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太长了，大家先看着上面这个文章，有耐心者可以接着看下面这篇文章：
谢选骏来稿：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
万维读者网 作者: 谢选骏 2006-12-08 17:20:04
http://news.creaders.net/comment/newsViewer.php?id=694490
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历史研究者余英时博士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及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最近，余英时院士荣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成为华人世界的一大新闻。因为该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JohnW. Kluge）资助下于2003年设立的，其目的在“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奖）。据说该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语言，只要在人文研究范畴，包括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即有机会获奖。2003年第一届克鲁格奖颁给了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2004年是由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获奖。2005年则没有获奖人。
我们在为余英时院士高兴之余，同时也看到他在就此得奖而回答记者采访时，体现出对于欧洲乃至西方历史的相当陌生乃至重大误读。例如他在解答《凤凰周刊》的提问时，就进行了不少错误的论述。下面略举三例。
例如1：“我认为西方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最早的来源应当是希腊文明，就是以人的理性为主体，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认为“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尤其“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的论述，与事实对照，时空错落了一千多年。
我们知道，基督教的逐步兴起，并非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中古以后”，而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一百五十年的公元311年4月。这时，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与加勒留（Galerius）共同颁布《宽容敕令》（The Toleration Edict of Galerius），停止迫害基督教会。312年，君士坦丁一世与马克西米安（Maximian）之子马克森（Maxentius）争夺王位，在米里维安桥（Milvian Bridge）边展开决战，决战前，君士坦丁一世看到西沉的太阳之上有一座十字架，写着光芒四射的希腊文“In Hoc signo Vinces”，意思是“靠此记号，就必得胜”。第二天10月28日，君士坦丁一世命令所有士兵穿上十字架标记的军装，果然一战得胜，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统治者。于是，罗马帝国在西部对教会的迫害立即停止。313年，君士坦丁一世与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者李锡尼（Licinius）颁布《米兰敕令》（The Edict of Milan），使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享有平等权利。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失和，战火重燃，东部统治者为争取异教（Paganism）支持，而重新迫害基督教会。323年，李锡尼终于战败，翌年被处死刑，君士坦丁一世统一了罗马帝国并颁布一系列谕令，给予基督教会以特权。324年，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在尼西亚（Nicaea）召开，史称“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此会议不仅解决了亚里乌派（Arianism）的异端问题，并制定了《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罗马太阳神教（Mithraism）开始走向没落，其不少内容被新的国教即基督教消化了，甚至原来被列为罗马万神殿（Pantheon）崇拜对象之一的波斯太阳神（即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其诞辰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原是异教徒节日（在罗马历书也是冬至农神节期），也被改头换面为耶稣基督的圣诞节（Christmas）。崇拜太阳神的异教徒原来是把这天当作明春的希望、万物复苏的开始，因为日照最短的冬至日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意味着 “太阳死去”，到二十五日正好是“死后三天复活”，与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似乎一致。
此后罗马帝国虽然日渐衰弱，但基督教却蒸蒸日上。九世纪以后，北欧本土也迅速基督教化了。北欧人接受基督教，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如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年）对撒克逊人（Saxon）、基辅（Kiev）大公弗拉基米尔（Prince Vladimir）对斯拉夫人（Slavs）所做的那种强迫施洗；北欧人是自愿归化。其前兆表现为，北欧诸王都乐于采用基督教文化中的通用名字，然而正是这种“过分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致使北欧古代文化迅速消亡了。
事实上，余英时院士认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是把话说反了。应该修正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衰落。”
至于说余英时院士说“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更是离谱、走板。应该修正为：“到了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注意，是“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而不是“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罗马帝国崩亡”前后，得以确立的价值观恰恰是反抗理性人文精神的基督教神秘主义。
