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中国的地位与差距
吴建民 龙永图 沈国放
新华文摘->2006年第11期
《世界知识》杂志编者按：本来约定的题目是《对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见证和感受》，但两位演讲人却更多地谈到了我们的差距和不足――这就是他们，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而长期奔波操劳在第一线的资深的外交外贸工作者的特点：清醒、理智、客观、独立。于是在全文发表他们的演讲时，我们相应地更改了题目。
沈国放
今天是我们“世界知识论坛”的第一讲，我们请来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进行关于《对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见证和感受》的对话。两位嘉宾都是资深外交官，长期从事外交外贸工作，都参加过多次重大的多边或双边的外交谈判，经历非常丰富，现在在国际舞台上仍然十分活跃。应该说，以他们个人的经历来谈我们今天设定的这个主题，一定会让我们受益匪浅。
我们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在飞速发展，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上升。中国“块头”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上各方的关注，出现了各种正面和负面的反应。怎样客观地评价我们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作为中国人，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我们应该自豪，同时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看到差距和不足，搞清楚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应该怎样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在自我评价时，有时会比较片面，不能客观地来看待自己，这点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发展起来了，会不会在“村”里欺负人
吴建民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沈总编提出的这个主题很好，很及时。中国现在正在崛起，全世界都看到了。将来人们回顾2005年的时候，可能会说这一年是中国崛起年。中国崛起、中国发展，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为什么说2005年是中国崛起年呢？我个人就有不少体会。从2005年年初到年底我参加了很多国际会议，有些会议的主题原本并不是中国问题，但大家一坐下来，说不了几句话，就会谈到中国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首先是我们的力量确实在发展，其次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让别人感到了我们的发展，而且这种感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过。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我就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去了联合国工作。那时到美国的超市去看，真是羡慕的不得了，当时我想中国人哪一天才能发展到这种程度，我这辈子怕是看不着了。那年我32岁。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前后工作了十年，第一次是1971年到1977年，那时在美国根本看不到中国货。第二次是1985年到1989年，那个时候在美国的地摊上开始有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东西了，但中国大陆的产品仍旧非常少。我2005年又去美国，有美国朋友开玩笑说，吴先生，现在给您送个礼品很难，因为买不到不是中国造的东西。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中国人出国身上的外汇很少，就是我们这些外交官的外汇也少得可怜。20世纪70年代我出去的时候，每个人只有相当于20元人民币的外汇，根本无法买东西。2005年12月我又去了一趟法国，在巴黎机场的免税商店里，竟竖着中文招牌：这里收人民币，欢迎光顾。这是在巴黎，不是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却也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产品，大家都会感觉到中国崛起的影响。
我在国际上的朋友很多，他们中就有人对我说，你们不是一个小国，你们与日本也不一样，人口是它的十倍，你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你们是在世界上领先了1500多年的国家。言谈话语中就有对中国崛起的担心。
不仅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有着这样的担心。2005年2月我作为国际展览局主席去突尼斯访问，想把世博会向非洲大陆和伊斯兰世界推广。突尼斯总理对此非常欢迎，认为只有中国人当展览局主席才会出这个点子，他先讲了一通表示欢迎和感谢的话，但之后却话锋一转说：“吴主席，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既钦佩，又害怕。”我问他怕什么，他说：“你们的纺织业太厉害了，我们突尼斯现在出口的纺织品每年是40亿美元，是突尼斯的大宗出口产品，维持20万人的就业，相当于全国就业总数的十分之一。2005年1月1日纺织品配额取消后，我们突尼斯的纺织品抵不过中国了，你们把我们打垮了，我们怎么办呢？我这20万人失业了，我这个总理还怎么当呢？能不能向中国政府转告一下，高抬贵手，帮帮忙吧。”他并没有讲“中国威胁论”，但他认为中国太强了，对他们自然就会产生影响。
回过来再看我们国内一些人的言论，也确实有些让人不放心。近些年来我发现不少国人都有这样的心态：我们现在都这么强大了，还要韬光养晦吗？中国人到了该“硬”的时候了。之所以产生这些想法，我认为是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没有真正了解世界上怎么看待中国。其实，世界就像一个村子，现在不是都讲地球村吗？这个村有30户人家，其中有一家突然富起来了，别人会怎么看它，都鼓掌欢迎？不一定吧。因为从世界的发展史来看，其他大国发展起来后都会扩张，中国会不会也扩张呢？会不会在“村”里欺负人？所以我认为，中国在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崛起的过程中，会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障碍。在这种状况下，世界最怕的是什么？是你的民族主义上升。我们将举办2008年奥运会，届时全世界都会聚焦中国。这很难单纯地用“好”还是“不好”来回答，因为当全世界聚焦中国的时候，中国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都会被放大。如果在奥运会上，再像前年在北京举办的亚洲杯足球赛那样，对日本队从头“嘘”到尾，就会在世界上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人们就会说，中国怎么是这样？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困难是不是会大大增加？世界怕你了，就要防你，给你设置障碍。
“弱国心态”必须摆脱
吴建民
我们国家是由一个穷国慢慢发展起来的，不少人还存在着弱国心态。我举个例子。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次我坐火车时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显然是有了点钱的人，买了一只烧鸡，一家三口以很夸张的样子大吃大喝，弄得狼藉不堪。当别人善意地劝他收拾一下时，他却很无理地说：“你吃得起吗？!”（听众笑）这就是一种显摆，刚开始富，唯恐天下人不知，“老子富起来了，你们不要小看了我”。那时有些人穿西服，还故意把商标留在袖子上面，想让人知道“老子现在富了，穿名牌了”。（听众笑）就是这种心态。
现在国内经常有一些人指责说，中国外交太“软”了。那么，怎样才称得上是“硬”呢？
我们现在是快速发展时期，对国外的依存度非常高。要克服弱国心态需要一个过程，但我特别同意主持人刚才讲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困难，我们怎么样才能减少这些困难？小平给我们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就是很好的方针。“韬光养晦”的反面是锋芒毕露。在世界上是韬光养晦好，还是锋芒毕露好？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树敌太多，认为自己强了，就可以四处刺人，那么最后受损失的是我们自己。因此，在中国日益发展的情况下，树立正常的国民心态太重要了。在我看来，弱国心态主要有这样几个表现：
一是喜欢把自己的事情夸大一些。说得不好听的话，就是有些吹牛。二是不喜欢讲自己差的方面，总是强调自己的理由。这实际上也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三是对别人的批评太在意。张三说你两句好话，立刻就大肆宣传；李四批评几句，立刻就说这是反华言论。其实，好话坏话都要进行分析。说好话的人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想也不可知；而那些说你有毛病的人，有些是恶意的――世界上对中国充满偏见的人有的是，但也有些人是给你指出问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冷静听一听呢？有一点我们应该很清醒，那就是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世界上决不会都是三呼万岁的。
