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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变形记》的存在主义哲学解读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6-11-21 22:06:49 / 个人分类：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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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抗 与 沉 沦
——卡夫卡《变形记》的存在主义哲学解读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哲学（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主）的理论视角来解读卡夫卡经典文本《变形记》，使其获得某种哲学层次上的阐释，核心问题在于分析“变形”的象征涵义和哲学意义。在存在主义理论的背景下，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变形”的象征被解析为三个基本因素：反抗、分裂和惩罚，其哲学含义也将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世界，异化，粘滞，个人的沉沦等角度来进行阐释。本文的最终结论是：“变形”是顺从与反抗，自由与异化矛盾斗争的调和中介与必然产物，在一个异化了的世界中，人必然承载着“双重地狱”的悲剧性外境。
关键字：变形 反抗 顺从 潜意识 他人 粘滞
分裂 惩罚 自我惩罚 沉沦 恶心
地狱 双重地狱
“说不尽的卡夫卡。”这是卡夫卡研究者的一句口头禅，要对卡夫卡文学的哲学底蕴进行一番全面的把握，确实具有相当的难度，所以我仅选择他作品中的一个文本来进行研究，试图从中获得一些哲学层次的东西。在卡夫卡的众多作品中，《变形记》是很突出的一部，也是相对独特的一部，它在很多方面似乎都不同于他的两部探讨真理，奥秘，正义和生存的荒诞性的长篇小说——《审判》和《城堡》，以至于有些观点认为《变形记》不能算作卡夫卡的成熟作品。我的想法与这些观点不同：《变形记》中集中展示了贯穿于他的创作历程始终的一些主题或题材如“动物”， “与世界相疏离的人”，“父子关系”等等，也突出地展现了其文学创作的基本艺术手法和技巧，如内心独白，象征和比喻等，因此是一部成熟而完备的作品，是具有进行独立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
在这篇论文中，我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变形”的涵义，包括它的象征涵义与哲学意义。前者直接与作品的主题相关，这个主题如此扑朔迷离，以至于众说纷纭，我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即从文本入手，分析“变形”的象征，获得其象征涵义。对于后者，前人已经尝试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弗罗伊德理论以及存在主义等许多哲学理论来进行阐释；在研究之初即要面对这样一些五花八门的解读模式，想要独辟蹊径开拓出新的阐释视角，的确很困难，只有尽力而为，不计后果便是了。我主要是从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理论这一视角来阐释作品的哲学涵义的，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我就是认为卡夫卡的思想是存在主义的，而只是想找到二者（卡夫卡和存在主义哲学家）在理解人类处境问题上的“共通之处”，以期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部充满奥秘的作品。
在我的分析中，“变形”的象征内涵将被解析为：“反抗—分裂—惩罚”三个互相交织的因素，其哲学涵义也将用自由，粘滞，异化，沉沦等概念和理论来进行阐释。
以下是《变形记》各章情节的简要概括：
第一章：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抱怨自己的工作，又急着赶去赴差。秘书主任登门问罪，格里高尔走出卧室苦苦哀求却吓跑了他。父亲发怒将他赶回房间。
第二章：格里高尔的囚禁生活。无意间吓坏母亲，焦急地跑出房间，父亲狂怒，用苹果追打他。
第三章：家人逐渐淡忘了格里高尔，并对他忍无可忍，希望他能离去。不久，他死去。家人如释重负，全家请假出游，计划前途未来。
反抗与粘滞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ii]
以上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始。这是一场悲剧，正如大多数古希腊悲剧一样，主人公都要遭受命运“无端”的肆虐，经历无穷无尽的苦难，最终可能会走向死亡。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例如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以及安提戈涅等等，倾其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因此，他们便成为了古典世界的“英雄”。而相反的，《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虽然也承受了命运最恶毒的诅咒——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但是在这以后，他满脑子里考虑的并不是“他遭受的厄运本身”而主要是他的“工作”。“变成甲虫”，这一突如其来的恐怖事件带给他的最大苦恼并不是自己“变成甲虫”这个事件本身，而是由之引起的极度焦虑和痛楚：他自己不能从本上爬起来去赶早班火车，这样无疑会耽误他今天的“差事”，为了把自己庞大的“虫身”弄下床，去赶火车，去赴差，他甚至不惜把自己差点儿摔成瘫痪。[iii]这是整个悲剧最令人震惊，最令人深省的地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里高尔正是与英雄形象相对立的“犬儒”形象。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让他如此牵肠挂肚的究竟是怎样一份“工作”。
“啊，天哪，……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呢！”格里高尔对这份工作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抱怨，最后归结为一句话：“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对“老板”更是有无穷的怨愤：“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直蹦起来！”[iv]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情绪”，虽然这种反抗只是他的一种“想象”，而且只要一想到父母，一想到父母欠老板的债，它们就会立刻消失，留下来的依然是那些浓重的焦虑：他的工作，他得起床去赶火车，去赴差。[v]这种“反抗情绪”虽然强烈，且一直出现在主人公以后的内在意识中，但却显然是一时兴起的冲动，短暂的，零碎的，极易被压制下去的因而是不连续地出现的，然而贯穿始终的只是一种：“无奈的顺从” 。
