚亮、樱内义雄等为顾问，山中贞则为委员长）编辑出版了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声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
另外，日本政治家们还通过在“8.15” 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来表示对侵略战争历史的看法，因为神社内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外战争中死去的250万官兵，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自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现任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尽管受到曾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东亚各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但每年 8月15日都有为数众多的内阁成员和政治家去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11月，执政的自民党的外交调查会和外交小组委员会联席会议甚至提出让来访的外国元首等要人参拜靖国神社。虽然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政治家的赞同，但在由自民党和自由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现会长为绵贯民辅）的极力推动下，1998年初执政的自民党终于将实现国家公职人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作为该党本年度的活动方针。2001年4月小泉上台以来，每年都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
在文化教育领域，近几年来以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大肆鼓吹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历史翻案的“自由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来自美国占领当局改造日本思想计划的“东京审判史观”和基于原苏联国家利益的“共产国际史观”，并在这两种史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否定日本国家”的历史意识。因此，应在国民中间进行“对本国历史充满自豪的”以及“值得骄傲的”教育，而不是上述否定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这些人组成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从1996年1月15日起在《产经新闻》上连载“教科书中未教过的历史”，并在当年底汇集成书出版，颇为畅销。1998年，小林善纪的《战争论》出版，这部否认侵华战争，妖魔化中国的漫画书成为畅销书。2000年5月，一部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电影在日本上演，这部耗资15亿日元（约合1100万美元）的影片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为主线，着力描写法庭审判“缺乏公正”，宣染东京审判“不是实现正义，而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等。影片的制作者公开宣称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改变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达到“日本没有进行过侵略战争”的共识。
第四节 政治大国的动向
一、70年代的动荡
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较大变化。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其国际收支恶化，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的固定汇率难以为继，而且日本和德国因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加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引起美国的不满，特别是佐藤内阁未能在纤维贸易问题上及时向美国作出让步，并长时间地拖延该问题的解决，致使美国政府在事先并未通告日本的情况下，于1971年7月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接着尼克松总统在8月发表了“新经济政策”的声明，其主要内容为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此举迫使日元升值17%，坚持了22年的固定汇率制随之瓦解。内外交困的佐藤首相不得不在1972年6月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的职务。
继佐藤荣作之后任政府首相的是既无大学学历、亦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田中角荣，平民出身且年轻有为的田中受到厌倦佐藤长期政权的国民的普遍欢迎，其内阁支持率创历史最高。田中首相在9月25日访问了北京，并同中国政府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尽管田中内阁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和支持，但在同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惨遭失败，比选举前减少28个议席，只得到271个，是建党以来的最低数字。相反，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别增加31个和24个议席。自民党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革新势力的继续增长、“列岛改造论”（新建一批中小城市以调整产业布局，解决人口过于集中特定大城市问题）引发的物价上涨以及党内的矛盾。此后田中内阁为推动列岛改造计划而制定了大规模的1973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一般会计的预算总额比上一年度的最初预算总额增加了25%，增长率是战后最高的，公共事业费比上一年度增加32%，结果进一步刺激了通货膨胀。另外，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上涨，日本国内物价如脱缰之马飞速上涨，并引发抢购风潮。田中内阁的支持率从成立之初的62%下降到1973年11月的22%。1974年10月，《文艺春秋》杂志刊登了评论家立花隆的文章，揭露了田中经营的企业内幕及其收集、分配政治资金的不正当手段。社会舆论对田中的批判骤然增加，其内阁支持率进一步下降到12%，不支持率上升为69%，田中在万般无奈的状况下不得不宣布辞职。
自民党推出三木武夫作为田中之后的政府首相，是希望借助其“清廉”、“诚实”的形象恢复该党在国民中的威信。尽管三木上台后对《政治资金限制法》和《公职选举法》进行修改，以便消除“金权政治”，但这位曾参加过社会党政权的资本主义修正者希望通过修改《禁止垄断法》限制大企业不正当经济活动以及利用追究“洛克希德事件”（美国飞机制造商向日本政界人士进行贿赂以推销其飞机）打击田中派势力的做法引起“财界”和自民党内的强烈反对，而且三木拒绝给予国营企业工人罢工权以及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遭到在野党和普通国民的不满，于是在一片“倒三木”的呼声中下台。
