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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天涯论坛>>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转眼间已十年光阴，又到了双方大事庆祝的时候。在这十年中，围绕苏州工业园区，两国可谓费尽心力，有合作也有争执，有蜜月也有“分居”，才有现今的局面。
如今值得盘点一番，到底苏州工业园区对中国和新加坡的意义是什么？两国“重中之重”的合作项目为何波折不断，其中有着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我在中国媒体工作时，采访过苏州工业园区的早期开发，移居新加坡后继续在媒体工作，不断关注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新加坡和中国角度的观点、看法都有所接触，有助于自己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
1995年10月，我受命到苏州采访由李岚清和李显龙副总理主持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那是令我至今难忘的一次采访，不仅因为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更因为从那次起，我开始真切地感受新加坡，园区为我后来了解新加坡以及新中之间简单又复杂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实对于媒体来说，那时的苏州工业园区并没有特别之处，“不好看”，一切都还在建设之中，道路是泥土的，厂房是部分的，盆景是新栽的，树木是刚种的。就在这新鲜盎然的氛围中，新中双方的副总理谈笑风生。
本报北京特派员报道，上月李显龙副总理访问北京与吴仪会谈时，流利地用“高处不胜寒”回应吴仪说的“步步高”。我记得在1995年的那次会谈中，双方在场面的寒暄之后，就开始中英文交叉使用的会谈，不时爆出愉悦的笑声。
大概那时起，共同文化背景和语言的魅力，就开始努力为园区创造良好的开端了吧。在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印象最深的是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的问题。
那是主持人允许的最后一个提问，结果是“请问李显龙副总理，你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有信心吗？”全场为之哄堂，李显龙也轻松地在一句“Of course”中结束了当天的记者会。会后同行都觉得这位记者浪费了一个宝贵的发问机会，问出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
园区面对新区激烈竞争
但是，两年后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有些一语成谶的味道。吴作栋总理在1997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首次含蓄地指出苏州工业园区面对激烈的竞争，竞争者是中国人自己发展的工业园，就在隔邻的苏州新区内。
李光耀资政则在1997年12月在苏州公开批评苏州新区与工业园区的竞争，难掩失望和不满之情。新区为工业园区造成怎样的冲击？这样的冲击是否公平？
1995年在协调理事会会议之后，李岚清随后就在苏州召开了内部的全国外贸系统座谈会，地点就选在苏州新区。那时的新区比起工业园区来，明显“成熟”，生机勃勃。而且是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前途无量。
这也是后来苏州拒绝新加坡暂停在新区引进外资5年要求的原因。
新区吸引的外来投资迅速增长，是否都是抢自工业园区？对苏州来说，新区和园区的矛盾并没有新加坡感受的如此强烈，竞争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园区难道只会面对新区的竞争？
但新加坡难以容忍的是地方政府没有体现中央“重中之重”的精神，非但没有“照顾”园区，反而对外制造混乱印象。
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十年来，官方的地位是“重中之重”，“两国合作中最值得骄傲的项目”。这一点，在中国不论是政府、媒体还是民间，都十分清楚，没有人会怀疑苏州工业园区的重要地位。
但是在新加坡，却有所不同。除了反对党大做文章之外，民间也颇多非议。我刚到新加坡时，接触到的商人不少对苏州工业园区持负面的看法，1998年我受国大国际企业所之邀进行有关中国企业家的讲座时，与会的商界人士也拿苏州工业园区作为质疑的依据，政府都已经碰壁了，何况我们小商人？
相信这些疑虑至今仍然在不少人心中存在。即便现在新中政府高调庆祝园区十周年，大概还会有人盯着所谓的“失败”难以自解。
那么，应该怎样认识围绕园区的矛盾和园区的价值？我认为，要用发展和历史的眼光、用更大的政治格局来看。对新加坡来说，苏州工业园区是一种政治投资，回报将厚积而薄发。对中国来说，苏州工业园区则是一种安全的政治尝试。工业园区成立十年来每年增长45%，但如果只是看吸引外资，看经济增长，就失去了中新两国政府全力支持苏州园区项目的深层意义。
不触动政治变革