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有很多的智慧，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学会运用这种智慧。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要冷静，对待我们面临的复杂形势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鲁迅说过两句话，一个叫作“打杀”，一个叫做“捧杀”，把你捧得高高的会摔得更重。我现在听到表扬中国的话时就比较警惕。
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外交部有位同志去北大讲中日关系，结果被学生“嘘”下台了。所以，2005年4月我应邀去大学里讲中日关系时还想过，等待吴某人的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下场。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我讲要分清爱国和误国的界限，最后学生给我的掌声相当热烈。所以我认为，只要道理讲清楚，我们这个民族会理智起来的。（热烈的掌声）
树立“负责任和开放”的形象
龙永图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入世谈判长达15年，是迄今为止所有国家中为加入世贸组织或关贸总协定谈判时间最长的（不知俄罗斯是否会打破这一纪录）。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时间那么长，谈得那么苦？当然，这里有很多复杂因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谈判这15年正好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5年，也是中国国力越来越强的15年。你越强，别人对你的要求就越高；如果你的贸易地位无足轻重，别人也就不会对你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蒙古国入世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它的条件就很宽松。所以说，中国入世的艰难也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使得别人很“看重”我们。有个外国谈判代表对我讲：“你们的困难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的（经济）成功成了你们谈判中最大的问题。”我认为他的这番话还是充满了辩证法的。假如我们谈判这15年是中国国力日衰的15年，可能人家就让你进来（入世）算了，因为你无足轻重。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入世那么难，为什么别人要给我们这个“庞然大物”制造困难。
面对日益艰难的谈判，怎么办？是采取对抗的态度吗？有些同志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强了，怕他们干什么？!甚至有人说，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不加入世贸组织不也活得挺好的，干吗非要低这个头？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想法。当时，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市场经济俱乐部”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自身的需要，别人对我们要求越严，我们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得就会越稳。所以，当时我们对谈判对手苛刻的条件以积极的态度做出了反应：我们承诺会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办事，逐步开放我们的市场。可以用八个字对我们入世谈判这15年做一总结：遵守规则、开放市场。我们虽然强大，但我们承诺遵守规则。因为对方的心理是：一个国家，不管它多强大，如果遵守规则，就不会对世界造成威胁。
我们中国在日益强大后做出的重要反应就是通过入世承诺按WTO的规则办事情。另外，我们也加入了人权、裁军等领域的很多国际协定。这说明，中国在日益强大后是准备按国际规则行事的，其他国家对中国有什么好怕的？!所以，这点对于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很重要。我们通过入世和加入其他国际协定，接受大家都在遵守的国际通行规则，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强大后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也是中国入世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在经济力量强大后通过入世承诺开放我们的市场，这条也很重要。因为对我们的入世谈判对手来说，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市场是开放的，那么这个国家越强大，它对世界的贡献就会越大，对国际经济关系来说就是一个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因素；反之，如果你国力很强大，但却实施重商主义的、闭关自守的政策，只重出口，不重进口，人家当然就怕你。
所以，我们通过入世谈判中的这两条承诺（遵守规则、开放市场）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强大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我们遵守规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开放市场，是一个愿意与别国合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损人利己的国家。我们入世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在全世界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和开放”这一形象。
这些年里，我们和外国的贸易摩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有的同志就问我，你说入世能为中国营造一个比较好的贸易环境，但为什么现在的贸易环境反而比以前差了？看来谈判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加宽松的贸易环境。我对此的答复是：我们入世后每年的对外贸易是在以20%～30%的速度增长，这样的高速发展使我们在2004年，即入世后的第三年就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特别是我们的出口增长迅速。这当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应――中国的出口可能对别国构成威胁，这其实是合乎逻辑的常理。另外，贸易摩擦的增加也恰恰是中国实力增强、贸易地位提升的一个表现。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贸易摩擦，要以平常心来对待，因为这是贸易实力壮大后的一个结果。更何况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贸易秩序确实有很大问题，恶性竞争也不少，这当然会给人以口实。对此我们也要进行反思。早在纺织品配额取消（2005年1月1日）前，我就在国内很多地方大声疾呼，要企业在配额取消后“悠着点”，不要过大规模出口，否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中国出口纺织品的企业成千上万，而且行业协会也不是很有力。有些纺织品出口以200%～300%的速度增加，别人当然受不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做出反应。其实，对此反应最强烈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并非欧美。所以，我们重新接受数量限制势在必行（最后在2005年达成了我们与美国和欧盟的纺织品协定）。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其实，在纺织品问题上，中国对美国、欧洲等造成的冲击是很小的（因为它们的纺织业已经很小了），但对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埃及等的冲击是很大的。今后，对中国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在出口时进行适当的约束是必要的。这样做，一是为了全球的贸易秩序，二是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学着做一个“大国”公民
龙永图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怎样做一个大国的公民？这很重要。我们现在是一个大国，也许20年后就会成为一个强国。但目前我们很多人在素质上和心态上与中国的大国身份不符。我们经济发展很快，但人的素质的提高与心态的转变没有跟上中国的变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差的，就像吴大使刚才说的那样。中国人在公共场所目无旁人，大声喧哗，在中国如此，到外国去亦如此；在商场里面拿着钞票显富；购物不排队；一桌菜刚吃1/3就扬长而去；等等。这些事真让我们不好意思。现在到国外去旅游的中国人很多，如何展示我们的形象，尊重其他国家的风俗习惯，学习并尊重当地人民，很值得大家深思。
这方面做不好，是要引起别人反感的。有个外国人跟我讲，如果你们中国的形式主义、铺张浪费减少一点，GDP还可以增加0.5%。节约是美德，我和李嘉诚先生有些接触，深感李嘉诚先生虽是世界华人首富，但在这方面他做得就很好。这方面的问题不克服，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
