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中国多少年以后可以正常进行民主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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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结论性语气的词给一个人的思想“定性”的事在中国发生过。
一个人如果在行为上犯法了，权利机构必须让法庭根据“证据”以及控辩双方律师的陈词，并通过一个繁杂的标准化程序，然后决定这个人是否有罪。 也就是说，要把一个不好的词“罪犯”加到一个人的身上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文革期间，给一个人的思想“定性”（反革命罪）的事就容易多了，只需要把一些“结论性语气”的词放在一起就算完事了。 俺从电影上看到，在前罗马尼亚和前苏联，类似的事也发生过。 俺是很反感这种事的。
遗憾的是：用结论性语气的词给一个人的思想“定性”的行为很难根除。比如说“反共是众所周知的”这句话。先不说“反共”到底是好是坏，就说这“众所周知”你是怎样推断出来的？ 俺坚信：你自己不代表“众”。
要坚决改掉文革的这种坏习气，这不仅仅是俺不喜欢，中共中央也曾标明他们也不喜欢。 或许一小部分人记了太多或被教了太多这样的词语，在无意中用了出来，并有了一种“胜利的快感”，然后就上瘾了。（从电影上看来的）。 戒“瘾”不是件容易事，更可怕的是上了这种瘾还浑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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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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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帽子的感想------在“大跃进”即将结束时的庐山会议中彭德怀向党组织和毛主席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和批评意见，老毛不开心，接下来就是下面一些跟班的去找材料寻证据硬把他说成是里通外国，被定性为反党分子，接着党内外是一片讨伐声，真是墙倒众人推呀。林彪及四人帮把刘少奇打成反革命，结果到后来他们自己又成了最大的反革命。邓也是三起三落九死一生。现在俺细细想来算是醒悟了一个道理，要定谁是反党分子谁是反革命，就要看谁是否掌握了真真实实的权力，也就是否有了说话权。再想想倘若当年四人帮要是先动手，那么反革命分子这顶帽子就会戴在华国锋及其他一些大人物的头上了。
亚洲周刊江迅：中国选举法重大突破
在台湾和香港近年选举的冲击下，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恢复了预选，尽量减少黑箱操作。候选人公开拜访选民、张贴海报不再视为非法，势将影响明后年乡镇选举。
在北京和深圳等地的选举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自荐候选人公开拜访选民、发放宣传材料、通过网络（网路）媒体与选民沟通以争取选票的情况。这些选举行为，以往在中国大陆并不「合法」，选举的宣传材料，往往被城市管理部门视为街头小广告而取缔。不过，今后这些选举行为不再视作非法。
一九七九年《选举法》曾规定「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这成为一九八零年前后北京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浙江大学等高校学生开展竞选的依据。后来「竞选」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一九八二年修改《选举法》的时候，这一条就被删掉了，代之以在选民小组上介绍而不是宣传代表候选人。不过，从二零零五年起，候选人的竞选在某种程度上获得首肯。
在台湾和香港近年选举的冲击下，中国大陆的选举正在获得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重大突破，却未引起境内境外传媒和学者的关注。二零零四年十月下旬，北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这是一九七九年以来第四次修改《选举法》。
此次全国人大修改选举法，恢复预选、鼓励竞选，是中国大陆政坛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选举法》修正后，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七年的乡镇选举、二零零八年基层县一级人大代表选举就有望出现一些竞争。
北京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与其他一些机构和学者，长期来推动《选举法》的修改进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以一种公共话语影响到公共政策的修改。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重要修改有四处：一是在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恢复预选程式，把候选人产生方式中的协商酝酿，改成协商酝酿或预选，这便于百姓自主参选。一个选区原先有两个候选人，后来冒出十个候选人自主参选，按原先的《选举法》规定，须由选举委员会内部协商，一「协商」就将这十人协商掉了，现在允许预选，政府想把谁干掉就难了。他说，二是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允许候选人自己向选民自我介绍。以前规定，向选民介绍候选人，由推荐人介绍，谁推荐谁介绍，新规定允许自我介绍，这意味着可以竞选了，可以张贴宣传海报了。三是适当提高罢免县乡人大代表的门槛；四是加大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第二选区（北大文科选区），第一轮「酝酿」，按选民联名推荐人数计算排名第二的人被「酝酿」掉了，而排在第十三、十四位的人反而进入了下一轮；第二轮「酝酿」，按选民同意人数计算排名第三、四、五的候选人被「酝酿」掉了，排名第六的反而成为正式候选人。
选民不满黑箱操作