例如2：“基督教文明特别到了十二、三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
例如3：“基督教教义中的‘信望爱’和希腊的人文理性相结合，从而形成西方文明的内核。如果历史地看待，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有时候二者之间会有冲突，甚至是敌对的和相反的，但是从某个角度看，他们又是一体的，是西方文明的不同面相。”（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此话把基督教等同于希伯莱文明，大谬也。
一般西方历史的研究者们都承认所谓“两希合流”即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互相影响，交织成就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但却很少有人使用“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这样的表述来描述那段历史。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两希合流”即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互相影响的结果，基督教本身并非希伯莱文明；因此 “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无法构成二元。实际上，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有相当部分是重叠的，而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才构成二元。在这种意义上，说“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是不能成立的。这还因为基督教的《新约圣经》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明显是希腊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就是诞生在希腊文化中的，怎么可以说是一千多年以后的后来，“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才“走向了结合”的呢？
如何纠正余英时院士这个错误呢？我认为，合乎常理的说法应该是：“基督教文明和异教文明走向了结合”。因为基督教自从诞生之日，就和异教同在希腊文化中活动。这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是一目了然的。
余英时院士的再一个误读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也不是发生在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十二、三世纪”，而是要早上一千年，在二、三世纪的早期教父时代就发生了。最后形成了基督教神学。不论是先行的希腊教父们还是后起的拉丁教父们，都是熟读纪元前后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哲学的。
至于十二、三世纪，则是基督教经院哲学成熟的时代，不可被误读为“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东西方教会的分裂（1054年）、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 and war in Palestine，1096─1271年），都有希腊语和拉丁语角力的背景。最后，希腊语和拉丁语谁也无法征服同化对方，导致罗马帝国的永久分裂。
前30年，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Princeps），至公元193年结束；然后“三世纪危机时期”绵延到284年，这时历史教衰微，基督教迅速发展，世俗统治的危机深入；284年至476年罗马帝国由元首制转为君主制（Dominus）。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约243─313年）和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280至337年）是代表人物，神权政治正式登场。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与罗马开国者同名），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为都，多活了一千年，存在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灭亡后，大批学者逃亡西欧，把希腊文化带入西欧，促进了西欧神权政治的解体和文艺复兴，构成一个“死亡了的文明整合世界”的范例。
我们知道2006年度和余英时一同获奖的弗兰克林，现年91岁，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本身为非裔的弗兰克林，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但这却使我们想到，今年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莫非是用来专门安抚非白人少数民族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何美国的主流学界会挑选余英时院士这样一位对欧洲历史相当陌生的华人学者来荣获此一殊荣了。
当然我最希望的就是，《凤凰周刊》的下述报道是误报，余英时院士根本就没有对《凤凰周刊》发表上述的言论。这一切都是《凤凰周刊》的记者自己想象和编造的。
2006年12月8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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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
(2006年12月08日)
文/记者 王子麦
“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JohnW. Kluge）资助下于2003年设立的，其目的在“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奖）。该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语言，只要在人文研究范畴，包括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即有机会获奖。2003年第一届克鲁格奖颁给了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2004年是由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获奖。2005年则没有获奖人。
