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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嚎
吕小林年表：1976年出生
1981年被猴子扎伤屁股
1982年上小学，从此经常考试作弊
1988年小学毕业，升初中。见流氓殴打愤青而麻木不仁
1989年出借存在安全隐患的交通工具，间接导致初恋女友死于反革命动乱
1991年初中毕业，进入技校学习机械专业，在厨师班偷师二月有余
1995年技校毕业，进入日资企业打工，不久被炒
1996年看坏电影《北京杂种》，从此开始当流氓
1997年因殴打大学生和猴子一同入狱
1998年出狱。不久猴子病逝
1999年参加成人自修，写出改变后半生命运的论文
2000年重新上岗，饱暖思淫欲，闹出拉链门事件
2001年中国没法混了，到埃塞俄比亚援建
前言
吕小林出生在承上启下的七十年代末，他的童年是在一所军区大院里渡过的。
我就是吕小林。
我小时候虽说已经过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了，但由于惯性，领导们作起报告来还是喜欢声明一下：“俺是个大老粗。”有鉴于此，大院里大部分家长都任由自家的小子甩着书包在外边野，只是有时自家的小崽头上给人揍出了几个包才会一边上药一边数落两句。
吕小林的爸爸常年出差在外，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出发，这类孩子大都孤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的两条腿不论冬夏都规规矩矩地藏在长裤里，以至于成年以后，当初的小朋友相会就有人提出要吕小林捋起裤管看看里边是不是给捂得寸草不生，结果吕小林一捋裤管就把他们都震住了，他们当时都不认识王家卫，否则一定会说那是“重庆森林”。
吕小林不爱说话。同院的大人都说他呆气十足。但小眉告诉我，我的眼睛里有杀气，尤其是在发呆的时候。看上去很酷。我想，能发现这一点就是为什么她能把做我女朋友这个工作做上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吧。
一个人如果在一个夏天每天对着半个保鲜盒的蜻蜓脑袋呆呆看上半个小时，那他的眼睛就可以代替嘴做一些事情。也就是如俗话所说，眼睛会说话。这样的人适合像梁朝伟一样去演“重庆森林。”或者，去混黑社会收保护费。穿黑夹克站在别人面前啃着一棵烟一言不发望着人家，30秒之后收钱的那种。这种人和乞丐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眼中的目光或者手里的凶器。
吕小林属于后一种人中的前者。每次收保护费他都只拿一盒烟而已。
尽管从小嘴用来说话的时候不多，但吕小林并不胖，他的嘴用来吃东西的时候也不是很多。那是因为他很早就学会了抽烟和接吻，或者说所以他很早就学会了抽烟和接吻。其实上帝给过吕小林足够的暗示。他的一生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和意外擦身而过，如果他可以懂得上帝的暗示就像他一直以为的那样。
虽然事实上我和意外始终像言情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可思议地相遇，但我还是为上帝给过我如此多的暗示沾沾自喜。有些东西如果不能逃避，那你能把它变成自己的习惯的话它也没什么了不起。我擅长制造习惯。习惯喜欢自己的习惯是我无数习惯的其中之一，我的生活无聊而有趣，绝不令人向往，但我乐此不疲。
我也习惯偶尔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抽一棵烟，用这段时间去想某个问题，比如小眉正在做什么，明天有个长得像谁的意外在等着和我擦身而过，等等。但我从来不去想明天的早餐在哪里，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上帝的暗示。它不是被小眉放在冰箱里就是在街上某个蜻蜓的口袋里。
这段时间也可以被我用来想一些关于吕小林的往事。比如，他的童年。我闭上双眼，他的童年随着那棵烟突突燃掉，不动声色。然后和烟雾一起进入我的身体。想完，睁开眼，那棵烟也只剩下烟头还活着。好几年的时间竟然可以比一棵烟更短，但如果是在夜里在一个寂寞的23岁男人的床上发生，它就是真的。
那个有着一保鲜盒蜻蜓眼睛的夏天是吕小林童年的烟头。吕小林的童年在那个夏天戛然而止。当Zippo火机的光刺入另一棵烟的身体，开始的，是与童年无关的另一段往事。
没有哪棵烟是从烟头燃起的。
(一)
小时侯，吕小林跟着院里的孩子整天出没在他们的脚能够走到的地方。包括一些公共厕所的屋顶，居民楼的走廊，医院病房，小河边，以及一切能发现鸟兽虫鱼的地方。对他们而言，阳光下的一切地方都是战场。有时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有时他们也一致对外。但他们打架不是为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是为了当一会霍元甲，这和他们在前线打越南鬼子的父辈并不一样。而且他们的非本民族敌人只是一些青蛙蚂蚱知了之类手无寸铁的动物。除了被螃蟹夹过，吕小林几乎没为战斗付出过什么代价。而吕小林的伙伴们每逢夏天膝盖上必是累累红药水，这不奇怪，要想让除自己之外的人也认为自己是英雄，证据总是要一些的。比较而言，吕小林更喜欢当观众而不是英雄。他喜欢在阳光下眯着眼看别的孩子为了争一个不能换糖吃的名字紧紧扭在一起，无论其中谁倒在地上，他都及时大笑，露出少了一颗门牙的牙齿。现在，如果有两个男人像吕小林当年的伙伴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会想到另外三个字，然后咧一下嘴角表达笑意。和吕小林的伙伴不同的是，他们不会以那个动作出现在阳光下。
当然，要证明自己是霍元甲一样的英雄，方法有很多，打架只是其中最笨的一种。
那时有个最皮的小子，人称“猴哥”的，就曾当着吕小林等众人的面公然从膝盖的伤口上撕下一块血淋淋的硬痂来放在嘴里吃了。吕小林当然知道此血痂非彼雪茄，况且纵是极品的哈瓦纳雪茄直接往嘴里放了也不会好吃，由此对猴哥大生骇意，以至成年后每每在港片中看到有黑帮人士剁下手指生吞时就会想到当年猴哥这一壮举。
不过当年的猴哥当得很不仗义，确切来说是本事大气量小，属于《三侠五义》里白玉堂那类人，比白玉堂更糟的是猴哥还曾用一次性注射器扎过吕小林的屁股。这是吕小林在被螃蟹夹过之后受到的最大的肉体伤害。
关于吕小林屁股被扎一事的确切经过是这样的：军区大院西侧有所部队的附属医院，因为都是院里的熟人，孩子们常去蹿病房，也不怕消毒水的味道熏脑门。
有一回猴哥不知从哪里捡来一根一次性注射器四下炫耀(那时候的注射器大都是玻璃的，一次性塑料的很少)，结果七炫八炫就炫到了吕小林的屁股上，扎得还挺深，立在肉里一颤一颤的。
吕小林当时就嚎啕大哭，一把推倒猴哥就往家跑，也许是存心报复也许是慌不择路，当时他一脚就踩在猴哥的小胳膊上，然后一个扑闪趴到人家身上，也不知是膝盖还是手肘哪个比较硬的部位建了功，硌得猴哥哑着嗓子开始嗷嗷叫。
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小孩一般性的哭和真正激了眼的哭是不一样的，加之一旁医院里坐的都是行家，当时就有人听出不对劲了，冲出来一看：两个小崽子趴在一块儿，一个屁股上钉了支针管，另一个哭得凄惨，上来一摸才知道一根肋骨有骨折嫌疑。
后来医院的大夫又给仔细检查一下，发现吕小林屁股上的针管并无大碍，基本可以排除传染病，顶多相当于一次失败的肌肉注射，而那年头是常有倒霉的病人给新来的医生实习成这样儿的，消了毒也就没事了。吕小林听一屋子大夫都说没事儿，就真以为这事儿真的会像从没发生过一样给忘了。后来才发现不是，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屁股上那个终身伴随的小坑。至于猴哥检查下来才知道骨头并没有折断，只是轻度骨裂。小朋友开始都以为大人们要把猴哥的肚皮拉开钉几个大钉子进去(这群小朋友常在医院走动，见过骨科医生的那些装修工具)，不幸他们都以为错了。
几年以后，吕小林和猴子(就是当年的“猴哥”，因为那次肋条子险些被老蔫吕小林打折，导致他在小朋友中威信大减，大哥被罢免)在学校澡堂洗澡时就常常互相指责，吕小林是背对着人，以一个西藏喇嘛练功似的怪异姿势指着屁股上的小坑要讨还血债，猴子则挺起搓板似的胸脯指着忽而第七忽而第八根肋骨上的某处说此地有一坑，要以牙还牙。吕小林每次要上前验证他必逃开，于是二人开始相互笑骂，言语越来越等而下之，最终发展到互扯小和尚，由喷头下一直扯到大澡池内，扑腾得水花四溅，一澡堂的人侧目而视。那时候社会上虽有“同性恋”的说法在流传，但大多数人都还没见过，一边撇嘴一边猜度这也许就是了。
宠儿(二)
被针管钉了屁股那年吕小林六岁，因为不愿意上学便以此为由在家赖了一年。他妈虽然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而吕小林这点伤又算不得伤筋动骨，但毕竟是爱子心切。最后还是依了吕小林缓刑一年，顺便进行一点学前教育。
一年后，吕小林去上学，这时发现自己比教室里其他的小朋友高上半个头，当时和他处在同一高度的还有一位，正是坐在角落里的猴子。这厮上学年期末考试两门成绩都没上两位数，蹲了班。其实当时学校对什么样的成绩留级并无明文规定，象他这样的情况每年都有两个，家里来说说是完全可以升级的。但猴子的爸爸是个政工干部，那时候三十来岁意气风发，正是要求进步的时刻，于是他就原则性极强地让儿子留了级，既保证了党性庄严又体现了父爱深沉，所花代价不过一年学费，甚是合算。而在那以前，有不少国企的厂长书记为保证纯洁的无产阶级性质誓死不与外商合作，因而大交学费，和猴爸爸有异曲同工之妙。
要顺便说上一句的是，这位原则性极强的政工干部在二十年后因为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擅自用部队的公章给人盖文件而被依法判刑五年，正好蹲进了儿子蹲过的监狱，一年后突发心脏病猝死在监狱病床上，他死的那会儿他儿子正躺在另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苟延残喘，因此他的丧事还是我吕小林张罗着给办的。
这里说到了猴子进监狱和住院，这是因为十几年后他和吕小林一块儿因为故意伤害罪而入狱一年。这事儿根子在我吕小林身上，猴子是陪蹲，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讲叫做“TO GO TO JAIL TOGETHER”，这样的朋友让我很感动，可惜没过多久他就重病身死了，我则很没义气地活了下来，没有“TO GO TO DEAD TOGETHER”。
吕小林当初上的小学座落在一个山坡上，旁边是所中学，雄距山头正中。那山头名叫什么房山，可能是红房山绿房山，也可能是牛房山羊房山，当然也可能是乳房山，那就和《林海雪原》里奶头山有些接近了。
我之所以在这儿对地名打马虎眼是因为这山名儿我们自小就很少听说，听得少时间久，记忆不免模糊。要不是那中学门口有家粮店门上挂了几个泡沫美术字我可能连山名都不知道。可自从吕小林上一年级开始，那泡沫美术字就掉得只剩下“__房山国宫粮店”了。后来我又分析了这事儿，估计这山叫“乳房山”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的几个字出现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街头的概率几乎为零，讲了几千年礼义廉耻的炎黄子孙(许大马棒等土匪除外)毕竟不是澳洲土著，把一地方命名成“乳房奶头”之类大肆叫唤。后来居然成了一国之首都(这是我从我小叔的手抄本《一只绣花鞋》里看来的，如果不对的话你别怪我，去找说这话的台湾女特务去)。
刚才说到了粮店门上的美术字，其实我小时候还不懂宋体黑体什么的，长大以后看了一个无聊小报上的考据，说是宋体字是大奸臣秦桧的字体，因为这厮的姓氏不光彩所以就用了朝代名。这个说法显然很牵强，因为赵体字的祖师爷赵孟(FU)作为大宋皇族却投靠狄夷，更不光彩，可他的姓却留了下来。这些东西我小时候全不知道，说明我小时候很乖；而现在全知道了，说明我越来越不乖。我小时候乖的具体表现就在于经常考100分，更乖的是我每次都让同桌猴子抄到95分以上(剩下几分是因为他看不清我潦草的字迹而抄错被扣掉的)。而给人抄卷子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二战以后，翻了身的犹太人在给当初保护他们的人发奖就要考虑当初人家为了救他们是否担了风险。如果是某坏蛋一念之仁就不行，非把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辛德勒才算。纵是按照苛刻的犹太标准来看，我也是当之无愧的，所以我后来一看到有人夸奖鲁迅先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时我就会把前半句的受赞者换成吕小林。这个替换不是没来由的，每次考试时我都要把左肩往下使劲斜上半个小时以供猴子“抄水平发挥”。长此以往，我的左肩落下毛病，特别是成年以后，每逢阴雨便会胀疼。当初猴子为了报答我曾动过捉马蜂替我治肩膀的念头(他不知从哪儿听说马蜂螯了人可以治关节炎)，我当然拒绝掉了，学习剑侠小说里的大侠施恩不望报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怕这小子用尿来浇我(我听说被马蜂螯了要搽人奶解毒，实在没有就用人尿代替。从性别角度出发，可以排除猴子有造奶设备的可能，那他就只有用尿来报答恩人了，因为要恩人自己把尿撒到肩膀上在技术上存在很大困难)。
后来猴子死掉了，在他死后约两年，我知道了李嘉诚的小儿子因为给人背球具肩膀也落了毛病，我很想把这个事儿告诉猴子，可惜至今没能找到适当的机会。当然，如果他在下边能买电信盈科的股票他就有希望知道了----这完全有可能，每年我都给他烧几亿亿冥币，如果那边物价正常，足够他买下一百个香港电信。
前几天听人说清华的学生提出的考试口号：我不作弊我自豪。这样一来我和猴子都不能自豪。要知道的是我们那时最仰慕清华大学。特别是猴子，以他自身的水平连小学考试都及不了格，可他对清华还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难能可贵。而清华却如此打击死人，实在不应该。至于我，听到这个口号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我们上了清华这口号也许就改成这样了：你不作弊你傻X。那样的话清华就不清华了，好在我没进清华，所以清华依旧。
我们那时为什么想上清华？原因是当时社会上对大学生有个特殊的叫法：天之骄子。那么不言而喻，清华的学生更是骄子中的骄子，正如人中圣贤鸟中凤凰萝卜之中的赛鸭梨一样，卓尔不群。而且受父母的影响，我们都会背这两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正巧那时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席卷全国，小学生很容易把这三者联系起来，于是上清华就成了当英雄的必要条件。我当时虽不懂三段论什么的，但还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个左一下右一下便会打得木头冒火的降龙十八掌和清华大学不是一回事，可猴子始终绕不过这个弯来，现在想来可能原因还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
后来我读了金庸先生的原著，又知道了这书因和毛主席诗词雷同导致在台湾被查禁，这一点猴子也不知道，用古龙的话来讲：死人是不会知道任何事的。
猴子死后，我为了排遣心中的悲痛去参加了一个成人自修大专班，在逻辑课里我把那两个错误的三段论合并作一个主题写了篇论文，教授给我判了不及格，因为我写得比其他同学都好。我这篇论文一直没丢，直到去年给了我读大二的弟弟。这家伙叫吕大林，从名字可以看出他是爸妈避孕失败的产物----如果是计划内生产，我应该叫吕大林，这样的颠倒只能说明爸妈事先没给这小子预留好名字他就跑出来了，这时就只好抓一个没大没小的来用。因为是计划外产品，我大林弟弟没有我聪明，他的那个大学是复读了三年才考上的，有鉴于此，他现在才大一，比他的同学成熟三年。
我弟弟去年把我那篇逻辑学论文拿走，用电脑打印出来当自己的作业上交，结果被系里评为年度十佳论文第二名。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系主任是个金庸迷，在他的带领下系里一半教授一大半讲师都在刻苦学习金庸著作，而且去年正赶上台湾闹独立，那论文正好从文化方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专治与无知，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后来大林把他们系里的年度最佳论文复印给我看了，那论文的作者原是学历史的，刚改专业还有点惯性，论文的题目叫《由郑克?到李登辉----试论宝岛台湾与祖国大陆密不可分之历史必然性》，文笔还可以，只是里面引用的史实多源自《鹿鼎记》。
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的就是我那篇论文会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最后甚至把我逼得逃到非洲去援建。在我所认识的人里面，王实味因为一篇《野百合花》丢了性命，第一惨；吕小林因为一篇逻辑学论文而远遁他乡，第二惨。这都是文章改变命运的具体案例，可惜没有一个是往好了改的。
介绍完了我的天骄弟弟，就该回到吕小林上小学的时候接着说了，吕小林那会儿每天上学都要路过什么房山上的中学，那里有幢三层小楼，修得极劣。看外观估计是四人帮当权时的产物。那小楼的外墙是用砂石比例严重超标的水泥砂浆刷的，多处起壳脱落。有一天吕小林路过那里时发现墙上被人刷了两排字：
你愿意做时代的骄子
还是做社会的弃儿
这两行字无疑是那中学的师长们为鼓励学生好好学习而刷的，但吕小林每天经过这里总不免要思索一下：我是骄子还是弃儿呢？
可惜那中学里有个弃儿很快用粉笔在旁边写了三个字：X你妈。
他在墙上写的原文当然不是X，甚至不是我们常用的“操”，而是一个笔划甚繁的生僻字。(上面一个“出入”的“入”，下面一个“猪肉”的“肉”)当时吕小林不认识这个字，但联系一下上下文很容易就猜到了这个字的读音。由此对那两行标语兴趣大减，每天路过那里不心灵拷问了。等到一年以后，那行标语已随着砂浆层掉光了，当初写“X你妈”的那个地方还有砂浆皮，但粉笔字已经经不在了。
