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快递 : 《五八劫》 (一) 前言和序发布者 thchen 在 08-03-19 08:20
〖读者“冷热”推荐：我很少在网上交游，知道我信箱的人也不多。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一批文章，嘱我在网上把它们发表了。
这就是我提交给《华夏文摘》的以两篇文章作序开始的《五八劫》。这是一本书，记录的是一九五八年春在四川省一些中学里展开的针对大部分未成年中学生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大略翻了一下，书里涉及的事件我不熟悉，作者里面也没有一个我认识的熟人或朋友，各篇文章写作风格不尽相同，但是能看出来，写的 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
这本讲真话的书无法在国内出版，《华夏文摘》如果能让它们曝光出来，对于这批受害者无疑是个巨大的安慰。除了在文体上重新做了编排以便使每天的刊载有个连贯之外，对原文字句和标点不做任何更动。〗
《五八劫》前言：致1958年社教运动亲历者书
公元一九五八年春，挟“反右”运动之余威，一场针对大部份未成年中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1958级应届高中生中（含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开 展起来，并波及1959级、1960级直至1979年在校的高中生。它开创了迫害未成年学子历史之先河，滥觞所及，直至“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
这是我泱泱中华自有学堂形式以来，上溯春秋秦汉，下探满清民国，都未曾有过的针对大多数未成年学子的政治迫害运动。
被称为“祖国花朵”的莘莘学子，在暴政的严冬下，尚未开放就凋零了。这些被定为三类，特别是四类（政治不及格）的学生，被视为异类，打入社会的底层，从此开始了他们人生的苦难历程。
这批人中，为保持人的起码尊严愤而自尽者有之；为活命被迫丧失人的尊严，沿街乞讨者有之；以“思想反动”而关进黑牢10余年至今仍穷困潦倒者有之……当然，极少数咬着牙在石缝中挣扎生存下来，且在晚年成名成家者亦有之。
虽然按当时动员号召大家鸣放时讲：“这次运动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改造运动，不进行反右斗争”；然而实际执行的却是让这些三、四类学生，成为不戴帽子的“右派”、“坏份子”、“反革命”。
于是，这批所谓三类特别是四类学生却几乎享受了“地、富、反、坏、右”的一切待遇，唯一不同的是因为未宣布“戴帽子”，而无权享受拨乱反正后所本应得到平反昭雪。
于是，这段曾经发生在号称人民共和国内，饱含当年未成年学子，及其受株连亲属在内的血泪史，被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这种集体失忆使得当我向50岁以下的人们讲述时，竟然被视为天方夜谭。而时间仅过了48年，经历这段历史的人大都尚在。
但时间毕竟过去了48年，这些当年的学子，如今绝大部份已是65岁以上的老人。至于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人恐怕就更老了。
回首往昔，欲哭无泪!
难道真要让这一段和着血泪的痛史，被掩盖和伪造吗？难道如实地记录这段历史就是“纠缠过去,不向前看”吗？不!我们认为还不能这样来对待这个问题!
于是我们希望：1958年社教运动的亲历者；无论你当时是领导“运动”的官员、老师；抑或是被诱导毒害成为“运动”的受益者，都能本着人类起码的良知，勇敢地站出来说明那场运动的真相。
我们尤其希望那场“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学站出来，勇敢地揭露和控诉那场“运动”给你带来的种种不幸。
流沙河：《五八劫》序
她们惹祸，忧患缠身，回想起来，皆缘于退回去五十年前二月的某一天，小女生杨刚虹跑来说：“流叔叔，我们学校有同学想见你。”当时四川省内报刊正在猛批 《星星诗刊》创刊号登载的《草木篇》，上纲已到“反党反人民”和“仇恨新社会”的高度。我心头很恐惧，本该谢绝才是。怎奈杨刚虹是我饭碗所在的省文联领导 人沙订的幺女，那年不过十二三岁，在成都七中读书，脸貌乖，嘴巴甜，笑得又天真，我怎好谢绝，便点头同意。这一点头，祸根就埋下了。后悔莫及，我是不祥之 鸟害人精啊。
几天后的星期六下午，乖甜的小女生真的带着同学到布后街2号进大门倒右拐的花树庭院来。院南隅，窄阶有苔痕，门窗北向， 是我居室。闻声出门来，见来的不是小女生的同班同学，而是高五八级的大女生，而且四个，个个娴静娟秀，使我深感意外。室内太窄请她们挤坐。她们懂礼节，站 有站像，坐有坐像，从不喧宾夺主，也不语及市井俗事。总是聆听我谈文学，讲历史，摆龙门阵。也多次请教语文课方面的问题，而我回答往往和课本上的说法有出 入。由此我知悉她们已读了《邹忌说斉王纳谏》和《诗经·秦风·蒹葭》，她们要改编“蒹葭苍苍”为歌舞表演。进而知悉她们各科成绩都很好，是班上的优秀生。 报刊上正在批判我，她们也看了，心中有疑问，求证于我。见我不愿深谈，也就不便追问。她们很知趣，便换个话题安慰我。有时她们也自己交谈，不干扰我。
此后每逢星期六下午，她们四位放学后都来看我。听我天南海北漫谈，总要天黑了才一斉辞归。旧历除夕又送礼品来，还烤年糕吃，笑语融融，一家人似的，当我 做大哥。不久，《草木篇》批判暂停，上面要缓和气氛，解除知识份子的顾虑，引导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邦助党整风”，我心头的恐惧亦隨之而化解。她们当 然比我更幼稚，到我这里来，显得更快活。到这年的盛夏，反右派斗争运动都开锣了，她们四位还请我去望江公园游玩端午节，沿河看风景。就在这时，我告知她们 不要再来看我了。她们听从，人不来却写信来。一封又一封劝喻我想开些，未来会晴明。我虽然已感知未来的险恶，忧心如焚，却不便于向她们说，所以回信都说些 乐覌的话，免得惊吓她们。回她们四位的信都是“本市东锦江街22号陈秀芳收”。这里该交代她们的姓名了：郑世瑛，曾昭容，邓静谷，陈秀芳。有一天陈秀芳惊 惶跑来说：“你的回信上靣检查过了，由居委会主任交给我的，还狠瞪我两眼！”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把来信全都退给她们，虽然那些信上没有一句违法的话。 哈，想起了。记得有一封信上她们开玩笑，把我画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古装美女，有一双瘦长的白鶴腿。爱嬉笑，不知忧愁的少女，她们曾经是。
到这年的伏暑，我已被揪出来“过堂交代”，她们克制不住同情之心，又来看我。一次，两次，不听我劝。第三次，她们就受辱了。一张彩色漫画贴在进大门倒右 拐的拱门左边，她们来就看见。漫画构思极有水平，怵目惊心。画面上是一块血红的烂肉，四只苍蝇飞来。事过五十年之久了，人们还记得“四个苍蝇小姐”。那时 她们头脑糊涂胆子大，公然提抗议。此后她们四位命运多舛，那是注定没改的了。
“过堂交代”弄得痛苦难堪，她们又约我出去见面，告知我 近况险恶。公安部门和省文联专案组均有专人找她们多次谈话，要她们揭发我的罪恶言行。难得她们正直纯洁，没有一字玷辱我的名誉。又一次约我出去，郑世瑛 问：“报上说你毒害我们，对我们讲社会上好人少，坏人多。我们记得你讲的是好人多，坏人少。你为啥要那样交代呀？”我说：“那样才能过关。”她们由此而知 什么叫“运动”，什么叫“认罪”。此后风声更紧，她们不敢再与我通消息了。
是年深秋，反右派斗争运动推向高潮，波及全市中学校园。详 情请看这部巨著《五八劫》吧。我亦风闻一点，知悉郑世英，曾昭容，邓静谷，陈秀芳四位皆被恶名，惹下大祸，她们不但从此坎壈，前途无望，而且名誉被污，终 身莫浣。与她们四位同时受我株连的，还有成都六中初中小女生金国富，被迫远走兰州，易名金敏，历尽酸辛。金国富扱聪敏，是班上优秀生，爱好文学。她更早 些，1956年秋，每天下午放学后，来我这里做作业。悄黙无声，从不干扰我的写作。她家住岳府街12号，距布后街2号近，故常来。还有她带来的万小林，也 是六中高五八级的大女生，万小林家住酱园公所街，太远，故不常来。她们两位在学校内怎样被收拾，她们多年后来看我，一字不说。真的是“休提起，提起泪洒江 河”。
至今事过五十年，仍未见有个“说法”。整我我不怨，我端了公家的饭碗嘛。何况又“改正”了，其后又捞了一些好处。那些中学生娃娃，天真未凿，怎忍得下心收拾他们和她们啊。《圣经》有云：“出来如花，又被摘下。”不写了。是为序。
2007年10月26日在大慈寺路
冉云飞：真正的自由缘于自我救赎——序《五八劫》