本年度和余英时一同获奖的弗兰克林，现年91岁，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本身为非裔的弗兰克林，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墅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退休，现居美国。
余英时教授的家在普林斯顿的郊外，那里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余先生的家隐匿在树木丛中，距离余家最近的房子有一百多米，驱车到市区需要穿越一条长达十分钟车程的林中路。
“我过的是隐居的生活”仍然带着浓浓安徽口音的余英时先生说。就是这位“隐士”，11月15日，获得了被誉为社科类诺贝尔奖的布鲁格奖。
11月20日凌晨（美东时间晚间），本刊记者拨通了余英时先生家的电话，本想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余先生。他的家人告诉记者，余先生从来不用计算机，她说： “我们是古代人。”于是记者通过电话对余先生进行了一次专访。
凤凰周刊：余先生，听您还是有很浓的安徽口音啊，您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多少年？
余英时：我生在大陆长在大陆，在安徽省潜山县老家生活过9年，给我很深的生活烙印，所以到现在我还会讲安徽话。
凤凰周刊：克鲁格奖是和诺贝尔奖相齐名的，这次您获得此项殊荣，可以和另外一位法国籍华人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相提并论了，这是否意味着您的学术造诣达到了一个学术的巅峰？
余英时：克鲁格奖被认为是最高的人文社科类奖项，专门颁给诺贝尔奖不颁发的领域，如数学、人文社科等领域，两者的奖金也是一样的。本年度克鲁格奖获得提名的有两千人，但是最后颁发给了两个人。这个奖项的确是对我学术事业的一个肯定，但是谈不上我达到了学术事业的巅峰，前几天美国本土的一些媒体采访我，我就告诉他们，我希望这个事情尽快过去，我还要继续我宁静的生活和研究工作，至于外面怎么看待我获奖这个事情，我不太关注。只要我的身体还可以，我还要继续做我的研究工作。
凤凰周刊：很有意思的是，这次与您一道获奖的还有一位是非洲裔的学者，因为研究非洲的黑人文化而著称。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和非洲文化一样在西方应当属于一个边缘性的学科，为什么这次您的治学在西方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余英时：至于为什么颁奖给我，其中原因我也很难说。克鲁格奖是一项国际性的声誉和诺贝尔奖相等同的大奖，正因为其不分国界，可能是评选委员会脱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如果以西方为中心的话，我想肯定会轮不到我的。我想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文明不单单是西方文明，人类文明是一个多重生态、多姿多彩的领域。
凤凰周刊：余先生，您的一生都在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交际中生活，您是感觉在文明的夹缝中生活呢，还是觉得是同时享有两种文明的光彩？
余英时：我倒从未觉得在文明的夹缝中生活，相反我栖居在两种文明中汲取两种文明的养分，既感受到东方文明的好处，也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好处。我1955年来到美国，当时我在文化上已经成熟，我师从钱穆先生并深受钱穆先生的影响，大家都知道钱穆先生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人，我虽然作为晚辈缺乏和他一样的宗教情怀，但是我也和他一样也深爱着中国文化。
凤凰周刊： 就您个人来讲，您觉得您自己是新儒家的色彩多一些呢还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色彩多一些呢？
余英时：我曾经多次跟别人说过，我不是什么新儒家，我只是研究儒家喜欢儒家，我也知道儒家有很多好处，但是我不愿意给自己贴任何标签，我什么家也不是。直到最近几年，此前未授权中国大陆出版我的著作，是中国大陆兴起新儒家运动把我涵盖在内，并且给我编辑了一本新儒家研究的文集，其实是一种误会，我不愿意承担新儒家的这个名义。当然我很热爱儒家，我的很多价值观也是儒家的，我在独立地做我自己的事情，至于社会怎么反映那是社会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这个不能强求，尤其不希望在公共空间中为名利钻营。
凤凰周刊： 我个人认为，从您著作文本的基本表述来看，您的安身立命之本还是很清晰的自由主义者，是否可以认为您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呢？
余英时：这个没错，我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给我的影响很深，我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儒家之间并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可以创造性转化，可以互相吸取对方的思想资源。如果翻开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清朝末年，最早接受西方民主、自由、科学这些概念的中国人都是这些信奉儒家的学者，如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都是儒家，甚至陈独秀最早也是相信儒家的。陈独秀1930年代在狱中着文曾说：“孔孟很好，‘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句话就很有道理，是最好的观念。”实现民主自由需要有文化背景，我相信中国文化是含有民主自由的要素的，如果不给新儒家做狭义的界定的话，儒家文化可以培养出民主自由的东西来。例如儒家曾讲“万物并行而不害”，其含义就是不要独占一切，这就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观。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因为信仰不同而互相杀戮，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这一点和西方不同。
凤凰周刊： 台湾的政治转型的成功代价很小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民主自由相兼容？
余英时：一点不错，我认为台湾自从1895年割让给日本之后，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直没有受到大陆暴力革命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很好地留存，台湾保存的是相当原始的中国文化，儒家在台湾的影响力很大，这也是台湾后来以极小的代价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精神资源。香港也是这样，没有受到暴力革命的摧残，逐步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来。我也希望中国大陆充分借鉴传统文化的资源，成功实现政治和社会的转型。