需要辩解一下的是，吕小林虽然小学就知道了“操”字的两种写法，还干过不计其数的考试作弊欺侮女同学之类坏事，但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好孩子，除了下课常和猴子打架之外并不经常违反学生守则。
关于和猴子打架的事，我记得除了开头之外的每一个细节----这很好理解，因为每次的开头的情节都不一样。比如因为他借我的书不还，比如因为我弄断他的铅笔(我们小时候用的铅笔比现在结实，我常用它往人身上扎)，如此等等。如果哪次打架的理由没有新意那就是对我们智慧的侮辱。我估计如果我们一直在小学呆下去，某一天必然会以大东亚圣战，解放三分之二受苦人为由而动上手。而一但动上手下面的情节就千篇一律了：都是猴子且战且退，最后溃至走廊，撒丫就往楼上蹿。吕小林追出两步，叉上腰对着他的背影边挥右拳边豪情万丈地喊：“老子操你书包！”毛主席有诗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每当吕小林喊到第二遍上，猴子就会乖乖回来挨我两下，以免书包被操。
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些情节成百次地发生过。正如我们小时候唱的“少先队歌”，我记不住其它的词，除了“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因为这句词重复得太多了，成了记忆的噩梦。
十几年后，我常被女朋友小眉拉去看盗版光碟的《大话西游》。开始我一听到里面朱茵说“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局”时我就想说句：“我记起了结局却记不起开头。”然后就要哭几滴眼泪来缅怀一下死掉的猴子。这每次都让坐在一边的小眉很感动地抱紧了我，于是我也抱紧了她。次数一多我就成了巴甫洛夫的那条狗，一听见这句话就开始掉泪，然后双后乱摸，脑子里却忘记了亡友猴子。
可能会有人觉得小学生动辄操来操去不文明，况且书包也不是用来操的。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分析了一下，发现当时我喊“操你书包”是指把别人的书包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操”应为“抄家”的“抄”，但“抄”是第一声，喊出来没有气势，于是我就改用降调，以至于以后一直把“操书包”的“操”误作“操你妈”的“操”。
尽管老是和猴子打架，吕小林还是当官了。当他把一块画了一根红杠的白色塑料别在左臂上时，感到无比NB，一夜不眠，比失恋代价更大。后来，当他发现手臂上的那块塑料成了做清洁时自己必须最后离开而且做的时候不能偷懒的理由时，他感到无比后悔。两者之间的距离仅有一个星期。
一年后，他手臂上什么都没有了，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做清洁时偷懒。以后他的身上再也没有戴过任何当官的标志。
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吕小林偷了家里的东西。
是50斤粮票。吕小林把它卖给附近做小吃生意的乡下人，得到的钱被他用来买了两个变形金刚玩具，他和猴子一人一个。那时候，除了我爸的老拳，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没和猴子分享。后来，当死亡成为最后一个我们没有共同分享的东西时，我总是想到我们拿着变形金刚在他家的写字台上发疯的样子。傍晚的阳光犹犹豫豫地伸进来，微温渐凉，像秋天姑娘的手，一屋灰尘在我们的笑声中静静跳舞，猴子张牙舞爪抢着要作汽车人，他妈站在门外张开嘴，很吃惊的样子。
事情照例以我爸把吕小林的屁股变得又青又紫结束。不管我做的错事是什么样子，结局都是一样的。之后一段时间，除了必须亲自上厕所和做课间操，在学校里吕小林要做的一切都被猴子抢去做了。
无论如何我都觉得有变形金刚这样的动画片看的童年是幸福的，尽管我的屁股经常为此痛不欲生。这不奇怪，屁股在童年本来就是用来挨打(包括打针在内)的，长大之后它又供我们开会时在板凳上挨坐之用。如果是年轻女孩的，还可以供人观赏。只可惜我是男人。所谓人，其实就是每个器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主要用途的东西。比如，眼睛。小时侯我主要用来看动画片和课本，后来主要用来看黄色录象和勾引异性，现在则是主要用来谋生――收保护费时带在身边，以及，睁开表示自己活着。又比如，腿。小时侯主要用来上学和到处野，后来主要用来逃课和到处打架，现在则是主要用来陪小眉逛街和在打完架之后警察到来之前跑掉，以及到处找蜻蜓谋生。
总结一下我的小学生活：1982年入学，此后六年内得肝炎一次，打坏学校玻璃两次，逃学三次，和猴子协同作弊N次，扬言要操人书包N次，当一根杠一次，偷粮票一次，挨打N次，1988年毕业。
宠儿(三)
1988年，吕小林升入什么房山顶上的初中，猴子与他同班，古代的贼人教导我们“兔子不吃窝边草”，花花公子也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意思都是在说：上完了小学就要把屁股擦干净，跑得远远的去上完剩下的三年的义务教育。可是我们把这两条都违背了。其实我们都是渴望一个远一点儿的学校的，排除怀旧和怕生这两点因素，任何一个学生都渴望换学校。正如现在的大学生谈恋爱，大都不找青梅竹马的同乡，如果有人要坏这个规矩，用北大一位仁兄的话说：“那就有乱伦的感觉了。”
但上学不比挑女朋友，而且世界上的大多数事情是不由我们的渴望来决定的，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吕小林读的那个中学像每个星期一在奏完国歌后说很多废话的50多岁的女教导主任一样严谨。传说发生在那里的最浪漫的故事是，一个红卫兵爱上一个黑五类女孩于是私奔，但是，未遂。他们最后双双殉情。不过，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每天吕小林戴着红领巾背着双肩书包在戴着红袖笼的高年级学生的目光中进入大门。他什么都不期待，除了放学走出大门把红领巾扯下来塞到书包里。
在吕小林十四岁之前，他必须靠在学校戴着那根红色的三角形的布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他上初中用的那根红领巾是绸子做的，花了他5毛钱，换算成棒棒糖，是5根。红领巾在吕小林脖子上时，除了他的目光，它让吕小林看上去像一个已经准备好了的接班人。红领巾在吕小林书包里的时候，吕小林看上去像他的内心一样坏不拉叽。这说明从上初中开始，吕小林就自愿放弃了做接班人的打算。
话说吕小林和猴子一起悲哀地上了初中，一起开始悲哀的外语学习。
打小吕小林的语文算术就是一百一百地考，后来开了物理也是一百一百地考。(化学不行，我说实话)可那英语他就从没及格过，猴子也一样，甚至比吕小林还差得多，以致于吕小林总怀疑他是不是在装蒜。
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俩常被年轻美貌的英语老师请到办公室补课，可越补越差。后来他们分析过，估计是英语老师本人对他们上课的注意力造成了巨大伤害。吕小林长大以后看过一本书，那里说古代有两国交兵，甲国派出一队裸女大跳STRIP TEASE(我英语很差，但这类词很熟)，乙国军队禁不住诱惑，丢盔弃甲筋酥骨软被甲军杀了个干净。他们当时上外语课，脑细胞可能就无政府了，这是很可能出现的。
那个与美丽的女英语老师有关的吕小林13岁，第二性征已经开始明显。
放学后，在英语老师的办公室里面对着英语老师的脸，她的眼睫毛历历可见。吕小林感到身边充斥着一种温馨暧昧的甜甜的味道。当英语老师的嘴唇离他的脸只有0.1米的距离时，那种味道随着一些吕小林听不懂的单词进入他的身体。吕小林发现那种味道来自英语老师的嘴里，并为此感到不可思议。多年以后，我把舌头放在小眉的嘴里时，我想到了那种味道和英语老师没有化妆的脸。我对女人口腔的渴望从那时就已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在英语老师看着吕小林的时候，他拼命让已经发育成熟的喉结不动声色，他怕喉结一上一下吞着口水的样子让他失去所有的秘密。
当时，吕小林经常做和英语老师有关的梦。在梦里，英语老师穿着白色的棉质连衣裙像一朵白云坐在他面前，对他微笑，牙齿像蓝天上的白云一样白，对他轻声说话，声音像蓝天上的白云一样温柔干净，可惜很多都是他听不懂的英语，除了傻笑，他无所事事。直到最后，他才会憋出一句：老师，我下次一定考好。然后毅然和英语老师勾了手指。
可是吕小林的的英语成绩还是越来越差，到办公室补课的时间越来越多。因为没能兑现对英语老师的承诺，吕小林一看到英语老师始终温柔的眼神就会脸红，但这并不影响他做和英语老师有关的梦。所有的梦里，还是他和英语老师相对而坐，什么都没发生。
现在我知道，人要长大时就是这样的。而这些梦能够证明自己当初足够善良，尽管有时醒来会发现内裤湿了，长时间不知所措直到天亮。
当时，吕小林对那些梦的解释是，恋母情结。吕小林刚上初中的时候中国正流行弗洛依德，流行到像吕小林这么大的孩子都可以熟练地把弗氏的一些术语脱口而出。
有一回，英语老师把吕小林和猴子叫到办公室，一人发了一张纸，要他们依据上面的中文写出对应的英文单词，布置完这些任务她就走掉了。吕小林和猴子很快刷完卷子，然后开始交换检查。检查过程中，吕小林发现猴子把“SIX”写成了“SEX”，把“ROPE”写成了“RAPE”，这两个单词在整个初中阶段根本没出现过，可那时只上初一的他们刚会二十六个字母就全认识了，可见是两个下流坯子。
于是下流坯子之一吕小林就问下流坯子之二猴子是不是故意这么写的，猴子坚决否认，并拿着吕小林的卷子，指出其中某处把“WHOLE”写作“WHORE”。
吕小林一见自己也是一个毛病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把“WHOLE”写作“WHORE”，这个习惯性笔误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好在我一直不靠英文吃饭，否则早就饿死了。有一回学校组织看电影《上甘岭》，吕小林看完了回家当天晚上就作梦，梦见吕小林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英勇地打死不计其数的美国鬼子，然后被俘，就义前高喊口号：“我的整个生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喊完之后怕美国鬼子听不懂，就翻译了一下：“MY WHORE LIFE HAS DEDICATED TO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IN THE WORLD ----FIHGTING FOR ALL THE PEOPLE’S EXTRICATION”。这句话除了“WHOLE”那个习惯性错误之外还有不少语法错误，但比猴子那句“I WILL GIVE YOU A LITTLE COLOUR TO SEE SEE”要好多了。
再后来没过几年，中越战争爆发，吕小林很想去参军，然后把那句英语对越寇喊喊，如果越寇听不懂还可以请部队翻译教上几句越南话，然后一边打机关枪一边嚎。可惜这些愿望除了学越南话之外一个也没实现，而且越南话也不是跟部队翻译学的，是跟电影里学的，一共有两句，一句是缴枪不杀一句是越南必胜。
一直到战争结束那一年春节晚会上，徐良坐在轮椅上唱了一次《血染的风采》，吕小林在电视机旁哭得泣泪横流，又把那句口号用中英文各喊了一次。
以上这些事例说明下流坯子吕小林还是很有爱国心的，只是在和平年代里没机会表现爱国心只表现了下流而已，而且还是在老师办公室里表现的，而且还有同谋。
检查完对方的单词，吕小林和猴子开始用弗洛依德式的嘴巴聊天。大量诸如口欲期，肛欲期之类的词语飘散在空气中，于是当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办完事再回到办公室时就看到了两个下流坯子正在一本正经地谈论性心理学。
如果她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只需大吼一声“干什么！”就可以结束尴尬的场面，可惜她没有经验地一直站着。直到猴子发现她时她已经脸红得快哭了。
两人赶快撤退，从此英语老师再也没给他们补课。而吕小林也不好意思再梦到英语老师了。
刚才我说“吕小林刚上初中的时候中国正在流行弗洛依德”，这个说法不对，中国流行弗洛依德的时候我还没上学，那时我的梦里常常会有一群黑色皮毛的大尾巴狼，不动也不叫，只是瞪着绿眼睛默默地看。如果我当时学了一点《梦的解析》就会知道这群狼其实就是白天在街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身穿黑皮高夹克一脸深沉的年轻人。当时对这种人社会上有个叫法，不是骄子，是愤青。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愤青，后来都消失了，大多数走向了谬误的反面真理，不再愤怒；有一小部分走向了更深的谬误，依旧愤怒，这其中就有一个当了吕小林的语文老师。不过那时他已经三十来岁了，就算是再愤怒，按当时的年龄标准来看无论如何也当不了“愤青”。但愤青和女人一样不服老，那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还是成天一套黑皮夹克出入校园，一般不张嘴，一张嘴就尼采康德或者“熵”。
我那时听老师说“熵”一直没弄明白是哪个字，主要是由这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不对自己的话进行解释而造成的。这是一种爱懂不懂不懂拉倒的心态，有时我就怀疑这是存心不说人话不想让人懂。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很得罪人，但后来在我身上也犯了这种毛病，而且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告诉了我，这种态度不一定会得罪人，但一定会惹来麻烦。
正是那个不说人话的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给我造成了一种错觉，让我以为1988年社会上还是愤青遍地，所以才说错了话：“吕小林刚上初中那会中国正流行弗洛依德。”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说错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1988年的中国是流氓遍地。
80年代初，中国流行愤青那会儿，姑娘的择偶标准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学识渊博，至少要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是那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择偶的黄金时代，可惜他错过了；然后是80年代中期，中国流行琼瑶，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要能在这时忘掉尼采，多讲点杜拉斯雪莱什么的也能拣个好姑娘，可惜这个白银时代他也错过了。接下就是我说的流氓满地爬的80年代末了，这是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爱情的黑钱时代，谁知就是在这黑铁时代里他开始了恋爱，对象就是我们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
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是全校未婚男士和已婚流氓(结了婚还惦记这个，在那年头就是流氓，不比如今什么牵手什么花样年华之类的)的目光焦点，为什么让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攀上了手？事后我悄悄分析过，总结出原因可能是英语老师条件太好，吓得别人都不敢动，相比之下只有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比较肆无忌惮一些，于是二人便好上了。把学校里几个玉树临风英俊潇洒的年轻男老师的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还没等吕小林升到初二，两位老师的爱情就中道崩殂了，吕小林和猴子就是这场变故的见证人。
1988年的某一天，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和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一起看电影，晚上的八点，电影散场，两人一块压马路，不幸遇上几个流氓。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在流氓的淫笑中英勇地走上前去，与之展开搏斗。我不知道其它愤青的拳脚怎么样，反正我们那语文老师功夫太差，三拳两脚就被人放倒在地上一阵踩，黑皮夹克上全是土。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也给流氓拖走了。
如果这是在拍电影，这时候就该出现一个大侠，一报名字就吓跑流氓，如果有流氓不识相，很快就会鼻青脸肿，然后我们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就会爱上他。
可惜这不是在拍电影，而且就算是有大侠出现，打也挨了女朋友也跑了，流氓也罢，大侠也罢，任何结局对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已经没有意义了。
后来我看米兰昆德拉，听他说了这么句话：“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由于这个原因，我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我甚至一度认定当时确有个白衣大侠跳出来过，但这又和后面的情节对不上号了，于是我只好拼命回忆那白衣大侠的脸。结果那大侠好象受了刺激的杨过，死捂着脸不让看，我使劲拽下他的面具，发现脑袋上是白茫茫一片，没有五官，这不是大侠，这是画皮。露了馅了画皮恼羞成怒，我就成了比干。