我们首先来分析这种“反抗情绪”，主人公究竟在反抗什么呢？虽然主人公的反抗意识及其对象是以一种脆弱的想象来表达的，但是却如此形象、生动，可以看到，他的差事是一份相当“累人”的苦差，“长年累月到处奔波”，“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 ，“不定时而且低劣的饮食” ，“萍水相逢的人……永远也不会变成知己的朋友”，至于“老板”就更加让人不能忍受了：他“总是那样居高临下坐在桌了上面对职员发号施令”，就像个“暴君”，而受“暴君”操纵的同事也成了其爪牙、工具、为其恶行张目，其中的一名“爪牙”即“秘书主任”紧接着就会因为主人公没有赶上火车而气势汹汹地“登门问罪”。[vi]格里高尔的工作处境是一种非常窘困，烦恼和压迫性的，他不但要处理各种烦杂的事务，又要与处处企图控制压榨自己的一群人周旋，向他们臣服、顺从，真是又“烦忙”又“烦心”，怎一个“烦”字了得！
然而，格里高尔强压制住反抗的念头，对这些不断烦扰，戕害他的一切，却一味的逆来顺受，这又是因为父母欠老板的债务和他自己负担着家庭的责任的缘故：“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只要等我攒够了钱还清父母的债……”对父母，对家庭的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他立刻陷入到一种“疯狂的”忧虑中：他怎样下床，穿衣，赶早班火车，去赴差，而先前的那些“抛充工作”，“气坏老板”等充满反抗情绪的想象都被迅速地抛至脑后了。[vii]我们将发现——这是格里高尔本人没有意识到的——父母的期望和他们的债务，整个积压在他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样是造成他现在的“烦”和最终的“沉沦”悲剧的重要原因。主人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作者本人却意识到了，在卡夫卡的一生经历中可以找到许多与格里高尔的处境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小就被灌输的继承家业的责任感，受父亲逼迫而从事的烦人工作，早年对家庭，父亲的一贯顺从与妥协。这些把作者与主人公紧密联系起来的共同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存在主义者们所说的“粘滞”在他身上的“世界”，就是“附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挥之不去，深入血肉骨髓的“人群”。
在海德格尔看来，个人（此在）的“世界”是被“他人”充满的世界，是“他人”“到处都在场”的世界，“此在作为日常共处的存在，就处于他人可以号令的范围之中。不是他自己存在；他人从它身上把存在拿去了。他人高兴怎样，就怎样拥有此在各种日常的存在可能性。”“这样的共处同在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别和突出之处的他人则更其消失不见了。”[viii]格里高尔的整个世界就是粘滞在他身上的工作，老板，同事以及家庭的重担和父母的期盼，就是死死地粘滞在他身上的“他人”，他丝毫动弹不得，几乎丧失了全部的自由与理想，变成了“挣钱和还债的机器”，而他“本已的存在”都被他人的存在方式吞没了，消失不见了。而萨特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地狱，就是他人。”生动而深刻地描绘了一种这样的处境：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严重地“毒化”了，“那么他人就只能是地狱。”[ix]格里高尔与他人的关系正是处于这种被毒化的处境中，在变形前，他人正在成为他的“地狱”，在变形之后，他人（尤其是他的父亲，家人）正是他的“地狱”。
处于这种“毒化了”的世界中的家庭，父母，亲人，他们对于粘滞其上的格里高尔来说就是“地狱”，然而，这种“粘滞”又是以“神圣的名义”来进行和保持着的：家庭的责任，父母的企盼，亲人的需要，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如此天经地义落在了格里高尔的肩膀上，而且他本人也是非常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切，并为此不断自我牺牲，直到死亡。“家庭，父母，亲人”对于他来说曾经是那么美好，对于他们的责任具有某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是他做梦也没有相过去反抗的，虽然，他对实现这种责任的途径本身（工作、老板、公司）却表现出了那样强烈地反抗情绪。然而，我们将看到，他却以另一种连他自己也无法掌控的方式，一种既隐秘朦胧，又突兀嶙峋的方式实现了这种反抗——当然，这是一种悲剧性的“自残式”的反抗。
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变形”之后，他成了无妄之灾的牺牲品，一个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且需要人来照顾的虫，一只十分令人厌恶、恐惧、恶心的虫，他不用再奔波劳碌受老板压榨，不用再承担父母家人寄托于他的重大责任，却又完全没有罪责可以归咎于他本人，从而，似乎获得了某种“完全的自由”。这也许就是他所“想象”的，然而却从不敢（从来不能）形诸于意识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 “潜意识”中反抗情绪的“外化”，“实际上把他潜意识中的愿望强行暴露出来了，使人一目了然。”[x]这种“反抗情绪”和“自由的情绪”获得了“巨大甲虫”这一丑陋，可怖而又恶心的“象征形象”，从“他人”所能容忍的范围内非常刺眼，几乎是张牙舞爪的凸现出来，让那些处于“沉沦的平静”中的“他人”，倾刻间感到巨大的恐惧，愤怒和仇恨。格里高尔也因此获得了“某种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明显是和孤独，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
同样是为了“自由”而反抗，我们却可以看到格里高尔与萨特的巨大差异。萨特的“反抗”是“针对人们所能‘灌输’到自己身上的一切挺身而起的。”[xi]，同时又是“介入”他人，“自为回归于为他人”，“拯救他人以拯救自己”，可以说是“自觉自主的革命”，同时指向个人和他人的解放。而格里高尔的“反抗”在其意识层次上则是隐秘的，完全不自觉的，虽然，这种反抗最终也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变形）突兀在人们面前。他的反抗归根结蒂是完全出于被逼迫，被粘滞的处境的，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的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抗与自由的道路上，卡夫卡是介于萨特和格里高尔之间的，他也是在的晚年才真正开始走上这条道路的。[xii]可以说，格里高尔是青年卡夫卡的一个“克隆体”，只是这个克隆体凝聚了他本人太多的忧郁和悲剧性罢了。