凤凰周刊：最近有位学者写了一篇名叫《美国的本质》的长达10万字的长文，作者认为美国的精神就是基督教新教精神，西方文明的内核是基督教文明，是圣经文明，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儒教在强势的西方文明之中当何以自处？
余英时：我认为西方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最早的来源应当是希腊文明，就是以人的理性为主体，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特别到了十二、三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信仰是非理性的，和希腊文明结合之后，信仰就获得了理性的依据。神学最早就是在希腊那里来的，神学就是人类不仅仅满足于信仰，要用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仅仅是信仰就没法证明，人类理性总是要拷问“上帝为什么存在？”这样的问题。基督教教义中的“信望爱”和希腊的人文理性相结合，从而形成西方文明的内核。如果历史地看待，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有时候二者之间会有冲突，甚至是敌对的和相反的，但是从某个角度看，他们又是一体的，是西方文明的不同面相。唯科学论、唯理性论的人往往认为宗教不会存在了，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理性不能忽视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也不能忽略理性，二者并行不悖。
至于儒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作为非宗教徒，我个人认为宗教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态。和基督教相比，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讲求“心”，这个人心不是一般的人心，而是首先要遵从天命，“天地君亲师”，人心在这里获得了本体价值的存在依据。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儒教也是一种宗教，因为在儒教看来，人不单是七尺之躯，而是获得神性的存在的。从韩国、日本、台湾等地方的信仰生态来看，基督教占据了很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但是和儒教之间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冲突，可见二者是可以和睦共处的。
凤凰周刊：有一项统计资料表明，美国人口中大约93%的人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其中75%的人表示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在美国这么强盛，近年来您认为在美国基督教有没有边缘化的趋势呢？
余英时：近年来美国的确也有基督教被逐步边缘化的趋势，基督教教会里的丑闻也比较多。这个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过分强调“戒律”有很大的关系，这与中国以前过分强调道德约束而造成虚伪之风盛行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所以不能认为宗教信仰就是一切，也不能认为完全不要宗教信仰。要改善人的生活人不能没有理性，社会的发展不能光靠上帝的。大家知道爱因斯坦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因为他是犹太人，犹太教是有上帝观念的，但是他也认为“上帝不会随便掷”。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但是也承认量子力学本身也是站得住脚的。
凤凰周刊：说到爱因斯坦，我想起来一个传闻，听说您在普林斯顿办公室的办公桌都是爱因斯坦留下来的，是这样吗？
余英时：是的，的确有这种说法。普林斯顿是一个盛产大哲的百年学府，有很多知名学者在这里任教或从事研究工作。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做过多年的研究，应该用过不少书桌，我用过的可能是其中一张，不过后来由于搬家这个书桌我不再使用了。普林斯顿大学校方曾经给我一间办公室，是爱因斯坦用过的，但是我考虑到其中没什么书架子，我的书多没有地方安置，就没有要这间办公室。
凤凰周刊：我们注意到，您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有比较否定的看法，您认为“五四”思潮中包含着很明显的反智论和极端否定意识，您认为这种反智论和极端否定意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实际上是很有害处的。请问您认为这种思潮是基于中华文化自身的传统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余英时：是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我个人认为五四思潮中的激烈否定观念并非完全来自于西方或马克思主义，中国既有的文化传统中也有这样的思想资源。例如魏晋时代的“无君论”，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更迭之后都有一定的否定思想，像五四思潮那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还是受到西方的某些影响的。特别像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人类阶段论”，人类是分阶段的，这个阶段是可以超越的。中国的否定意识会有个限制，如胡适对传统会有所批评，但是胡适很尊重孔孟等儒家的先贤大哲。
凤凰周刊：最近几年，中国大陆兴起在幼童教育中开展读经运动，要求幼童背诵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您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普及儒家文化吗？
余英时：这个我有所了解，中国大陆掀起的读经运动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是官方私下里是鼓励的。我认为在幼童当中开展读经运动是没什么太大的用处的，因为信仰只有在内心生根发芽之后才产生效果。幼童背诵儒家经典，只是口头上和文字上的效果，他们不会真正理解，更谈不上去信仰，所以这种做法流于形式，对于拯救人心不会有实际的效果。儒家不是基督教，没有教会的存在，只能是私人小组性质地进行修习。在我看来，儒家经典只有在私生活中才得以彰显，在公共生活中，我们必须遵守全世界都认同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凤凰周刊：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和民间都在倡导和谐社会这个理念，不知道您如何理解“和谐社会”这个提法，达致社会和谐需要哪些要素呢？
余英时：西方音乐讲的和谐“harmony”就是指不同的音阶经过一定的处理才能够搭配得比较得当，才会有和音的形成。和谐的前提就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只有不同才能和谐，和谐不是保持一致，否则就是强制一律，反而会造成不和谐。
