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岁月
太阳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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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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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九年初的一个夜晚,当我走出渥太华机场时,迎接我的是一种乡村般的静谧,地上的积雪在路灯下泛着青光。周围的人行色匆匆,想象中的光怪陆离和繁华被现实的景像从大脑里一点点地挤了出去,原来的些许兴奋早已被遗忘在飞机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凄惶的感觉在心底慢慢地扩散开来,让我感到愈加寒冷。点着一只烟,默默地看着眼前巨大的停车场。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马上坐飞机回中国去。。。这就是西方工业七国之一的加拿大?感觉上完全没有北京繁华。多年以后,当一群小留学生在酒桌上向我重复同样的理论时,我早已忘记了什么是繁华。
当一支烟快要吸完时,我看到远处的一辆蓝色的COROLLA慢慢驶进,玉强在车里一脸歉疚地冲我摇摆着他的胖手。
在我和梅子分手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移民的事儿。“去哪儿干嘛,我大学英语就没过四级,去了连话都说不利索。再说,你以为外国遍地都是金子,一捡就是一块?我倒是听说去了就练刷盘子的功夫”,每当梅子问我是否考虑移民的事儿,我就烦。梅子是我的大学同学兼女朋友,毕业后,我俩都分到了国营单位,我进了机关,她去了一个大企业的技术部门。刚开始的两年,生活平静而舒适,白天上班,晚上去酒吧蹦迪或看电影。每到周末,招呼上我俩的朋友一起去郊游,或者干脆打上一天一夜的麻将。但是,渐渐地,梅子对这种生活越来越感到厌烦,或者说对国外的生活越来越向往。这应该归功于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我们国家媒体集体的崇洋媚外。
我感觉,那时的梅子认为出国才算是有了一个真正的成功人生。这条理论后来被我们从不同的生活角度证明是错的。可惜的是,太晚了。
我和梅子的关系很有意思,我们是恋人,但是按着现代的观点来说,我们不是。原因很简单,我们从没有上过床。曾有几次,我很冲动,甚至把她的裤子都脱下来了,但是在她的抵抗下,我还是没能得逞。这固然是她的坚持,但是与我那时候对纯洁爱情的理解也有很大关系。来到渥太华后的一段时间,我常常就想,如果当时我真的把她“办了”,也许这以后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梅子的变化就是越来越频繁地对我提起某某人又出国留学了,某某人又要移民了。每次她来找我,只要看到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麻将,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把四周的东西弄得一阵叮当作响,然后起身拂袖而去。惹得我们那几个哥们儿总问我是不是最近床上表现差强人意。
梅子提到出国的朋友里就包括我们共同的朋友玉强。这小子也是我们的大学同学,在我们寝室,他是唯一一个不谈恋爱,不打麻将的人。“走出国门”,这四个字被他用毛笔写在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扉叶上。对美国的国情好像他比当时的总统布什还清楚,如果提起李时珍,他会反问你是不是演三级片的那个。大学一毕业,他就考托福出去了,去的倒不是美国,而是它的邻居加拿大。
九六年的六月,由於工作关系,我去外地出了三十天的公差。等我风尘仆仆地赶回我所在的城市时,第一次,梅子没在车站接我。在我的逼问下,接我的宏生吞吞吐吐地说梅子最近好像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一起,不过有几天没看见她人了。回到家后,我疯狂地拨打梅子的手机,得到的总是“被叫已关机”。在梅子的单位,他们告诉我梅子已经辞职了,据说要去美国。那个夏天,梅子让我知道了上苍给我们的时间是多么的富裕,我们完全可以用它来实现任何我们想要的。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自己从这个城市里彻底抹去了,就好像她从未来过一样。我给另一个城市她的父母打了电话,电话那一边她母亲的声音熟悉而又冰冷,“梅子和你不合适,你以后别再找她了。。。”,我没等她说完,狠狠地把听筒摔在座机上。
后来,梅子托人把我送给她的一些贵重物品还了回来,并转告我说,多保重。送东西的宏生告诉我,梅子和一个美籍华人结婚了,也许已经在美国了。看着我的一脸茫然,他不着边际地安慰我几句。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我叫住他,“你知道玉强在OTTAWA的电话吗?”