1976年12月，年逾古稀的福田赳夫终于登上自民党总裁与政府首相的宝座，由于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刚过半数，而且经济尚未恢复，福田不得不在“协调与合作”的口号下惨淡经营其政权，因得到大平正芳派的支持，避免了1977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保革议席逆转的局面。但福田与大平的合作关系很快因下一届总裁选举而演变成对抗关系，在田中派的大力支持下，大平在首次实施的自民党总裁预选中胜出，福田再次败在田中手下。大平政权仍不稳定，因计划导入消费税及政府特殊法人建设公团谎报差旅费等问题，使自民党在1979年10月的大选中再次惨遭失败，党内矛盾骤然激化，选举后40天竟然向国会提出福田和大平两名首相候选人。尽管最终大平获得再次组阁的权力，但半年后自民党反主流派配合在野党的行动，在国会中通过对大平内阁的不信任案，迫使后者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只因大平在竞选活动中突然发病去世而获得选民的同情，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均获得稳定多数议席。其后的铃木善幸内阁为推动行政、财政改革而成立了“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但在实际行动上没有大的进展，而且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有所失言，执政两年后自动交出政权，中曾根康弘脱颖而出。
整个70年代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同时也因内部矛盾，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席位经常在半数上下波动，这种“朝野伯仲”的局面刺激了在野党的执政取向，因而多次提出排除自民党的联合政权构想，但因各自的意识形态以及内部矛盾等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的国民迅速增加，受其影响最大的是革新政党。因此，从70年代末开始，地方革新自治体急剧减少。
在外交方面，除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外，加强日美关系仍然是70年代各届内阁的主要外交活动。1974年福特作为第一位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到达东京，1975年日本天皇也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访美，但日美贸易摩擦却愈演愈烈。1974年1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南亚各国，因日本商品和资本大举进入该地区引起的摩擦使当时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浪潮。为此，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东南亚六国时，在马尼拉发表了被称为“福田主义”的演说，即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建立相互信赖关系、加强合作以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等。另外，在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的基础上，1978年中国与日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二、战后政治总决算
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遭到战后最严重的打击，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造成1974年度经济增长率为负的1.3%。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3月，工矿业生产指数从最高点下降20.6%，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减少27.2%，商品库存增长47.8%，股票价格下跌29.7%，倒闭的企业达11681家，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达到112万人。为克服经济危机，政府实施了诸多产业政策，例如调整长期萧条产业、调整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以节能和开发石油替代能源的综合能源对策、资助尖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并扶植有关产业、限制公害和中小企业对策等。与此同时，面向出口的大制造业企业多依靠本身的努力，克服了经济危机及其后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生产与销售困境。这些努力包括通过实现节少能源与节省劳力的投入要素的最佳配合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贯彻质量管理、适应多样化需求改进产品与开发新产品、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并向经营多样化和向尖端技术领域发展、扩大旨在实现上述目的的研究开发投资等。正因如此，日本经济很快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并顺利地渡过1979年开始出现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不仅产业结构上升到以汽车、电气机械、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业为中心，而且稳定增长的速度也超过西方其他发达国家。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及外汇储备均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1982年12月中曾根上台后立即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用中曾根本人的话讲，“我说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对过去的检查与修正，从占领政治到今天，有好的一面和应该修正轨道的一面。”实际上，中曾根所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最终目标是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为此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领域均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力图建立与政治大国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
