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佛教东传史: (十五）四大译场佛法普传
送交者：夏杞人
佛教于公元一世纪正式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了近200余年的“不应期”，到晋末南北朝时骤然迎来它在中国之旅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后的两个黄金时代我认为是大唐和康乾之世），这里面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先后传入的外来宗教还有不少，比如景教（基督教的前身）、殿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就是笑傲江湖中说的明教），为什么这些宗教没有在中国造成同样的影响呢？ 原因可能是多两方面的：首先从社会层面上看，汉末至晋末的大乱世，使中原汉族百姓处于一种极度地悲惨生活中，历史上无论春秋战国还是秦末的大起义期间，从没有出现过类似五胡十六国期这种杀伐无度、赤地千里的局面。人世无常生离死别，使大众更易于接受业报轮回的解说。 简单地说儒家教人知礼节，佛教教人明生死。乱世中生活尚且不易，知书达礼这些就有些次要了。而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则更考验老百姓的神经。佛教正好就是教人如何超脱现世之苦，去寻找来生的极乐世界。所以它的教义一经在华夏传播，便很容易受到老百姓的接受也就不难理解。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政治层面。宗教的普及与统治者的大力宣传总是密不可分，所谓上行下效。五胡期十六国中有超过大半的国家是崇佛的，例如前面已讲的后赵石勒、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等。那么这些胡族皇帝为何对佛教情有独钟呢？除了佛教与现世无争的教义有利于抵消被统治者的反抗精神、方便盘剥百姓外，其实与胡人的统治心理也很有关系。 当时的中原地区原盛行的儒家和老庄玄学思想都是汉人的思想精华，也符合汉人的文化传统，胡族新统治者不愿照搬过来，所谓华夷有别。同时他们又觉得为便于统治没有套理论体系也不行，胡人无论武力有多强大，究其文化基础却是贫乏的，因此他们的自卑感也就很强。来自于天竺，生根于西域的佛教恰能满足胡人的这种需要，借助推广佛教文化来与汉地的儒家文化相抗衡，是他们得以长住中原而不被同化削弱的思想武器。 而景教、殿教、摩尼教大都不具有上述的这些传教优势，所以虽然它们在华夏文明中留下了痕迹，但最终没能造成坚实的信徒基础。比如袄教，它传入中华的历史也很悠久，与佛教几乎同时期，但终久没有登上上层建筑的顶峰、在群众中影响也很小。唐武宗会昌法难（这个后面会讲到）中，袄教与佛教一起被禁，受到很大的打击，从此袄教就一撅不振，再没有复苏过。而佛教则不然，唐武宗之后不久就慢慢地恢复了传播，一直传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信徒。 说到传播，还有人才因素的作用。佛教汉传历史上一直不缺大译经师，他们把佛教的印度经典介绍过来，又以对汉学的精通将这些经典用汉学思想和词汇翻译成书。这种译经活动，最初是自发单独地进行，到了十六国时期，由于王权的介入和译经人才的增多，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四大译场。 首先是后赵的首都邺城（现河北临漳县，就是西门豹治水、曹操筑铜雀台的地方），佛图澄和他的弟子们曾在此翻译经卷，讲传佛法。 比邺城译场大的多是长安，前秦苻坚支持的道安（佛图澄大弟子）僧团和后秦姚兴倚重的鸠摩罗什僧团都在这里。姚兴还专门建了个“逍遥园”作为他们译经的场所，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皇家佛学研究机构。不过，佛学圣地怎么会起了个“逍遥园”的名子呢，两者格调上不大相配嘛。 南方比较大的译场在东晋的建康（即南京），这里也是人才济济。除了前面说到的慧远、竺道生、法显、佛陀跋陀罗等人外，至梁武帝年间还出了真谛、僧钓等新一批的大译经师。而真谛更是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一说是义净）等齐名，被称了汉传佛教四大译师。 