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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在一片刺眼的阳光中醒来,看看已是午后,房东王先生告诉我,有一个女孩子来了三次电话找我,让我醒了后给她打电话,我想一定是嫣然,思怡是那种矜持的女人,至少在外表上如此。即使她想找我,一个电话也应该足够了。礼貌地谢过了王先生,我打通了嫣然的电话,她清甜的嗔怪从线的另一端清晰地传入我的耳膜,“懒猫,现在才起床?“,要是平常,我一定和她调侃两句,说一些“漫漫长夜,一个人孤枕难眠“等等。可是那天,我觉得非常愧对那个甜美的声音,拿着话筒,怔怔地说不出话来。嫣然明显有些意外,问我是不是不舒服了,我定定神,说是,有点头疼。她用略带失望的口气说,“本来想找你看电影呢,那你好好休息把“。我定了定神,说没什么,我能去。
放下电话,昨晚的一幕又在我脑海中闪现。想了想,还是拿起电话,打通了一个号码,思怡的声音一如既往,没有一句提到昨晚,我们像平常一样,随便聊了几句。放下电话,我既感到困惑,有莫名其妙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人说过,这世上有一种女人,外表柔弱而矜持,内心往往热情如火而又坚强无比。
我们去了一家在carling上的叫famous player的影院。北美的电影院与99年中国的电影院有很大不同,同一影院往往有很多不同的影厅,分别放映不同的影片。那天晚上我表现得极其心不在焉,现在已经全然忘记当时看的是什么电影了,只恍恍惚惚记得是一个爱情类的探讨片,唯一记得的就是散场后嫣然泪光闪闪的眼睛。
周一应该是我去carleton大学的最后一天,和同学们告别一下,我突然觉得不能拿到一个北美学历,也是一种遗憾。和平常一样,在baseline车站我遇到了思怡,她轻轻地说,那天忘了,我应该祝贺你找到了工作。她的目光迷蒙柔和,我第一次在女人面前感到了紧张,干涩地回应说谢谢。我们在车上谈得极少,可以说是我们相识以来最沉默的一次。大多数时间,她望着窗外,路上的房屋,树木,广告招牌向后面急速驶去,在我的错觉中,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飞速流失的光阴。东升的阳光让思怡白皙的脸庞显得无比圣洁,我觉得它好像停留在时间的某个角落了,美丽无比,却又永恒。
在nortel迎接我的是我的第一任manager,超乎想象的热情,不厌其烦的介绍,让我一度觉得他中午会自己掏钱请我吃饭,当然,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实际也没有发生。最后,他带我来到我的位置,他用cubical称呼那个6X8平方米的区域,记得我当时没听懂那个词,回来查了一下字典,说是“立方体”,立马对前人创造词汇的本事佩服不已,那可不就是一个用几扇木头架子围成的立方体么。那时的我,是欢天喜地,无比幸福地主动钻进了那个立方体笼子。
我这人干什么事情开始的时候都有着一腔子热血,也许另一种说法是“三分钟热血“,可是无论如何定义,我在那个公司是以一种苦学苦干的态度开始的。在学校学的东西基本没用,一切从头来过,浩如烟海,常常又互相矛盾的各种文献,成百上千万行的代码对别人是一种折磨,可是我却乐在其中,嫣然说我是“受虐狂“,我嬉皮笑脸地回答说,对,这样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