分裂：格里高尔所是样子
在第一部分的（“反抗”）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到过，格里高尔在变形后，着重忧虑的一个问题是自己的“差事”，是家庭的债务，是父母，妹妹的生计，而并非自身的厄运。对于“差事”他的反抗情绪是鲜明而短暂的，很快就被关于债务，家人生计幸福的种种考虑给吞没了，最后他满脑子想的就是赶快下来，穿衣，赶火车，赴差。就这样，反抗完全变成了一种“顺从”，我们将看到在秘书主任“登门问罪”的情节中，这种顺从是怎样迅速地发展到了顶峰。
作为老板的爪牙，秘书主任全然不顾格里高尔一向老实肯干的表现和现在有可能生病的状况，气势汹汹地质向他为什么没有赶上五点钟的火车，并斥责他懒惰成性，甚至无中生有地怀疑他侵吞了公款，最后威胁说，他的职位可能不保。可怜的格里高尔一肚子委屈，一心只怕丢了这份工作，只怕伤了父母的心，只能拼命地哀求：
“可是，先生，……一点小小的不舒服，一阵头晕使我起不了床。我现在还躺在床上呢。不过我已经好了。我现在正要下床。再等我一两分钟吧！……哦，先生，别伤我父母的心吧！您刚才怪罪于我的事都是没有根据的，从来没有谁这样说过我。也许您还没有看到我最近兜来的定单吧。至少，我还能赶上八点钟的火车呢，休息了这几个钟点我已经好多了。千万不要因为我再把您耽搁在这儿，先生，我马上就会开始工作的，还有劳您转告经理，在他面前还得请您替我美言几句呢！”[xiii]
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一段哀求啊，格里高尔几乎摆出了一个奴隶所能具有的全部语言与姿态，抛却了作为人的全部尊严，向一个他从心底里讨厌的人苦苦哀求，而此时，不管是秘书主任还是格里高尔的父母都无法明白他的哀求了，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的语言也只是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而不再是人的声音，他不再具有人的外表和躯体，不再能使别人认识和感觉到他是人，但是，他还具有人的感情和思维，他还会为了父母，为了家庭努力顺从，苦苦哀求，这显然是他最富于悲剧性的地方。
变形之后的格里高尔，一直保留着人的思维与情感直至他最终死亡，这其中最强烈最真诚的莫过于他的那份“责任感”：他虽已不再像人，可是“比人更是人。”以前他做人时，是乖儿子，现在，他是一只乖得分外可怜的甲虫。家人发现格里高尔面目狰狞的新形象后，就把他囚禁在卧室中，为了避免吓坏家人，他狠不得把整个身躯藏到沙发底下，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目前他必须静静地躺着，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庭克服他在目前情况下必然会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xiv]当他“就在门背后拼命点头，为这种他没料到的节约和谨慎而高兴。当然本来他也可以用这些多余的款子把父亲欠老板的债再还掉些，使自己可也可以用这些东西卖几天命，可是无疑还是父亲的做法更为妥当。” [xv]“在门背后的拼命点头”这一描写相当传神，而当我们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格里高尔的家人几乎不再把他视作家庭一员，不再视作儿子，兄长，不再视作一个活人，而是把他看作一个巨大的累赘，视作整个家庭的“灾难之星”，我们就不禁感慨：这是卡夫卡多么具有悲剧力量的一笔。
强烈的责任感导致了格里高尔对父母，家人的完全顺从，也间接地导致了他对奴隶式的工作处境，暴君式的老板的顺从。在第一部分（“反抗与粘滞”）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种顺从又是伴随着反抗的。这种“反抗”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意识中，而且更加强烈地表现在了他的潜意识中。一面是顺从，一面是反抗。格里高尔就生活在这种“分裂”之中：首先，这种分裂发生在他的意识层次上，在这里，他的反抗意念只是零碎、暂时而微弱的冲动，而顺从的意识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他的潜意识中却凝聚了他绝大部分被“压抑”的反抗，以致于这种反抗强烈到必须以“一种极端的象征形式”暴露，喷放出来——那只“可怖的”“巨大的甲虫”，因而，“分裂”更加突出地发生在他的意识与潜意识之间。
为了详尽的说明这些问题，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在这里“甲虫”的涵义。“甲虫”（原文为 “ungeziefer”）在德语中一方面指“某些对人有害、富于进攻性甚至嗜血的小动物。另一面，它也指那些软弱无助，容易被捏死或踩死的小动物。”[xvi]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已经明确地展示出了“分裂”的具体形象；一方面，“格里高尔—甲虫”的“反抗者形象”是巨大的，看似恐怖和富于威胁性的：另一方面，他实质上又是软弱无力的，极易受到伤害和遭到毁灭的，这又是他的“顺奴”形象。
在秘书主任“登门问罪”和格里高尔走出卧室苦苦哀求的那一段情节中，这种“分裂”的状态以一种“悖谬”场景展露无遗。格里高尔只顾向秘书主任苦苦哀求：不但保证“我立刻穿上衣服，等包好样品就动身。”而且还恳求秘书主任：“在公司请一定帮我说几句好话。……先生，先生，您不能不说我一句好话就走啊，请表明您觉得我至少还有几分是对的呀！”“可是格里高尔才说头几个字，秘书主任就已经在踉跄倒退，只是张着嘴唇，侧过颤抖的肩膀直勾勾地瞪着他。”他被格里高尔的新形象吓坏了，非常狼狈地跑到了前厅，“他最后一步跨出起座室时动作好猛，真像是他的脚跟刚给火烧着了。他一到前厅就伸出右手向楼梯跑过去，好似那边有什么神秘的救星在等待他。”[xvii]格里高尔本意，向秘书主任讨好，向他表明自己完全的顺从和奴性，但自己的样子即潜意识的象征形象却把他吓得狼狈逃窜，以一种最具象的方式实现了“反抗”，这种“分裂”竟已经发展到了如此荒诞而深重的地步。
“分裂”，在意识层面的顺从与反抗，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际的顺从与反抗，已经成为了格里高尔应对粘滞在他身上的“人群”，粘滞在他身上的“整个世界”的一种基本姿态。而且，“分裂”还不仅仅是应对世界的一种姿态，它更是格里高尔被“人群”，被这个“世界”所造就成的样子，是他向来所是（存在）的样子，在奴性与自由，沉沦与自我之间苦苦挣扎着的样子。
惩罚：沉沦的深度
