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得一读 谄谀者与思想者--中国士大夫两千年清算
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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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轴偷转，纪元文明已经走过了2000年历程。中国的士－－包括可敬者、可恶者、可悲者、可叹者－－不管是懿言嘉行上演正戏，还是傍人门户扮演小丑，都快意恩仇地坐念唱打，进行了充分表演。逢世纪之交，该做一个总清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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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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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附庸求生型，没有孤立人格，心系得失一朝，不顾荣辱千载，谄谀权贵而惟命是从，沽名钓誉而归降隶附。此种类型自古至今车载斗量，无可计数。中国文化之层累性，在此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权且称其为谄谀者。第二种为批判思考型，具有独立人格，心系天下黎民，不计个人生死，坚持正义敢于面忤权威，彰善瘅恶何惧粉身碎骨，他们实士林之圭壁。可惜此种类型非但越来越少，而且依朝代更迭而一蟹不如一蟹。我们权且称其为思想者。第三种为平庸无为型，谈不上人格，也没有立场，东风来向西歪，西风来向东倒，糊涂搪塞，虚糜俸禄，知识才学全部用在明哲保身上。这一类型本文暂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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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谄谀着把良心庋藏高阁，奉迎君主，炮制语铒，陷害忠良。历史上一桩桩陷害、一个个冤狱，都是在这些小人协助下完成的。在皇权专制社会，能讨君主欢的谄谀者永远不会人满为患。发泄某个真理一个人就够了，掩饰或改易真理，非形成庞大的帮闲群体不可。那些业务精熟、左右逢源的宵小不愁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拿破仑早就揭示过：四家有敌意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不知拿破仑为何说“四家”，其实有一家就足够了。如若真出现这家报纸，拿破仑一声令下，不愁喙长三尺的谗谀者不争相糜集麾下，唾珠四溅，落笔如刀，对那些给主子带来威胁感的言论予以回击。立了功的可以高官任做，骏马任骑。在这一示范效应的带动下，有才学无良心的文化人奔赴这条仕禄捷径，犹蚁之就膻蝇之逐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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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谗谀者人数越多、竞争越激烈，专制就越牢固。原因在于：任何文明都始于神权，归结与民主（雨果语）。专制权力无一例外都是神权或变相的神权，兖兖圣崽所做的就是论证其永恒与合理，这种论证足以延缓民主的到来。他们搬弄学识，抖露雅博，将话语、常识、逻辑、规律置于股掌之间，翻云覆雨，混淆是非。甚至对道德与常识也能做出随心所欲的阐释－－一切都是为了帝祚永延。本应给这类人一个更邻真的称谓，无奈至今无有好事者，事遂告寝。不才不敏，只得以“谗谀者”三字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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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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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谗谀者滥觞于何时，夏之前史料缺如，夏末有“助桀为虐”的记载，帮助桀作恶的就有文化人。但我想把谗谀者的祖师爷定为战国韩非子与李斯。专事谄媚而又享有“子”的殊荣，25史中惟韩非子一人矣，足见了得。韩非子知天晓地、鉴古知今，确非等闲人物，他的《孤愤》、《五蠹》、《说难》等名篇，缀锦贯珠、别树学憧，为帝王提供了一新耳目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统治术。这套统治术成为历代帝王的御世心法、万应灵符，其有效性为两千多年历史所证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外儒内法，外圣内王，帝王明习孔孟经典，暗则沐手恭读韩非子帝王之术。总是那些深谙“法术势”之要者成王，不得其要者为寇。法术势也常常成为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这就不免出现牺牲者。如北宋苏轼，无错无罪却屡遭贬谪，原因之一就是他总处于士大夫们暌睽监视之下。苏轼被谪惠州，心理调节得不错，写了一首田园诗：白头萧散满霜飞/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入章子厚耳中，章说，苏子瞻如此快活耳！遂向皇帝打了小报告，于是苏轼再次被贬到海南岛。章子厚曾是苏轼挚友，挚友尚且要告密，法术势之魔力于斯可见焉。难怪苏轼感慨到：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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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韩非子的“法术势”一直影响到20世纪、甚至波及到外国也不为过。斯大林就深得韩非子之三昧，从其著作中受到启发，写下了“受人爱戴不如被人畏惧”的心得体会。按理，韩非子理应排位于孔子之前，享受世代供俸，事实并非如此，除了20世纪70年代韩非子受到空前礼遇外，他一直是坐冷板凳的。秦始皇得其术，不但不予奖励，反而命李斯将其毒死。李斯谄谀帝王，与韩非一起构成同世之双，最后得到了与韩非子同样的下场。然而韩非子与李斯还是有区别的，韩非子的谄谀之策，几乎适用于一切帝王，而李斯之策多是献给赢正一人的。司马迁发出“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的感慨，大概是因为韩非子处于残杀连环的初端，令人恻隐，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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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之死警示了士大夫：拍马是需要技术的，非工于权术者不能为也。拍马是有禁区的，论证“盗亦有道”可以，但绝对不能把盗贼之“道”的底细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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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帝王命你去杀人，你就只管去杀，若非要挑破机心问“为什么？”对不起，你也得被灭口。专制帝王最不吝啬的就是人的生命。在屠刀的威慑下，士大夫渐渐丧失了问“为什么”的功能，思想者自然也就凤毛麟角了。相反，趋炎附势的谄谀之徒却车载斗量，如山涛之于司马氏、刘歆之于王莽、潘岳之于贾谧、解缙之于朱氏王朝、钱谦益之于清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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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说韩非子向君王提供了“治术”的话，董仲舒提供的则是“心术”。他向汉武帝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天人三策”，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起来，形成中国所特有的神学体系。“天人感应”成为帝王与“天”之间的纽带。“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与天的关系确定之后，再用“三纲五常”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道统逶逶迤迤，变为庞然大物。伪学术代替了学术。士大夫的活动空间骤然变得促狭起来。撼山易，撼道统难，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敢于撼动道统了。足见，士大夫左右历史，韩非子之外当属董仲舒也。他以一人之口封杀了众人之口，而且一封杀就是两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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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包括之前的二程）是第三位左右历史的士大夫。他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的“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与“存天理，灭人欲”的谗谀之词却是最狠辣的。前者把士的行为纳入到“读书”（读什么书是规定了的）的轨道，无形中放弃了“思考”这个最重要的手段，臣民皆可因此而雌服专权；后者灭人欲望，无异于釜底抽薪，把人的精气断了，变为任人摆布的木偶。从那时起，“士”与“仕”之间出现了一个等号。士而不为官，只有像姜白石那样作穷困潦倒的“职业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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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王守仁是最后一位大号谗谀者。代表性言论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与杨仕德薛尚谦书》）。防“心中贼”成为专制者阻塞言路的口实。中国专制积深，其罪也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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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谗谀者，首推魏晋的王弼，他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圣人有情”说。即圣人们“应物而无累”，圣人们享乐、腐化是符合“自然”原则的，为达官显贵们的奢侈淫靡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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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陶弘景，身披道袍，却阿谀权势。梁武帝萧衍篡位，兵至新林，陶弘景派遣弟子戴猛假道奉表，以示支持。他还假造“梁”字图谶，进呈梁武帝。梁武帝每有军机大事，都要遣使咨询。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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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来俊臣，因告密而倍受武则天信任，官至侍御使、左台御使中丞，大兴刑狱，族杀一千多家。为谗谀杀手之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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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大学士严嵩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代表，阮大铖诚则是五毒俱全的士林败类。他尸禄耽宠，仕不事事，专做坏事：依附权贵－－卖身投靠魏忠贤，排斥异己－－报复东林复社诸人，软骨附逆－－晚年投入满清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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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韩贞，宣扬奴化思想之大师，喜欢以打油诗的形式阐述其歪说。代表作如“世路多歧未许游，得休休处且休休”（《与东村》）。国人“得过且过”的习性与他的歪说有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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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谗谀者只有两件事情好做：一件是把注意力由“穷理格物”转向“勾心斗角”，通过排挤同类获取利益；另一件就是通过讨君主欢获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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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世纪中叶，神州大地发生了几次大劫难，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每一次都有知识分子助阵。那是软骨病、夜盲症与狂犬症大流行的年代。当政治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知识分子未有像样的抵抗便缴械投降了，使得个别独立思考的人很快便陷入了尴尬的孤境。软骨附逆的文人还充当了无耻帮闲，无论看到整人、砍树、吹牛都高声叫好，丑恶嘴脸纤毫毕呈。
“上帝叫谁亡，先使他发狂”。万万没想到，最先“发狂”的多为知识分子，这不能不说是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
舒芜献书，酿成“胡风冤案”（姑且不评价胡风本人是耶非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冤狱，拉开了以文人为壑、残酷斗争序幕。文字狱使一千多人罹难，虽不绝后亦空前矣。郭沫若、周扬等大牌文人都做过长篇“动员报告”。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俞平伯也未能幸免于难。献书并非什么新货色，为历史上谗谀者屡试不爽。只不过自胡风案之后，大小报告之风愈演愈厉，以致于知识分子人心惶惶，周围的人敌耶友耶，非精于心术者不能遽辨。逼得知识分子不得不分心旁骛，最后只有求生之功，全无求知之力。在这种非常场合，知识，非但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反而成为安身立命的窒碍。
1957年，几个上层知识分子上蹿下跳，对上著功厥伟，假赞美之词，籍为私惠；对下则布下眼线，窥伺构陷，编派故事、罗织政敌罪名，以为整人的炮弹，待炮弹凑齐，猛烈开火，致使50多万知识分子罹祸，或发配边疆，或锒铛入狱。姚文元等辈上蹿下跳，煽风点火。就连根本不理解反右的田汉，也倒戈了，他本是支持吴祖光“提意见”的，而且自己也写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的讨伐“檄文”，然而当风向骤变时，田汉却把吴文冠以《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之名抛出，以求自保。这50多万人多数被自己的同僚咬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本已经少的可怜的知识分子间的信任与合作从此荡然无存。
1958年，知识分子的表现更拙劣到了极点。这一年狂热的国人大致干了三件蠢事：一曰跨进“共产主义”，二曰“放高产卫星”，三曰全民炼钢。这三方面都有知识分子跳出来兴风作浪。
位于知识分子塔尖的陈伯达，在共产风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把学术这个天下的“公器”当作个人的“私器”，惟上面的意图是瞻，在非理性的狂热面前，非但没有履行批判职责，反而仰仗毛泽东“无政府、无国家、无民族”与“做到吃饭不要钱，在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的最高指示，在北方某县上演了一出共产闹剧－－取消货币试验。直到供销社奢侈品积压、食品告罄，农民生活无以为继，闹剧才被迫收场。这一闹剧乃其后亿万人挨饿之滥觞。可悲的是，非但无一个思想者站出来履行职责“指鹿为鹿”，揭露弥天大谎，反而有无数帮闲掀唇摇舌论证谬误，说什么没有了私人财产便可以进入天堂。全然不顾寓于家庭之中的私有财产是人类秩序基础这个铁的事实。2000多年前的秦人尚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指鹿为鹿”明辨是非，今人反不如古人，岂不可悲。