北京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赵晓力认为，以往参与「酝酿」的往往只是选区工作组成员、选举单位负责人和少数并没有被选民授权的「选民代表」，广大选民被排除在外，如此「酝酿」既不公开，也不透明，「黑箱操作」的嫌疑很大。基于对「黑箱操作」的不满，许多选民、自荐候选人都纷纷提出用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预选一般采取集中投票、公开计票、当场公布投票结果的方式。引入预选和鼓励选举人宣传的意义在于：把确定性选举转变为竞争性选举。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与原来《选举法》把介绍候选人限制在选民小组内比起来，无疑扩大了候选人接触选民的范围，有利于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减少过去那种「盲人摸象」式的投票选举。候选人回答选民问题的规定，则有利于提高选举的公开性和竞争性。
新的《选举法》规定，罢免县级人民代表，须五十名以上选民联名；罢免乡级人民代表，须三十名以上选民联名。这些规定实际上提高了罢免代表的门槛。两个月前，北京市丰台区望园社区张俊英等一百五十四名居民，联名要求罢免魏景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代表资格。魏景秀是丰台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总经理。张俊英等人认为，作为区人大代表的魏景秀，在选区群众多次要求与他见面，反映居民疾苦的情况下，置之不理，已经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要罢免。尽管目前当事双方的是非曲直尚未有结论，但如此多的选民敢于联名要求罢免不履行职责的代表，反映了选民权利意识的增长，人大代表不享有不作为的特权，应该随时听取选民的要求，向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机构表达选民的愿望，做不到就应请辞或被选民罢免。
云南试验直推直选
前不久，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州在下辖的石屏县推行乡镇长选举改革，十万村民选「乡官」，七个乡镇的乡镇长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推直选」试验。直选乡镇长虽是一种进步，但与现行法律不一致。根据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乡镇长由间接选举产生，即由选民直接选举乡镇人大代表，再由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乡镇长。有些地方的乡镇长候选人是由上级党委事先物色好的。有人形象地称这种选举方式为「上级党委画圈，人大代表举手」。
石屏试验是「直推直选」模式：有三十个以上的选民联名推荐或自我推荐，就可以成为乡镇长初步候选人；初步候选人在乡镇联席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由联席会议代表无记名投票产生两名正式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再到各选区同选民见面、发表竞选演讲；最后，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乡镇长。
此次石屏县乡镇长直选中，自荐或联名推荐出来的初步候选人达七十七人之多，其中有十三名中小学教师、六名村委会干部、十四位农民和一名私企老板。没有上级组织的授意，红河州「擅自」发动了「直推直选」乡镇长的基层民主制度改革。
早在一九九八年，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在中国首次试点乡长直选。与此同时，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南城乡也进行了正副乡长和中共乡党委班子直选。步云和南城，是乡镇官员直选的开端，却颇受非议。二零零三年，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一场同时直接选举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的试点，在投票前夕被当地上级部门突然叫停而告流产。改革的主导者，中共坪坝镇党委书记魏胜多被停职。
五年来，乡镇直选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而命途多舛。二零零四年四月，红河州石屏县七个乡镇同时进行乡镇长直选，以及八月该州泸西县在全县十个乡镇进行党委班子直选，使得这一改革由一乡一镇推至一县。争议和障碍仍然是存在的，但中共红河州委书记罗崇敏说，要改革，就别怕风险。石屏县的实践仅是一个探索，但它的方向符合社会发展潮流
在台湾和香港近年选举的冲击下，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恢复了预选，尽量减少黑箱操作。候选人公开拜访选民、张贴海报不再视为非法，势将影响明后年乡镇选举。
在北京和深圳等地的选举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自荐候选人公开拜访选民、发放宣传材料、通过网络（网路）媒体与选民沟通以争取选票的情况。这些选举行为，以往在中国大陆并不「合法」，选举的宣传材料，往往被城市管理部门视为街头小广告而取缔。不过，今后这些选举行为不再视作非法。
一九七九年《选举法》曾规定「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这成为一九八零年前后北京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浙江大学等高校学生开展竞选的依据。后来「竞选」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一九八二年修改《选举法》的时候，这一条就被删掉了，代之以在选民小组上介绍而不是宣传代表候选人。不过，从二零零五年起，候选人的竞选在某种程度上获得首肯。
在台湾和香港近年选举的冲击下，中国大陆的选举正在获得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重大突破，却未引起境内境外传媒和学者的关注。二零零四年十月下旬，北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这是一九七九年以来第四次修改《选举法》。
此次全国人大修改选举法，恢复预选、鼓励竞选，是中国大陆政坛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选举法》修正后，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七年的乡镇选举、二零零八年基层县一级人大代表选举就有望出现一些竞争。
