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和珍君---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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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失去公民权的赵紫阳----拒绝检讨“June 4”质疑社会主义
赵紫阳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不一样.
安详从容-主张柔性处理学潮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有我无敌的斗争家，他们为斗争而生存，靠斗争而崛起，在斗争中享受乐趣；赵紫阳不是。陈独秀和瞿秋白是诗人，他们把美丽的理想献给世人，自己则在激越或者低迷的心海中沉浮；赵紫阳又不是。赵紫阳甚至和胡耀邦也有所不同。胡擅长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提出动人心弦的口号；但鼓动不是赵的所长。
赵紫阳的风格是安详从容。他习惯于与人为善，和衷共济。他从不疾言厉色，很少慷慨激昂。哪怕中国乱成一团麻，他也有耐心理顺头绪，排难解纷。他习惯于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思考：城市，农村；生产，流通；政府，企业；白领，蓝领；内地，沿海；诸如此类。他也善于启发有关各方，“推己及人”，互谅互让，磋商出比较容易接受的，能够实现的方案来。他不回避妥协──妥协就妥协，只要不倒退，只要能够在妥协中前进。
在风云诡谲的1989年，在邓小平已经把“动乱”的帽子戴到学生头上之后，赵依然心平气和，全力缓解冲突。5月4日他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得到了 5月8日党的常委会和5月10日政治局会议支持，也得到了人大委员长会议赞同，只是在5月17日邓小平再次亲自直接干预之后，局势才逆转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然而，赵仍然尽自己的责任，到天安门广场去劝绝食学生复食。这是他拥有人身自由时所能够做的最后一件事。
中共早期领袖，多数是（当然并不全部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天才；后期核心，不少是（也当然并不统统是）从官场宦海里挤上来的庸人。把赵紫阳和前者区别开来的特点是脚：赵的脚是踏在地面上的，他是一个凡人。把赵紫阳和后者区别开来的特点是眼，他在中国的现实中看到了太多的弊端，他爱这个国家，但非常不爱它的弊端。他也爱他自幼为之献身的共产党，但是他非常不爱“领导一切”，──他自己没有这样说，这是我的观察。
提出疑问-什麽是社会主义？
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先天的敏感：一事当先，必须分清“姓资姓社”，以便划出两军对垒的阵线，发动全党全民，保卫之，或者歼灭之。13岁加入共青团，18岁加入共产党，在抗日、反蒋、土改中度过了青年时代，又在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消磨了壮年岁月的赵紫阳，垂垂老矣，到了1988年，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尊，学童般地在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自己承认：“我说不清楚。”他向别人请教：“谁说得清楚？”
毛式社会主义的定义是说得清楚的：一大二公三计划。因此，即使是穷苦农民，由于一小二私三自发，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尽管是共产党为了酬谢农民而许愿分给他们的一小块地，也非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强行剥夺回来不可。邓式社会主义的定义也应该是说得清楚的：用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现实，加上所有中国人共同富裕的诺言。当然，邓有一句说不出口的潜台词：听党的话就是社会主义，包括剥削和压迫；不听党的话就是资产阶级，哪怕是工人和学生。衮衮诸公，以会心的微笑，证明他们从毛的定义和邓的潜台词中，看到社会主义穿着真理的新衣；历尽沧桑、博闻强记的赵紫阳，却见到了一个赤条条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我说不清楚。
因为赵紫阳跟安徒生笔下的男孩同样老实，所以也同样敏锐。一次他和一位兼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政治局委员谈天。他问这位主管全国经济命脉的大员：“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看到这位大员有点茫然，赵微笑着，自己解答道：“是改你们计委的。”一针见血，却那么随和。
排除众议-提名朱槠基任市长
中共的人事问题，通常由组织部提名或元老提名，常委或政治局讨论后决定。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自己很少提名。但有一次，他就上海市市长的人选发表了意见。那是1987年底或1988年初吧，原市委书记芮杏文已决定调中央，原市长******转任书记，市长出缺，中组部建议由一位平庸而有相当资历的中央委员去接任。紫阳问：“他行吗？”组织部长没有正面回答。一位列席的老同志问紫阳：“你看，谁去好？”紫阳说：“我推荐个人，经委的朱容基，怎么样？”朱是候补中央委员，经委副主任。有人摇头说，不行，他和******一起，合得来吗？紫阳从容道来，语气有点重：中国只有一个上海；上海需要振兴，不能萎缩；配备上海市长，该找个敢作敢为的人，不能把合得来合不来放在第一位；团结是重要的，可以告诉他们注意。紫阳提出了人选，发表了见解，但不强加于人，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说：今天不作决定，大家考虑考虑，酝酿酝酿。事后，紫阳向元老介绍了朱的特点。第二次开会，很顺利地通过了紫阳的建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赵紫阳有知人之明，朱容基确有敢作敢为的优点，在上海市长的岗位上发挥得不错。
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后天的欲望：不管懂不懂，更不管合法不合法，仅仅为了显示自己是个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发号施令，干预一切。但是赵紫阳不认为自己应该接受这种欲望支配，更不认为党的领导人具有干预一切的法定权力。有一次，有人请他审查电影，他拒绝了，说：“我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又有一次，公安部、检察院、法院向政治局常委介绍案情，最后要求指示：怎么判决？赵的回答极简洁：“依法判决。”他又作了很重要的补充说明：“常委对你们的要求，就是依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要求。”事实上，被毛泽东册封为有权“领导一切”的政治局常委，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期间，没有讨论过文艺作品的审查问题，也没有讨论过刑事案件或者政治犯的量刑问题。
遭粗暴剥夺公民权
后来，赵紫阳下台，当然一切照旧，重新回归到党管一切，既管书报检查，又管政治犯的老规矩。连赵紫阳本人，也被党的最高决策者亲自管了起来：虽然根据宪法，赵拥有公民权，但是，为了党的利益，党的领导人决定践踏宪法，果断地剥夺了赵紫阳的公民权。赵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的主张。民主和法制就是赵的罪行。党的最高领导要他检讨，他不检讨。民主和法制，既不是错，更不是罪，恰恰是中国最需要最缺乏的阳光、空气和水。检察院提不出告发民主和法制的公诉，法院写不出宣布民主和法制有罪的判决书。但是，党已经铸定了这个万劫不复的铁案。共产党在中国就是这样“依法”领导一切的。
十五年了。我没有摆脱软禁，更没有可能和这位因民主和法制而失去自由的老人见面。但是我深知，如果历史重演，赵紫阳仍将发表他的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正像伽利略声称“地球还在转!”一样。
------作者按：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已被庄严地载入中国宪法。从3月10日开始，有人嘲弄宪法，收了我使用国有电讯设施的费用，却侵犯了我打电话和上互联网的权利，破坏了媒体对我采访的可能。但愿这篇文字能够有使我多少得以履行发表言论的公民权。
《明报月刊》2004年6月
赵紫阳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不一样.
