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非常生活
2006-06-01 15:12:28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朱红军 吴娟 陈晓守
图：年年高三，岁岁高考，你能在这里看到你的影子吗？
图：高三的非常生活在他们的心里是永远的回忆
周浩，独立制片人。
2004－2005年，他跟踪拍摄福建省武平县一中高三7班，记录这78位学生和一位老师一年的喜怒哀乐。这一纪录片后来获第2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2005年12月8日，《高三》在央视播出。
学生们试图掌握自己的命运，老师希望在对他人命运的负责中寻找自我价值。在举国高考的体制中，他们的焦虑与压力，还有书本下跳跃的青春，让人动容。
又到一年高考时，年年岁岁，高考轮回，高三学生如流水循环往复。
周浩说，“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高三。”
镜头一：报到
人物：林佳燕
“我班上的，文科，有3个上了北大的线，但他们不敢报，本来这三个人都是可以被北大录取的……”
2004年7月8日，武平县一中，王锦春老师正坐在长条课桌旁大声接电话。窗外，新一届的高三学生，排队等着注册，王老师这番话，使学生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一清二楚。
“林佳燕，1233元，”接完电话，王老师熟练地开收据，然后对排在前面的女生说，“下一位，钟淑梅。”
当天的日记里，林佳燕这样写道：7月8日，Tuesday，Rainning and fair，今天，我注册，我步入了高三，我向新班主任自报姓名，他还对我慈祥地笑了笑，希望他是个好老师。
班上一共78位同学，军训的休息时间，王老师跟同学们谈心，“要准备吃苦，多吃点苦是有好处的”。
几天后的班会上，王老师开始了第一次“战斗动员”，“我现在已经38岁了，我觉得体会最深的、最苦的，就是高三，我估计到我死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人生最苦的就是高三一年。”
“每届高三动员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说，你给我拿出半条命来，我不要你一条命，因为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学生是读书读得非常勤奋，然后就不行了。”
王老师夸张地伸伸舌头，身子向旁边一歪，这个举动引起学生们哄然大笑。
在高三的老师们，纷纷“动员”学生们投入战斗时，县领导也光临学校，召开“誓师酒会”，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跟老师们一一碰杯，“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我代表县政府敬大家，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再创新高。”
这话听到李益树校长耳朵里，既像祝酒辞，也像军令状，“向县政府保证，我们高考一定要取得好成绩！”
作为校长，他坦言：“压力怎么会不大呢？县里就靠一中，一中不好，整个县就不好。”
武平一中是当地最好的高中，培养出全县80％以上的大学生，这座山窝里的小县城是革命老区，高考是山区孩子走出大山最体面的路径，也是改变家庭命运的最好出路。
战鼓好象已经隆隆擂响，同学们也开始最后一次的疯狂，“喝酒去”，在学校旁边的大排档，10多个男生点了几个菜，叫了啤酒，觥筹交错。
穿红T恤的王越，锃亮的光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要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改过自新。”一边倒酒，王越一边这样调侃。
这天晚上，不少人都喝醉了，不过结账时，“一共240元”，倒是把他们都吓了一跳，搜了所有人的口袋，才凑了190元，再加上一元两元的零钱，一共201元。
“哪有这样结账的？还少39元呢！”女老板和学生们吵起来了。“快点，走，全部都走掉。”学生们就这样耍起了无赖……
几天后，学校召开了家长大会，在对高三的动员中，这也是重要的一环，“今年高考，大形势是4个人里面才能考一个，”王老师告诉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明年的升学问题当作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来抓，没有什么比你孩子高考更重要的事。”
家长们听得频频点头，但他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则有些出人意料―――“千万不要去闹离婚什么的，要夫唱妇随，你要离婚，等你孩子考出去以后再离。”
……
高三的紧张氛围，就这样越来越浓了，学生们开始像上紧发条一样转动起来，早上5点50分起床，一直到晚上9点50分，一个月只有一天假期，每周只有周日可以休息半天。教室里，课桌上的书开始越堆越高了，林晓婷却开始做恶梦了，她梦到自己在酒吧里被一个长相模糊的人灌酒，后来被带到一片长满葱的田里，被质问，你算哪根葱啊？
她还梦到自己被手执刀枪的人追啊追，自己拼命地跑啊跑，前面有朋友，她就叫，等我啊，等我啊。只记得墙壁是白的，楼梯是白的，苍茫茫的一片，终于忍不住，蹲下来哭了，再后来就像屏幕失去信号，雪花一片。
镜头二：“王家军”
人物：王锦春
办公室里，王老师跟同事们讨论着上一届的录取情况。
“这个……这个……你看，浙江大学文史类才554(分)”一个老师很惋惜地说。
“今年特低。”
“我班上的那个615啊，她都没敢报。”
“很多人不敢报啊！”
“是啊……”
“省里也不反省一下，它这种填报志愿的模式，它……根本就是不行，”王老师说，“考前填志愿，我觉得还是比较科学的。”
38岁的王锦春，已经做了13年的高三班主任，他中等个头，嗓门大，声音有些沙哑，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话时伴着丰富的手上动作，右腿连带右肩习惯性地抖动。
作为高三7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其实是勉强接手这个差班的，去年高考，他的班出乎意料的成绩不佳，“不甘心，所以再试一年。”
高三班主任，在武平一中被视为教学实力和地位的象征，王锦春是少有的十几年不下火线的实力派，至今仍保持着武平一中高考的许多记录：他的毕业班重点大学上线率迄今无人突破，1991年，他的班上出了福建省文科榜眼学生，至今仍是学校的骄傲。
王锦春打定主意，要将高三7班“这盘散沙揉成无往不胜的‘王家军’。”
这当然需要巨大的付出：每天早上5时30分，王老师被闹钟吵醒，习惯性地看看头上挂着的高考倒计时―――“还剩52天”，匆匆梳洗，他就赶到了学生宿舍的铁门那里，在他目光的盯视下，学生们由走开始变成了小跑，一溜烟冲向教室。
6点钟，他已经赶到了教室里，书声琅琅中，他看到角落有个座位空着，顿时上火，冲向了学生宿舍。
7时30分，批改语文试卷――8时25分，上语文课――9时30分，课间操……一直到晚上11时30分，王老师才能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家，妻女都已入睡，小县城灯火阑珊。
这样的日子，王锦春已经过了13年，周而复始。
这次接下高三7班，王锦春无疑希望再创奇迹，但只过了半学期，他就发现，只怕奇迹不能发生，还可能把十载英名毁于一旦―――在学校摸底考试中，7班竟然排到了年级末尾，参照本科标准，上线人数足足比其他班少了十几个。
晚自习时，王锦春涨红着脸来到了教室，“我今天找了分管的副校长，找了校长，在我手上，这样成绩不见提高，反而跟其他班差距越拉越大，那就表明我无能，所以我要引咎辞职。”
“隔壁班两个女生，当着我的面说，7班一直很乱，”王锦春的目光扫视着学生，肩膀习惯性地一耸一耸，“让我脸面扫地，我都感到十分气愤，难道你们无动于衷？如果说，你们对我还有点恻隐之心，你们还对我有点留恋的话，我现在辞职又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要共同来克服这个困难。不要让人看不起，看扁了！”
说不清楚，这是王锦春的真实遭遇，还是他的攻心之战，看到教室里的气氛颇为压抑，王锦春话锋一转，“那两个女生我还认识，你们明年要是考好了，我可能就要在她面前将一军，但这些东西要你们成全我，我才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
教室里，学生们都笑了起来。
当天晚上，男生宿舍里，11点半，已经快熄灯了，几个男生叼着烟，仰躺在床上，嘴里嘟哝着歌词：“我祈祷……”“我忘了歌词了。”一个男生说。