格里高尔的反抗是如此地迫不得已和富于悲剧意味，他的顺从又是那样的真诚和凄切。然而，这种顺从却并没有一丝一毫地改善他的处境，也根本没有给他带来好的结果，反倒加剧了父亲和家人对他的惩罚，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格里高尔走出卧室并向秘书主任苦苦哀求，这完全是出于一片孝子之心，完全是出于顺从的好意，然而他咄咄逼人的肉体却吓跑了秘书主任，吓晕了他的母亲，这激起了父亲的巨大愤怒，“一面顿脚，一面挥动手杖和报纸”“无情地把他往后赶，一面嘘嘘叫着，简直像个野人。”为了尽快把儿子赶进卧室，竟把夹在门框中不能动弹的儿子（甲虫）“从后面使劲地推了他一把，门砰的一声用手杖关上了，屋子里终于回复了寂静”。[xviii]比这一次更加严重，几乎直接导致了格里高尔最终死亡的惩罚，也是由格里高尔顺从的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招致的：格里高尔在吓晕了到他卧室来打扫卫生的母亲之后，倍感良心折磨，竟不顾一切地跪出卧室，想要帮忙。然而，父亲发现这一切之后立刻陷入到一种不可遏制的狂怒之中。格里高尔“赶忙爬到自己的房间门口，蹲在门前，好让父亲从客厅里一进来便可以看见自己的儿子乖得很，一心想立即回自己房间，根本不需要赶，要是门开着，他马上就会进去的。”他哪里想到“父亲目前的情绪完全无法体会他细腻的感情。”父亲立即“板着严峻的脸朝格里高尔冲来”，而且还“把脚举得老高”，威胁要去踩格里高尔的身体，最后竟用苹果追打格里高尔，一只苹果“正好打中了他的背并且还陷入了进去”，格里高尔 “挣扎着往前爬”，“六神无主地瘫倒在地上” 。这个沉重的创伤“使他一个月不能行动” ，“而且也许是永远地损害了他的行动能力” ，然而，对格里高尔心灵的损伤却更大，以后他几乎不再吃什么东西，不久就一个人死在了黑暗与孤独之中。[xix]
在第二部分（“分裂”）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分析过“甲虫”的语言涵义，上面的情节成了这个双重涵义的另一个完美的注脚——一只面目狰狞，貌似可怕的虫子，招致了无数惩罚，而面对惩罚，它实质上却是极端脆弱，毫无自卫能力的。家人们对待这只“虫子”（他们曾经的亲人，儿子，兄长）始终不变的态度是恶心，恐惧，但也经历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例如从一开始的怜悯，悲伤，逐渐转变为愤恨，漠视的和遗忘，家人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没有再真正地关心他了，没有人再打扫他的房间，而且“家里人已经养成习惯，把别处放不下的东西都塞到这儿来”。[xx]格里高尔在妹妹拉小提琴时受到感动，出于对亲人的深切的爱，他情不自禁地爬出房间，惊扰了租住的房客，这一切惹恼了家人，特别是妹妹，她竟然残忍地哭喊道：
“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我们照顾过他，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我们一定要把他弄走，……他会把你们拖垮的，我知道准会这样。”
“他一定得走，”格里高尔的妹妹喊道：“这是惟一的办法，父亲。你们一定要抛开这个念头，认为这就是格里高尔。我们好久以来都这样相信，这就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这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如果是格里高尔，他早就会明白人是不能跟这样的动物一起生活的，他就会自动地走开。这样，我虽然没有了哥哥，可是我们就能生活下去，并且会尊敬地纪念着他。……” [xxi]
家人否认他是“格里高尔”，把他当作非人的“动物”，“一切不幸的根源”，而且还想把他“弄走”，这些都是对他最残忍的“外在惩罚”，其实质是（因为他自由和反抗的欲望而抹杀了他在社会家庭关系中的位置和价值，）否认他是社会一员，而且将他强行“禁闭”和“抛弃”。然而，家人们却不知道，格里高尔早已开始了一种更加残忍的“自我惩罚”，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在这样的意志下，格里高尔于第二天凌晨“呼出了最后一丝摇曳不定的气息。”他死得很安静。[xxii]
内疚感与负罪感，特别是“自我惩罚”的强烈意念是贯穿在变形之后直至死亡的全过程中的。重新回到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格里高尔先后多次产生过这样的意念：他因为不能下床上班，“占用了公司两个小时，”“就给良心折磨得几乎要发疯，”当他在门缝中偷听家人的谈话时，“只要话题转到挣钱养家的问题，最初格里高尔总是放开了门，扑到在门旁冰凉的皮沙发上，羞愧与焦虑得心中如焚。”；在那次偶然地吓晕了母亲之后，“他被自我谴责和忧虑折磨着，就在墙壁、家具和天花板上到处乱爬起来，最后，在绝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竟在他四周旋转，就掉了下来，跌落在大桌子的正中央。”每当母亲和妹妹在隔壁房间里“涕泗交流起来”，“格里高尔背上的创伤总要又一次地使他感到疼痛难忍。”；最后就是上面刚刚提到过的“消灭自己”的决心，可以说，他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决心而杀死了自己。[xxiii]
对于格里高尔来说，“顺从”的意念和行为源于他强烈的“责任感” ，是实现责任感的渴望和努力，而“反抗”的意念和“变形”（潜意识中的“反抗”之外化）则导致了“责任感”受挫折，不能满足，这引发了深重的“自我惩罚”和“自我摧残”。另一方面，顺从与反抗共同招致了家人的惩罚，这种惩罚又进一步加重了格里高尔的“内心痛苦”与“自我惩罚。”由此可见，“顺从”与“反抗”在“自我惩罚”的意念和欲望中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了一起。
在第一部分（反抗与粘滞）的分析中，我们曾经分析过“变形”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释放了被潜抑的“反抗”，是潜意识中反抗的象征，而我们现在将发现，“变形”使格里高尔丧失了人的肉体和语言，丧失了人的“与神相似的外表”因此也就丧失了人的尊严和神圣性，变成“非人”、变成一个丑陋无比，恐怖异常的“巨大甲虫”，这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自我虐待”，“自我摧残”，“自我惩罚”的意向，只是这种意向并不是格里高尔的意识所能主导的，它是深藏于他的潜意识中，是潜意识中的“自我惩罚”。