有些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民间记录
由于多年来坚持打捞四九年后当代中国的痛史，因此得以窥看到许多一般人不曾注意的社会灾难之细部，我期翼从那些边角余料中来接近历史的真面目。官方大言 玄玄的旌表文章固然也是研究中国当代史所必须注意的，但官方对档案严加看管，使得研究者无法看透他们整人背后的真实动机，因为他们藉此愚弄民众的利益。没 办法，作为一个对当代中国痛史有穷根究底癖好的人，只好从民间说法及其他边角余料中来加以修补。正是因为如此，反而可能进入历史的真实之中，寻得那些被遮 蔽与掩盖的惨痛记忆。
我搜各种旧书及相关资料二十年，从那些被人们遗忘的民间纪录里发掘了不少有意义的鲜活史料，如民生公司职员 何现伦六十年前的日记，如成都佛教界反右原始资料，如五十年代初还俗和尚被迫离婚的判决书等，这些东西在以论代史，好作宏大叙事的人看来固然不值一提，委 弃不顾，然而我乐此不疲。这些年来，对日记、年谱，更多的是原始材料的热衷，形成我对历史的细部解读方式。所以我才在细读《吴虞日记》和《湘绮楼日记》后 写一系列的吴虞、王闿运与近现代巴蜀文化关系的琐细文章，并从中找到历史写作的乐趣。这样的做法，我愿意承认与目下知识界一些朋友寻求民间思想（丁东、谢 泳、朱学勤、邵建等），另一些朋友寻找民间纪录（李辉搜编的《杜高档案》以及贾植芳、茹志鹃等人的日记等）的努力之影响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影响，没 有这些搜罗与注重民间史料的心理准备，哪怕面对众多灾难史料，也无动于衷。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如果不把自己作为中国苦难的在场者——我虽是晚生 后辈，许多灾难我不曾经历过，但经历者的疼痛与他们的悲惨到令人窒息的生活，仍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使我艰于呼吸与视听。何况自己本身在这个国家也经历了 相应的苦难与血腥，岂能一忘了之——就是与“五八劫”等群体的人天天在一起，也不可能与他们真正从心灵相识相契。
感谢网络，使我 得以在人群嚣嚣中认识王建军先生——令我尊敬的王大爷。当我知道他与同学和难友们准备将过去的东西撰写出来，以留存后世的时候，我甚感兴奋。于是我在自己 博客上写了两篇文章——《告诉后人真相是老年人的义务》、《我们应该怎样帮助老年人回忆历史》——来呼应他们的努力。他们从一开始便不耻下问于我这样的晚 生后辈，让我贡献刍荛，我也不揣谫陋，有所芹献，他们不仅在自我回忆的基础上，作了比较扎实的名录，他们后来寻到更多的官方文件、检举及认罪材料等，而且 在文件后面尚有自己不错的点评与阅读。不仅表达了自己意见，而且提供可供后来研究者第一手资料，真可谓功莫大焉。以不才之孤陋，尚未看到过任何一个四九年 后的有关运动——四九年后的运动多如牛毛，研不胜研，究不胜究，且资料湮没不彰，加以官方有意的阻扰与遮蔽，许多运动似乎渐渐成为一笔糊涂账，这正是那些 “历史宜粗不宜细”者所乐观其成的——像如此这般被全方位地纪录下来，留给后人以可信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而为撕破铁幕，烛照黑暗深渊，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中国大地上经历过各种运动的“运动员”可谓不计其数，除了曲博、罗小文主编《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记录了云南知青历史与现实维权历程外（我曾写了一篇 《苦难必须反省而非玩笑》谈知青问题），还没有一个“运动员”群体如此执着地愿将其认真而完备地纪录下来，可谓空前，必将名垂青史。希望“五八劫”群体的 做法，空前而不绝后，继起有许多效仿者，踵武其后，将自己的亲历写出来，尤其对当时整治你们的官方原始档案、能找到的揭发材料、受难者名录、整人者名录 等，悉数搜罗整理出来，一可安慰自己，自己禁声几十年后，依旧可以发出应有的声音，二可给后人借鉴，让他们少犯此种错误，少进此种被官方糊弄的圈套，让他 们为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懈努力，此可谓功德无量。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造成的劫难，是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对未成年 人大规模地残害。一个政权对未成人都不放过，可见其疯狂残忍到了何等反人类的地步。我建议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研究者，与民间一道，建立一种四九年后“中国 灾难学”，注重第一手资料的获得与整理，唤醒民间记录与保存灾难史料的意识，把九百六十万平公里的土地上所发生的灾难，都照实收录保存起来，使其无所逃 逸。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人不幸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作为意识形态活体实验品的悲惨故事，以作为我们民族永远的耻辱而传之久远，不再犯相同之错误。
消除恐惧
生活在专制国家，没有罗斯福四大自由之一“免除恐惧的自由”。加之专制政权的监控与打压无处不在，遍及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使得许多人内心有点与官方不 同的想法，便瑟瑟发抖。这也不能怪我们这些孱弱的个体，在强大的专政机器，个人是多么弱小。但即便再弱小，你也有他人不可替代的尊严，也有他人不可替代的 力量，这些微小的力量加诸一起，必将形成对专政机器的强大压力，使他们随时防范、寝食难安。事实上，专制政权对人的伤害是无所不在，受伤的不仅是受害者 ——一般说来，受害者所受伤害最大最直接也最无辜——迫害和镇压者也受到应有的伤害，因为他们随时怕受害者的报复。于是你才看到一小小的区政府办公大楼都 站有岗哨，相当于用豪华猪圈把自己圈养起来，喂得白白胖胖的，也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要言之，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使所有的人都没有自由，专制 制度伤害所有人的自由。
虽说专制制度伤害所有人的自由，但绑匪无疑比人质具有更多的自由，恐惧也相对较少。绑匪集团的势力过于强 大，使得所有人质尽量向绑匪献媚，形成人质爱上绑匪的奇特景观，这便是有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爱上绑匪的几大特征，就是尽量把自己变成摇尾乞怜 的奴才，处处替绑匪着想，连绑匪都未曾想到的绝招，连绑匪都没有想到的管理人质的残忍手段。绑匪看其作为人质有发展前途，且像奴才般忠心耿耿，于是封其为 奴才总管，其所使用的招数之阴毒更甚于绑匪数倍，正应了奴才做了主人比主人更可怕的道理。由于其中的人质特别起劲地效忠绑匪，得到一点好处，激发那些还没 有效忠的人质想尽一切手段去接近绑匪，委身投靠，交心告密，于是争相效仿，因此遍地都是人质给绑匪早请示、晚汇报，唯恐绑匪不知他的卖身投靠。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于是偌大的中国，几乎成了生长人质爱上绑匪的丰厚土壤，其丰厚程度，以我对历史与现实的了解，可能堪称世界之最。
另一 方面绑匪为了将人质治理得服服帖帖的，除了采取告密的运作方式，以节约统治成本，败坏人心及让人的品格堕落外，还让你在血淋淋的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学会狗 咬狗的生存策略。因为你不咬别人，别人会咬你，于是大家都在担惊受怕中度日，形成了一种人质与人质之间的“囚徒困境”。人质之间群体的最佳效果当然是都不 告密，团结起来，让绑匪无从下手。但群体中的个人为了获取自己的好处，就有人乱编造或提前告密，以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因为每个人都考虑个人利益最大 化，于是互相告密揭露，发人阴私，层出不穷，此风日炽，于今为烈。结果每个人都有罪，都有把柄被绑匪捏在手中，那么便于绑匪分而治之，用甲治乙，用乙治 丙，再用丙治甲，形成整人的恶性循环，结果实现了绑匪的利益最大化。这便是我利用“囚徒困境”理论在告密中的运用——我正在利用我手上搜集的众多告密例 证，来研究“告密中的囚徒困境及其制度化的成因”——也是解开告密为何被历来的专制者乐此不疲、运用不休的根本因由。专制者便是“囚徒困境”故事中的警 察，而专制者管制下的群众则是其中的囚徒。专制社会乐于利用民众告密管理整个社会，那是因为告密会造就专制者的利益最大化，使他们剥夺民众利益时成本非常 少。而民主自由社会则因为诸种制度因素的制约，民众不是囚徒，而掌权者也不是警察，所以无法套用这个“囚徒困境”的故事来达成告密之制度化，从而实现掌权 者的利益最大化。