旁边那个男生接着曲调嚎叫起来，“我祈祷，明天英语能考出好成绩……”
昏黄的灯下，又是一片哄笑。
镜头三：素质教育
人物：李校长
清晨5时30分，天空还是深蓝的夜色，一弯细月，几粒疏星，远处有隐隐的虫鸣。
忽然，广播响起来了，值班老师吹着哨子，一个个宿舍搜查过去，“起床了，起床了。”
学生们揉着眼，打着呵欠，挪到水房、撒尿、洗漱。
一个男生早已穿戴整齐，腿上摊着一本历史书，“康熙在位多少年？”
“61年。”下铺的男生头也不抬地答道。6时，教室里书声琅琅。每天的早自习，背政治的、背语文的、背历史的、背英文的，众多的声音糅合在一起，象一首宏大的交响乐。
捧着一大堆的试题，王锦春走进教室，从讲台上俯瞰下去，每个学生的课桌上，都堆着高高的一摞试题和课本，如果把头埋下，就看不到人影了。
手头的试卷一天比一天多，每人的桌边都有一两枚钉子，上面挂满试卷，王锦春估算，整个学年365天，不下于400套卷子。
“你要进入高等学校，首先要入门，你高考成绩就上去。”校长李益树在家长大会上这样动员，“这几年外地一些不是一直在搞素质教育吗？搞一些活动呀，放松了学生的作业、练习呀这些方面。结果这几年，南京市考上重点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的人数逐年下降。家长很有意见，你这教育搞得太差了。”
“你没考到650，你就不能进清华、北大，这是没办法的。只要我们高考还是这个体制。”校长告诉大家，“后来搞得那个市没办法，教育部门没办法，考试，恢复考试。”
每次给高三开家长大会时，望着台下面含殷殷期盼之色的家长，李校长总是深锁着眉头，这样分析严峻局势：“我们现在的学生呀，总认为自己太累，总自己认为我花的时间太多了，我们学校自习到9点50分就可以回去，现在很多学校呀，像上杭一中自习到10点20分，还有像长汀一中，前一次校长过来说，他们学生强烈要求自习到10点半……”
镜头四：“差生”
人物：钟生明
“咣当”一声，王老师冲进宿舍，一脚把凳子踢翻在地。
“起来、起来！太不像话了，半期考完后，你别在我班上读了。”让王老师怒火中烧的是钟生明，这天，他又溜到校外上网，通宵未眠。
“考试时你睡觉，早自习你不起来，他妈的，你不配当农民的儿子，别读了，读个鸟。”这是面对镜头，王老师第一次骂出粗话。
钟生明一声不吭，爬起来套上件背心向教室跑，盯着他的背影，王锦春气急败坏，来回急步踱圈，末了恨恨地说，“很贱，这个人，怎么跟他说都没用，软的硬的都不行。”
钟生明的成绩很差，但这小伙子，却也有让王老师眼前一亮的时候。
那是在期中考之后，王锦春组织学生们就“班级团结”这一主题发言。瘦弱的钟生明站起来说，“龙生九子，个个不同，像我一样的差生可以做到不气馁或者不放弃，我送大家一句话，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王锦春和同学一样，被眼前这个“差生”感动了。同学们拼命鼓掌，半晌，王锦春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期待着这一天。”并用力地鼓起掌来。
但钟生明仍然改不了上网的癖好，常常扔了个假条就不见了人影，宿舍熄灯后，就翻围墙去通宵上网。
王锦春为此伤透了脑筋，在走廊上，他软硬兼施，甚至以商量的口气，答应每周多给钟生明放假一次，别天天旷课，甚至不无哀求地说，“为我读书好不好？”钟生明憋了半天，答应，“我试着做一下。”
仍无“悔改”的钟生明，终于“东窗事发”，他和陈斌两人在早上翻墙进校时，被保安当场抓获。
第二天，政教处办公室。气氛凝重。两人的父亲被请到了办公室。
钟生明一直低着头，咬紧腮帮，耳朵红红的，两眼直直地望着下方，眼里带着反叛和不满，死活也不肯说一句话。
办公室里的空气越发凝重了。“讲一两句表示一下，就还有那么点时间了。有什么不好说的？在老师面前。”钟生明的父亲也急了，催促着钟生明。
突然，钟生明站了起来，气冲冲地说：“我随便学校怎么处分，可以了吧？！”扔下这一句，冲出了办公室。
这个被老师们视为“无药可救”的学生，其实却又是一个聪慧、活泼的孩子。但他个性叛逆，不愿受拘束。
“我很渴望得到一种认同感，”他说，“如果我也能考高分，那老师肯定对我好，其实每天被老师找，每天要想着要躲着他，迟到一点还要看着他的脸、那个痛苦呀……”
认同感，他在自己喜爱的网络游戏中找到了，甚至还有自豪感―――在网易的“大话西游”(一种网络游戏)里，他玩的号码已经很有知名度，游戏至今，钟生明的存折上已多了1万多元。
“我绝不是沉迷于游戏，不可自拔，”钟生明说，“我是在赚钱。”
但他同样向往大学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们不是没有梦想。其实我也想，但是……”钟生明诡异而又无奈地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他将来应该有出息。”这是王锦春老师对这个学生的私下评价，“他其实是个镜子，对高考与人性的镜子。”
镜头五：冲刺
人物：张兴旺
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莫晓兰的家境贫寒。
在采访中，一位家长这样告诉记者，“我们在田里干活，很苦，想让他们往上爬，到政府里去工作，帮政府做好事。”
就在这种期盼中，高考进入了倒计时，还有10多天。
张兴旺一直在哭，一个大男孩，捂着脸泪流满面，呜咽着跟老师对话：“我读不好啊，成绩总是这样，一直都没有进步，我就是做不到啊……““怎么能这样说呢，你一个大男孩，怎么能这么轻易放弃呢？”
“不行啊……老师……”
“不要哭，男子汉不要哭！哭什么……”
“老师，你就让我哭一下吧。”……第二天，王锦春突然发现，张兴旺不见了。他只给王老师留了一封信，说自己要离开学校，去厦门复读，王锦春一看，急了，赶紧直奔火车站，在火车站周围四处寻找，一边找一边解释：“来找人的，找学生！”
在一家小饭店，他终于找到了埋头吃面的张兴旺，“现在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多少天就考试了，怎么也坚持完这几天。”
半天之后，张兴旺终于开口了，“老师，我不行的，考不上的，不如走了算了。”
“我跟你说，走了还要回来复读的，为什么就不能咬咬牙关？你上次是怎么过来的？”
“上次是拜神，回家拜神，祈求神保佑啊，就有信心了……”
“那就去把信心找回来，你去吧，一定要回来。”
在考前的冲刺阶段，王锦春像个救火队员，奔走着处理各类心理问题。
教学楼前的草坪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绿了，同学们也不知什么时候脱下了厚厚的毛衣，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为祝福高考点歌。
“一个都不能少”，成了王锦春临近高考时最大的心愿，班上的学生林清因为早恋被家人发现，喝了整瓶的白酒，跑到学校的后山上去，吓得王锦春一身冷汗。
整个5月，已经很热了，教室的风扇整天在吱吱呀呀地转着，弥漫着一股风油精的气息，有时还夹杂着西洋参含片的味道。
因为当年福州市参加高考命题的人很多，7班特意组织了对这些学校试题的强化练习。
高考前一天，王锦春这样给学生们鼓气：“一举成名天下知，天无绝人之路，不管哪种情况，明天的太阳还会照样地升起，把高考当成人生必走的一步，既然要走，就没什么可怕了。”
王老师无疑是一个善于进行心理按摩的人，他说，“成绩好的，送你一句话，志在必得，舍我其谁”，对自信心不足的，他说，“吉人自有天相”，而对中等成绩的人，他说，“豁出去了”。
“我很欣赏一句话，失望惧我，我还惧什么？”王锦春这话，赢得了满堂掌声。
高考当天，武平二中考场，王锦春最后一次召集大家，“西洋参含片，每人吃一片，多考10分。”年年此时，他自费买来西洋参，分给学生。
“愿我的将士们以百倍的信心，无坚不摧的勇气，坚定的意志，顽强的作风攻城拔寨，我期待我的部队的凯旋，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年年此时，他以这番演讲，激励学生。
“我叫一二三，你们一起喊‘旗开得胜’！”年年此时，最后的呐喊声在教室里回荡。
……
高考，过去了；6月，过去了。2005年9月，武平一中的一间教室里，王锦春又一次走上讲台面对新的学生：“同学们，大家好。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三横‘王’，名‘锦春’。根据学校的安排，我有幸担任你们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学科的教学任务。将陪你们走过一段，日后会证明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一段征程……”
他依旧用双手撑着讲台，双腿依然习惯性地抖动着，开始新的轮回。
(P1164101)
《高三》之后的高三
无休止的句号
持续一年的跟踪拍摄，最终让班主任王锦春喜忧参半。因为不甘心失败，他才接了高三7班，没想到结果更糟，高考成绩创下了执教生涯的最差记录。
有老师私下嘀咕，是不是摄像机惹的祸？王锦春坚决否认，现在，他又带着另一个毕业班，夙兴夜寐，试图画上圆满的句号。