就在愤怒的语文老师趴在地上哼哼，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披头散发口叫救命的时候，一群比干就站在不远处看，没一个伸手的，吕小林和猴子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后来流氓把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抢走了，围观的比干们开始走上前来细细观察地上的人是死是活。就在大家纷纷谴责流氓的无耻行径之时，吕小林和猴子表现出了惊人的急智，吕小林去叫了警察而猴子去通知了医院。
等吕小林带着警察来到案发现场后，猴子叫的救护车已经到了。警察一边作笔录一边说要表扬他们见义勇为，等后来知道他们是被害人的学生后就再也不提这茬了，而是以一种怪怪的眼神看他们。他们比他更奇怪：不是你们要求学生和坏人斗争要讲究方法吗？
等到第二天，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在惨遭蹂躏后返校，全校反了天，校长不能维持秩序，只好宣布放假一天。不久后，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也带着人家的500CC鲜血回到了学校。
这件事儿引起了公愤，全校师生联名上书要求公安机关尽快捉拿罪犯。当时大家都把名字往一大块白布上写，吕小林和猴子都写了，后来知道这叫媚俗。不过媚俗还是很有用的，不到两个月，罪犯归案。是个团伙，劣迹斑斑，这回栽在人民手里，八个毙了两个，无期两个，余者各有分红。法院贴布告那天围观者甚众，吕小林头一次见法院的红勾，感触颇多。
因为这件事，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请了三个月假，从此便和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莫名其妙地分了手，三个月假满，她嫁给了学校里一个精明能干的政治老师。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则命犯天煞孤星，一直单身。
我在赴非洲援建之前曾回过了一次初中母校，知道了当初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和精明能干的政治老师婚姻很不幸福，不到三年就离了婚。精明能干的政治老师从婚姻的围城中挣脱出来大展宏图，一年后提上了副校长，然后打入市教委，五年前又进步到了市委，途一帆风顺还娶了一位颇有背景的新太太，现如今在大舅子的庇佑下正是扶了羊角拼命往上飞的时候。而当初和他离婚的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却一直在学校拿最低的工资，奔四十岁的人了还住单身宿舍。每天和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低头不见抬头见也是形同陌路。
吕小林不是没良心的人，我很想帮曾经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一把，可惜我也没什么钱，所以一直没帮成。
(四)
在初中的时候，吕小林和大多数男生一样一相情愿地相信并等待着初恋的到来。他已经准备好为之辗转反侧多愁善感长吁短叹英雄气短，他甚至连日记本和失恋时的泪水也早早储备好了。
于是，在英语老师之后，另一个女孩出现在吕小林的梦里。
现在，我愿意把她说成是我和猴子的初恋，尽管，最终未遂。这话说得不地道，可能有人以为我们是同性恋了，其实不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的初恋情人是同一个人，
那个女孩是吕小林班上的同学，马尾，说话时鼻音很漂亮，笑起来酒窝能盛二两酒。
如果按现在的标准来看，那女生不算很漂亮，就是在当时也有很多比她更漂亮的女孩子穿喇叭裤在街上转，不过这种女生显然不是吕小林和猴子能力范围之内的。他们只有喜欢同班女生。
吕小林之所以会喜欢那个女孩是因为她爱吃棒棒糖。一毛钱一根圆圆的红色很甜那种。吕小林觉得比红领巾便宜多了，他还请得起。平时他们并不怎么说话，偶尔吕小林故意在放学的路上遇到她，然后带她到学校旁边的小卖部里吃一根棒棒糖。吕小林沉默着站在一边看她认真地吃，觉得对着自己微笑着说谢谢的她有一点喜欢自己，至少在吃棒棒糖的那段时间是喜欢的。只花一毛钱就能让自己如此心满意足，吕小林没理由不喜欢她。
吕小林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跑到学校的操场围着不够标准的周长200米的跑道默然奔跑。那个女孩也在。他们彼此对望一眼，就各跑各的。快6点半的时候一前一后走出大门。那时即将天亮，一切笼在稀薄的雾气中，一片朦胧。有时候，她也过来找吕小林聊天。可吕小林除了像梦里一样发呆傻笑，就是脸红心跳拼命看表。
那个女孩除了留给我一些伤心而甜蜜的记忆，还留给我跑步的习惯和一个好的身体。直到今天每次打架完毕我都是跑得最快的之一完全是拜她所赐。每当我跑得大汗淋漓，我都能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跑了几圈了。那个“你”字，像89年一毛钱一根的红色棒棒糖一样，甜蜜的简单，让我怀念。
至于猴子也喜欢她，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陪吕小林一起喜欢。猴子这种人，在当时泛滥的香港英雄枪战片里到处都是，总是万弹穿心而死。在电影里，他们被人叫做兄弟。
但在有关吕小林的初恋的故事里，死的不是猴子，而是那个女孩。女主角一死，我的童年也就行将落幕。
那个笑起来酒窝能盛二两酒的漂亮女生之死，责任有一大半在吕小林和猴子身上。
吕小林的初一下学期，正是89年。那时西风猛烈，猴子从画报上见到了一种西洋玩具名曰滑板，便想做一个。于是他从工地上偷来一块跳板(那时的跳板都是极好的木料，现在没有了，全改成些烂钉子钉的竹片子，踩上一个星期就要变形)和两段钢管，又从废品收购站里买来两对儿童三轮车的轮子。他把这些杂碎交给了一个当车床工的熟人，要那人帮着做一个。那车床工没见过西洋原装货，做出来的滑板是方头的。不过安了滚珠轴承，很是灵活。
在今天看来那滑板甚是拙劣，木板是长方形的不说，四个轮子奇大无比，下面还用三号铁线捆了两截无缝钢管装轴。虽然猴子曾用它帮家里拉过二百斤大米，但这车本身净重却有三十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有点象宋金交战时金兀术他们使用的铁滑车。最重要的是这东西缺少一块橡皮刹车。猴子每次用它冲坡冲到后来速度大于五米每秒时都会连滚带爬地摔在一边。就是这么个土滑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宝贝，每天都有人排队借去玩，其中还夹着不少女生。
下面的事我就不想详细说了，大概是某天中午，吕小林和猴子一起喜欢的那个女生借滑板上路去玩。那天正好闹游行，有一辆外地来的大货车堵得久了，为了抢时间超速驾驶，结果车毁人亡----我说的是我们的滑板和我们的女同学。
出事后猴子把那堆血糊啦叽的滑板残骸找了回来，抱着它坐了一下午，几次眼泪要往外流，见吕小林坐在一边就憋回去了----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滑板是由吕小林的手转给那女生的，要哭他也该哭。
可学校不管他们哭不哭，一人记大过一次。他们后来去看过那女生的父母，那女生的父母始终不肯原谅他们。我想今天也不会。用周星驰的话讲，一个人恨一个人可以恨五十年，五百年(对不起，我忘记了他们是人不是妖更不是人妖，活不了五百年)。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她找我借滑板时微笑着说谢谢微微脸红的样子。也许是兴奋也许是有一点害羞。她转过身去，用右手把被风吹起的一缕头发抚到耳后。初夏午后的风从我脸上吹过，远处传来大学生的口号声，还有收音机里的罗大佑的歌声，名字好象叫《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我看着她红色的背影，流汗了。那天的阳光灿烂得恰倒好处，足够温暖。
几年后我和猴子在技校里曾经一起缅怀过我们共同的初恋情人。猴子总认为她是死于一个自制土滑板，很不值得。喝了很多酒以后，看开了一些，就觉得她是死于国产大卡车。我曾经看过《高山下的花环》，知道怎样从人的死亡中找寻深刻的意义。比方说那里有个靳开来，可以说是为偷甘蔗而死，这样就很没有意义；但也可以说是为救战友而死，这就很有意义；还可以说是为保卫祖国而死，这意义就大了。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的初恋情人是死于那天的学生游行，死于那年的暴乱。正因为所处角度不同，我和猴子的仇人也不同，他恨的是卡车司机和他自己，我恨的则是王丹和吾尔开希。
前几年有人开辆三菱跑车从黄河上飞了过去，那时我还没怎么注意，等到后来又有个小子用摩托车想飞，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们那架土滑板还在的话用它没准也能飞过去。一想到滑板就不禁想起我的初恋女友，并展开由她的死而引发的关于死亡的系列性思索。摩托车飞黄那段日子我整天净想这个了。以至于有好几次和小眉干那事时分了心，开始发愣，然后这个敏感的女人就一脚把我踹下床去。
当吕小林初中的第一个暑假到来时，已经与那个女孩无关。他独自一个人跑到了乡下的亲戚家，每天赤着膀子跟表哥在田间捉青蛙，用橡皮筋射蜻蜓。背上的皮被晒掉也在所不惜。
在那里，吕小林开始抽烟。一开始是长辈的叶子烟，后来是偷偷拿表哥的大前门。他并不把烟吸进肺里去，只是把烟含在嘴里一会就吐出来。他要的只是看着一棵烟在自己手里和嘴里慢慢死去时的感觉。吕小林甚至躲到没人的地方苦练掸烟灰，拿烟，吐烟圈的动作。他把食指和中指凑到嘴边，深吸一口气，然后仰头闭上眼，撮起嘴向外面轻轻吐气，再把食指在空中有节制地点几下。虽然他吸进嘴里的只是空气，但是，他觉得很有趣。不过无论吕小林最后能把整个过程完成得多么精致，当真的烟夹在他手里时，把烟圈吐圆对他来说始终是相当困难的事，就像他希望能利用这个夏天忘掉一些东西一样。
经历过未遂的初恋吐出过不圆的烟圈，而且已经可以不再和最好的朋友分享心事，吕小林终于有资格向自己的童年说再见了。和大多数人一样，他的童年也结束于某个夏天。
不再属于童年的吕小林把那些捉来的蜻蜓的脑袋全部扯了下来，装在一个冰箱保鲜盒里，密密麻麻的。每天他都会蹲在地上，默然看着上百个豌豆一样的脑袋，发上半个小时呆。他把眼睛渐渐逼近那些脑袋，那些脑袋上面美丽无比变幻莫测的复眼就会涣散，变得虚无一片，什么都没了。蜻蜓的脑袋很有意思。他们其实已经死去多时但还是和活着的时候一样美丽。
吕小林已经不用再戴红领巾了，他终于可以一边看着蜻蜓的脑袋一边把得意洋洋挂在脸上。小眉说的杀气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至于那个绸子红领巾，不知道被吕小林扔在了哪个角落。
吕小林还用大头针解剖过青蛙，看它们的心脏是怎样跳动。然后把奄奄一息的青蛙交给亲戚做成一道菜。
在我眼中，我的那个夏天是红色的。在法国国旗和一部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电影里，红色代表博爱，在中国国旗和无数我不记得名字的导演拍的电影里，红色代表革命。后来还有人告诉我，红色属于同性恋。对此我无话可说。
对我的那个夏天而言，红色代表一个女孩渐远的背影，一根掉在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的绸子红领巾，一根学校旁边小卖部里价值一毛钱的甜甜的棒棒糖，甚至一个带着血迹的破烂不堪的滑板。过了那个夏天，它们就不再和我有关。
最后照例总结一下我的初中生活：吕小林在1988年到1991年三年内共打架N次，逃学N次，看见殴打愤青老师而置手旁观一次，间接致死人命一条，撒谎N次，开下流玩笑N次，买棒棒糖N次，杀死蜻蜓、青蛙各N只。
值得清华学生为我们自豪的是，初中三年我和猴子作弊不足十次。因为上了初中，各种符号渐渐多起来，小学里猴子会写加减乘除小括号就完了，而初中里搞不好就会把“X”挡成乘号，更有一回他愣指着我卷子上的无穷大符号提醒我说我把8写倒了。
由于这个原因，我越来越没兴趣给他抄，他也越来越没兴趣抄。最后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拍着胸脯说“我不作弊我自豪”了。而按照我们原来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越来越傻X了。这也许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解释得通，但我更愿意把这二者强行统一起来：傻X的就是自豪的。同时它的逆命题：自豪的就是傻X的，也是一样成立。
宠儿(五)
初中毕业后，我和猴子都没有上高中，军区里把我们这些社会的弃儿送进了一所技校。猴子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因为他算计着有朝一日能设计出名堂来就可以招集众美女于面前，然后一声令下，这些美女就开始脱衣服。这个想法显然不切实际，据我后来所了解，范思哲生前都没达到这个高度。那时我虽不知道范思哲，但我知道学服装设计是要有一定美术天赋的，而我则当众被美术老师骂过“猪脑”。
那是初中里的一节美术课，我们上工地写生，别人没画上一半我就已经画完了，老师看到在我的画下部是一堆瓦砾，瓦砾上歪倒着几台搅拌机，中间拄着火柴盒似的半幢大楼，而且是下半幢，上半幢去向不明。在本应画上半幢大楼的空白处我画了两个龙门架----放在大楼的断裂墙面上的。龙门架间又夹了个搅拌机，呈“H”字形。总而言之他看到的仿佛是一个外星人用激光切割后又恶作剧似地拼起来的怪物。于是美术老师给这幅怪物打了零分，并当众骂我猪脑。
后来我在本杂志上看见了一幅油画，画名叫《内战的预感》，和当初我的杰作如出一辙，只不过他把道具由建筑换成了人体。我一看作者叫达利，就代我的美术老师骂了一句“达利是猪脑”。骂完之后看作者简介，发现人家是大师知道自己骂错了，就又骂了三声“XXX(我美术老师名)是猪脑”。两声是还我和达利的旧帐，还有一声是代达利骂的。
不过即使知道了达利的画和我的一样，我还是没有什么信心搞美术。因为当初写生时，我看到的情景的确是我画上那样。老师叫我们画一幢已经竣工的楼，我听错指令，画的一旁一幢尚封顶的，楼下的也不是瓦砾，而是砂石堆，砂石堆上歪的也不是搅拌机，而是几包水泥。房上的两个龙门架是存在的，不过是在半幢楼以后很远的地方，以我当时的角度来看，就象是两根牙签插在大立柜上，我怕老师看不清，就把牙签扩大一万倍画成了电线杆。龙门架之间的是太阳，因为被龙门架挡住了一部分，所以不太圆，在老师看来就是搅拌机。
美术老师作梦也不会想到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能看到这个景像，所以他理所当然地给了这画打了零分，这是由我们所处角度不同。当你的角度与大多数人不同时，大多数人就会给你打零分，那你就零定了。
以上就是我不学服装设计的原因。我在技校各个专业转了一圈，最终选定了机械维修班，因为我那时喜欢看外国录相，里面经常有美女坏车子，然后男主人公驾车经过，停下来帮她修车(他们从不弄得一手油，奇怪)。可是等我学会修车以后，我又发现录相里的美女坏了车，男主人公却不修了(他一定不会)，而是拉上美女一块儿兜风。这使我有一身武艺报国无门的感受，无奈中只好自我安慰：好歹懂一点家电维修，以后女朋友家电视冰箱坏了便可跳出来大显身手。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初的判断又错了，后来的女孩不是喜欢电器一坏便能修好的男人，而是喜欢电器一坏便马上扔掉买的的那种男人。
可以说我和猴子当初选择专业时都是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者之一猴子挑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这一喜欢就是四年；而理想主义者之二吕小林则挑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一不喜欢也是四年。但是四年后吕小林有了工作而猴子一直待业，这个无情的现实从根本上说明了理想主义者要想生存就得改为现实主义者。
上课虽然毫无意思可言，但下了课就不一样了。
我和猴子下课后经常坐在操场边的栏杆上，做日光浴，顺便看着女生在我们面前来来往往。如果有女生也看着我们，我就低下头，数三下，再抬头看着她，如果她那时还在看着我们，我就立刻喜欢上她。这个阳光下的游戏很有趣。我喜欢过一个脸长得像土豆的女生，也喜欢过长发飘飘的校花，以及无数介于土豆与校花之间的女生。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能把我们看上三下，也不想知道，毕竟只是游戏。
当她们走过我，我的眼中只剩下她们的背影时，我就立刻不再喜欢她们。我只喜欢过一个背影，红色的，很久以前。我喜欢那些女生的时间长短只和她们走路的速度有关。最短1分钟，最长5分钟。
吃完晚饭，我和猴子还有另外几个同学会躲到大院旁边一个以前修房子的民工留下的旧屋里，抽烟，聊女生。我们每个人出几毛钱买一包红梅或者阿诗玛，谁把自己那棵抽完就拿下一棵，直到抽完为止。因为我不把烟真的吸到肺里，而且抽烟的时候我比上课要认真得多，一句话也不说，所以抽得比他们快很多，占了很大的一个便宜。
我们坐在铺了茅草的地上，从来不谈理想。虽然也有人说自己将来的老婆要多漂亮自己要多有钱，但我认为这些不算。理想应该像萦绕在我头顶的烟雾。来自我的身体，在我眼前温柔地消失不留一点痕迹，我亲眼看着它死于空气中却永远无能为力。我也可以把它一直留在身体里，只要我不怕被它憋死。
后来我和猴子经常打架，帮别人打，别人也帮我们打。有输有赢。像一句广告说的，选择打架，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我打架不是为了女人，面子。我只是觉得它很有趣。
从看女生到抽烟再到打架，一切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就像小时候玩的滑梯，当屁股坐上去手放开，一切就只能按照一种可能性发生，只有当脚到达地面我才能停下来。我也可以从滑梯上跳下去，但是我不敢。上帝给过我一次意外，又让我很快习惯，让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几年后当我成为一个还算合格的流氓，才发现让我喜欢打架的上帝确实像赞美诗里唱的那么伟大善良。