安详从容-主张柔性处理学潮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有我无敌的斗争家，他们为斗争而生存，靠斗争而崛起，在斗争中享受乐趣；赵紫阳不是。陈独秀和瞿秋白是诗人，他们把美丽的理想献给世人，自己则在激越或者低迷的心海中沉浮；赵紫阳又不是。赵紫阳甚至和胡耀邦也有所不同。胡擅长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提出动人心弦的口号；但鼓动不是赵的所长。
赵紫阳的风格是安详从容。他习惯于与人为善，和衷共济。他从不疾言厉色，很少慷慨激昂。哪怕中国乱成一团麻，他也有耐心理顺头绪，排难解纷。他习惯于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思考：城市，农村；生产，流通；政府，企业；白领，蓝领；内地，沿海；诸如此类。他也善于启发有关各方，“推己及人”，互谅互让，磋商出比较容易接受的，能够实现的方案来。他不回避妥协──妥协就妥协，只要不倒退，只要能够在妥协中前进。
在风云诡谲的1989年，在邓小平已经把“动乱”的帽子戴到学生头上之后，赵依然心平气和，全力缓解冲突。5月4日他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得到了 5月8日党的常委会和5月10日政治局会议支持，也得到了人大委员长会议赞同，只是在5月17日邓小平再次亲自直接干预之后，局势才逆转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然而，赵仍然尽自己的责任，到天安门广场去劝绝食学生复食。这是他拥有人身自由时所能够做的最后一件事。
中共早期领袖，多数是（当然并不全部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天才；后期核心，不少是（也当然并不统统是）从官场宦海里挤上来的庸人。把赵紫阳和前者区别开来的特点是脚：赵的脚是踏在地面上的，他是一个凡人。把赵紫阳和后者区别开来的特点是眼，他在中国的现实中看到了太多的弊端，他爱这个国家，但非常不爱它的弊端。他也爱他自幼为之献身的共产党，但是他非常不爱“领导一切”，──他自己没有这样说，这是我的观察。
提出疑问-什麽是社会主义？
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先天的敏感：一事当先，必须分清“姓资姓社”，以便划出两军对垒的阵线，发动全党全民，保卫之，或者歼灭之。13岁加入共青团，18岁加入共产党，在抗日、反蒋、土改中度过了青年时代，又在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消磨了壮年岁月的赵紫阳，垂垂老矣，到了1988年，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尊，学童般地在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自己承认：“我说不清楚。”他向别人请教：“谁说得清楚？”
毛式社会主义的定义是说得清楚的：一大二公三计划。因此，即使是穷苦农民，由于一小二私三自发，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尽管是共产党为了酬谢农民而许愿分给他们的一小块地，也非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强行剥夺回来不可。邓式社会主义的定义也应该是说得清楚的：用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现实，加上所有中国人共同富裕的诺言。当然，邓有一句说不出口的潜台词：听党的话就是社会主义，包括剥削和压迫；不听党的话就是资产阶级，哪怕是工人和学生。衮衮诸公，以会心的微笑，证明他们从毛的定义和邓的潜台词中，看到社会主义穿着真理的新衣；历尽沧桑、博闻强记的赵紫阳，却见到了一个赤条条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我说不清楚。
因为赵紫阳跟安徒生笔下的男孩同样老实，所以也同样敏锐。一次他和一位兼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政治局委员谈天。他问这位主管全国经济命脉的大员：“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看到这位大员有点茫然，赵微笑着，自己解答道：“是改你们计委的。”一针见血，却那么随和。
排除众议-提名朱槠基任市长
中共的人事问题，通常由组织部提名或元老提名，常委或政治局讨论后决定。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自己很少提名。但有一次，他就上海市市长的人选发表了意见。那是1987年底或1988年初吧，原市委书记芮杏文已决定调中央，原市长******转任书记，市长出缺，中组部建议由一位平庸而有相当资历的中央委员去接任。紫阳问：“他行吗？”组织部长没有正面回答。一位列席的老同志问紫阳：“你看，谁去好？”紫阳说：“我推荐个人，经委的朱容基，怎么样？”朱是候补中央委员，经委副主任。有人摇头说，不行，他和******一起，合得来吗？紫阳从容道来，语气有点重：中国只有一个上海；上海需要振兴，不能萎缩；配备上海市长，该找个敢作敢为的人，不能把合得来合不来放在第一位；团结是重要的，可以告诉他们注意。紫阳提出了人选，发表了见解，但不强加于人，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说：今天不作决定，大家考虑考虑，酝酿酝酿。事后，紫阳向元老介绍了朱的特点。第二次开会，很顺利地通过了紫阳的建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赵紫阳有知人之明，朱容基确有敢作敢为的优点，在上海市长的岗位上发挥得不错。
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后天的欲望：不管懂不懂，更不管合法不合法，仅仅为了显示自己是个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发号施令，干预一切。但是赵紫阳不认为自己应该接受这种欲望支配，更不认为党的领导人具有干预一切的法定权力。有一次，有人请他审查电影，他拒绝了，说：“我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又有一次，公安部、检察院、法院向政治局常委介绍案情，最后要求指示：怎么判决？赵的回答极简洁：“依法判决。”他又作了很重要的补充说明：“常委对你们的要求，就是依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要求。”事实上，被毛泽东册封为有权“领导一切”的政治局常委，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期间，没有讨论过文艺作品的审查问题，也没有讨论过刑事案件或者政治犯的量刑问题。
遭粗暴剥夺公民权
后来，赵紫阳下台，当然一切照旧，重新回归到党管一切，既管书报检查，又管政治犯的老规矩。连赵紫阳本人，也被党的最高决策者亲自管了起来：虽然根据宪法，赵拥有公民权，但是，为了党的利益，党的领导人决定践踏宪法，果断地剥夺了赵紫阳的公民权。赵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的主张。民主和法制就是赵的罪行。党的最高领导要他检讨，他不检讨。民主和法制，既不是错，更不是罪，恰恰是中国最需要最缺乏的阳光、空气和水。检察院提不出告发民主和法制的公诉，法院写不出宣布民主和法制有罪的判决书。但是，党已经铸定了这个万劫不复的铁案。共产党在中国就是这样“依法”领导一切的。
十五年了。我没有摆脱软禁，更没有可能和这位因民主和法制而失去自由的老人见面。但是我深知，如果历史重演，赵紫阳仍将发表他的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正像伽利略声称“地球还在转!”一样。
------作者按：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已被庄严地载入中国宪法。从3月10日开始，有人嘲弄宪法，收了我使用国有电讯设施的费用，却侵犯了我打电话和上互联网的权利，破坏了媒体对我采访的可能。但愿这篇文字能够有使我多少得以履行发表言论的公民权。
《明报月刊》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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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2-16
- 消息
- 5,281
- 荣誉分数
- 83
- 声望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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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和６４的相似之处：
１学生们的动机和目的都是好的。
２都有无辜学生为理想付出生命。
３都有幕后人支持和策划。
４都是矛头指向当时政府。
５４和６４不同之处：
1幕后人不同：
前者是爱国，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压迫的进步团体。
后者是港支联和美国等外国势力。
2学生领导人水平不同：