《高三》央视版本播出后，王锦春成了地方上的名人，2005年被推上了武平县十佳青年的位置。此前数年，他几度与省劳模、五四奖章擦肩而过，难免心灰意冷。
而即便这惟一的“好处”，却也来得侥幸，提名名单的决选采取了大众投票方式，他在书面投票中高居榜首，却在短信投票中落在了最后，两相平衡的结果是排名十佳的末尾。
他还和往常一样，送妻子去上无休止的医院夜班，然后折回学校，守着70名毕业生直到宿舍熄灯，9岁的女儿呆在家里，偶尔会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我害怕。
这两年，武平一中走了不少老师，郑副校长粗粗算了一下，不下数十位，“那真是釜底抽薪，学校惟有无奈。”
作为教学骨干的王锦春还留着，去年，石狮市一所中学校长看到央视的报道，高薪挖他，允诺安排妻子工作，他咬咬牙，想着学校对自己还算不错，于心不忍。
一年过后，他说不清选择是对还是错，纪录片在当地的影响正日益减弱，这样的机会也许不复再有。
当年的同事，现在有的成了他的领导，有的乔迁大都市，这些世俗的比照，不免烦扰心境，王老师聊以自慰的便只剩下桃李满天下，他总是如数家珍地诉说着自己的辉煌，那些年薪动辄数十万的学生，那些至今未被打破的学校高考成绩记录。
毕业班依然热闹，他照旧早晨5点半起床，骑着摩托上班，在学校泡到晚上11点，学生不在宿舍里唧唧喳喳后才回家睡觉。
作为一名教师，他说，已经够了，虽然不免自嘲的味道。他的一位学生曾经定性老师“性格决定命运”，在弟子的眼中，40岁的老师或可生活得更好，可惜没有勇气告别。
复读的天空
高三七班最后有18名同学落榜，除了一位弃学打工，剩下的17位，悉数选择了复读。
钟生明当年一走出考场，就对山上的父亲说，“我的任务完成了。”落榜在他意料之中，他无所谓，暑假出去打工，干什么始终不肯说，只是一个字“混”。
当着昔日同学的面，他乐于炫耀自己挣钱的能耐，他说自己打网游，最多时存了1万多，即便打工，也是每月4000多元。在一片惊羡的感叹声中，不禁眉飞色舞。
一同落榜的“死党”陈斌，在家人的安排下，上了一所外地的自费大专。钟生明一下子冷清了，泉州的叔叔看着这个侄子不争气，把他强拉到了外地学校复读。
一位看了《高三》的师兄，对这个不爱读书但机灵透顶的小师弟，颇有兴趣，对他说，只要考上大学，可以帮助他在网游方面发展，钟生明觉得，这是出身贫寒的自己最好的机会。
他说，一年来，心性收敛不少，没再翻墙旷课，也没再上网，“英语可以考及格了，数学还是不行，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他看好女同学冯银靖，总是拍着对方的肩膀，哥们一般地说，“你是高三7最大的希望，现在还是。”
冯银靖觉得这话特真诚，她本来成绩很稳定，却意外地考砸了。她心理素质好，从不怯场，最后只能归咎于“命不好”。落榜后，有次听到钟生明还这么说，竟在电话里哭了出来。
张丽华学的画画，2005年差1分与中国美术学院失之交臂，随后去广东画了三个月的糖果装饰纸后，又回来复读。今年，因为专业联考全军覆没，她几乎确定将第三次复读。这个戴着蛤蟆镜、装束略显另类的女孩，是大家公认的坚强者，即便这样，依然谈笑风生，她说，这个秋天还会回来。
吴乔玲不再课堂上鼓捣卡通人物画了，周浩再也没有机会抓拍到她在雾气蒙蒙的窗户上涂鸦的场景。
林丽珍落榜后想死的心都有了，所幸父母开明，疏导，小女孩却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十字架，一再对记者机械化地重复，“再考不上，父母怎么想，怎么想？”
学校附近听说有一座很灵的寺庙，每逢高考，香火特旺，几个复读的女孩悄悄拜过，“除此之外，不知道还能再使什么劲”。
去年年底，武平一中把校门换了，大家开玩笑说，风水破坏了，兆头不好。
大学啊，大学
林佳燕的日记终于翻到了大学那一页，她去了中央民族大学，读对外汉语专业。在同学们眼里，这是个极端刻苦的女孩，内心敏感而又脆弱，不善与人交往。
班长钟淑梅也在北京，读的是妇联下属的中华女子学院，却很少联系到林佳燕，2005年，《高三》纪录片在北京首映时，差不多同学都到了，惟独她这个重要角色缺席，后来北京的同学聚会，她也没来。
王锦春在武平，断断续续地收到一些同学的反馈，说，林佳燕在外面做家教，被骗了中介费。班主任很担心，这个学生，单纯，没有社会经验，总是背负太多沉重的压力。
后来，教师节佳燕发来短信，只是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王锦春才稍稍安下心来，“她有牵挂，就说明她还好”。
钟淑梅，第一学期在中华女子学院，特绝望，什么都适应不了，哭着和母亲说，要回去复读，被劝住了。她不习惯饮食，不习惯气候，不习惯北方人的处事方式，熬过了一年，现在好了许多。
因为上网，认识了长春一个大三的师兄，那段灰心的日子，常受其鼓励，便渐生爱慕之心，又因为路途遥远，大一也才见了两面，说不清以后该怎么办。
高三的时候，她喜欢过班上的男同学，因为学业为重，大家允诺高考后再在一起，结果是，高考走了，感觉也找不回来了，于是相约做朋友。
毕业班里的爱情，就像缝隙间的小草，几多枯荣。
王越和林清(化名)这对班上的小恋人算是都出去了，一个在泉州师范学院，一个在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坐火车需要14个小时。刚过去的五一，王越又站了一夜火车去了泉州，看到林清很活跃，又是兼职，又是自己搞舞蹈队。小伙子深深地自卑，对记者绝口不提爱情的未来。
他只说，再也没有回过武平，再也没有和同学联系过，因为差距从进大学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他说，自己读的不是大学，是大专，不一样。
他和林清提过分手，林清重感情，死活不答应，高中的时候，几次一闹别扭，女孩子就灌自己白酒。王越说，我拿她没办法。
才一年，现实的无奈，已经让这个率性的大男孩，变得忧心忡忡。他后来给周浩发过短信，说不想再看片子了，后悔死了，更怕林清将来后悔，“也许现在不会，将来肯定会”。
因为地处闭塞，信息不通，大多数同学进了并不满意的大学。曾元英至今都在懊悔，选择天津财贸学院亏了，她的高考成绩原本可以读中央财大，或者厦门大学，当然懊悔归懊悔，她说，心情一天天在好起来。
只有钟添青，已经在安徽的一所专科学校读了一个月了，却发现现实与自己的理想差距太大，心灰意冷，又回到了武平，继续复读。
新课改的惶惑
2005年，武平一中又添了一座三层教学楼，优先给了高三做毕业班使用，学校的远景规划图里就剩下游泳馆和体育文化艺术中心还未着落。
为了进一步增强毕业班老师的敬业精神，学校引进了先进的指纹识别系统，“像流水线的工人”，在最初的抵制未果后，这渐渐成了默认的现实。
原先为了迫使毕业生按时起床早自习，定时锁宿舍大门，现在变成了锁教学楼的大门，这样杜绝了少数晚起翻墙出宿舍的差生。
这一年，学校申报国家师范性重点中学，因故被搁浅。而在全国已经推行了两三年的新课程改革，也终于吹进了这个边界县城，市里已明确规定，今年的秋季必须全面推广。
武平一中的老师们，开始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惑中。对于新课改，市里好像也没经验，最近的日子常常召集各学校老师开会，分配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落实到最后，如何课改，还是由心中无数的基层老师来给出。
谁都知道，以推进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新课改，必是大势所趋，谁又都心下以为，眼前的高考成绩才是当务之急。
高三的教室里依然满眼书本，那些面露倦色的毕业生，依然在倒计时中，面对着全年差不多400套的练习试卷，偶尔有人唱歌，也有人会继续斗胆地旷课上网。
《高三》的播出，有段时间令李益树校长十分担忧，学校因此落个应试教育的坏名声。这也是王锦春老师后来顾虑的，渐渐地，再也没人提起，李校长说，抓教学质量，这始终不会错。
李始福2006年1月正式升任县教育局局长，今年高考在即，他坦言压力很大，新官上任第一年，如果高考出了岔子，“县领导和老百姓都不允许”。
很少见到一个教育局长为着一个中学的高考升学率担忧至此。2006年5月26日，在他的办公桌上，散乱着布满数据的草稿，一有空，局长亲自执笔计算，排名。
从不久前结束的全省质检考试状况看，武平一中似乎好于去年，但依然还只排在三四位的光景，不复当年全省三连冠的风采。
李局长并不讳言，大力抓高考质量的必要性，并上升至代表武平人民利益的高度。对于素质教育，他饶有意味地说了八个字，“量力而行，注重实效”。
年初的时候，教育局给一中下达了明确的数字指标，但李益树校长觉得，有些数字要求，比如北大清华为代表的重点大学上线率，很难完成。
原本同一个跑道上的龙岩一中，面向全市优先招生的第一届学生将在今年参加高考，李校长说，这几乎是个不可能战胜的力量，而其他县，扩班成风，再拼升学绝对数，武平也毫无优势。
