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克思主义为什么是现在历史阶段下的自由主义（大块文章原创不喜请借步别处）

[wushuren]

在政治哲学领域，既批判专制制度，也批判现有西方民主政体，试图根据人类已有的政治文明成果，找出民主政体的下一步发展，让世界发展到下一个阶段。这就是现阶段政治体制方面的真正自由主义者。这不但是因为这种做法，更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和作为一种信仰。

而当今社会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们，往往不过是在拾西方民主自由先贤的牙慧，而忘记了自由主义者的本质从而违背了自由主义的信仰。当今社会，不论是专制体制的维护者，还是现有西方体制的维护者和推广者，都是现有体制的维护者，这点上他们可以被现在历史阶段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一视同仁。作为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批判和思想的自由。现有的体制和社会，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都是你以批判的态度思考的对象，而不是你崇拜的对象。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不是信仰某种体制，也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信仰儒学。他们都不过是自由主义者批判，思考，继承，进化思想的材料而已。这就是曾经贯穿于民主自由先驱思想中最本质的自由主义信仰。

自由主义者不排除吸收古代的政治文明成果，否则怎么会有希腊古民主制度进化为现代民主制度而推翻欧洲的专制制度。自由民主先驱在他们的历史社会环境下，做到了一个自由主义者，遵守了这个定义，得出了基于自己时代的理论成果，为后代所传颂。后来者不应该捡了芝麻而忘了西瓜。

基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区别，自由主义作为信仰和主义必须加以提炼，不是简单的自由二字所能包括的。自由主义是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批判和思想的自由。意志和选择可以被加入，但是不可伤害理性。理性是自由的根基，也是批判的根基。可操作性和可继承性是自由主义的铁轨，以避免堕入空想和虚无。为此自由主义决不可以抛弃古典，也不可抛弃其他思想和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应该把他们作为材料，加上时代性作为自由主义的空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而且也作不到绝对的自由，但自由主义确是可以做到的。很明显，自由主义者应该做到的是自由主义，和遵守这个信仰。

中国人可以同时批判专制和现有西方民主制度，而且也不排除歌颂古典，包括西方的古典和东方的古典。卢梭就被看作自由主义者中的歌颂古典者。为此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得天独厚。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定义中的自由主义者调侃地称为牛克思主义者。

 

[tree9990]

Re: 牛克思主义为什么是现在历史阶段下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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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大有超过马克思主义之势。。。。。。

 

[mamaomao]

Re: 牛克思主义为什么是现在历史阶段下的自由主义

最初由 wushuren 发布
在政治哲学领域，既批判专制制度，也批判现有西方民主政体，试图根据人类已有的政治文明成果，找出民主政体的下一步发展，让世界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而当今社会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们，往往不过是在拾西方民主自由先贤的牙慧，而忘记了自由主义者的本质从而违背了自由主义的信仰。作为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批判和思想的自由。现有的体制和社会，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都是你以批判的态度思考的对象，而不是你崇拜的对象。

自由主义者不排除吸收古代的政治文明成果。

自由主义是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批判和思想的自由。意志和选择可以被加入，但是不可伤害理性。理性是自由的根基，也是批判的根基。可操作性和可继承性是自由主义的铁轨，以避免堕入空想和虚无。为此自由主义决不可以抛弃古典，也不可抛弃其他思想和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

写得好！今晨看到的好文字！

 

[PrepareSCEA]

无大哥, 你什么时候康复啊?

 

[wushuren]

最初由 PrepareSCEA 发布
无大哥, 你什么时候康复啊?

除了谢谢您的关怀以外，我还会说别的吗？

 

[Blue]

i 服了 u

 

[wushuren]