和上帝的意志相比，老爸的老拳就显得软弱多了。后来，在一次我打人被请家长之后，他对我说，我打不动你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就当我少生了一个。他这么说，多少有推卸当年计划生育失败的责任之嫌。他如果相信有上帝，也许心里多少会好受一些。可是他偏偏是个共产党员，坚定的无神论者。
前面我说到了我和猴子的就业问题，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技校学满四年，除了学会一门专业课之外，还习得吃喝嫖赌等十八般武艺。我妈在我小时候告诉过我：“艺多不压身”，因此我还跟烹调班学了三个月，水平达到二级厨师标准。毕业前，学校保举一批专业尖子去工作，其中就有我和猴子，学校准备把他送到一个香港人开的服装厂里去(那厂子和学校订有协议，学校帮工厂作业务培训，工厂帮学生安排就业)。为了扩大影响，学校还为几个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弄了场FASHION SHOW，每个学生设计师有二十分种的主题时间展示作品，所有MODEL均是MADE IN本校，当时还把那服装厂的香港老板请来当评审(现在想来那香港老板在HONGKONG一定混得寒碜，要不不会来看这么个破FASHION SHOW)。
那个FASHION SHOW显然很简陋，但把猴子弄得很激动。他给自己的主题取名叫“都市女郎”，怕香港人不懂中文，就翻译了一下，不幸译成了“TOWN GIRL”，和我的“WHORE”一个意思。我们技校里的人都是英盲，这个“TOWN GIRL”就印在节目单上，最后发到香港老板手里。我想他一定是看懂了，因为他最后没有要猴子。猴子一直不知道“TOWN GIRL”错在哪里，他以为是本校的MODEL表演像村姑，妨碍了他的艺术表达。
这么个好机会擦肩而过对猴子打击很大。从此他意志消沉，成天躲在家里搞设计。把家里的几匹布料糟贱完了又开始疯狂地在纸上画效果图。这期间我去看过他几次，发现他早期画的MODEL没头没脸，身披几块破布，后来MODEL就开始长出脑袋了，同时身上的布块也变成了布条，等到五官长出来的时候，MODEL身上只剩下丝了。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图，发现那上面全是描眉画目的裸体MODEL。我估计他还会因为惯性过大刹不住车而画上几张人体解剖图。
在猴子画春宫的一段时间内，他的一日三餐全是由吕小林接济的，那时吕小林正在一家日资企业当机械师。
在日本厂子干了半年我就被炒掉了，因为我骂了日本老板。
关于被炒，我有如下补充：那一次厂里最大的一台机器坏掉了一个配件，我跑了全市也没找到合适的型号，只好往那机器生产厂家设在北京的办事处写信。这一来一去就耽误不少时间，日本老板大发雷霆，当着全车间的人骂我是中国猪。我当时低着头大喊“哈依”，因为这时候发火的代价太高了，我一个月工资是一千，如果发火就全没了。但那日本老板很快宣布要扣掉我三百月薪，这就是说我这时再发火成本就少了百分之三十了。我怕他还要降，就又等了一会儿。果然，不久他又要罚我的款。这时我发火了，我骂他日本猪，然后又用许多外国话骂他，其中更夹有日语“八格压路”。我估计他能听懂的只有那一句。一时间日本老板面色涨红，成了猪头小队长。骂了一会儿我觉得没词儿了，就用越南话对他大吼一声：“诺松空叶！”然后就走了。
我走后的三个月，就有消息传来说那日资企业的设备大批坏死，这不是我干的。
我在技校毕业后抗日一回，代价是丢了工作，这就是说我和猴子从此断了生活来源。偏偏在这时，我们一起看了部影响非常之坏的录相，片名叫《北京杂种》。
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非常之大。据说少林寺里不少三十多岁的和尚都是当年受电影《少林寺》的影响出的家。而黑道上也有不少人是看了周润发的片子才去体验在黑社会的日子的。我和猴子在看了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后自然而然的杂种起来。我后来一直庆幸当初自己看的是《北京杂种》而不是《东宫西宫》，那样的话我就有可能和猴子搞同性恋了，和猴子同性恋会危及生命，因为他得了爱滋病。
猴子是什么时候得的爱滋病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是在我们“TO GO TO JAIL TOGETHER”以后。因为入狱前要对身体做全面检查，那会儿他的HIV还是阴性。
当初我们一起被判刑一年，我因在牢里打人被加刑三个月，故而猴子比我早出去三个月，我估计他就是在那时候落下爱滋的。禁欲一年出去难免饥不择食。相比之下我就好些，和小眉狠玩了一个星期，害她得了盆腔炎，气得直骂我杂种，可她忘记了如果不是我当初学人家当杂种，她根本就不会认识我。
当初我和猴子立志当杂种，到社会上混，混来混去混成了流氓。白天敲诈勒索打架斗殴，晚上到歌舞厅醉生梦死。就是在这时，我认识了在歌厅唱歌的小眉。
一个星期后，我爱上了她。
因为我发现她也爱吃棒棒糖。
我在她下班后递给她一根包在五颜六色的塑料纸里的棒棒糖，然后送她回家。路上，她把手里的那根吃完，就侧着头问我，还有吗？我又递给她一根，她就对着我认真地微笑长达五秒，然后才剥去塑料纸把棒棒糖放到嘴里。一瞬间，我觉得她很像那个女孩，尽管她不穿红色的衣服，一头短发，是个没什么鼻音的南方人，笑起来没有酒窝倒是鼻子上出现一条条皱纹。但是，真的很像。不同的只是，她嘴里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根。我想，也许，几年来，我身边的变化莫过于此。
我一直不喜欢北京的秋天。它既不性感，也不伤感。但在某个北京秋天的夜里的某一刻，我感到温暖，无力自拔。
后来，我就和她上床了。过程一如既往地自然而然。
在床上，我问她，当初为什么要跟我，她交待说她曾经看我和人打架，说我用自己的脑门去撞人家的脑门，那个动作非常之有味道，她就一下爱上我了。
常去歌厅的人都知道，歌手要没有大款或流氓捧场是很难混下去的，小眉这个丫头怕傍大款当金丝雀给憋死，找了我这当流氓的也很自然，不足为奇。
虽然现在请小眉吃棒棒糖的代价是当年的五倍，但我并不心疼。我过生日的时候，她送给我一个zippo火机，换算成棒棒糖，够她每天吃两支。不可否认，小眉是个好姑娘。
不过对她爱上我的理由我一直有些怀疑，我打架时从不用脑门撞人家脑门，因为我顶门上有几个青春痘，和人一撞会非常之疼。平时动手我都是用啤酒瓶子拍人家的头。不过我一直没敢说出这个怀疑：万一我要记错了呢？只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冕。于是后来我就当着小眉的面和人打了一架，还故意用脑门撞了对方的脑门，这直接导致了我和猴子入狱。
这次是一群大学生放假。这群小兔崽子拿了家里的钱到歌厅里来学我们当杂种。其中有一个小子连连给小眉送花，最后还走上台去和小眉一起唱，唱着唱着又要亲嘴。
这我当然不能答应，于是我和猴子就上去揪他。他的一帮同学要上来救，猴子一亮出刀子就全吓跑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这群大学生跑去报了警，真是一点也不懂江湖规矩，应该多看看徐克的片子补补课。
再说常看徐克的我们都是很懂规矩的，一般是不下死手打吝秧子。但这小子被我揪住了头发还骂了我一句“渣滓！”这使我很生气，因为这很容易让我想到小时候我在什么房山顶上的中学墙上看到的那两行标语。于是我就在他头上拍了一个啤酒瓶，然后把当年别人写在标语底下的“X你妈”骂还给他。(并用啤酒瓶拍人脑袋，没有经验的人不要试。因为我拍的时候是用瓶身作的触点，动作又很快，所以拍下去瓶碎见血，很有威势不说还不会打死人。但是如果你用瓶子的厚底作触点或动作不快就很容易象朱亥一样“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出了人命官司就不好了)骂完之后我想起小眉在床上说过的话，就抱起他的脑袋和自己的进行对撞，感觉非常之不好，因为鼻子碰得很疼。
正当我拿起第二个瓶子准备继续行凶时，英勇的人民警察冲上来把我按住了。后来那大学生对我们依法提出诉讼，导致我们被判劳教各一年。
宠儿(六)
一年后，猴子出狱，然后感染爱滋。
又过了三个月，吕小林出狱，找到猴子，继续当杂种。
在不久后的一次斗殴中，猴子右臂严重受伤，在医院治疗时化验出HIV呈阳性，光荣感染爱滋。
后来猴子感染爱滋的消息走漏风声，弄得人尽皆知，猴子忍受不了巨大压力，跳楼自杀。
猴子跳楼前没和我商量过。他是从四楼跳的，结果摔成严重脑损伤，内脏也坏掉一大半。如果他和我商量一下再跳，这些情况就不会出现，因为我会劝他从八楼跳。我是真正理解他的朋友，不会拦他。如果他怯场了，我还可以推他。这当然是犯法，一般不够义气的朋友是干不出来的。
在猴子卧床的一段时间内，其父为给儿子筹集医药费，给骗子们的文件盖了几个部队用章并收受贿赂。不久后被查出，依法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服刑期间突发心脏病死亡。吕小林代替其子操办丧事。
不久后，猴子病情出现反复，因为欠费，医药跟不上，很快死在病床上。吕小林大哭三天以示痛苦。
猴子的死对我打击很大。就在这时，小眉劝我去找份工作，我听了她的话，因为那几天一直在下雨。
当流氓的最讨厌下雨，因为下雨天流氓都喜欢窝在家里当愤青，谁也不愿一身泥水地去收保护费。如果有人说雨水可以冲洗掉作案痕迹，那说明他还不了解我们这一行的性质。要依靠大雨掩护作案的叫罪犯，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这和流氓有很大区别。由于这个原因，我最爱看的电影有两部，一是前面提到的《北京杂种》，二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常常琢磨，太阳底下第一光辉的职业是老师，第二光辉的就得数我们流氓了。
那几天阴雨绵绵，使我觉得当流氓前途黯淡。那时我不谈卡夫卡，不懂得尽管前途黯淡，但前途还在，稀里糊涂就听了小眉的话，托人在一家中型国企里找了个工作。因为坐过牢的缘故没当上机械师，当的是修理工。
老老实实当了一段时间的良民，我为了玩游戏，摸索着学了电脑。2000年初，单位里原来的电脑操作员跳槽去搞网络经济了，领导着急之下听得我会一点这个，就把我调进了办公室。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我上大学的弟弟吕大林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寝室也买了电脑，他跟同学打赌用正版的WIN98装机，要我把单位的拿去。
我这才想起当初曾跟他说过我们领导如何傻X，竟买正版WIN98，不料这小子听者留了心，连买盗版的钱都省了。盖茨上回净抓大企业了，漏了这群天之骄子，真是失误。
等我骑车到了大林他们寝室，才发现一群臭小子中还站着个漂亮女生，那女生一见我就上来打招呼，说看了我的逻辑学论文笑了一整天，今天终于见着真人了。
登时我就有受骗的感觉，为了照顾大林的面子，我没言语给他装了机。我发现在这过程中，那女生一直用一种热辣辣的眼光看我，看得我手直打哆嗦。
等全部弄完，那女生递过一杯茶来，我冲她笑笑，接过茶拉上大林到一边盘问，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小子一脸坏笑地交待说我的论文在他们系里引起轰动，小雅(就是那女生)非要见见真人不可。
“小雅是你女朋友？”我问。
大林点头承认。
于是我们又进屋聊了一会儿。临走时，小雅问我要了电话，我感觉有些不妙，但还是写给了她。写号码的时候，一屋子人都在开小雅的玩笑，小丫头也笑着一一回应，但我还是看出了她淡淡的脸红。
后来小雅给我打了几次电话，约我出去玩。电话里约好的地方都是些格调高雅的咖啡馆之类地方。可每次玩下来，我都把她带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歌舞厅，更有一次我们是在动物园分的手。(关于这一点，你可以去看看姜昆的一个老段子《虎口遐想》)
渐渐地，我开始觉出不对劲，于是等她再约的时候我就带上了小眉。
“这是我的女朋友小眉。”我向她介绍说。
结果小雅却十分老练地装天真，连续叫了一整天的“小眉姐”。回去后小眉就开始罗嗦，说小雅是个好姑娘，叫我别去祸害人家。说了一会儿这个她又开始唉声叹气，说自己比不上小雅，要我别辜负人爱，说着说着就要走。这个走不是平常的走，而是指分手。她平常每月都要走个七八次，我从不拦她。她见我不拦她，又开始罗嗦，还用了电视里的傻老婆们经常说的一句话：“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在得出了这个结论以后她留一下句“我再也不理男人了”就去推门。
这个时候我引用了一个人妖的名言：“有人的地方就有男人，你怎么退？”在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发现这话被我改得逻辑不严密，于是我就补充说：“你要一辈子生活在女厕所吗？”其实这个话也不严密，女厕所只是在原则上进不去男人，实际上我和猴子小时候都闯过女厕所。
小眉不是科班出身，一听这话她就哭了，趴在我腿上抽抽嗒嗒。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小眉就是小眉，她只能生活在这里。倒是我自己是个逃难的命，干了影响太坏的事，只好“生活在别处”了。这是后话，不表。
这事过了大概两个月，小雅又打电话约我，并在电话那头叮嘱只准我一个人来。我走之前，告诉小眉一个小时后开始呼我，然后就单刀赴会。
这一次小雅是领我到了一个宾馆，她在那儿开有房间。我当时就有地下党员独会国民党女特务的感觉，每一根筋都在跳。而西方特工如007之流则不然，越是这种情况他们越放得开。可惜我不是特务。
女特务小雅挂好了“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就告诉我说她爱我。我原想说“咱们俩是两条船上的人，不合适”之类话，后来看了《花样年华》才开始庆幸当初这话没有出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小雅这丫头的狡猾肯定会说出“如果还有一张船票，你带不带我走”之类话，这可就把我逼上狼牙山了。我好歹是个流氓出身，要被同行知道有女人这么问我，我的形象就全毁了。
我当时虽然没看《花样年华》，所以就没说出那句自绝后路的话。我说的是我喜欢你(因为我对小眉发过誓说吕小林一点儿也不爱小雅)。
小雅再聪明也想不到其中差别，她对这个答案很是满意，立刻开始和我“请勿打扰”。
等到完事后，我刚点上一根烟我的呼机就响了。我正在寻思如何脱身，一听呼机响，连忙跳下床面对窗户背对她假模假样地看。
“小眉？”小雅在后面问。
“嗯。”我把呼机递给她看，然后迅速地穿衣服，一边穿一边说：“我得走了。”说着就去开门。
“混蛋！”小雅坐在床上哭了。
她哭的时候我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听她哭腿就有些软了。曹雪芹说男人是BE MADE FROM泥巴，女人是BE MADE FROMA水，(这回没用错，看不见原料的用FROM)想必他也被水泡软过。但好歹我曾经是流氓杂种地干活，因此心一横，还是摔门走了。我自以为达到了水泥的境界，后来才发现不是。我们后来到了非洲，发现一种黑泥，奇硬无比，当地人打架就用那玩意捏成坨当手榴弹。后来我们材料队的弟兄想偷工减料，用它来代替水泥。可测试时往水里一泡，开头还没什么，两个钟头后，整个烧杯里全是黑浆，连固体都找不着了。气得我们材料队长大骂“混蛋”。我当时就站在一边，脸红得象猴腚，就觉得他是在骂我。
我的确是个混蛋，我弟弟大林也这么骂我，他还抽了我一嘴巴。一般来说大林打小林，小林是不能还手的，可我们家小林是哥哥，所以我就回抽了他一巴掌。
抽大林一嘴巴的代价是巨大的，这狗东西居然和小雅结了婚！(这丫头也够狠的，最毒妇人心啊！难怪梁山上那么亡命徒都认宋江作老大，因为他杀了严婆惜，最为英勇)
我不是武松，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兄弟媳妇，看来我在中国是没法混了。可从中国出去又难得很，要考这考那，叛国投敌劫机外逃又有卓长仁等反面例子摆着。绝望之中，单位里来了个援外项目，要招人出国，我马上报了名。
这年头哪里能出国哪里就人头攒动，不过这次援建的是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报名的人就大大减少了。
本次援建队伍中，既不缺少机械师，又不缺少电脑操作员，本来是轮不上我的。好在我当年在技校习得一身厨艺没有荒废，就当了援建队的厨师。
宠儿(七)
到了埃塞俄比亚，语言不通，我只好每天下午和队里的翻译出去转两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窝在基地思念祖国思念亲人，窝着并思着，不久我就得了痔疮。
有天中午，太阳很大，我横竖睡不着，就违反纪律一个人出去转悠，走出不远就给一群非洲小孩围住。这群小崽子手拿着注射器比划着要我把钱交出来否则就给我一下子。
出国以前，我跟着国内一挺有名的英语老师突击了一阵外语，他教了我一句：“IF I COULD HELP YOU，I WOULD HELP YOU。”那老师说这是出国后对付乞丐用的，在美国华尔街日本东京银座就不用了，但到一些水深火热的非洲国家非学不可。想到这里，我就把这话对那群小孩说了。
可那群小孩不懂英文，还是拿着针管吓唬我。我暗笑，老子六岁就被这玩意儿扎过还怕你们？
正在我嘻皮笑脸地和人家比划的时候，我的后颈子一紧，显是被人拎住了。我扭头一看，是我们领队。他一手拎着我的领子，一手从怀里摸出把票子朝那群小孩一撒，然后拽上我就跑。跑出了二百米远，他才停下来问我有没有给扎上？我说没有，他就长出一口气，告诉我说那群小孩手里的注射器里有爱滋病毒，谁给扎上了就玩完儿，警察都治不了。
听他一说这话，我只觉得脑子一晕，头皮一阵阵发炸，后颈上尽是冷汗。头顶上是赤道的太阳，烤得我眼前发黑。这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抢过小孩的针管，用它去扎一个小孩，然后说是太阳导致我犯罪，如果是那样，吕小林就该叫莫尔索，《宠儿》就该叫《局外人》；我的第二种选择就是抢过针管给自己来一下，那吕小林就是盖茨比了。
可我即不是莫尔索也不是盖茨比，我只是继续在阳光下发晕。恍忽间，我有这样一种念头：如果上帝这时候出现，我就抢过针管给他屁股上来一下，作为他对我恩宠的回报。
不管怎样，阳光是免费的。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非洲的草原上，也无论是在现在还是那个夏天，或者将来。对我，上帝已经足够宠爱。