李始福只要在办公室里一有闲暇，脑子里就情不自禁地琢磨着高考的那些数字，同样焦心的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王永昌。《高三》片子里，就是这位县领导，语重心长地拜托学校和老师，“武平的教育事业就靠你们了”。
(P1164102)
周浩：从记者到影像制作人
“周大师”
《高三》斩获香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的第二天，朋友方三文MSN上的名字改为：周大师晋升国际级导演，宴设金莎。
席间，前同事余刘文敬周浩酒：“压根儿没想过你会去拍高三，压根儿没想过你会在那儿拍上一年，压根儿没想过你会得了这么大的奖，压根没想到你会请客。三年没请我吃饭了吧。喝！”
承蒙您老勉励，辜负您老夸奖。周大师虚伪地谦虚。
坚持，有韧性，这是吉江红对丈夫的评价。十个人有想法，两个人去拍了，只有一个人把它剪了出来。周浩就是那个人。“比他聪明的人多了去，能像他这么一根筋的不多”。
2002年拿起DV，鼓捣了一年，作品《厚街》获2003年云之南影像展最佳新人奖。周浩是广州平面媒体圈里第一个转而做影像的，“周大师”是原来的同事们对他的谑称，善意的挖苦。但多数人绝没想到他这一辗转腾挪，闹出这么大动静来。
某次会议，一位日本导演向坐者发问，你们最想表达什么？然后自答：我最想拍北京一个普通派出所的一名普通警察，他是如何工作的。然后感喟：中国拍公共空间纪录片的人太少了。
日本导演促发了周浩把摄像机镜头对准福建一个普通的高三毕业班。
所以他的本意并非检讨中国高考制度，能达到这个效果，“是意外之笔”。“我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凡参加过高考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唤起共鸣。”
可周浩的高二生活极端乏味(那时高中是两年制)，成绩在10名以外，老实本分，无任何特长，也没恶习。第一年高考不中，1984年复读再考，就读江苏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乏味的高中生活中，周浩惟一印象深刻的是，每期的《武林》杂志必买，因为那上面有《射雕英雄传》的连载―――这几乎是那两个“高三”最快乐的事。
春心萌动，暗恋班上一个成绩好的女同学―――在纪录片《高三》，林佳燕的日记里透露，她写了十来封信给隔壁班一个成绩好的男孩子；男孩后来回信：可我没见过你啊？―――这是周大师在《高三》里，能找到的自己的影子。
淡淡的怅惘。
但这是周大师的《高三》，一个38岁的职业记者视角里的高三生活。内里有他的认知，他的情绪。
做不了时代的改良者，就做一个史官，弥补这个时代影像的缺失，这是周浩的理想。更具体些，比如，从前我们的父辈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的过程，但那些时代的影像却再难找到；现在，许多人都在经历着第二次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尽管他们声音很微弱，但他们的后代会逐渐获得话语权，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寻找自己父辈的影像。
“我要挽救这个时代影像的缺失”―――这也是周浩拍摄《厚街》的初衷。
巴西当代著名摄影大师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他的履历：1985－1987年，研究世界劳工问题，1987－1993，研究世界移民问题……
周浩也希望自己有这样一个厚实的过程：2001－2002，彷徨；2002－2003，厚街；2004－2005，高三；2005－2007，中国棉花问题研究……
过有节奏的生活。
周记者
周浩的影像实践得益于14年的记者经历累积。
与国内众多纪录片工作者不同，十余年的摄影记者经验，带给周浩的是，观察事物的方式，认知社会的角度，与人沟通的能力，自喻“超出同侪”。
人文题材纪录片的制作，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与人沟通：“要说服拍摄对象接受你，以更真实更自然的状态进行拍摄。”―――这恰好是周浩之所长，职业记者的特殊优势。
可14年前他还是一个文静的工学研究者。大学时痴迷天象，没事就抬头“望星空”；街头打架，从不扎堆；邻里纠纷，向来不凑热闹。做了记者，似乎变了一个人，不再坐得住了；但内心仍旧沉静，让周记者保持了做事情的平和心态。
毕业后父亲托关系，让儿子进了贵州机械研究所。坐办公室的日子百无聊赖，他花钱念了一个摄影函授班；1990年买了一台江西产亚西卡135，从此迷上摄影。
贵阳街头，一个小女孩张大了嘴巴，“卖报！卖报！”―――这张名为《贵阳晚报》的片子，为周浩带来了第一个奖，中国摄影报月赛一等奖。
偶有一得，周浩得寸进尺央求父亲再走走关系，“想去报社”。
1992年4月，周浩成为周记者，《贵州日报》是他的第一个平台。其时，正是贵州小冶炼最疯狂的时候，土法炼琉：郁郁葱葱的山头，几个月后全变成惨白惨白的一片，寸草不长。
周记者关于环境污染的系列报道，在报纸上一时成了亮色。
然后新华社贵州分社看上了他，1994年2月，他在新华社第一单活便出了彩。这组以新华社名义发表在台湾知名地理杂志《大地》上的图片故事，《贵州苗族稻作文化》，被称为“深刻表达了苗族人与水稻的关系”。
陆续有十多组有关人文地理的摄影报道发表，为他谋得了中国最好的“地理摄影师”之一的虚名。
新华社有一名老记者叫周浩荣，还在贵州日报时，母亲指着“周浩荣”的名字对儿子说，你能像人家这么出息就好了。“谁知道有一天他还会主动离开根正苗红的新华社呢？”
1999年底，在《中国国家地理》和《南方周末》之间，周记者选择了后者。
到了《南方周末》，各种难以预知的故事在自己周围发生。于是就想发言，于是就想为此做点什么，于是就用相机和DV去干预生活……
2001年，周记者参加了北京一个独立影像展，觉得纪录片的进入门槛并不高嘛，之前自己很多摄影作品都成了电视工作者的题源。为什么不亲身尝试一下呢？
遂拿着DV去了厚街。
周八卦
5月23日晚，周浩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说“阿军贩毒被抓，身上海洛因数百克”。传话人让周浩给阿军汇几百元钱过去。
这人是2003年周浩认识的一个零包贩毒者，后来自己也吸上了，落魄时他常来报社找周浩和他身边的同事要钱。
周浩陆续跟拍了他一年，因为实在危险，家人朋友都不支持，懈怠下来。谁也没想到现在故事会发展得如此剧烈。
几天后，周浩托朋友送钱去监狱―――这样的纯个人支出，在他已经是常态，一向节俭的周浩，在这方面却不悭吝。纪录片制作周期长，回报晚，常常收不抵支，不断往里贴钱引发了一连串家庭危机，拌嘴、争吵、埋怨，一度是家庭生活的主旋律，激烈时闹过离婚。
周浩说作品《高三》缓解了这种危机，“这部片子让我的夫妻关系得以维系”―――虽是玩笑话，仍能听出弦外余音。
目前他仍然挣钱很少，所以“不知道能坚持多久”―――独自去拍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香港电影节上领奖时“我很高兴，但绝谈不上兴奋，因为其后的事情无比艰难”。
好在周浩善于自我调剂。周末常邀朋友牌桌上惟他话最多，赢钱时手舞足蹈，东讽西刺；输钱后尖刻而喜撩拨，张家长李家短，搬弄是非；烦了就骂娘，不爽了拂袖而去。于是赢得浑名“周八卦”。
前同事黄广明对周浩的评价是，有庸俗的亲和力。其意是，周八卦随便放在人堆里便找不着了，采访对象经常会忽视他的存在，话多而工于沟通，穿得又猥琐，“没人会把他当记者”。
大家又称他“周妈”，足见其人八卦。
2001年，周当时还在《南方周末》，一度是这里唯一的摄影师。“烦死了，又在拍！”办公室的同事开会，玩笑嘻戏，却被他收入镜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生活，在这拍摄，就象现在人们写blog一样。“周浩说。
刀子嘴豆腐心，大都是停留在嘴上的快意。能证明其嘴上功夫出色的是，他是那个记者圈子里讨价还价能力最强者。以至于同事购买大宗生活物件，因价高而烦恼时，突然会想到周浩，“让丫来砍价”。
2001年3月，周浩与同事长平千里追踪沙尘暴。一天车过阿拉善盟左旗，出了车祸，司机和周浩人事不省。长平好不容易在茫茫戈壁中拦下一辆车，说往最近的医院送。
司机开价3000元。长平掏出身上仅有的1000来块，说就这么多了，我们是记者，方便一下，行行好，云云。
还哆嗦着掏出记者证，以及当地官员的名片若干。
这当口，长平说周浩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嘟哝着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喔。”又晕了过去。
在阿拉善盟中心医院，“周八卦”苏醒过来后的第一句话是：
长平，你到底给了他多少钱？
(P1164103)
2006-06-01 15:12:28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朱红军 吴娟 陈晓守