首先在行政机构方面，将原行政管理厅和总理府的大部分机构合并成新的总务厅，加强编制和人事方面的综合协调能力。同时修改了《国家行政组织法》，把原来需根据法律设置各种审议会和各省厅的机构，改为由内阁政令设置，既方便对省厅内部机构的改组，又加强了首相的权力。此外，还对中央政府的地方派出机构进行了精简；其次在国营企业民营化方面，对国营铁路公司、电信电话公司和专卖公司进行分割股份化，并加以出售，以达到民营化的目的。在减少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外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实行养老金制度一元化，并通过提高缴纳数额、减少领取数额以及提高领取年龄的方式减少政府负担。与此同时，还废除老人医疗免费制度，提高健康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负担率，减轻国库负担；在改革行政业务手续方面，通过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等形式，放松对企业和居民经济活动的限制。其中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约390项，委托转让权限260项，移交和简化机关委任事务约120项；在教育方面，除加强重视个性、培养创造力之外，还提出教育的开放及国际化，并计划到2000年接纳10万外国留学生。但是，中曾根政权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不仅未对立法机构存在的国会审议活动形式化、政党活动非制度化等弊病进行必要的变革，即使在行政财政改革方面也未获得真正的成功。国债发行余额从1982年中曾根上台时的90万亿日元增加到1987年其下台时的150万亿日元，政府所拥有的审批权限也从1985年12月的10054项限制增加到1989年3月的10278项。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曾根首相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关系。1983年初，中曾根访美时声称日本列岛是抵御外来武力攻击的“不沉航空母舰”，一旦有事将“封锁四海峡”。为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积极采取将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转化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政策，降低关税，改善进口制度，开放国内市场。为配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中曾根政权的防卫费也突破了1976年三木内阁时规定的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中曾根政权过于注重对美关系，因而在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上出现了不少摩擦。尽管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并宣布向中国提供第二次日元贷款，但在1985年8月15日作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再次出现掩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事件，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将“光华寮”判给台湾当局等，不仅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障碍性因素，而且也引起其他亚洲邻国的不满。
虽然中曾根政权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但中曾根善于利用媒体加以渲染，因而受到国民的支持。1986年7月6日，众参两院同日举行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分别增加45个和11个议席，因不满田中角荣“金权政治”而在1976年离党组织“新自由俱乐部”的河野洋平等人重新回到自民党。在此形势下，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全体会议决定修改党章，破例决定中曾根的总裁任期延长一年。中曾根也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导入大型间接税，以解决严重的政府财政赤字问题，但因在野党和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下，销售税法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1987年10月，中曾根指定竹下登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
三、政治资金丑闻
竹下登之所以被中曾根指定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是因为其率领着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而且在组织内阁时充分照顾到各派系的平衡，所以被舆论看作为具有相当实力的政权。竹下执政之初，依靠其擅长的党内外协调能力，不仅在1988年6月与美国达成牛肉、柑橘进口自由化的协议，而且在同年12月通过了税率为3%的消费税，实现了自民党多年的夙愿。但是，“利库路特案”的曝光严重地打击了竹下政权。
1988年7月6日，《朝日新闻》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以及现任内阁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等政界要人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未上市股票的内幕。同一天出版的《朝日周刊》报道了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森田康也曾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的未上市股票，迫使森田在当天辞去社长职务，利库路特公司的会长江副浩正亦辞去会长职务以消除舆论的压力。第二天的《朝日新闻》又继续报道了现任首相竹下登的秘书购买未上市股票之事，结果竹下首相成为反对党的攻击对象。8月1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领导该党与其他在野党一道向竹下首相就其事提出质问。9月5日，社会民主联合国会议员?崎弥之助出示了“日本电视”拍摄的利库路特公司社长室室长松原弘向其行贿500万日元、作为不在国会追究此案报酬的录象带，结果形势急转直下，大批政界人士纷纷落网。最后导致竹下登首相、宫泽喜一大藏大臣、长谷川峻法务大臣、原田宪经济企划厅长官、安倍自民党干事长等要人的辞职以及自民党国会议员藤波孝生、公明党国会议员池田克也、劳动省政务次官加藤孝因收贿罪被起诉。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因病去世，新天皇继位，年号改为“平成”。在竹下派的操纵下，6月9日，原外交大臣宇野宗佑被指定为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这位政治能力有限的首相上台伊始就遭到桃色事件的困扰。再加上消费税、农产品进口自由化以及利库路特事件的影响，自民党在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其席位从142个下降到109个，远不到参议院252个总席位的半数，出现“朝野逆转”局面，宇野首相被迫引咎辞职。同年8月8日，经过选举，党内小派系出身的海部俊树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
海部内阁上台以后，提出推进政治改革的主张，同时表示妥善处理消费税及农产品进口自由化问题，以便改善自民党的形象，恢复国民对自民党的信任和支持。在组阁时全部起用新人，并特意任命两位女性大臣。因此，尽管1990年2月举行的大选中，女性党首土井多贺子率领的社会党获得大胜，其席位从83个增加到136个，但自民党仍然保持了过半数的稳定多数席位。