另外，对反倾销、贸易摩擦，要以平常心对待，不要将它政治化。贸易问题就是贸易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贸易问题非政治化，将摩擦控制在贸易的范围内来解决。如果将贸易问题政治化，扩大到政治层面，对我们是不利的，会损害我们总体的政治关系，而这一关系对我们非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一些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的东西会损害我们大的利益。我们要从大局着眼，小的方面可以妥协。所以，大到外交政策、小到每个公民的行为，都要体现出一个和平的、负责任的国家的形象，对此，我们每个公民都有责任。通过我们不断做工作，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国成为一个为全球所接受、所欢迎的国家，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的课题。（热烈的掌声）
不讲策略的强硬并不意味着爱国
沈国放
中国强大了是事实，力量上升了也是事实。比如有外国朋友说，如果中国粮食大丰收了，世界的粮食价格马上就下跌；如果有消息说中国有煤炭或者钢铁需求，世界的煤炭或钢铁价格马上就会上涨。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稍微抖一抖，世界就会为之紧张。所以，中国强大了，力量上升了，世界怎么看我们，中国国民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大的课题。
从小的方面来说，中国国民在国外，也要有一个文明大国的国民形象。虽然现在中国人文明程度在提高，但有一些做法还是让人感到痛心。比如说，电梯门一开，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中国人就抢着冲进去了。文明的做法应该是等电梯里的人出来后再进，而且女士优先。还有，在街上扎堆抽烟的多半是中国人，旁若无人地打电话或大声讲话的也是中国人，在纽约第五大道我就看到过这种情况。
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国家强大以后，在外交和外贸谈判中也应该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现在强大了，还怕什么，我们就应该强硬。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尽管国家在不断地强大，但在谈判中还应该注意到哪个地方应该坚持，哪个地方应该灵活，哪个地方要做出妥协，即要找出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我经常讲，不讲策略的强硬并不意味着爱国。
（吴建民插话谈判中强硬是最容易的，第一可以在国内政治中得分，人家说这个外交官真强硬；第二可以不动脑筋，因为要找出一个合适的妥协方案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进行充分的研究，既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又要使问题能向前推进。）
（龙永图插话我同意吴大使的说法。在国际谈判中，妥协是件很不容易做的事情，要研究许多材料才能找出妥协方案；而强硬则是容易的。不要沉不住气，人家刚一说你有什么不好，马上就去反击；如果说你一点儿好，马上就去表扬人家，给回报什么的。这很浅薄、幼稚。总之，处理对外关系要沉住气。）
国际上的一些游戏规则我们还是应该遵守的，欧洲有报纸说中国像是闯进瓷器店的大象，实际上就是担心中国强大以后不遵守游戏规则，大象在瓷器店里稍微一动尾巴，就会弄得不可收拾。
我们力量上升了，经济发展了，对外应该怎样塑造中国的形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经常喜欢用一些大的词，比如说“把……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外国人就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历史的垃圾堆？它在哪里？（听众大笑）有同志在国外答记者问时，当有人提出在中国发现了非法贩卖囚犯器官的情况时，该同志马上否认，说这是造谣，无中生有。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外交官在国外，并不是对国内的所有情况都有所掌握，你怎么就可以一口否定呢？至少你可以说，这种做法是中国政府不允许的，它绝不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我们一定会进行调查，希望您能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如果这样回答，对方觉得你是在说理，感到难堪的是他，因为对方很难提供详细资料。这个问题也就到此结束了。（热烈的掌声）
还有，我们中国人出去演讲，常常像在国内那样习惯地说，我对这个问题缺乏研究，或者研究不深，肯定有地方讲得不够透彻，希望大家谅解。外国人下来就跟我们讲，这个人既然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我还要给你稿费。（听众笑）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你应该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深，而且我的观点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当然，肚子里要有真东西才能去讲，否则就是胡说了。我们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懂得怎样让他们重视你。所以，如何在国际上塑造中国的形象？怎么样来宣传中国？中国的公关方式与西方有哪些不同？是不是可以相互借鉴？确实需要研究。龙永图秘书长、吴建民院长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各种国际场合，包括在达沃斯会议及各种地区会议上都不断地宣传中国。通过合适的场合、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宣传中国，这点很重要。
大与小长与短软与硬
吴建民
我认为在向国外宣传中国的时候有几对关系要处理好。
一是大与小。中国人习惯抓大放小，似乎认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这点一般来讲也是对的。然而，如同判断一个人，往往细节更能够说明问题。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医药界的跨国公司老板来中国找合作伙伴，到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药厂参观。厂里非常欢迎，厂长亲自接待并陪同参观。但就在参观过程中，厂长随地吐了一口痰，就是这一口痰毁掉了一个大的合作项目。
有本书叫《细节决定成败》，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法国政界红人法比尤斯，有一次与希拉克总统进行电视辩论。希拉克是政坛元老，而法比尤斯才40岁左右就当了总理，可以说是少年得志。法比尤斯在辩论后对希拉克做了一个很不礼貌的手势，就是这一个似乎不太引人注意的举动，使得他在其后的民意测验中威望大跌。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中国人在走出国门后的一些不文明的言谈举止，看上去也都是小事，但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我还碰到过这样一件事：在国外出席一个非常正式的晚宴，男士正装应该是深色西服，偏偏有一位中方官员穿着浅色西服和白袜子进去了，让大家大跌眼镜。
二是长与短。中国人通常喜欢讲长话，当然，如果是非常有内容的长话也会吸引人，但我们通常讲的长话里面有许多是套话。
（龙永图插话我们有些套话翻成英语时非常难翻，如“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多层次的”，这些话我们在座的懂英文的能试着翻一下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用最简短、最通俗的话表达出你的思想，这反映了中国人的水平和形象。）
就像我们平时读报纸一样，大块头的文章很多人就看个题目，相反，豆腐块文章标题很吸引人，就看下去了。
三是硬与软。现在中国有些青年人血气方刚，很厉害，讲话嗓门也大。如果中国人在世界上讲话都是声色俱厉，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人是有感情的，在讲到核心问题时，带些感情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但一般来讲，讲话应该娓娓道来，把道理讲得很清楚，这样才更容易争取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像吵架那样，总是情绪非常激昂，那样是很难赢得人心的。中国人应该在国际上树立一种讲道理的形象。像2005年春天，我们一些激进的年轻人去砸日本驻华使馆，这是不行的，因为这违反了国际法。我在一所大学里专门问学生，这究竟是爱国还是误国呢？外国人会怎样看待我们？我们都以为这样做韩国人会高兴，因为韩国人的反日情绪一向都很高涨。但后来我与韩国人聊起这个问题时，韩国人说，中国人真可怕呀。他们说，韩国人游行是事先报批的，韩国人情绪激烈时可能会自残，例如切掉自己的手指，但不会砸对方的使馆。
四是要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什么话对方能够听得进去。中国人说话时“应该”、“要”这种词很多，“你们要如何如何”，翻成英文就是“you should……”，懂英语的朋友知道，在英语里这是非常强硬的词。我在国外当大使回国后，钱其琛副总理曾问我，在国外交涉时是不是就用外交部发过去的那些口径。我说：“恕我直言，外交部的口径有些是必须照说的，但有些口径还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而转换方式。”交涉是为了打动对方，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交涉而交涉，用老子训儿子的口气怎么行呢？我们的有些口气就像是老子训儿子，“你必须如何如何”，“务必如何如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考虑到文化的不同。比如在中国说“谢谢”，对方会表示客气“不谢，不谢”；但在西方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别人说“Thank you”，你应该回答“you’re welcome”，如果说“N。”就非常不礼貌了。