图：年年高三，岁岁高考，你能在这里看到你的影子吗？
图：高三的非常生活在他们的心里是永远的回忆
周浩，独立制片人。
2004－2005年，他跟踪拍摄福建省武平县一中高三7班，记录这78位学生和一位老师一年的喜怒哀乐。这一纪录片后来获第2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2005年12月8日，《高三》在央视播出。
学生们试图掌握自己的命运，老师希望在对他人命运的负责中寻找自我价值。在举国高考的体制中，他们的焦虑与压力，还有书本下跳跃的青春，让人动容。
又到一年高考时，年年岁岁，高考轮回，高三学生如流水循环往复。
周浩说，“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高三。”
镜头一：报到
人物：林佳燕
“我班上的，文科，有3个上了北大的线，但他们不敢报，本来这三个人都是可以被北大录取的……”
2004年7月8日，武平县一中，王锦春老师正坐在长条课桌旁大声接电话。窗外，新一届的高三学生，排队等着注册，王老师这番话，使学生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一清二楚。
“林佳燕，1233元，”接完电话，王老师熟练地开收据，然后对排在前面的女生说，“下一位，钟淑梅。”
当天的日记里，林佳燕这样写道：7月8日，Tuesday，Rainning and fair，今天，我注册，我步入了高三，我向新班主任自报姓名，他还对我慈祥地笑了笑，希望他是个好老师。
班上一共78位同学，军训的休息时间，王老师跟同学们谈心，“要准备吃苦，多吃点苦是有好处的”。
几天后的班会上，王老师开始了第一次“战斗动员”，“我现在已经38岁了，我觉得体会最深的、最苦的，就是高三，我估计到我死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人生最苦的就是高三一年。”
“每届高三动员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说，你给我拿出半条命来，我不要你一条命，因为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学生是读书读得非常勤奋，然后就不行了。”
王老师夸张地伸伸舌头，身子向旁边一歪，这个举动引起学生们哄然大笑。
在高三的老师们，纷纷“动员”学生们投入战斗时，县领导也光临学校，召开“誓师酒会”，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跟老师们一一碰杯，“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我代表县政府敬大家，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再创新高。”
这话听到李益树校长耳朵里，既像祝酒辞，也像军令状，“向县政府保证，我们高考一定要取得好成绩！”
作为校长，他坦言：“压力怎么会不大呢？县里就靠一中，一中不好，整个县就不好。”
武平一中是当地最好的高中，培养出全县80％以上的大学生，这座山窝里的小县城是革命老区，高考是山区孩子走出大山最体面的路径，也是改变家庭命运的最好出路。
战鼓好象已经隆隆擂响，同学们也开始最后一次的疯狂，“喝酒去”，在学校旁边的大排档，10多个男生点了几个菜，叫了啤酒，觥筹交错。
穿红T恤的王越，锃亮的光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要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改过自新。”一边倒酒，王越一边这样调侃。
这天晚上，不少人都喝醉了，不过结账时，“一共240元”，倒是把他们都吓了一跳，搜了所有人的口袋，才凑了190元，再加上一元两元的零钱，一共201元。
“哪有这样结账的？还少39元呢！”女老板和学生们吵起来了。“快点，走，全部都走掉。”学生们就这样耍起了无赖……
几天后，学校召开了家长大会，在对高三的动员中，这也是重要的一环，“今年高考，大形势是4个人里面才能考一个，”王老师告诉家长们，“一定要把孩子明年的升学问题当作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来抓，没有什么比你孩子高考更重要的事。”
家长们听得频频点头，但他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则有些出人意料―――“千万不要去闹离婚什么的，要夫唱妇随，你要离婚，等你孩子考出去以后再离。”
……
高三的紧张氛围，就这样越来越浓了，学生们开始像上紧发条一样转动起来，早上5点50分起床，一直到晚上9点50分，一个月只有一天假期，每周只有周日可以休息半天。教室里，课桌上的书开始越堆越高了，林晓婷却开始做恶梦了，她梦到自己在酒吧里被一个长相模糊的人灌酒，后来被带到一片长满葱的田里，被质问，你算哪根葱啊？
她还梦到自己被手执刀枪的人追啊追，自己拼命地跑啊跑，前面有朋友，她就叫，等我啊，等我啊。只记得墙壁是白的，楼梯是白的，苍茫茫的一片，终于忍不住，蹲下来哭了，再后来就像屏幕失去信号，雪花一片。
镜头二：“王家军”
人物：王锦春
办公室里，王老师跟同事们讨论着上一届的录取情况。
“这个……这个……你看，浙江大学文史类才554(分)”一个老师很惋惜地说。
“今年特低。”
“我班上的那个615啊，她都没敢报。”
“很多人不敢报啊！”
“是啊……”
“省里也不反省一下，它这种填报志愿的模式，它……根本就是不行，”王老师说，“考前填志愿，我觉得还是比较科学的。”
38岁的王锦春，已经做了13年的高三班主任，他中等个头，嗓门大，声音有些沙哑，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话时伴着丰富的手上动作，右腿连带右肩习惯性地抖动。
作为高三7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其实是勉强接手这个差班的，去年高考，他的班出乎意料的成绩不佳，“不甘心，所以再试一年。”
高三班主任，在武平一中被视为教学实力和地位的象征，王锦春是少有的十几年不下火线的实力派，至今仍保持着武平一中高考的许多记录：他的毕业班重点大学上线率迄今无人突破，1991年，他的班上出了福建省文科榜眼学生，至今仍是学校的骄傲。
王锦春打定主意，要将高三7班“这盘散沙揉成无往不胜的‘王家军’。”
这当然需要巨大的付出：每天早上5时30分，王老师被闹钟吵醒，习惯性地看看头上挂着的高考倒计时―――“还剩52天”，匆匆梳洗，他就赶到了学生宿舍的铁门那里，在他目光的盯视下，学生们由走开始变成了小跑，一溜烟冲向教室。
6点钟，他已经赶到了教室里，书声琅琅中，他看到角落有个座位空着，顿时上火，冲向了学生宿舍。
7时30分，批改语文试卷――8时25分，上语文课――9时30分，课间操……一直到晚上11时30分，王老师才能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家，妻女都已入睡，小县城灯火阑珊。
这样的日子，王锦春已经过了13年，周而复始。
这次接下高三7班，王锦春无疑希望再创奇迹，但只过了半学期，他就发现，只怕奇迹不能发生，还可能把十载英名毁于一旦―――在学校摸底考试中，7班竟然排到了年级末尾，参照本科标准，上线人数足足比其他班少了十几个。
晚自习时，王锦春涨红着脸来到了教室，“我今天找了分管的副校长，找了校长，在我手上，这样成绩不见提高，反而跟其他班差距越拉越大，那就表明我无能，所以我要引咎辞职。”
“隔壁班两个女生，当着我的面说，7班一直很乱，”王锦春的目光扫视着学生，肩膀习惯性地一耸一耸，“让我脸面扫地，我都感到十分气愤，难道你们无动于衷？如果说，你们对我还有点恻隐之心，你们还对我有点留恋的话，我现在辞职又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要共同来克服这个困难。不要让人看不起，看扁了！”
说不清楚，这是王锦春的真实遭遇，还是他的攻心之战，看到教室里的气氛颇为压抑，王锦春话锋一转，“那两个女生我还认识，你们明年要是考好了，我可能就要在她面前将一军，但这些东西要你们成全我，我才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
教室里，学生们都笑了起来。
当天晚上，男生宿舍里，11点半，已经快熄灯了，几个男生叼着烟，仰躺在床上，嘴里嘟哝着歌词：“我祈祷……”“我忘了歌词了。”一个男生说。
旁边那个男生接着曲调嚎叫起来，“我祈祷，明天英语能考出好成绩……”
昏黄的灯下，又是一片哄笑。
镜头三：素质教育
人物：李校长
清晨5时30分，天空还是深蓝的夜色，一弯细月，几粒疏星，远处有隐隐的虫鸣。
忽然，广播响起来了，值班老师吹着哨子，一个个宿舍搜查过去，“起床了，起床了。”