绑匪之所以能把人质治得服服帖帖的，除了利用真正的“囚徒困境”外——中国整个社会里的民众都处于“囚徒困境” 之中，被专制者治理得服贴温顺，这是个很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课题——加上长时期大规模的洗脑，反而让人质觉得被绑匪绑架是为他自己好，有些人质觉得脱 离了绑匪集团，反而不能愉快地生活，惶惶不可终日，而让人质获得自由则是那些想颠覆他们这绑匪集团的阴谋，是“反华势力”。这种没有逻辑，不长脑子的洗脑 理论，居然可以欺骗到许多人质，有不少人质还乐意像鹦鹉一样重复这样的理论，而不知其是如何荒谬。中国是个盛产奴才的国家，人质爱上绑匪的事，几千年来上 演不绝，代不乏人。认为自己只是人质，为了获得更多不干净的利益，于是拼命揭发告密、落井下石，站在别人肩膀上往上爬，甚至踏上一只脚，让对方永世不得翻 身。如此丑恶的事，在四九年后的社会生活大规模爆发，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只拿告密这一件生活在“囚徒困境”的中国人特别喜欢做的事来说， 其波及面之广，涉及人之众多，蔓延时间之长，造成的恐惧之深，超过中国的历朝历代。此前尚有“亲亲相隐”，不主张亲人之间告密，而四九年后则不分亲疏一律 只向当政者效忠，亲人攻讦，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连亲人之间仅有的一点个人隐私与互相倾吐积愫的空间都被他们强制没收，使你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保 护的“玻璃人”。由于专制者大量用公权力侵夺人的私人空间，因此玻璃人分外透明，一触即碎，易碎即易投降，易于成为绑匪的奴仆。
“五八劫”和四九年后的所有运动一样，专制者所用的方式，无非是诱导启发，引蛇出洞，群众运动，互相告密，检举揭发，批斗示众，划清界线，整人发配，劳改 入监这几大步骤。当然他们都会在整人之前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秋后算账，但秋后算帐才是整人者惯用的伎俩。如果你不去整人批斗，不去告密揭发，那么就会让 处于“囚徒困境”中最不利一端，于是你便成为该运动的祭品，以儆效尤，让更多的学生把告密揭发作靠近组织的进步举动，此种颠倒是非，混淆做人底线的愚民方 式，长久得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模式的必然结果。像张静姝一样不愿去批斗整人，不愿去揭发人的好人，就成为“五八劫”中真正的牺牲品。但这样高贵的 牺牲，在四九年后的中国人中已是凤毛麟角，在此我表达作为晚辈对张静姝老人深深的敬仰之情，中国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还在，才不至于完全变成虎狼禽兽之 国。虽然我们长期遭受绑架，但我并不悲观，青山遮不住，我相信像张静姝老人这样高尚品质的人，在中国会越来越多。现在社会还有许多问题，但只要大家努力， 互相声援支持，说出真相，争取自己的权益，就能真正不依附绑匪，从人质状态下解放出来，而成为一个真正大写的人。我知道许多前辈经历了很多磨难，已经变得 “深藏不露”乃至恐惧难消，都是值得同情乃至可以理解的。但你愈加恐惧，只会增加你的恐惧，只会便宜那些抢夺你利益的人，只会助纣为虐，只会姑息养奸，只 会让他们蹂躏并嘲笑你。鬼都怕恶人，虽然这只是个比喻，但它深刻地说明了如果我们大家持续反抗，并说出真相，绑匪就不会那么轻松得逞，最终会使我们完全得 到我们应有之尊严与利益。在如今的后极权时代，极权者整治人虽然仍旧很凶，但他们整治一个人的成本无疑在显著增加，像以前那样悄无声息地陷人于万劫不复的 深渊的次数在相对减少，每个人都添一份力量，也许你就是那根压垮专制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
真相下的和解
生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不管别人是怎样生活的，但我的经历表明自己并不是个一直勇敢而清醒的人。我虽然从小有些疑问，但也没有什么豹子胆可炫耀；我虽智 商不差，但由于受愚太久，没有解决思考方法与路径的问题，看不到自己权益为何受损，陷入认识上南辕北辙的苦况，堕入黑暗幽蔽的深渊而无法自拔。由于看到太 多的暴力与黑暗，因此常存暴戾之气，不乏雪仇之心，在极端的路子上似乎越走越远，却越走越痛苦，越走越无力，越走越不相信生活中不少的人，把自己搞得灰头 土脑，同时也将这种坏心情传染给别人。好在尚有一份自我审视的精神，用真实的心灵去感知去了解这个世界，尤其是我身边所看到的和经历过的苦难，加之穷读胡 适诸先生的著作，才知道一个人要堂堂正正的做人，一样可以行走于天地间。不特如此，胡适先生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精神，威伯福斯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 英国乃至全世界实现了废除黑奴贸易的理想，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坚韧，真可垂诸万世而不朽。就是像胡适、威伯福斯这样伟大的人，也不是有三头六臂的超人，他 们也屡受挫折，但从不放弃努力。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自己的信仰，胡适先生将民主自由当作自己的世俗信仰，而威伯福斯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内心有自己坚定的 信仰作支撑，不至因世事风云、现实的不堪而掳去自己努力奋斗的精神。
说出真相，让后人记住这一切灾难，是我们作为过来人或者间接 经验者、研究者的义务，因此我写过一篇《告诉后人真相是老年人的义务》。我的基点并不是唱高调，而是说，你如果真爱你的孩子，你应该告知他你曾经的灾难之 真相，以避免将来他重罹此种灾难。即便不幸深罹此种灾难，也应因此自解的应对方略，而不致对生活绝望。人活着的目的与意义，或许各有不同，但我认为一个人 应该活得体面与尊严、幸福与安康，是任何人都不反对的世俗理想。而要得到这一切，并不会天赐，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专制的国家，一部分人正是 靠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靠平等竞争发家致富的，因此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制度没有保障之前，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权益不受或者少受损害，而做出不懈 的努力，才能相对活得像个人样子。而要争得自己的权益，那么说出事实与历史的真相，是争取自己权益不可缺少的方法，只有在真相被揭示出来，那些作假而鲸吞 你权益的人才有可能暴露于天下，被众多的人批评，鲸吞你利益者才有可能收敛或者受到应有的惩处。你如果默不作声，至死不说，那么你被奴役的命运就不可能有 丝毫之改善。
要获得真相，我们不能等待官方的恩赐或者良心发现，官方不可能主动将自己曾经作恶的真相公布出来，除非有真正制约它 的力量起来调整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各个运动的真相才可能逐步真相大白。别说目前官方不允许公布真相，就是官方不再制止，也因公布真相不仅波及许多人的利 益，而且事涉许多人的心灵之调整与疗治，更涉及到四九年后所推行的社会制度的彻底反省，这对双方以及整个官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即便困难重重，一方面真 正有良知识分子与研究者，理应做此长期之研究和言说工作，使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真相原来如此，使官方以前反人类的许多做法大白于天下；另一方面，我们民间的 亲历者也不是一无所为，有许多工作可做。其一，我们可以尽量保留原始资料，如此前的判决书，此后的改正书；如自己当时经历运动时或者在劳改地的照片，包括 其他同难者的一切信息等等，细大不捐，越细越好。其二，是尽量多写回忆，以便亲人或者挚友保存，或者供给有兴趣的研究者使用；或者将自己的回忆用影像设备 录、摄下来，送给自己后代保存，此为慰亲忆念的方式，还可以拿给相关人士进行切实的研究。其三，前二者你都无法做到，可写一不多之简介，以便那些编辑诸种 受难者名录的人使用，以留下雪泥鸿爪，不让曾经的灾难在没有得到反思反省前，就消息于天壤间。