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989年美苏首脑马耳他会谈标志着冷战体制的结束，同时在东欧地区出现了民主化运动。作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资本输出国和政府开发援助提供国。海部内阁充分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海部首相出访了19个国家，其中三次赴美访问。特别是在1990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海部政权不仅先后向海湾周边国家和多国部队提供130亿美元的援助，并向海湾地区派遣航空自卫队运送难民，派遣海上自卫队清除水雷。同时，海部内阁向国会提交了派遣人员去中东地区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未能得到通过，尽管此后又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PKO法案”）。但由于《政治改革相关三法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海部不得不放弃再次竞选自民党总裁的设想。
1991年11月，宫泽喜一当选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尽管遭到在野党的反对，但在接受了公明、民社两在野党的修正要求后，“PKO法案”终于通过国会的审议。另外，在宫泽首相的努力下，日本天皇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访华。但与此同时，接二连三的政治资金丑闻进一步增加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宫泽上台不久就出现了其派系成员接受共和公司资金贿赂的“共和事件”，接着在1992年2月，以自民党为中心的多名政治家非法接受佐川快运公司政治资金的“佐川事件”曝光，竹下派领袖人物金丸信因此辞去自民党副总裁以及国会议员的职务；1993年3月因金丸信偷税漏税问题，涉及到多名自民党重量级人物的大型建筑公司贿赂案曝光。国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尽管自民党在3月向国会提出以导入小选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法案，而且宫泽在电视采访节目中也保证通常国会闭幕前通过该法案，但舆论普遍认为自民党没有改革的诚意，在野党趁机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由于积极主张政治改革的小泽一郎、羽田孜和武村正义分别率领44名和10名国会议员准备脱离自民党，因而不信任案得到通过，宫泽首相只好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第40届众议院议员选举的结果，自民党获得223席，虽然保住了选举前的席位，但远不足过半数议席。另外，社会党丧失近半数席位，仅获得70议席；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生党与新党魁党分别获得55席和13席，公明党51席，日本新党35席，民社党和日本共产党各15席，社民联4席等。尽管自民党仍然是国会中的最多席位政党，但在当时“不要错过让自民党下台好时机”的社会氛围下，除自民党、日本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八个党派（即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民社党、新党魁党、社民联及参议院民主改进联盟）组成了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联合政权。
第五节 经济衰退与改革
一、泡沫经济崩溃
为解决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1985年9月，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五国财政部长会议达成美元贬值、德国马克与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1986年4月，日本发表了缓和金融政策以扩大内需的“前川报告”，1987年2月，日本银行将官定利率调到空前低水平的2.5%，政府也在1987年制定了实施大规模公共投资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同时在美国政府的督促下，低利率政策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而造成日元币值迅速上升。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40：1上升到120：1美元。对应付这种局面，面向出口的日本制造业一方面采取计算机及其通讯网络进行生产、销售，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1985年到1990年，无论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方面，还是在工业生产指数的上升方面，日本均超过美国，而且粗钢和汽车的生产量方面，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另一方面，以汽车为中心的日本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迁移资本，通过当地生产及销售的方式对应日元升值及贸易摩擦。
与此同时，在日元升值及低利率政策的推动下，大量富裕资金进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进行投机性投资，由此造成股票及土地价格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经济的增长率。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年均5.7%，而股票、住宅用地、商业用地的价格增长率分别高达31.3%、14.4%和15.6%，这种虚拟资产膨胀速度远远超过实际资产膨胀速度的现象被称为“泡沫经济”。但这种畸形现象不并能持续太长时间，从股市来看，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3128点上升到1989年38915点，此后开始迅速下降，到1992年8月，竟跌到14309点，跌幅高达63.2%，甚至超过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大危机时的数值。同时房地产价格也在迅速下降，降幅在一半以上的地区到处可见，土地与住宅的买卖停滞。不动产价格下降，严重影响了为不动产提供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大量呆帐坏帐形成的不良资产使大批中小金融机构倒闭及大型金融机构负担过重。尽管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0年和1991年，工商业仍然处在强劲的扩张中，设备投资、私人消费和出口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经济增长率在1%以下，企业倒闭及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从“平成景气”转向“平成危机”。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工商企业与金融机构拥有的巨额剩余资金也流往国外，而且多用于购买房地产和娱乐业。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不动产投资只有18．6亿美元，仅占其对美投资总额的9．8％；1986年一年内 增 3倍，达到75．3亿美元，占当年直接投资总额的28％；1987年不动产投资增加70％，达到127．7亿美元，占直接投资总额的41．2％；1988年进一步增长30％，达 166亿美元，而且当年日本还在美国购买了13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和股票。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归日本所有。在洛杉矶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落到日本人手里；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是来自日本，而且投资的对象集中在不动产方面，从大饭店、高级住宅到一户20万美元的普遍别墅，都是日本购买的对象。