北京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与其他一些机构和学者，长期来推动《选举法》的修改进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以一种公共话语影响到公共政策的修改。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重要修改有四处：一是在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恢复预选程式，把候选人产生方式中的协商酝酿，改成协商酝酿或预选，这便于百姓自主参选。一个选区原先有两个候选人，后来冒出十个候选人自主参选，按原先的《选举法》规定，须由选举委员会内部协商，一「协商」就将这十人协商掉了，现在允许预选，政府想把谁干掉就难了。他说，二是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允许候选人自己向选民自我介绍。以前规定，向选民介绍候选人，由推荐人介绍，谁推荐谁介绍，新规定允许自我介绍，这意味着可以竞选了，可以张贴宣传海报了。三是适当提高罢免县乡人大代表的门槛；四是加大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第二选区（北大文科选区），第一轮「酝酿」，按选民联名推荐人数计算排名第二的人被「酝酿」掉了，而排在第十三、十四位的人反而进入了下一轮；第二轮「酝酿」，按选民同意人数计算排名第三、四、五的候选人被「酝酿」掉了，排名第六的反而成为正式候选人。
选民不满黑箱操作
北京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赵晓力认为，以往参与「酝酿」的往往只是选区工作组成员、选举单位负责人和少数并没有被选民授权的「选民代表」，广大选民被排除在外，如此「酝酿」既不公开，也不透明，「黑箱操作」的嫌疑很大。基于对「黑箱操作」的不满，许多选民、自荐候选人都纷纷提出用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预选一般采取集中投票、公开计票、当场公布投票结果的方式。引入预选和鼓励选举人宣传的意义在于：把确定性选举转变为竞争性选举。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与原来《选举法》把介绍候选人限制在选民小组内比起来，无疑扩大了候选人接触选民的范围，有利于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减少过去那种「盲人摸象」式的投票选举。候选人回答选民问题的规定，则有利于提高选举的公开性和竞争性。
新的《选举法》规定，罢免县级人民代表，须五十名以上选民联名；罢免乡级人民代表，须三十名以上选民联名。这些规定实际上提高了罢免代表的门槛。两个月前，北京市丰台区望园社区张俊英等一百五十四名居民，联名要求罢免魏景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代表资格。魏景秀是丰台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总经理。张俊英等人认为，作为区人大代表的魏景秀，在选区群众多次要求与他见面，反映居民疾苦的情况下，置之不理，已经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要罢免。尽管目前当事双方的是非曲直尚未有结论，但如此多的选民敢于联名要求罢免不履行职责的代表，反映了选民权利意识的增长，人大代表不享有不作为的特权，应该随时听取选民的要求，向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机构表达选民的愿望，做不到就应请辞或被选民罢免。
云南试验直推直选
前不久，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州在下辖的石屏县推行乡镇长选举改革，十万村民选「乡官」，七个乡镇的乡镇长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推直选」试验。直选乡镇长虽是一种进步，但与现行法律不一致。根据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乡镇长由间接选举产生，即由选民直接选举乡镇人大代表，再由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乡镇长。有些地方的乡镇长候选人是由上级党委事先物色好的。有人形象地称这种选举方式为「上级党委画圈，人大代表举手」。
石屏试验是「直推直选」模式：有三十个以上的选民联名推荐或自我推荐，就可以成为乡镇长初步候选人；初步候选人在乡镇联席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由联席会议代表无记名投票产生两名正式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再到各选区同选民见面、发表竞选演讲；最后，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乡镇长。
此次石屏县乡镇长直选中，自荐或联名推荐出来的初步候选人达七十七人之多，其中有十三名中小学教师、六名村委会干部、十四位农民和一名私企老板。没有上级组织的授意，红河州「擅自」发动了「直推直选」乡镇长的基层民主制度改革。
早在一九九八年，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在中国首次试点乡长直选。与此同时，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南城乡也进行了正副乡长和中共乡党委班子直选。步云和南城，是乡镇官员直选的开端，却颇受非议。二零零三年，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一场同时直接选举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的试点，在投票前夕被当地上级部门突然叫停而告流产。改革的主导者，中共坪坝镇党委书记魏胜多被停职。
五年来，乡镇直选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而命途多舛。二零零四年四月，红河州石屏县七个乡镇同时进行乡镇长直选，以及八月该州泸西县在全县十个乡镇进行党委班子直选，使得这一改革由一乡一镇推至一县。争议和障碍仍然是存在的，但中共红河州委书记罗崇敏说，要改革，就别怕风险。石屏县的实践仅是一个探索，但它的方向符合社会发展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