也许，如果上帝真的出现，我只是会抽出一棵烟，再插在他的屁眼上，用我的zippo火机把烟点燃，微笑着说一声，谢谢。
吕小林年表：1976年出生
1981年被猴子扎伤屁股
1982年上小学，从此经常考试作弊
1988年小学毕业，升初中。见流氓殴打愤青而麻木不仁
1989年出借存在安全隐患的交通工具，间接导致初恋女友死于反革命动乱
1991年初中毕业，进入技校学习机械专业，在厨师班偷师二月有余
1995年技校毕业，进入日资企业打工，不久被炒
1996年看坏电影《北京杂种》，从此开始当流氓
1997年因殴打大学生和猴子一同入狱
1998年出狱。不久猴子病逝
1999年参加成人自修，写出改变后半生命运的论文
2000年重新上岗，饱暖思淫欲，闹出拉链门事件
2001年中国没法混了，到埃塞俄比亚援建
前言
吕小林出生在承上启下的七十年代末，他的童年是在一所军区大院里渡过的。
我就是吕小林。
我小时候虽说已经过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了，但由于惯性，领导们作起报告来还是喜欢声明一下：“俺是个大老粗。”有鉴于此，大院里大部分家长都任由自家的小子甩着书包在外边野，只是有时自家的小崽头上给人揍出了几个包才会一边上药一边数落两句。
吕小林的爸爸常年出差在外，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出发，这类孩子大都孤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的两条腿不论冬夏都规规矩矩地藏在长裤里，以至于成年以后，当初的小朋友相会就有人提出要吕小林捋起裤管看看里边是不是给捂得寸草不生，结果吕小林一捋裤管就把他们都震住了，他们当时都不认识王家卫，否则一定会说那是“重庆森林”。
吕小林不爱说话。同院的大人都说他呆气十足。但小眉告诉我，我的眼睛里有杀气，尤其是在发呆的时候。看上去很酷。我想，能发现这一点就是为什么她能把做我女朋友这个工作做上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吧。
一个人如果在一个夏天每天对着半个保鲜盒的蜻蜓脑袋呆呆看上半个小时，那他的眼睛就可以代替嘴做一些事情。也就是如俗话所说，眼睛会说话。这样的人适合像梁朝伟一样去演“重庆森林。”或者，去混黑社会收保护费。穿黑夹克站在别人面前啃着一棵烟一言不发望着人家，30秒之后收钱的那种。这种人和乞丐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眼中的目光或者手里的凶器。
吕小林属于后一种人中的前者。每次收保护费他都只拿一盒烟而已。
尽管从小嘴用来说话的时候不多，但吕小林并不胖，他的嘴用来吃东西的时候也不是很多。那是因为他很早就学会了抽烟和接吻，或者说所以他很早就学会了抽烟和接吻。其实上帝给过吕小林足够的暗示。他的一生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和意外擦身而过，如果他可以懂得上帝的暗示就像他一直以为的那样。
虽然事实上我和意外始终像言情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可思议地相遇，但我还是为上帝给过我如此多的暗示沾沾自喜。有些东西如果不能逃避，那你能把它变成自己的习惯的话它也没什么了不起。我擅长制造习惯。习惯喜欢自己的习惯是我无数习惯的其中之一，我的生活无聊而有趣，绝不令人向往，但我乐此不疲。
我也习惯偶尔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抽一棵烟，用这段时间去想某个问题，比如小眉正在做什么，明天有个长得像谁的意外在等着和我擦身而过，等等。但我从来不去想明天的早餐在哪里，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上帝的暗示。它不是被小眉放在冰箱里就是在街上某个蜻蜓的口袋里。
这段时间也可以被我用来想一些关于吕小林的往事。比如，他的童年。我闭上双眼，他的童年随着那棵烟突突燃掉，不动声色。然后和烟雾一起进入我的身体。想完，睁开眼，那棵烟也只剩下烟头还活着。好几年的时间竟然可以比一棵烟更短，但如果是在夜里在一个寂寞的23岁男人的床上发生，它就是真的。
那个有着一保鲜盒蜻蜓眼睛的夏天是吕小林童年的烟头。吕小林的童年在那个夏天戛然而止。当Zippo火机的光刺入另一棵烟的身体，开始的，是与童年无关的另一段往事。
没有哪棵烟是从烟头燃起的。
(一)
小时侯，吕小林跟着院里的孩子整天出没在他们的脚能够走到的地方。包括一些公共厕所的屋顶，居民楼的走廊，医院病房，小河边，以及一切能发现鸟兽虫鱼的地方。对他们而言，阳光下的一切地方都是战场。有时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有时他们也一致对外。但他们打架不是为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是为了当一会霍元甲，这和他们在前线打越南鬼子的父辈并不一样。而且他们的非本民族敌人只是一些青蛙蚂蚱知了之类手无寸铁的动物。除了被螃蟹夹过，吕小林几乎没为战斗付出过什么代价。而吕小林的伙伴们每逢夏天膝盖上必是累累红药水，这不奇怪，要想让除自己之外的人也认为自己是英雄，证据总是要一些的。比较而言，吕小林更喜欢当观众而不是英雄。他喜欢在阳光下眯着眼看别的孩子为了争一个不能换糖吃的名字紧紧扭在一起，无论其中谁倒在地上，他都及时大笑，露出少了一颗门牙的牙齿。现在，如果有两个男人像吕小林当年的伙伴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会想到另外三个字，然后咧一下嘴角表达笑意。和吕小林的伙伴不同的是，他们不会以那个动作出现在阳光下。
当然，要证明自己是霍元甲一样的英雄，方法有很多，打架只是其中最笨的一种。
那时有个最皮的小子，人称“猴哥”的，就曾当着吕小林等众人的面公然从膝盖的伤口上撕下一块血淋淋的硬痂来放在嘴里吃了。吕小林当然知道此血痂非彼雪茄，况且纵是极品的哈瓦纳雪茄直接往嘴里放了也不会好吃，由此对猴哥大生骇意，以至成年后每每在港片中看到有黑帮人士剁下手指生吞时就会想到当年猴哥这一壮举。
不过当年的猴哥当得很不仗义，确切来说是本事大气量小，属于《三侠五义》里白玉堂那类人，比白玉堂更糟的是猴哥还曾用一次性注射器扎过吕小林的屁股。这是吕小林在被螃蟹夹过之后受到的最大的肉体伤害。
关于吕小林屁股被扎一事的确切经过是这样的：军区大院西侧有所部队的附属医院，因为都是院里的熟人，孩子们常去蹿病房，也不怕消毒水的味道熏脑门。
有一回猴哥不知从哪里捡来一根一次性注射器四下炫耀(那时候的注射器大都是玻璃的，一次性塑料的很少)，结果七炫八炫就炫到了吕小林的屁股上，扎得还挺深，立在肉里一颤一颤的。
吕小林当时就嚎啕大哭，一把推倒猴哥就往家跑，也许是存心报复也许是慌不择路，当时他一脚就踩在猴哥的小胳膊上，然后一个扑闪趴到人家身上，也不知是膝盖还是手肘哪个比较硬的部位建了功，硌得猴哥哑着嗓子开始嗷嗷叫。
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小孩一般性的哭和真正激了眼的哭是不一样的，加之一旁医院里坐的都是行家，当时就有人听出不对劲了，冲出来一看：两个小崽子趴在一块儿，一个屁股上钉了支针管，另一个哭得凄惨，上来一摸才知道一根肋骨有骨折嫌疑。
后来医院的大夫又给仔细检查一下，发现吕小林屁股上的针管并无大碍，基本可以排除传染病，顶多相当于一次失败的肌肉注射，而那年头是常有倒霉的病人给新来的医生实习成这样儿的，消了毒也就没事了。吕小林听一屋子大夫都说没事儿，就真以为这事儿真的会像从没发生过一样给忘了。后来才发现不是，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屁股上那个终身伴随的小坑。至于猴哥检查下来才知道骨头并没有折断，只是轻度骨裂。小朋友开始都以为大人们要把猴哥的肚皮拉开钉几个大钉子进去(这群小朋友常在医院走动，见过骨科医生的那些装修工具)，不幸他们都以为错了。
几年以后，吕小林和猴子(就是当年的“猴哥”，因为那次肋条子险些被老蔫吕小林打折，导致他在小朋友中威信大减，大哥被罢免)在学校澡堂洗澡时就常常互相指责，吕小林是背对着人，以一个西藏喇嘛练功似的怪异姿势指着屁股上的小坑要讨还血债，猴子则挺起搓板似的胸脯指着忽而第七忽而第八根肋骨上的某处说此地有一坑，要以牙还牙。吕小林每次要上前验证他必逃开，于是二人开始相互笑骂，言语越来越等而下之，最终发展到互扯小和尚，由喷头下一直扯到大澡池内，扑腾得水花四溅，一澡堂的人侧目而视。那时候社会上虽有“同性恋”的说法在流传，但大多数人都还没见过，一边撇嘴一边猜度这也许就是了。
宠儿(二)
被针管钉了屁股那年吕小林六岁，因为不愿意上学便以此为由在家赖了一年。他妈虽然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而吕小林这点伤又算不得伤筋动骨，但毕竟是爱子心切。最后还是依了吕小林缓刑一年，顺便进行一点学前教育。
一年后，吕小林去上学，这时发现自己比教室里其他的小朋友高上半个头，当时和他处在同一高度的还有一位，正是坐在角落里的猴子。这厮上学年期末考试两门成绩都没上两位数，蹲了班。其实当时学校对什么样的成绩留级并无明文规定，象他这样的情况每年都有两个，家里来说说是完全可以升级的。但猴子的爸爸是个政工干部，那时候三十来岁意气风发，正是要求进步的时刻，于是他就原则性极强地让儿子留了级，既保证了党性庄严又体现了父爱深沉，所花代价不过一年学费，甚是合算。而在那以前，有不少国企的厂长书记为保证纯洁的无产阶级性质誓死不与外商合作，因而大交学费，和猴爸爸有异曲同工之妙。
要顺便说上一句的是，这位原则性极强的政工干部在二十年后因为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擅自用部队的公章给人盖文件而被依法判刑五年，正好蹲进了儿子蹲过的监狱，一年后突发心脏病猝死在监狱病床上，他死的那会儿他儿子正躺在另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苟延残喘，因此他的丧事还是我吕小林张罗着给办的。
这里说到了猴子进监狱和住院，这是因为十几年后他和吕小林一块儿因为故意伤害罪而入狱一年。这事儿根子在我吕小林身上，猴子是陪蹲，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讲叫做“TO GO TO JAIL TOGETHER”，这样的朋友让我很感动，可惜没过多久他就重病身死了，我则很没义气地活了下来，没有“TO GO TO DEAD TOGETHER”。
吕小林当初上的小学座落在一个山坡上，旁边是所中学，雄距山头正中。那山头名叫什么房山，可能是红房山绿房山，也可能是牛房山羊房山，当然也可能是乳房山，那就和《林海雪原》里奶头山有些接近了。
我之所以在这儿对地名打马虎眼是因为这山名儿我们自小就很少听说，听得少时间久，记忆不免模糊。要不是那中学门口有家粮店门上挂了几个泡沫美术字我可能连山名都不知道。可自从吕小林上一年级开始，那泡沫美术字就掉得只剩下“__房山国宫粮店”了。后来我又分析了这事儿，估计这山叫“乳房山”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的几个字出现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街头的概率几乎为零，讲了几千年礼义廉耻的炎黄子孙(许大马棒等土匪除外)毕竟不是澳洲土著，把一地方命名成“乳房奶头”之类大肆叫唤。后来居然成了一国之首都(这是我从我小叔的手抄本《一只绣花鞋》里看来的，如果不对的话你别怪我，去找说这话的台湾女特务去)。
刚才说到了粮店门上的美术字，其实我小时候还不懂宋体黑体什么的，长大以后看了一个无聊小报上的考据，说是宋体字是大奸臣秦桧的字体，因为这厮的姓氏不光彩所以就用了朝代名。这个说法显然很牵强，因为赵体字的祖师爷赵孟(FU)作为大宋皇族却投靠狄夷，更不光彩，可他的姓却留了下来。这些东西我小时候全不知道，说明我小时候很乖；而现在全知道了，说明我越来越不乖。我小时候乖的具体表现就在于经常考100分，更乖的是我每次都让同桌猴子抄到95分以上(剩下几分是因为他看不清我潦草的字迹而抄错被扣掉的)。而给人抄卷子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二战以后，翻了身的犹太人在给当初保护他们的人发奖就要考虑当初人家为了救他们是否担了风险。如果是某坏蛋一念之仁就不行，非把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辛德勒才算。纵是按照苛刻的犹太标准来看，我也是当之无愧的，所以我后来一看到有人夸奖鲁迅先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时我就会把前半句的受赞者换成吕小林。这个替换不是没来由的，每次考试时我都要把左肩往下使劲斜上半个小时以供猴子“抄水平发挥”。长此以往，我的左肩落下毛病，特别是成年以后，每逢阴雨便会胀疼。当初猴子为了报答我曾动过捉马蜂替我治肩膀的念头(他不知从哪儿听说马蜂螯了人可以治关节炎)，我当然拒绝掉了，学习剑侠小说里的大侠施恩不望报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怕这小子用尿来浇我(我听说被马蜂螯了要搽人奶解毒，实在没有就用人尿代替。从性别角度出发，可以排除猴子有造奶设备的可能，那他就只有用尿来报答恩人了，因为要恩人自己把尿撒到肩膀上在技术上存在很大困难)。
后来猴子死掉了，在他死后约两年，我知道了李嘉诚的小儿子因为给人背球具肩膀也落了毛病，我很想把这个事儿告诉猴子，可惜至今没能找到适当的机会。当然，如果他在下边能买电信盈科的股票他就有希望知道了----这完全有可能，每年我都给他烧几亿亿冥币，如果那边物价正常，足够他买下一百个香港电信。
前几天听人说清华的学生提出的考试口号：我不作弊我自豪。这样一来我和猴子都不能自豪。要知道的是我们那时最仰慕清华大学。特别是猴子，以他自身的水平连小学考试都及不了格，可他对清华还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难能可贵。而清华却如此打击死人，实在不应该。至于我，听到这个口号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我们上了清华这口号也许就改成这样了：你不作弊你傻X。那样的话清华就不清华了，好在我没进清华，所以清华依旧。
我们那时为什么想上清华？原因是当时社会上对大学生有个特殊的叫法：天之骄子。那么不言而喻，清华的学生更是骄子中的骄子，正如人中圣贤鸟中凤凰萝卜之中的赛鸭梨一样，卓尔不群。而且受父母的影响，我们都会背这两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正巧那时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席卷全国，小学生很容易把这三者联系起来，于是上清华就成了当英雄的必要条件。我当时虽不懂三段论什么的，但还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个左一下右一下便会打得木头冒火的降龙十八掌和清华大学不是一回事，可猴子始终绕不过这个弯来，现在想来可能原因还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
后来我读了金庸先生的原著，又知道了这书因和毛主席诗词雷同导致在台湾被查禁，这一点猴子也不知道，用古龙的话来讲：死人是不会知道任何事的。
猴子死后，我为了排遣心中的悲痛去参加了一个成人自修大专班，在逻辑课里我把那两个错误的三段论合并作一个主题写了篇论文，教授给我判了不及格，因为我写得比其他同学都好。我这篇论文一直没丢，直到去年给了我读大二的弟弟。这家伙叫吕大林，从名字可以看出他是爸妈避孕失败的产物----如果是计划内生产，我应该叫吕大林，这样的颠倒只能说明爸妈事先没给这小子预留好名字他就跑出来了，这时就只好抓一个没大没小的来用。因为是计划外产品，我大林弟弟没有我聪明，他的那个大学是复读了三年才考上的，有鉴于此，他现在才大一，比他的同学成熟三年。
我弟弟去年把我那篇逻辑学论文拿走，用电脑打印出来当自己的作业上交，结果被系里评为年度十佳论文第二名。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系主任是个金庸迷，在他的带领下系里一半教授一大半讲师都在刻苦学习金庸著作，而且去年正赶上台湾闹独立，那论文正好从文化方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专治与无知，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后来大林把他们系里的年度最佳论文复印给我看了，那论文的作者原是学历史的，刚改专业还有点惯性，论文的题目叫《由郑克?到李登辉----试论宝岛台湾与祖国大陆密不可分之历史必然性》，文笔还可以，只是里面引用的史实多源自《鹿鼎记》。
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的就是我那篇论文会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最后甚至把我逼得逃到非洲去援建。在我所认识的人里面，王实味因为一篇《野百合花》丢了性命，第一惨；吕小林因为一篇逻辑学论文而远遁他乡，第二惨。这都是文章改变命运的具体案例，可惜没有一个是往好了改的。
介绍完了我的天骄弟弟，就该回到吕小林上小学的时候接着说了，吕小林那会儿每天上学都要路过什么房山上的中学，那里有幢三层小楼，修得极劣。看外观估计是四人帮当权时的产物。那小楼的外墙是用砂石比例严重超标的水泥砂浆刷的，多处起壳脱落。有一天吕小林路过那里时发现墙上被人刷了两排字：
你愿意做时代的骄子
还是做社会的弃儿
这两行字无疑是那中学的师长们为鼓励学生好好学习而刷的，但吕小林每天经过这里总不免要思索一下：我是骄子还是弃儿呢？
可惜那中学里有个弃儿很快用粉笔在旁边写了三个字：X你妈。
他在墙上写的原文当然不是X，甚至不是我们常用的“操”，而是一个笔划甚繁的生僻字。(上面一个“出入”的“入”，下面一个“猪肉”的“肉”)当时吕小林不认识这个字，但联系一下上下文很容易就猜到了这个字的读音。由此对那两行标语兴趣大减，每天路过那里不心灵拷问了。等到一年以后，那行标语已随着砂浆层掉光了，当初写“X你妈”的那个地方还有砂浆皮，但粉笔字已经经不在了。