（纯属学术探讨，但也挡不住有人自己来对号入座。）
＿
不买最好的，专买最贵的。（牛克思主义中的剩余价值和剥削解释）
　　
　　 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剩余价值和剥削的解释被很多人所熟知，也被很多左翼政党作为理论基础。牛克思主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无可逃避地解释剥削的问题，剩余价值的问题。根据当今社会的情况预测未来社会体制的走向，唯有如此才能担当起结果马克思主义未竟社会体制创新任务，把人类社会推向更高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解释说，剩余价值是在刨除了劳动力成本和生产资料成本以后剩余的价值。并且进一步说，剥削发生于资本家全部占有剩余价值，并且尽量压低工人的工资，降低劳动力力成本。这在西方国家18，19世纪是很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制衡失效的社会体制和情况下，这是必然发生的现象，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社会。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将趋于激化。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基于这种现象地解释。然后马克思试图以全部采用公有制来克制剥削。这是一种极端性的方法，在其他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失败。
　　
　　 在生产关系，制衡相对健全的的法制社会下，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劳动力成本的压缩会被尽量减少，剥削是可以被克制的。举例来说，失业者有失业保险，老人有养老基金，残疾人有保障基金等，最低工资，工伤保护条例，退休基金。这些生产关系机制的资金都来自于剩余价值。生产关系可以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的解释，而马克思忽略了这一点能发挥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不看好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在制衡健全的体制和生产关系下，会产生另外一种剥削，那就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但不去劳动，而以群体政治效应，无偿享受制衡产生的社会福利，剥削剩余价值。这在完全的公有制和部分的公有制机构内，甚至表现为消极怠工，以消极方式试图扩大自己对别人的剥削。道德高尚的无产阶级理论就失败于这里。这是暗藏于当前生产关系的另外一种剥削。是当前生产关系不健全的一个表现。
　　
　　 为此，当前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解决制衡的时候不牺牲效率。而当前西方国家要解决的是如何消灭制衡机制伴生的剥削，也就是如何提高效率。在完美的平衡点，达成同时解决中国等发展国家的问题，也解决西方国家的问题，克服国家内部的阶级剥削也克服掉了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剥削，那就是属于未来的社会体制，更先进的民主体制，在当前生产力下的制衡和效率的综合最大。这不是简单地用大政府小政府高税收和低税收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用全部公有制或者依靠道德高尚的无产阶级就能解决的问题。
　　
　　 世界上的国家机构都是由私有制变成公有制的，既帝王和贵族私有变成了人民大众公有。任何不直接创造产值的国家机构均被认为是依靠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来维持运转。其中的工作人员也存在劳动生产率问题，存在劳动力成本。大大低于社会平均生产率的部分，即可被认为是对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行了恶劣占用和对社会上的劳动者进行了剥削。相对于富有者的挥霍所表现出的剥削是个人原因造成的，这里却是由于体制不健全造成的，不是个人原因。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没有解决好这个体制问题。
　　
　　 拥有劳动能力，却躲避劳动恶意占用税收享受福利的情况，政府机构人员用腐败来更多占用剩余价值的情况，则既是体制原因也是个人原因。
　　
　　 腐败问题和消极怠工一样，被归入在生产关系内试图更多占有剩余价值来进行剥削。不论是西方体制还是中国体制，都面临这个问题。西方体制内还多一个有劳动能力但是拒绝劳动，而宁愿享受福利的剥削群体。中国体制内存在的资本直接剥削，因为制衡机制不健全，是比较严重的。中西，有区别点，也有共同点。
　　
　　 在充分的制衡体制下，在大多数情况下，某种工作的劳动力成本约=每个人的税后收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包括住宿，食物，教育，体育，休闲，艺术享受等。税收可以被认为全部由剩余价值产生，由雇主从剩余价值中预付。国家总体剩余价值约=国家全部税收+扩大再生产资金+极端富有的人不健康挥霍的资金和消费。
　　
　　剥削的四个表现如下：
　　1，在税收供养下的政府和公有制部门出现的腐败。
　　2，具有劳动能力没到退休年龄而不劳动，宁愿享受福利占用税收。
　　3，公有制部门形成的消极和效率低下。
　　4，极端富有者的挥霍消费资金来源。
　　
　　
　　 即牛克思主义中，不单纯以资本来定性剥削，而以对剩余价值的占用情况来定性剥削。
　　 对于极端富有者，投入资本市场，股票基金，银行存款和生产资料的资金,不算对剩余价值的不合理占用。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富有者也有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例如投入教育，抚育子女，住宿，食物，艺术欣赏，体育休闲等。虽然其中的程度不好判断，但其中必然有挥霍现象存在。挥霍的程度，和人的修养程度，教育水平，世界观，都是有关系的。最终的恶劣挥霍才构成对剩余价值的实际恶劣占用，构成剥削。简单来说剥削是什么。剥削的一种表现就是不买最好的，专买最贵的。

 

[promise]

搅乱中国的幕后黑手――变相世袭制

[博讯论坛] (作者：知原)

与其花费力气去和那些自由主义捍卫者浪费口水，不如思考下我们国家本身的问题，虽然我们也许无法改变这个国家，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思索国家的病根在哪里。
这篇文我看过之后觉得很不错，所以转给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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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对当今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变相世袭制都深有体会：父母当官的，其子女常常就是未来的官员；父母单位好的，其子女往往也能安排到本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印证了这个观点，该报告指出：从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１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２. １倍。