龙永图
在谈判中，对于对方提出的问题，还是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进行回应。比如说，别人在谈判时提出的苛刻条件、很难的问题，我们都应从战略的高度来回应，而不是一上来就对别人提出的要求一一进行反驳。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冷静地处理问题，而不是怀着一种对抗的心理――你要我这样做，我偏不这样做；或者说别人对我们有点批评，马上就做出强烈的反应。
不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沈国放
两位嘉宾讲了这么多，让我们深受启发。下面是不是请听众提几个问题。
梅新育（听众，商务部研究院）
我读过《凯恩斯文集》。凯恩斯是我崇拜的人，他既是伟大的经济理论家，又是国际谈判专家。在《凯恩斯文集》里，我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主要意思是，诚实等美好的感情，只能存在于个人感情之间，不可能存在于国家关系之间，国家间的关系中存在着的是与诚实等美德相反的东西。吴院长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请问吴院长对这段话有怎样的理解？
吴建民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利益的关系，但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我还是赞成于右任先生的一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真正优秀的外交官会交到很多朋友，靠什么去交朋友，就是真诚。作为外交官，当然要向对方解释中国的立场是什么，但如果用一种官腔去解释，是说服不了人的。要让别人相信自己是对的，就要用对方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去解释。（掌声）
陈劲（听众，私营公司经理）
我想替吴院长给梅新育的回答做一点补充。我对吴院长话的理解是，做一个诚实、诚恳的外交官和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在谈判中不暴露国家底线、不泄露国家机密是不相矛盾的，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可以变通的。另外，我对刚才吴院长和龙部长讲到的一个问题感触特别深，这就是融入国际社会、遵守规则。但我一直觉得悲哀的是，如今的国际规则都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们东方，不理解我们中国呢？在西方的party，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穿深色西装，而在我们的culture里没有这个东西。国际关系体系都是以西方、以欧美为核心制定的，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似乎被边缘化了。我不是一个“愤青”，但我有些气不过，西方为什么不能尊重我们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实力还不够。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进入WTO，先参与进去，然后可以去修改它的规则，最后主导它。
龙永图
首先，我不太主张提中国“融入”全球化，而是主张提中国“参加”全球化。“融入”似乎有点失去自我的味道，用“参加”一词更科学些。第二，目前的规则体系大多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对此也要历史地来看。比如，市场经济是从西方国家先发展、成熟起来的，这方面的规则体系就反映了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律，这些规则很多都是反映客观规律的，不能够违背。所以，我们遵守这套规则，从更大意义上讲，也是遵循这些规则所反映的客观规律。要这样来看问题，而不要把问题政治化。对于这些规则，并不只是要求中国人遵守，美国人也在遵守，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遵守。第三，现行的规则不管有多少是不合理的，都要先适应它。我有时会拿中国参加奥运会和中国入世做一对比。我们参加奥运会的篮球比赛，不能刚进球场就说，篮筐太高了，这是按你们西方人身材设计的，为了公平起见，得按我们东方人的身高降低一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被逐出场。再如，西方国家对产品的环保标准、卫生标准等要求非常高，与我们的差距较大。我们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得按国际的标准来，否则产品就要被人家退回来。除非我们选择退出世界市场。当然，以后可以努力争取重新讨论甚至修改一些规则，但刚一开始就得按已有的规则来。我还是强调那句话，不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也不要情绪化，这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来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这才符合中国的利益。
潘凌云（听众，华为公司员工）
我想提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公司面临的一个问题。2005年我们公司的销售额已经达到82亿美元，海外的销售额占54%，第一次超过在国内的销售额，而且我们已经和欧洲一些国家有广泛的合作。但我们在和外国驻华使馆联系时发现，欧洲和美国的大门还是没有对我们打开。我们员工赴欧美签证屡次遭到拒签，直接影响了我们在欧美业务的发展。我想问三位资深的外交官，我们怎么在欧美使领馆树立我们公司的形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龙永图
中国从事对外商务的人员在签证方面的确碰到不少困难，我在谈判时也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但对这个问题也要历史地来看，这是过去中国在被人歧视的情况下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且有些国家的签证部门也很保守，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中国商务人员的拒签可能会使他的国家失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商业机会。这个问题今后会逐步解决的。这个问题可以报给商务部，在双边交涉时解决。当然，签证问题属于涉外问题，要在外交层面上解决。
吴建民
中国有些厂商不懂得外交资源的重要性，认为外交很神秘，其实，它四两拨千斤。我们的厂商要充分利用我国驻外使领馆的资源，有些事情，不妨请我们的外交人员出面沟通一下。
沈国放
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遇到签证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中国人到国外去，其中有些就是非法出境，这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重视。但我们正规的企业在“走出去”时也会碰到一些问题。就像吴大使谈的，我们首先要学会向别人介绍自己，打消别人的疑虑。第二，有些问题需要拿到外交层面解决。签证问题应该给外交部、商务部都反映一下，需要做些工作。
预定结束时间已过，还有这么多人举手提问，抱歉不能请两位嘉宾一一解答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发言。感谢听众踊跃参加我们的论坛。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请大家注意我们下次论坛的消息!（热烈的掌声。听众争相请演讲人和主持人签名、合影。）
（摘自《世界知识》2006年第7期）
相关链接
吴建民
1991―1994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
1994―1995年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1996―1998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1998―2003年任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3年7月起任外交学院院长
2003年12月起任国际展览局主席
现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
沈国放
1993―1996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1996―1998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
1998―2002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
2003―2005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2005年起任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
龙永图
1992年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
1994年起担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助理1997年起出任副部长