需要辩解一下的是，吕小林虽然小学就知道了“操”字的两种写法，还干过不计其数的考试作弊欺侮女同学之类坏事，但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好孩子，除了下课常和猴子打架之外并不经常违反学生守则。
关于和猴子打架的事，我记得除了开头之外的每一个细节----这很好理解，因为每次的开头的情节都不一样。比如因为他借我的书不还，比如因为我弄断他的铅笔(我们小时候用的铅笔比现在结实，我常用它往人身上扎)，如此等等。如果哪次打架的理由没有新意那就是对我们智慧的侮辱。我估计如果我们一直在小学呆下去，某一天必然会以大东亚圣战，解放三分之二受苦人为由而动上手。而一但动上手下面的情节就千篇一律了：都是猴子且战且退，最后溃至走廊，撒丫就往楼上蹿。吕小林追出两步，叉上腰对着他的背影边挥右拳边豪情万丈地喊：“老子操你书包！”毛主席有诗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每当吕小林喊到第二遍上，猴子就会乖乖回来挨我两下，以免书包被操。
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些情节成百次地发生过。正如我们小时候唱的“少先队歌”，我记不住其它的词，除了“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因为这句词重复得太多了，成了记忆的噩梦。
十几年后，我常被女朋友小眉拉去看盗版光碟的《大话西游》。开始我一听到里面朱茵说“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局”时我就想说句：“我记起了结局却记不起开头。”然后就要哭几滴眼泪来缅怀一下死掉的猴子。这每次都让坐在一边的小眉很感动地抱紧了我，于是我也抱紧了她。次数一多我就成了巴甫洛夫的那条狗，一听见这句话就开始掉泪，然后双后乱摸，脑子里却忘记了亡友猴子。
可能会有人觉得小学生动辄操来操去不文明，况且书包也不是用来操的。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分析了一下，发现当时我喊“操你书包”是指把别人的书包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操”应为“抄家”的“抄”，但“抄”是第一声，喊出来没有气势，于是我就改用降调，以至于以后一直把“操书包”的“操”误作“操你妈”的“操”。
尽管老是和猴子打架，吕小林还是当官了。当他把一块画了一根红杠的白色塑料别在左臂上时，感到无比NB，一夜不眠，比失恋代价更大。后来，当他发现手臂上的那块塑料成了做清洁时自己必须最后离开而且做的时候不能偷懒的理由时，他感到无比后悔。两者之间的距离仅有一个星期。
一年后，他手臂上什么都没有了，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做清洁时偷懒。以后他的身上再也没有戴过任何当官的标志。
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吕小林偷了家里的东西。
是50斤粮票。吕小林把它卖给附近做小吃生意的乡下人，得到的钱被他用来买了两个变形金刚玩具，他和猴子一人一个。那时候，除了我爸的老拳，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没和猴子分享。后来，当死亡成为最后一个我们没有共同分享的东西时，我总是想到我们拿着变形金刚在他家的写字台上发疯的样子。傍晚的阳光犹犹豫豫地伸进来，微温渐凉，像秋天姑娘的手，一屋灰尘在我们的笑声中静静跳舞，猴子张牙舞爪抢着要作汽车人，他妈站在门外张开嘴，很吃惊的样子。
事情照例以我爸把吕小林的屁股变得又青又紫结束。不管我做的错事是什么样子，结局都是一样的。之后一段时间，除了必须亲自上厕所和做课间操，在学校里吕小林要做的一切都被猴子抢去做了。
无论如何我都觉得有变形金刚这样的动画片看的童年是幸福的，尽管我的屁股经常为此痛不欲生。这不奇怪，屁股在童年本来就是用来挨打(包括打针在内)的，长大之后它又供我们开会时在板凳上挨坐之用。如果是年轻女孩的，还可以供人观赏。只可惜我是男人。所谓人，其实就是每个器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主要用途的东西。比如，眼睛。小时侯我主要用来看动画片和课本，后来主要用来看黄色录象和勾引异性，现在则是主要用来谋生――收保护费时带在身边，以及，睁开表示自己活着。又比如，腿。小时侯主要用来上学和到处野，后来主要用来逃课和到处打架，现在则是主要用来陪小眉逛街和在打完架之后警察到来之前跑掉，以及到处找蜻蜓谋生。
总结一下我的小学生活：1982年入学，此后六年内得肝炎一次，打坏学校玻璃两次，逃学三次，和猴子协同作弊N次，扬言要操人书包N次，当一根杠一次，偷粮票一次，挨打N次，1988年毕业。
宠儿(三)
1988年，吕小林升入什么房山顶上的初中，猴子与他同班，古代的贼人教导我们“兔子不吃窝边草”，花花公子也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意思都是在说：上完了小学就要把屁股擦干净，跑得远远的去上完剩下的三年的义务教育。可是我们把这两条都违背了。其实我们都是渴望一个远一点儿的学校的，排除怀旧和怕生这两点因素，任何一个学生都渴望换学校。正如现在的大学生谈恋爱，大都不找青梅竹马的同乡，如果有人要坏这个规矩，用北大一位仁兄的话说：“那就有乱伦的感觉了。”
但上学不比挑女朋友，而且世界上的大多数事情是不由我们的渴望来决定的，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吕小林读的那个中学像每个星期一在奏完国歌后说很多废话的50多岁的女教导主任一样严谨。传说发生在那里的最浪漫的故事是，一个红卫兵爱上一个黑五类女孩于是私奔，但是，未遂。他们最后双双殉情。不过，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每天吕小林戴着红领巾背着双肩书包在戴着红袖笼的高年级学生的目光中进入大门。他什么都不期待，除了放学走出大门把红领巾扯下来塞到书包里。
在吕小林十四岁之前，他必须靠在学校戴着那根红色的三角形的布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他上初中用的那根红领巾是绸子做的，花了他5毛钱，换算成棒棒糖，是5根。红领巾在吕小林脖子上时，除了他的目光，它让吕小林看上去像一个已经准备好了的接班人。红领巾在吕小林书包里的时候，吕小林看上去像他的内心一样坏不拉叽。这说明从上初中开始，吕小林就自愿放弃了做接班人的打算。
话说吕小林和猴子一起悲哀地上了初中，一起开始悲哀的外语学习。
打小吕小林的语文算术就是一百一百地考，后来开了物理也是一百一百地考。(化学不行，我说实话)可那英语他就从没及格过，猴子也一样，甚至比吕小林还差得多，以致于吕小林总怀疑他是不是在装蒜。
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俩常被年轻美貌的英语老师请到办公室补课，可越补越差。后来他们分析过，估计是英语老师本人对他们上课的注意力造成了巨大伤害。吕小林长大以后看过一本书，那里说古代有两国交兵，甲国派出一队裸女大跳STRIP TEASE(我英语很差，但这类词很熟)，乙国军队禁不住诱惑，丢盔弃甲筋酥骨软被甲军杀了个干净。他们当时上外语课，脑细胞可能就无政府了，这是很可能出现的。
那个与美丽的女英语老师有关的吕小林13岁，第二性征已经开始明显。
放学后，在英语老师的办公室里面对着英语老师的脸，她的眼睫毛历历可见。吕小林感到身边充斥着一种温馨暧昧的甜甜的味道。当英语老师的嘴唇离他的脸只有0.1米的距离时，那种味道随着一些吕小林听不懂的单词进入他的身体。吕小林发现那种味道来自英语老师的嘴里，并为此感到不可思议。多年以后，我把舌头放在小眉的嘴里时，我想到了那种味道和英语老师没有化妆的脸。我对女人口腔的渴望从那时就已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在英语老师看着吕小林的时候，他拼命让已经发育成熟的喉结不动声色，他怕喉结一上一下吞着口水的样子让他失去所有的秘密。
当时，吕小林经常做和英语老师有关的梦。在梦里，英语老师穿着白色的棉质连衣裙像一朵白云坐在他面前，对他微笑，牙齿像蓝天上的白云一样白，对他轻声说话，声音像蓝天上的白云一样温柔干净，可惜很多都是他听不懂的英语，除了傻笑，他无所事事。直到最后，他才会憋出一句：老师，我下次一定考好。然后毅然和英语老师勾了手指。
可是吕小林的的英语成绩还是越来越差，到办公室补课的时间越来越多。因为没能兑现对英语老师的承诺，吕小林一看到英语老师始终温柔的眼神就会脸红，但这并不影响他做和英语老师有关的梦。所有的梦里，还是他和英语老师相对而坐，什么都没发生。
现在我知道，人要长大时就是这样的。而这些梦能够证明自己当初足够善良，尽管有时醒来会发现内裤湿了，长时间不知所措直到天亮。
当时，吕小林对那些梦的解释是，恋母情结。吕小林刚上初中的时候中国正流行弗洛依德，流行到像吕小林这么大的孩子都可以熟练地把弗氏的一些术语脱口而出。
有一回，英语老师把吕小林和猴子叫到办公室，一人发了一张纸，要他们依据上面的中文写出对应的英文单词，布置完这些任务她就走掉了。吕小林和猴子很快刷完卷子，然后开始交换检查。检查过程中，吕小林发现猴子把“SIX”写成了“SEX”，把“ROPE”写成了“RAPE”，这两个单词在整个初中阶段根本没出现过，可那时只上初一的他们刚会二十六个字母就全认识了，可见是两个下流坯子。
于是下流坯子之一吕小林就问下流坯子之二猴子是不是故意这么写的，猴子坚决否认，并拿着吕小林的卷子，指出其中某处把“WHOLE”写作“WHORE”。
吕小林一见自己也是一个毛病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把“WHOLE”写作“WHORE”，这个习惯性笔误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好在我一直不靠英文吃饭，否则早就饿死了。有一回学校组织看电影《上甘岭》，吕小林看完了回家当天晚上就作梦，梦见吕小林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英勇地打死不计其数的美国鬼子，然后被俘，就义前高喊口号：“我的整个生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喊完之后怕美国鬼子听不懂，就翻译了一下：“MY WHORE LIFE HAS DEDICATED TO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IN THE WORLD ----FIHGTING FOR ALL THE PEOPLE’S EXTRICATION”。这句话除了“WHOLE”那个习惯性错误之外还有不少语法错误，但比猴子那句“I WILL GIVE YOU A LITTLE COLOUR TO SEE SEE”要好多了。
再后来没过几年，中越战争爆发，吕小林很想去参军，然后把那句英语对越寇喊喊，如果越寇听不懂还可以请部队翻译教上几句越南话，然后一边打机关枪一边嚎。可惜这些愿望除了学越南话之外一个也没实现，而且越南话也不是跟部队翻译学的，是跟电影里学的，一共有两句，一句是缴枪不杀一句是越南必胜。
一直到战争结束那一年春节晚会上，徐良坐在轮椅上唱了一次《血染的风采》，吕小林在电视机旁哭得泣泪横流，又把那句口号用中英文各喊了一次。
以上这些事例说明下流坯子吕小林还是很有爱国心的，只是在和平年代里没机会表现爱国心只表现了下流而已，而且还是在老师办公室里表现的，而且还有同谋。
检查完对方的单词，吕小林和猴子开始用弗洛依德式的嘴巴聊天。大量诸如口欲期，肛欲期之类的词语飘散在空气中，于是当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办完事再回到办公室时就看到了两个下流坯子正在一本正经地谈论性心理学。
如果她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只需大吼一声“干什么！”就可以结束尴尬的场面，可惜她没有经验地一直站着。直到猴子发现她时她已经脸红得快哭了。
两人赶快撤退，从此英语老师再也没给他们补课。而吕小林也不好意思再梦到英语老师了。
刚才我说“吕小林刚上初中的时候中国正在流行弗洛依德”，这个说法不对，中国流行弗洛依德的时候我还没上学，那时我的梦里常常会有一群黑色皮毛的大尾巴狼，不动也不叫，只是瞪着绿眼睛默默地看。如果我当时学了一点《梦的解析》就会知道这群狼其实就是白天在街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身穿黑皮高夹克一脸深沉的年轻人。当时对这种人社会上有个叫法，不是骄子，是愤青。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愤青，后来都消失了，大多数走向了谬误的反面真理，不再愤怒；有一小部分走向了更深的谬误，依旧愤怒，这其中就有一个当了吕小林的语文老师。不过那时他已经三十来岁了，就算是再愤怒，按当时的年龄标准来看无论如何也当不了“愤青”。但愤青和女人一样不服老，那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还是成天一套黑皮夹克出入校园，一般不张嘴，一张嘴就尼采康德或者“熵”。
我那时听老师说“熵”一直没弄明白是哪个字，主要是由这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不对自己的话进行解释而造成的。这是一种爱懂不懂不懂拉倒的心态，有时我就怀疑这是存心不说人话不想让人懂。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很得罪人，但后来在我身上也犯了这种毛病，而且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告诉了我，这种态度不一定会得罪人，但一定会惹来麻烦。
正是那个不说人话的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给我造成了一种错觉，让我以为1988年社会上还是愤青遍地，所以才说错了话：“吕小林刚上初中那会中国正流行弗洛依德。”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说错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1988年的中国是流氓遍地。
80年代初，中国流行愤青那会儿，姑娘的择偶标准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学识渊博，至少要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是那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择偶的黄金时代，可惜他错过了；然后是80年代中期，中国流行琼瑶，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要能在这时忘掉尼采，多讲点杜拉斯雪莱什么的也能拣个好姑娘，可惜这个白银时代他也错过了。接下就是我说的流氓满地爬的80年代末了，这是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爱情的黑钱时代，谁知就是在这黑铁时代里他开始了恋爱，对象就是我们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
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是全校未婚男士和已婚流氓(结了婚还惦记这个，在那年头就是流氓，不比如今什么牵手什么花样年华之类的)的目光焦点，为什么让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攀上了手？事后我悄悄分析过，总结出原因可能是英语老师条件太好，吓得别人都不敢动，相比之下只有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比较肆无忌惮一些，于是二人便好上了。把学校里几个玉树临风英俊潇洒的年轻男老师的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还没等吕小林升到初二，两位老师的爱情就中道崩殂了，吕小林和猴子就是这场变故的见证人。
1988年的某一天，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和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一起看电影，晚上的八点，电影散场，两人一块压马路，不幸遇上几个流氓。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在流氓的淫笑中英勇地走上前去，与之展开搏斗。我不知道其它愤青的拳脚怎么样，反正我们那语文老师功夫太差，三拳两脚就被人放倒在地上一阵踩，黑皮夹克上全是土。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也给流氓拖走了。
如果这是在拍电影，这时候就该出现一个大侠，一报名字就吓跑流氓，如果有流氓不识相，很快就会鼻青脸肿，然后我们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就会爱上他。
可惜这不是在拍电影，而且就算是有大侠出现，打也挨了女朋友也跑了，流氓也罢，大侠也罢，任何结局对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已经没有意义了。
后来我看米兰昆德拉，听他说了这么句话：“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由于这个原因，我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我甚至一度认定当时确有个白衣大侠跳出来过，但这又和后面的情节对不上号了，于是我只好拼命回忆那白衣大侠的脸。结果那大侠好象受了刺激的杨过，死捂着脸不让看，我使劲拽下他的面具，发现脑袋上是白茫茫一片，没有五官，这不是大侠，这是画皮。露了馅了画皮恼羞成怒，我就成了比干。