真谛（499-569），是地道的印度人，天竺名叫拘那陀罗。梁武帝年间他从海路来到中国，主要在广州和南京两地的译经场讲法。真谛在中国生活了23年，译出经书278卷，最终使他青史留名的是他译出的《摄大乘论》这部在印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摄大乘论》是有宗唯识观的经典著作，正象鸠摩罗什译“三论”而成为大乘空宗中观学的权威译家一样，真谛译的《摄大乘论》也使他成为中华大乘有宗唯识学的第一人。（有宗和空宗的在印度的打架故事参照相关章节）。 说完邺城、长安、南京，四大译场中的最后一个是不太起眼的凉州姑臧（即现在的甘肃武威）。它能挤身四大译场还多亏了五胡时期一个叫北凉的小国和它们极度崇佛的国王。 北凉是由一批叫卢水胡的匈奴（此时的匈奴血统已很不纯了）所建，盘踞在凉州的北部（甘肃内蒙一带），在天下大乱之中并不太显眼，但国王沮渠蒙逊也时刻想着一朝扬名立万。403年后秦帝姚兴看着前秦遗臣（吕光）建的后凉国不顺眼，没事就找茬来痛扁一顿（当然另一个目的是来抢凉州城内的鸠摩罗什），沮渠蒙逊觉得有机可趁，于是也加入了这场对后凉的群殴（来打群架的还有南凉、西秦等国）。 终于凉州城破，后秦姚兴眼急手快抢走了鸠摩罗什，北凉只好抢些其他高僧回去供着，随便一数也有几百名之多。为什么会有这些多高僧在凉州呢？原因很简单，凉州是印度、西域僧人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僧人在此滞留下来，后来就逐渐形成了姑臧僧团。北凉接手了姑臧的管理后，在此建起了“闲豫宫”作为译经场所，其规模丝毫不逊于姚兴长安的逍遥园译场。姑臧僧团的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经》（这本在十三章里专门提到过），也使北凉这个小国家以佛事的显要而在十六国中着实混出了名堂。 北凉的文治武功都比较一般，但令人意外的是，它的寿命在十六国中却最长。当拓跋鲜卑人于公元439年打到它的城下，其它那些十六国中的成员都已灰飞烟灭了。随着北凉的灭亡，五胡十六国正式划上了句号，后面我们要集中看看佛教在南北朝期间的发展了。
送交者：夏杞人
佛教于公元一世纪正式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了近200余年的“不应期”，到晋末南北朝时骤然迎来它在中国之旅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后的两个黄金时代我认为是大唐和康乾之世），这里面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先后传入的外来宗教还有不少，比如景教（基督教的前身）、殿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就是笑傲江湖中说的明教），为什么这些宗教没有在中国造成同样的影响呢？ 原因可能是多两方面的：首先从社会层面上看，汉末至晋末的大乱世，使中原汉族百姓处于一种极度地悲惨生活中，历史上无论春秋战国还是秦末的大起义期间，从没有出现过类似五胡十六国期这种杀伐无度、赤地千里的局面。人世无常生离死别，使大众更易于接受业报轮回的解说。 简单地说儒家教人知礼节，佛教教人明生死。乱世中生活尚且不易，知书达礼这些就有些次要了。而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则更考验老百姓的神经。佛教正好就是教人如何超脱现世之苦，去寻找来生的极乐世界。所以它的教义一经在华夏传播，便很容易受到老百姓的接受也就不难理解。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政治层面。宗教的普及与统治者的大力宣传总是密不可分，所谓上行下效。五胡期十六国中有超过大半的国家是崇佛的，例如前面已讲的后赵石勒、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等。那么这些胡族皇帝为何对佛教情有独钟呢？除了佛教与现世无争的教义有利于抵消被统治者的反抗精神、方便盘剥百姓外，其实与胡人的统治心理也很有关系。 当时的中原地区原盛行的儒家和老庄玄学思想都是汉人的思想精华，也符合汉人的文化传统，胡族新统治者不愿照搬过来，所谓华夷有别。