前者是与其他同学共患难，目的是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后者是临危逃之夭夭。而且在天安门久不撤退的目的是“就是要让学生流血（柴林语）”。
3政府不同
前者是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
后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少有的提倡改革，民主的政府。
4结果不同
前者开创了新文化运动，如星星之火，照亮了黑暗的中国大地。
后者直接导致当时致力于党政分家，政治改革的政府垮台，中国政治改革倒退２０多年。
5影响不同
无论国民党，共产党，都赞扬５４运动的精神。
除了海内外民运分子，ＦＬＧ分子和西方敌对势力，没有多少人赞扬６４精神。
１学生们的动机和目的都是好的。
２都有无辜学生为理想付出生命。
３都有幕后人支持和策划。
４都是矛头指向当时政府。
５４和６４不同之处：
1幕后人不同：
前者是爱国，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压迫的进步团体。
后者是港支联和美国等外国势力。
2学生领导人水平不同：
前者是与其他同学共患难，目的是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后者是临危逃之夭夭。而且在天安门久不撤退的目的是“就是要让学生流血（柴林语）”。
3政府不同
前者是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
后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少有的提倡改革，民主的政府。
4结果不同
前者开创了新文化运动，如星星之火，照亮了黑暗的中国大地。
后者直接导致当时致力于党政分家，政治改革的政府垮台，中国政治改革倒退２０多年。
5影响不同
无论国民党，共产党，都赞扬５４运动的精神。
除了海内外民运分子，ＦＬＧ分子和西方敌对势力，没有多少人赞扬６４精神。
鲁爷那会在屠杀学生时立场坚定的中国军队，没过两年，被日本人追得满山跑，几十年以后，据说已经天下无双的中国军队，在军力大长之后，屠杀学生时的立场越发坚定，杀人的数字也翻了好几个跟头，真正的天下无双了。‘
鲁爷那时在无话可说之后还能说两句，几十年后谁要敢说两句，支持也好，反对也罢，可能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倒是在这据说不适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一群中国人正在要求受害者在凶手反思之前反思。
54和64最大的区别是，“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没有据说“中国近代历史上少有的提倡改革民主的政府”那么大的魄力 -- 开枪杀人。
鲁爷那时在无话可说之后还能说两句，几十年后谁要敢说两句，支持也好，反对也罢，可能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倒是在这据说不适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一群中国人正在要求受害者在凶手反思之前反思。
54和64最大的区别是，“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没有据说“中国近代历史上少有的提倡改革民主的政府”那么大的魄力 -- 开枪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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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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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5年前的旧文
1989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正面临物价改革的瓶颈口，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很快，老百姓情绪不满，而在这同时，许多高干子弟利用经济改革的机会，搞官倒，很快就把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聚集在他们手中，这更加激起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所以当柴玲和王丹为首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反对贪污，反对官倒时，很快得到北京市民的支持。而且事态迅速扩大，并得到留美几万留学生坚决支持。
但是在后来运动就逐渐的变了性，柴玲，吾尔开希与李录的人性 的阴暗和丑陋的一面也逐渐暴露出来。在第一次与当时的李鹏总理谈判时，李鹏答应政府调查官倒和贪污。但是以柴玲为首的学生代表拒绝撤出天安门。柴玲说。撤出天安门广场后，李鹏会对学生代表秋后算帐。在第二次与当时的李鹏总理谈判时，学生代表增加了不许对学生秋后算帐的条件李鹏也答应了。可是但是以柴玲为首的学生代表仍然拒绝撤出天安门广场。柴玲说我们不相信李鹏。当然，李鹏作为中国太子党的总代表，很难相信他会认真调查官倒和贪污。可是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会给李鹏以破坏社会秩序的名义把这场反对贪污，反对官倒的运动打下去。柴玲，吾尔开希与李录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他们的智商就那么低吗？为什么赵紫阳的幕僚一个一个走马灯似地劝告他们撤出天安门广场，他们也坚决拒绝呢？他们一点也不幼稚，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精明的学生领袖。
香港支联会从这场运动一开始就介入了。学生募捐的钱９０％来自香 港支联会。香港支联会驻京代表成了学生领袖的参谋。是不是由于港支联的意思，柴玲，吾尔开希等才拒绝撤出天安门广场？有迹象表明这一点。请看柴玲，吾尔开希等人的第一次逃跑：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９日晚上，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柴玲，吾尔开希等高自联的头头吓得一人发了一千元，赶紧逃命。当时柴玲宣布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要大家赶快疏散。他们把这一千元叫作保命费。所以５月２０日和５月２１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刘刚等许多高自联的头头都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但也不在家里。可是在５月２２日，他们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两天，他们在那里呢？怎么又不逃跑呢？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他们当初准备往那里逃跑呢？有一个高自联常委的活漏了天机：他骂道“香港支联会真不是东西，是支持我们，现在捅了漏子，就不管我们了。”在５月２０日和５月２１日这两天里，有些高自联头头要求港支联协助他们逃亡美国，但是港支联不肯答应。为什么不肯答应？港支联说，仅仅戒严令还不足以说明你们有危险。换句话说，还没死人呢！鉴于柴玲的逃跑，她被撤除高自联总指挥的职务，由王丹任总指挥。
５月２４日在王丹的主持下，高自联常委会通过了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并且通知了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和香港支联会，要他们在５月３０日前游行一次。（中国留美学生就于５月２８日，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地举行了大游行。)港支联眼见北京学生运动越出了它的操纵，就派特派员紧急飞北京。他与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秘密会谈，作了一场丑恶的交易。首先，由柴玲发难，猛烈攻击王丹是右倾分子，投降主义。经过高自联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推翻了原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同时撤除了王丹的职，由柴玲重新担任高自联总指挥。此外，柴玲又在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加上了“要李鹏下台”的一条。这就是使学生运动打上了死结。人们要问为什么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有这么大的能量呢？一是由于，他们控制了募捐来的钱，二就是他们与港支联特别关系。一些人支持柴玲就是想一举跳向美国。王丹当时说”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王丹当时还说过“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王丹的这些非常正确的观点被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在政府答应了学生的”要对官倒和贪污进行调查“的要求后，学生们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显得理由不足。