送走宏生的当天,我很冷静地处理了那些东西和所有写满山盟海誓的信件,然后独自一人来到了街上。第二天早上,当我睁开双眼时,一对丰满白皙的乳房让我几乎跳了起来,我的动作惊醒了睡在我身边的女人。我茫然地摇摇脑袋,问她是谁,这是哪儿。她看了我半天说,你昨儿晚上不像喝多了啊,不记得了?想赖账吧。我看着她,理智慢慢地恢复,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第一次发生得我毫无知觉。医生说,这是选择性失忆。
在那以后,我自己或者和朋友一起又去过几次类似的风月场所。渐渐地,我对这种毫无情感类似动物交配的行动失去了兴趣。最后一次,当一个貌似梅子的小姐在我身边扭来扭去,并把手伸到我的裤子里时,我粗暴地推开了她,恶狠狠地说,操你妈的,这么不要脸,滚!我的态度当时震惊了所有在包房里的人,那个小姐当时就嘤嘤地哭了起来。我定了定神,走到她身边,说,对不起,我喝多了。留下了二百元钱,我执意离开了包房。当我来到大街上,冷风吹过,苦涩的泪水缓缓地流进嘴里,四周一片灯火辉煌,在黑暗的角落里,我痛哭失声。
“如果我走了,你会找我吗?”
“我会的”
“你会放弃一切去找我吗?”
“我会的”
“你会一直找下去吗?”
“我会”
“找到了以后呢?”
“。。。。。。”
由於我所学的专业和当时的大环境,移民异常的顺利。在我拿到签证的喜庆日子里,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了祝贺,只有妈妈哭了。望着她的白发,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不孝。作为家里的长子,妈妈一向很疼我,但是我从未为她做点儿什么,甚至讨厌她的唠叨。在上飞机的那一刻,望着哭泣的妈妈和妹妹,我突然之间感觉自己很自私。坐在飞机上,内疚和彷徨一起向我袭来,鼻子酸酸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会改变自己的决定吗?我不知道。
九九年初的一个夜晚,当我走出渥太华机场时,迎接我的是一种乡村般的静谧,地上的积雪在路灯下泛着青光。周围的人行色匆匆,想象中的光怪陆离和繁华被现实的景像从大脑里一点点地挤了出去,原来的些许兴奋早已被遗忘在飞机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凄惶的感觉在心底慢慢地扩散开来,让我感到愈加寒冷。点着一只烟,默默地看着眼前巨大的停车场。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马上坐飞机回中国去。。。这就是西方工业七国之一的加拿大?感觉上完全没有北京繁华。多年以后,当一群小留学生在酒桌上向我重复同样的理论时,我早已忘记了什么是繁华。
当一支烟快要吸完时,我看到远处的一辆蓝色的COROLLA慢慢驶进,玉强在车里一脸歉疚地冲我摇摆着他的胖手。
在我和梅子分手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移民的事儿。“去哪儿干嘛,我大学英语就没过四级,去了连话都说不利索。再说,你以为外国遍地都是金子,一捡就是一块?我倒是听说去了就练刷盘子的功夫”,每当梅子问我是否考虑移民的事儿,我就烦。梅子是我的大学同学兼女朋友,毕业后,我俩都分到了国营单位,我进了机关,她去了一个大企业的技术部门。刚开始的两年,生活平静而舒适,白天上班,晚上去酒吧蹦迪或看电影。每到周末,招呼上我俩的朋友一起去郊游,或者干脆打上一天一夜的麻将。但是,渐渐地,梅子对这种生活越来越感到厌烦,或者说对国外的生活越来越向往。这应该归功于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我们国家媒体集体的崇洋媚外。
我感觉,那时的梅子认为出国才算是有了一个真正的成功人生。这条理论后来被我们从不同的生活角度证明是错的。可惜的是,太晚了。
我和梅子的关系很有意思,我们是恋人,但是按着现代的观点来说,我们不是。原因很简单,我们从没有上过床。曾有几次,我很冲动,甚至把她的裤子都脱下来了,但是在她的抵抗下,我还是没能得逞。这固然是她的坚持,但是与我那时候对纯洁爱情的理解也有很大关系。来到渥太华后的一段时间,我常常就想,如果当时我真的把她“办了”,也许这以后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梅子的变化就是越来越频繁地对我提起某某人又出国留学了,某某人又要移民了。每次她来找我,只要看到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麻将,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把四周的东西弄得一阵叮当作响,然后起身拂袖而去。惹得我们那几个哥们儿总问我是不是最近床上表现差强人意。