为了摆脱痛苦的责任，获得自由，必须通过“自我惩罚”式的变形来获得一种“无罪的反抗”，既然这种“反抗”已在反抗的同时遭受到了最为严重的“惩罚”即“变形本身”，那么，这种“反抗”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顺从”。“反抗”与“顺从”不仅仅如我在第二部分（“分裂”）的论述中所说的是“分裂”的两极，而且也以“变形”（自我惩罚）的方式纠缠、调和在了一起。这一对深刻的“悖谬” ，从两个极端“挤压着”格里高尔的灵魂，使之痛苦、扭曲，而丧失人身，变成甲虫，是他被两种强力挤压扭曲成的唯一可能形态。自罚式的“变形”在格里高尔的内在矛盾中起着调和的作用。是他“反抗”的欲望和“顺从”的意志这缢裂的两极之间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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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变形记》的存在主义哲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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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哲学（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主）的理论视角来解读卡夫卡经典文本《变形记》，使其获得某种哲学层次上的阐释，核心问题在于分析“变形”的象征涵义和哲学意义。在存在主义理论的背景下，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变形”的象征被解析为三个基本因素：反抗、分裂和惩罚，其哲学含义也将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世界，异化，粘滞，个人的沉沦等角度来进行阐释。本文的最终结论是：“变形”是顺从与反抗，自由与异化矛盾斗争的调和中介与必然产物，在一个异化了的世界中，人必然承载着“双重地狱”的悲剧性外境。
关键字：变形 反抗 顺从 潜意识 他人 粘滞
分裂 惩罚 自我惩罚 沉沦 恶心
地狱 双重地狱
“说不尽的卡夫卡。”这是卡夫卡研究者的一句口头禅，要对卡夫卡文学的哲学底蕴进行一番全面的把握，确实具有相当的难度，所以我仅选择他作品中的一个文本来进行研究，试图从中获得一些哲学层次的东西。在卡夫卡的众多作品中，《变形记》是很突出的一部，也是相对独特的一部，它在很多方面似乎都不同于他的两部探讨真理，奥秘，正义和生存的荒诞性的长篇小说——《审判》和《城堡》，以至于有些观点认为《变形记》不能算作卡夫卡的成熟作品。我的想法与这些观点不同：《变形记》中集中展示了贯穿于他的创作历程始终的一些主题或题材如“动物”， “与世界相疏离的人”，“父子关系”等等，也突出地展现了其文学创作的基本艺术手法和技巧，如内心独白，象征和比喻等，因此是一部成熟而完备的作品，是具有进行独立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
在这篇论文中，我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变形”的涵义，包括它的象征涵义与哲学意义。前者直接与作品的主题相关，这个主题如此扑朔迷离，以至于众说纷纭，我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即从文本入手，分析“变形”的象征，获得其象征涵义。对于后者，前人已经尝试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弗罗伊德理论以及存在主义等许多哲学理论来进行阐释；在研究之初即要面对这样一些五花八门的解读模式，想要独辟蹊径开拓出新的阐释视角，的确很困难，只有尽力而为，不计后果便是了。我主要是从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理论这一视角来阐释作品的哲学涵义的，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我就是认为卡夫卡的思想是存在主义的，而只是想找到二者（卡夫卡和存在主义哲学家）在理解人类处境问题上的“共通之处”，以期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部充满奥秘的作品。
在我的分析中，“变形”的象征内涵将被解析为：“反抗—分裂—惩罚”三个互相交织的因素，其哲学涵义也将用自由，粘滞，异化，沉沦等概念和理论来进行阐释。
以下是《变形记》各章情节的简要概括：
第一章：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抱怨自己的工作，又急着赶去赴差。秘书主任登门问罪，格里高尔走出卧室苦苦哀求却吓跑了他。父亲发怒将他赶回房间。
第二章：格里高尔的囚禁生活。无意间吓坏母亲，焦急地跑出房间，父亲狂怒，用苹果追打他。
第三章：家人逐渐淡忘了格里高尔，并对他忍无可忍，希望他能离去。不久，他死去。家人如释重负，全家请假出游，计划前途未来。
反抗与粘滞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ii]
以上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始。这是一场悲剧，正如大多数古希腊悲剧一样，主人公都要遭受命运“无端”的肆虐，经历无穷无尽的苦难，最终可能会走向死亡。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例如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以及安提戈涅等等，倾其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因此，他们便成为了古典世界的“英雄”。而相反的，《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虽然也承受了命运最恶毒的诅咒——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但是在这以后，他满脑子里考虑的并不是“他遭受的厄运本身”而主要是他的“工作”。“变成甲虫”，这一突如其来的恐怖事件带给他的最大苦恼并不是自己“变成甲虫”这个事件本身，而是由之引起的极度焦虑和痛楚：他自己不能从本上爬起来去赶早班火车，这样无疑会耽误他今天的“差事”，为了把自己庞大的“虫身”弄下床，去赶火车，去赴差，他甚至不惜把自己差点儿摔成瘫痪。[iii]这是整个悲剧最令人震惊，最令人深省的地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里高尔正是与英雄形象相对立的“犬儒”形象。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让他如此牵肠挂肚的究竟是怎样一份“工作”。
“啊，天哪，……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呢！”格里高尔对这份工作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抱怨，最后归结为一句话：“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对“老板”更是有无穷的怨愤：“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直蹦起来！”[iv]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情绪”，虽然这种反抗只是他的一种“想象”，而且只要一想到父母，一想到父母欠老板的债，它们就会立刻消失，留下来的依然是那些浓重的焦虑：他的工作，他得起床去赶火车，去赴差。[v]这种“反抗情绪”虽然强烈，且一直出现在主人公以后的内在意识中，但却显然是一时兴起的冲动，短暂的，零碎的，极易被压制下去的因而是不连续地出现的，然而贯穿始终的只是一种：“无奈的顺从” 。