“放高产卫星”从头到尾是一出狂热闹剧。其动机是为迎合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设想，人民公社需要物质基础，需要足够的粮食以维持“吃饭不要钱”。毛泽东认为高产卫星比苏联的人造卫星意义还要大，有了粮食（和钢铁）什么事情都好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久，来自秀才笔下的喜讯便接踵而至：
6月9日，湖北襄阳专区大面积小麦亩产1500斤。6月11日，湖北光华县幸福社11亩小麦平均亩产3215斤。6月12日，河南遂平县卫星社2・9亩小麦平均亩产3530斤。6月16日湖北谷城县星光乡替乐民社亩产小麦4353斤。6月21日，河南辉县亩产4535斤。6月23日，湖北谷城县亩产4689斤。6月30日，湖北安国县亩产5103斤。（以上参见《人民日报》）
很快亩产千斤就嫌不过瘾了，亩产万斤、几十万斤的喜讯纷纷出笼。广西环江亩产中稻就达到13万斤……好事的农民问毛泽东，粮食多了吃不了怎么办？毛回答，可以改一天吃三顿饭为五顿。话虽如此，毛泽东还是有些犹豫，不知这样搞下去会不会遭到科学家的反对，就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一批科学家站出来了，代表人物是钱学森。他及时排解了毛泽东的疑虑。记得萨伊德说过，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孤寂的钱学森终于与毛泽东结盟了。钱学森试图改变毛泽东“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这种成见，证明知识分子自有其用。他于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
“……土地所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这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钱氏的高论很自然使人联想起“一个家当”的故事。既然一个鸡蛋能够让人发家致富，一亩地为何不能生产4万斤粮食呢？这篇袭科学之貌而遗科学之神的伪作，也许说它属于拍马学、避祸学更谛当些。把谗谀之术渗透到纯自然科学中，而又如此辐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创举。著名科学家的支持，使得好大言者的腰板更直了，气更粗了。7月23日分《人民日报》社论竟然放言：“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7月28日的社论中进一步提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的到，定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意志取代了规律，惟意志论笼罩华夏大地。不幸中之万幸是意志不能当饭吃，不久就有人被饿死，重现了“衢州人食人”的惨景（只不过并不是因为“是岁江南旱”，否则真不知闹剧迁延至何日方能收场。古人的“久战之后必有凶年”一语成谶。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估算，1960年－－1962年全国共饿死人2158万人（这一数据一直没有正式公布）。不堪饥饿泅海出逃丧身鱼腹者，更是无以计数，这些冤魂成为这段耻辱的注脚。
全民炼钢的破坏力并不比放卫星小。全民炼钢也是在《人民日报》秀才们的鼓动下展开的。一个位居二号的大人物事后说：“大跃进的发动，《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秀才们先期就已经论证了所谓“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似乎抓住一两样“主要矛盾”，其它便迎刃而解了，这才有了“以粮为钢”与“以钢为纲”的行动纲领。5月1日的社论提出“速度快一倍，投资一当二”，为大炼钢铁制造了舆论准备。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的社论，指出：“一个以钢为钢、带动工业全面发展的工业建设的新高潮已经形成。转炉高炉遍地开花，钢水铁水到处奔流的日子，即将到来”。社论还用问答方式向全国传达了毛泽东的钢铁翻番构想：我国的钢铁工业能不能以最高的速度，比如说，每年产量的增长率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或者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们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没有。
结果，就有了用木材炼钢的笑话。这个笑话让今人倍感沉重，因为它正是今天江河干涸、沙尘暴肆虐、沙漠化、石漠化步步紧逼的主要根源之一。时至今日，又有几个知识分子对此做过反思呢？
我不知道这些文人们是头脑发热还是嘴比对心，但有一点我知道：他们不要人格、不讲道德。他们一定早也将尼采的“要我们相信道德，就是在谴责生命”的格言烂熟于胸了。
1958年的闹剧合乎逻辑地演绎为文革。
臭名昭著的文革自有其发动与策划者，然肇始其端者乃上海跳梁文痞姚文元。姚文元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典型代表。1954年年底，正当姚文元写出赞扬胡风的《论胡风文艺思想》的著作要交给出版社的时候，忽闻北京要批判胡风，立即转舵，在《文艺报》上撰文批判胡风，把他“胡伯伯”的文艺思想批判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参见《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P150）。
1963年姚文元曾给北京出版社上书赞扬《燕山夜话》一书：
“编辑同志：准备把自己这三年来写的杂文、短论，选其在当前现实意义、思想意义较大（即能鼓舞情绪、提高认识）的，编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杂文集，并取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名字（如《蟹的遐想》），想把它寄给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稿件？致敬礼姚文元5月30日”（参见《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P136）。事隔不到三年，姚文元摇身一变，成为《燕山夜话》的权威批判者。
戚本禹、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聂元梓等一干人也都有类似姚文元的经历。他们吹吹打打，“你方唱罢我登台”，进行了充分表演。他们都是硕学的权威，一锤定音，世无异词，由他们打头阵再合适不过了。蝇附骥后、亦步亦趋，揣合奉迎、翻云覆雨正是他们的看家绝活。在他们的鼓噪下，阿谀之言孳乳，造神之风骤起。他们发明了“最最最”三字迭用的新修辞格式，制造了“万岁”与“健康”的比较级，附会了“牛鬼蛇神”的古老比喻，阐释了不断置人语死地的全新“理论”，甚至给最原始的丑恶（如血统论）平了反……一时间歌功颂德的文字充斥坊间书肆，批判声讨的声音震耳欲聋，武斗狼烟四起。这对慑于反右斗争而日益麻木濡滞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在这一强烈刺激下，他们纷纷跟着摇旗呐喊起来。就连早已功成名就的郭沫若也不甘寂寞，急匆匆发表宣言：谁见到我的书，请代为焚毁（几年后又出版了《李白与杜甫》，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给知识分子丢尽了脸面）！于是焚书成风，自责成癖，窝里斗愈演愈厉。在“知识越多越反动”与“灵魂深处闹革命”口号的威慑下，知识分子们不但学会了唾面自干，而且学会了“整人以自保”。历史学家杨国荣更独出心裁，公然为韩非子平反，变“外法内儒”为“外法内法”，让法术势理直气壮地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把一大批研究儒学的知识分子打入地狱。搞得全国无一人不以“法家”为荣，不以“法家”自居。就连本可装傻的学术巨擘冯友兰也坐不住了，公然起扬其法家来。至于初澜、梁效、石一歌、丁学雷、罗思鼎等炙手可热的打手，更是笔花飞舞，浊嘴滑舌，势焰极盛。人们每每从他们的文字或言论中感觉到霍霍磨刀声。说来也怪，学问真是个奕叶灯传、蝉联瓶泻的事情，昔日刀手，墨渖未干，有的却摇身变为新时代道德文章的楷模，重新让人们肃然起敬起来。真可谓造化弄人。
不必再列举下去了，黑白颠倒的年代，有多少知识分子参加到推波“训政”、助澜“造神”的浊流之中，谁人数得清？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做过嘴不对心的事情？那时，比的就是看谁能距离知识与真理更远，比的就是看谁能想出亵渎常识的新点子，比的就是看谁在自己同类身上发现更多的破绽。余生也晚，没有赶上50年代的事情，但是文革，我是自始至终参与了的。我也参加了这一荒唐的竞赛，为此，我无时无刻不在反省与忏悔。我为自己曾把意志与灵魂交给他人而感到羞辱。
五
发人深省的是，为何历来中国的“士”，不鸣则如阉犬面鸡，鸣则如鸲鹆之声，鲜见发自心底的呐喊，为何“士”成为只被人“克”而不能“克”人的弱势群体。自然界是一物降一物的，正所谓“老鼠怕猫猫怕狸，鸡怕黄鼬虫怕鸡，螳螂捕蝉雀在后，牛羊怕狼狼怕罴”。那么，中国的士处在哪个环节上呢？应该说，总体看他们游离与生态链条之外，无物可降，因为他们具有太强的附庸性，先天发育不良。春秋战国，士被公子王孙们所豢养，成为其私物，不投靠某某门下，就不足以为士，受人俸禄，为人办事，此乃附庸之滥觞。士的品德是被拘囚于主子所划定的范围之内的。秦始皇坑儒，就借助了“诸生互相告密”，士之命运，早早就埋下了夙因。法家的“以吏为师”更成为系在士头上的紧箍咒。一切向“吏”学习，惟吏之马首是瞻，本来应该楷模世人的士，成为权利亦步亦趋的随从。“吏”才真正为人所向往，由士而士大夫成为必经之路。所以，士遵从吏的准则，而不再遵从士的准则。士不能以“师”的身份说三道四，只能附和主子的声音。孟子早就警告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所以为士而又为人师者，孔孟之后便寥若晨星了。朱熹算不上真正的“为人师”，他不过重新阐释了统治者的统治方针而已。关于为人师的问题，朱熹做了进一步阐释：“好为人师，则自足而不复有进矣，此人之大患也”。这样一来，士就更没有发言权了。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现代。1959年林彪在庐山就说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话，总有人想当英雄，在我们中国，只有一个英雄，那就是毛泽东（参见《李锐文集》）。一语中的。这是“士不为人师”的最新版本。对国家的统治权、对世界的阐释以及宗教，被帝王三者合一，集于一身。士成为一种点缀。这是士毫无作为的根本原因。士的地位甚至远不如谋国不忠的狗屁政客与残民以逞的狼戾军阀。最耀眼的光环永远归于帝王，随便一位帝王死后都有华贵的尊谥（比如昏庸的万历死后还被尊谥为“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而真正伟大的董狐不过是个鲜为人知的治史者，真正高贵的吕留良不过是一起冤狱的主角而已。
追根溯源，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差别在于：西方的先知先觉的鼻祖多是纯粹的思想者，中国的先知先觉往往是谗谀者与思想者杂而有之，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孟子的“使民知道”、庄子的“道不可言”、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既然谁都说不清“道”是什么，就只好以帝王为准了）等皆有谗谀之嫌。西方（古希腊）知识分子以探究真理、苦思冥想为幸福，中国知识分子则以仕途经济为快事。
六
士，也有光荣的一面。两千多年出现过张衡、祖冲之父子、郦道元、沈括、郭守敬、毕?、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等科学家。尽管我们不由得为这个名单过于单薄而内心有愧，然而上述贤者却是无愧于历史的。
士之气节，肇始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公元前607年，赵穿杀死晋灵公。史官董狐在史书上赫然写上了“赵盾弑其君”几个字。赵盾抗议道，明明我弟弟赵穿杀的，怎么说是我杀的？董狐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你是朝廷大员，知君被弑而不查，凶手又是你弟弟，怎能摆脱干系？赵盾无言以对。孔子称赞董狐“书法不隐”。59年后旧剧重演，齐国的崔杼杀死了庄公。史官太史愤然写上了“崔杼弑庄公”几个字。崔杼没有赵盾那么深的涵养，他一气之下杀死了崔杼，然而崔杼的弟弟接着写“崔杼弑庄公”，崔杼把太史的弟弟又给杀死了，没想到太史的二弟接着写，崔杼又杀死了二弟，没有想到三弟还接着写，崔杼看杀头不是办法，只好任由他写了。
真正的士，所追求的是真实与正义。这种真实与正义比久旱之云霓更其可贵，他能罅开人文思想的曙光，给世界带来福祉。而缺少了它，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黑暗。
上述两位史官该算是士了，而且堪称优秀之士，他们不图荣誉名利，坚守信念。对于荣誉，20世纪初的一位文豪是这样理解的，荣誉是一种偏见，它来自人们不善于珍重自己，来自卑躬屈膝的奴隶习性。此言不虚，权势未必贵也，士未必践也。然而，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每每良好的开端不能顺畅地延续下去，一如王朝的更迭，总是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士的口碑同样没有能够逃脱坠入“缩减的漩涡”中之宿命。
把思想之祖师定为墨子、杨朱而非孔子，是因为思想固然始于孔子，然而也坏于孔子。正如苏东坡评价颜真卿：“书之美者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者自颜始”。
墨子早年接受儒家教育，后却对儒学持批评态度，将其推翻，建立了包蕴人权思想的墨学（墨学体系中的糟粕另当别论）。照他自己所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贵义》），是地道的士。仅就墨子反叛精神之强烈、对博爱的宣谕之忠贞以及对士的热爱之炽烈而言，其后司马迁、李贽、黄宗羲亦不如也。
杨朱是彻底的人权主义者，他反对百姓为无谓的争权夺利卖命，号召百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他的理念无法付诸实际，但无损其光辉。
司马迁为治史者争得了荣誉。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批判者与思想者。少年文章，名动公卿，本来仕途无量，他却偏偏爱发表意见，不擅长讨君主欢，结果惨遭宫刑。历史上遭此厄运却如此有为者，司马迁堪称翘楚矣。他在《史记》中铺张扬厉、纵横雄辩。然而，他已经不得不从董狐、太史那里大踏步的后退，采用迂回战术了。他真言与呓语齐唾，实话与虚言杂陈，所使用的写作方法极为诡谲。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自己的喜怒糅进了文字中，借史抒情，表达出一种贵己意不尚苟同的气节，他借助《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之口宣扬“让国”思想，唱出“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强音，几近中国现代民主思想之嚆矢。司马迁不仅留下了故事，激发读者揽故探新，益添怀想，同时留下巨大精神财富，供士大夫们在窘境中汲取力量。可惜，后来中国没有沿司马迁“让国”的思路走下去，陷入了无止境的“争国”怪圈之中。那之后，治史者在无如司马迁者矣。诸如司马光辈都是专为君主治史的。只是到了清乾隆，才回光反照出现了章学诚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微弱声音。
但伯夷、叔齐的“隐”，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人。三国魏国出现了管宁，他避居辽东30多年，魏文帝征他为太中大夫、魏明帝征他为光禄勋，他都固辞不就。晋朝末年，出现了隐士陶潜，他原名陶渊明，刘裕篡位后改名为陶潜。他拒绝使用刘裕年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自谓“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不为五斗米折腰，耻于“束带”上朝，结果辞官“种豆南山”、“采菊东篱”去了。但是陶潜提出的“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又给许多士大夫提供了一个苟且的借口。管宁隐居后著书《氏姓论》（已佚失），这一点也是陶潜所不及的。管宁、陶潜之后的隐士多要打一点折扣，诗仙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已经有一丝不得已而隐。
“百家争鸣”的最后一位发言者是曾做过司马迁老师的黄生。有一次辩论关于汤武革命的合法性的时候，他对汉景帝说“帽子虽破还要戴在头上，鞋子虽新还是要穿在脚上”，大胆否认了“汤武革命”的合法性。这一真知灼见立即被一位阿谀者挡回去了：那么说高祖不该斩蛇起义了？汉景帝连忙下令：今后不准妄谈汤武！中国学术自由嘎然而止，再难出现诸子时代的风采了。
杨雄，知识渊博的学者，不满王莽篡位，坠阁自尽，未遂。后记思于《太玄》，所述多有谬误之处，但他嫉恶如仇，不入仕途，成为后来士之风范。
东汉王冲《问孔》、《刺孟》，抨击孔孟之道，颇有墨子之风。
魏晋稽康，苦闷思想着：司马氏夺曹氏江山算不算“顺天应人”呢？他是怀疑的，但他没有阮籍“以酒避祸”的本事，结果被司马氏所杀（其子却因救驾有功成为晋王朝忠臣）。
魏晋时期还有一位叫鲍敬言的，敢于从根本上否定君权的合理性：“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抱朴子・诘鲍篇》）鲍敬言说，君权不是天授的，是通过暴力夺取的，戳破了窗户纸。