说出真相，让后人了解，记住过去曾 经的苦难，并不是为了仇恨，并不是为了冤怨相报。而是在说出真相过后，让整人之人受到应有的谴责，并且在心灵上有所不安，彻底告别安于作为绑匪之人质的状 态。勇敢地说出真相，是为了让整人之制度慢慢解体，为建立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添砖加瓦。南非大主教图图说过，没有真实无欺的真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 因此图图在南非成立了和解与真相委员会，调查南非过去的灾难，使南非最终走向种族和解的民主自由之路。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呼吁官方开放所有与此前中国苦难的 档案，让民众知晓过往一切灾难之因由，另一方面应该允许学者公正客观地研究，使这些灾难在可以公开自由研究的情况下，变成一种对过去灾难加以反省，并且成 为避免灾难再次发生的一种难得的酵母。在许多黯昧不明的残酷灾难，渐渐浮出水面以后，我们个人及民间团体，有理由要求官方为此做出真诚的道歉，并为此做出 相应合理的国家赔偿。我们需要和解，但我们不是乞求，而是在官方公布真相并有道歉之诚意下的和解。活在当下之中国，到处充满不公与暴戾之气，愤怒是一种勇 气，说真话是一种力量，宽容理性是一种美德，和解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必须。不弄清以往历次灾难运动的真相，官方不对四九年以来的灾难作深刻的反省与道歉， 就不可能有全社会各阶层的和解，当然也不会有全中国真正的福音。
自我救赎
《肖申克的救赎》实在是一部反映监 狱与自由之关系的好电影，其间所蕴含的深意，在我们中国人看后更是深有同感。整部电影反应了人质爱上绑匪、鸟儿爱上鸟笼、犯人习惯监狱的过程，极好地展现 了一个人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后的诸种“症状”，当然也反应了一部分人不屈地追求自由的热望。影片通过瑞德之口说出对institutionalized （体制化）这个词语的看法。他说：“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的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他。这就是体制化”。体制化就像对动物一样，开始豢养、 圈养，到最终放你出去，你还不适应了。同样的，人也是如此，在黑暗中呆久了，乍见阳光，你的眼睛有一个适应过程。生理过程适应得还比较快；但心理的改变， 以及重新对独立自由生活的习惯就得有个慢长过程，这也是许多人从监狱出来，便被排斥到主流社会之外、自我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一个 “运动员”群体受了苦，在专制的栅栏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就像人被扼住了喉咙，现在稍微休息的情况下，余痛未息，不趁机喊出几声来，实在是有活得不明不白之 嫌。如果一个人连控诉别人伤害自己的能力都丧失了，即便侥幸活下来，也只有“人皆得以隶使之”的悲苦命运等着他。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铁幕政权之高压非常厉 害的国家，人人都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就像你在黑夜里走夜路，大家不发出声喊，互相壮胆，那么你可能会因无法坚持到走出黑暗隧道，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而灰 心不已。一个人尚未努力去活得像一个人样子，就开始灰心绝望，主要是自己对不住自己，自己过早投降，尊严与幸福无条件让渡给了那些奴役你的人，如此自怨自 艾，那是连上帝也无法救赎你的。
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受难史，不是为了展示伤口，以博得他人之同情。而说出自己受伤的心路历程，以及 其间的挣扎，是为了后来之人不再受这样的痛苦。同时说出真相，道出自己受伤乃至不幸害人的经历，都是一种难得的自我疗治。这种疗治不仅使自己放下包袱，是 一种必要的心理释放，更是一种透脱后的总结。每个人有自己善良光辉的一面，也有自身幽暗不足与外人道的一面。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坏人，同理好人也是逐渐 修为而成的，并非来自天启，也不全是因为某种生物遗传，而是后天习得与教育。是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意识到这一点，是一种真正的拯救。所以当我看到五八级同 学黄显君写给扬无忌等人的忏悔信，受害者王建军在文章中提到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些害人之错事时，这和张静姝不陷同学于不义而自己深陷苦难，由一类学生被打成 四类学生，一样让我感动万分，展现了一种真正不可多得的人性光辉。一个人对迫害他的制度和个人持续不断地控诉，比起那些缄默不言者，当然是了不起。但一个 人只知控诉，而不知反省，不知自己在一个污浊的社会不可能全身而退、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事实，不知自己在有意无意中曾经伤害过别人，那么这样的自救就是不完 整的。控诉是一种道出真相的发泄与疗救，反省与忏悔是一种宽容理性的光辉，是一种放下与和解，是一种真正的心理安慰与灵魂救赎。
换言之，一边愤怒控诉，一边反省与忏悔，才是获救之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即便你对囚禁你的监狱，豢养并骟掉你创造力的“体制化”有很深的依赖症，就 像一个人对毒瘾的依赖一样，终究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而洗心革面。这就是瑞德对于“希望”的解释：“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 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触摸不到，那就是希望”。同时也像《肖申克救赎》里安迪的选择一样，再强大的体制也永远无法剥夺我们选择救赎的权利，因 为救赎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那是任何强权也无法到达的地方。让我们努力做一个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自由光辉的鸟儿。自由光芒因从自身散发出来而耀目，而不是 来自他人的反光。如果仅仅是他人的反光，就像月光一样没有真正的温暖，没有真正丰沛的照耀他人的能量。
上帝只救自救的人，我也曾 写过一篇文章《每个人都必须自救》，他救只是一种外力的推助，而非一种发自内心，自己做主的获救。他人对你的帮助，只是一种外在的助力，固然有助于你逃离 苦难深渊。但如果你缺乏自我救赎能力，不能全面深刻反省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那么你的救赎就是不全面的。回忆过去，控诉当然是必须的，但只停留在控诉的层 面，让控诉的野草的疯长（朱学勤语），也只算是完成了自我疗救的一半。王建军到晚年不仅大胆说出真相，还提及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而且费尽心血，将五八劫 的真相编辑成书——当然这里面有众多人的功劳，但王建军无疑居功至伟——实在是于同学于友人于后人于社会于国家，都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让我对王建 军、张静姝、杨无忌、呂涛、郑世光、郑胜农、邱玉铭、袁体民等参与五八劫之编纂与回忆的诸位老前辈，表达我作为一个对当代中国灾难史深表关切的晚辈的深深 谢意，你们是一个多灾多难而又令人敬佩的群体。你们的努力，是我们后辈追随的榜样。我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自由的甘霖必将降临这块多难的土地。