的经济尝试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掀起改革开放的新热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始打破旧有观念和意识形态，苏州工业园区之所以在中国受到重视，就在于它可以提供一种不触动政治变革，却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实现国际化、专业化和透明化的尝试。
新加坡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中新良好关系、中国对新加坡的美好印象、新加坡政治制度对中国不具备“全盘西化”的侵蚀压力，都是苏州工业园区可以启动的关键因素。
1992年海南洋浦成片土地交由外商开发而引起的“租界”批判争议导致无疾而终的结局，没有发生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身上，就是一个证明。
从这个角度上看苏州工业园区对中国和新加坡的意义，双方的所作所为才有长远的价值，否则何必花费两国政府如此庞大的人力、心力和物力？
对中国而言，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就绝不仅仅是表面的投资数字，最关键的是它像一扇窗口，让室内的人完整真实地看到外面的规范。90年代中期处在上升通道的中国，需要这样一种安全的社会变革加速器。
感性的直接比较或许最能说明问题，1996年在江苏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我采访过苏州工业园区招商部的一位经理，30出头，刚从新加坡培训回来。他的观念、活力、自信与当时与会的诸多中年官员相比，显得特别突出。
这就是园区的生命力所在。十年来近两千名从中国全国各地招聘的园区工作人员，先后在新加坡接受各方面的专业培训，先后有14万名官员到园区考察学习，这些人对苏州、江苏乃至全国官员形成观念冲击，脑力激荡后，带来的是怎样的改变？
而苏州工业园区在管理方面对周边地区所起的示范作用，更造成资金显著从珠三角流向长三角，带动长三角地区管理、行政、社会结构的飞跃，又是怎样的功劳？
园区所吸收的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经济管理经验，对于正在完善经济和社会体系的中国来说，提供了很好的借镜，很多地方的政策都看得到新加坡的影子。
对新加坡来说，政府出面参与园区的开发，吸引新加坡商人和世界资金进入园区，参与中国的成长，培训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才，也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是一种长远的政治战略和投资。
园区能发挥辐射作用
我们可以做几个假设，如果园区的项目在中国经济已具备向外扩张能力的今天才提出倡议，还能否取得“重中之重”的地位？新加坡的魅力在中国还能否对西方资金产生同样的吸引力？园区还能否对中国渐趋完善的开发区产生如此大的示范作用？
最关键的，新加坡是否还能够产生林瑞生、曾士生、许文远等熟知中国国情，与中国高官建立深厚公私情谊的政治人物和大批在中国参与过、接触过、摸爬滚打过的公私机构人员，来满足未来与中国交往的需要？
对中国政策的改变，势必影响到新加坡自身的教育、经贸、社会等各方面，目前新加坡普遍存在的对中国了解的匮乏、华语人才的不足、华文教育的弱势，通过苏州工业园区多年的实践和磨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积极的化解。
园区开发中出现的矛盾和意想不到的状况，既有微观的投资环境的问题，也有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下的冲突，不经历永远不会了解。
配合如今新加坡对中国政策的强化，园区的辐射作用必然会为新加坡带来另外的收获。通过园区，新加坡不断熟悉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不同政治思维的过程。
举例来说，李光耀资政曾在1999年写信给******，请他继续让苏州市委书记梁保华和苏州市长陈德铭留任，因为他们同新加坡方面合作过，是新方所熟悉的合作伙伴，也了解有关情况。但结果呢？现在这两位都已不在苏州，中国官员升迁和任用的制度和逻辑显然与新方不同。
又比如，李光耀资政认为，新中双方发生的问题是不同制度难以融合的结果，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他以前不相信苏州市政府不能阻止苏州新区招商 ，但现在他已经对这个问题有较深刻的理解。
再比如新区和园区，后来中方回应新加坡的方式是，在中方成为大股东之后，就选派了被李光耀批评的苏州副市长兼新区管委会主任王金华到园区担任新总裁。这样“化干戈为玉帛”的技巧，也颇具创意，为新加坡了解中国政府机构的政治思维和决策方略，提供了鲜活的教材。
对于未来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互惠互利的新加坡来说，园区十年的铺垫，绝不是用金钱可以堆砌起来的。中国在单向接受新加坡通过园区传输的软件工程和社会改造之后，已经到了双向交流和学习的阶段。园区对两国来说，成则双赢，败则两伤。