隋朝王通，继墨子、杨朱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人权卫道士。他提出“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文中子说・天地篇》）的响亮口号。天下崩乱，应该王公流血，不该百姓流血，百姓不必为分赃者卖命，（“天下崩乱，非王公血诚不能安”，《文中子・天地篇》）。王通让皇帝“受天下之训”（《文中子・问易篇》），简直是向“内圣外王”挑战，而“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志”（《文中子・问易篇》）简直与近代“万机决于公论”之民权思想庶几近之，令人惊叹。王通弟子众多，有名的有房玄龄、魏征等，但无一人臻师之美而宣其教、步其尘。王通可谓千古一人。历代统治者更是对其恨之入骨，欲将其思想掩埋起来，又谈何容易？
唐朝贞观年间出现了一位一时无两的人物－－魏征，不惧怕死，敢于廷谏，他几乎左右了唐太宗一半决策，在某些方面甚至颠倒了君臣关系。一天，唐太宗正在玩鸟，魏征来了，唐太宗赶忙把鸟藏在了衣服里，魏征走后鸟已经被憋死了。唐太宗怕魏征，犹如顽泼的孩子惧怕严父。能够如此左右君主的士大夫，虽前有古人，却后无来者。不是士不死谏，而是后来的君主多没有唐太宗的雅量。褚遂良就没有魏征运气好。他因在高宗面前反对立武则天为后，屡遭贬谪而死。魏征作为旷世大贤被人称颂，殊不知魏征乃后来士大夫行为之准则之征也。此非幸，实不幸也。从此，士之典型由史官而谏官，而且“士不为官则隐”成为了一条铁则。
终身不仕之士，当推宋末元初的邓牧，宋，他未为官，元，几次请他出山都被坚辞。他专心著他的书《伯牙琴》（今已大部分散佚），他愤愤写道：“败则盗贼，成则帝王”，君主与盗贼互相转化，民无宁日。说出专制者最不喜欢听的话。
思想者历来稀少，也许不如此就显示不出其尊贵。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除去司马迁与后来的李贽外再也数不出几个“重量级”的了。士献出生命多发生在以下两种场合：或成为民族英雄，如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留下正气诗篇；或成为与君主单枪匹马较量的勇士，如方孝孺。方孝孺反对明成祖篡位，明成祖威胁他：你不怕灭九族？方孝孺笑答：灭十族又何惧。于是明成祖灭了他十族，第十族是以他的学生权充的。方孝孺成为创纪录的勇士。
杨涟、左光斗联手弹劾魏忠贤三十二罪斩，二人同死狱中。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险些为思想而殉难。他与同时代的阮大铖恰成鲜明对照。他的一些民主思想至今未被人超越。比如他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明确提出民本思想，早东洋的福泽谕吉200年矣。
当西方知识分子为真理而献身的时候，中国的士正忙于寻找自己所依附的“主公”。而当李贽呼喊不要咸以孔子言论定是非的时候，西方的伽利略已经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物体落下速度与重量成正比”之旧说，揭示了自由落体运动的规律。李贽的批判精神固然可贵，他不求生但求死的做法也有几分似苏格拉底，但他终究晚苏格拉底1000多年，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给西方带来了思考精神，而李贽仅仅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前车之鉴以及由前车之鉴所引发的恐惧，毋宁说，李贽之后，批判与思考精神更孱弱了。
思想的血脉时昂时伏，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博及群书、学无畛域的大贤顾炎武，算是士林中的巨擘。少年参加过“复社”的反权贵斗争，青年曾十谒明陵，不忘复兴。
金圣叹以批书著称，敢于坚持己见。因“哭庙案”被杀。
“杭州十日，嘉定三屠”没有威慑住有正义感的思想者。
蒲松龄借助妖狐鬼怪针砭时弊，在《促织》中写到：“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使民“贴妇卖儿”，直言不讳的指出根源在于“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他断言“天下自有不盲之人”。
曹雪芹借“假语村言”对大清进行提前审判。
赵翼与吕留良类似，自己写书、自己刻书，嫉世愤俗，不惧斧钺。赵翼强调人的自主性，把这一理念铸入到一首小诗中：“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吕留良几乎集中了他之前的士之全部美德：他鄙视功名，三十八岁时避不应试，被革去秀才。后来行医编书，宣传“夷夏之防”这一极有见地的主张。他在南京开设书坊，出售自己编刻的书籍。五十二岁的时候，朝廷征聘天下隐士，吕留良削发为僧，采取不合作主义，三年后死去。他死后47年，发生了有名的以他姓名命名的文字狱大案，吕留良被“戳尸枭首”，家属亦受株连。吕留良冤狱的牺牲还有曾静、张熙、颜鸿逵、沈在宽等。
龚自珍也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思想者。如果大清听了他的忠告，鸦片战争的结果也许会是另一种结果。
魏源，中国近代开放之先驱。他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最聪明的一种国策，可惜未被采用。
现在文艺作品中津津乐道的几乎都是皇帝、太监、格格，其实值得后人怀念的是顾炎武、赵翼、吕留良、龚自珍、魏源。
七
上述思想者之后就一片喑哑了，直到清末才回光反照，出现了以郑（观音）、康、梁、谭为首的思想者。他们拙于趋势，不因人成事，按照惯例投靠最有权势的西太后，以图王封带砺、恩荫儿曹，而是企图通过正君主名实现君主立宪，虚君共和。他们避安而就险，弃熟而驾生，做了一件轰轰烈烈风神卓绝的大事－－解除“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野蛮符咒，让用鲜血铸就的历史怪圈中止，让社会进步与杀头不再有任何瓜葛，让君主远离专制成为传统的象征，让宪法高居于个人之上，让西方文明与华夏文明辐辏融溶。郑观音明确提出建立议院……这些几乎都是中国最需要的，其功业几与炎黄相埒。康有为、谭嗣同虽在某些方面坠入认识误区，甚至出笼谬说贻害后人，然而终是大醇小疵，按照“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原则，“小眚”不足以掩“大道”。他们的“大道”就是在权势与真理面前选择了后者，仅此即足以使后人敬之弥笃。
宋教仁是近代最伟大的思想者。随时间的流逝，他的名字将越发响亮。他一个人的价值，几乎高于文明史以来亿万武力征服者的价值总和。他终其一生探讨建立不流血的政治制度，而且距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他当时是惟一能调和南北的政治家。其思想可以概括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胡为”（《宋教仁集》，P456）。如果正面交锋的话，100个袁世凯也敌不过宋教仁，袁世凯只好把他卑鄙的暗杀了。宋教仁之死迅速把中国一点点“结束无谓流血”的希望给破灭了。接踵而来的是千百万的人头落地。
胡适、蔡元培、鲁迅等被最后一辆君主王朝破车甩下来的士，因把个性与血气镌刻在历史上而让人难以忘怀。他们不治《左传》，不释诸子，而以扬善伐恶、警世矫弊为己任，以鹤立之势廓清道学面目，剜除社会腐败，引进西泰文明，生腾道义，耸立人权。他们的思想解精神与灵魂之渴，犹如五谷之疗饥、药石之伐病。其中值得一书的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意识（“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鲁迅对人权的呐喊（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构成了现代文明的胚芽。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现在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作为学者，仅第一条就很难做到。他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失，但他们一生所追求的不是富贵而是真理，这一点足以使他们归入到思想贵族的行列。
王实味是一位值得一祭的小人物。以其满腹才华本该飞黄腾达，他偏偏写了一篇讨人嫌的《野百合花》，发了些不该发的牢骚，批评了看不惯的事情，结果惨遭横祸。酒有主人，菜有知己，他却没有朋友，没有人解救他，所有人向他发出的都是讨伐声。1947年他那颗未染的思想被一把不太锋利的刀割断了（据说是为节省子弹而用刀行刑）。从此世间仅剩下野百合花，而没有了王实味。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在批判王实味的人中有一位叫周扬。他写了一篇133页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把王实味牢牢地钉在了十字架上。事过四十多年，这位老人做出了虔诚的忏悔。不知王实味地下有知能否原谅他？
陈独秀，死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十月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是，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语萃》p265页）他用大量笔墨描述了专制的可怕后果，鞭挞了包括自己所做的事情。
20世纪中叶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沉默不语。最早发出声音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物学家，他的名字叫胡先筘。他先“啸”了。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鼓吹米丘林与李森科的社论，为生物学研究定了调子。就在多数生物学家为米丘林、李森科的伪学术吹吹打打的时候，胡先筘研究员出版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对李森科的所谓“创造性达尔文主义”提出异议，迸发出昙花一现的思考火花，这在中国学术界几乎是个创举，尽管不久该书被全部销毁，胡研究员受到政治批判。其实，他的那部被销毁的书岂是那些汗牛充栋的应时之作可比的。
贾植芳、何满子、杜高等成为胡风的陪葬品。杜高70多岁时，同意把自己流失民间的档案公之于众，使人们可以清晰地透视那一段血雨腥风的岁月。
在把整人视为“时代精神”的时候，金岳霖清醒地指出：“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实为众醉独醒的金石之声。
一度曾流行“农民起义导致让步政策，让步政策导致历史进步”之谬说。在史学家为太平天国大唱赞歌的时候，侯外庐却认为洪仁?摹蹲收?缕?肥欠炊?枷氲奶逑郑?渲忻挥幸桓鲎痔岬酵恋刂贫龋环段睦皆蛩担?斐?锬吨贫仍谑抵噬洗?蟹炊?裕ú渭?度嗣袢毡ā?956年1月1日）。后来董楚平等人进一步全盘否定天朝田亩制度（参见《文史哲》1982年3期）。
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唱年。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为首的知识分子宁做人文精神之牺牲，不做消散冲淡之隐士，“不随他人论短长”，发出了与主流旋律迥然不同的声音。章乃器宁死不“认罪”，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李维汉也不得不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九年后，章乃器为此举不得不煎熬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1966年8月24日至31日，整整八个昼夜，他在绝食中遭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包括：用铜丝包橡皮的鞭子抽，划了火柴烧手，用气枪射击头面，用水壶灌鼻孔，强迫吃肮脏食物，用油彩涂脸，灌氨水（章乃器《文史资料选集》总第8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获得过博士学位的章伯钧，其策略与章乃器不同，他是“认罪”最早的，但他的“认罪”不是屈服，而是为了不再让生灵继续涂炭。他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参见《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罗隆基呼吁成立“平反委员会”来纠正肃反错案。章伯钧提出“轮流坐庄”，并对“文字改革”颇有微词。章乃器反对“以党代政”，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就是针对他说的。章乃器曾直接质问国务院总理。储安平呼吁结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党天下”……这些声音如久旱的春雷，如灵隐的梵唱，一新人们耳目，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试想，如果在某些问题上照他们所说的做了，也许就可以避免其后发生的许多灾难，最少可以减轻灾难的程度。他们的价值实在无可估量。
曷谓士兵？战争来临冒死向前者也；曷谓思想者？在真理需要他们献身时不畏惧趔趄者也。类如罗、章、储，所作所为不一定括得尽思想者的全部特质，然而却有了思想者最重要的素质。两千年前的太史公就已经喊出“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强音，何况今人乎？如若一味附会成说、献媚权势，对经典肢解割离、妄说胡释，却无人站出来大声疾呼，人类的理性何以抵达幽微、烛照万象，人类如何进化为高尚的生灵？
吴祖光是文艺界杰出代表，是一个“自投罗网”的右派。他在致命“发言”前，妻子新凤霞拼命阻拦，未果。吴祖光又一次弹起自己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已经阐述过的老调：“对于文艺工作着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他妻子新凤霞仅仅因为不愿意与他离婚，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马寅初是出产在这个时代的又一个思想者。也许他的人口理论并没有比马尔萨斯往前走出多远，他也不是力排众议反对人口无节制增长的始作俑者－－西方的穆勒就曾因散发控制人口的小册子而被捕，－－然而马寅初的呼喊还是足以震撼世界，因为当时神州大地众口一词喧腾的是“人多力量大”。最可贵的是他不屈服于各方面的压力，不但不自杀，还顽强地活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龄，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使得盼望他早些死去的人大失所望。历史上，自杀是士维护名声的常用手段。自杀比受戮于人稍体面些，所以皇帝让臣死，有“处死”与“赐死”之分。西方的思想者危难中常采取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策略，直到被绞死或烧死。中国的士则不同，他们在遇难时常常乞灵于死神的襄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点在文革初期尤为明显，老舍、傅雷等一大批文化人都含冤自杀了。据统计，仅零陵一个小地方就有13797人自杀（参见谢冰《1049－1976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的初步考察》）。马老先生顽强的活着，这种人格示范并不比人口理论的价值小。
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一位有血有肉的思想者－－梁思成。他品格卓异，嵌崎磊落，因力所能及地坚持了自己的主张而赢得后人尊敬。他的价值几乎等量于古老的北京城墙，他差一点让这个象征厚积深蕴传统的宝物保留下来。最终他的才华没有敌过贫嘴溅舌弄臣们的暗算，当他回天无力、不得不面对城墙毁于一旦的厄运时，不禁失声痛哭。从此他的生命像淙淙涧水突然受阻，汪成死寂的幽谭，顿失先前的活力。深受父亲保守思想润泽的他，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以后的时光将由“传统”与“现实”这样两个维度变为一个维度，人们将坠入只知张扬现实的骛趋之中。当我们面对由此引起的恶果一筹莫展时，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梁思成，会用“如果……就好了”造一个聊以自慰的句子。在城墙去留问题上，当权者只是叱咤于一时，梁思成的声音则能持续地流传下去，思想者能够把死后时间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情就是如此戏剧性，权力的散失往往会换得灵魂的升华。佐证是一位政擢贤良、学通经史的下野政治家－－张闻天，在与权力完全隔绝之后显示出了美奂洒脱的文采与超然清幽的人性。
历数五六十年代作家，做过认真独立思考的寥寥无几。邓拓有过一些思考，但他死前愤笔疾书，高喊置他于死地的人万岁，从而把思考的意义淡淡地勾销了。始终愤愤然的作家，当以赵树理为代表。早年他也写过一些趋时邀好之作，但五十年代之后忧国忧时，发生了蹬谝卖踹的矛盾心理历程，处在极度痛苦之中。1951年，陈伯达召开一个关于农村合作化的座谈会，陈让赵发言，赵树理竟然斗胆说，农民赞成单干，不想走合作化道路。逼得毛泽东不得不退一步承认农民既有合作化积极性又有单干积极性（即著名的两个积极性），赵树理自己万万没有想到，他创造的这个纪录，要打破竟是那么艰难。这是中国思想者为数不多的胜利之一。然而胜利只是暂时的，不久合作化就开始升级，50年代末终于制造出了人民公社这一庞然怪物。在大连的一次会议上，赵树理气愤地说，1960年简直是“天聋地哑”。比干讲真话被剖心，苌弘坚持正义被刳肠，赵树理为维护常识的尊严，结果在文革中被放置在三张八仙桌摞成的批斗台上，经百般羞辱，悲惨地摔落在地，赉恨以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至今许多人还是只知道他的《小二黑结婚》，而未造访过他苦苦建造的精神家园。西蒙娜・薇伊说过，只有失去尊严的人才能讲真话。追求世俗功名，作为代价就不免丧失讲真话的功能，变为应声虫。赵树理保留了这个功能，结果成为牺牲品。