2007年10月30日晚10时定稿于成都
〖读者“冷热”推荐：我很少在网上交游，知道我信箱的人也不多。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一批文章，嘱我在网上把它们发表了。
这就是我提交给《华夏文摘》的以两篇文章作序开始的《五八劫》。这是一本书，记录的是一九五八年春在四川省一些中学里展开的针对大部分未成年中学生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大略翻了一下，书里涉及的事件我不熟悉，作者里面也没有一个我认识的熟人或朋友，各篇文章写作风格不尽相同，但是能看出来，写的 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
这本讲真话的书无法在国内出版，《华夏文摘》如果能让它们曝光出来，对于这批受害者无疑是个巨大的安慰。除了在文体上重新做了编排以便使每天的刊载有个连贯之外，对原文字句和标点不做任何更动。〗
《五八劫》前言：致1958年社教运动亲历者书
公元一九五八年春，挟“反右”运动之余威，一场针对大部份未成年中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1958级应届高中生中（含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开 展起来，并波及1959级、1960级直至1979年在校的高中生。它开创了迫害未成年学子历史之先河，滥觞所及，直至“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
这是我泱泱中华自有学堂形式以来，上溯春秋秦汉，下探满清民国，都未曾有过的针对大多数未成年学子的政治迫害运动。
被称为“祖国花朵”的莘莘学子，在暴政的严冬下，尚未开放就凋零了。这些被定为三类，特别是四类（政治不及格）的学生，被视为异类，打入社会的底层，从此开始了他们人生的苦难历程。
这批人中，为保持人的起码尊严愤而自尽者有之；为活命被迫丧失人的尊严，沿街乞讨者有之；以“思想反动”而关进黑牢10余年至今仍穷困潦倒者有之……当然，极少数咬着牙在石缝中挣扎生存下来，且在晚年成名成家者亦有之。
虽然按当时动员号召大家鸣放时讲：“这次运动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改造运动，不进行反右斗争”；然而实际执行的却是让这些三、四类学生，成为不戴帽子的“右派”、“坏份子”、“反革命”。
于是，这批所谓三类特别是四类学生却几乎享受了“地、富、反、坏、右”的一切待遇，唯一不同的是因为未宣布“戴帽子”，而无权享受拨乱反正后所本应得到平反昭雪。
于是，这段曾经发生在号称人民共和国内，饱含当年未成年学子，及其受株连亲属在内的血泪史，被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这种集体失忆使得当我向50岁以下的人们讲述时，竟然被视为天方夜谭。而时间仅过了48年，经历这段历史的人大都尚在。
但时间毕竟过去了48年，这些当年的学子，如今绝大部份已是65岁以上的老人。至于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人恐怕就更老了。
回首往昔，欲哭无泪!
难道真要让这一段和着血泪的痛史，被掩盖和伪造吗？难道如实地记录这段历史就是“纠缠过去,不向前看”吗？不!我们认为还不能这样来对待这个问题!
于是我们希望：1958年社教运动的亲历者；无论你当时是领导“运动”的官员、老师；抑或是被诱导毒害成为“运动”的受益者，都能本着人类起码的良知，勇敢地站出来说明那场运动的真相。
我们尤其希望那场“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学站出来，勇敢地揭露和控诉那场“运动”给你带来的种种不幸。
流沙河：《五八劫》序
她们惹祸，忧患缠身，回想起来，皆缘于退回去五十年前二月的某一天，小女生杨刚虹跑来说：“流叔叔，我们学校有同学想见你。”当时四川省内报刊正在猛批 《星星诗刊》创刊号登载的《草木篇》，上纲已到“反党反人民”和“仇恨新社会”的高度。我心头很恐惧，本该谢绝才是。怎奈杨刚虹是我饭碗所在的省文联领导 人沙订的幺女，那年不过十二三岁，在成都七中读书，脸貌乖，嘴巴甜，笑得又天真，我怎好谢绝，便点头同意。这一点头，祸根就埋下了。后悔莫及，我是不祥之 鸟害人精啊。
几天后的星期六下午，乖甜的小女生真的带着同学到布后街2号进大门倒右拐的花树庭院来。院南隅，窄阶有苔痕，门窗北向， 是我居室。闻声出门来，见来的不是小女生的同班同学，而是高五八级的大女生，而且四个，个个娴静娟秀，使我深感意外。室内太窄请她们挤坐。她们懂礼节，站 有站像，坐有坐像，从不喧宾夺主，也不语及市井俗事。总是聆听我谈文学，讲历史，摆龙门阵。也多次请教语文课方面的问题，而我回答往往和课本上的说法有出 入。由此我知悉她们已读了《邹忌说斉王纳谏》和《诗经·秦风·蒹葭》，她们要改编“蒹葭苍苍”为歌舞表演。进而知悉她们各科成绩都很好，是班上的优秀生。 报刊上正在批判我，她们也看了，心中有疑问，求证于我。见我不愿深谈，也就不便追问。她们很知趣，便换个话题安慰我。有时她们也自己交谈，不干扰我。
此后每逢星期六下午，她们四位放学后都来看我。听我天南海北漫谈，总要天黑了才一斉辞归。旧历除夕又送礼品来，还烤年糕吃，笑语融融，一家人似的，当我 做大哥。不久，《草木篇》批判暂停，上面要缓和气氛，解除知识份子的顾虑，引导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邦助党整风”，我心头的恐惧亦隨之而化解。她们当 然比我更幼稚，到我这里来，显得更快活。到这年的盛夏，反右派斗争运动都开锣了，她们四位还请我去望江公园游玩端午节，沿河看风景。就在这时，我告知她们 不要再来看我了。她们听从，人不来却写信来。一封又一封劝喻我想开些，未来会晴明。我虽然已感知未来的险恶，忧心如焚，却不便于向她们说，所以回信都说些 乐覌的话，免得惊吓她们。回她们四位的信都是“本市东锦江街22号陈秀芳收”。这里该交代她们的姓名了：郑世瑛，曾昭容，邓静谷，陈秀芳。有一天陈秀芳惊 惶跑来说：“你的回信上靣检查过了，由居委会主任交给我的，还狠瞪我两眼！”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把来信全都退给她们，虽然那些信上没有一句违法的话。 哈，想起了。记得有一封信上她们开玩笑，把我画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古装美女，有一双瘦长的白鶴腿。爱嬉笑，不知忧愁的少女，她们曾经是。
到这年的伏暑，我已被揪出来“过堂交代”，她们克制不住同情之心，又来看我。一次，两次，不听我劝。第三次，她们就受辱了。一张彩色漫画贴在进大门倒右 拐的拱门左边，她们来就看见。漫画构思极有水平，怵目惊心。画面上是一块血红的烂肉，四只苍蝇飞来。事过五十年之久了，人们还记得“四个苍蝇小姐”。那时 她们头脑糊涂胆子大，公然提抗议。此后她们四位命运多舛，那是注定没改的了。
“过堂交代”弄得痛苦难堪，她们又约我出去见面，告知我 近况险恶。公安部门和省文联专案组均有专人找她们多次谈话，要她们揭发我的罪恶言行。难得她们正直纯洁，没有一字玷辱我的名誉。又一次约我出去，郑世瑛 问：“报上说你毒害我们，对我们讲社会上好人少，坏人多。我们记得你讲的是好人多，坏人少。你为啥要那样交代呀？”我说：“那样才能过关。”她们由此而知 什么叫“运动”，什么叫“认罪”。此后风声更紧，她们不敢再与我通消息了。
是年深秋，反右派斗争运动推向高潮，波及全市中学校园。详 情请看这部巨著《五八劫》吧。我亦风闻一点，知悉郑世英，曾昭容，邓静谷，陈秀芳四位皆被恶名，惹下大祸，她们不但从此坎壈，前途无望，而且名誉被污，终 身莫浣。与她们四位同时受我株连的，还有成都六中初中小女生金国富，被迫远走兰州，易名金敏，历尽酸辛。金国富扱聪敏，是班上优秀生，爱好文学。她更早 些，1956年秋，每天下午放学后，来我这里做作业。悄黙无声，从不干扰我的写作。她家住岳府街12号，距布后街2号近，故常来。还有她带来的万小林，也 是六中高五八级的大女生，万小林家住酱园公所街，太远，故不常来。她们两位在学校内怎样被收拾，她们多年后来看我，一字不说。真的是“休提起，提起泪洒江 河”。
至今事过五十年，仍未见有个“说法”。整我我不怨，我端了公家的饭碗嘛。何况又“改正”了，其后又捞了一些好处。那些中学生娃娃，天真未凿，怎忍得下心收拾他们和她们啊。《圣经》有云：“出来如花，又被摘下。”不写了。是为序。
2007年10月26日在大慈寺路
冉云飞：真正的自由缘于自我救赎——序《五八劫》
有些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民间记录