1995年1月―2001年9月，作为首席谈判代表领导并成功结束长达十五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2003年1月被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选举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吴建民 龙永图 沈国放
新华文摘->2006年第11期
《世界知识》杂志编者按：本来约定的题目是《对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见证和感受》，但两位演讲人却更多地谈到了我们的差距和不足――这就是他们，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而长期奔波操劳在第一线的资深的外交外贸工作者的特点：清醒、理智、客观、独立。于是在全文发表他们的演讲时，我们相应地更改了题目。
沈国放
今天是我们“世界知识论坛”的第一讲，我们请来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进行关于《对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见证和感受》的对话。两位嘉宾都是资深外交官，长期从事外交外贸工作，都参加过多次重大的多边或双边的外交谈判，经历非常丰富，现在在国际舞台上仍然十分活跃。应该说，以他们个人的经历来谈我们今天设定的这个主题，一定会让我们受益匪浅。
我们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在飞速发展，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上升。中国“块头”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上各方的关注，出现了各种正面和负面的反应。怎样客观地评价我们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作为中国人，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我们应该自豪，同时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看到差距和不足，搞清楚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应该怎样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在自我评价时，有时会比较片面，不能客观地来看待自己，这点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发展起来了，会不会在“村”里欺负人
吴建民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沈总编提出的这个主题很好，很及时。中国现在正在崛起，全世界都看到了。将来人们回顾2005年的时候，可能会说这一年是中国崛起年。中国崛起、中国发展，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为什么说2005年是中国崛起年呢？我个人就有不少体会。从2005年年初到年底我参加了很多国际会议，有些会议的主题原本并不是中国问题，但大家一坐下来，说不了几句话，就会谈到中国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首先是我们的力量确实在发展，其次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让别人感到了我们的发展，而且这种感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过。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我就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去了联合国工作。那时到美国的超市去看，真是羡慕的不得了，当时我想中国人哪一天才能发展到这种程度，我这辈子怕是看不着了。那年我32岁。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前后工作了十年，第一次是1971年到1977年，那时在美国根本看不到中国货。第二次是1985年到1989年，那个时候在美国的地摊上开始有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东西了，但中国大陆的产品仍旧非常少。我2005年又去美国，有美国朋友开玩笑说，吴先生，现在给您送个礼品很难，因为买不到不是中国造的东西。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中国人出国身上的外汇很少，就是我们这些外交官的外汇也少得可怜。20世纪70年代我出去的时候，每个人只有相当于20元人民币的外汇，根本无法买东西。2005年12月我又去了一趟法国，在巴黎机场的免税商店里，竟竖着中文招牌：这里收人民币，欢迎光顾。这是在巴黎，不是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却也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产品，大家都会感觉到中国崛起的影响。
我在国际上的朋友很多，他们中就有人对我说，你们不是一个小国，你们与日本也不一样，人口是它的十倍，你们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你们是在世界上领先了1500多年的国家。言谈话语中就有对中国崛起的担心。
不仅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有着这样的担心。2005年2月我作为国际展览局主席去突尼斯访问，想把世博会向非洲大陆和伊斯兰世界推广。突尼斯总理对此非常欢迎，认为只有中国人当展览局主席才会出这个点子，他先讲了一通表示欢迎和感谢的话，但之后却话锋一转说：“吴主席，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既钦佩，又害怕。”我问他怕什么，他说：“你们的纺织业太厉害了，我们突尼斯现在出口的纺织品每年是40亿美元，是突尼斯的大宗出口产品，维持20万人的就业，相当于全国就业总数的十分之一。2005年1月1日纺织品配额取消后，我们突尼斯的纺织品抵不过中国了，你们把我们打垮了，我们怎么办呢？我这20万人失业了，我这个总理还怎么当呢？能不能向中国政府转告一下，高抬贵手，帮帮忙吧。”他并没有讲“中国威胁论”，但他认为中国太强了，对他们自然就会产生影响。
回过来再看我们国内一些人的言论，也确实有些让人不放心。近些年来我发现不少国人都有这样的心态：我们现在都这么强大了，还要韬光养晦吗？中国人到了该“硬”的时候了。之所以产生这些想法，我认为是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没有真正了解世界上怎么看待中国。其实，世界就像一个村子，现在不是都讲地球村吗？这个村有30户人家，其中有一家突然富起来了，别人会怎么看它，都鼓掌欢迎？不一定吧。因为从世界的发展史来看，其他大国发展起来后都会扩张，中国会不会也扩张呢？会不会在“村”里欺负人？所以我认为，中国在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崛起的过程中，会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障碍。在这种状况下，世界最怕的是什么？是你的民族主义上升。我们将举办2008年奥运会，届时全世界都会聚焦中国。这很难单纯地用“好”还是“不好”来回答，因为当全世界聚焦中国的时候，中国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都会被放大。如果在奥运会上，再像前年在北京举办的亚洲杯足球赛那样，对日本队从头“嘘”到尾，就会在世界上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人们就会说，中国怎么是这样？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困难是不是会大大增加？世界怕你了，就要防你，给你设置障碍。
“弱国心态”必须摆脱
吴建民
我们国家是由一个穷国慢慢发展起来的，不少人还存在着弱国心态。我举个例子。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次我坐火车时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显然是有了点钱的人，买了一只烧鸡，一家三口以很夸张的样子大吃大喝，弄得狼藉不堪。当别人善意地劝他收拾一下时，他却很无理地说：“你吃得起吗？!”（听众笑）这就是一种显摆，刚开始富，唯恐天下人不知，“老子富起来了，你们不要小看了我”。那时有些人穿西服，还故意把商标留在袖子上面，想让人知道“老子现在富了，穿名牌了”。（听众笑）就是这种心态。
现在国内经常有一些人指责说，中国外交太“软”了。那么，怎样才称得上是“硬”呢？
我们现在是快速发展时期，对国外的依存度非常高。要克服弱国心态需要一个过程，但我特别同意主持人刚才讲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困难，我们怎么样才能减少这些困难？小平给我们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就是很好的方针。“韬光养晦”的反面是锋芒毕露。在世界上是韬光养晦好，还是锋芒毕露好？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树敌太多，认为自己强了，就可以四处刺人，那么最后受损失的是我们自己。因此，在中国日益发展的情况下，树立正常的国民心态太重要了。在我看来，弱国心态主要有这样几个表现：
一是喜欢把自己的事情夸大一些。说得不好听的话，就是有些吹牛。二是不喜欢讲自己差的方面，总是强调自己的理由。这实际上也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三是对别人的批评太在意。张三说你两句好话，立刻就大肆宣传；李四批评几句，立刻就说这是反华言论。其实，好话坏话都要进行分析。说好话的人心里是不是真的这样想也不可知；而那些说你有毛病的人，有些是恶意的――世界上对中国充满偏见的人有的是，但也有些人是给你指出问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冷静听一听呢？有一点我们应该很清醒，那就是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世界上决不会都是三呼万岁的。