遗憾的是，讲真话的作家只有赵树理等少数人，多数人默不作声。
八
知识分子的喑哑成为文革顺利展开的重要条件之一。
然而，文革在迫害知识分子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思想者。腥风血雨中高士徘徊，学者掩映。
伊林・涤西、李洪山等一批年轻人以涓埃之力抵挡浊流，锋芒直指不可一世的“副帅”与“旗手”，像划破阴霾的一道闪电，给人以振奋。
顾准，一个职业思想者，面对滚滚而来的黑涛恶浪，从容镇静，不随波逐流蹈空妄说。他不随波逐流的发凿空之论。身陷囹圄也不放弃思想，而且所指涉的多为有价值的问题。在“目的论”歪说被捧上天的时候，他却笔挟风雷，诟病其说：
“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参见《民主
主与终极目的》）。
至今这些话仍铮铮作响，但真正让他留名青史的是他身上的人文精神。在盲从之风甚厉的年代，他却一树遮风，写出文不附骥的血性文章，人独一无二，文也难逢其俦。他将独立思考的范式遗泽后人，自己则带着与亿万人截然不同的理念，带着谆谨诚悫的人格渺渺茫茫归彼大荒。如今其人已萎，但思想者风格却长存人间。
遇罗克，也许算不上严格定义的知识分子，但他是一位优秀的思想者，是一位透着淋漓元气的有为青年。提起他我还有一个遗憾。1967年的一次沙龙，我有幸叨陪末座，一位朋友指着对面一个人说，那就是博涉群籍、极富才华的遇罗克。我早也心仪其文，故投以了敬仰的目光，但没有勇气上前与我心目中的英雄寒暄，因为他写过让红五类胆战心惊的《出身论》。中国血统论源远流长，汉重门第，魏重流品，元重肤色，清重族脉，直至文革推崇红五类。《出身论》试图打破红五类优越的谬说。在该文中，遇罗克不避肯綮，用雄辩的事实与缜密的逻辑论证了血统论的荒谬。那时，一个关于道义准则的小小偶符就足以让人罹祸，何况遇氏爽如哀梨快如并剪的笔锋已经把血统论批驳的体无完肤，我心里明白，他的处境极其危险，随时可能陷入囹圄。就这样，我与英雄失之交臂，这也成为我终生遗憾。我常为此而自责，不过我确有苦衷。文革初期我高三，我们班按照出身把同学分为了四个等级，第一等是红五类，第二等是红外围，第三等是三教九流，第四等是残渣余孽。我属于残渣余孽，是不敢乱说乱动的。当时，权力的擢升与荣辱的繁衍都仰仗出身，崇尚血统，较之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时期基本不讲血统隔离了，不过残留些“寒门无上品”之类的偏见而已，然而文革（包括文革前的一段时间）却沉渣泛起，把偏见演变为类似元代的种族隔离。相当一部分人面临非人的待遇。直接或间接因出身自杀的事情，我朋友圈中就发生不下十起。我得到《出身论》之后，火急手抄了五份，让姐弟人手一份。我还自以为是的下了结论：遇罗克已经把血统论批倒，这下子受歧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万万没有想到，血统之争却以遇罗克的饮弹惨死而告终。
遇罗克不愧真正的思想者，在万象喧嚣中保持着惊人的冷静。恫赫威吓不能让他停止思考，严刑峻罚不能让他改变志向。天旋时异，斗转星移。现在重读其文，也许会感觉他也使用了大量的应时套语（顾准使用的相对少些），他论述的某些问题也不具有多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多少令人有些遗憾。然而遇罗克最可贵之处在于他另辟蹊径，摆脱了“惟命是从”的写作思路，他之写作是为了呐喊，而不是给被恶意制造出来的噪音增加点分贝。他华彩的谋篇与佻荡的行文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写作范式。这一范式也许算不上最好的，但绝非应景文章可比。
遇罗克为真理而献身，郑晓丹为遇罗克而殉难。
文革女杰，除了郑晓丹之外还有张志新、黎九莲、林昭等。行刑前他们被割断了喉管甚至被强去脏器，惨象喋血人寰。其中林昭还是被“密决”的，然而他们旅行思想者职责直到最后，使得那段暗淡无光的日子露出一丝光明，狼嗥犬吠的混杂中飘逸出一缕幽咽的音韵。
思想者中还包括以马思聪为首的一批被迫出走者。
最后应该提到忏悔者。首先是巴金老。他是个拒绝过吃皇粮的可敬老人。忏悔这一定是思想者，而且一定是可敬的思想者，儒林节义，自古分歧。然而忏悔应算是应该没有争议的士大夫为人处世的准则。西方基督教的要义就是忏悔，卢梭还专门写了《忏悔录》。一般来说，中国既无忏悔的宗教又无忏悔的道德训谕，自然就没有形成忏悔的习惯。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之后百般讳掩成为惯行。更有甚者摇身一变，巧言曲说把自己由施害者变为受害者。巴老企图以微弱的螳臂之驱阻止这个巨大的历史惯力，以古稀之年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坐标与“学自忏悔始”的治学原则。他的忏悔建立在长考基础之上，完全是有激使然。他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清风高节的人格范式。这个范式虽不一定完美，但就忏悔而言，却代表了最高境地。那些拒绝忏悔的人在巴老面前，就像椎轮之与大辂，显得渺小了许多。巴老的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也许永远实现不了，但巴老自我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实现。
忏悔者中还有邵燕祥（《人生败笔》）、韦君宜（《思痛录》）等。
演员赵丹因死前发表文章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他死于1980年10月10日，他于10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的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
无名的义士、勇士、壮士也该一书，他们中有被开水灌顶而不发一声者，有活活而被人食者，有以死拒绝受辱者，有宁求好死不求赖活者……
九
文革中的英雄是最不幸的，因为这些英雄事迹永远居于文革话题中的次席，人们首想到的往往是这场旷日持久浩劫的成因。
文革，顾名思义，就是把文化殿堂掀翻，把文化人打倒，永世不得翻身。偌大一个“文化”范畴整个被置于俎上，任由挞伐，任由蹂躏，任由毁灭。人们沉浸与毁灭的愉悦之中忘乎所以，达到了胡尔塞所说的“存在坠入遗忘”。那是一个疯狂破坏与遗忘的年代。破坏不过是遗忘的一种手段罢了。破坏是一时的，遗忘却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影响我们。在那个时代，还有什么没有被遗忘呢？良知被遗忘，理性被遗忘，正义被遗忘，法则被遗忘，公理被遗忘，游戏规则被遗忘，道德被遗忘，常识被遗忘，逻辑被遗忘，形而上被遗忘，形而下被遗忘，语言被遗忘，美被遗忘，生活被遗忘，历史被遗忘，甚至人类也被遗忘了（人类被缩减为阶级）。权力、意志、狂躁迅速弥漫于一片遗忘的真空中。魍魉现形，群魔乱舞，出现一幅没有理智、没有知识、没有常识的可怕视景。几乎每一个词语都于义乖桀，每一个行为都于理相背。作为一种由灵主宰的高尚存在，在遗忘中人类倏然变为一种与前后左右都脱去联系的孤立存在，变为一种极其可怕的偶然。这个偶然完全由炙手可热的权力包裹着。权力本是惟恐其膨胀伤人千方百计要对其加以限制的东西，而蟹行的兖兖圣崽们却把它说成是世间至高至善至美的、无所不能的东西。权力支配，本是适用于个别场合的法则，在文革这它却取代了其它所有法则。所有是非曲折都要由权力来权衡，所有的取舍都要由权力来做出，所有的人都要为权力而忙碌，尽管有限的权力资源根本不可能分给每个人哪怕一杯羹。
“知识”在“文化”名下，“知识分子”又在“知识”名下，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便在情理之中。文革浩劫，最值得总结的既不是陈伯达、康生之流的恶行，也不是顾准、遇罗克们的无畏，而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在滚滚恶浪袭来时逆来顺受，甘当牵绳拉线者手中的木偶？为什么知识分子在背诵“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最高指示时比一般人更声嘶力竭？为什么总有一些先知先觉者率先陷入不光彩的骛趋之中（自古如此，明朝的自宫热就有“士”参与）？权力就那么有魅力吗，值得放弃正义与良知。两千多年的古人就已经知道“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位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得志的人不是指那些地位高贵者，而是指无以复加的内心快乐而已）。为什么经过两千多年风雨沧桑，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不进反退？为什么法国的萨特给诺贝尔奖不要，中国的XX却把两个人的成果归为己有，差别形同云泥！真正值得下工夫反思的，是这些。
“知识”是人类存在之第一要义。“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往往为知识分子所先知先觉。既然先知先觉了，就要把自己的“知”与“觉”公诸于世，即使冒死于刀锯斧镬之下也在所不辞，否则枉活一世。人生旅程酷似出海远航。“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思想者就是“抵达仙乡”的游客，他们成为理性殿堂的上宾。
十
最后，笔者借用“不是”与“是”的套式给思想者做如下概括：
思想者不是什么？
思想者不是饰鬼怖人的巫师，他们以去除假象、揭示真理为己任，巫师所做的却是向众人示以假象，让众人的头脑装满魅惑；
思想者不是发疯的醋婆或放刁的悍妇。醋婆或刁妇不过是放纵使性，图一时之快，思想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发乎理性与良知；
思想者不是缩头乌龟。乌龟一有情况便蓦然缩了回来，不敢冒任何风险，思想者思则灵动无羁，动则一往无前；
思想者不是见杯即斟、每斟必满的醉鬼，专以恍恍惚惚为乐，思想者是独钓寒江雪的清流，即使“众人皆醉”，也“惟我独醒”，因为他们深知丧失思考能力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思想者不是贪图床第之乐的情种，情种不过是情感的机器，欢乐随潮起潮落而变，思想者的欢乐是持恒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其与真理相恋；
思想者不是感情拿捏到位的演员，演员随心所欲地铸造不同于本为的我，思想者却拙于表演，不掩心迹，总是把本我暴露出来；
思想者不是很讨人喜欢的角色，他们大多缺乏为多数人所认可的魅力；
思想者不是只会解惑的蹩脚教师，解惑之外他们更注重“举疑”；
思想者在生产产品时，拒绝使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原材料，因为那样的产品质量一定不高。
总之，思想者不是非思想者所能想到的一切。
思想者是什么？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存自我，一旦他们不这样做，马上就会蜕变为另类而失去原本的价值，成为探索人文与理性羁旅中匆忙趱程的过客，什么也留不下来，从而与“不求万斗金但求朝闻道”的初衷背道而驰。作为思想者的耶酥早就提示过他的门徒：一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却丧失了自我又有何益？何况一个知识人是很难赚得整个世界的，他们的与众不同的价值完全体现于自我的展示之中。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不是为生而生。他们想怎么死比想怎么生更多些。这就注定他们不能过多沾染现实浮华的功利，他们的生活动力是因想到死后能遗泽后人、自己的名字还能为一部分人所牢记而自豪。韩愈是这样总结的：“与其有善于前，孰若无毁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作为思想者，只讲现世不讲死是对自己身份的背叛。贝多芬曾猛烈地鞭挞过这种人：不知道死的人真是可怜虫！贝多芬死后的价值比生前的价值更大。我想，贝多芬自己对此一定是深信不疑的。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不是率性而为的，而是依照心中的一杆“秤”行事。所以他们活着比一般人累，一般人依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格言行动就够了。知识分子所作所为却不一定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米丘林捏造了“无产阶级遗传学”之后，前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瓦维洛夫奋起揭露米丘林的谬说，结果于1941年被斯大林处决。其实，米丘林的谬说关他底事。但对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如此死去比苟且偷生更痛快些。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不是逐群的，而是独立的。一个头脑就是一个庞大的宇宙，常人是不能望其涯岸的。他们往往意态悠闲地认为自己的体系是最神圣的，怀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情愫。正因为如此，他们总是希望成为某方面的中心，普渡那些被知识遗弃的人。爱默生甚至幽默地说，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变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批判的，他们骨子里具有叛逆性。批判是他们的生命。批判的锋芒无所不包，甚至包括自己所热爱的对象。可以说，思想者是用批判维持生命的。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一刻也离不开批判。执是之故罗素说：“正因为我是英国人，而且热爱英国，所以我不遗余力地批判英国，因为我希望她变得更好”。批判比阿谀能够给施予对象以更多的利益，最早揭示这个规律的是中国的庄子，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懂得“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的道理了。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不能朝三暮四，他们必须坚持自认为正确的主张，名败身裂在所不惜。严复一世清名，但晚年他所考虑的并不是保持晚节，而是顺着自己思维惯性一直走下去，所以他选择了拥护洪宪这条对其名声极为不利的道路。他与杨度等被讥笑为走狗。杨度说：“我等提倡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之后，严复想了想说，我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洪宪问题当另论，但有一点不容质疑：洪宪之后的寡头政治，在专制与腐败方面比洪宪走得更远。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发现问题”的工作。当“秦灭于楚汉”已经成为常识的时候，杜牧却发现“族秦者秦也”。当人们把多生多育视为天经地义的时候，马尔萨斯发现，地球人口将越来越多，以至于会发生大爆炸。当世人皆认为宗教是一种梦幻的时候，惠特曼却发现：没有它（指宗教）整个世界才是一个梦幻。当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候，海德格尔却发现了被新事物遮掩起来的精神危机，并准确指出危机源于“存在的被遗忘”。当人们弃传统如弊履的时候，哈耶克发现，传统是本能与理智之桥。当人们把美国的民主当作一种制度看待的时候，杜威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担负着发现问题之后阻止灾难降临的重任。似乎他们天生就悲天悯人。人的暴虐恣睢与率性而为会最终导致种种灾难的降临。灾难有自然的－－如沙尘暴，有人为的－－如战争。需要有人不断发出警告：该收敛了！1995年，美国联邦邮政总署曾经计划发型一枚“核武器胜利50周年”纪念邮票，一些知识分子的反对使这一计划破产了。极而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声音，人类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正如昆德拉所说，明天当自然从地球消失的时候，谁会发现呢？……末日并不是世界末日的爆炸，也许没有什么比末日更为平静的了。惟因平静，更需要思想者大声疾呼。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为发出真诚的警告而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死。这也许为趋名骛利的小人所不解，但他们并不想让任何人理解自己。因为他们并没有把功利的回应看得过重，他们更注重过程。50年代前苏联名医维诸格拉夫出于本能笺告斯大林作息应有规律，杜绝无谓活动。斯大林以为他是受命于人架空自己，于是雷霆大怒，吼叫着：给他带上手拷！这为名医就属于不惜一切代价要发出声音的人。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近于偏执地热爱知识、热爱真理、热爱美、热爱信仰、热爱永恒的精神生命。他们超脱得如同蓬莱之仙、隐世之佛。在漫漫的专制时代，六合之内，天子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然而天低吴楚的思想者却可以例外，，他们永远是以自己独特价值观行事的精神贵族。他们在理性、知性与信仰王国上下求索，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冥追神悟，造乎其微，锲而不舍地营造自己的精神殿堂。而这样殿堂巍巍然建造起来的时候，他们却来不及哪怕看它一眼。
…………