在政府宣布戒严后，学生们仍然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是公开的对抗法律。在一些国家，学生们用占领广场或占领政府大楼的方法导致政府下台例子是有的。但是，那都是由于在美国的压力下，那些国家的军队不支持政府的原因。但是这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当有人把刀架在空中，要砍你的脖子时， 去争论对方是否有道理砍你的脖子上是愚蠢的。当务之急是把你的脖子移到安全的地方去，等他刀放下来，再与他争论道理。当时柴玲是这么说的：“现在那么多政府的官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劝告我们撤出，那是为他们着想，他们怕事情闹大了丢官。他们怎么不为我们想想？如果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李鹏就会轻而易举的把我们抓起来。就是不抓起来，我们有好果子吃吗？我们与李鹏已经誓不两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柴玲的这番发言很清楚地表明她是用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学生掩护自己。柴玲是用几千个脖子去掩护她一个脖子。有人说６４学生领袖幼稚，听听他们的讲话，幼稚吗？从这时开始北京学生运动已经完全变成港支联向北京政权发难的工具。港支联就是要制造北京的流血与死亡。他想用北京的流血与死亡来引起香港居民对97回归的恐怖感，甚至想借此让国际社会阻止中国收回香港。港支联首先买了很多帐篷，让学生晚上睡好觉，白天也好休息，这就留住了大批外地学生。外地学生主要来自辽宁和天津的高校。此外还发钱下去给各校代表去买吃的。但是仅仅有吃有睡还不足以留住学生，还必须消除学生对戒严的恐怖感。所以港支联通过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高自联的头头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假消息，以蒙蔽学生和市民。其中最严重的是假造了所谓叶飞等七名将军，向中央提交“以老军人的名义，认为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军队绝不能对人民开一枪。我们建议军队不要进京”的意见书。这个消息是由天安门广场高自联广播站首先广播的，又由高自联发到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消息。如果不是高自联捏造的，请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回答：你们从那里来的消息？在这同时，还捏造了所谓７０％以上的副部级，８０％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５００多名将军，更有３００至４００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消息。 他们是怎么捏造这些假消息呢？一个曾任高自联宣传组的女学生说：有一天，李禄给了她许多名字和电话号码，李禄说这都是老干部，有的还是副部级和将军。李禄叫她打电话采 访。每一个人都问两个同样的问题 1) 对学生运动支持不支持？2) 对戒严部 队如果向学生开枪如何看法？他说所有的回答几乎都一样 1)他们都说坚决支 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2)他们都坚决反对戒严部队向学生开枪。但是也几乎所有 的人都劝告她，学生还是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好，有意见以后再谈。这位女学生说:有好多电话还是秘书回答的，她把所有电话记录都给了李禄。经过高自联头头的修改，就变成了所谓70%以上的副部级，80%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500多名将军，更有３００至４００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新闻消息。并且删除了这些干部都主张学生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忠告。老军人的意见书更是无中生有。中国的老将军们从来不兴搞联名书之类的政治活动。来自不同体系的军头更是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老邓决定要戒严，没有一个军头敢说不字。高自联的头头制造了这些假消息的目的是企图给北京市民及天安门广场学生们一个中国军队内部意见不统一，李鹏地位不稳，军队不会开枪的假象。这就叫舆论导向。
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对抗戒严法的后果是死亡。在六十年代初，美国阿肯色的小石城，也就是当代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老家，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开学时，不让黑人学生进学校读书，引起了一场全城性的骚动，由于骚动规模很大，警察无法控制，就实行了全城戒严。戒严期间，一些黑人团体成员违反戒严法继续进行示威游行，而遭到军警的枪杀。后来阿肯色的议会经过讨论，法律规定不许黑白学生分校。这场骚动才平静下来。事后，黑人团体要对枪杀示威游行者的军警起诉，州政府的回答是，死者是违反了戒严法，军警的开枪是合法的(justified).前几年，由于黑人骚动洛杉矶戒严时，军警对违反戒严法者也是格杀不论的。许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家长们要他们子女撤出广场是怕子女被打死。许多学校的老师们劝告学生们撤出广场也是他们被打死。许多政府干部劝告学生们先撤出广场再说也是从他们的安全作想。可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只听头头的话。他们对头头们捏造的假消息坚信不疑，把戒严法当儿戏。
有人为柴玲，吾尔开希，李录辩护说“他们推翻了原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通过人大取消政府的戒严令。“请看历史事实：５月２８日，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加拿大接见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代表。留学生代表狠狠告了李鹏的状。说戒严法没有经 过人大批准是违反宪法的，并要求万里取消政府的戒严法。万里答应一回国立即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研究戒严法的合法性。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万里从来没有对留学生代表说戒严法是非法的，只是说研究研究。在中国的官僚制度下，研究常常是推托的代名词，所谓研究就是研而不究。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万里说了”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他要留学生代表转告。北美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立即把与万里谈话的详情FAX给北京高自联。但是谈话一到北京全走了样。高自联的头头首先把万里说的”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的话删除了。剩下的话又变成了“人大委员长万里将回国主持人大紧急常委会，取消戒严令”，这条消息一广播，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一片欢乐，大家沉浸在一种虚假的胜利之中。
万里在５月３１日回国，到上海时就下了飞机并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天安门广场上学生情绪先是失望，继而一下子又愤怒到极点，骂万里变了立场。如果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推翻了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取消戒严法，那么为什么在万里声明支持戒严法后还坚持留在广场上呢？难道他们不怕死吗？柴玲在６４前的一次接见美国电视新闻的采访节目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看到节目播出是在大约８９年６月７日左右。节目是专题介绍学生领袖柴玲的。其中有一段对话如下。美国记者问：现在已经戒严了，你们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危险呢？柴玲答：是的。我们有很大的危险。我很难过，我们的这些年青的学生们可能会为这场运动流血死去。说到这里。柴玲居然哭了起来。美国记者又问：那么你想不想死呢？柴玲一遍哭一遍答：不！我要话，我还很年轻。这段对话说明了两个事实：1。在万里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后，高自联的头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清清楚楚知道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可能会流血死去。 2.柴玲不想死的。看来吾尔开希，李录也是不想死的。 柴玲现在口口声声说美国电视台错误地翻译了她的话。但是美国电视节目只是把她的声音略为降低，再加上英文翻译。英文翻译的声音要比原声延迟一至二秒。所以我们能很清楚地听到她讲：“不！我要活。”