在一系列的交易中，最著名的是三菱地产公司以1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座落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美国象征――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电气收购还球电影公司的控股公司MCA等。面对日本金融资本的大肆进攻，一些美国报刊称之为“经济珍珠港”，“没有军队的日本已经获得了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得到的东西――共荣圈”，美国人痛心地大声疾呼，“美利坚被推上了拍卖台”，“日本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硅谷和华尔街的雇主”。但到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美国的大量非生产性投资，即在不动产和金融领域的投资均遭到灭顶主灾，不得不铩羽而归，其原因一方面是国内泡沫经 济的崩溃，另一方面也因在美国的经营不善。据统计，整个90年代初，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亏损共达到70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泡沫经济的出现与崩溃除经济发展本身的原因外，还有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概括地说，为应付70年代初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日本加强了本应逐渐削弱的行政机构所拥有的权限，而且随着其后经济低速增长时代的到来，以扩张性财政为基础的政府资源以及政策空间受到限制，为保护自己的权限，行政官僚寻求执政党的支持；已经逐渐熟悉决策过程的自民党，亦希望继续维持通过利益分配巩固选举地盘的方式；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则利用正常的或非正常的渠道向行政官僚与执政党施加政治影响力，三者结成对经济发展具有消极影响的互利性同盟。例如泡沫经济形成之初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进行投资甚至投机活动时，大藏省不仅没有制止这种行为，反而鼓励各银行及金融机构扩大贷款额，甚至再三批评北海道的民间北洋银行贷款不积极。为推动“农协”系统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不动产业，在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推动下，大藏省不惜与“农协”的主管部门达成保障农协系统金融机构回收贷款资金的协议，结果造成不动产和股票价格的急剧上涨，人为地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因此，必须对旧有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二、政治改革与政界重组
1993年8月成立的八党派联合政权是在“政治改革”的旗号下聚集在一起的，因而很快在以选举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政治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政治改革方案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在野的自民党，因为该党要求实施对其有利的以小选区为中心的选举制度。细川首相与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举行最高级会谈，联合政权向自民党做出了许多让步，终于在临时国会的最后一天、即1994年1月29日，国会两院勉强通过了政治改革四法案。
政治改革四法案分别是《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政党助成法案》以及《众议院议员选区划分审议会设置法案》。《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就公职选举法中有关众议院议员的选举部分进行了修改，其主要内容为：将过去的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区并立制；众议院议员的定额从为500名，其中300名来自小选区，200名来自比例代表区；全国划为300个小选区和11个比例代表区。小选区选举一名议员，比例代表区选举数量不等的复数议员；在小选区的候选人应由“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或“在最近一次国政选举中得票率为2％以上”的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提名，未具备上述条件的候选人可以个人名义参加竞选；在比例代表区方面，提出候选人名簿的组织除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或政治团体外，在该比例代表区内拥有议员定额20％以上候选人的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亦可提出候选人名簿。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区可以重复推荐同一个候选人；选民在选举众议院议员时，要同时投两张选票，一张投给小选区的某个候选人，另外一张投给比例代表区的某个政党。选票上分别印有候选人或政党的名字，画圈即可。
《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的目的是为确保公职候选人筹资活动的正当性以及《政治资金限制法》实施的实效性，主要内容为以政党为中心筹措政治资金、加强对向公职人员的政治活动提供政治资金的限制、强化政治捐款的公开化、明确政治捐款的对象、强化违法现象的处罚规则等。
《政党助成法案》的宗旨是通过国家向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促使政党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消除政治腐败现象。该法规定接受政府补助金的政党应是“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的政治团体”或“拥有国会众参两院议员且在最近一次大选、参议院议员最近一次通常选举或前一次通常选举中得票率为 2％以上”的政治团体；向政党提供的补助金总额按照最近一次国情调查统计的人口总数，以每人250日元计算。每个政党应得的补助金数额按照每年1月1日该党所属议员数额以及国家级选举中的得票数算定；对政党补助金的使用状况没有特别规定，但各政党必须提交公开记录其使用状况的报告书。如果政党发生分裂或合并，将按照分裂或合并后的状况支付政党补助金；如果冒领补助金或未提交报告书，将停止向该党交付补助金，并追回已领取的补助金。
细川首相上台以后明确表示过去日本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并为此进行道歉，获得国际社会的好评。在对美国进行访问时以强硬的态度抵制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压力，成为战后首位对美说“不”的首相，受到国内舆论界的赞扬。但是，细川政权的基础十分脆弱，其率领的日本新党只有35个众议院席位，不仅八党派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处处受到官僚机构的干扰。在官僚的操纵下，细川首相突然提出征收福利税，遭到反对后又迅速收回，因而激化了各方的矛盾，自民党趁机揭露细川本人曾暗中接受企业捐款的违法行为。1994年4月细川内阁被迫集体辞职。此后成立的羽田孜内阁因社会党、新党魁党退出联合政权而成为少数党政权，所以在国会通过政府预算方案后宣布辞职。自民党趁机以推荐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担任首相为条件，在同年6月与社会党、新党魁党组成联合政权。