就在愤怒的语文老师趴在地上哼哼，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披头散发口叫救命的时候，一群比干就站在不远处看，没一个伸手的，吕小林和猴子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后来流氓把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抢走了，围观的比干们开始走上前来细细观察地上的人是死是活。就在大家纷纷谴责流氓的无耻行径之时，吕小林和猴子表现出了惊人的急智，吕小林去叫了警察而猴子去通知了医院。
等吕小林带着警察来到案发现场后，猴子叫的救护车已经到了。警察一边作笔录一边说要表扬他们见义勇为，等后来知道他们是被害人的学生后就再也不提这茬了，而是以一种怪怪的眼神看他们。他们比他更奇怪：不是你们要求学生和坏人斗争要讲究方法吗？
等到第二天，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在惨遭蹂躏后返校，全校反了天，校长不能维持秩序，只好宣布放假一天。不久后，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也带着人家的500CC鲜血回到了学校。
这件事儿引起了公愤，全校师生联名上书要求公安机关尽快捉拿罪犯。当时大家都把名字往一大块白布上写，吕小林和猴子都写了，后来知道这叫媚俗。不过媚俗还是很有用的，不到两个月，罪犯归案。是个团伙，劣迹斑斑，这回栽在人民手里，八个毙了两个，无期两个，余者各有分红。法院贴布告那天围观者甚众，吕小林头一次见法院的红勾，感触颇多。
因为这件事，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请了三个月假，从此便和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莫名其妙地分了手，三个月假满，她嫁给了学校里一个精明能干的政治老师。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则命犯天煞孤星，一直单身。
我在赴非洲援建之前曾回过了一次初中母校，知道了当初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和精明能干的政治老师婚姻很不幸福，不到三年就离了婚。精明能干的政治老师从婚姻的围城中挣脱出来大展宏图，一年后提上了副校长，然后打入市教委，五年前又进步到了市委，途一帆风顺还娶了一位颇有背景的新太太，现如今在大舅子的庇佑下正是扶了羊角拼命往上飞的时候。而当初和他离婚的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却一直在学校拿最低的工资，奔四十岁的人了还住单身宿舍。每天和愤怒的中年语文老师低头不见抬头见也是形同陌路。
吕小林不是没良心的人，我很想帮曾经年轻貌美的英语老师一把，可惜我也没什么钱，所以一直没帮成。
(四)
在初中的时候，吕小林和大多数男生一样一相情愿地相信并等待着初恋的到来。他已经准备好为之辗转反侧多愁善感长吁短叹英雄气短，他甚至连日记本和失恋时的泪水也早早储备好了。
于是，在英语老师之后，另一个女孩出现在吕小林的梦里。
现在，我愿意把她说成是我和猴子的初恋，尽管，最终未遂。这话说得不地道，可能有人以为我们是同性恋了，其实不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的初恋情人是同一个人，
那个女孩是吕小林班上的同学，马尾，说话时鼻音很漂亮，笑起来酒窝能盛二两酒。
如果按现在的标准来看，那女生不算很漂亮，就是在当时也有很多比她更漂亮的女孩子穿喇叭裤在街上转，不过这种女生显然不是吕小林和猴子能力范围之内的。他们只有喜欢同班女生。
吕小林之所以会喜欢那个女孩是因为她爱吃棒棒糖。一毛钱一根圆圆的红色很甜那种。吕小林觉得比红领巾便宜多了，他还请得起。平时他们并不怎么说话，偶尔吕小林故意在放学的路上遇到她，然后带她到学校旁边的小卖部里吃一根棒棒糖。吕小林沉默着站在一边看她认真地吃，觉得对着自己微笑着说谢谢的她有一点喜欢自己，至少在吃棒棒糖的那段时间是喜欢的。只花一毛钱就能让自己如此心满意足，吕小林没理由不喜欢她。
吕小林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跑到学校的操场围着不够标准的周长200米的跑道默然奔跑。那个女孩也在。他们彼此对望一眼，就各跑各的。快6点半的时候一前一后走出大门。那时即将天亮，一切笼在稀薄的雾气中，一片朦胧。有时候，她也过来找吕小林聊天。可吕小林除了像梦里一样发呆傻笑，就是脸红心跳拼命看表。
那个女孩除了留给我一些伤心而甜蜜的记忆，还留给我跑步的习惯和一个好的身体。直到今天每次打架完毕我都是跑得最快的之一完全是拜她所赐。每当我跑得大汗淋漓，我都能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跑了几圈了。那个“你”字，像89年一毛钱一根的红色棒棒糖一样，甜蜜的简单，让我怀念。
至于猴子也喜欢她，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陪吕小林一起喜欢。猴子这种人，在当时泛滥的香港英雄枪战片里到处都是，总是万弹穿心而死。在电影里，他们被人叫做兄弟。
但在有关吕小林的初恋的故事里，死的不是猴子，而是那个女孩。女主角一死，我的童年也就行将落幕。
那个笑起来酒窝能盛二两酒的漂亮女生之死，责任有一大半在吕小林和猴子身上。
吕小林的初一下学期，正是89年。那时西风猛烈，猴子从画报上见到了一种西洋玩具名曰滑板，便想做一个。于是他从工地上偷来一块跳板(那时的跳板都是极好的木料，现在没有了，全改成些烂钉子钉的竹片子，踩上一个星期就要变形)和两段钢管，又从废品收购站里买来两对儿童三轮车的轮子。他把这些杂碎交给了一个当车床工的熟人，要那人帮着做一个。那车床工没见过西洋原装货，做出来的滑板是方头的。不过安了滚珠轴承，很是灵活。
在今天看来那滑板甚是拙劣，木板是长方形的不说，四个轮子奇大无比，下面还用三号铁线捆了两截无缝钢管装轴。虽然猴子曾用它帮家里拉过二百斤大米，但这车本身净重却有三十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有点象宋金交战时金兀术他们使用的铁滑车。最重要的是这东西缺少一块橡皮刹车。猴子每次用它冲坡冲到后来速度大于五米每秒时都会连滚带爬地摔在一边。就是这么个土滑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宝贝，每天都有人排队借去玩，其中还夹着不少女生。
下面的事我就不想详细说了，大概是某天中午，吕小林和猴子一起喜欢的那个女生借滑板上路去玩。那天正好闹游行，有一辆外地来的大货车堵得久了，为了抢时间超速驾驶，结果车毁人亡----我说的是我们的滑板和我们的女同学。
出事后猴子把那堆血糊啦叽的滑板残骸找了回来，抱着它坐了一下午，几次眼泪要往外流，见吕小林坐在一边就憋回去了----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滑板是由吕小林的手转给那女生的，要哭他也该哭。
可学校不管他们哭不哭，一人记大过一次。他们后来去看过那女生的父母，那女生的父母始终不肯原谅他们。我想今天也不会。用周星驰的话讲，一个人恨一个人可以恨五十年，五百年(对不起，我忘记了他们是人不是妖更不是人妖，活不了五百年)。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她找我借滑板时微笑着说谢谢微微脸红的样子。也许是兴奋也许是有一点害羞。她转过身去，用右手把被风吹起的一缕头发抚到耳后。初夏午后的风从我脸上吹过，远处传来大学生的口号声，还有收音机里的罗大佑的歌声，名字好象叫《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我看着她红色的背影，流汗了。那天的阳光灿烂得恰倒好处，足够温暖。
几年后我和猴子在技校里曾经一起缅怀过我们共同的初恋情人。猴子总认为她是死于一个自制土滑板，很不值得。喝了很多酒以后，看开了一些，就觉得她是死于国产大卡车。我曾经看过《高山下的花环》，知道怎样从人的死亡中找寻深刻的意义。比方说那里有个靳开来，可以说是为偷甘蔗而死，这样就很没有意义；但也可以说是为救战友而死，这就很有意义；还可以说是为保卫祖国而死，这意义就大了。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的初恋情人是死于那天的学生游行，死于那年的暴乱。正因为所处角度不同，我和猴子的仇人也不同，他恨的是卡车司机和他自己，我恨的则是王丹和吾尔开希。
前几年有人开辆三菱跑车从黄河上飞了过去，那时我还没怎么注意，等到后来又有个小子用摩托车想飞，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们那架土滑板还在的话用它没准也能飞过去。一想到滑板就不禁想起我的初恋女友，并展开由她的死而引发的关于死亡的系列性思索。摩托车飞黄那段日子我整天净想这个了。以至于有好几次和小眉干那事时分了心，开始发愣，然后这个敏感的女人就一脚把我踹下床去。
当吕小林初中的第一个暑假到来时，已经与那个女孩无关。他独自一个人跑到了乡下的亲戚家，每天赤着膀子跟表哥在田间捉青蛙，用橡皮筋射蜻蜓。背上的皮被晒掉也在所不惜。
在那里，吕小林开始抽烟。一开始是长辈的叶子烟，后来是偷偷拿表哥的大前门。他并不把烟吸进肺里去，只是把烟含在嘴里一会就吐出来。他要的只是看着一棵烟在自己手里和嘴里慢慢死去时的感觉。吕小林甚至躲到没人的地方苦练掸烟灰，拿烟，吐烟圈的动作。他把食指和中指凑到嘴边，深吸一口气，然后仰头闭上眼，撮起嘴向外面轻轻吐气，再把食指在空中有节制地点几下。虽然他吸进嘴里的只是空气，但是，他觉得很有趣。不过无论吕小林最后能把整个过程完成得多么精致，当真的烟夹在他手里时，把烟圈吐圆对他来说始终是相当困难的事，就像他希望能利用这个夏天忘掉一些东西一样。
经历过未遂的初恋吐出过不圆的烟圈，而且已经可以不再和最好的朋友分享心事，吕小林终于有资格向自己的童年说再见了。和大多数人一样，他的童年也结束于某个夏天。
不再属于童年的吕小林把那些捉来的蜻蜓的脑袋全部扯了下来，装在一个冰箱保鲜盒里，密密麻麻的。每天他都会蹲在地上，默然看着上百个豌豆一样的脑袋，发上半个小时呆。他把眼睛渐渐逼近那些脑袋，那些脑袋上面美丽无比变幻莫测的复眼就会涣散，变得虚无一片，什么都没了。蜻蜓的脑袋很有意思。他们其实已经死去多时但还是和活着的时候一样美丽。
吕小林已经不用再戴红领巾了，他终于可以一边看着蜻蜓的脑袋一边把得意洋洋挂在脸上。小眉说的杀气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至于那个绸子红领巾，不知道被吕小林扔在了哪个角落。
吕小林还用大头针解剖过青蛙，看它们的心脏是怎样跳动。然后把奄奄一息的青蛙交给亲戚做成一道菜。
在我眼中，我的那个夏天是红色的。在法国国旗和一部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电影里，红色代表博爱，在中国国旗和无数我不记得名字的导演拍的电影里，红色代表革命。后来还有人告诉我，红色属于同性恋。对此我无话可说。
对我的那个夏天而言，红色代表一个女孩渐远的背影，一根掉在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的绸子红领巾，一根学校旁边小卖部里价值一毛钱的甜甜的棒棒糖，甚至一个带着血迹的破烂不堪的滑板。过了那个夏天，它们就不再和我有关。
最后照例总结一下我的初中生活：吕小林在1988年到1991年三年内共打架N次，逃学N次，看见殴打愤青老师而置手旁观一次，间接致死人命一条，撒谎N次，开下流玩笑N次，买棒棒糖N次，杀死蜻蜓、青蛙各N只。
值得清华学生为我们自豪的是，初中三年我和猴子作弊不足十次。因为上了初中，各种符号渐渐多起来，小学里猴子会写加减乘除小括号就完了，而初中里搞不好就会把“X”挡成乘号，更有一回他愣指着我卷子上的无穷大符号提醒我说我把8写倒了。
由于这个原因，我越来越没兴趣给他抄，他也越来越没兴趣抄。最后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拍着胸脯说“我不作弊我自豪”了。而按照我们原来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越来越傻X了。这也许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解释得通，但我更愿意把这二者强行统一起来：傻X的就是自豪的。同时它的逆命题：自豪的就是傻X的，也是一样成立。
宠儿(五)
初中毕业后，我和猴子都没有上高中，军区里把我们这些社会的弃儿送进了一所技校。猴子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因为他算计着有朝一日能设计出名堂来就可以招集众美女于面前，然后一声令下，这些美女就开始脱衣服。这个想法显然不切实际，据我后来所了解，范思哲生前都没达到这个高度。那时我虽不知道范思哲，但我知道学服装设计是要有一定美术天赋的，而我则当众被美术老师骂过“猪脑”。
那是初中里的一节美术课，我们上工地写生，别人没画上一半我就已经画完了，老师看到在我的画下部是一堆瓦砾，瓦砾上歪倒着几台搅拌机，中间拄着火柴盒似的半幢大楼，而且是下半幢，上半幢去向不明。在本应画上半幢大楼的空白处我画了两个龙门架----放在大楼的断裂墙面上的。龙门架间又夹了个搅拌机，呈“H”字形。总而言之他看到的仿佛是一个外星人用激光切割后又恶作剧似地拼起来的怪物。于是美术老师给这幅怪物打了零分，并当众骂我猪脑。
后来我在本杂志上看见了一幅油画，画名叫《内战的预感》，和当初我的杰作如出一辙，只不过他把道具由建筑换成了人体。我一看作者叫达利，就代我的美术老师骂了一句“达利是猪脑”。骂完之后看作者简介，发现人家是大师知道自己骂错了，就又骂了三声“XXX(我美术老师名)是猪脑”。两声是还我和达利的旧帐，还有一声是代达利骂的。
不过即使知道了达利的画和我的一样，我还是没有什么信心搞美术。因为当初写生时，我看到的情景的确是我画上那样。老师叫我们画一幢已经竣工的楼，我听错指令，画的一旁一幢尚封顶的，楼下的也不是瓦砾，而是砂石堆，砂石堆上歪的也不是搅拌机，而是几包水泥。房上的两个龙门架是存在的，不过是在半幢楼以后很远的地方，以我当时的角度来看，就象是两根牙签插在大立柜上，我怕老师看不清，就把牙签扩大一万倍画成了电线杆。龙门架之间的是太阳，因为被龙门架挡住了一部分，所以不太圆，在老师看来就是搅拌机。
美术老师作梦也不会想到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能看到这个景像，所以他理所当然地给了这画打了零分，这是由我们所处角度不同。当你的角度与大多数人不同时，大多数人就会给你打零分，那你就零定了。
以上就是我不学服装设计的原因。我在技校各个专业转了一圈，最终选定了机械维修班，因为我那时喜欢看外国录相，里面经常有美女坏车子，然后男主人公驾车经过，停下来帮她修车(他们从不弄得一手油，奇怪)。可是等我学会修车以后，我又发现录相里的美女坏了车，男主人公却不修了(他一定不会)，而是拉上美女一块儿兜风。这使我有一身武艺报国无门的感受，无奈中只好自我安慰：好歹懂一点家电维修，以后女朋友家电视冰箱坏了便可跳出来大显身手。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初的判断又错了，后来的女孩不是喜欢电器一坏便能修好的男人，而是喜欢电器一坏便马上扔掉买的的那种男人。
可以说我和猴子当初选择专业时都是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者之一猴子挑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这一喜欢就是四年；而理想主义者之二吕小林则挑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一不喜欢也是四年。但是四年后吕小林有了工作而猴子一直待业，这个无情的现实从根本上说明了理想主义者要想生存就得改为现实主义者。
上课虽然毫无意思可言，但下了课就不一样了。
我和猴子下课后经常坐在操场边的栏杆上，做日光浴，顺便看着女生在我们面前来来往往。如果有女生也看着我们，我就低下头，数三下，再抬头看着她，如果她那时还在看着我们，我就立刻喜欢上她。这个阳光下的游戏很有趣。我喜欢过一个脸长得像土豆的女生，也喜欢过长发飘飘的校花，以及无数介于土豆与校花之间的女生。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能把我们看上三下，也不想知道，毕竟只是游戏。
当她们走过我，我的眼中只剩下她们的背影时，我就立刻不再喜欢她们。我只喜欢过一个背影，红色的，很久以前。我喜欢那些女生的时间长短只和她们走路的速度有关。最短1分钟，最长5分钟。
吃完晚饭，我和猴子还有另外几个同学会躲到大院旁边一个以前修房子的民工留下的旧屋里，抽烟，聊女生。我们每个人出几毛钱买一包红梅或者阿诗玛，谁把自己那棵抽完就拿下一棵，直到抽完为止。因为我不把烟真的吸到肺里，而且抽烟的时候我比上课要认真得多，一句话也不说，所以抽得比他们快很多，占了很大的一个便宜。
我们坐在铺了茅草的地上，从来不谈理想。虽然也有人说自己将来的老婆要多漂亮自己要多有钱，但我认为这些不算。理想应该像萦绕在我头顶的烟雾。来自我的身体，在我眼前温柔地消失不留一点痕迹，我亲眼看着它死于空气中却永远无能为力。我也可以把它一直留在身体里，只要我不怕被它憋死。
后来我和猴子经常打架，帮别人打，别人也帮我们打。有输有赢。像一句广告说的，选择打架，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我打架不是为了女人，面子。我只是觉得它很有趣。
从看女生到抽烟再到打架，一切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就像小时候玩的滑梯，当屁股坐上去手放开，一切就只能按照一种可能性发生，只有当脚到达地面我才能停下来。我也可以从滑梯上跳下去，但是我不敢。上帝给过我一次意外，又让我很快习惯，让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几年后当我成为一个还算合格的流氓，才发现让我喜欢打架的上帝确实像赞美诗里唱的那么伟大善良。
和上帝的意志相比，老爸的老拳就显得软弱多了。后来，在一次我打人被请家长之后，他对我说，我打不动你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就当我少生了一个。他这么说，多少有推卸当年计划生育失败的责任之嫌。他如果相信有上帝，也许心里多少会好受一些。可是他偏偏是个共产党员，坚定的无神论者。