我们首先来分析这种“反抗情绪”，主人公究竟在反抗什么呢？虽然主人公的反抗意识及其对象是以一种脆弱的想象来表达的，但是却如此形象、生动，可以看到，他的差事是一份相当“累人”的苦差，“长年累月到处奔波”，“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 ，“不定时而且低劣的饮食” ，“萍水相逢的人……永远也不会变成知己的朋友”，至于“老板”就更加让人不能忍受了：他“总是那样居高临下坐在桌了上面对职员发号施令”，就像个“暴君”，而受“暴君”操纵的同事也成了其爪牙、工具、为其恶行张目，其中的一名“爪牙”即“秘书主任”紧接着就会因为主人公没有赶上火车而气势汹汹地“登门问罪”。[vi]格里高尔的工作处境是一种非常窘困，烦恼和压迫性的，他不但要处理各种烦杂的事务，又要与处处企图控制压榨自己的一群人周旋，向他们臣服、顺从，真是又“烦忙”又“烦心”，怎一个“烦”字了得！
然而，格里高尔强压制住反抗的念头，对这些不断烦扰，戕害他的一切，却一味的逆来顺受，这又是因为父母欠老板的债务和他自己负担着家庭的责任的缘故：“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只要等我攒够了钱还清父母的债……”对父母，对家庭的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他立刻陷入到一种“疯狂的”忧虑中：他怎样下床，穿衣，赶早班火车，去赴差，而先前的那些“抛充工作”，“气坏老板”等充满反抗情绪的想象都被迅速地抛至脑后了。[vii]我们将发现——这是格里高尔本人没有意识到的——父母的期望和他们的债务，整个积压在他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样是造成他现在的“烦”和最终的“沉沦”悲剧的重要原因。主人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作者本人却意识到了，在卡夫卡的一生经历中可以找到许多与格里高尔的处境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小就被灌输的继承家业的责任感，受父亲逼迫而从事的烦人工作，早年对家庭，父亲的一贯顺从与妥协。这些把作者与主人公紧密联系起来的共同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存在主义者们所说的“粘滞”在他身上的“世界”，就是“附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挥之不去，深入血肉骨髓的“人群”。
在海德格尔看来，个人（此在）的“世界”是被“他人”充满的世界，是“他人”“到处都在场”的世界，“此在作为日常共处的存在，就处于他人可以号令的范围之中。不是他自己存在；他人从它身上把存在拿去了。他人高兴怎样，就怎样拥有此在各种日常的存在可能性。”“这样的共处同在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别和突出之处的他人则更其消失不见了。”[viii]格里高尔的整个世界就是粘滞在他身上的工作，老板，同事以及家庭的重担和父母的期盼，就是死死地粘滞在他身上的“他人”，他丝毫动弹不得，几乎丧失了全部的自由与理想，变成了“挣钱和还债的机器”，而他“本已的存在”都被他人的存在方式吞没了，消失不见了。而萨特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地狱，就是他人。”生动而深刻地描绘了一种这样的处境：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严重地“毒化”了，“那么他人就只能是地狱。”[ix]格里高尔与他人的关系正是处于这种被毒化的处境中，在变形前，他人正在成为他的“地狱”，在变形之后，他人（尤其是他的父亲，家人）正是他的“地狱”。
处于这种“毒化了”的世界中的家庭，父母，亲人，他们对于粘滞其上的格里高尔来说就是“地狱”，然而，这种“粘滞”又是以“神圣的名义”来进行和保持着的：家庭的责任，父母的企盼，亲人的需要，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如此天经地义落在了格里高尔的肩膀上，而且他本人也是非常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切，并为此不断自我牺牲，直到死亡。“家庭，父母，亲人”对于他来说曾经是那么美好，对于他们的责任具有某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是他做梦也没有相过去反抗的，虽然，他对实现这种责任的途径本身（工作、老板、公司）却表现出了那样强烈地反抗情绪。然而，我们将看到，他却以另一种连他自己也无法掌控的方式，一种既隐秘朦胧，又突兀嶙峋的方式实现了这种反抗——当然，这是一种悲剧性的“自残式”的反抗。
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变形”之后，他成了无妄之灾的牺牲品，一个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且需要人来照顾的虫，一只十分令人厌恶、恐惧、恶心的虫，他不用再奔波劳碌受老板压榨，不用再承担父母家人寄托于他的重大责任，却又完全没有罪责可以归咎于他本人，从而，似乎获得了某种“完全的自由”。这也许就是他所“想象”的，然而却从不敢（从来不能）形诸于意识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 “潜意识”中反抗情绪的“外化”，“实际上把他潜意识中的愿望强行暴露出来了，使人一目了然。”[x]这种“反抗情绪”和“自由的情绪”获得了“巨大甲虫”这一丑陋，可怖而又恶心的“象征形象”，从“他人”所能容忍的范围内非常刺眼，几乎是张牙舞爪的凸现出来，让那些处于“沉沦的平静”中的“他人”，倾刻间感到巨大的恐惧，愤怒和仇恨。格里高尔也因此获得了“某种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明显是和孤独，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
同样是为了“自由”而反抗，我们却可以看到格里高尔与萨特的巨大差异。萨特的“反抗”是“针对人们所能‘灌输’到自己身上的一切挺身而起的。”[xi]，同时又是“介入”他人，“自为回归于为他人”，“拯救他人以拯救自己”，可以说是“自觉自主的革命”，同时指向个人和他人的解放。而格里高尔的“反抗”在其意识层次上则是隐秘的，完全不自觉的，虽然，这种反抗最终也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变形）突兀在人们面前。他的反抗归根结蒂是完全出于被逼迫，被粘滞的处境的，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的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抗与自由的道路上，卡夫卡是介于萨特和格里高尔之间的，他也是在的晚年才真正开始走上这条道路的。[xii]可以说，格里高尔是青年卡夫卡的一个“克隆体”，只是这个克隆体凝聚了他本人太多的忧郁和悲剧性罢了。