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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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轴偷转，纪元文明已经走过了2000年历程。中国的士－－包括可敬者、可恶者、可悲者、可叹者－－不管是懿言嘉行上演正戏，还是傍人门户扮演小丑，都快意恩仇地坐念唱打，进行了充分表演。逢世纪之交，该做一个总清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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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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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附庸求生型，没有孤立人格，心系得失一朝，不顾荣辱千载，谄谀权贵而惟命是从，沽名钓誉而归降隶附。此种类型自古至今车载斗量，无可计数。中国文化之层累性，在此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权且称其为谄谀者。第二种为批判思考型，具有独立人格，心系天下黎民，不计个人生死，坚持正义敢于面忤权威，彰善瘅恶何惧粉身碎骨，他们实士林之圭壁。可惜此种类型非但越来越少，而且依朝代更迭而一蟹不如一蟹。我们权且称其为思想者。第三种为平庸无为型，谈不上人格，也没有立场，东风来向西歪，西风来向东倒，糊涂搪塞，虚糜俸禄，知识才学全部用在明哲保身上。这一类型本文暂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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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谄谀着把良心庋藏高阁，奉迎君主，炮制语铒，陷害忠良。历史上一桩桩陷害、一个个冤狱，都是在这些小人协助下完成的。在皇权专制社会，能讨君主欢的谄谀者永远不会人满为患。发泄某个真理一个人就够了，掩饰或改易真理，非形成庞大的帮闲群体不可。那些业务精熟、左右逢源的宵小不愁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拿破仑早就揭示过：四家有敌意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不知拿破仑为何说“四家”，其实有一家就足够了。如若真出现这家报纸，拿破仑一声令下，不愁喙长三尺的谗谀者不争相糜集麾下，唾珠四溅，落笔如刀，对那些给主子带来威胁感的言论予以回击。立了功的可以高官任做，骏马任骑。在这一示范效应的带动下，有才学无良心的文化人奔赴这条仕禄捷径，犹蚁之就膻蝇之逐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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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谗谀者人数越多、竞争越激烈，专制就越牢固。原因在于：任何文明都始于神权，归结与民主（雨果语）。专制权力无一例外都是神权或变相的神权，兖兖圣崽所做的就是论证其永恒与合理，这种论证足以延缓民主的到来。他们搬弄学识，抖露雅博，将话语、常识、逻辑、规律置于股掌之间，翻云覆雨，混淆是非。甚至对道德与常识也能做出随心所欲的阐释－－一切都是为了帝祚永延。本应给这类人一个更邻真的称谓，无奈至今无有好事者，事遂告寝。不才不敏，只得以“谗谀者”三字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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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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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谗谀者滥觞于何时，夏之前史料缺如，夏末有“助桀为虐”的记载，帮助桀作恶的就有文化人。但我想把谗谀者的祖师爷定为战国韩非子与李斯。专事谄媚而又享有“子”的殊荣，25史中惟韩非子一人矣，足见了得。韩非子知天晓地、鉴古知今，确非等闲人物，他的《孤愤》、《五蠹》、《说难》等名篇，缀锦贯珠、别树学憧，为帝王提供了一新耳目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统治术。这套统治术成为历代帝王的御世心法、万应灵符，其有效性为两千多年历史所证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外儒内法，外圣内王，帝王明习孔孟经典，暗则沐手恭读韩非子帝王之术。总是那些深谙“法术势”之要者成王，不得其要者为寇。法术势也常常成为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这就不免出现牺牲者。如北宋苏轼，无错无罪却屡遭贬谪，原因之一就是他总处于士大夫们暌睽监视之下。苏轼被谪惠州，心理调节得不错，写了一首田园诗：白头萧散满霜飞/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入章子厚耳中，章说，苏子瞻如此快活耳！遂向皇帝打了小报告，于是苏轼再次被贬到海南岛。章子厚曾是苏轼挚友，挚友尚且要告密，法术势之魔力于斯可见焉。难怪苏轼感慨到：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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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韩非子的“法术势”一直影响到20世纪、甚至波及到外国也不为过。斯大林就深得韩非子之三昧，从其著作中受到启发，写下了“受人爱戴不如被人畏惧”的心得体会。按理，韩非子理应排位于孔子之前，享受世代供俸，事实并非如此，除了20世纪70年代韩非子受到空前礼遇外，他一直是坐冷板凳的。秦始皇得其术，不但不予奖励，反而命李斯将其毒死。李斯谄谀帝王，与韩非一起构成同世之双，最后得到了与韩非子同样的下场。然而韩非子与李斯还是有区别的，韩非子的谄谀之策，几乎适用于一切帝王，而李斯之策多是献给赢正一人的。司马迁发出“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的感慨，大概是因为韩非子处于残杀连环的初端，令人恻隐，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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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之死警示了士大夫：拍马是需要技术的，非工于权术者不能为也。拍马是有禁区的，论证“盗亦有道”可以，但绝对不能把盗贼之“道”的底细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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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帝王命你去杀人，你就只管去杀，若非要挑破机心问“为什么？”对不起，你也得被灭口。专制帝王最不吝啬的就是人的生命。在屠刀的威慑下，士大夫渐渐丧失了问“为什么”的功能，思想者自然也就凤毛麟角了。相反，趋炎附势的谄谀之徒却车载斗量，如山涛之于司马氏、刘歆之于王莽、潘岳之于贾谧、解缙之于朱氏王朝、钱谦益之于清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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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说韩非子向君王提供了“治术”的话，董仲舒提供的则是“心术”。他向汉武帝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天人三策”，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起来，形成中国所特有的神学体系。“天人感应”成为帝王与“天”之间的纽带。“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与天的关系确定之后，再用“三纲五常”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道统逶逶迤迤，变为庞然大物。伪学术代替了学术。士大夫的活动空间骤然变得促狭起来。撼山易，撼道统难，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敢于撼动道统了。足见，士大夫左右历史，韩非子之外当属董仲舒也。他以一人之口封杀了众人之口，而且一封杀就是两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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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包括之前的二程）是第三位左右历史的士大夫。他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的“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与“存天理，灭人欲”的谗谀之词却是最狠辣的。前者把士的行为纳入到“读书”（读什么书是规定了的）的轨道，无形中放弃了“思考”这个最重要的手段，臣民皆可因此而雌服专权；后者灭人欲望，无异于釜底抽薪，把人的精气断了，变为任人摆布的木偶。从那时起，“士”与“仕”之间出现了一个等号。士而不为官，只有像姜白石那样作穷困潦倒的“职业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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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王守仁是最后一位大号谗谀者。代表性言论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与杨仕德薛尚谦书》）。防“心中贼”成为专制者阻塞言路的口实。中国专制积深，其罪也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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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谗谀者，首推魏晋的王弼，他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圣人有情”说。即圣人们“应物而无累”，圣人们享乐、腐化是符合“自然”原则的，为达官显贵们的奢侈淫靡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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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陶弘景，身披道袍，却阿谀权势。梁武帝萧衍篡位，兵至新林，陶弘景派遣弟子戴猛假道奉表，以示支持。他还假造“梁”字图谶，进呈梁武帝。梁武帝每有军机大事，都要遣使咨询。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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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来俊臣，因告密而倍受武则天信任，官至侍御使、左台御使中丞，大兴刑狱，族杀一千多家。为谗谀杀手之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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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大学士严嵩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代表，阮大铖诚则是五毒俱全的士林败类。他尸禄耽宠，仕不事事，专做坏事：依附权贵－－卖身投靠魏忠贤，排斥异己－－报复东林复社诸人，软骨附逆－－晚年投入满清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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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韩贞，宣扬奴化思想之大师，喜欢以打油诗的形式阐述其歪说。代表作如“世路多歧未许游，得休休处且休休”（《与东村》）。国人“得过且过”的习性与他的歪说有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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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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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谗谀者只有两件事情好做：一件是把注意力由“穷理格物”转向“勾心斗角”，通过排挤同类获取利益；另一件就是通过讨君主欢获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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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世纪中叶，神州大地发生了几次大劫难，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每一次都有知识分子助阵。那是软骨病、夜盲症与狂犬症大流行的年代。当政治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知识分子未有像样的抵抗便缴械投降了，使得个别独立思考的人很快便陷入了尴尬的孤境。软骨附逆的文人还充当了无耻帮闲，无论看到整人、砍树、吹牛都高声叫好，丑恶嘴脸纤毫毕呈。
“上帝叫谁亡，先使他发狂”。万万没想到，最先“发狂”的多为知识分子，这不能不说是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
舒芜献书，酿成“胡风冤案”（姑且不评价胡风本人是耶非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冤狱，拉开了以文人为壑、残酷斗争序幕。文字狱使一千多人罹难，虽不绝后亦空前矣。郭沫若、周扬等大牌文人都做过长篇“动员报告”。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俞平伯也未能幸免于难。献书并非什么新货色，为历史上谗谀者屡试不爽。只不过自胡风案之后，大小报告之风愈演愈厉，以致于知识分子人心惶惶，周围的人敌耶友耶，非精于心术者不能遽辨。逼得知识分子不得不分心旁骛，最后只有求生之功，全无求知之力。在这种非常场合，知识，非但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反而成为安身立命的窒碍。
1957年，几个上层知识分子上蹿下跳，对上著功厥伟，假赞美之词，籍为私惠；对下则布下眼线，窥伺构陷，编派故事、罗织政敌罪名，以为整人的炮弹，待炮弹凑齐，猛烈开火，致使50多万知识分子罹祸，或发配边疆，或锒铛入狱。姚文元等辈上蹿下跳，煽风点火。就连根本不理解反右的田汉，也倒戈了，他本是支持吴祖光“提意见”的，而且自己也写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的讨伐“檄文”，然而当风向骤变时，田汉却把吴文冠以《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之名抛出，以求自保。这50多万人多数被自己的同僚咬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本已经少的可怜的知识分子间的信任与合作从此荡然无存。
1958年，知识分子的表现更拙劣到了极点。这一年狂热的国人大致干了三件蠢事：一曰跨进“共产主义”，二曰“放高产卫星”，三曰全民炼钢。这三方面都有知识分子跳出来兴风作浪。
位于知识分子塔尖的陈伯达，在共产风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把学术这个天下的“公器”当作个人的“私器”，惟上面的意图是瞻，在非理性的狂热面前，非但没有履行批判职责，反而仰仗毛泽东“无政府、无国家、无民族”与“做到吃饭不要钱，在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的最高指示，在北方某县上演了一出共产闹剧－－取消货币试验。直到供销社奢侈品积压、食品告罄，农民生活无以为继，闹剧才被迫收场。这一闹剧乃其后亿万人挨饿之滥觞。可悲的是，非但无一个思想者站出来履行职责“指鹿为鹿”，揭露弥天大谎，反而有无数帮闲掀唇摇舌论证谬误，说什么没有了私人财产便可以进入天堂。全然不顾寓于家庭之中的私有财产是人类秩序基础这个铁的事实。2000多年前的秦人尚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指鹿为鹿”明辨是非，今人反不如古人，岂不可悲。