6月１日和２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６４头头对如何阻止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作了严密布置。还指定专人负责把守一些街口。这些被指定负责把守的学生们都感到很光荣，他们很有一股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开始了。89年６月２日深晚到３日凌晨，北京高自联开了最后的常委会。会上由吾尔开希重点发言。吾尔开希对大家说：”根据可靠情报，明天戒严部队要进行武装清场，一定会发生流血死人的。”吾尔开希又说“这次运动已经失败。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改革，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体制外的革命。我们今后所要作的是打倒共产党的体制。”柴玲，李录也作了慷慨的发言。
李禄接下来宣布高自联指挥部成员立即撤出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发了逃命钱。逃亡的方向是美国。吾尔开希对逃亡路径及联络方法作了细述。先南下广州，然后由港支联接应。于是在６月３日凌晨三点左右，柴玲和大部分高自联指挥部成员乘着天安门上的学生正在睡梦之时，偷偷地撤离广场，走上逃亡美国的不归路。一个姓郭的头头在临跑前，突然良心发现。他说：“学生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以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李禄说“不行！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我们就撤不了”柴玲说“我们提前撤是为了保护火种”于是这最后的良心也被狗吃了。这时港支联的阴谋就完全清楚了。先由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用豪言壮语把上千的学生骗在天安门广场，然后在武装清场的之前，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再来个金蝉脱壳之计，逃之夭夭，使上千的学生陷入生死的困境。他们已经宣誓要打倒共产党所以，广场上学生死得越多，对共产党的打击越大，他们逃亡美国的本钱业越多。
6月３日天亮以后，高自联指挥部只留下吾尔开希和李录二人。他们留下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学生们知道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们已经跑了。他们知道，如果学生们一旦发现头头跑了，也会跑的，就会对部队清场不抵抗。 中午１２点，北京电台与电视台开始不停顿的广播戒严指挥部的通告。吾尔开希和李录也迅速地撤离了广场。下午，戒严部队开始向天安门广场推进，一些学生与市民拼死阻止部队推进，一场流血开始了。虽然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全跑了。但是负责阻止部队推进的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还在忠实地执行头头的命令。而在６４死亡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担任阻止部队推进的。我想如果他们知道头头已经跑了，恐怕就不会拼死去了。也许丁子霖的儿子就是这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第一个死去的学生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第一个被学生和市民打死的士兵是怎么死的？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有一个说法似乎比较象真的。 故事说：正当学生与戒严部队士兵僵持时，突然响起了一下枪声。于是群众叫了起来“解放军打死人了！解放军打死人了！”接着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向士兵猛扑了过去，抓住了士兵们的冲锋枪。士兵们吓得丢下枪跑了。但是有一个士兵却给市民打死了。脑袋被砸碎了。还有其他很多version的故事。但是所有的故事有个共同点：当市民扑向那个被打死的士兵时，他没有用手里的冲锋枪扫射扑向他的市民。如果他扫了，那些扑向他的市民个个都得打死，他就会活下来。为什么他不开枪呢？一是恐怕他不忍向老百姓开枪，刚才那一枪也不是他打的，二是恐怕他没有收到开枪的命令。很多研究６４历史的文献都指出，戒严指挥部一开始在使用武力这一点上是很犹豫的。士兵在向天安门推进时，主要是用士兵的躯体，枪虽带着，但是并没有使用。所以几个小时也无法打开通道。那天，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６月３日上午，一辆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开的飞快，向设置路障的群众冲去，然后再迅速倒车，又飞快的开走。等群众叫“解放军开车压死人了！”时，吉普车已经不知去向。这到底是谁干的？目的是什么呢？很多人都指责戒严指挥部想用开车压死人来挑起群众的反抗情绪，以便镇压。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恐怕是港支联或台湾特务化钱雇人干的。在北京搞一个军用牌照和一套军装还不是轻而易举的。至于目的更是显而易见的。再回到打死士兵的事。那些市民说他们不知道是谁用砖头砸死了士兵。显然有人在混乱中下了毒手。再和吉普车压死人的是联系在一起，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邪恶的力量在活动，它要挑起大对抗，大流血。在戒严士兵被打死了一个小时以后，戒严指挥部显然下达了开枪的命令。一批戒严士兵又来到木樨地，他们命令学生与市民撤除路障，但是学生与市民拒绝服从。于是士兵就向路障开枪。有几个学生与市民立即倒下，被别人马上送去医院，路障就打开了。这个血戒一开就很难收住。有人指责戒严指挥部用士兵的死挑起其他士兵的恐怖情绪。我看，这正是那个混在市民中用砖砸死士兵的人的目的。士兵被打死和戒严士兵用冲锋枪开路大死学生的的消息很快传遍天安门 广场，当他们要向柴总指挥请示怎么办时，发现总指挥部是空的总指挥部外面聚集了许多学生。有个外地学生头头说他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一个高自联头头。高自联头头丢下学生先逃跑的消息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陷入一片混乱。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大家就去问候德建怎么办。候德建就这样当上了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最后的临时总指挥。候德建说。现 在天安门已经被包围了，逃是无法逃了 根据我们台湾对付戒严法的经验，我提三点建议：１。大家不要走动，统统坐下。２。大家不要讲话，更不能喊口号。3。大家千万不要向士兵扔东西。他说，这样做，台湾士兵就不会向老百姓开枪，我想大陆士兵也不会的。虽然有人说这是投降，但是候德建的三不主义还是为天安门广场的多数学生所接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最终恢复了理性的思维。等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只见天安门广场上千学生黑压压一片片坐在地上（往往几百人一片）没有一点走动，也没有一点声音。戒严士兵就把学生门分片包围起来。有一个女学生说。当时叫我们女学生坐在外圈，理由是怕男学生与士兵冲突。当士兵拿了冲锋枪把我们包围时，我怕死了。后来，听到：预备的命令。我面前的士兵都把枪举了起来。接下来就听到，震耳欲聋的枪声。我就马上趴在地上。心里直叫换“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等枪声停了下来，我知道我还活着。看看旁边的女学生也活着，但脸色苍白抬起头看看后面的男生们也个个活着。