谢选骏来稿：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
万维读者网 作者: 谢选骏 2006-12-08 17:20:04
http://news.creaders.net/comment/newsViewer.php?id=694490
万维读者谢选骏来稿：历史研究者余英时博士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及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最近，余英时院士荣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成为华人世界的一大新闻。因为该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JohnW. Kluge）资助下于2003年设立的，其目的在“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奖）。据说该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语言，只要在人文研究范畴，包括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即有机会获奖。2003年第一届克鲁格奖颁给了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2004年是由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获奖。2005年则没有获奖人。
我们在为余英时院士高兴之余，同时也看到他在就此得奖而回答记者采访时，体现出对于欧洲乃至西方历史的相当陌生乃至重大误读。例如他在解答《凤凰周刊》的提问时，就进行了不少错误的论述。下面略举三例。
例如1：“我认为西方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最早的来源应当是希腊文明，就是以人的理性为主体，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认为“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尤其“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的论述，与事实对照，时空错落了一千多年。
我们知道，基督教的逐步兴起，并非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中古以后”，而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一百五十年的公元311年4月。这时，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与加勒留（Galerius）共同颁布《宽容敕令》（The Toleration Edict of Galerius），停止迫害基督教会。312年，君士坦丁一世与马克西米安（Maximian）之子马克森（Maxentius）争夺王位，在米里维安桥（Milvian Bridge）边展开决战，决战前，君士坦丁一世看到西沉的太阳之上有一座十字架，写着光芒四射的希腊文“In Hoc signo Vinces”，意思是“靠此记号，就必得胜”。第二天10月28日，君士坦丁一世命令所有士兵穿上十字架标记的军装，果然一战得胜，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统治者。于是，罗马帝国在西部对教会的迫害立即停止。313年，君士坦丁一世与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者李锡尼（Licinius）颁布《米兰敕令》（The Edict of Milan），使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享有平等权利。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失和，战火重燃，东部统治者为争取异教（Paganism）支持，而重新迫害基督教会。323年，李锡尼终于战败，翌年被处死刑，君士坦丁一世统一了罗马帝国并颁布一系列谕令，给予基督教会以特权。324年，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在尼西亚（Nicaea）召开，史称“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此会议不仅解决了亚里乌派（Arianism）的异端问题，并制定了《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罗马太阳神教（Mithraism）开始走向没落，其不少内容被新的国教即基督教消化了，甚至原来被列为罗马万神殿（Pantheon）崇拜对象之一的波斯太阳神（即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其诞辰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原是异教徒节日（在罗马历书也是冬至农神节期），也被改头换面为耶稣基督的圣诞节（Christmas）。崇拜太阳神的异教徒原来是把这天当作明春的希望、万物复苏的开始，因为日照最短的冬至日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意味着 “太阳死去”，到二十五日正好是“死后三天复活”，与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似乎一致。
此后罗马帝国虽然日渐衰弱，但基督教却蒸蒸日上。九世纪以后，北欧本土也迅速基督教化了。北欧人接受基督教，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如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年）对撒克逊人（Saxon）、基辅（Kiev）大公弗拉基米尔（Prince Vladimir）对斯拉夫人（Slavs）所做的那种强迫施洗；北欧人是自愿归化。其前兆表现为，北欧诸王都乐于采用基督教文化中的通用名字，然而正是这种“过分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致使北欧古代文化迅速消亡了。
事实上，余英时院士认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是把话说反了。应该修正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衰落。”
至于说余英时院士说“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更是离谱、走板。应该修正为：“到了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注意，是“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而不是“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罗马帝国崩亡”前后，得以确立的价值观恰恰是反抗理性人文精神的基督教神秘主义。