过去的宿敌成为执政伙伴对社会党来讲无疑是自杀行为，因为该党被迫放弃过去在自卫队违宪、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利用核能等问题上的立场。另外在其执政期间出现了许多突发事件，由于处理不及时，因而严重地损害了该党的形象。同年10月，内阁会议决定提高消费税税率；12月，以新生党为中心的多数在野党联合组成新进党，共有215名众参两院议员；1995年1月，发生阪神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6000余名；3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释放毒气，伤亡超过5000人；4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到80：1；7月，社会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席位从61个下降到38个；11月，驻冲绳美军强奸日本女小学生，引起全国震惊。因此，到1996年1月，身心疲惫的村山富市将首相职务让给自民党新总裁桥本龙太郎，并将社会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
三、六大改革与经济低迷
雄心勃勃的桥本上台后仍然维持了三党联合政权，并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了许多断然的措施。首先排除在野党的抵抗，通过向住宅金融机构提供6850亿日元公共资金的法案；其次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并发表强化日美安保体制的共同声明；7月，以政府首相的名义参拜靖国神社；10月，不顾执政伙伴的反对，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然后组成自民党单独政权；11月，成立行政改革会议，推进行政改革。1997年初，桥本首相又提出六大改革的口号，即同时进行行政改革、财政结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和教育改革。1997年4月，不仅实施了紧缩性的政府预算方案，而且正式实施税率为5%的消费税，并取消了一些所得税的优惠减免政策。这些措施严重打击了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日本经济，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负的11%。尽管此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危机征兆，但政府还是在同年9月向国会提交了以大幅度压缩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改革法》，并很快通过国会的审议，准备从12月开始实施。
1997年11月，日本第十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因巨额不动产贷款无法收回而倒闭，同时，四大证券之一的山一证券也因巨额债务而倒闭。12月17日，桥本首相宣布放弃紧缩财政计划，大幅度减免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但20日大藏省公布的下一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中仍然没有扩张型财政的内容。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自民党在1998年3月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涉及金额高达16万亿日元，相当于新政府预算的20%，主要用于公共投资。4月，桥本首相再次宣布大幅度削减所得税，并正式启动经济刺激方案，但市场没有任何反应，日元汇率与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桥本首相引咎辞职。
1998年8月，小渊惠三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同时成为政府首相。其内阁成立后立即冻结《财政改革法》，扩大公共开支并大规模减税，对中小企业采取援助措施，官定利率也下调到世界金融史上绝无仅有的“零利率”。至此，日本经济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1999年1月，自民党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权，并在国会中通过了诸如《周边事态法》、《国旗国歌法》、《监听通讯法》等重要法案。同年10月，公明党参加到联合政权中，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席位超过三分之二。2000年4月，小渊因病突然去世，自民党各派密室协商后决定由森喜郎接任首相职务。森不仅能力有限，而且不思进取，因发表“日本是神之国”言论而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甚至在接到美国潜水艇撞翻日本实习渔船的信息后仍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其内阁支持率一度下降到9%。更重要的是，其内阁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只是在2001年1月按计划启动了新的行政机构，即将过去的1府22个省厅改为1府12个省厅。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以“改造自民党”、“进行结构改革”为招牌而获得较高支持率的小泉政权虽然在改革方面进展不大，但在对外政策方面却获得不少进展。首先利用美国受到恐怖袭击的事件在同年10月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反恐怖三法案》，将“专守防卫”的自卫队派往印度洋，支援美国对阿富汗进行的战争；2002年9月，作为战后首位访问朝鲜的日本首相，与朝鲜领导人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但因“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与“朝鲜核开发问题”，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受阻；2003年1月，美国和英国绕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后，小泉政权不仅在国会通过了带有建立战时体制色彩的《有事三法案》，而且坚定不移地支持美国的对伊战争，并在7月通过了支援驻伊美军的《伊拉克战后重建支援法案》，计划将自卫队派往仍有战斗的伊拉克。9月，小泉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在10月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结果自民党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席位，并在吸收无党派议员的基础上超过240半数席位，吸收了自由党的民主党席位增加40个，为177个，公明党增加到36个席位，共产党、民社党、保守新党席位大减，初步出现两党制的形态。
第六节 社会思潮及其文化
一、60年代以前的和平主义