再看看前面的戒严士兵，有几个竞然咧着嘴笑。这我才知道是开枪吓我们的。但是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去！过了一会儿，戒严指挥车的喇叭叫高自联的头头走出来，连续叫了几个人的名字，包括柴玲王丹刘刚等人。当时没有人走出来。再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向戒严指挥车走去，一边走，一边叫：“我是候德建！”候德建后来对人说戒严指挥问他高自联的头头那里去了，几点走的，走那里去了等问题。候德建向戒严指挥说。他以学生的临时指挥身份表示无条件接受戒严法并要求准许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再过了一会儿，戒严车喇叭又叫了：“凡是能走动的学生排好队，从东南方向撤出天安门广场“ 东南方向的戒严士兵让开一个小的通道还有便衣拿着照片观察走出的学生们。显然是要抓高自联的头头们。起先秩序还可以，但是很快由于大家要抢先撤出，队伍就混乱了一片乱糟糟，争先抢后，许多人的鞋子也挤丢了。也不敢拣，怕被后面拥上来的人踩死。这就是天安门运动的最后一幕。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有没有打死学生呢？候德建说没有。很多在场的学生说也没有。但是伤是有的。特别是纪念碑旁边的学生。这是由于部队用了开花子弹，子弹打在纪念碑上，散成小的细粒，又打在学生的身上。有人的腿就给弹粒打跛了。但是当时戒严部队的确是朝天开枪。柴玲在美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你早就逃走了，你怎么知道血流成河的？你们与港支联精心设计了一个可能会血流成河的死亡陷井，但是它被候德建的三不主义破解了。当你柴玲在３日凌晨三点逃离广场时，你不是拒绝叫学生撤出吗？那时要是学生们撤出了广场，路障也不需要了，守卫路障的几百市民也 不会死了。什么叫保护火种？你的命比这上千的学生的命还重要吗？
64死亡的学生与市民是要反贪污，要反官倒，要民主的 但是他们被愚 弄了，被欺骗了，被诱进了一个死亡的陷井。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港支联，你们有什么资格纪念６４十周年？你们的手上就有６４死亡的学生与市民的血。你们将被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碑。你们的账迟早要算的
1989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正面临物价改革的瓶颈口，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很快，老百姓情绪不满，而在这同时，许多高干子弟利用经济改革的机会，搞官倒，很快就把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聚集在他们手中，这更加激起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所以当柴玲和王丹为首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反对贪污，反对官倒时，很快得到北京市民的支持。而且事态迅速扩大，并得到留美几万留学生坚决支持。
但是在后来运动就逐渐的变了性，柴玲，吾尔开希与李录的人性 的阴暗和丑陋的一面也逐渐暴露出来。在第一次与当时的李鹏总理谈判时，李鹏答应政府调查官倒和贪污。但是以柴玲为首的学生代表拒绝撤出天安门。柴玲说。撤出天安门广场后，李鹏会对学生代表秋后算帐。在第二次与当时的李鹏总理谈判时，学生代表增加了不许对学生秋后算帐的条件李鹏也答应了。可是但是以柴玲为首的学生代表仍然拒绝撤出天安门广场。柴玲说我们不相信李鹏。当然，李鹏作为中国太子党的总代表，很难相信他会认真调查官倒和贪污。可是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会给李鹏以破坏社会秩序的名义把这场反对贪污，反对官倒的运动打下去。柴玲，吾尔开希与李录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他们的智商就那么低吗？为什么赵紫阳的幕僚一个一个走马灯似地劝告他们撤出天安门广场，他们也坚决拒绝呢？他们一点也不幼稚，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精明的学生领袖。
香港支联会从这场运动一开始就介入了。学生募捐的钱９０％来自香 港支联会。香港支联会驻京代表成了学生领袖的参谋。是不是由于港支联的意思，柴玲，吾尔开希等才拒绝撤出天安门广场？有迹象表明这一点。请看柴玲，吾尔开希等人的第一次逃跑：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９日晚上，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柴玲，吾尔开希等高自联的头头吓得一人发了一千元，赶紧逃命。当时柴玲宣布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要大家赶快疏散。他们把这一千元叫作保命费。所以５月２０日和５月２１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刘刚等许多高自联的头头都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但也不在家里。可是在５月２２日，他们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两天，他们在那里呢？怎么又不逃跑呢？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他们当初准备往那里逃跑呢？有一个高自联常委的活漏了天机：他骂道“香港支联会真不是东西，是支持我们，现在捅了漏子，就不管我们了。”在５月２０日和５月２１日这两天里，有些高自联头头要求港支联协助他们逃亡美国，但是港支联不肯答应。为什么不肯答应？港支联说，仅仅戒严令还不足以说明你们有危险。换句话说，还没死人呢！鉴于柴玲的逃跑，她被撤除高自联总指挥的职务，由王丹任总指挥。
５月２４日在王丹的主持下，高自联常委会通过了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并且通知了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和香港支联会，要他们在５月３０日前游行一次。（中国留美学生就于５月２８日，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地举行了大游行。)港支联眼见北京学生运动越出了它的操纵，就派特派员紧急飞北京。他与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秘密会谈，作了一场丑恶的交易。首先，由柴玲发难，猛烈攻击王丹是右倾分子，投降主义。经过高自联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推翻了原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同时撤除了王丹的职，由柴玲重新担任高自联总指挥。此外，柴玲又在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加上了“要李鹏下台”的一条。这就是使学生运动打上了死结。人们要问为什么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有这么大的能量呢？一是由于，他们控制了募捐来的钱，二就是他们与港支联特别关系。一些人支持柴玲就是想一举跳向美国。王丹当时说”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王丹当时还说过“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王丹的这些非常正确的观点被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在政府答应了学生的”要对官倒和贪污进行调查“的要求后，学生们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显得理由不足。
在政府宣布戒严后，学生们仍然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是公开的对抗法律。在一些国家，学生们用占领广场或占领政府大楼的方法导致政府下台例子是有的。但是，那都是由于在美国的压力下，那些国家的军队不支持政府的原因。但是这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当有人把刀架在空中，要砍你的脖子时， 去争论对方是否有道理砍你的脖子上是愚蠢的。当务之急是把你的脖子移到安全的地方去，等他刀放下来，再与他争论道理。当时柴玲是这么说的：“现在那么多政府的官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劝告我们撤出，那是为他们着想，他们怕事情闹大了丢官。他们怎么不为我们想想？如果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李鹏就会轻而易举的把我们抓起来。就是不抓起来，我们有好果子吃吗？我们与李鹏已经誓不两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柴玲的这番发言很清楚地表明她是用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学生掩护自己。柴玲是用几千个脖子去掩护她一个脖子。有人说６４学生领袖幼稚，听听他们的讲话，幼稚吗？从这时开始北京学生运动已经完全变成港支联向北京政权发难的工具。港支联就是要制造北京的流血与死亡。他想用北京的流血与死亡来引起香港居民对97回归的恐怖感，甚至想借此让国际社会阻止中国收回香港。港支联首先买了很多帐篷，让学生晚上睡好觉，白天也好休息，这就留住了大批外地学生。外地学生主要来自辽宁和天津的高校。此外还发钱下去给各校代表去买吃的。但是仅仅有吃有睡还不足以留住学生，还必须消除学生对戒严的恐怖感。所以港支联通过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高自联的头头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假消息，以蒙蔽学生和市民。