同时他们又觉得为便于统治没有套理论体系也不行，胡人无论武力有多强大，究其文化基础却是贫乏的，因此他们的自卑感也就很强。来自于天竺，生根于西域的佛教恰能满足胡人的这种需要，借助推广佛教文化来与汉地的儒家文化相抗衡，是他们得以长住中原而不被同化削弱的思想武器。 而景教、殿教、摩尼教大都不具有上述的这些传教优势，所以虽然它们在华夏文明中留下了痕迹，但最终没能造成坚实的信徒基础。比如袄教，它传入中华的历史也很悠久，与佛教几乎同时期，但终久没有登上上层建筑的顶峰、在群众中影响也很小。唐武宗会昌法难（这个后面会讲到）中，袄教与佛教一起被禁，受到很大的打击，从此袄教就一撅不振，再没有复苏过。而佛教则不然，唐武宗之后不久就慢慢地恢复了传播，一直传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信徒。 说到传播，还有人才因素的作用。佛教汉传历史上一直不缺大译经师，他们把佛教的印度经典介绍过来，又以对汉学的精通将这些经典用汉学思想和词汇翻译成书。这种译经活动，最初是自发单独地进行，到了十六国时期，由于王权的介入和译经人才的增多，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四大译场。 首先是后赵的首都邺城（现河北临漳县，就是西门豹治水、曹操筑铜雀台的地方），佛图澄和他的弟子们曾在此翻译经卷，讲传佛法。 比邺城译场大的多是长安，前秦苻坚支持的道安（佛图澄大弟子）僧团和后秦姚兴倚重的鸠摩罗什僧团都在这里。姚兴还专门建了个“逍遥园”作为他们译经的场所，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皇家佛学研究机构。不过，佛学圣地怎么会起了个“逍遥园”的名子呢，两者格调上不大相配嘛。 南方比较大的译场在东晋的建康（即南京），这里也是人才济济。除了前面说到的慧远、竺道生、法显、佛陀跋陀罗等人外，至梁武帝年间还出了真谛、僧钓等新一批的大译经师。而真谛更是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一说是义净）等齐名，被称了汉传佛教四大译师。 真谛（499-569），是地道的印度人，天竺名叫拘那陀罗。梁武帝年间他从海路来到中国，主要在广州和南京两地的译经场讲法。真谛在中国生活了23年，译出经书278卷，最终使他青史留名的是他译出的《摄大乘论》这部在印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摄大乘论》是有宗唯识观的经典著作，正象鸠摩罗什译“三论”而成为大乘空宗中观学的权威译家一样，真谛译的《摄大乘论》也使他成为中华大乘有宗唯识学的第一人。（有宗和空宗的在印度的打架故事参照相关章节）。 说完邺城、长安、南京，四大译场中的最后一个是不太起眼的凉州姑臧（即现在的甘肃武威）。它能挤身四大译场还多亏了五胡时期一个叫北凉的小国和它们极度崇佛的国王。 北凉是由一批叫卢水胡的匈奴（此时的匈奴血统已很不纯了）所建，盘踞在凉州的北部（甘肃内蒙一带），在天下大乱之中并不太显眼，但国王沮渠蒙逊也时刻想着一朝扬名立万。403年后秦帝姚兴看着前秦遗臣（吕光）建的后凉国不顺眼，没事就找茬来痛扁一顿（当然另一个目的是来抢凉州城内的鸠摩罗什），沮渠蒙逊觉得有机可趁，于是也加入了这场对后凉的群殴（来打群架的还有南凉、西秦等国）。 终于凉州城破，后秦姚兴眼急手快抢走了鸠摩罗什，北凉只好抢些其他高僧回去供着，随便一数也有几百名之多。为什么会有这些多高僧在凉州呢？原因很简单，凉州是印度、西域僧人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僧人在此滞留下来，后来就逐渐形成了姑臧僧团。北凉接手了姑臧的管理后，在此建起了“闲豫宫”作为译经场所，其规模丝毫不逊于姚兴长安的逍遥园译场。姑臧僧团的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经》（这本在十三章里专门提到过），也使北凉这个小国家以佛事的显要而在十六国中着实混出了名堂。 北凉的文治武功都比较一般，但令人意外的是，它的寿命在十六国中却最长。当拓跋鲜卑人于公元439年打到它的城下，其它那些十六国中的成员都已灰飞烟灭了。随着北凉的灭亡，五胡十六国正式划上了句号，后面我们要集中看看佛教在南北朝期间的发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