　　我还在学校期间就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学习好不如爸爸好”。当时老师们常常用这样的话批评那些仗着自己的父母有权有势而不务学业的学生：你们的父母有权有势，但他们不能管你们一辈子，他们只能负责把你们养大成人你们以后的道路还是要靠自己走。然而，在社会上生活了这么多年，却发现老师的话是极其错误的，学习好确实比不上爸爸好，爸爸好并不仅仅只能负责将其子女养大，而且还可以为其找一个好的工作让其衣食无忧，甚至还可以让其当官发财。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化之后的现今更是如此。如果说以前，穷苦家庭的孩子还可以通过读书来出人头地，但是教育产业化之后却将这条路也给封死了。学习再好没钱读书只有气死的份――有话云：医疗产业化是给老人送终，教育产业化是气死两老。另一种说法是，医疗产业化是欺负老人，教育产业化是欺负小孩子。相反，教育产业化使得那些学习不好，但父母有权有势的子女却可以读上名牌大学，拿到一个好文凭。

　　这种权力上的荫庇，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动》上指出的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发生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兄妹之间、姐
弟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其他亲友之间。因此，因裙带关系获得权力的人数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报告上披露的比例。

　　为什么会形成变相世袭制呢？要弄清楚变相世袭制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世袭制的问题。世袭制是一种血缘制度，这种制度用作为自然属性的血缘关系已无法解释，所以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新概念――“血缘治国”来解释。也就是说，世袭制是一种血缘治国的制度，即采用加强作为自然属性的血缘关系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这种加强后的血缘关系就形成了各种相关的血缘性质的社会制度，血缘关系从而上升为具有社会属性的血缘治国。

　　加强血缘关系的基本方法就是确立父母将其权力和财产转交给其子女的转让权、子女继承父母的权力和财产的继承权，这就是世袭制。在确立了这个权力的基础上又确立了相应的义务，即父母抚养其子女的义务，子女赡养其年老的父母的义务。世袭制其实有两种形式：权力的世袭制和财产的世袭制。如果从宏观上讲，就是政治世袭制（政治领域的世袭制）和经济世袭制（经济领域的世袭制）。

　　因为政治是权力的宏观表现，经济是财产的宏观表现。然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世袭制只是政治世袭制，而忽视了经济世袭制。罗素是我知道的最早的认识到经济世袭制的人，他在他所著的《西方哲学史》的“第十四章节洛克的政治哲学”中说道：
　　“奇怪的是，民×国家政治上摒弃世袭主义，这在经济范围内几乎没有起丝毫影响。（在??主义国家，经济权力已并入政治权力中。）我们仍旧认为理所当然，人应该把财产遗留给儿女；换句话说，虽然关于政治权力我们摒弃世袭主义，在经济权力方面却承认世袭主义。政治朝代消灭了，但是经济朝代活下去。”

　　世袭制是一种血缘治国的制度，因此它必然是伴随着血缘治国的增强而增强，减弱而减弱的。我在《能力治国和血缘治国》一文中论述过，“血缘治国”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倒“Ｕ”字型的发展历程。从人类初期一直到中国的西周时期，以及几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和印度，是血缘治国逐渐增强的时期；从中国的西周时期，以及几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和印度，到现今，是血缘治国的顶峰时期。

　　由于中国的地缘环境比较适合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容易建立稳固的血缘群落，因此中国受血缘关系的影响尤为严重，而不象古希腊那样受血缘关系的影响比较小。另外，由于中国的地缘环境比较封闭，因此受到外族入侵的影响比较小，而不象印度那样既受到浓厚的血缘关系的影响，又受到种族因素（外族入侵遗留的结果）的严重影响，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种姓制”。这两者使得中国是受到血缘关系的影响最为严重，而又比较单一的文明。因此，中国是血缘治国的发展最为典型、表现最完整的文明，这使得从血缘治国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前的根本性社会问题尤为重要和有意义。

　　中国的西周社会建立了十分严密的血缘等级世袭制――宗法分封制，社会按照血缘的亲疏划分为严密的社会等级，每个等级的嫡长子世袭其父母的等级，次子和别子则降一级世袭其权力和财产。西周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是这种血缘等级世袭制的解体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除帝王家族之外的其它阶层的政治上的世袭制，但还保留了帝王家族的世袭制以及经济上的世袭制。也就是说，除了帝王保留了政治世袭制之外，别的阶层都废除了政治世袭制。到了近现代，不仅中国而且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帝王家族（即国家最高领导人及其子女）的世袭制也已被废除，但经济世袭制却被普遍保留。