梅子提到出国的朋友里就包括我们共同的朋友玉强。这小子也是我们的大学同学,在我们寝室,他是唯一一个不谈恋爱,不打麻将的人。“走出国门”,这四个字被他用毛笔写在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扉叶上。对美国的国情好像他比当时的总统布什还清楚,如果提起李时珍,他会反问你是不是演三级片的那个。大学一毕业,他就考托福出去了,去的倒不是美国,而是它的邻居加拿大。
九六年的六月,由於工作关系,我去外地出了三十天的公差。等我风尘仆仆地赶回我所在的城市时,第一次,梅子没在车站接我。在我的逼问下,接我的宏生吞吞吐吐地说梅子最近好像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一起,不过有几天没看见她人了。回到家后,我疯狂地拨打梅子的手机,得到的总是“被叫已关机”。在梅子的单位,他们告诉我梅子已经辞职了,据说要去美国。那个夏天,梅子让我知道了上苍给我们的时间是多么的富裕,我们完全可以用它来实现任何我们想要的。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自己从这个城市里彻底抹去了,就好像她从未来过一样。我给另一个城市她的父母打了电话,电话那一边她母亲的声音熟悉而又冰冷,“梅子和你不合适,你以后别再找她了。。。”,我没等她说完,狠狠地把听筒摔在座机上。
后来,梅子托人把我送给她的一些贵重物品还了回来,并转告我说,多保重。送东西的宏生告诉我,梅子和一个美籍华人结婚了,也许已经在美国了。看着我的一脸茫然,他不着边际地安慰我几句。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我叫住他,“你知道玉强在OTTAWA的电话吗?”
送走宏生的当天,我很冷静地处理了那些东西和所有写满山盟海誓的信件,然后独自一人来到了街上。第二天早上,当我睁开双眼时,一对丰满白皙的乳房让我几乎跳了起来,我的动作惊醒了睡在我身边的女人。我茫然地摇摇脑袋,问她是谁,这是哪儿。她看了我半天说,你昨儿晚上不像喝多了啊,不记得了?想赖账吧。我看着她,理智慢慢地恢复,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第一次发生得我毫无知觉。医生说,这是选择性失忆。
在那以后,我自己或者和朋友一起又去过几次类似的风月场所。渐渐地,我对这种毫无情感类似动物交配的行动失去了兴趣。最后一次,当一个貌似梅子的小姐在我身边扭来扭去,并把手伸到我的裤子里时,我粗暴地推开了她,恶狠狠地说,操你妈的,这么不要脸,滚!我的态度当时震惊了所有在包房里的人,那个小姐当时就嘤嘤地哭了起来。我定了定神,走到她身边,说,对不起,我喝多了。留下了二百元钱,我执意离开了包房。当我来到大街上,冷风吹过,苦涩的泪水缓缓地流进嘴里,四周一片灯火辉煌,在黑暗的角落里,我痛哭失声。
“如果我走了,你会找我吗?”
“我会的”
“你会放弃一切去找我吗?”
“我会的”
“你会一直找下去吗?”
“我会”
“找到了以后呢?”
“。。。。。。”
由於我所学的专业和当时的大环境,移民异常的顺利。在我拿到签证的喜庆日子里,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了祝贺,只有妈妈哭了。望着她的白发,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不孝。作为家里的长子,妈妈一向很疼我,但是我从未为她做点儿什么,甚至讨厌她的唠叨。在上飞机的那一刻,望着哭泣的妈妈和妹妹,我突然之间感觉自己很自私。坐在飞机上,内疚和彷徨一起向我袭来,鼻子酸酸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会改变自己的决定吗?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