前面我说到了我和猴子的就业问题，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技校学满四年，除了学会一门专业课之外，还习得吃喝嫖赌等十八般武艺。我妈在我小时候告诉过我：“艺多不压身”，因此我还跟烹调班学了三个月，水平达到二级厨师标准。毕业前，学校保举一批专业尖子去工作，其中就有我和猴子，学校准备把他送到一个香港人开的服装厂里去(那厂子和学校订有协议，学校帮工厂作业务培训，工厂帮学生安排就业)。为了扩大影响，学校还为几个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弄了场FASHION SHOW，每个学生设计师有二十分种的主题时间展示作品，所有MODEL均是MADE IN本校，当时还把那服装厂的香港老板请来当评审(现在想来那香港老板在HONGKONG一定混得寒碜，要不不会来看这么个破FASHION SHOW)。
那个FASHION SHOW显然很简陋，但把猴子弄得很激动。他给自己的主题取名叫“都市女郎”，怕香港人不懂中文，就翻译了一下，不幸译成了“TOWN GIRL”，和我的“WHORE”一个意思。我们技校里的人都是英盲，这个“TOWN GIRL”就印在节目单上，最后发到香港老板手里。我想他一定是看懂了，因为他最后没有要猴子。猴子一直不知道“TOWN GIRL”错在哪里，他以为是本校的MODEL表演像村姑，妨碍了他的艺术表达。
这么个好机会擦肩而过对猴子打击很大。从此他意志消沉，成天躲在家里搞设计。把家里的几匹布料糟贱完了又开始疯狂地在纸上画效果图。这期间我去看过他几次，发现他早期画的MODEL没头没脸，身披几块破布，后来MODEL就开始长出脑袋了，同时身上的布块也变成了布条，等到五官长出来的时候，MODEL身上只剩下丝了。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图，发现那上面全是描眉画目的裸体MODEL。我估计他还会因为惯性过大刹不住车而画上几张人体解剖图。
在猴子画春宫的一段时间内，他的一日三餐全是由吕小林接济的，那时吕小林正在一家日资企业当机械师。
在日本厂子干了半年我就被炒掉了，因为我骂了日本老板。
关于被炒，我有如下补充：那一次厂里最大的一台机器坏掉了一个配件，我跑了全市也没找到合适的型号，只好往那机器生产厂家设在北京的办事处写信。这一来一去就耽误不少时间，日本老板大发雷霆，当着全车间的人骂我是中国猪。我当时低着头大喊“哈依”，因为这时候发火的代价太高了，我一个月工资是一千，如果发火就全没了。但那日本老板很快宣布要扣掉我三百月薪，这就是说我这时再发火成本就少了百分之三十了。我怕他还要降，就又等了一会儿。果然，不久他又要罚我的款。这时我发火了，我骂他日本猪，然后又用许多外国话骂他，其中更夹有日语“八格压路”。我估计他能听懂的只有那一句。一时间日本老板面色涨红，成了猪头小队长。骂了一会儿我觉得没词儿了，就用越南话对他大吼一声：“诺松空叶！”然后就走了。
我走后的三个月，就有消息传来说那日资企业的设备大批坏死，这不是我干的。
我在技校毕业后抗日一回，代价是丢了工作，这就是说我和猴子从此断了生活来源。偏偏在这时，我们一起看了部影响非常之坏的录相，片名叫《北京杂种》。
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非常之大。据说少林寺里不少三十多岁的和尚都是当年受电影《少林寺》的影响出的家。而黑道上也有不少人是看了周润发的片子才去体验在黑社会的日子的。我和猴子在看了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后自然而然的杂种起来。我后来一直庆幸当初自己看的是《北京杂种》而不是《东宫西宫》，那样的话我就有可能和猴子搞同性恋了，和猴子同性恋会危及生命，因为他得了爱滋病。
猴子是什么时候得的爱滋病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是在我们“TO GO TO JAIL TOGETHER”以后。因为入狱前要对身体做全面检查，那会儿他的HIV还是阴性。
当初我们一起被判刑一年，我因在牢里打人被加刑三个月，故而猴子比我早出去三个月，我估计他就是在那时候落下爱滋的。禁欲一年出去难免饥不择食。相比之下我就好些，和小眉狠玩了一个星期，害她得了盆腔炎，气得直骂我杂种，可她忘记了如果不是我当初学人家当杂种，她根本就不会认识我。
当初我和猴子立志当杂种，到社会上混，混来混去混成了流氓。白天敲诈勒索打架斗殴，晚上到歌舞厅醉生梦死。就是在这时，我认识了在歌厅唱歌的小眉。
一个星期后，我爱上了她。
因为我发现她也爱吃棒棒糖。
我在她下班后递给她一根包在五颜六色的塑料纸里的棒棒糖，然后送她回家。路上，她把手里的那根吃完，就侧着头问我，还有吗？我又递给她一根，她就对着我认真地微笑长达五秒，然后才剥去塑料纸把棒棒糖放到嘴里。一瞬间，我觉得她很像那个女孩，尽管她不穿红色的衣服，一头短发，是个没什么鼻音的南方人，笑起来没有酒窝倒是鼻子上出现一条条皱纹。但是，真的很像。不同的只是，她嘴里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根。我想，也许，几年来，我身边的变化莫过于此。
我一直不喜欢北京的秋天。它既不性感，也不伤感。但在某个北京秋天的夜里的某一刻，我感到温暖，无力自拔。
后来，我就和她上床了。过程一如既往地自然而然。
在床上，我问她，当初为什么要跟我，她交待说她曾经看我和人打架，说我用自己的脑门去撞人家的脑门，那个动作非常之有味道，她就一下爱上我了。
常去歌厅的人都知道，歌手要没有大款或流氓捧场是很难混下去的，小眉这个丫头怕傍大款当金丝雀给憋死，找了我这当流氓的也很自然，不足为奇。
虽然现在请小眉吃棒棒糖的代价是当年的五倍，但我并不心疼。我过生日的时候，她送给我一个zippo火机，换算成棒棒糖，够她每天吃两支。不可否认，小眉是个好姑娘。
不过对她爱上我的理由我一直有些怀疑，我打架时从不用脑门撞人家脑门，因为我顶门上有几个青春痘，和人一撞会非常之疼。平时动手我都是用啤酒瓶子拍人家的头。不过我一直没敢说出这个怀疑：万一我要记错了呢？只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冕。于是后来我就当着小眉的面和人打了一架，还故意用脑门撞了对方的脑门，这直接导致了我和猴子入狱。
这次是一群大学生放假。这群小兔崽子拿了家里的钱到歌厅里来学我们当杂种。其中有一个小子连连给小眉送花，最后还走上台去和小眉一起唱，唱着唱着又要亲嘴。
这我当然不能答应，于是我和猴子就上去揪他。他的一帮同学要上来救，猴子一亮出刀子就全吓跑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这群大学生跑去报了警，真是一点也不懂江湖规矩，应该多看看徐克的片子补补课。
再说常看徐克的我们都是很懂规矩的，一般是不下死手打吝秧子。但这小子被我揪住了头发还骂了我一句“渣滓！”这使我很生气，因为这很容易让我想到小时候我在什么房山顶上的中学墙上看到的那两行标语。于是我就在他头上拍了一个啤酒瓶，然后把当年别人写在标语底下的“X你妈”骂还给他。(并用啤酒瓶拍人脑袋，没有经验的人不要试。因为我拍的时候是用瓶身作的触点，动作又很快，所以拍下去瓶碎见血，很有威势不说还不会打死人。但是如果你用瓶子的厚底作触点或动作不快就很容易象朱亥一样“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出了人命官司就不好了)骂完之后我想起小眉在床上说过的话，就抱起他的脑袋和自己的进行对撞，感觉非常之不好，因为鼻子碰得很疼。
正当我拿起第二个瓶子准备继续行凶时，英勇的人民警察冲上来把我按住了。后来那大学生对我们依法提出诉讼，导致我们被判劳教各一年。
宠儿(六)
一年后，猴子出狱，然后感染爱滋。
又过了三个月，吕小林出狱，找到猴子，继续当杂种。
在不久后的一次斗殴中，猴子右臂严重受伤，在医院治疗时化验出HIV呈阳性，光荣感染爱滋。
后来猴子感染爱滋的消息走漏风声，弄得人尽皆知，猴子忍受不了巨大压力，跳楼自杀。
猴子跳楼前没和我商量过。他是从四楼跳的，结果摔成严重脑损伤，内脏也坏掉一大半。如果他和我商量一下再跳，这些情况就不会出现，因为我会劝他从八楼跳。我是真正理解他的朋友，不会拦他。如果他怯场了，我还可以推他。这当然是犯法，一般不够义气的朋友是干不出来的。
在猴子卧床的一段时间内，其父为给儿子筹集医药费，给骗子们的文件盖了几个部队用章并收受贿赂。不久后被查出，依法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服刑期间突发心脏病死亡。吕小林代替其子操办丧事。
不久后，猴子病情出现反复，因为欠费，医药跟不上，很快死在病床上。吕小林大哭三天以示痛苦。
猴子的死对我打击很大。就在这时，小眉劝我去找份工作，我听了她的话，因为那几天一直在下雨。
当流氓的最讨厌下雨，因为下雨天流氓都喜欢窝在家里当愤青，谁也不愿一身泥水地去收保护费。如果有人说雨水可以冲洗掉作案痕迹，那说明他还不了解我们这一行的性质。要依靠大雨掩护作案的叫罪犯，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这和流氓有很大区别。由于这个原因，我最爱看的电影有两部，一是前面提到的《北京杂种》，二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常常琢磨，太阳底下第一光辉的职业是老师，第二光辉的就得数我们流氓了。
那几天阴雨绵绵，使我觉得当流氓前途黯淡。那时我不谈卡夫卡，不懂得尽管前途黯淡，但前途还在，稀里糊涂就听了小眉的话，托人在一家中型国企里找了个工作。因为坐过牢的缘故没当上机械师，当的是修理工。
老老实实当了一段时间的良民，我为了玩游戏，摸索着学了电脑。2000年初，单位里原来的电脑操作员跳槽去搞网络经济了，领导着急之下听得我会一点这个，就把我调进了办公室。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我上大学的弟弟吕大林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寝室也买了电脑，他跟同学打赌用正版的WIN98装机，要我把单位的拿去。
我这才想起当初曾跟他说过我们领导如何傻X，竟买正版WIN98，不料这小子听者留了心，连买盗版的钱都省了。盖茨上回净抓大企业了，漏了这群天之骄子，真是失误。
等我骑车到了大林他们寝室，才发现一群臭小子中还站着个漂亮女生，那女生一见我就上来打招呼，说看了我的逻辑学论文笑了一整天，今天终于见着真人了。
登时我就有受骗的感觉，为了照顾大林的面子，我没言语给他装了机。我发现在这过程中，那女生一直用一种热辣辣的眼光看我，看得我手直打哆嗦。
等全部弄完，那女生递过一杯茶来，我冲她笑笑，接过茶拉上大林到一边盘问，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小子一脸坏笑地交待说我的论文在他们系里引起轰动，小雅(就是那女生)非要见见真人不可。
“小雅是你女朋友？”我问。
大林点头承认。
于是我们又进屋聊了一会儿。临走时，小雅问我要了电话，我感觉有些不妙，但还是写给了她。写号码的时候，一屋子人都在开小雅的玩笑，小丫头也笑着一一回应，但我还是看出了她淡淡的脸红。
后来小雅给我打了几次电话，约我出去玩。电话里约好的地方都是些格调高雅的咖啡馆之类地方。可每次玩下来，我都把她带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歌舞厅，更有一次我们是在动物园分的手。(关于这一点，你可以去看看姜昆的一个老段子《虎口遐想》)
渐渐地，我开始觉出不对劲，于是等她再约的时候我就带上了小眉。
“这是我的女朋友小眉。”我向她介绍说。
结果小雅却十分老练地装天真，连续叫了一整天的“小眉姐”。回去后小眉就开始罗嗦，说小雅是个好姑娘，叫我别去祸害人家。说了一会儿这个她又开始唉声叹气，说自己比不上小雅，要我别辜负人爱，说着说着就要走。这个走不是平常的走，而是指分手。她平常每月都要走个七八次，我从不拦她。她见我不拦她，又开始罗嗦，还用了电视里的傻老婆们经常说的一句话：“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在得出了这个结论以后她留一下句“我再也不理男人了”就去推门。
这个时候我引用了一个人妖的名言：“有人的地方就有男人，你怎么退？”在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发现这话被我改得逻辑不严密，于是我就补充说：“你要一辈子生活在女厕所吗？”其实这个话也不严密，女厕所只是在原则上进不去男人，实际上我和猴子小时候都闯过女厕所。
小眉不是科班出身，一听这话她就哭了，趴在我腿上抽抽嗒嗒。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小眉就是小眉，她只能生活在这里。倒是我自己是个逃难的命，干了影响太坏的事，只好“生活在别处”了。这是后话，不表。
这事过了大概两个月，小雅又打电话约我，并在电话那头叮嘱只准我一个人来。我走之前，告诉小眉一个小时后开始呼我，然后就单刀赴会。
这一次小雅是领我到了一个宾馆，她在那儿开有房间。我当时就有地下党员独会国民党女特务的感觉，每一根筋都在跳。而西方特工如007之流则不然，越是这种情况他们越放得开。可惜我不是特务。
女特务小雅挂好了“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就告诉我说她爱我。我原想说“咱们俩是两条船上的人，不合适”之类话，后来看了《花样年华》才开始庆幸当初这话没有出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小雅这丫头的狡猾肯定会说出“如果还有一张船票，你带不带我走”之类话，这可就把我逼上狼牙山了。我好歹是个流氓出身，要被同行知道有女人这么问我，我的形象就全毁了。
我当时虽然没看《花样年华》，所以就没说出那句自绝后路的话。我说的是我喜欢你(因为我对小眉发过誓说吕小林一点儿也不爱小雅)。
小雅再聪明也想不到其中差别，她对这个答案很是满意，立刻开始和我“请勿打扰”。
等到完事后，我刚点上一根烟我的呼机就响了。我正在寻思如何脱身，一听呼机响，连忙跳下床面对窗户背对她假模假样地看。
“小眉？”小雅在后面问。
“嗯。”我把呼机递给她看，然后迅速地穿衣服，一边穿一边说：“我得走了。”说着就去开门。
“混蛋！”小雅坐在床上哭了。
她哭的时候我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听她哭腿就有些软了。曹雪芹说男人是BE MADE FROM泥巴，女人是BE MADE FROMA水，(这回没用错，看不见原料的用FROM)想必他也被水泡软过。但好歹我曾经是流氓杂种地干活，因此心一横，还是摔门走了。我自以为达到了水泥的境界，后来才发现不是。我们后来到了非洲，发现一种黑泥，奇硬无比，当地人打架就用那玩意捏成坨当手榴弹。后来我们材料队的弟兄想偷工减料，用它来代替水泥。可测试时往水里一泡，开头还没什么，两个钟头后，整个烧杯里全是黑浆，连固体都找不着了。气得我们材料队长大骂“混蛋”。我当时就站在一边，脸红得象猴腚，就觉得他是在骂我。
我的确是个混蛋，我弟弟大林也这么骂我，他还抽了我一嘴巴。一般来说大林打小林，小林是不能还手的，可我们家小林是哥哥，所以我就回抽了他一巴掌。
抽大林一嘴巴的代价是巨大的，这狗东西居然和小雅结了婚！(这丫头也够狠的，最毒妇人心啊！难怪梁山上那么亡命徒都认宋江作老大，因为他杀了严婆惜，最为英勇)
我不是武松，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兄弟媳妇，看来我在中国是没法混了。可从中国出去又难得很，要考这考那，叛国投敌劫机外逃又有卓长仁等反面例子摆着。绝望之中，单位里来了个援外项目，要招人出国，我马上报了名。
这年头哪里能出国哪里就人头攒动，不过这次援建的是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报名的人就大大减少了。
本次援建队伍中，既不缺少机械师，又不缺少电脑操作员，本来是轮不上我的。好在我当年在技校习得一身厨艺没有荒废，就当了援建队的厨师。
宠儿(七)
到了埃塞俄比亚，语言不通，我只好每天下午和队里的翻译出去转两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窝在基地思念祖国思念亲人，窝着并思着，不久我就得了痔疮。
有天中午，太阳很大，我横竖睡不着，就违反纪律一个人出去转悠，走出不远就给一群非洲小孩围住。这群小崽子手拿着注射器比划着要我把钱交出来否则就给我一下子。
出国以前，我跟着国内一挺有名的英语老师突击了一阵外语，他教了我一句：“IF I COULD HELP YOU，I WOULD HELP YOU。”那老师说这是出国后对付乞丐用的，在美国华尔街日本东京银座就不用了，但到一些水深火热的非洲国家非学不可。想到这里，我就把这话对那群小孩说了。
可那群小孩不懂英文，还是拿着针管吓唬我。我暗笑，老子六岁就被这玩意儿扎过还怕你们？
正在我嘻皮笑脸地和人家比划的时候，我的后颈子一紧，显是被人拎住了。我扭头一看，是我们领队。他一手拎着我的领子，一手从怀里摸出把票子朝那群小孩一撒，然后拽上我就跑。跑出了二百米远，他才停下来问我有没有给扎上？我说没有，他就长出一口气，告诉我说那群小孩手里的注射器里有爱滋病毒，谁给扎上了就玩完儿，警察都治不了。
听他一说这话，我只觉得脑子一晕，头皮一阵阵发炸，后颈上尽是冷汗。头顶上是赤道的太阳，烤得我眼前发黑。这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抢过小孩的针管，用它去扎一个小孩，然后说是太阳导致我犯罪，如果是那样，吕小林就该叫莫尔索，《宠儿》就该叫《局外人》；我的第二种选择就是抢过针管给自己来一下，那吕小林就是盖茨比了。
可我即不是莫尔索也不是盖茨比，我只是继续在阳光下发晕。恍忽间，我有这样一种念头：如果上帝这时候出现，我就抢过针管给他屁股上来一下，作为他对我恩宠的回报。
不管怎样，阳光是免费的。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非洲的草原上，也无论是在现在还是那个夏天，或者将来。对我，上帝已经足够宠爱。
也许，如果上帝真的出现，我只是会抽出一棵烟，再插在他的屁眼上，用我的zippo火机把烟点燃，微笑着说一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