例如2：“基督教文明特别到了十二、三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
例如3：“基督教教义中的‘信望爱’和希腊的人文理性相结合，从而形成西方文明的内核。如果历史地看待，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有时候二者之间会有冲突，甚至是敌对的和相反的，但是从某个角度看，他们又是一体的，是西方文明的不同面相。”（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此话把基督教等同于希伯莱文明，大谬也。
一般西方历史的研究者们都承认所谓“两希合流”即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互相影响，交织成就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但却很少有人使用“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这样的表述来描述那段历史。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两希合流”即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互相影响的结果，基督教本身并非希伯莱文明；因此 “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无法构成二元。实际上，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有相当部分是重叠的，而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才构成二元。在这种意义上，说“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是不能成立的。这还因为基督教的《新约圣经》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明显是希腊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就是诞生在希腊文化中的，怎么可以说是一千多年以后的后来，“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才“走向了结合”的呢？
如何纠正余英时院士这个错误呢？我认为，合乎常理的说法应该是：“基督教文明和异教文明走向了结合”。因为基督教自从诞生之日，就和异教同在希腊文化中活动。这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是一目了然的。
余英时院士的再一个误读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也不是发生在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十二、三世纪”，而是要早上一千年，在二、三世纪的早期教父时代就发生了。最后形成了基督教神学。不论是先行的希腊教父们还是后起的拉丁教父们，都是熟读纪元前后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哲学的。
至于十二、三世纪，则是基督教经院哲学成熟的时代，不可被误读为“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东西方教会的分裂（1054年）、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 and war in Palestine，1096─1271年），都有希腊语和拉丁语角力的背景。最后，希腊语和拉丁语谁也无法征服同化对方，导致罗马帝国的永久分裂。
前30年，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Princeps），至公元193年结束；然后“三世纪危机时期”绵延到284年，这时历史教衰微，基督教迅速发展，世俗统治的危机深入；284年至476年罗马帝国由元首制转为君主制（Dominus）。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约243─313年）和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280至337年）是代表人物，神权政治正式登场。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与罗马开国者同名），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为都，多活了一千年，存在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灭亡后，大批学者逃亡西欧，把希腊文化带入西欧，促进了西欧神权政治的解体和文艺复兴，构成一个“死亡了的文明整合世界”的范例。
我们知道2006年度和余英时一同获奖的弗兰克林，现年91岁，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本身为非裔的弗兰克林，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但这却使我们想到，今年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莫非是用来专门安抚非白人少数民族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何美国的主流学界会挑选余英时院士这样一位对欧洲历史相当陌生的华人学者来荣获此一殊荣了。
当然我最希望的就是，《凤凰周刊》的下述报道是误报，余英时院士根本就没有对《凤凰周刊》发表上述的言论。这一切都是《凤凰周刊》的记者自己想象和编造的。
2006年12月8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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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
(2006年12月08日)
文/记者 王子麦
“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JohnW. Kluge）资助下于2003年设立的，其目的在“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奖）。该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语言，只要在人文研究范畴，包括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即有机会获奖。2003年第一届克鲁格奖颁给了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2004年是由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获奖。2005年则没有获奖人。
本年度和余英时一同获奖的弗兰克林，现年91岁，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本身为非裔的弗兰克林，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墅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退休，现居美国。