分裂：格里高尔所是样子
在第一部分的（“反抗”）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到过，格里高尔在变形后，着重忧虑的一个问题是自己的“差事”，是家庭的债务，是父母，妹妹的生计，而并非自身的厄运。对于“差事”他的反抗情绪是鲜明而短暂的，很快就被关于债务，家人生计幸福的种种考虑给吞没了，最后他满脑子想的就是赶快下来，穿衣，赶火车，赴差。就这样，反抗完全变成了一种“顺从”，我们将看到在秘书主任“登门问罪”的情节中，这种顺从是怎样迅速地发展到了顶峰。
作为老板的爪牙，秘书主任全然不顾格里高尔一向老实肯干的表现和现在有可能生病的状况，气势汹汹地质向他为什么没有赶上五点钟的火车，并斥责他懒惰成性，甚至无中生有地怀疑他侵吞了公款，最后威胁说，他的职位可能不保。可怜的格里高尔一肚子委屈，一心只怕丢了这份工作，只怕伤了父母的心，只能拼命地哀求：
“可是，先生，……一点小小的不舒服，一阵头晕使我起不了床。我现在还躺在床上呢。不过我已经好了。我现在正要下床。再等我一两分钟吧！……哦，先生，别伤我父母的心吧！您刚才怪罪于我的事都是没有根据的，从来没有谁这样说过我。也许您还没有看到我最近兜来的定单吧。至少，我还能赶上八点钟的火车呢，休息了这几个钟点我已经好多了。千万不要因为我再把您耽搁在这儿，先生，我马上就会开始工作的，还有劳您转告经理，在他面前还得请您替我美言几句呢！”[xiii]
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一段哀求啊，格里高尔几乎摆出了一个奴隶所能具有的全部语言与姿态，抛却了作为人的全部尊严，向一个他从心底里讨厌的人苦苦哀求，而此时，不管是秘书主任还是格里高尔的父母都无法明白他的哀求了，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的语言也只是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而不再是人的声音，他不再具有人的外表和躯体，不再能使别人认识和感觉到他是人，但是，他还具有人的感情和思维，他还会为了父母，为了家庭努力顺从，苦苦哀求，这显然是他最富于悲剧性的地方。
变形之后的格里高尔，一直保留着人的思维与情感直至他最终死亡，这其中最强烈最真诚的莫过于他的那份“责任感”：他虽已不再像人，可是“比人更是人。”以前他做人时，是乖儿子，现在，他是一只乖得分外可怜的甲虫。家人发现格里高尔面目狰狞的新形象后，就把他囚禁在卧室中，为了避免吓坏家人，他狠不得把整个身躯藏到沙发底下，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目前他必须静静地躺着，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庭克服他在目前情况下必然会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xiv]当他“就在门背后拼命点头，为这种他没料到的节约和谨慎而高兴。当然本来他也可以用这些多余的款子把父亲欠老板的债再还掉些，使自己可也可以用这些东西卖几天命，可是无疑还是父亲的做法更为妥当。” [xv]“在门背后的拼命点头”这一描写相当传神，而当我们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格里高尔的家人几乎不再把他视作家庭一员，不再视作儿子，兄长，不再视作一个活人，而是把他看作一个巨大的累赘，视作整个家庭的“灾难之星”，我们就不禁感慨：这是卡夫卡多么具有悲剧力量的一笔。
强烈的责任感导致了格里高尔对父母，家人的完全顺从，也间接地导致了他对奴隶式的工作处境，暴君式的老板的顺从。在第一部分（“反抗与粘滞”）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种顺从又是伴随着反抗的。这种“反抗”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意识中，而且更加强烈地表现在了他的潜意识中。一面是顺从，一面是反抗。格里高尔就生活在这种“分裂”之中：首先，这种分裂发生在他的意识层次上，在这里，他的反抗意念只是零碎、暂时而微弱的冲动，而顺从的意识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他的潜意识中却凝聚了他绝大部分被“压抑”的反抗，以致于这种反抗强烈到必须以“一种极端的象征形式”暴露，喷放出来——那只“可怖的”“巨大的甲虫”，因而，“分裂”更加突出地发生在他的意识与潜意识之间。
为了详尽的说明这些问题，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在这里“甲虫”的涵义。“甲虫”（原文为 “ungeziefer”）在德语中一方面指“某些对人有害、富于进攻性甚至嗜血的小动物。另一面，它也指那些软弱无助，容易被捏死或踩死的小动物。”[xvi]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已经明确地展示出了“分裂”的具体形象；一方面，“格里高尔—甲虫”的“反抗者形象”是巨大的，看似恐怖和富于威胁性的：另一方面，他实质上又是软弱无力的，极易受到伤害和遭到毁灭的，这又是他的“顺奴”形象。
在秘书主任“登门问罪”和格里高尔走出卧室苦苦哀求的那一段情节中，这种“分裂”的状态以一种“悖谬”场景展露无遗。格里高尔只顾向秘书主任苦苦哀求：不但保证“我立刻穿上衣服，等包好样品就动身。”而且还恳求秘书主任：“在公司请一定帮我说几句好话。……先生，先生，您不能不说我一句好话就走啊，请表明您觉得我至少还有几分是对的呀！”“可是格里高尔才说头几个字，秘书主任就已经在踉跄倒退，只是张着嘴唇，侧过颤抖的肩膀直勾勾地瞪着他。”他被格里高尔的新形象吓坏了，非常狼狈地跑到了前厅，“他最后一步跨出起座室时动作好猛，真像是他的脚跟刚给火烧着了。他一到前厅就伸出右手向楼梯跑过去，好似那边有什么神秘的救星在等待他。”[xvii]格里高尔本意，向秘书主任讨好，向他表明自己完全的顺从和奴性，但自己的样子即潜意识的象征形象却把他吓得狼狈逃窜，以一种最具象的方式实现了“反抗”，这种“分裂”竟已经发展到了如此荒诞而深重的地步。
“分裂”，在意识层面的顺从与反抗，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际的顺从与反抗，已经成为了格里高尔应对粘滞在他身上的“人群”，粘滞在他身上的“整个世界”的一种基本姿态。而且，“分裂”还不仅仅是应对世界的一种姿态，它更是格里高尔被“人群”，被这个“世界”所造就成的样子，是他向来所是（存在）的样子，在奴性与自由，沉沦与自我之间苦苦挣扎着的样子。
惩罚：沉沦的深度