风物长宜放眼量，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在下一个十年，园区的历史价值将更加突出。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转眼间已十年光阴，又到了双方大事庆祝的时候。在这十年中，围绕苏州工业园区，两国可谓费尽心力，有合作也有争执，有蜜月也有“分居”，才有现今的局面。
如今值得盘点一番，到底苏州工业园区对中国和新加坡的意义是什么？两国“重中之重”的合作项目为何波折不断，其中有着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我在中国媒体工作时，采访过苏州工业园区的早期开发，移居新加坡后继续在媒体工作，不断关注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新加坡和中国角度的观点、看法都有所接触，有助于自己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
1995年10月，我受命到苏州采访由李岚清和李显龙副总理主持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那是令我至今难忘的一次采访，不仅因为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更因为从那次起，我开始真切地感受新加坡，园区为我后来了解新加坡以及新中之间简单又复杂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实对于媒体来说，那时的苏州工业园区并没有特别之处，“不好看”，一切都还在建设之中，道路是泥土的，厂房是部分的，盆景是新栽的，树木是刚种的。就在这新鲜盎然的氛围中，新中双方的副总理谈笑风生。
本报北京特派员报道，上月李显龙副总理访问北京与吴仪会谈时，流利地用“高处不胜寒”回应吴仪说的“步步高”。我记得在1995年的那次会谈中，双方在场面的寒暄之后，就开始中英文交叉使用的会谈，不时爆出愉悦的笑声。
大概那时起，共同文化背景和语言的魅力，就开始努力为园区创造良好的开端了吧。在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印象最深的是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的问题。
那是主持人允许的最后一个提问，结果是“请问李显龙副总理，你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有信心吗？”全场为之哄堂，李显龙也轻松地在一句“Of course”中结束了当天的记者会。会后同行都觉得这位记者浪费了一个宝贵的发问机会，问出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
园区面对新区激烈竞争
但是，两年后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有些一语成谶的味道。吴作栋总理在1997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首次含蓄地指出苏州工业园区面对激烈的竞争，竞争者是中国人自己发展的工业园，就在隔邻的苏州新区内。
李光耀资政则在1997年12月在苏州公开批评苏州新区与工业园区的竞争，难掩失望和不满之情。新区为工业园区造成怎样的冲击？这样的冲击是否公平？
1995年在协调理事会会议之后，李岚清随后就在苏州召开了内部的全国外贸系统座谈会，地点就选在苏州新区。那时的新区比起工业园区来，明显“成熟”，生机勃勃。而且是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前途无量。
这也是后来苏州拒绝新加坡暂停在新区引进外资5年要求的原因。
新区吸引的外来投资迅速增长，是否都是抢自工业园区？对苏州来说，新区和园区的矛盾并没有新加坡感受的如此强烈，竞争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园区难道只会面对新区的竞争？
但新加坡难以容忍的是地方政府没有体现中央“重中之重”的精神，非但没有“照顾”园区，反而对外制造混乱印象。
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十年来，官方的地位是“重中之重”，“两国合作中最值得骄傲的项目”。这一点，在中国不论是政府、媒体还是民间，都十分清楚，没有人会怀疑苏州工业园区的重要地位。
但是在新加坡，却有所不同。除了反对党大做文章之外，民间也颇多非议。我刚到新加坡时，接触到的商人不少对苏州工业园区持负面的看法，1998年我受国大国际企业所之邀进行有关中国企业家的讲座时，与会的商界人士也拿苏州工业园区作为质疑的依据，政府都已经碰壁了，何况我们小商人？
相信这些疑虑至今仍然在不少人心中存在。即便现在新中政府高调庆祝园区十周年，大概还会有人盯着所谓的“失败”难以自解。
那么，应该怎样认识围绕园区的矛盾和园区的价值？我认为，要用发展和历史的眼光、用更大的政治格局来看。对新加坡来说，苏州工业园区是一种政治投资，回报将厚积而薄发。对中国来说，苏州工业园区则是一种安全的政治尝试。工业园区成立十年来每年增长45%，但如果只是看吸引外资，看经济增长，就失去了中新两国政府全力支持苏州园区项目的深层意义。
不触动政治变革