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有很多的智慧，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学会运用这种智慧。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要冷静，对待我们面临的复杂形势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鲁迅说过两句话，一个叫作“打杀”，一个叫做“捧杀”，把你捧得高高的会摔得更重。我现在听到表扬中国的话时就比较警惕。
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外交部有位同志去北大讲中日关系，结果被学生“嘘”下台了。所以，2005年4月我应邀去大学里讲中日关系时还想过，等待吴某人的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下场。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我讲要分清爱国和误国的界限，最后学生给我的掌声相当热烈。所以我认为，只要道理讲清楚，我们这个民族会理智起来的。（热烈的掌声）
树立“负责任和开放”的形象
龙永图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入世谈判长达15年，是迄今为止所有国家中为加入世贸组织或关贸总协定谈判时间最长的（不知俄罗斯是否会打破这一纪录）。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时间那么长，谈得那么苦？当然，这里有很多复杂因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谈判这15年正好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5年，也是中国国力越来越强的15年。你越强，别人对你的要求就越高；如果你的贸易地位无足轻重，别人也就不会对你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蒙古国入世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它的条件就很宽松。所以说，中国入世的艰难也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使得别人很“看重”我们。有个外国谈判代表对我讲：“你们的困难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的（经济）成功成了你们谈判中最大的问题。”我认为他的这番话还是充满了辩证法的。假如我们谈判这15年是中国国力日衰的15年，可能人家就让你进来（入世）算了，因为你无足轻重。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入世那么难，为什么别人要给我们这个“庞然大物”制造困难。
面对日益艰难的谈判，怎么办？是采取对抗的态度吗？有些同志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强了，怕他们干什么？!甚至有人说，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不加入世贸组织不也活得挺好的，干吗非要低这个头？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想法。当时，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市场经济俱乐部”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自身的需要，别人对我们要求越严，我们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得就会越稳。所以，当时我们对谈判对手苛刻的条件以积极的态度做出了反应：我们承诺会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办事，逐步开放我们的市场。可以用八个字对我们入世谈判这15年做一总结：遵守规则、开放市场。我们虽然强大，但我们承诺遵守规则。因为对方的心理是：一个国家，不管它多强大，如果遵守规则，就不会对世界造成威胁。
我们中国在日益强大后做出的重要反应就是通过入世承诺按WTO的规则办事情。另外，我们也加入了人权、裁军等领域的很多国际协定。这说明，中国在日益强大后是准备按国际规则行事的，其他国家对中国有什么好怕的？!所以，这点对于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很重要。我们通过入世和加入其他国际协定，接受大家都在遵守的国际通行规则，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强大后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也是中国入世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在经济力量强大后通过入世承诺开放我们的市场，这条也很重要。因为对我们的入世谈判对手来说，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市场是开放的，那么这个国家越强大，它对世界的贡献就会越大，对国际经济关系来说就是一个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因素；反之，如果你国力很强大，但却实施重商主义的、闭关自守的政策，只重出口，不重进口，人家当然就怕你。
所以，我们通过入世谈判中的这两条承诺（遵守规则、开放市场）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强大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我们遵守规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开放市场，是一个愿意与别国合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损人利己的国家。我们入世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在全世界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和开放”这一形象。
这些年里，我们和外国的贸易摩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有的同志就问我，你说入世能为中国营造一个比较好的贸易环境，但为什么现在的贸易环境反而比以前差了？看来谈判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加宽松的贸易环境。我对此的答复是：我们入世后每年的对外贸易是在以20%～30%的速度增长，这样的高速发展使我们在2004年，即入世后的第三年就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特别是我们的出口增长迅速。这当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应――中国的出口可能对别国构成威胁，这其实是合乎逻辑的常理。另外，贸易摩擦的增加也恰恰是中国实力增强、贸易地位提升的一个表现。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贸易摩擦，要以平常心来对待，因为这是贸易实力壮大后的一个结果。更何况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贸易秩序确实有很大问题，恶性竞争也不少，这当然会给人以口实。对此我们也要进行反思。早在纺织品配额取消（2005年1月1日）前，我就在国内很多地方大声疾呼，要企业在配额取消后“悠着点”，不要过大规模出口，否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中国出口纺织品的企业成千上万，而且行业协会也不是很有力。有些纺织品出口以200%～300%的速度增加，别人当然受不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做出反应。其实，对此反应最强烈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并非欧美。所以，我们重新接受数量限制势在必行（最后在2005年达成了我们与美国和欧盟的纺织品协定）。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其实，在纺织品问题上，中国对美国、欧洲等造成的冲击是很小的（因为它们的纺织业已经很小了），但对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埃及等的冲击是很大的。今后，对中国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在出口时进行适当的约束是必要的。这样做，一是为了全球的贸易秩序，二是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学着做一个“大国”公民
龙永图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怎样做一个大国的公民？这很重要。我们现在是一个大国，也许20年后就会成为一个强国。但目前我们很多人在素质上和心态上与中国的大国身份不符。我们经济发展很快，但人的素质的提高与心态的转变没有跟上中国的变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差的，就像吴大使刚才说的那样。中国人在公共场所目无旁人，大声喧哗，在中国如此，到外国去亦如此；在商场里面拿着钞票显富；购物不排队；一桌菜刚吃1/3就扬长而去；等等。这些事真让我们不好意思。现在到国外去旅游的中国人很多，如何展示我们的形象，尊重其他国家的风俗习惯，学习并尊重当地人民，很值得大家深思。
这方面做不好，是要引起别人反感的。有个外国人跟我讲，如果你们中国的形式主义、铺张浪费减少一点，GDP还可以增加0.5%。节约是美德，我和李嘉诚先生有些接触，深感李嘉诚先生虽是世界华人首富，但在这方面他做得就很好。这方面的问题不克服，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