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在日本实施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对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国民亲身经历的战争灾难、特别是作为唯一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自然产生追求和平与民主的意识。1945年12月，美国战略攻击调查团在日本所做的舆论调查表明，普通日本人在回答如何看待战败时，最多的答案是“日本将变成和平国家”及“要清除军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统治”，占22%，难以回答和不清楚的也占22%，主张“要使日本更加民主”的占20%，主张“削弱地主以及垄断资本家的力量”、“消除阶级差别”的占12%。另外，根据《每日新闻》在1946年5月27日做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放弃战争条款是必要的”高达70%，认为不必要的仅占28%。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吉田茂首相在国会答辩中认为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条款意味着日本甚至放弃了自卫权。
与此同时，战时许多被解职的具有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教坛或再次活跃在舆论界，例如东京大学的矢内原忠雄、大内兵卫，京都大学的泷川幸辰，另外许多信奉自由主义的杂志复刊或创刊，例如《中央公论》、《改造》、《世界》等，形成了自由探讨问题的舆论阵地，并产生了丸山真男的政治学、川岛武宜的社会学、大?久雄的经济史学，特别是发表在1946年5月号《世界》上的丸山真男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对战前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结构与心理基础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并与西欧的政治思想史加以比较，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1950年，围绕对日媾和问题，以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教授大内兵卫、《世界》主编吉野源三郎、知名学者安倍能成为中心组成“和平问题研究会”，并发表了《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明确提出“全面媾和、经济自立、中立不可侵犯、反对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四项主张。
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反思战争、追求和平的作品。例如描述原子弹轰炸灾难的小说有永井隆的《长崎的钟》、太田洋子的《横尸遍野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等，反映战争残酷及其精神后遗症的小说有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大佛次郎的《归乡》等，电影作品有《广岛》、《待到重逢时》、《二十四只眼睛》等。
1960年的“反安保斗争”是和平主义思潮的最大体现，尽管此后和平主义思潮逐渐低落下去，但在进入70年代之前，仍然是占社会主流的思潮，正如以恢复战前天皇制结构为目标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在煽动自卫队进行暴乱未成而剖腹自杀那样。另外，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也在60年代后半期得到迅速发展，例如1965年2月，阿部知二、中野好夫及日高六郎等文化界人士呼吁的反对侵越国民行动日，仅主会场参加人数就有7万人，日本各地的游行示威达到反安保斗争以来的最大规模。
二、70年代盛行的保守主义
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其直接后果是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并因此导致社会阶层的趋同性和思想意识的保守性。具体地说，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中间阶层或中流意识增强，维持现存体制和秩序的意识浓厚。
最初对日本的中间阶层进行学术性分析的是美国学者沃格尔，他在对日本的六个家庭进行为期三年的实际调查后写成《日本的新中间阶层》一书，指出“日本业已构成新的社会秩序。旧中间阶层是指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而新中间阶层则以各种白领阶层为主。1955年以来，旧中间阶层已经逐步地开始社会性的衰落，新中间阶层却在逐步成长壮大。”正如日本学者村上泰亮在《新中间阶层》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已在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中产阶层意识直接导致了50年代及60年代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在政治目标和社会运动取向上的历史使命的终结，虽然反对战争特别是防止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的心理防线依然存在，但运动形式的锋芒已被歌舞升平的景象所磨灭。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与进一步追求，和平民主主义的地位已经从公开的政治斗争转化为维持和发展和平生活的社会心理。
意识的保守化使追求和平运动朝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是绝大多数国民关心自己身边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和预防公害、保护自然环境、消费者运动等。1971年在东京进行的一次舆论调查表明，40%的人表示将参加当地居民发起的保护生活环境方面的运动，24%的人表示予以声援和支持。这类运动由于得到了媒体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人们开始远离政治，在国家级的选举中投票率逐渐降低；另一方面，人们热衷于地域政治，推动了革新自治体的出现。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显示了国民追求生活的意识与行为，从1956年到1975年，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利益的国民下降了一半，持反对立场的人从36%上升到53%；1977年的舆论调查表明，日本国民整体对生活的满足度高达85%，特别是过去支持革新政党的新中间阶层和青年人群体，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不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对社会的满足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一个追求和平运动的极端是极少数国民、特别是在60年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走向暴力行动，并出现了“中核派”、“赤军派”等极端组织。1970年3月，赤军派成员劫持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淀”号前往朝鲜；1972年2月，“联合赤军”成员占据轻井泽的浅间山庄，与警方进行枪战；1974年8月，东京三菱重工总公司大楼被炸，造成200多人伤亡，“东亚反日武装阵线”宣称对此事负责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村上龙的《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等颓废作品。1976年出版的这部小说描写聚集在横田美军基地的一群日本青年，吸毒酗酒，沉溺于糜烂的性生活和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