其中最严重的是假造了所谓叶飞等七名将军，向中央提交“以老军人的名义，认为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军队绝不能对人民开一枪。我们建议军队不要进京”的意见书。这个消息是由天安门广场高自联广播站首先广播的，又由高自联发到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消息。如果不是高自联捏造的，请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回答：你们从那里来的消息？在这同时，还捏造了所谓７０％以上的副部级，８０％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５００多名将军，更有３００至４００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消息。 他们是怎么捏造这些假消息呢？一个曾任高自联宣传组的女学生说：有一天，李禄给了她许多名字和电话号码，李禄说这都是老干部，有的还是副部级和将军。李禄叫她打电话采 访。每一个人都问两个同样的问题 1) 对学生运动支持不支持？2) 对戒严部 队如果向学生开枪如何看法？他说所有的回答几乎都一样 1)他们都说坚决支 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2)他们都坚决反对戒严部队向学生开枪。但是也几乎所有 的人都劝告她，学生还是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好，有意见以后再谈。这位女学生说:有好多电话还是秘书回答的，她把所有电话记录都给了李禄。经过高自联头头的修改，就变成了所谓70%以上的副部级，80%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500多名将军，更有３００至４００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新闻消息。并且删除了这些干部都主张学生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忠告。老军人的意见书更是无中生有。中国的老将军们从来不兴搞联名书之类的政治活动。来自不同体系的军头更是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老邓决定要戒严，没有一个军头敢说不字。高自联的头头制造了这些假消息的目的是企图给北京市民及天安门广场学生们一个中国军队内部意见不统一，李鹏地位不稳，军队不会开枪的假象。这就叫舆论导向。
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对抗戒严法的后果是死亡。在六十年代初，美国阿肯色的小石城，也就是当代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老家，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开学时，不让黑人学生进学校读书，引起了一场全城性的骚动，由于骚动规模很大，警察无法控制，就实行了全城戒严。戒严期间，一些黑人团体成员违反戒严法继续进行示威游行，而遭到军警的枪杀。后来阿肯色的议会经过讨论，法律规定不许黑白学生分校。这场骚动才平静下来。事后，黑人团体要对枪杀示威游行者的军警起诉，州政府的回答是，死者是违反了戒严法，军警的开枪是合法的(justified).前几年，由于黑人骚动洛杉矶戒严时，军警对违反戒严法者也是格杀不论的。许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家长们要他们子女撤出广场是怕子女被打死。许多学校的老师们劝告学生们撤出广场也是他们被打死。许多政府干部劝告学生们先撤出广场再说也是从他们的安全作想。可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只听头头的话。他们对头头们捏造的假消息坚信不疑，把戒严法当儿戏。
有人为柴玲，吾尔开希，李录辩护说“他们推翻了原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通过人大取消政府的戒严令。“请看历史事实：５月２８日，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加拿大接见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代表。留学生代表狠狠告了李鹏的状。说戒严法没有经 过人大批准是违反宪法的，并要求万里取消政府的戒严法。万里答应一回国立即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研究戒严法的合法性。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万里从来没有对留学生代表说戒严法是非法的，只是说研究研究。在中国的官僚制度下，研究常常是推托的代名词，所谓研究就是研而不究。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万里说了”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他要留学生代表转告。北美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立即把与万里谈话的详情FAX给北京高自联。但是谈话一到北京全走了样。高自联的头头首先把万里说的”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的话删除了。剩下的话又变成了“人大委员长万里将回国主持人大紧急常委会，取消戒严令”，这条消息一广播，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一片欢乐，大家沉浸在一种虚假的胜利之中。
万里在５月３１日回国，到上海时就下了飞机并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天安门广场上学生情绪先是失望，继而一下子又愤怒到极点，骂万里变了立场。如果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推翻了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取消戒严法，那么为什么在万里声明支持戒严法后还坚持留在广场上呢？难道他们不怕死吗？柴玲在６４前的一次接见美国电视新闻的采访节目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看到节目播出是在大约８９年６月７日左右。节目是专题介绍学生领袖柴玲的。其中有一段对话如下。美国记者问：现在已经戒严了，你们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危险呢？柴玲答：是的。我们有很大的危险。我很难过，我们的这些年青的学生们可能会为这场运动流血死去。说到这里。柴玲居然哭了起来。美国记者又问：那么你想不想死呢？柴玲一遍哭一遍答：不！我要话，我还很年轻。这段对话说明了两个事实：1。在万里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后，高自联的头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清清楚楚知道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可能会流血死去。 2.柴玲不想死的。看来吾尔开希，李录也是不想死的。 柴玲现在口口声声说美国电视台错误地翻译了她的话。但是美国电视节目只是把她的声音略为降低，再加上英文翻译。英文翻译的声音要比原声延迟一至二秒。所以我们能很清楚地听到她讲：“不！我要活。”
6月１日和２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６４头头对如何阻止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作了严密布置。还指定专人负责把守一些街口。这些被指定负责把守的学生们都感到很光荣，他们很有一股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开始了。89年６月２日深晚到３日凌晨，北京高自联开了最后的常委会。会上由吾尔开希重点发言。吾尔开希对大家说：”根据可靠情报，明天戒严部队要进行武装清场，一定会发生流血死人的。”吾尔开希又说“这次运动已经失败。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改革，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体制外的革命。我们今后所要作的是打倒共产党的体制。”柴玲，李录也作了慷慨的发言。
李禄接下来宣布高自联指挥部成员立即撤出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发了逃命钱。逃亡的方向是美国。吾尔开希对逃亡路径及联络方法作了细述。先南下广州，然后由港支联接应。于是在６月３日凌晨三点左右，柴玲和大部分高自联指挥部成员乘着天安门上的学生正在睡梦之时，偷偷地撤离广场，走上逃亡美国的不归路。一个姓郭的头头在临跑前，突然良心发现。他说：“学生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以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李禄说“不行！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我们就撤不了”柴玲说“我们提前撤是为了保护火种”于是这最后的良心也被狗吃了。这时港支联的阴谋就完全清楚了。先由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用豪言壮语把上千的学生骗在天安门广场，然后在武装清场的之前，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再来个金蝉脱壳之计，逃之夭夭，使上千的学生陷入生死的困境。他们已经宣誓要打倒共产党所以，广场上学生死得越多，对共产党的打击越大，他们逃亡美国的本钱业越多。