学生们揉着眼，打着呵欠，挪到水房、撒尿、洗漱。
一个男生早已穿戴整齐，腿上摊着一本历史书，“康熙在位多少年？”
“61年。”下铺的男生头也不抬地答道。6时，教室里书声琅琅。每天的早自习，背政治的、背语文的、背历史的、背英文的，众多的声音糅合在一起，象一首宏大的交响乐。
捧着一大堆的试题，王锦春走进教室，从讲台上俯瞰下去，每个学生的课桌上，都堆着高高的一摞试题和课本，如果把头埋下，就看不到人影了。
手头的试卷一天比一天多，每人的桌边都有一两枚钉子，上面挂满试卷，王锦春估算，整个学年365天，不下于400套卷子。
“你要进入高等学校，首先要入门，你高考成绩就上去。”校长李益树在家长大会上这样动员，“这几年外地一些不是一直在搞素质教育吗？搞一些活动呀，放松了学生的作业、练习呀这些方面。结果这几年，南京市考上重点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的人数逐年下降。家长很有意见，你这教育搞得太差了。”
“你没考到650，你就不能进清华、北大，这是没办法的。只要我们高考还是这个体制。”校长告诉大家，“后来搞得那个市没办法，教育部门没办法，考试，恢复考试。”
每次给高三开家长大会时，望着台下面含殷殷期盼之色的家长，李校长总是深锁着眉头，这样分析严峻局势：“我们现在的学生呀，总认为自己太累，总自己认为我花的时间太多了，我们学校自习到9点50分就可以回去，现在很多学校呀，像上杭一中自习到10点20分，还有像长汀一中，前一次校长过来说，他们学生强烈要求自习到10点半……”
镜头四：“差生”
人物：钟生明
“咣当”一声，王老师冲进宿舍，一脚把凳子踢翻在地。
“起来、起来！太不像话了，半期考完后，你别在我班上读了。”让王老师怒火中烧的是钟生明，这天，他又溜到校外上网，通宵未眠。
“考试时你睡觉，早自习你不起来，他妈的，你不配当农民的儿子，别读了，读个鸟。”这是面对镜头，王老师第一次骂出粗话。
钟生明一声不吭，爬起来套上件背心向教室跑，盯着他的背影，王锦春气急败坏，来回急步踱圈，末了恨恨地说，“很贱，这个人，怎么跟他说都没用，软的硬的都不行。”
钟生明的成绩很差，但这小伙子，却也有让王老师眼前一亮的时候。
那是在期中考之后，王锦春组织学生们就“班级团结”这一主题发言。瘦弱的钟生明站起来说，“龙生九子，个个不同，像我一样的差生可以做到不气馁或者不放弃，我送大家一句话，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王锦春和同学一样，被眼前这个“差生”感动了。同学们拼命鼓掌，半晌，王锦春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期待着这一天。”并用力地鼓起掌来。
但钟生明仍然改不了上网的癖好，常常扔了个假条就不见了人影，宿舍熄灯后，就翻围墙去通宵上网。
王锦春为此伤透了脑筋，在走廊上，他软硬兼施，甚至以商量的口气，答应每周多给钟生明放假一次，别天天旷课，甚至不无哀求地说，“为我读书好不好？”钟生明憋了半天，答应，“我试着做一下。”
仍无“悔改”的钟生明，终于“东窗事发”，他和陈斌两人在早上翻墙进校时，被保安当场抓获。
第二天，政教处办公室。气氛凝重。两人的父亲被请到了办公室。
钟生明一直低着头，咬紧腮帮，耳朵红红的，两眼直直地望着下方，眼里带着反叛和不满，死活也不肯说一句话。
办公室里的空气越发凝重了。“讲一两句表示一下，就还有那么点时间了。有什么不好说的？在老师面前。”钟生明的父亲也急了，催促着钟生明。
突然，钟生明站了起来，气冲冲地说：“我随便学校怎么处分，可以了吧？！”扔下这一句，冲出了办公室。
这个被老师们视为“无药可救”的学生，其实却又是一个聪慧、活泼的孩子。但他个性叛逆，不愿受拘束。
“我很渴望得到一种认同感，”他说，“如果我也能考高分，那老师肯定对我好，其实每天被老师找，每天要想着要躲着他，迟到一点还要看着他的脸、那个痛苦呀……”
认同感，他在自己喜爱的网络游戏中找到了，甚至还有自豪感―――在网易的“大话西游”(一种网络游戏)里，他玩的号码已经很有知名度，游戏至今，钟生明的存折上已多了1万多元。
“我绝不是沉迷于游戏，不可自拔，”钟生明说，“我是在赚钱。”
但他同样向往大学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们不是没有梦想。其实我也想，但是……”钟生明诡异而又无奈地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他将来应该有出息。”这是王锦春老师对这个学生的私下评价，“他其实是个镜子，对高考与人性的镜子。”
镜头五：冲刺
人物：张兴旺
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莫晓兰的家境贫寒。
在采访中，一位家长这样告诉记者，“我们在田里干活，很苦，想让他们往上爬，到政府里去工作，帮政府做好事。”
就在这种期盼中，高考进入了倒计时，还有10多天。
张兴旺一直在哭，一个大男孩，捂着脸泪流满面，呜咽着跟老师对话：“我读不好啊，成绩总是这样，一直都没有进步，我就是做不到啊……““怎么能这样说呢，你一个大男孩，怎么能这么轻易放弃呢？”
“不行啊……老师……”
“不要哭，男子汉不要哭！哭什么……”
“老师，你就让我哭一下吧。”……第二天，王锦春突然发现，张兴旺不见了。他只给王老师留了一封信，说自己要离开学校，去厦门复读，王锦春一看，急了，赶紧直奔火车站，在火车站周围四处寻找，一边找一边解释：“来找人的，找学生！”
在一家小饭店，他终于找到了埋头吃面的张兴旺，“现在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多少天就考试了，怎么也坚持完这几天。”
半天之后，张兴旺终于开口了，“老师，我不行的，考不上的，不如走了算了。”
“我跟你说，走了还要回来复读的，为什么就不能咬咬牙关？你上次是怎么过来的？”
“上次是拜神，回家拜神，祈求神保佑啊，就有信心了……”
“那就去把信心找回来，你去吧，一定要回来。”
在考前的冲刺阶段，王锦春像个救火队员，奔走着处理各类心理问题。
教学楼前的草坪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绿了，同学们也不知什么时候脱下了厚厚的毛衣，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为祝福高考点歌。
“一个都不能少”，成了王锦春临近高考时最大的心愿，班上的学生林清因为早恋被家人发现，喝了整瓶的白酒，跑到学校的后山上去，吓得王锦春一身冷汗。
整个5月，已经很热了，教室的风扇整天在吱吱呀呀地转着，弥漫着一股风油精的气息，有时还夹杂着西洋参含片的味道。
因为当年福州市参加高考命题的人很多，7班特意组织了对这些学校试题的强化练习。
高考前一天，王锦春这样给学生们鼓气：“一举成名天下知，天无绝人之路，不管哪种情况，明天的太阳还会照样地升起，把高考当成人生必走的一步，既然要走，就没什么可怕了。”
王老师无疑是一个善于进行心理按摩的人，他说，“成绩好的，送你一句话，志在必得，舍我其谁”，对自信心不足的，他说，“吉人自有天相”，而对中等成绩的人，他说，“豁出去了”。
“我很欣赏一句话，失望惧我，我还惧什么？”王锦春这话，赢得了满堂掌声。
高考当天，武平二中考场，王锦春最后一次召集大家，“西洋参含片，每人吃一片，多考10分。”年年此时，他自费买来西洋参，分给学生。
“愿我的将士们以百倍的信心，无坚不摧的勇气，坚定的意志，顽强的作风攻城拔寨，我期待我的部队的凯旋，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年年此时，他以这番演讲，激励学生。
“我叫一二三，你们一起喊‘旗开得胜’！”年年此时，最后的呐喊声在教室里回荡。
……
高考，过去了；6月，过去了。2005年9月，武平一中的一间教室里，王锦春又一次走上讲台面对新的学生：“同学们，大家好。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三横‘王’，名‘锦春’。根据学校的安排，我有幸担任你们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学科的教学任务。将陪你们走过一段，日后会证明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一段征程……”
他依旧用双手撑着讲台，双腿依然习惯性地抖动着，开始新的轮回。
(P1164101)
《高三》之后的高三
无休止的句号
持续一年的跟踪拍摄，最终让班主任王锦春喜忧参半。因为不甘心失败，他才接了高三7班，没想到结果更糟，高考成绩创下了执教生涯的最差记录。
有老师私下嘀咕，是不是摄像机惹的祸？王锦春坚决否认，现在，他又带着另一个毕业班，夙兴夜寐，试图画上圆满的句号。
《高三》央视版本播出后，王锦春成了地方上的名人，2005年被推上了武平县十佳青年的位置。此前数年，他几度与省劳模、五四奖章擦肩而过，难免心灰意冷。
而即便这惟一的“好处”，却也来得侥幸，提名名单的决选采取了大众投票方式，他在书面投票中高居榜首，却在短信投票中落在了最后，两相平衡的结果是排名十佳的末尾。