余英时教授的家在普林斯顿的郊外，那里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余先生的家隐匿在树木丛中，距离余家最近的房子有一百多米，驱车到市区需要穿越一条长达十分钟车程的林中路。
“我过的是隐居的生活”仍然带着浓浓安徽口音的余英时先生说。就是这位“隐士”，11月15日，获得了被誉为社科类诺贝尔奖的布鲁格奖。
11月20日凌晨（美东时间晚间），本刊记者拨通了余英时先生家的电话，本想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余先生。他的家人告诉记者，余先生从来不用计算机，她说： “我们是古代人。”于是记者通过电话对余先生进行了一次专访。
凤凰周刊：余先生，听您还是有很浓的安徽口音啊，您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多少年？
余英时：我生在大陆长在大陆，在安徽省潜山县老家生活过9年，给我很深的生活烙印，所以到现在我还会讲安徽话。
凤凰周刊：克鲁格奖是和诺贝尔奖相齐名的，这次您获得此项殊荣，可以和另外一位法国籍华人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相提并论了，这是否意味着您的学术造诣达到了一个学术的巅峰？
余英时：克鲁格奖被认为是最高的人文社科类奖项，专门颁给诺贝尔奖不颁发的领域，如数学、人文社科等领域，两者的奖金也是一样的。本年度克鲁格奖获得提名的有两千人，但是最后颁发给了两个人。这个奖项的确是对我学术事业的一个肯定，但是谈不上我达到了学术事业的巅峰，前几天美国本土的一些媒体采访我，我就告诉他们，我希望这个事情尽快过去，我还要继续我宁静的生活和研究工作，至于外面怎么看待我获奖这个事情，我不太关注。只要我的身体还可以，我还要继续做我的研究工作。
凤凰周刊：很有意思的是，这次与您一道获奖的还有一位是非洲裔的学者，因为研究非洲的黑人文化而著称。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和非洲文化一样在西方应当属于一个边缘性的学科，为什么这次您的治学在西方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余英时：至于为什么颁奖给我，其中原因我也很难说。克鲁格奖是一项国际性的声誉和诺贝尔奖相等同的大奖，正因为其不分国界，可能是评选委员会脱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如果以西方为中心的话，我想肯定会轮不到我的。我想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文明不单单是西方文明，人类文明是一个多重生态、多姿多彩的领域。
凤凰周刊：余先生，您的一生都在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交际中生活，您是感觉在文明的夹缝中生活呢，还是觉得是同时享有两种文明的光彩？
余英时：我倒从未觉得在文明的夹缝中生活，相反我栖居在两种文明中汲取两种文明的养分，既感受到东方文明的好处，也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好处。我1955年来到美国，当时我在文化上已经成熟，我师从钱穆先生并深受钱穆先生的影响，大家都知道钱穆先生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人，我虽然作为晚辈缺乏和他一样的宗教情怀，但是我也和他一样也深爱着中国文化。
凤凰周刊： 就您个人来讲，您觉得您自己是新儒家的色彩多一些呢还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色彩多一些呢？
余英时：我曾经多次跟别人说过，我不是什么新儒家，我只是研究儒家喜欢儒家，我也知道儒家有很多好处，但是我不愿意给自己贴任何标签，我什么家也不是。直到最近几年，此前未授权中国大陆出版我的著作，是中国大陆兴起新儒家运动把我涵盖在内，并且给我编辑了一本新儒家研究的文集，其实是一种误会，我不愿意承担新儒家的这个名义。当然我很热爱儒家，我的很多价值观也是儒家的，我在独立地做我自己的事情，至于社会怎么反映那是社会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这个不能强求，尤其不希望在公共空间中为名利钻营。
凤凰周刊： 我个人认为，从您著作文本的基本表述来看，您的安身立命之本还是很清晰的自由主义者，是否可以认为您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呢？
余英时：这个没错，我是自由主义者，西方的自由主义给我的影响很深，我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儒家之间并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可以创造性转化，可以互相吸取对方的思想资源。如果翻开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清朝末年，最早接受西方民主、自由、科学这些概念的中国人都是这些信奉儒家的学者，如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都是儒家，甚至陈独秀最早也是相信儒家的。陈独秀1930年代在狱中着文曾说：“孔孟很好，‘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句话就很有道理，是最好的观念。”实现民主自由需要有文化背景，我相信中国文化是含有民主自由的要素的，如果不给新儒家做狭义的界定的话，儒家文化可以培养出民主自由的东西来。例如儒家曾讲“万物并行而不害”，其含义就是不要独占一切，这就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观。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因为信仰不同而互相杀戮，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这一点和西方不同。
凤凰周刊： 台湾的政治转型的成功代价很小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民主自由相兼容？
余英时：一点不错，我认为台湾自从1895年割让给日本之后，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直没有受到大陆暴力革命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很好地留存，台湾保存的是相当原始的中国文化，儒家在台湾的影响力很大，这也是台湾后来以极小的代价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精神资源。香港也是这样，没有受到暴力革命的摧残，逐步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来。我也希望中国大陆充分借鉴传统文化的资源，成功实现政治和社会的转型。
凤凰周刊：最近有位学者写了一篇名叫《美国的本质》的长达10万字的长文，作者认为美国的精神就是基督教新教精神，西方文明的内核是基督教文明，是圣经文明，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儒教在强势的西方文明之中当何以自处？