格里高尔的反抗是如此地迫不得已和富于悲剧意味，他的顺从又是那样的真诚和凄切。然而，这种顺从却并没有一丝一毫地改善他的处境，也根本没有给他带来好的结果，反倒加剧了父亲和家人对他的惩罚，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格里高尔走出卧室并向秘书主任苦苦哀求，这完全是出于一片孝子之心，完全是出于顺从的好意，然而他咄咄逼人的肉体却吓跑了秘书主任，吓晕了他的母亲，这激起了父亲的巨大愤怒，“一面顿脚，一面挥动手杖和报纸”“无情地把他往后赶，一面嘘嘘叫着，简直像个野人。”为了尽快把儿子赶进卧室，竟把夹在门框中不能动弹的儿子（甲虫）“从后面使劲地推了他一把，门砰的一声用手杖关上了，屋子里终于回复了寂静”。[xviii]比这一次更加严重，几乎直接导致了格里高尔最终死亡的惩罚，也是由格里高尔顺从的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招致的：格里高尔在吓晕了到他卧室来打扫卫生的母亲之后，倍感良心折磨，竟不顾一切地跪出卧室，想要帮忙。然而，父亲发现这一切之后立刻陷入到一种不可遏制的狂怒之中。格里高尔“赶忙爬到自己的房间门口，蹲在门前，好让父亲从客厅里一进来便可以看见自己的儿子乖得很，一心想立即回自己房间，根本不需要赶，要是门开着，他马上就会进去的。”他哪里想到“父亲目前的情绪完全无法体会他细腻的感情。”父亲立即“板着严峻的脸朝格里高尔冲来”，而且还“把脚举得老高”，威胁要去踩格里高尔的身体，最后竟用苹果追打格里高尔，一只苹果“正好打中了他的背并且还陷入了进去”，格里高尔 “挣扎着往前爬”，“六神无主地瘫倒在地上” 。这个沉重的创伤“使他一个月不能行动” ，“而且也许是永远地损害了他的行动能力” ，然而，对格里高尔心灵的损伤却更大，以后他几乎不再吃什么东西，不久就一个人死在了黑暗与孤独之中。[xix]
在第二部分（“分裂”）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分析过“甲虫”的语言涵义，上面的情节成了这个双重涵义的另一个完美的注脚——一只面目狰狞，貌似可怕的虫子，招致了无数惩罚，而面对惩罚，它实质上却是极端脆弱，毫无自卫能力的。家人们对待这只“虫子”（他们曾经的亲人，儿子，兄长）始终不变的态度是恶心，恐惧，但也经历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例如从一开始的怜悯，悲伤，逐渐转变为愤恨，漠视的和遗忘，家人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没有再真正地关心他了，没有人再打扫他的房间，而且“家里人已经养成习惯，把别处放不下的东西都塞到这儿来”。[xx]格里高尔在妹妹拉小提琴时受到感动，出于对亲人的深切的爱，他情不自禁地爬出房间，惊扰了租住的房客，这一切惹恼了家人，特别是妹妹，她竟然残忍地哭喊道：
“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我们照顾过他，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我们一定要把他弄走，……他会把你们拖垮的，我知道准会这样。”
“他一定得走，”格里高尔的妹妹喊道：“这是惟一的办法，父亲。你们一定要抛开这个念头，认为这就是格里高尔。我们好久以来都这样相信，这就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这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如果是格里高尔，他早就会明白人是不能跟这样的动物一起生活的，他就会自动地走开。这样，我虽然没有了哥哥，可是我们就能生活下去，并且会尊敬地纪念着他。……” [xxi]
家人否认他是“格里高尔”，把他当作非人的“动物”，“一切不幸的根源”，而且还想把他“弄走”，这些都是对他最残忍的“外在惩罚”，其实质是（因为他自由和反抗的欲望而抹杀了他在社会家庭关系中的位置和价值，）否认他是社会一员，而且将他强行“禁闭”和“抛弃”。然而，家人们却不知道，格里高尔早已开始了一种更加残忍的“自我惩罚”，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在这样的意志下，格里高尔于第二天凌晨“呼出了最后一丝摇曳不定的气息。”他死得很安静。[xxii]
内疚感与负罪感，特别是“自我惩罚”的强烈意念是贯穿在变形之后直至死亡的全过程中的。重新回到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格里高尔先后多次产生过这样的意念：他因为不能下床上班，“占用了公司两个小时，”“就给良心折磨得几乎要发疯，”当他在门缝中偷听家人的谈话时，“只要话题转到挣钱养家的问题，最初格里高尔总是放开了门，扑到在门旁冰凉的皮沙发上，羞愧与焦虑得心中如焚。”；在那次偶然地吓晕了母亲之后，“他被自我谴责和忧虑折磨着，就在墙壁、家具和天花板上到处乱爬起来，最后，在绝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竟在他四周旋转，就掉了下来，跌落在大桌子的正中央。”每当母亲和妹妹在隔壁房间里“涕泗交流起来”，“格里高尔背上的创伤总要又一次地使他感到疼痛难忍。”；最后就是上面刚刚提到过的“消灭自己”的决心，可以说，他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决心而杀死了自己。[xxiii]
对于格里高尔来说，“顺从”的意念和行为源于他强烈的“责任感” ，是实现责任感的渴望和努力，而“反抗”的意念和“变形”（潜意识中的“反抗”之外化）则导致了“责任感”受挫折，不能满足，这引发了深重的“自我惩罚”和“自我摧残”。另一方面，顺从与反抗共同招致了家人的惩罚，这种惩罚又进一步加重了格里高尔的“内心痛苦”与“自我惩罚。”由此可见，“顺从”与“反抗”在“自我惩罚”的意念和欲望中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了一起。
在第一部分（反抗与粘滞）的分析中，我们曾经分析过“变形”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释放了被潜抑的“反抗”，是潜意识中反抗的象征，而我们现在将发现，“变形”使格里高尔丧失了人的肉体和语言，丧失了人的“与神相似的外表”因此也就丧失了人的尊严和神圣性，变成“非人”、变成一个丑陋无比，恐怖异常的“巨大甲虫”，这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自我虐待”，“自我摧残”，“自我惩罚”的意向，只是这种意向并不是格里高尔的意识所能主导的，它是深藏于他的潜意识中，是潜意识中的“自我惩罚”。
为了摆脱痛苦的责任，获得自由，必须通过“自我惩罚”式的变形来获得一种“无罪的反抗”，既然这种“反抗”已在反抗的同时遭受到了最为严重的“惩罚”即“变形本身”，那么，这种“反抗”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顺从”。“反抗”与“顺从”不仅仅如我在第二部分（“分裂”）的论述中所说的是“分裂”的两极，而且也以“变形”（自我惩罚）的方式纠缠、调和在了一起。这一对深刻的“悖谬” ，从两个极端“挤压着”格里高尔的灵魂，使之痛苦、扭曲，而丧失人身，变成甲虫，是他被两种强力挤压扭曲成的唯一可能形态。自罚式的“变形”在格里高尔的内在矛盾中起着调和的作用。是他“反抗”的欲望和“顺从”的意志这缢裂的两极之间的“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