由于多年来坚持打捞四九年后当代中国的痛史，因此得以窥看到许多一般人不曾注意的社会灾难之细部，我期翼从那些边角余料中来接近历史的真面目。官方大言 玄玄的旌表文章固然也是研究中国当代史所必须注意的，但官方对档案严加看管，使得研究者无法看透他们整人背后的真实动机，因为他们藉此愚弄民众的利益。没 办法，作为一个对当代中国痛史有穷根究底癖好的人，只好从民间说法及其他边角余料中来加以修补。正是因为如此，反而可能进入历史的真实之中，寻得那些被遮 蔽与掩盖的惨痛记忆。
我搜各种旧书及相关资料二十年，从那些被人们遗忘的民间纪录里发掘了不少有意义的鲜活史料，如民生公司职员 何现伦六十年前的日记，如成都佛教界反右原始资料，如五十年代初还俗和尚被迫离婚的判决书等，这些东西在以论代史，好作宏大叙事的人看来固然不值一提，委 弃不顾，然而我乐此不疲。这些年来，对日记、年谱，更多的是原始材料的热衷，形成我对历史的细部解读方式。所以我才在细读《吴虞日记》和《湘绮楼日记》后 写一系列的吴虞、王闿运与近现代巴蜀文化关系的琐细文章，并从中找到历史写作的乐趣。这样的做法，我愿意承认与目下知识界一些朋友寻求民间思想（丁东、谢 泳、朱学勤、邵建等），另一些朋友寻找民间纪录（李辉搜编的《杜高档案》以及贾植芳、茹志鹃等人的日记等）的努力之影响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影响，没 有这些搜罗与注重民间史料的心理准备，哪怕面对众多灾难史料，也无动于衷。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如果不把自己作为中国苦难的在场者——我虽是晚生 后辈，许多灾难我不曾经历过，但经历者的疼痛与他们的悲惨到令人窒息的生活，仍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使我艰于呼吸与视听。何况自己本身在这个国家也经历了 相应的苦难与血腥，岂能一忘了之——就是与“五八劫”等群体的人天天在一起，也不可能与他们真正从心灵相识相契。
感谢网络，使我 得以在人群嚣嚣中认识王建军先生——令我尊敬的王大爷。当我知道他与同学和难友们准备将过去的东西撰写出来，以留存后世的时候，我甚感兴奋。于是我在自己 博客上写了两篇文章——《告诉后人真相是老年人的义务》、《我们应该怎样帮助老年人回忆历史》——来呼应他们的努力。他们从一开始便不耻下问于我这样的晚 生后辈，让我贡献刍荛，我也不揣谫陋，有所芹献，他们不仅在自我回忆的基础上，作了比较扎实的名录，他们后来寻到更多的官方文件、检举及认罪材料等，而且 在文件后面尚有自己不错的点评与阅读。不仅表达了自己意见，而且提供可供后来研究者第一手资料，真可谓功莫大焉。以不才之孤陋，尚未看到过任何一个四九年 后的有关运动——四九年后的运动多如牛毛，研不胜研，究不胜究，且资料湮没不彰，加以官方有意的阻扰与遮蔽，许多运动似乎渐渐成为一笔糊涂账，这正是那些 “历史宜粗不宜细”者所乐观其成的——像如此这般被全方位地纪录下来，留给后人以可信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而为撕破铁幕，烛照黑暗深渊，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中国大地上经历过各种运动的“运动员”可谓不计其数，除了曲博、罗小文主编《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记录了云南知青历史与现实维权历程外（我曾写了一篇 《苦难必须反省而非玩笑》谈知青问题），还没有一个“运动员”群体如此执着地愿将其认真而完备地纪录下来，可谓空前，必将名垂青史。希望“五八劫”群体的 做法，空前而不绝后，继起有许多效仿者，踵武其后，将自己的亲历写出来，尤其对当时整治你们的官方原始档案、能找到的揭发材料、受难者名录、整人者名录 等，悉数搜罗整理出来，一可安慰自己，自己禁声几十年后，依旧可以发出应有的声音，二可给后人借鉴，让他们少犯此种错误，少进此种被官方糊弄的圈套，让他 们为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懈努力，此可谓功德无量。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造成的劫难，是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对未成年 人大规模地残害。一个政权对未成人都不放过，可见其疯狂残忍到了何等反人类的地步。我建议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研究者，与民间一道，建立一种四九年后“中国 灾难学”，注重第一手资料的获得与整理，唤醒民间记录与保存灾难史料的意识，把九百六十万平公里的土地上所发生的灾难，都照实收录保存起来，使其无所逃 逸。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人不幸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作为意识形态活体实验品的悲惨故事，以作为我们民族永远的耻辱而传之久远，不再犯相同之错误。
消除恐惧
生活在专制国家，没有罗斯福四大自由之一“免除恐惧的自由”。加之专制政权的监控与打压无处不在，遍及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使得许多人内心有点与官方不 同的想法，便瑟瑟发抖。这也不能怪我们这些孱弱的个体，在强大的专政机器，个人是多么弱小。但即便再弱小，你也有他人不可替代的尊严，也有他人不可替代的 力量，这些微小的力量加诸一起，必将形成对专政机器的强大压力，使他们随时防范、寝食难安。事实上，专制政权对人的伤害是无所不在，受伤的不仅是受害者 ——一般说来，受害者所受伤害最大最直接也最无辜——迫害和镇压者也受到应有的伤害，因为他们随时怕受害者的报复。于是你才看到一小小的区政府办公大楼都 站有岗哨，相当于用豪华猪圈把自己圈养起来，喂得白白胖胖的，也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要言之，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使所有的人都没有自由，专制 制度伤害所有人的自由。
虽说专制制度伤害所有人的自由，但绑匪无疑比人质具有更多的自由，恐惧也相对较少。绑匪集团的势力过于强 大，使得所有人质尽量向绑匪献媚，形成人质爱上绑匪的奇特景观，这便是有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爱上绑匪的几大特征，就是尽量把自己变成摇尾乞怜 的奴才，处处替绑匪着想，连绑匪都未曾想到的绝招，连绑匪都没有想到的管理人质的残忍手段。绑匪看其作为人质有发展前途，且像奴才般忠心耿耿，于是封其为 奴才总管，其所使用的招数之阴毒更甚于绑匪数倍，正应了奴才做了主人比主人更可怕的道理。由于其中的人质特别起劲地效忠绑匪，得到一点好处，激发那些还没 有效忠的人质想尽一切手段去接近绑匪，委身投靠，交心告密，于是争相效仿，因此遍地都是人质给绑匪早请示、晚汇报，唯恐绑匪不知他的卖身投靠。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于是偌大的中国，几乎成了生长人质爱上绑匪的丰厚土壤，其丰厚程度，以我对历史与现实的了解，可能堪称世界之最。
另一 方面绑匪为了将人质治理得服服帖帖的，除了采取告密的运作方式，以节约统治成本，败坏人心及让人的品格堕落外，还让你在血淋淋的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学会狗 咬狗的生存策略。因为你不咬别人，别人会咬你，于是大家都在担惊受怕中度日，形成了一种人质与人质之间的“囚徒困境”。人质之间群体的最佳效果当然是都不 告密，团结起来，让绑匪无从下手。但群体中的个人为了获取自己的好处，就有人乱编造或提前告密，以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因为每个人都考虑个人利益最大 化，于是互相告密揭露，发人阴私，层出不穷，此风日炽，于今为烈。结果每个人都有罪，都有把柄被绑匪捏在手中，那么便于绑匪分而治之，用甲治乙，用乙治 丙，再用丙治甲，形成整人的恶性循环，结果实现了绑匪的利益最大化。这便是我利用“囚徒困境”理论在告密中的运用——我正在利用我手上搜集的众多告密例 证，来研究“告密中的囚徒困境及其制度化的成因”——也是解开告密为何被历来的专制者乐此不疲、运用不休的根本因由。专制者便是“囚徒困境”故事中的警 察，而专制者管制下的群众则是其中的囚徒。专制社会乐于利用民众告密管理整个社会，那是因为告密会造就专制者的利益最大化，使他们剥夺民众利益时成本非常 少。而民主自由社会则因为诸种制度因素的制约，民众不是囚徒，而掌权者也不是警察，所以无法套用这个“囚徒困境”的故事来达成告密之制度化，从而实现掌权 者的利益最大化。