另外，对反倾销、贸易摩擦，要以平常心对待，不要将它政治化。贸易问题就是贸易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贸易问题非政治化，将摩擦控制在贸易的范围内来解决。如果将贸易问题政治化，扩大到政治层面，对我们是不利的，会损害我们总体的政治关系，而这一关系对我们非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一些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的东西会损害我们大的利益。我们要从大局着眼，小的方面可以妥协。所以，大到外交政策、小到每个公民的行为，都要体现出一个和平的、负责任的国家的形象，对此，我们每个公民都有责任。通过我们不断做工作，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国成为一个为全球所接受、所欢迎的国家，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的课题。（热烈的掌声）
不讲策略的强硬并不意味着爱国
沈国放
中国强大了是事实，力量上升了也是事实。比如有外国朋友说，如果中国粮食大丰收了，世界的粮食价格马上就下跌；如果有消息说中国有煤炭或者钢铁需求，世界的煤炭或钢铁价格马上就会上涨。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稍微抖一抖，世界就会为之紧张。所以，中国强大了，力量上升了，世界怎么看我们，中国国民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大的课题。
从小的方面来说，中国国民在国外，也要有一个文明大国的国民形象。虽然现在中国人文明程度在提高，但有一些做法还是让人感到痛心。比如说，电梯门一开，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中国人就抢着冲进去了。文明的做法应该是等电梯里的人出来后再进，而且女士优先。还有，在街上扎堆抽烟的多半是中国人，旁若无人地打电话或大声讲话的也是中国人，在纽约第五大道我就看到过这种情况。
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国家强大以后，在外交和外贸谈判中也应该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现在强大了，还怕什么，我们就应该强硬。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尽管国家在不断地强大，但在谈判中还应该注意到哪个地方应该坚持，哪个地方应该灵活，哪个地方要做出妥协，即要找出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我经常讲，不讲策略的强硬并不意味着爱国。
（吴建民插话谈判中强硬是最容易的，第一可以在国内政治中得分，人家说这个外交官真强硬；第二可以不动脑筋，因为要找出一个合适的妥协方案是很不容易的，需要进行充分的研究，既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又要使问题能向前推进。）
（龙永图插话我同意吴大使的说法。在国际谈判中，妥协是件很不容易做的事情，要研究许多材料才能找出妥协方案；而强硬则是容易的。不要沉不住气，人家刚一说你有什么不好，马上就去反击；如果说你一点儿好，马上就去表扬人家，给回报什么的。这很浅薄、幼稚。总之，处理对外关系要沉住气。）
国际上的一些游戏规则我们还是应该遵守的，欧洲有报纸说中国像是闯进瓷器店的大象，实际上就是担心中国强大以后不遵守游戏规则，大象在瓷器店里稍微一动尾巴，就会弄得不可收拾。
我们力量上升了，经济发展了，对外应该怎样塑造中国的形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经常喜欢用一些大的词，比如说“把……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外国人就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历史的垃圾堆？它在哪里？（听众大笑）有同志在国外答记者问时，当有人提出在中国发现了非法贩卖囚犯器官的情况时，该同志马上否认，说这是造谣，无中生有。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外交官在国外，并不是对国内的所有情况都有所掌握，你怎么就可以一口否定呢？至少你可以说，这种做法是中国政府不允许的，它绝不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我们一定会进行调查，希望您能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如果这样回答，对方觉得你是在说理，感到难堪的是他，因为对方很难提供详细资料。这个问题也就到此结束了。（热烈的掌声）
还有，我们中国人出去演讲，常常像在国内那样习惯地说，我对这个问题缺乏研究，或者研究不深，肯定有地方讲得不够透彻，希望大家谅解。外国人下来就跟我们讲，这个人既然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我还要给你稿费。（听众笑）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你应该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深，而且我的观点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当然，肚子里要有真东西才能去讲，否则就是胡说了。我们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懂得怎样让他们重视你。所以，如何在国际上塑造中国的形象？怎么样来宣传中国？中国的公关方式与西方有哪些不同？是不是可以相互借鉴？确实需要研究。龙永图秘书长、吴建民院长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各种国际场合，包括在达沃斯会议及各种地区会议上都不断地宣传中国。通过合适的场合、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宣传中国，这点很重要。
大与小长与短软与硬
吴建民
我认为在向国外宣传中国的时候有几对关系要处理好。
一是大与小。中国人习惯抓大放小，似乎认为小的可以忽略不计，这点一般来讲也是对的。然而，如同判断一个人，往往细节更能够说明问题。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医药界的跨国公司老板来中国找合作伙伴，到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药厂参观。厂里非常欢迎，厂长亲自接待并陪同参观。但就在参观过程中，厂长随地吐了一口痰，就是这一口痰毁掉了一个大的合作项目。
有本书叫《细节决定成败》，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法国政界红人法比尤斯，有一次与希拉克总统进行电视辩论。希拉克是政坛元老，而法比尤斯才40岁左右就当了总理，可以说是少年得志。法比尤斯在辩论后对希拉克做了一个很不礼貌的手势，就是这一个似乎不太引人注意的举动，使得他在其后的民意测验中威望大跌。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中国人在走出国门后的一些不文明的言谈举止，看上去也都是小事，但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我还碰到过这样一件事：在国外出席一个非常正式的晚宴，男士正装应该是深色西服，偏偏有一位中方官员穿着浅色西服和白袜子进去了，让大家大跌眼镜。
二是长与短。中国人通常喜欢讲长话，当然，如果是非常有内容的长话也会吸引人，但我们通常讲的长话里面有许多是套话。
（龙永图插话我们有些套话翻成英语时非常难翻，如“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多层次的”，这些话我们在座的懂英文的能试着翻一下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用最简短、最通俗的话表达出你的思想，这反映了中国人的水平和形象。）
就像我们平时读报纸一样，大块头的文章很多人就看个题目，相反，豆腐块文章标题很吸引人，就看下去了。
三是硬与软。现在中国有些青年人血气方刚，很厉害，讲话嗓门也大。如果中国人在世界上讲话都是声色俱厉，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人是有感情的，在讲到核心问题时，带些感情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但一般来讲，讲话应该娓娓道来，把道理讲得很清楚，这样才更容易争取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像吵架那样，总是情绪非常激昂，那样是很难赢得人心的。中国人应该在国际上树立一种讲道理的形象。像2005年春天，我们一些激进的年轻人去砸日本驻华使馆，这是不行的，因为这违反了国际法。我在一所大学里专门问学生，这究竟是爱国还是误国呢？外国人会怎样看待我们？我们都以为这样做韩国人会高兴，因为韩国人的反日情绪一向都很高涨。但后来我与韩国人聊起这个问题时，韩国人说，中国人真可怕呀。他们说，韩国人游行是事先报批的，韩国人情绪激烈时可能会自残，例如切掉自己的手指，但不会砸对方的使馆。
四是要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什么话对方能够听得进去。中国人说话时“应该”、“要”这种词很多，“你们要如何如何”，翻成英文就是“you should……”，懂英语的朋友知道，在英语里这是非常强硬的词。我在国外当大使回国后，钱其琛副总理曾问我，在国外交涉时是不是就用外交部发过去的那些口径。我说：“恕我直言，外交部的口径有些是必须照说的，但有些口径还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而转换方式。”交涉是为了打动对方，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交涉而交涉，用老子训儿子的口气怎么行呢？我们的有些口气就像是老子训儿子，“你必须如何如何”，“务必如何如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考虑到文化的不同。比如在中国说“谢谢”，对方会表示客气“不谢，不谢”；但在西方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别人说“Thank you”，你应该回答“you’re welcome”，如果说“N。”就非常不礼貌了。