“放高产卫星”从头到尾是一出狂热闹剧。其动机是为迎合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设想，人民公社需要物质基础，需要足够的粮食以维持“吃饭不要钱”。毛泽东认为高产卫星比苏联的人造卫星意义还要大，有了粮食（和钢铁）什么事情都好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久，来自秀才笔下的喜讯便接踵而至：
6月9日，湖北襄阳专区大面积小麦亩产1500斤。6月11日，湖北光华县幸福社11亩小麦平均亩产3215斤。6月12日，河南遂平县卫星社2・9亩小麦平均亩产3530斤。6月16日湖北谷城县星光乡替乐民社亩产小麦4353斤。6月21日，河南辉县亩产4535斤。6月23日，湖北谷城县亩产4689斤。6月30日，湖北安国县亩产5103斤。（以上参见《人民日报》）
很快亩产千斤就嫌不过瘾了，亩产万斤、几十万斤的喜讯纷纷出笼。广西环江亩产中稻就达到13万斤……好事的农民问毛泽东，粮食多了吃不了怎么办？毛回答，可以改一天吃三顿饭为五顿。话虽如此，毛泽东还是有些犹豫，不知这样搞下去会不会遭到科学家的反对，就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一批科学家站出来了，代表人物是钱学森。他及时排解了毛泽东的疑虑。记得萨伊德说过，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孤寂的钱学森终于与毛泽东结盟了。钱学森试图改变毛泽东“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这种成见，证明知识分子自有其用。他于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
“……土地所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这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钱氏的高论很自然使人联想起“一个家当”的故事。既然一个鸡蛋能够让人发家致富，一亩地为何不能生产4万斤粮食呢？这篇袭科学之貌而遗科学之神的伪作，也许说它属于拍马学、避祸学更谛当些。把谗谀之术渗透到纯自然科学中，而又如此辐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创举。著名科学家的支持，使得好大言者的腰板更直了，气更粗了。7月23日分《人民日报》社论竟然放言：“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7月28日的社论中进一步提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的到，定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意志取代了规律，惟意志论笼罩华夏大地。不幸中之万幸是意志不能当饭吃，不久就有人被饿死，重现了“衢州人食人”的惨景（只不过并不是因为“是岁江南旱”，否则真不知闹剧迁延至何日方能收场。古人的“久战之后必有凶年”一语成谶。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估算，1960年－－1962年全国共饿死人2158万人（这一数据一直没有正式公布）。不堪饥饿泅海出逃丧身鱼腹者，更是无以计数，这些冤魂成为这段耻辱的注脚。
全民炼钢的破坏力并不比放卫星小。全民炼钢也是在《人民日报》秀才们的鼓动下展开的。一个位居二号的大人物事后说：“大跃进的发动，《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秀才们先期就已经论证了所谓“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似乎抓住一两样“主要矛盾”，其它便迎刃而解了，这才有了“以粮为钢”与“以钢为纲”的行动纲领。5月1日的社论提出“速度快一倍，投资一当二”，为大炼钢铁制造了舆论准备。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的社论，指出：“一个以钢为钢、带动工业全面发展的工业建设的新高潮已经形成。转炉高炉遍地开花，钢水铁水到处奔流的日子，即将到来”。社论还用问答方式向全国传达了毛泽东的钢铁翻番构想：我国的钢铁工业能不能以最高的速度，比如说，每年产量的增长率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或者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们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没有。
结果，就有了用木材炼钢的笑话。这个笑话让今人倍感沉重，因为它正是今天江河干涸、沙尘暴肆虐、沙漠化、石漠化步步紧逼的主要根源之一。时至今日，又有几个知识分子对此做过反思呢？
我不知道这些文人们是头脑发热还是嘴比对心，但有一点我知道：他们不要人格、不讲道德。他们一定早也将尼采的“要我们相信道德，就是在谴责生命”的格言烂熟于胸了。
1958年的闹剧合乎逻辑地演绎为文革。
臭名昭著的文革自有其发动与策划者，然肇始其端者乃上海跳梁文痞姚文元。姚文元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典型代表。1954年年底，正当姚文元写出赞扬胡风的《论胡风文艺思想》的著作要交给出版社的时候，忽闻北京要批判胡风，立即转舵，在《文艺报》上撰文批判胡风，把他“胡伯伯”的文艺思想批判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参见《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P150）。
1963年姚文元曾给北京出版社上书赞扬《燕山夜话》一书：
“编辑同志：准备把自己这三年来写的杂文、短论，选其在当前现实意义、思想意义较大（即能鼓舞情绪、提高认识）的，编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杂文集，并取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名字（如《蟹的遐想》），想把它寄给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稿件？致敬礼姚文元5月30日”（参见《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P136）。事隔不到三年，姚文元摇身一变，成为《燕山夜话》的权威批判者。
戚本禹、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聂元梓等一干人也都有类似姚文元的经历。他们吹吹打打，“你方唱罢我登台”，进行了充分表演。他们都是硕学的权威，一锤定音，世无异词，由他们打头阵再合适不过了。蝇附骥后、亦步亦趋，揣合奉迎、翻云覆雨正是他们的看家绝活。在他们的鼓噪下，阿谀之言孳乳，造神之风骤起。他们发明了“最最最”三字迭用的新修辞格式，制造了“万岁”与“健康”的比较级，附会了“牛鬼蛇神”的古老比喻，阐释了不断置人语死地的全新“理论”，甚至给最原始的丑恶（如血统论）平了反……一时间歌功颂德的文字充斥坊间书肆，批判声讨的声音震耳欲聋，武斗狼烟四起。这对慑于反右斗争而日益麻木濡滞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在这一强烈刺激下，他们纷纷跟着摇旗呐喊起来。就连早已功成名就的郭沫若也不甘寂寞，急匆匆发表宣言：谁见到我的书，请代为焚毁（几年后又出版了《李白与杜甫》，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给知识分子丢尽了脸面）！于是焚书成风，自责成癖，窝里斗愈演愈厉。在“知识越多越反动”与“灵魂深处闹革命”口号的威慑下，知识分子们不但学会了唾面自干，而且学会了“整人以自保”。历史学家杨国荣更独出心裁，公然为韩非子平反，变“外法内儒”为“外法内法”，让法术势理直气壮地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把一大批研究儒学的知识分子打入地狱。搞得全国无一人不以“法家”为荣，不以“法家”自居。就连本可装傻的学术巨擘冯友兰也坐不住了，公然起扬其法家来。至于初澜、梁效、石一歌、丁学雷、罗思鼎等炙手可热的打手，更是笔花飞舞，浊嘴滑舌，势焰极盛。人们每每从他们的文字或言论中感觉到霍霍磨刀声。说来也怪，学问真是个奕叶灯传、蝉联瓶泻的事情，昔日刀手，墨渖未干，有的却摇身变为新时代道德文章的楷模，重新让人们肃然起敬起来。真可谓造化弄人。
不必再列举下去了，黑白颠倒的年代，有多少知识分子参加到推波“训政”、助澜“造神”的浊流之中，谁人数得清？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做过嘴不对心的事情？那时，比的就是看谁能距离知识与真理更远，比的就是看谁能想出亵渎常识的新点子，比的就是看谁在自己同类身上发现更多的破绽。余生也晚，没有赶上50年代的事情，但是文革，我是自始至终参与了的。我也参加了这一荒唐的竞赛，为此，我无时无刻不在反省与忏悔。我为自己曾把意志与灵魂交给他人而感到羞辱。
五
发人深省的是，为何历来中国的“士”，不鸣则如阉犬面鸡，鸣则如鸲鹆之声，鲜见发自心底的呐喊，为何“士”成为只被人“克”而不能“克”人的弱势群体。自然界是一物降一物的，正所谓“老鼠怕猫猫怕狸，鸡怕黄鼬虫怕鸡，螳螂捕蝉雀在后，牛羊怕狼狼怕罴”。那么，中国的士处在哪个环节上呢？应该说，总体看他们游离与生态链条之外，无物可降，因为他们具有太强的附庸性，先天发育不良。春秋战国，士被公子王孙们所豢养，成为其私物，不投靠某某门下，就不足以为士，受人俸禄，为人办事，此乃附庸之滥觞。士的品德是被拘囚于主子所划定的范围之内的。秦始皇坑儒，就借助了“诸生互相告密”，士之命运，早早就埋下了夙因。法家的“以吏为师”更成为系在士头上的紧箍咒。一切向“吏”学习，惟吏之马首是瞻，本来应该楷模世人的士，成为权利亦步亦趋的随从。“吏”才真正为人所向往，由士而士大夫成为必经之路。所以，士遵从吏的准则，而不再遵从士的准则。士不能以“师”的身份说三道四，只能附和主子的声音。孟子早就警告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所以为士而又为人师者，孔孟之后便寥若晨星了。朱熹算不上真正的“为人师”，他不过重新阐释了统治者的统治方针而已。关于为人师的问题，朱熹做了进一步阐释：“好为人师，则自足而不复有进矣，此人之大患也”。这样一来，士就更没有发言权了。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现代。1959年林彪在庐山就说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话，总有人想当英雄，在我们中国，只有一个英雄，那就是毛泽东（参见《李锐文集》）。一语中的。这是“士不为人师”的最新版本。对国家的统治权、对世界的阐释以及宗教，被帝王三者合一，集于一身。士成为一种点缀。这是士毫无作为的根本原因。士的地位甚至远不如谋国不忠的狗屁政客与残民以逞的狼戾军阀。最耀眼的光环永远归于帝王，随便一位帝王死后都有华贵的尊谥（比如昏庸的万历死后还被尊谥为“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而真正伟大的董狐不过是个鲜为人知的治史者，真正高贵的吕留良不过是一起冤狱的主角而已。
追根溯源，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差别在于：西方的先知先觉的鼻祖多是纯粹的思想者，中国的先知先觉往往是谗谀者与思想者杂而有之，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孟子的“使民知道”、庄子的“道不可言”、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既然谁都说不清“道”是什么，就只好以帝王为准了）等皆有谗谀之嫌。西方（古希腊）知识分子以探究真理、苦思冥想为幸福，中国知识分子则以仕途经济为快事。
六
士，也有光荣的一面。两千多年出现过张衡、祖冲之父子、郦道元、沈括、郭守敬、毕?、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等科学家。尽管我们不由得为这个名单过于单薄而内心有愧，然而上述贤者却是无愧于历史的。
士之气节，肇始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公元前607年，赵穿杀死晋灵公。史官董狐在史书上赫然写上了“赵盾弑其君”几个字。赵盾抗议道，明明我弟弟赵穿杀的，怎么说是我杀的？董狐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你是朝廷大员，知君被弑而不查，凶手又是你弟弟，怎能摆脱干系？赵盾无言以对。孔子称赞董狐“书法不隐”。59年后旧剧重演，齐国的崔杼杀死了庄公。史官太史愤然写上了“崔杼弑庄公”几个字。崔杼没有赵盾那么深的涵养，他一气之下杀死了崔杼，然而崔杼的弟弟接着写“崔杼弑庄公”，崔杼把太史的弟弟又给杀死了，没想到太史的二弟接着写，崔杼又杀死了二弟，没有想到三弟还接着写，崔杼看杀头不是办法，只好任由他写了。
真正的士，所追求的是真实与正义。这种真实与正义比久旱之云霓更其可贵，他能罅开人文思想的曙光，给世界带来福祉。而缺少了它，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黑暗。
上述两位史官该算是士了，而且堪称优秀之士，他们不图荣誉名利，坚守信念。对于荣誉，20世纪初的一位文豪是这样理解的，荣誉是一种偏见，它来自人们不善于珍重自己，来自卑躬屈膝的奴隶习性。此言不虚，权势未必贵也，士未必践也。然而，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每每良好的开端不能顺畅地延续下去，一如王朝的更迭，总是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士的口碑同样没有能够逃脱坠入“缩减的漩涡”中之宿命。
把思想之祖师定为墨子、杨朱而非孔子，是因为思想固然始于孔子，然而也坏于孔子。正如苏东坡评价颜真卿：“书之美者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者自颜始”。
墨子早年接受儒家教育，后却对儒学持批评态度，将其推翻，建立了包蕴人权思想的墨学（墨学体系中的糟粕另当别论）。照他自己所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贵义》），是地道的士。仅就墨子反叛精神之强烈、对博爱的宣谕之忠贞以及对士的热爱之炽烈而言，其后司马迁、李贽、黄宗羲亦不如也。
杨朱是彻底的人权主义者，他反对百姓为无谓的争权夺利卖命，号召百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他的理念无法付诸实际，但无损其光辉。
司马迁为治史者争得了荣誉。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批判者与思想者。少年文章，名动公卿，本来仕途无量，他却偏偏爱发表意见，不擅长讨君主欢，结果惨遭宫刑。历史上遭此厄运却如此有为者，司马迁堪称翘楚矣。他在《史记》中铺张扬厉、纵横雄辩。然而，他已经不得不从董狐、太史那里大踏步的后退，采用迂回战术了。他真言与呓语齐唾，实话与虚言杂陈，所使用的写作方法极为诡谲。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自己的喜怒糅进了文字中，借史抒情，表达出一种贵己意不尚苟同的气节，他借助《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之口宣扬“让国”思想，唱出“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强音，几近中国现代民主思想之嚆矢。司马迁不仅留下了故事，激发读者揽故探新，益添怀想，同时留下巨大精神财富，供士大夫们在窘境中汲取力量。可惜，后来中国没有沿司马迁“让国”的思路走下去，陷入了无止境的“争国”怪圈之中。那之后，治史者在无如司马迁者矣。诸如司马光辈都是专为君主治史的。只是到了清乾隆，才回光反照出现了章学诚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微弱声音。
但伯夷、叔齐的“隐”，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人。三国魏国出现了管宁，他避居辽东30多年，魏文帝征他为太中大夫、魏明帝征他为光禄勋，他都固辞不就。晋朝末年，出现了隐士陶潜，他原名陶渊明，刘裕篡位后改名为陶潜。他拒绝使用刘裕年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自谓“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不为五斗米折腰，耻于“束带”上朝，结果辞官“种豆南山”、“采菊东篱”去了。但是陶潜提出的“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又给许多士大夫提供了一个苟且的借口。管宁隐居后著书《氏姓论》（已佚失），这一点也是陶潜所不及的。管宁、陶潜之后的隐士多要打一点折扣，诗仙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已经有一丝不得已而隐。
“百家争鸣”的最后一位发言者是曾做过司马迁老师的黄生。有一次辩论关于汤武革命的合法性的时候，他对汉景帝说“帽子虽破还要戴在头上，鞋子虽新还是要穿在脚上”，大胆否认了“汤武革命”的合法性。这一真知灼见立即被一位阿谀者挡回去了：那么说高祖不该斩蛇起义了？汉景帝连忙下令：今后不准妄谈汤武！中国学术自由嘎然而止，再难出现诸子时代的风采了。
杨雄，知识渊博的学者，不满王莽篡位，坠阁自尽，未遂。后记思于《太玄》，所述多有谬误之处，但他嫉恶如仇，不入仕途，成为后来士之风范。
东汉王冲《问孔》、《刺孟》，抨击孔孟之道，颇有墨子之风。
魏晋稽康，苦闷思想着：司马氏夺曹氏江山算不算“顺天应人”呢？他是怀疑的，但他没有阮籍“以酒避祸”的本事，结果被司马氏所杀（其子却因救驾有功成为晋王朝忠臣）。
魏晋时期还有一位叫鲍敬言的，敢于从根本上否定君权的合理性：“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抱朴子・诘鲍篇》）鲍敬言说，君权不是天授的，是通过暴力夺取的，戳破了窗户纸。