三、80年代以后的民族主义
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民族主义思潮也高涨起来。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的《再见了，亚洲》（1986年）、原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与他人合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三部曲（1989～1991年）等鼓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畅销书一版再版以及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结果正是反映了其意识的增长。例如72％的接受调查者支持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有80％的国民认为日本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另外，民族主义思潮还表现在否定甚至美化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上。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抹杀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即使被罢免官职或者被迫辞职也在所不辞。例如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村山富市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文部大臣岛村宜伸以及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等。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得到充分的表演。围绕原日本社会党提出的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战决议”，各种右翼政治势力纷纷登台亮相，竭尽全力加以抵制。200多名以奥野诚亮为首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包括永野茂门在内的几十名新进党国会议员组成“正确传达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反对在国会中通过这样的决议。在社会上，以日本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为会长的民间团体“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拥有会员500多万，支持该团体的国会议员近300 名）也不断举行紧急集会并发起署名运动，要求国会在决议中不能使用“殖民统治”、“侵略”、“反省”和“领土扩张”等词句。正是在他们的反对下，国会众议院在新进党议员缺席抵制、与会议员刚过半数的情况下通过了不伦不类的“战后50周年决议”，其暧昧的措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即使如此，奥野诚亮等人仍表示“绝不能容忍单方面为日本定罪的这项决议”，“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则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该决议“把错误的历史观强加给国民、亵渎先人的血泪史和践踏国民反对决议的意志”。同一时期，由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桥本龙太郎、奥野诚亮、樱内义雄等为顾问，山中贞则为委员长）编辑出版了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声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
另外，日本政治家们还通过在“8.15” 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来表示对侵略战争历史的看法，因为神社内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外战争中死去的250万官兵，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自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现任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尽管受到曾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东亚各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但每年 8月15日都有为数众多的内阁成员和政治家去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11月，执政的自民党的外交调查会和外交小组委员会联席会议甚至提出让来访的外国元首等要人参拜靖国神社。虽然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政治家的赞同，但在由自民党和自由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现会长为绵贯民辅）的极力推动下，1998年初执政的自民党终于将实现国家公职人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作为该党本年度的活动方针。2001年4月小泉上台以来，每年都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
在文化教育领域，近几年来以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大肆鼓吹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历史翻案的“自由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来自美国占领当局改造日本思想计划的“东京审判史观”和基于原苏联国家利益的“共产国际史观”，并在这两种史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否定日本国家”的历史意识。因此，应在国民中间进行“对本国历史充满自豪的”以及“值得骄傲的”教育，而不是上述否定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这些人组成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从1996年1月15日起在《产经新闻》上连载“教科书中未教过的历史”，并在当年底汇集成书出版，颇为畅销。1998年，小林善纪的《战争论》出版，这部否认侵华战争，妖魔化中国的漫画书成为畅销书。2000年5月，一部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电影在日本上演，这部耗资15亿日元（约合1100万美元）的影片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为主线，着力描写法庭审判“缺乏公正”，宣染东京审判“不是实现正义，而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等。影片的制作者公开宣称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改变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达到“日本没有进行过侵略战争”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