绑匪之所以能把人质治得服服帖帖的，除了利用真正的“囚徒困境”外——中国整个社会里的民众都处于“囚徒困境” 之中，被专制者治理得服贴温顺，这是个很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课题——加上长时期大规模的洗脑，反而让人质觉得被绑匪绑架是为他自己好，有些人质觉得脱 离了绑匪集团，反而不能愉快地生活，惶惶不可终日，而让人质获得自由则是那些想颠覆他们这绑匪集团的阴谋，是“反华势力”。这种没有逻辑，不长脑子的洗脑 理论，居然可以欺骗到许多人质，有不少人质还乐意像鹦鹉一样重复这样的理论，而不知其是如何荒谬。中国是个盛产奴才的国家，人质爱上绑匪的事，几千年来上 演不绝，代不乏人。认为自己只是人质，为了获得更多不干净的利益，于是拼命揭发告密、落井下石，站在别人肩膀上往上爬，甚至踏上一只脚，让对方永世不得翻 身。如此丑恶的事，在四九年后的社会生活大规模爆发，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只拿告密这一件生活在“囚徒困境”的中国人特别喜欢做的事来说， 其波及面之广，涉及人之众多，蔓延时间之长，造成的恐惧之深，超过中国的历朝历代。此前尚有“亲亲相隐”，不主张亲人之间告密，而四九年后则不分亲疏一律 只向当政者效忠，亲人攻讦，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连亲人之间仅有的一点个人隐私与互相倾吐积愫的空间都被他们强制没收，使你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保 护的“玻璃人”。由于专制者大量用公权力侵夺人的私人空间，因此玻璃人分外透明，一触即碎，易碎即易投降，易于成为绑匪的奴仆。
“五八劫”和四九年后的所有运动一样，专制者所用的方式，无非是诱导启发，引蛇出洞，群众运动，互相告密，检举揭发，批斗示众，划清界线，整人发配，劳改 入监这几大步骤。当然他们都会在整人之前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秋后算账，但秋后算帐才是整人者惯用的伎俩。如果你不去整人批斗，不去告密揭发，那么就会让 处于“囚徒困境”中最不利一端，于是你便成为该运动的祭品，以儆效尤，让更多的学生把告密揭发作靠近组织的进步举动，此种颠倒是非，混淆做人底线的愚民方 式，长久得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模式的必然结果。像张静姝一样不愿去批斗整人，不愿去揭发人的好人，就成为“五八劫”中真正的牺牲品。但这样高贵的 牺牲，在四九年后的中国人中已是凤毛麟角，在此我表达作为晚辈对张静姝老人深深的敬仰之情，中国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还在，才不至于完全变成虎狼禽兽之 国。虽然我们长期遭受绑架，但我并不悲观，青山遮不住，我相信像张静姝老人这样高尚品质的人，在中国会越来越多。现在社会还有许多问题，但只要大家努力， 互相声援支持，说出真相，争取自己的权益，就能真正不依附绑匪，从人质状态下解放出来，而成为一个真正大写的人。我知道许多前辈经历了很多磨难，已经变得 “深藏不露”乃至恐惧难消，都是值得同情乃至可以理解的。但你愈加恐惧，只会增加你的恐惧，只会便宜那些抢夺你利益的人，只会助纣为虐，只会姑息养奸，只 会让他们蹂躏并嘲笑你。鬼都怕恶人，虽然这只是个比喻，但它深刻地说明了如果我们大家持续反抗，并说出真相，绑匪就不会那么轻松得逞，最终会使我们完全得 到我们应有之尊严与利益。在如今的后极权时代，极权者整治人虽然仍旧很凶，但他们整治一个人的成本无疑在显著增加，像以前那样悄无声息地陷人于万劫不复的 深渊的次数在相对减少，每个人都添一份力量，也许你就是那根压垮专制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
真相下的和解
生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不管别人是怎样生活的，但我的经历表明自己并不是个一直勇敢而清醒的人。我虽然从小有些疑问，但也没有什么豹子胆可炫耀；我虽智 商不差，但由于受愚太久，没有解决思考方法与路径的问题，看不到自己权益为何受损，陷入认识上南辕北辙的苦况，堕入黑暗幽蔽的深渊而无法自拔。由于看到太 多的暴力与黑暗，因此常存暴戾之气，不乏雪仇之心，在极端的路子上似乎越走越远，却越走越痛苦，越走越无力，越走越不相信生活中不少的人，把自己搞得灰头 土脑，同时也将这种坏心情传染给别人。好在尚有一份自我审视的精神，用真实的心灵去感知去了解这个世界，尤其是我身边所看到的和经历过的苦难，加之穷读胡 适诸先生的著作，才知道一个人要堂堂正正的做人，一样可以行走于天地间。不特如此，胡适先生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精神，威伯福斯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 英国乃至全世界实现了废除黑奴贸易的理想，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坚韧，真可垂诸万世而不朽。就是像胡适、威伯福斯这样伟大的人，也不是有三头六臂的超人，他 们也屡受挫折，但从不放弃努力。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自己的信仰，胡适先生将民主自由当作自己的世俗信仰，而威伯福斯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内心有自己坚定的 信仰作支撑，不至因世事风云、现实的不堪而掳去自己努力奋斗的精神。
说出真相，让后人记住这一切灾难，是我们作为过来人或者间接 经验者、研究者的义务，因此我写过一篇《告诉后人真相是老年人的义务》。我的基点并不是唱高调，而是说，你如果真爱你的孩子，你应该告知他你曾经的灾难之 真相，以避免将来他重罹此种灾难。即便不幸深罹此种灾难，也应因此自解的应对方略，而不致对生活绝望。人活着的目的与意义，或许各有不同，但我认为一个人 应该活得体面与尊严、幸福与安康，是任何人都不反对的世俗理想。而要得到这一切，并不会天赐，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专制的国家，一部分人正是 靠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靠平等竞争发家致富的，因此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制度没有保障之前，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权益不受或者少受损害，而做出不懈 的努力，才能相对活得像个人样子。而要争得自己的权益，那么说出事实与历史的真相，是争取自己权益不可缺少的方法，只有在真相被揭示出来，那些作假而鲸吞 你权益的人才有可能暴露于天下，被众多的人批评，鲸吞你利益者才有可能收敛或者受到应有的惩处。你如果默不作声，至死不说，那么你被奴役的命运就不可能有 丝毫之改善。
要获得真相，我们不能等待官方的恩赐或者良心发现，官方不可能主动将自己曾经作恶的真相公布出来，除非有真正制约它 的力量起来调整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各个运动的真相才可能逐步真相大白。别说目前官方不允许公布真相，就是官方不再制止，也因公布真相不仅波及许多人的利 益，而且事涉许多人的心灵之调整与疗治，更涉及到四九年后所推行的社会制度的彻底反省，这对双方以及整个官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即便困难重重，一方面真 正有良知识分子与研究者，理应做此长期之研究和言说工作，使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真相原来如此，使官方以前反人类的许多做法大白于天下；另一方面，我们民间的 亲历者也不是一无所为，有许多工作可做。其一，我们可以尽量保留原始资料，如此前的判决书，此后的改正书；如自己当时经历运动时或者在劳改地的照片，包括 其他同难者的一切信息等等，细大不捐，越细越好。其二，是尽量多写回忆，以便亲人或者挚友保存，或者供给有兴趣的研究者使用；或者将自己的回忆用影像设备 录、摄下来，送给自己后代保存，此为慰亲忆念的方式，还可以拿给相关人士进行切实的研究。其三，前二者你都无法做到，可写一不多之简介，以便那些编辑诸种 受难者名录的人使用，以留下雪泥鸿爪，不让曾经的灾难在没有得到反思反省前，就消息于天壤间。