隋朝王通，继墨子、杨朱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人权卫道士。他提出“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文中子说・天地篇》）的响亮口号。天下崩乱，应该王公流血，不该百姓流血，百姓不必为分赃者卖命，（“天下崩乱，非王公血诚不能安”，《文中子・天地篇》）。王通让皇帝“受天下之训”（《文中子・问易篇》），简直是向“内圣外王”挑战，而“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志”（《文中子・问易篇》）简直与近代“万机决于公论”之民权思想庶几近之，令人惊叹。王通弟子众多，有名的有房玄龄、魏征等，但无一人臻师之美而宣其教、步其尘。王通可谓千古一人。历代统治者更是对其恨之入骨，欲将其思想掩埋起来，又谈何容易？
唐朝贞观年间出现了一位一时无两的人物－－魏征，不惧怕死，敢于廷谏，他几乎左右了唐太宗一半决策，在某些方面甚至颠倒了君臣关系。一天，唐太宗正在玩鸟，魏征来了，唐太宗赶忙把鸟藏在了衣服里，魏征走后鸟已经被憋死了。唐太宗怕魏征，犹如顽泼的孩子惧怕严父。能够如此左右君主的士大夫，虽前有古人，却后无来者。不是士不死谏，而是后来的君主多没有唐太宗的雅量。褚遂良就没有魏征运气好。他因在高宗面前反对立武则天为后，屡遭贬谪而死。魏征作为旷世大贤被人称颂，殊不知魏征乃后来士大夫行为之准则之征也。此非幸，实不幸也。从此，士之典型由史官而谏官，而且“士不为官则隐”成为了一条铁则。
终身不仕之士，当推宋末元初的邓牧，宋，他未为官，元，几次请他出山都被坚辞。他专心著他的书《伯牙琴》（今已大部分散佚），他愤愤写道：“败则盗贼，成则帝王”，君主与盗贼互相转化，民无宁日。说出专制者最不喜欢听的话。
思想者历来稀少，也许不如此就显示不出其尊贵。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除去司马迁与后来的李贽外再也数不出几个“重量级”的了。士献出生命多发生在以下两种场合：或成为民族英雄，如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留下正气诗篇；或成为与君主单枪匹马较量的勇士，如方孝孺。方孝孺反对明成祖篡位，明成祖威胁他：你不怕灭九族？方孝孺笑答：灭十族又何惧。于是明成祖灭了他十族，第十族是以他的学生权充的。方孝孺成为创纪录的勇士。
杨涟、左光斗联手弹劾魏忠贤三十二罪斩，二人同死狱中。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险些为思想而殉难。他与同时代的阮大铖恰成鲜明对照。他的一些民主思想至今未被人超越。比如他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明确提出民本思想，早东洋的福泽谕吉200年矣。
当西方知识分子为真理而献身的时候，中国的士正忙于寻找自己所依附的“主公”。而当李贽呼喊不要咸以孔子言论定是非的时候，西方的伽利略已经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物体落下速度与重量成正比”之旧说，揭示了自由落体运动的规律。李贽的批判精神固然可贵，他不求生但求死的做法也有几分似苏格拉底，但他终究晚苏格拉底1000多年，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给西方带来了思考精神，而李贽仅仅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前车之鉴以及由前车之鉴所引发的恐惧，毋宁说，李贽之后，批判与思考精神更孱弱了。
思想的血脉时昂时伏，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博及群书、学无畛域的大贤顾炎武，算是士林中的巨擘。少年参加过“复社”的反权贵斗争，青年曾十谒明陵，不忘复兴。
金圣叹以批书著称，敢于坚持己见。因“哭庙案”被杀。
“杭州十日，嘉定三屠”没有威慑住有正义感的思想者。
蒲松龄借助妖狐鬼怪针砭时弊，在《促织》中写到：“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使民“贴妇卖儿”，直言不讳的指出根源在于“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他断言“天下自有不盲之人”。
曹雪芹借“假语村言”对大清进行提前审判。
赵翼与吕留良类似，自己写书、自己刻书，嫉世愤俗，不惧斧钺。赵翼强调人的自主性，把这一理念铸入到一首小诗中：“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吕留良几乎集中了他之前的士之全部美德：他鄙视功名，三十八岁时避不应试，被革去秀才。后来行医编书，宣传“夷夏之防”这一极有见地的主张。他在南京开设书坊，出售自己编刻的书籍。五十二岁的时候，朝廷征聘天下隐士，吕留良削发为僧，采取不合作主义，三年后死去。他死后47年，发生了有名的以他姓名命名的文字狱大案，吕留良被“戳尸枭首”，家属亦受株连。吕留良冤狱的牺牲还有曾静、张熙、颜鸿逵、沈在宽等。
龚自珍也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思想者。如果大清听了他的忠告，鸦片战争的结果也许会是另一种结果。
魏源，中国近代开放之先驱。他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最聪明的一种国策，可惜未被采用。
现在文艺作品中津津乐道的几乎都是皇帝、太监、格格，其实值得后人怀念的是顾炎武、赵翼、吕留良、龚自珍、魏源。
七
上述思想者之后就一片喑哑了，直到清末才回光反照，出现了以郑（观音）、康、梁、谭为首的思想者。他们拙于趋势，不因人成事，按照惯例投靠最有权势的西太后，以图王封带砺、恩荫儿曹，而是企图通过正君主名实现君主立宪，虚君共和。他们避安而就险，弃熟而驾生，做了一件轰轰烈烈风神卓绝的大事－－解除“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野蛮符咒，让用鲜血铸就的历史怪圈中止，让社会进步与杀头不再有任何瓜葛，让君主远离专制成为传统的象征，让宪法高居于个人之上，让西方文明与华夏文明辐辏融溶。郑观音明确提出建立议院……这些几乎都是中国最需要的，其功业几与炎黄相埒。康有为、谭嗣同虽在某些方面坠入认识误区，甚至出笼谬说贻害后人，然而终是大醇小疵，按照“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原则，“小眚”不足以掩“大道”。他们的“大道”就是在权势与真理面前选择了后者，仅此即足以使后人敬之弥笃。
宋教仁是近代最伟大的思想者。随时间的流逝，他的名字将越发响亮。他一个人的价值，几乎高于文明史以来亿万武力征服者的价值总和。他终其一生探讨建立不流血的政治制度，而且距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他当时是惟一能调和南北的政治家。其思想可以概括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胡为”（《宋教仁集》，P456）。如果正面交锋的话，100个袁世凯也敌不过宋教仁，袁世凯只好把他卑鄙的暗杀了。宋教仁之死迅速把中国一点点“结束无谓流血”的希望给破灭了。接踵而来的是千百万的人头落地。
胡适、蔡元培、鲁迅等被最后一辆君主王朝破车甩下来的士，因把个性与血气镌刻在历史上而让人难以忘怀。他们不治《左传》，不释诸子，而以扬善伐恶、警世矫弊为己任，以鹤立之势廓清道学面目，剜除社会腐败，引进西泰文明，生腾道义，耸立人权。他们的思想解精神与灵魂之渴，犹如五谷之疗饥、药石之伐病。其中值得一书的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意识（“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鲁迅对人权的呐喊（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构成了现代文明的胚芽。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现在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作为学者，仅第一条就很难做到。他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失，但他们一生所追求的不是富贵而是真理，这一点足以使他们归入到思想贵族的行列。
王实味是一位值得一祭的小人物。以其满腹才华本该飞黄腾达，他偏偏写了一篇讨人嫌的《野百合花》，发了些不该发的牢骚，批评了看不惯的事情，结果惨遭横祸。酒有主人，菜有知己，他却没有朋友，没有人解救他，所有人向他发出的都是讨伐声。1947年他那颗未染的思想被一把不太锋利的刀割断了（据说是为节省子弹而用刀行刑）。从此世间仅剩下野百合花，而没有了王实味。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在批判王实味的人中有一位叫周扬。他写了一篇133页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把王实味牢牢地钉在了十字架上。事过四十多年，这位老人做出了虔诚的忏悔。不知王实味地下有知能否原谅他？
陈独秀，死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十月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是，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语萃》p265页）他用大量笔墨描述了专制的可怕后果，鞭挞了包括自己所做的事情。
20世纪中叶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沉默不语。最早发出声音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物学家，他的名字叫胡先筘。他先“啸”了。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鼓吹米丘林与李森科的社论，为生物学研究定了调子。就在多数生物学家为米丘林、李森科的伪学术吹吹打打的时候，胡先筘研究员出版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对李森科的所谓“创造性达尔文主义”提出异议，迸发出昙花一现的思考火花，这在中国学术界几乎是个创举，尽管不久该书被全部销毁，胡研究员受到政治批判。其实，他的那部被销毁的书岂是那些汗牛充栋的应时之作可比的。
贾植芳、何满子、杜高等成为胡风的陪葬品。杜高70多岁时，同意把自己流失民间的档案公之于众，使人们可以清晰地透视那一段血雨腥风的岁月。
在把整人视为“时代精神”的时候，金岳霖清醒地指出：“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实为众醉独醒的金石之声。
一度曾流行“农民起义导致让步政策，让步政策导致历史进步”之谬说。在史学家为太平天国大唱赞歌的时候，侯外庐却认为洪仁?摹蹲收?缕?肥欠炊?枷氲奶逑郑?渲忻挥幸桓鲎痔岬酵恋刂贫龋环段睦皆蛩担?斐?锬吨贫仍谑抵噬洗?蟹炊?裕ú渭?度嗣袢毡ā?956年1月1日）。后来董楚平等人进一步全盘否定天朝田亩制度（参见《文史哲》1982年3期）。
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唱年。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为首的知识分子宁做人文精神之牺牲，不做消散冲淡之隐士，“不随他人论短长”，发出了与主流旋律迥然不同的声音。章乃器宁死不“认罪”，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李维汉也不得不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九年后，章乃器为此举不得不煎熬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1966年8月24日至31日，整整八个昼夜，他在绝食中遭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包括：用铜丝包橡皮的鞭子抽，划了火柴烧手，用气枪射击头面，用水壶灌鼻孔，强迫吃肮脏食物，用油彩涂脸，灌氨水（章乃器《文史资料选集》总第8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获得过博士学位的章伯钧，其策略与章乃器不同，他是“认罪”最早的，但他的“认罪”不是屈服，而是为了不再让生灵继续涂炭。他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参见《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罗隆基呼吁成立“平反委员会”来纠正肃反错案。章伯钧提出“轮流坐庄”，并对“文字改革”颇有微词。章乃器反对“以党代政”，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就是针对他说的。章乃器曾直接质问国务院总理。储安平呼吁结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党天下”……这些声音如久旱的春雷，如灵隐的梵唱，一新人们耳目，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试想，如果在某些问题上照他们所说的做了，也许就可以避免其后发生的许多灾难，最少可以减轻灾难的程度。他们的价值实在无可估量。
曷谓士兵？战争来临冒死向前者也；曷谓思想者？在真理需要他们献身时不畏惧趔趄者也。类如罗、章、储，所作所为不一定括得尽思想者的全部特质，然而却有了思想者最重要的素质。两千年前的太史公就已经喊出“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强音，何况今人乎？如若一味附会成说、献媚权势，对经典肢解割离、妄说胡释，却无人站出来大声疾呼，人类的理性何以抵达幽微、烛照万象，人类如何进化为高尚的生灵？
吴祖光是文艺界杰出代表，是一个“自投罗网”的右派。他在致命“发言”前，妻子新凤霞拼命阻拦，未果。吴祖光又一次弹起自己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已经阐述过的老调：“对于文艺工作着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他妻子新凤霞仅仅因为不愿意与他离婚，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马寅初是出产在这个时代的又一个思想者。也许他的人口理论并没有比马尔萨斯往前走出多远，他也不是力排众议反对人口无节制增长的始作俑者－－西方的穆勒就曾因散发控制人口的小册子而被捕，－－然而马寅初的呼喊还是足以震撼世界，因为当时神州大地众口一词喧腾的是“人多力量大”。最可贵的是他不屈服于各方面的压力，不但不自杀，还顽强地活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龄，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使得盼望他早些死去的人大失所望。历史上，自杀是士维护名声的常用手段。自杀比受戮于人稍体面些，所以皇帝让臣死，有“处死”与“赐死”之分。西方的思想者危难中常采取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策略，直到被绞死或烧死。中国的士则不同，他们在遇难时常常乞灵于死神的襄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点在文革初期尤为明显，老舍、傅雷等一大批文化人都含冤自杀了。据统计，仅零陵一个小地方就有13797人自杀（参见谢冰《1049－1976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的初步考察》）。马老先生顽强的活着，这种人格示范并不比人口理论的价值小。
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一位有血有肉的思想者－－梁思成。他品格卓异，嵌崎磊落，因力所能及地坚持了自己的主张而赢得后人尊敬。他的价值几乎等量于古老的北京城墙，他差一点让这个象征厚积深蕴传统的宝物保留下来。最终他的才华没有敌过贫嘴溅舌弄臣们的暗算，当他回天无力、不得不面对城墙毁于一旦的厄运时，不禁失声痛哭。从此他的生命像淙淙涧水突然受阻，汪成死寂的幽谭，顿失先前的活力。深受父亲保守思想润泽的他，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以后的时光将由“传统”与“现实”这样两个维度变为一个维度，人们将坠入只知张扬现实的骛趋之中。当我们面对由此引起的恶果一筹莫展时，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梁思成，会用“如果……就好了”造一个聊以自慰的句子。在城墙去留问题上，当权者只是叱咤于一时，梁思成的声音则能持续地流传下去，思想者能够把死后时间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情就是如此戏剧性，权力的散失往往会换得灵魂的升华。佐证是一位政擢贤良、学通经史的下野政治家－－张闻天，在与权力完全隔绝之后显示出了美奂洒脱的文采与超然清幽的人性。
历数五六十年代作家，做过认真独立思考的寥寥无几。邓拓有过一些思考，但他死前愤笔疾书，高喊置他于死地的人万岁，从而把思考的意义淡淡地勾销了。始终愤愤然的作家，当以赵树理为代表。早年他也写过一些趋时邀好之作，但五十年代之后忧国忧时，发生了蹬谝卖踹的矛盾心理历程，处在极度痛苦之中。1951年，陈伯达召开一个关于农村合作化的座谈会，陈让赵发言，赵树理竟然斗胆说，农民赞成单干，不想走合作化道路。逼得毛泽东不得不退一步承认农民既有合作化积极性又有单干积极性（即著名的两个积极性），赵树理自己万万没有想到，他创造的这个纪录，要打破竟是那么艰难。这是中国思想者为数不多的胜利之一。然而胜利只是暂时的，不久合作化就开始升级，50年代末终于制造出了人民公社这一庞然怪物。在大连的一次会议上，赵树理气愤地说，1960年简直是“天聋地哑”。比干讲真话被剖心，苌弘坚持正义被刳肠，赵树理为维护常识的尊严，结果在文革中被放置在三张八仙桌摞成的批斗台上，经百般羞辱，悲惨地摔落在地，赉恨以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至今许多人还是只知道他的《小二黑结婚》，而未造访过他苦苦建造的精神家园。西蒙娜・薇伊说过，只有失去尊严的人才能讲真话。追求世俗功名，作为代价就不免丧失讲真话的功能，变为应声虫。赵树理保留了这个功能，结果成为牺牲品。