6月３日天亮以后，高自联指挥部只留下吾尔开希和李录二人。他们留下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学生们知道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们已经跑了。他们知道，如果学生们一旦发现头头跑了，也会跑的，就会对部队清场不抵抗。 中午１２点，北京电台与电视台开始不停顿的广播戒严指挥部的通告。吾尔开希和李录也迅速地撤离了广场。下午，戒严部队开始向天安门广场推进，一些学生与市民拼死阻止部队推进，一场流血开始了。虽然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全跑了。但是负责阻止部队推进的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还在忠实地执行头头的命令。而在６４死亡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担任阻止部队推进的。我想如果他们知道头头已经跑了，恐怕就不会拼死去了。也许丁子霖的儿子就是这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第一个死去的学生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第一个被学生和市民打死的士兵是怎么死的？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有一个说法似乎比较象真的。 故事说：正当学生与戒严部队士兵僵持时，突然响起了一下枪声。于是群众叫了起来“解放军打死人了！解放军打死人了！”接着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向士兵猛扑了过去，抓住了士兵们的冲锋枪。士兵们吓得丢下枪跑了。但是有一个士兵却给市民打死了。脑袋被砸碎了。还有其他很多version的故事。但是所有的故事有个共同点：当市民扑向那个被打死的士兵时，他没有用手里的冲锋枪扫射扑向他的市民。如果他扫了，那些扑向他的市民个个都得打死，他就会活下来。为什么他不开枪呢？一是恐怕他不忍向老百姓开枪，刚才那一枪也不是他打的，二是恐怕他没有收到开枪的命令。很多研究６４历史的文献都指出，戒严指挥部一开始在使用武力这一点上是很犹豫的。士兵在向天安门推进时，主要是用士兵的躯体，枪虽带着，但是并没有使用。所以几个小时也无法打开通道。那天，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６月３日上午，一辆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开的飞快，向设置路障的群众冲去，然后再迅速倒车，又飞快的开走。等群众叫“解放军开车压死人了！”时，吉普车已经不知去向。这到底是谁干的？目的是什么呢？很多人都指责戒严指挥部想用开车压死人来挑起群众的反抗情绪，以便镇压。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恐怕是港支联或台湾特务化钱雇人干的。在北京搞一个军用牌照和一套军装还不是轻而易举的。至于目的更是显而易见的。再回到打死士兵的事。那些市民说他们不知道是谁用砖头砸死了士兵。显然有人在混乱中下了毒手。再和吉普车压死人的是联系在一起，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邪恶的力量在活动，它要挑起大对抗，大流血。在戒严士兵被打死了一个小时以后，戒严指挥部显然下达了开枪的命令。一批戒严士兵又来到木樨地，他们命令学生与市民撤除路障，但是学生与市民拒绝服从。于是士兵就向路障开枪。有几个学生与市民立即倒下，被别人马上送去医院，路障就打开了。这个血戒一开就很难收住。有人指责戒严指挥部用士兵的死挑起其他士兵的恐怖情绪。我看，这正是那个混在市民中用砖砸死士兵的人的目的。士兵被打死和戒严士兵用冲锋枪开路大死学生的的消息很快传遍天安门 广场，当他们要向柴总指挥请示怎么办时，发现总指挥部是空的总指挥部外面聚集了许多学生。有个外地学生头头说他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一个高自联头头。高自联头头丢下学生先逃跑的消息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陷入一片混乱。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大家就去问候德建怎么办。候德建就这样当上了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最后的临时总指挥。候德建说。现 在天安门已经被包围了，逃是无法逃了 根据我们台湾对付戒严法的经验，我提三点建议：１。大家不要走动，统统坐下。２。大家不要讲话，更不能喊口号。3。大家千万不要向士兵扔东西。他说，这样做，台湾士兵就不会向老百姓开枪，我想大陆士兵也不会的。虽然有人说这是投降，但是候德建的三不主义还是为天安门广场的多数学生所接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最终恢复了理性的思维。等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只见天安门广场上千学生黑压压一片片坐在地上（往往几百人一片）没有一点走动，也没有一点声音。戒严士兵就把学生门分片包围起来。有一个女学生说。当时叫我们女学生坐在外圈，理由是怕男学生与士兵冲突。当士兵拿了冲锋枪把我们包围时，我怕死了。后来，听到：预备的命令。我面前的士兵都把枪举了起来。接下来就听到，震耳欲聋的枪声。我就马上趴在地上。心里直叫换“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等枪声停了下来，我知道我还活着。看看旁边的女学生也活着，但脸色苍白抬起头看看后面的男生们也个个活着。
再看看前面的戒严士兵，有几个竞然咧着嘴笑。这我才知道是开枪吓我们的。但是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去！过了一会儿，戒严指挥车的喇叭叫高自联的头头走出来，连续叫了几个人的名字，包括柴玲王丹刘刚等人。当时没有人走出来。再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向戒严指挥车走去，一边走，一边叫：“我是候德建！”候德建后来对人说戒严指挥问他高自联的头头那里去了，几点走的，走那里去了等问题。候德建向戒严指挥说。他以学生的临时指挥身份表示无条件接受戒严法并要求准许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再过了一会儿，戒严车喇叭又叫了：“凡是能走动的学生排好队，从东南方向撤出天安门广场“ 东南方向的戒严士兵让开一个小的通道还有便衣拿着照片观察走出的学生们。显然是要抓高自联的头头们。起先秩序还可以，但是很快由于大家要抢先撤出，队伍就混乱了一片乱糟糟，争先抢后，许多人的鞋子也挤丢了。也不敢拣，怕被后面拥上来的人踩死。这就是天安门运动的最后一幕。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有没有打死学生呢？候德建说没有。很多在场的学生说也没有。但是伤是有的。特别是纪念碑旁边的学生。这是由于部队用了开花子弹，子弹打在纪念碑上，散成小的细粒，又打在学生的身上。有人的腿就给弹粒打跛了。但是当时戒严部队的确是朝天开枪。柴玲在美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你早就逃走了，你怎么知道血流成河的？你们与港支联精心设计了一个可能会血流成河的死亡陷井，但是它被候德建的三不主义破解了。当你柴玲在３日凌晨三点逃离广场时，你不是拒绝叫学生撤出吗？那时要是学生们撤出了广场，路障也不需要了，守卫路障的几百市民也 不会死了。什么叫保护火种？你的命比这上千的学生的命还重要吗？
64死亡的学生与市民是要反贪污，要反官倒，要民主的 但是他们被愚 弄了，被欺骗了，被诱进了一个死亡的陷井。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港支联，你们有什么资格纪念６４十周年？你们的手上就有６４死亡的学生与市民的血。你们将被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碑。你们的账迟早要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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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和小Ｖ等小右没白费时间，练出一手“官方口气”。可惜在加拿大没法施展，否则也混个一官半职的，就不用每天打工了。
如果msft不是有倾向性精神障碍的话，在国外的网上浏览一下对６４的评价。就不会说：“对后者的评价,是开枪者自己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