　　不过，政治世袭制虽然被废除了，但是变相的政治世袭制却常常泛滥。权贵们不能直接的对位世袭，但却通过间接的方式曲线换位世袭――各级各部门掌权者相互关照，你帮我亲友升官，我帮你亲友发达，虽未直承其职，也在别处得到一定的权位。权贵们将国家权力资源在亲友间进行互利的共同分配，变家庭直接对位世袭为亲缘曲线换位世袭，形成了特权阶层的体内权力共继模式。这种倾向越往上层越严重，高干子女占据诸多高位，就是这种互相提携的结果。中下层官位也被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网瓜分不少。这样，中国的公共权力就成了特权阶层的共享资源，被该阶层垄断，在该阶层内部私相授受。

　　这种政治上的变相世袭制，自从秦始皇废除帝王家族之外的其它阶层的政治世袭制之时就一直存在着，汉代建立的察举制，本意是发现真才，但到后来却变成了地方长官的一项特权，变成了腐败的温床；三国时代，魏国吏部尚书陈群创设的“九品中正制”，本是为了发现和举荐人才，但到后来，上品的官职被豪门富贵之家把持；直到隋唐时期发展出来的科举制，才比较好的解决了寒门庶族的仕途道路，不过豪门贵族常常用作弊等方法为其后代开通道路。

　　毛?东的革命理想本是消灭官僚权贵、地主富豪，但当他成功的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后，却发现他经过多年努力所消灭的官僚权贵肓?在他的眼皮底下悄然勃兴，他感到愤怒，从而最终发动了文化大×命，决心再一次打倒这些权贵肓?。但是他的这次努力以失败告终。１９７８年后，国家干部录用过程中对“学历”的强调使干部直接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国家机关的概率得以降低，但是好景不长，“学历”的重要性又被“血亲”的重要性所取代。教育产业化又进一步的巩固了变相世袭制的“成果”。

　　为什么政治世袭制被废除了，变相的政治世袭制常常还会泛滥呢？其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世袭制还普遍被保留，因而人们之间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血缘亲情，因此只要有机会，其父母常常会想办法利用其职权或财富去为其子女的发展开通道路。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一种与血缘治国相对抗的思想――能力治国的思想，从而不能有意识的去阻止变相的政治世袭制的发展和扩大。

　　经济世袭制的废除可能还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但是能力治国的思想的建立及发展壮大却相对来说容易的多，所以应该成为我们以后的重点任务。在思想意识上，我们应该形成，让那种依靠父母的行为变成一种耻辱，依靠个人的能力才是荣耀；在官员的任免上，应注重个人的能力的考核，而非血缘的亲疏；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实行“避亲制”，即有亲属在某部门当官的，不能在此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部门工作。

　　一般来说，战乱年代是更需要人才的时期，是能力治国彰显的时期，和平年代则更易滋生庸才、滋生世袭制或变相世袭制。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制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毁灭，正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逐鹿的大战乱年代，是需要英雄和人才的时期。但是，一旦乱世结束，和平年代的到来，世袭制或变相世袭制就会逐渐滋生，大量繁殖，因为统治者缺少了被他人消灭的担忧，因而对人才的重视逐渐让位于对血亲的重视。不过尽管和平年代容易滋生世袭制或变相世袭制，但是在秦始皇废除了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制之后，其间虽偶有复发，但均迅即更正；同样的，在近现代的世界普遍废除了帝王家族的世袭制之后，也很难再恢复这种制度。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就是，废除官僚和普通百姓的政治世袭制→废除帝王的政治世袭制→废除变相的政治世袭制和经济世袭制。与此同时发展的就是能力治国的逐渐建立和发展完善。

　　“变相世袭制”泛滥的恶果，就是直接制造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带来社会稳定和秩序的严重危机。在靠“变相世袭制”这种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并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是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子弟、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政治的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随着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多，在体制外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特殊人群―― 民间精英群体 。求生存求发展是人的天性，通过体制内的途径不能如愿，就会产生强烈的价值失落感和社会对立情绪，很可能会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当这些民间精英因某种契机达成一定共识时，就会对现存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提出严峻挑战。国家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下沟通、流动的渠道被堵塞，民间精英进而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