余英时：我认为西方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最早的来源应当是希腊文明，就是以人的理性为主体，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特别到了十二、三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信仰是非理性的，和希腊文明结合之后，信仰就获得了理性的依据。神学最早就是在希腊那里来的，神学就是人类不仅仅满足于信仰，要用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仅仅是信仰就没法证明，人类理性总是要拷问“上帝为什么存在？”这样的问题。基督教教义中的“信望爱”和希腊的人文理性相结合，从而形成西方文明的内核。如果历史地看待，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有时候二者之间会有冲突，甚至是敌对的和相反的，但是从某个角度看，他们又是一体的，是西方文明的不同面相。唯科学论、唯理性论的人往往认为宗教不会存在了，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理性不能忽视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也不能忽略理性，二者并行不悖。
至于儒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作为非宗教徒，我个人认为宗教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态。和基督教相比，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讲求“心”，这个人心不是一般的人心，而是首先要遵从天命，“天地君亲师”，人心在这里获得了本体价值的存在依据。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儒教也是一种宗教，因为在儒教看来，人不单是七尺之躯，而是获得神性的存在的。从韩国、日本、台湾等地方的信仰生态来看，基督教占据了很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但是和儒教之间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冲突，可见二者是可以和睦共处的。
凤凰周刊：有一项统计资料表明，美国人口中大约93%的人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其中75%的人表示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在美国这么强盛，近年来您认为在美国基督教有没有边缘化的趋势呢？
余英时：近年来美国的确也有基督教被逐步边缘化的趋势，基督教教会里的丑闻也比较多。这个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过分强调“戒律”有很大的关系，这与中国以前过分强调道德约束而造成虚伪之风盛行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所以不能认为宗教信仰就是一切，也不能认为完全不要宗教信仰。要改善人的生活人不能没有理性，社会的发展不能光靠上帝的。大家知道爱因斯坦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因为他是犹太人，犹太教是有上帝观念的，但是他也认为“上帝不会随便掷”。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但是也承认量子力学本身也是站得住脚的。
凤凰周刊：说到爱因斯坦，我想起来一个传闻，听说您在普林斯顿办公室的办公桌都是爱因斯坦留下来的，是这样吗？
余英时：是的，的确有这种说法。普林斯顿是一个盛产大哲的百年学府，有很多知名学者在这里任教或从事研究工作。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做过多年的研究，应该用过不少书桌，我用过的可能是其中一张，不过后来由于搬家这个书桌我不再使用了。普林斯顿大学校方曾经给我一间办公室，是爱因斯坦用过的，但是我考虑到其中没什么书架子，我的书多没有地方安置，就没有要这间办公室。
凤凰周刊：我们注意到，您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有比较否定的看法，您认为“五四”思潮中包含着很明显的反智论和极端否定意识，您认为这种反智论和极端否定意识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实际上是很有害处的。请问您认为这种思潮是基于中华文化自身的传统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余英时：是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我个人认为五四思潮中的激烈否定观念并非完全来自于西方或马克思主义，中国既有的文化传统中也有这样的思想资源。例如魏晋时代的“无君论”，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更迭之后都有一定的否定思想，像五四思潮那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还是受到西方的某些影响的。特别像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人类阶段论”，人类是分阶段的，这个阶段是可以超越的。中国的否定意识会有个限制，如胡适对传统会有所批评，但是胡适很尊重孔孟等儒家的先贤大哲。
凤凰周刊：最近几年，中国大陆兴起在幼童教育中开展读经运动，要求幼童背诵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您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普及儒家文化吗？
余英时：这个我有所了解，中国大陆掀起的读经运动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是官方私下里是鼓励的。我认为在幼童当中开展读经运动是没什么太大的用处的，因为信仰只有在内心生根发芽之后才产生效果。幼童背诵儒家经典，只是口头上和文字上的效果，他们不会真正理解，更谈不上去信仰，所以这种做法流于形式，对于拯救人心不会有实际的效果。儒家不是基督教，没有教会的存在，只能是私人小组性质地进行修习。在我看来，儒家经典只有在私生活中才得以彰显，在公共生活中，我们必须遵守全世界都认同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凤凰周刊：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和民间都在倡导和谐社会这个理念，不知道您如何理解“和谐社会”这个提法，达致社会和谐需要哪些要素呢？
余英时：西方音乐讲的和谐“harmony”就是指不同的音阶经过一定的处理才能够搭配得比较得当，才会有和音的形成。和谐的前提就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只有不同才能和谐，和谐不是保持一致，否则就是强制一律，反而会造成不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