龙永图
在谈判中，对于对方提出的问题，还是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进行回应。比如说，别人在谈判时提出的苛刻条件、很难的问题，我们都应从战略的高度来回应，而不是一上来就对别人提出的要求一一进行反驳。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冷静地处理问题，而不是怀着一种对抗的心理――你要我这样做，我偏不这样做；或者说别人对我们有点批评，马上就做出强烈的反应。
不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沈国放
两位嘉宾讲了这么多，让我们深受启发。下面是不是请听众提几个问题。
梅新育（听众，商务部研究院）
我读过《凯恩斯文集》。凯恩斯是我崇拜的人，他既是伟大的经济理论家，又是国际谈判专家。在《凯恩斯文集》里，我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主要意思是，诚实等美好的感情，只能存在于个人感情之间，不可能存在于国家关系之间，国家间的关系中存在着的是与诚实等美德相反的东西。吴院长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请问吴院长对这段话有怎样的理解？
吴建民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利益的关系，但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我还是赞成于右任先生的一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真正优秀的外交官会交到很多朋友，靠什么去交朋友，就是真诚。作为外交官，当然要向对方解释中国的立场是什么，但如果用一种官腔去解释，是说服不了人的。要让别人相信自己是对的，就要用对方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去解释。（掌声）
陈劲（听众，私营公司经理）
我想替吴院长给梅新育的回答做一点补充。我对吴院长话的理解是，做一个诚实、诚恳的外交官和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在谈判中不暴露国家底线、不泄露国家机密是不相矛盾的，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可以变通的。另外，我对刚才吴院长和龙部长讲到的一个问题感触特别深，这就是融入国际社会、遵守规则。但我一直觉得悲哀的是，如今的国际规则都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们东方，不理解我们中国呢？在西方的party，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穿深色西装，而在我们的culture里没有这个东西。国际关系体系都是以西方、以欧美为核心制定的，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似乎被边缘化了。我不是一个“愤青”，但我有些气不过，西方为什么不能尊重我们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实力还不够。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进入WTO，先参与进去，然后可以去修改它的规则，最后主导它。
龙永图
首先，我不太主张提中国“融入”全球化，而是主张提中国“参加”全球化。“融入”似乎有点失去自我的味道，用“参加”一词更科学些。第二，目前的规则体系大多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对此也要历史地来看。比如，市场经济是从西方国家先发展、成熟起来的，这方面的规则体系就反映了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律，这些规则很多都是反映客观规律的，不能够违背。所以，我们遵守这套规则，从更大意义上讲，也是遵循这些规则所反映的客观规律。要这样来看问题，而不要把问题政治化。对于这些规则，并不只是要求中国人遵守，美国人也在遵守，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遵守。第三，现行的规则不管有多少是不合理的，都要先适应它。我有时会拿中国参加奥运会和中国入世做一对比。我们参加奥运会的篮球比赛，不能刚进球场就说，篮筐太高了，这是按你们西方人身材设计的，为了公平起见，得按我们东方人的身高降低一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被逐出场。再如，西方国家对产品的环保标准、卫生标准等要求非常高，与我们的差距较大。我们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得按国际的标准来，否则产品就要被人家退回来。除非我们选择退出世界市场。当然，以后可以努力争取重新讨论甚至修改一些规则，但刚一开始就得按已有的规则来。我还是强调那句话，不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也不要情绪化，这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来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这才符合中国的利益。
潘凌云（听众，华为公司员工）
我想提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公司面临的一个问题。2005年我们公司的销售额已经达到82亿美元，海外的销售额占54%，第一次超过在国内的销售额，而且我们已经和欧洲一些国家有广泛的合作。但我们在和外国驻华使馆联系时发现，欧洲和美国的大门还是没有对我们打开。我们员工赴欧美签证屡次遭到拒签，直接影响了我们在欧美业务的发展。我想问三位资深的外交官，我们怎么在欧美使领馆树立我们公司的形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龙永图
中国从事对外商务的人员在签证方面的确碰到不少困难，我在谈判时也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但对这个问题也要历史地来看，这是过去中国在被人歧视的情况下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且有些国家的签证部门也很保守，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中国商务人员的拒签可能会使他的国家失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商业机会。这个问题今后会逐步解决的。这个问题可以报给商务部，在双边交涉时解决。当然，签证问题属于涉外问题，要在外交层面上解决。
吴建民
中国有些厂商不懂得外交资源的重要性，认为外交很神秘，其实，它四两拨千斤。我们的厂商要充分利用我国驻外使领馆的资源，有些事情，不妨请我们的外交人员出面沟通一下。
沈国放
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遇到签证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中国人到国外去，其中有些就是非法出境，这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重视。但我们正规的企业在“走出去”时也会碰到一些问题。就像吴大使谈的，我们首先要学会向别人介绍自己，打消别人的疑虑。第二，有些问题需要拿到外交层面解决。签证问题应该给外交部、商务部都反映一下，需要做些工作。
预定结束时间已过，还有这么多人举手提问，抱歉不能请两位嘉宾一一解答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发言。感谢听众踊跃参加我们的论坛。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请大家注意我们下次论坛的消息!（热烈的掌声。听众争相请演讲人和主持人签名、合影。）
（摘自《世界知识》2006年第7期）
相关链接
吴建民
1991―1994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
1994―1995年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1996―1998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1998―2003年任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3年7月起任外交学院院长
2003年12月起任国际展览局主席
现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
沈国放
1993―1996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1996―1998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
1998―2002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
2003―2005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2005年起任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
龙永图
1992年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
1994年起担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助理1997年起出任副部长
1995年1月―2001年9月，作为首席谈判代表领导并成功结束长达十五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2003年1月被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选举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