　　我们常说现今中国的贫富分化、下岗失业、腐败是如何严重，这些问题是如何的重大，中国现今已经演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但是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再导演其发展，这只黑手我们虽然看不见，但它却无处不在的对我们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只黑手就是变相世袭制（在现今的中国，权贵并不只是一个阶层性概念，它更是一个家族性概念）。如果不从变相世袭制的高度认识这些问题，我们是看不清其本质的。在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是这只手是一只“白手”，它起着归正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常常担心这只手的失灵，从而有了凯恩斯的经济学。但是，变相世袭制却是一只“黑手”，它搅乱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正常发展，当它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扭曲一切企图归正、束缚它的制度、政策和措施，我们担心的不是它的“失灵”，而是它的发展壮大。吴思先生创造性的提出了“潜规则”的概念，这对解释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潜规则”归根结底其实也就是那只看不见的“黑手”。

　　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常常只会从纯经济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而缺乏从政治角度、社会角度等研究经济问题的头脑。我相信，在经济专业领域，何新、杨帆、左大培、韩德强等，是比不上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但他们的优势是，他们善于从政治角度、社会角度等方面研究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它从一开始就是由政治推动的，并根据出现的社会问题不断的加以调整。变相世袭制就是非经济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能从这个角度研究经济问题，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
的经济学家。

　　汉高帝刘邦在总结秦灭亡的原因时，错误的认为秦始皇没有分封同姓王（即，没有分封具有血亲关系的诸侯王）是其重要原因，一旦朝廷有事没有人可以帮助，因此封了许多同姓王。但是到了后来，这些封王对汉朝中央产生了严重地威胁。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结果引发了“七王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阻众抗命，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因此，公元前１２７年，主父偃上书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武帝巩固?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同年春正月，武帝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这样，汉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从而为大汉的江山的繁荣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度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刘邦的分封是倒行逆流，自秦废除分封制，通行郡县制之后，分封制偶有复发，每次都造成了严重地问题，比如东晋分封引发了“八王之乱”，朱元璋分封造成了“靖难之变”，洪秀全分封最终导致了“天京事变”，因而断送了太平天国的江山。

　　在我们现今，已经继秦始皇废除帝王家族之外的官僚和普通百姓的世袭制之后，进一步的消灭了帝王的世袭制，从而最终完全消灭了政治世袭制。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过于乐观，政治世袭制虽然废除了，但是变相的政治世袭制却常可泛滥，我们现今就面临着变相的政治世袭制泛滥的局面，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类似主父偃的人物，提出类似“推恩令”这样的有价值的消灭变相世袭制的策略，我们还需要一个类似于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以实施这样的策略，从而最终彻底的消灭变相世袭制。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解决变相世袭制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为未来奠定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变相世袭制的问题，那么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们有幸成功的解决变相世袭制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吸取教训，时常警惕变相世袭制的泛滥。

 

[wushuren]

中国现行的私下的政治世袭实际上不是分封制，而是变相政治世袭。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实际上是欧洲贵族分封制，经历民主革命以后的变种。即以本地民选官员取代贵族治理该地，这其中可能有利益集团，宗教矛盾，民族矛盾的潜在危险。需要一些条件才能良好实施和保持稳定繁荣。否则，这体制会变味。 只克服了世袭，却没有克服分封的本质。

人们往往认清了中国的那种变相政治世袭的危害，却没有看清西方民主制度的传承根源。上面那篇文章作为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的情况是可以的。

同时克服这两种弊端的体制，才能是属于未来的民主制度。

 

[wushuren]

分封和世袭在古代是合而唯一的。

欧洲通过民主革命克服了世袭，改进了王朝血腥更迭为和平轮替，但是没有克服掉地域分封的变种和夺权的变种。中国从古代起就知道如何克服地域分封，却没有在现代社会克服掉世袭的变种。

果然是东西不同，哈哈。

 

[promise]

建议楼主在标题加上[大块文章，不喜勿进]

 

[wushuren]

世袭有两种，一种是血缘世袭例如革命家庭根红苗正，一种是提拔亲信溜须拍马得宠。这里面怎么没有革命群众们什么事？群众们可都是国家的主人。

 

[wushuren]

资本家能剥削，无产阶级也能剥削，什么叫剥削，剥削就是对社会生产剩余价值的恶劣占用，不管你是有产还是无产。

 

[cvictor]

你们在讨论BUSH总统的石油家族吧。

 

[wushuren]

最初由 cvictor 发布
你们在讨论BUSH总统的石油家族吧。

向一切符合牛克思主义定义的剥削者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同时开火，不管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