的经济尝试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掀起改革开放的新热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始打破旧有观念和意识形态，苏州工业园区之所以在中国受到重视，就在于它可以提供一种不触动政治变革，却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实现国际化、专业化和透明化的尝试。
新加坡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中新良好关系、中国对新加坡的美好印象、新加坡政治制度对中国不具备“全盘西化”的侵蚀压力，都是苏州工业园区可以启动的关键因素。
1992年海南洋浦成片土地交由外商开发而引起的“租界”批判争议导致无疾而终的结局，没有发生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身上，就是一个证明。
从这个角度上看苏州工业园区对中国和新加坡的意义，双方的所作所为才有长远的价值，否则何必花费两国政府如此庞大的人力、心力和物力？
对中国而言，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就绝不仅仅是表面的投资数字，最关键的是它像一扇窗口，让室内的人完整真实地看到外面的规范。90年代中期处在上升通道的中国，需要这样一种安全的社会变革加速器。
感性的直接比较或许最能说明问题，1996年在江苏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我采访过苏州工业园区招商部的一位经理，30出头，刚从新加坡培训回来。他的观念、活力、自信与当时与会的诸多中年官员相比，显得特别突出。
这就是园区的生命力所在。十年来近两千名从中国全国各地招聘的园区工作人员，先后在新加坡接受各方面的专业培训，先后有14万名官员到园区考察学习，这些人对苏州、江苏乃至全国官员形成观念冲击，脑力激荡后，带来的是怎样的改变？
而苏州工业园区在管理方面对周边地区所起的示范作用，更造成资金显著从珠三角流向长三角，带动长三角地区管理、行政、社会结构的飞跃，又是怎样的功劳？
园区所吸收的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经济管理经验，对于正在完善经济和社会体系的中国来说，提供了很好的借镜，很多地方的政策都看得到新加坡的影子。
对新加坡来说，政府出面参与园区的开发，吸引新加坡商人和世界资金进入园区，参与中国的成长，培训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才，也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是一种长远的政治战略和投资。
园区能发挥辐射作用
我们可以做几个假设，如果园区的项目在中国经济已具备向外扩张能力的今天才提出倡议，还能否取得“重中之重”的地位？新加坡的魅力在中国还能否对西方资金产生同样的吸引力？园区还能否对中国渐趋完善的开发区产生如此大的示范作用？
最关键的，新加坡是否还能够产生林瑞生、曾士生、许文远等熟知中国国情，与中国高官建立深厚公私情谊的政治人物和大批在中国参与过、接触过、摸爬滚打过的公私机构人员，来满足未来与中国交往的需要？
对中国政策的改变，势必影响到新加坡自身的教育、经贸、社会等各方面，目前新加坡普遍存在的对中国了解的匮乏、华语人才的不足、华文教育的弱势，通过苏州工业园区多年的实践和磨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积极的化解。
园区开发中出现的矛盾和意想不到的状况，既有微观的投资环境的问题，也有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下的冲突，不经历永远不会了解。
配合如今新加坡对中国政策的强化，园区的辐射作用必然会为新加坡带来另外的收获。通过园区，新加坡不断熟悉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不同政治思维的过程。
举例来说，李光耀资政曾在1999年写信给******，请他继续让苏州市委书记梁保华和苏州市长陈德铭留任，因为他们同新加坡方面合作过，是新方所熟悉的合作伙伴，也了解有关情况。但结果呢？现在这两位都已不在苏州，中国官员升迁和任用的制度和逻辑显然与新方不同。
又比如，李光耀资政认为，新中双方发生的问题是不同制度难以融合的结果，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他以前不相信苏州市政府不能阻止苏州新区招商 ，但现在他已经对这个问题有较深刻的理解。
再比如新区和园区，后来中方回应新加坡的方式是，在中方成为大股东之后，就选派了被李光耀批评的苏州副市长兼新区管委会主任王金华到园区担任新总裁。这样“化干戈为玉帛”的技巧，也颇具创意，为新加坡了解中国政府机构的政治思维和决策方略，提供了鲜活的教材。
对于未来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互惠互利的新加坡来说，园区十年的铺垫，绝不是用金钱可以堆砌起来的。中国在单向接受新加坡通过园区传输的软件工程和社会改造之后，已经到了双向交流和学习的阶段。园区对两国来说，成则双赢，败则两伤。
风物长宜放眼量，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在下一个十年，园区的历史价值将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