他还和往常一样，送妻子去上无休止的医院夜班，然后折回学校，守着70名毕业生直到宿舍熄灯，9岁的女儿呆在家里，偶尔会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我害怕。
这两年，武平一中走了不少老师，郑副校长粗粗算了一下，不下数十位，“那真是釜底抽薪，学校惟有无奈。”
作为教学骨干的王锦春还留着，去年，石狮市一所中学校长看到央视的报道，高薪挖他，允诺安排妻子工作，他咬咬牙，想着学校对自己还算不错，于心不忍。
一年过后，他说不清选择是对还是错，纪录片在当地的影响正日益减弱，这样的机会也许不复再有。
当年的同事，现在有的成了他的领导，有的乔迁大都市，这些世俗的比照，不免烦扰心境，王老师聊以自慰的便只剩下桃李满天下，他总是如数家珍地诉说着自己的辉煌，那些年薪动辄数十万的学生，那些至今未被打破的学校高考成绩记录。
毕业班依然热闹，他照旧早晨5点半起床，骑着摩托上班，在学校泡到晚上11点，学生不在宿舍里唧唧喳喳后才回家睡觉。
作为一名教师，他说，已经够了，虽然不免自嘲的味道。他的一位学生曾经定性老师“性格决定命运”，在弟子的眼中，40岁的老师或可生活得更好，可惜没有勇气告别。
复读的天空
高三七班最后有18名同学落榜，除了一位弃学打工，剩下的17位，悉数选择了复读。
钟生明当年一走出考场，就对山上的父亲说，“我的任务完成了。”落榜在他意料之中，他无所谓，暑假出去打工，干什么始终不肯说，只是一个字“混”。
当着昔日同学的面，他乐于炫耀自己挣钱的能耐，他说自己打网游，最多时存了1万多，即便打工，也是每月4000多元。在一片惊羡的感叹声中，不禁眉飞色舞。
一同落榜的“死党”陈斌，在家人的安排下，上了一所外地的自费大专。钟生明一下子冷清了，泉州的叔叔看着这个侄子不争气，把他强拉到了外地学校复读。
一位看了《高三》的师兄，对这个不爱读书但机灵透顶的小师弟，颇有兴趣，对他说，只要考上大学，可以帮助他在网游方面发展，钟生明觉得，这是出身贫寒的自己最好的机会。
他说，一年来，心性收敛不少，没再翻墙旷课，也没再上网，“英语可以考及格了，数学还是不行，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他看好女同学冯银靖，总是拍着对方的肩膀，哥们一般地说，“你是高三7最大的希望，现在还是。”
冯银靖觉得这话特真诚，她本来成绩很稳定，却意外地考砸了。她心理素质好，从不怯场，最后只能归咎于“命不好”。落榜后，有次听到钟生明还这么说，竟在电话里哭了出来。
张丽华学的画画，2005年差1分与中国美术学院失之交臂，随后去广东画了三个月的糖果装饰纸后，又回来复读。今年，因为专业联考全军覆没，她几乎确定将第三次复读。这个戴着蛤蟆镜、装束略显另类的女孩，是大家公认的坚强者，即便这样，依然谈笑风生，她说，这个秋天还会回来。
吴乔玲不再课堂上鼓捣卡通人物画了，周浩再也没有机会抓拍到她在雾气蒙蒙的窗户上涂鸦的场景。
林丽珍落榜后想死的心都有了，所幸父母开明，疏导，小女孩却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十字架，一再对记者机械化地重复，“再考不上，父母怎么想，怎么想？”
学校附近听说有一座很灵的寺庙，每逢高考，香火特旺，几个复读的女孩悄悄拜过，“除此之外，不知道还能再使什么劲”。
去年年底，武平一中把校门换了，大家开玩笑说，风水破坏了，兆头不好。
大学啊，大学
林佳燕的日记终于翻到了大学那一页，她去了中央民族大学，读对外汉语专业。在同学们眼里，这是个极端刻苦的女孩，内心敏感而又脆弱，不善与人交往。
班长钟淑梅也在北京，读的是妇联下属的中华女子学院，却很少联系到林佳燕，2005年，《高三》纪录片在北京首映时，差不多同学都到了，惟独她这个重要角色缺席，后来北京的同学聚会，她也没来。
王锦春在武平，断断续续地收到一些同学的反馈，说，林佳燕在外面做家教，被骗了中介费。班主任很担心，这个学生，单纯，没有社会经验，总是背负太多沉重的压力。
后来，教师节佳燕发来短信，只是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王锦春才稍稍安下心来，“她有牵挂，就说明她还好”。
钟淑梅，第一学期在中华女子学院，特绝望，什么都适应不了，哭着和母亲说，要回去复读，被劝住了。她不习惯饮食，不习惯气候，不习惯北方人的处事方式，熬过了一年，现在好了许多。
因为上网，认识了长春一个大三的师兄，那段灰心的日子，常受其鼓励，便渐生爱慕之心，又因为路途遥远，大一也才见了两面，说不清以后该怎么办。
高三的时候，她喜欢过班上的男同学，因为学业为重，大家允诺高考后再在一起，结果是，高考走了，感觉也找不回来了，于是相约做朋友。
毕业班里的爱情，就像缝隙间的小草，几多枯荣。
王越和林清(化名)这对班上的小恋人算是都出去了，一个在泉州师范学院，一个在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坐火车需要14个小时。刚过去的五一，王越又站了一夜火车去了泉州，看到林清很活跃，又是兼职，又是自己搞舞蹈队。小伙子深深地自卑，对记者绝口不提爱情的未来。
他只说，再也没有回过武平，再也没有和同学联系过，因为差距从进大学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他说，自己读的不是大学，是大专，不一样。
他和林清提过分手，林清重感情，死活不答应，高中的时候，几次一闹别扭，女孩子就灌自己白酒。王越说，我拿她没办法。
才一年，现实的无奈，已经让这个率性的大男孩，变得忧心忡忡。他后来给周浩发过短信，说不想再看片子了，后悔死了，更怕林清将来后悔，“也许现在不会，将来肯定会”。
因为地处闭塞，信息不通，大多数同学进了并不满意的大学。曾元英至今都在懊悔，选择天津财贸学院亏了，她的高考成绩原本可以读中央财大，或者厦门大学，当然懊悔归懊悔，她说，心情一天天在好起来。
只有钟添青，已经在安徽的一所专科学校读了一个月了，却发现现实与自己的理想差距太大，心灰意冷，又回到了武平，继续复读。
新课改的惶惑
2005年，武平一中又添了一座三层教学楼，优先给了高三做毕业班使用，学校的远景规划图里就剩下游泳馆和体育文化艺术中心还未着落。
为了进一步增强毕业班老师的敬业精神，学校引进了先进的指纹识别系统，“像流水线的工人”，在最初的抵制未果后，这渐渐成了默认的现实。
原先为了迫使毕业生按时起床早自习，定时锁宿舍大门，现在变成了锁教学楼的大门，这样杜绝了少数晚起翻墙出宿舍的差生。
这一年，学校申报国家师范性重点中学，因故被搁浅。而在全国已经推行了两三年的新课程改革，也终于吹进了这个边界县城，市里已明确规定，今年的秋季必须全面推广。
武平一中的老师们，开始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惑中。对于新课改，市里好像也没经验，最近的日子常常召集各学校老师开会，分配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落实到最后，如何课改，还是由心中无数的基层老师来给出。
谁都知道，以推进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新课改，必是大势所趋，谁又都心下以为，眼前的高考成绩才是当务之急。
高三的教室里依然满眼书本，那些面露倦色的毕业生，依然在倒计时中，面对着全年差不多400套的练习试卷，偶尔有人唱歌，也有人会继续斗胆地旷课上网。
《高三》的播出，有段时间令李益树校长十分担忧，学校因此落个应试教育的坏名声。这也是王锦春老师后来顾虑的，渐渐地，再也没人提起，李校长说，抓教学质量，这始终不会错。
李始福2006年1月正式升任县教育局局长，今年高考在即，他坦言压力很大，新官上任第一年，如果高考出了岔子，“县领导和老百姓都不允许”。
很少见到一个教育局长为着一个中学的高考升学率担忧至此。2006年5月26日，在他的办公桌上，散乱着布满数据的草稿，一有空，局长亲自执笔计算，排名。
从不久前结束的全省质检考试状况看，武平一中似乎好于去年，但依然还只排在三四位的光景，不复当年全省三连冠的风采。
李局长并不讳言，大力抓高考质量的必要性，并上升至代表武平人民利益的高度。对于素质教育，他饶有意味地说了八个字，“量力而行，注重实效”。
年初的时候，教育局给一中下达了明确的数字指标，但李益树校长觉得，有些数字要求，比如北大清华为代表的重点大学上线率，很难完成。
原本同一个跑道上的龙岩一中，面向全市优先招生的第一届学生将在今年参加高考，李校长说，这几乎是个不可能战胜的力量，而其他县，扩班成风，再拼升学绝对数，武平也毫无优势。
李始福只要在办公室里一有闲暇，脑子里就情不自禁地琢磨着高考的那些数字，同样焦心的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王永昌。《高三》片子里，就是这位县领导，语重心长地拜托学校和老师，“武平的教育事业就靠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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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从记者到影像制作人