遗憾的是，讲真话的作家只有赵树理等少数人，多数人默不作声。
八
知识分子的喑哑成为文革顺利展开的重要条件之一。
然而，文革在迫害知识分子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思想者。腥风血雨中高士徘徊，学者掩映。
伊林・涤西、李洪山等一批年轻人以涓埃之力抵挡浊流，锋芒直指不可一世的“副帅”与“旗手”，像划破阴霾的一道闪电，给人以振奋。
顾准，一个职业思想者，面对滚滚而来的黑涛恶浪，从容镇静，不随波逐流蹈空妄说。他不随波逐流的发凿空之论。身陷囹圄也不放弃思想，而且所指涉的多为有价值的问题。在“目的论”歪说被捧上天的时候，他却笔挟风雷，诟病其说：
“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参见《民主
主与终极目的》）。
至今这些话仍铮铮作响，但真正让他留名青史的是他身上的人文精神。在盲从之风甚厉的年代，他却一树遮风，写出文不附骥的血性文章，人独一无二，文也难逢其俦。他将独立思考的范式遗泽后人，自己则带着与亿万人截然不同的理念，带着谆谨诚悫的人格渺渺茫茫归彼大荒。如今其人已萎，但思想者风格却长存人间。
遇罗克，也许算不上严格定义的知识分子，但他是一位优秀的思想者，是一位透着淋漓元气的有为青年。提起他我还有一个遗憾。1967年的一次沙龙，我有幸叨陪末座，一位朋友指着对面一个人说，那就是博涉群籍、极富才华的遇罗克。我早也心仪其文，故投以了敬仰的目光，但没有勇气上前与我心目中的英雄寒暄，因为他写过让红五类胆战心惊的《出身论》。中国血统论源远流长，汉重门第，魏重流品，元重肤色，清重族脉，直至文革推崇红五类。《出身论》试图打破红五类优越的谬说。在该文中，遇罗克不避肯綮，用雄辩的事实与缜密的逻辑论证了血统论的荒谬。那时，一个关于道义准则的小小偶符就足以让人罹祸，何况遇氏爽如哀梨快如并剪的笔锋已经把血统论批驳的体无完肤，我心里明白，他的处境极其危险，随时可能陷入囹圄。就这样，我与英雄失之交臂，这也成为我终生遗憾。我常为此而自责，不过我确有苦衷。文革初期我高三，我们班按照出身把同学分为了四个等级，第一等是红五类，第二等是红外围，第三等是三教九流，第四等是残渣余孽。我属于残渣余孽，是不敢乱说乱动的。当时，权力的擢升与荣辱的繁衍都仰仗出身，崇尚血统，较之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时期基本不讲血统隔离了，不过残留些“寒门无上品”之类的偏见而已，然而文革（包括文革前的一段时间）却沉渣泛起，把偏见演变为类似元代的种族隔离。相当一部分人面临非人的待遇。直接或间接因出身自杀的事情，我朋友圈中就发生不下十起。我得到《出身论》之后，火急手抄了五份，让姐弟人手一份。我还自以为是的下了结论：遇罗克已经把血统论批倒，这下子受歧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万万没有想到，血统之争却以遇罗克的饮弹惨死而告终。
遇罗克不愧真正的思想者，在万象喧嚣中保持着惊人的冷静。恫赫威吓不能让他停止思考，严刑峻罚不能让他改变志向。天旋时异，斗转星移。现在重读其文，也许会感觉他也使用了大量的应时套语（顾准使用的相对少些），他论述的某些问题也不具有多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多少令人有些遗憾。然而遇罗克最可贵之处在于他另辟蹊径，摆脱了“惟命是从”的写作思路，他之写作是为了呐喊，而不是给被恶意制造出来的噪音增加点分贝。他华彩的谋篇与佻荡的行文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写作范式。这一范式也许算不上最好的，但绝非应景文章可比。
遇罗克为真理而献身，郑晓丹为遇罗克而殉难。
文革女杰，除了郑晓丹之外还有张志新、黎九莲、林昭等。行刑前他们被割断了喉管甚至被强去脏器，惨象喋血人寰。其中林昭还是被“密决”的，然而他们旅行思想者职责直到最后，使得那段暗淡无光的日子露出一丝光明，狼嗥犬吠的混杂中飘逸出一缕幽咽的音韵。
思想者中还包括以马思聪为首的一批被迫出走者。
最后应该提到忏悔者。首先是巴金老。他是个拒绝过吃皇粮的可敬老人。忏悔这一定是思想者，而且一定是可敬的思想者，儒林节义，自古分歧。然而忏悔应算是应该没有争议的士大夫为人处世的准则。西方基督教的要义就是忏悔，卢梭还专门写了《忏悔录》。一般来说，中国既无忏悔的宗教又无忏悔的道德训谕，自然就没有形成忏悔的习惯。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之后百般讳掩成为惯行。更有甚者摇身一变，巧言曲说把自己由施害者变为受害者。巴老企图以微弱的螳臂之驱阻止这个巨大的历史惯力，以古稀之年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坐标与“学自忏悔始”的治学原则。他的忏悔建立在长考基础之上，完全是有激使然。他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清风高节的人格范式。这个范式虽不一定完美，但就忏悔而言，却代表了最高境地。那些拒绝忏悔的人在巴老面前，就像椎轮之与大辂，显得渺小了许多。巴老的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也许永远实现不了，但巴老自我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实现。
忏悔者中还有邵燕祥（《人生败笔》）、韦君宜（《思痛录》）等。
演员赵丹因死前发表文章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他死于1980年10月10日，他于10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的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
无名的义士、勇士、壮士也该一书，他们中有被开水灌顶而不发一声者，有活活而被人食者，有以死拒绝受辱者，有宁求好死不求赖活者……
九
文革中的英雄是最不幸的，因为这些英雄事迹永远居于文革话题中的次席，人们首想到的往往是这场旷日持久浩劫的成因。
文革，顾名思义，就是把文化殿堂掀翻，把文化人打倒，永世不得翻身。偌大一个“文化”范畴整个被置于俎上，任由挞伐，任由蹂躏，任由毁灭。人们沉浸与毁灭的愉悦之中忘乎所以，达到了胡尔塞所说的“存在坠入遗忘”。那是一个疯狂破坏与遗忘的年代。破坏不过是遗忘的一种手段罢了。破坏是一时的，遗忘却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影响我们。在那个时代，还有什么没有被遗忘呢？良知被遗忘，理性被遗忘，正义被遗忘，法则被遗忘，公理被遗忘，游戏规则被遗忘，道德被遗忘，常识被遗忘，逻辑被遗忘，形而上被遗忘，形而下被遗忘，语言被遗忘，美被遗忘，生活被遗忘，历史被遗忘，甚至人类也被遗忘了（人类被缩减为阶级）。权力、意志、狂躁迅速弥漫于一片遗忘的真空中。魍魉现形，群魔乱舞，出现一幅没有理智、没有知识、没有常识的可怕视景。几乎每一个词语都于义乖桀，每一个行为都于理相背。作为一种由灵主宰的高尚存在，在遗忘中人类倏然变为一种与前后左右都脱去联系的孤立存在，变为一种极其可怕的偶然。这个偶然完全由炙手可热的权力包裹着。权力本是惟恐其膨胀伤人千方百计要对其加以限制的东西，而蟹行的兖兖圣崽们却把它说成是世间至高至善至美的、无所不能的东西。权力支配，本是适用于个别场合的法则，在文革这它却取代了其它所有法则。所有是非曲折都要由权力来权衡，所有的取舍都要由权力来做出，所有的人都要为权力而忙碌，尽管有限的权力资源根本不可能分给每个人哪怕一杯羹。
“知识”在“文化”名下，“知识分子”又在“知识”名下，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便在情理之中。文革浩劫，最值得总结的既不是陈伯达、康生之流的恶行，也不是顾准、遇罗克们的无畏，而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在滚滚恶浪袭来时逆来顺受，甘当牵绳拉线者手中的木偶？为什么知识分子在背诵“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最高指示时比一般人更声嘶力竭？为什么总有一些先知先觉者率先陷入不光彩的骛趋之中（自古如此，明朝的自宫热就有“士”参与）？权力就那么有魅力吗，值得放弃正义与良知。两千多年的古人就已经知道“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位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得志的人不是指那些地位高贵者，而是指无以复加的内心快乐而已）。为什么经过两千多年风雨沧桑，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不进反退？为什么法国的萨特给诺贝尔奖不要，中国的XX却把两个人的成果归为己有，差别形同云泥！真正值得下工夫反思的，是这些。
“知识”是人类存在之第一要义。“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往往为知识分子所先知先觉。既然先知先觉了，就要把自己的“知”与“觉”公诸于世，即使冒死于刀锯斧镬之下也在所不辞，否则枉活一世。人生旅程酷似出海远航。“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思想者就是“抵达仙乡”的游客，他们成为理性殿堂的上宾。
十
最后，笔者借用“不是”与“是”的套式给思想者做如下概括：
思想者不是什么？
思想者不是饰鬼怖人的巫师，他们以去除假象、揭示真理为己任，巫师所做的却是向众人示以假象，让众人的头脑装满魅惑；
思想者不是发疯的醋婆或放刁的悍妇。醋婆或刁妇不过是放纵使性，图一时之快，思想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发乎理性与良知；
思想者不是缩头乌龟。乌龟一有情况便蓦然缩了回来，不敢冒任何风险，思想者思则灵动无羁，动则一往无前；
思想者不是见杯即斟、每斟必满的醉鬼，专以恍恍惚惚为乐，思想者是独钓寒江雪的清流，即使“众人皆醉”，也“惟我独醒”，因为他们深知丧失思考能力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思想者不是贪图床第之乐的情种，情种不过是情感的机器，欢乐随潮起潮落而变，思想者的欢乐是持恒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其与真理相恋；
思想者不是感情拿捏到位的演员，演员随心所欲地铸造不同于本为的我，思想者却拙于表演，不掩心迹，总是把本我暴露出来；
思想者不是很讨人喜欢的角色，他们大多缺乏为多数人所认可的魅力；
思想者不是只会解惑的蹩脚教师，解惑之外他们更注重“举疑”；
思想者在生产产品时，拒绝使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原材料，因为那样的产品质量一定不高。
总之，思想者不是非思想者所能想到的一切。
思想者是什么？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存自我，一旦他们不这样做，马上就会蜕变为另类而失去原本的价值，成为探索人文与理性羁旅中匆忙趱程的过客，什么也留不下来，从而与“不求万斗金但求朝闻道”的初衷背道而驰。作为思想者的耶酥早就提示过他的门徒：一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却丧失了自我又有何益？何况一个知识人是很难赚得整个世界的，他们的与众不同的价值完全体现于自我的展示之中。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不是为生而生。他们想怎么死比想怎么生更多些。这就注定他们不能过多沾染现实浮华的功利，他们的生活动力是因想到死后能遗泽后人、自己的名字还能为一部分人所牢记而自豪。韩愈是这样总结的：“与其有善于前，孰若无毁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作为思想者，只讲现世不讲死是对自己身份的背叛。贝多芬曾猛烈地鞭挞过这种人：不知道死的人真是可怜虫！贝多芬死后的价值比生前的价值更大。我想，贝多芬自己对此一定是深信不疑的。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不是率性而为的，而是依照心中的一杆“秤”行事。所以他们活着比一般人累，一般人依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格言行动就够了。知识分子所作所为却不一定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米丘林捏造了“无产阶级遗传学”之后，前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瓦维洛夫奋起揭露米丘林的谬说，结果于1941年被斯大林处决。其实，米丘林的谬说关他底事。但对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如此死去比苟且偷生更痛快些。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不是逐群的，而是独立的。一个头脑就是一个庞大的宇宙，常人是不能望其涯岸的。他们往往意态悠闲地认为自己的体系是最神圣的，怀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情愫。正因为如此，他们总是希望成为某方面的中心，普渡那些被知识遗弃的人。爱默生甚至幽默地说，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变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批判的，他们骨子里具有叛逆性。批判是他们的生命。批判的锋芒无所不包，甚至包括自己所热爱的对象。可以说，思想者是用批判维持生命的。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一刻也离不开批判。执是之故罗素说：“正因为我是英国人，而且热爱英国，所以我不遗余力地批判英国，因为我希望她变得更好”。批判比阿谀能够给施予对象以更多的利益，最早揭示这个规律的是中国的庄子，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懂得“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的道理了。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不能朝三暮四，他们必须坚持自认为正确的主张，名败身裂在所不惜。严复一世清名，但晚年他所考虑的并不是保持晚节，而是顺着自己思维惯性一直走下去，所以他选择了拥护洪宪这条对其名声极为不利的道路。他与杨度等被讥笑为走狗。杨度说：“我等提倡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之后，严复想了想说，我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洪宪问题当另论，但有一点不容质疑：洪宪之后的寡头政治，在专制与腐败方面比洪宪走得更远。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发现问题”的工作。当“秦灭于楚汉”已经成为常识的时候，杜牧却发现“族秦者秦也”。当人们把多生多育视为天经地义的时候，马尔萨斯发现，地球人口将越来越多，以至于会发生大爆炸。当世人皆认为宗教是一种梦幻的时候，惠特曼却发现：没有它（指宗教）整个世界才是一个梦幻。当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候，海德格尔却发现了被新事物遮掩起来的精神危机，并准确指出危机源于“存在的被遗忘”。当人们弃传统如弊履的时候，哈耶克发现，传统是本能与理智之桥。当人们把美国的民主当作一种制度看待的时候，杜威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担负着发现问题之后阻止灾难降临的重任。似乎他们天生就悲天悯人。人的暴虐恣睢与率性而为会最终导致种种灾难的降临。灾难有自然的－－如沙尘暴，有人为的－－如战争。需要有人不断发出警告：该收敛了！1995年，美国联邦邮政总署曾经计划发型一枚“核武器胜利50周年”纪念邮票，一些知识分子的反对使这一计划破产了。极而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声音，人类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正如昆德拉所说，明天当自然从地球消失的时候，谁会发现呢？……末日并不是世界末日的爆炸，也许没有什么比末日更为平静的了。惟因平静，更需要思想者大声疾呼。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为发出真诚的警告而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死。这也许为趋名骛利的小人所不解，但他们并不想让任何人理解自己。因为他们并没有把功利的回应看得过重，他们更注重过程。50年代前苏联名医维诸格拉夫出于本能笺告斯大林作息应有规律，杜绝无谓活动。斯大林以为他是受命于人架空自己，于是雷霆大怒，吼叫着：给他带上手拷！这为名医就属于不惜一切代价要发出声音的人。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近于偏执地热爱知识、热爱真理、热爱美、热爱信仰、热爱永恒的精神生命。他们超脱得如同蓬莱之仙、隐世之佛。在漫漫的专制时代，六合之内，天子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然而天低吴楚的思想者却可以例外，，他们永远是以自己独特价值观行事的精神贵族。他们在理性、知性与信仰王国上下求索，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冥追神悟，造乎其微，锲而不舍地营造自己的精神殿堂。而这样殿堂巍巍然建造起来的时候，他们却来不及哪怕看它一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