说出真相，让后人了解，记住过去曾 经的苦难，并不是为了仇恨，并不是为了冤怨相报。而是在说出真相过后，让整人之人受到应有的谴责，并且在心灵上有所不安，彻底告别安于作为绑匪之人质的状 态。勇敢地说出真相，是为了让整人之制度慢慢解体，为建立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添砖加瓦。南非大主教图图说过，没有真实无欺的真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 因此图图在南非成立了和解与真相委员会，调查南非过去的灾难，使南非最终走向种族和解的民主自由之路。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呼吁官方开放所有与此前中国苦难的 档案，让民众知晓过往一切灾难之因由，另一方面应该允许学者公正客观地研究，使这些灾难在可以公开自由研究的情况下，变成一种对过去灾难加以反省，并且成 为避免灾难再次发生的一种难得的酵母。在许多黯昧不明的残酷灾难，渐渐浮出水面以后，我们个人及民间团体，有理由要求官方为此做出真诚的道歉，并为此做出 相应合理的国家赔偿。我们需要和解，但我们不是乞求，而是在官方公布真相并有道歉之诚意下的和解。活在当下之中国，到处充满不公与暴戾之气，愤怒是一种勇 气，说真话是一种力量，宽容理性是一种美德，和解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必须。不弄清以往历次灾难运动的真相，官方不对四九年以来的灾难作深刻的反省与道歉， 就不可能有全社会各阶层的和解，当然也不会有全中国真正的福音。
自我救赎
《肖申克的救赎》实在是一部反映监 狱与自由之关系的好电影，其间所蕴含的深意，在我们中国人看后更是深有同感。整部电影反应了人质爱上绑匪、鸟儿爱上鸟笼、犯人习惯监狱的过程，极好地展现 了一个人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后的诸种“症状”，当然也反应了一部分人不屈地追求自由的热望。影片通过瑞德之口说出对institutionalized （体制化）这个词语的看法。他说：“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的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他。这就是体制化”。体制化就像对动物一样，开始豢养、 圈养，到最终放你出去，你还不适应了。同样的，人也是如此，在黑暗中呆久了，乍见阳光，你的眼睛有一个适应过程。生理过程适应得还比较快；但心理的改变， 以及重新对独立自由生活的习惯就得有个慢长过程，这也是许多人从监狱出来，便被排斥到主流社会之外、自我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一个 “运动员”群体受了苦，在专制的栅栏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就像人被扼住了喉咙，现在稍微休息的情况下，余痛未息，不趁机喊出几声来，实在是有活得不明不白之 嫌。如果一个人连控诉别人伤害自己的能力都丧失了，即便侥幸活下来，也只有“人皆得以隶使之”的悲苦命运等着他。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铁幕政权之高压非常厉 害的国家，人人都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就像你在黑夜里走夜路，大家不发出声喊，互相壮胆，那么你可能会因无法坚持到走出黑暗隧道，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而灰 心不已。一个人尚未努力去活得像一个人样子，就开始灰心绝望，主要是自己对不住自己，自己过早投降，尊严与幸福无条件让渡给了那些奴役你的人，如此自怨自 艾，那是连上帝也无法救赎你的。
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受难史，不是为了展示伤口，以博得他人之同情。而说出自己受伤的心路历程，以及 其间的挣扎，是为了后来之人不再受这样的痛苦。同时说出真相，道出自己受伤乃至不幸害人的经历，都是一种难得的自我疗治。这种疗治不仅使自己放下包袱，是 一种必要的心理释放，更是一种透脱后的总结。每个人有自己善良光辉的一面，也有自身幽暗不足与外人道的一面。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坏人，同理好人也是逐渐 修为而成的，并非来自天启，也不全是因为某种生物遗传，而是后天习得与教育。是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意识到这一点，是一种真正的拯救。所以当我看到五八级同 学黄显君写给扬无忌等人的忏悔信，受害者王建军在文章中提到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些害人之错事时，这和张静姝不陷同学于不义而自己深陷苦难，由一类学生被打成 四类学生，一样让我感动万分，展现了一种真正不可多得的人性光辉。一个人对迫害他的制度和个人持续不断地控诉，比起那些缄默不言者，当然是了不起。但一个 人只知控诉，而不知反省，不知自己在一个污浊的社会不可能全身而退、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事实，不知自己在有意无意中曾经伤害过别人，那么这样的自救就是不完 整的。控诉是一种道出真相的发泄与疗救，反省与忏悔是一种宽容理性的光辉，是一种放下与和解，是一种真正的心理安慰与灵魂救赎。
换言之，一边愤怒控诉，一边反省与忏悔，才是获救之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即便你对囚禁你的监狱，豢养并骟掉你创造力的“体制化”有很深的依赖症，就 像一个人对毒瘾的依赖一样，终究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而洗心革面。这就是瑞德对于“希望”的解释：“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 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触摸不到，那就是希望”。同时也像《肖申克救赎》里安迪的选择一样，再强大的体制也永远无法剥夺我们选择救赎的权利，因 为救赎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那是任何强权也无法到达的地方。让我们努力做一个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自由光辉的鸟儿。自由光芒因从自身散发出来而耀目，而不是 来自他人的反光。如果仅仅是他人的反光，就像月光一样没有真正的温暖，没有真正丰沛的照耀他人的能量。
上帝只救自救的人，我也曾 写过一篇文章《每个人都必须自救》，他救只是一种外力的推助，而非一种发自内心，自己做主的获救。他人对你的帮助，只是一种外在的助力，固然有助于你逃离 苦难深渊。但如果你缺乏自我救赎能力，不能全面深刻反省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那么你的救赎就是不全面的。回忆过去，控诉当然是必须的，但只停留在控诉的层 面，让控诉的野草的疯长（朱学勤语），也只算是完成了自我疗救的一半。王建军到晚年不仅大胆说出真相，还提及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而且费尽心血，将五八劫 的真相编辑成书——当然这里面有众多人的功劳，但王建军无疑居功至伟——实在是于同学于友人于后人于社会于国家，都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让我对王建 军、张静姝、杨无忌、呂涛、郑世光、郑胜农、邱玉铭、袁体民等参与五八劫之编纂与回忆的诸位老前辈，表达我作为一个对当代中国灾难史深表关切的晚辈的深深 谢意，你们是一个多灾多难而又令人敬佩的群体。你们的努力，是我们后辈追随的榜样。我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自由的甘霖必将降临这块多难的土地。
2007年10月30日晚10时定稿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