“周大师”
《高三》斩获香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的第二天，朋友方三文MSN上的名字改为：周大师晋升国际级导演，宴设金莎。
席间，前同事余刘文敬周浩酒：“压根儿没想过你会去拍高三，压根儿没想过你会在那儿拍上一年，压根儿没想过你会得了这么大的奖，压根没想到你会请客。三年没请我吃饭了吧。喝！”
承蒙您老勉励，辜负您老夸奖。周大师虚伪地谦虚。
坚持，有韧性，这是吉江红对丈夫的评价。十个人有想法，两个人去拍了，只有一个人把它剪了出来。周浩就是那个人。“比他聪明的人多了去，能像他这么一根筋的不多”。
2002年拿起DV，鼓捣了一年，作品《厚街》获2003年云之南影像展最佳新人奖。周浩是广州平面媒体圈里第一个转而做影像的，“周大师”是原来的同事们对他的谑称，善意的挖苦。但多数人绝没想到他这一辗转腾挪，闹出这么大动静来。
某次会议，一位日本导演向坐者发问，你们最想表达什么？然后自答：我最想拍北京一个普通派出所的一名普通警察，他是如何工作的。然后感喟：中国拍公共空间纪录片的人太少了。
日本导演促发了周浩把摄像机镜头对准福建一个普通的高三毕业班。
所以他的本意并非检讨中国高考制度，能达到这个效果，“是意外之笔”。“我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凡参加过高考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唤起共鸣。”
可周浩的高二生活极端乏味(那时高中是两年制)，成绩在10名以外，老实本分，无任何特长，也没恶习。第一年高考不中，1984年复读再考，就读江苏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乏味的高中生活中，周浩惟一印象深刻的是，每期的《武林》杂志必买，因为那上面有《射雕英雄传》的连载―――这几乎是那两个“高三”最快乐的事。
春心萌动，暗恋班上一个成绩好的女同学―――在纪录片《高三》，林佳燕的日记里透露，她写了十来封信给隔壁班一个成绩好的男孩子；男孩后来回信：可我没见过你啊？―――这是周大师在《高三》里，能找到的自己的影子。
淡淡的怅惘。
但这是周大师的《高三》，一个38岁的职业记者视角里的高三生活。内里有他的认知，他的情绪。
做不了时代的改良者，就做一个史官，弥补这个时代影像的缺失，这是周浩的理想。更具体些，比如，从前我们的父辈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的过程，但那些时代的影像却再难找到；现在，许多人都在经历着第二次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尽管他们声音很微弱，但他们的后代会逐渐获得话语权，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寻找自己父辈的影像。
“我要挽救这个时代影像的缺失”―――这也是周浩拍摄《厚街》的初衷。
巴西当代著名摄影大师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他的履历：1985－1987年，研究世界劳工问题，1987－1993，研究世界移民问题……
周浩也希望自己有这样一个厚实的过程：2001－2002，彷徨；2002－2003，厚街；2004－2005，高三；2005－2007，中国棉花问题研究……
过有节奏的生活。
周记者
周浩的影像实践得益于14年的记者经历累积。
与国内众多纪录片工作者不同，十余年的摄影记者经验，带给周浩的是，观察事物的方式，认知社会的角度，与人沟通的能力，自喻“超出同侪”。
人文题材纪录片的制作，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与人沟通：“要说服拍摄对象接受你，以更真实更自然的状态进行拍摄。”―――这恰好是周浩之所长，职业记者的特殊优势。
可14年前他还是一个文静的工学研究者。大学时痴迷天象，没事就抬头“望星空”；街头打架，从不扎堆；邻里纠纷，向来不凑热闹。做了记者，似乎变了一个人，不再坐得住了；但内心仍旧沉静，让周记者保持了做事情的平和心态。
毕业后父亲托关系，让儿子进了贵州机械研究所。坐办公室的日子百无聊赖，他花钱念了一个摄影函授班；1990年买了一台江西产亚西卡135，从此迷上摄影。
贵阳街头，一个小女孩张大了嘴巴，“卖报！卖报！”―――这张名为《贵阳晚报》的片子，为周浩带来了第一个奖，中国摄影报月赛一等奖。
偶有一得，周浩得寸进尺央求父亲再走走关系，“想去报社”。
1992年4月，周浩成为周记者，《贵州日报》是他的第一个平台。其时，正是贵州小冶炼最疯狂的时候，土法炼琉：郁郁葱葱的山头，几个月后全变成惨白惨白的一片，寸草不长。
周记者关于环境污染的系列报道，在报纸上一时成了亮色。
然后新华社贵州分社看上了他，1994年2月，他在新华社第一单活便出了彩。这组以新华社名义发表在台湾知名地理杂志《大地》上的图片故事，《贵州苗族稻作文化》，被称为“深刻表达了苗族人与水稻的关系”。
陆续有十多组有关人文地理的摄影报道发表，为他谋得了中国最好的“地理摄影师”之一的虚名。
新华社有一名老记者叫周浩荣，还在贵州日报时，母亲指着“周浩荣”的名字对儿子说，你能像人家这么出息就好了。“谁知道有一天他还会主动离开根正苗红的新华社呢？”
1999年底，在《中国国家地理》和《南方周末》之间，周记者选择了后者。
到了《南方周末》，各种难以预知的故事在自己周围发生。于是就想发言，于是就想为此做点什么，于是就用相机和DV去干预生活……
2001年，周记者参加了北京一个独立影像展，觉得纪录片的进入门槛并不高嘛，之前自己很多摄影作品都成了电视工作者的题源。为什么不亲身尝试一下呢？
遂拿着DV去了厚街。
周八卦
5月23日晚，周浩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说“阿军贩毒被抓，身上海洛因数百克”。传话人让周浩给阿军汇几百元钱过去。
这人是2003年周浩认识的一个零包贩毒者，后来自己也吸上了，落魄时他常来报社找周浩和他身边的同事要钱。
周浩陆续跟拍了他一年，因为实在危险，家人朋友都不支持，懈怠下来。谁也没想到现在故事会发展得如此剧烈。
几天后，周浩托朋友送钱去监狱―――这样的纯个人支出，在他已经是常态，一向节俭的周浩，在这方面却不悭吝。纪录片制作周期长，回报晚，常常收不抵支，不断往里贴钱引发了一连串家庭危机，拌嘴、争吵、埋怨，一度是家庭生活的主旋律，激烈时闹过离婚。
周浩说作品《高三》缓解了这种危机，“这部片子让我的夫妻关系得以维系”―――虽是玩笑话，仍能听出弦外余音。
目前他仍然挣钱很少，所以“不知道能坚持多久”―――独自去拍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香港电影节上领奖时“我很高兴，但绝谈不上兴奋，因为其后的事情无比艰难”。
好在周浩善于自我调剂。周末常邀朋友牌桌上惟他话最多，赢钱时手舞足蹈，东讽西刺；输钱后尖刻而喜撩拨，张家长李家短，搬弄是非；烦了就骂娘，不爽了拂袖而去。于是赢得浑名“周八卦”。
前同事黄广明对周浩的评价是，有庸俗的亲和力。其意是，周八卦随便放在人堆里便找不着了，采访对象经常会忽视他的存在，话多而工于沟通，穿得又猥琐，“没人会把他当记者”。
大家又称他“周妈”，足见其人八卦。
2001年，周当时还在《南方周末》，一度是这里唯一的摄影师。“烦死了，又在拍！”办公室的同事开会，玩笑嘻戏，却被他收入镜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生活，在这拍摄，就象现在人们写blog一样。“周浩说。
刀子嘴豆腐心，大都是停留在嘴上的快意。能证明其嘴上功夫出色的是，他是那个记者圈子里讨价还价能力最强者。以至于同事购买大宗生活物件，因价高而烦恼时，突然会想到周浩，“让丫来砍价”。
2001年3月，周浩与同事长平千里追踪沙尘暴。一天车过阿拉善盟左旗，出了车祸，司机和周浩人事不省。长平好不容易在茫茫戈壁中拦下一辆车，说往最近的医院送。
司机开价3000元。长平掏出身上仅有的1000来块，说就这么多了，我们是记者，方便一下，行行好，云云。
还哆嗦着掏出记者证，以及当地官员的名片若干。
这当口，长平说周浩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嘟哝着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喔。”又晕了过去。
在阿拉善盟中心医院，“周八卦”苏醒过来后的第一句话是：
长平，你到底给了他多少钱？
(P1164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