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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 家世 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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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孤星不灭 发表时间：2008-10-07 23:12:21 IP地址：1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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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大别山，蜿蜒数百里，堀起于中原，横亘在鄂豫皖三省交汇处。山北的水流注入淮河，山南的水流注入长江，巧夺天工，自然形成为江淮分水岭，大别山由此 而得名于天下。发源于山南的举水、倒水、巴水、浠水、蕲水，飞流直泻， 注入长江。五水奔驰，网织出鄂东如画的山水田园。
五大水 系中的举水，郦道元的《水经注》上称为赤亭水，发源于鄂豫交界的麻城小界岭风簸山，婉转南流，沿途接纳长20公里以上的支流7条，经麻城、新洲，注入长 江。干流长168公里，在麻城到新洲河段中途，它突然分而又合，形成一块10多平方公里的梭子形的绿洲，绿洲的北端座落着一座明星集镇，这就是人称“小汉 口”的宋埠镇。
宋埠镇是鄂东北地区的繁华商埠。它西南距湖北省会武汉市，东南距黄冈行署驻地黄州均为100公里左右。处在麻城、 红安、新洲三县的中心，距三县县城各在30公里上下。旧时，里把路宽的举水河床常年水流不断，洪水季节的水位与长江相差无几。这时，北部山区把平时砍伐的 树木薪柴，扎成料簰，随洪水顺流而下，到宋埠打捞上岸。洪水过后，宋埠南门外的河滩上，到处是成堆成垛的木料薪柴。山里人用这种简单的办法，把深山里的树 木不费力气地运到宋埠来出售。在那交通闭塞的年代，举水是沟通内外运输的主河道。我们在家门口就经常看到成群结队的帆船，象天上的云朵，在南来北往中穿 梭。靠着这些船簰，沿举水南下进入长江，直达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下行可到江西的九江，上溯可入洞庭湖而到湖南。湖南来往的船簰最多，宋埠西门外有一条街 叫湘帮河，就是因为湖南的船帮簰客聚居于此地而得名。民国初年，国民政府修通了从武汉到河南的公路，对外交通更为便利。宋埠镇凭着周围人口稠密，地理位置 优越，水陆交通流畅，商贾往来频繁，一时名噪鄂豫皖湘赣。其繁华的程度，远在麻城县城之上。民国初年，宋埠曾经改镇为市。
1942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二十日），我出生在宋埠镇西门外一个叫板桥湾的村庄。
那时，举水东河从宋埠西门外分流出一条小河，弯弯曲曲流经程家墩，到板桥湾北首，分成两支小河沟，一支从湾前流过，经邓家堤，注入举水西河;一支从 湾后流过，经长塘湾、猫虎湾，注入举水西河。这分叉的两条小河沟，象护城河一般，环绕着板桥湾，与星星点点的大塘小堰串连在一起，构织成水乡泽国。在河沟 塘堰的岸边，布满了茂林丛竹，参天的古枫傲立其间。树林里雀鸟群集，蛇鼠随处可见；河塘里水草密布，青蛙与鱼鳖作伴，自然环境美不胜收。湾前的小河上，有 两块结实的木板桥。湾后的河沟上，原来也是两块木板桥，后来由乡民自愿捐款，修了一座石拱桥。板桥湾是南乡到宋埠镇的必由之路，两座小桥沟通了南乡与宋埠 的南北往来，板桥湾因此而得名。湾里都是何姓人家，又有两条小河护卫，外村人习惯称为板桥何湾。
起先，湾里只有我们一家是外姓。 我们家是从黄冈孔埠街（现属武汉市新洲区）迁来的。据《李氏宗谱》记载，我们的祖先长公是在明太祖高皇帝时，从燕京陈言府长乐县灌口镇迁到孔埠街附近的河 口大湾的。孔埠街靠举水下游，地势低洼，经常发生水灾。我们这支李姓支脉，从始祖长公传到第十三世之能公时，为生活所迫，孤零零沿举水而上，闯荡到宋埠附 近的板桥湾定居下来，这位之能公就是我们在麻城驻足的李氏始祖，这大概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事。
我们在麻城的李氏家族人丁不很兴旺。虽然不是单传，每代也只是两人、三人往下传。到我这一辈，已经是麻城李氏的第七世了。
我出世时，家中有祖父母、父母亲、叔父。我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年长我五岁，是1937年农历正月初三出生的。我们家是个和睦的家庭， 我祖父兄弟三人，祖父是老大，老二永禄公早年去世，老三永寿公被何姓人家招夫养子，做了何姓寡母的上门夫婿。何姓寡母的前夫留下了两个孤儿：长子厚坤、次 子厚胤。祖父帮他们做了新房，置了田地，使他们温饱无忧。这个被招夫养子的三祖父，我们称为三爹。三爹住在我们家里。他治家很严，后辈儿孙稍有越轨，不是 打就是骂，我们都很怕他。祖父和三祖父一向很和睦，从来没有红过脸。只是到1949年农历7月底，不知为什么事，兄弟俩大吵了一场，甚至动了拳脚。过不几 天，三爹腹部剧痛不止，现在才知道那是突发阑尾炎，送到医院动手术割掉就行了。可那时却拿它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三爹疼痛得人事不知，直到离开人世。为 此事，祖父抱憾终身。听人说，三爹是不相信算命卜卦的。然而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有位算命的李瞎子来到湾里，大家都说他算命很灵验，三爹也随和着算了一命。 李瞎子说他捱不过一年，三爹不信。快过去一年的时候，三爹的身体仍然很健壮。一次，他碰着李瞎子又来到湾里算命，就质问他：“ 你说过我捱不过一年，我这 不是活得很好的吗？”李瞎子说：“莫急，不出一个月就要兑现。”三爹气得要扳他算命的胡琴。没想到竟如此巧合，三爹不过一个月真的去世了。
祖父永福公，年轻时家贫，打过长工，做过短工，甚至还讨米叫化，吃过不少苦。他有个众所周知的混名叫花子。过去，社会上最下层的人是叫化子，我祖父 的社会地位和这类人差不了多少。听老辈人讲，有一年临近过年了，大户人家热热闹闹地吃团年饭，我们家却揭不开锅盖。祖母为讨个吉利，从野外捡来一把稻草， 塞进灶腔沤烟，让浓烟从烟囱里冒出去。外面过往行人看见了，以为我家也在做年饭。其实，这时的我祖父，为了躲债，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祖父成家后，与祖母 相依为命，克勤克俭，勤扒苦做，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积累，终于在他40岁之后，摆脱了贫困，挣下了一份不菲的产业。在我出世时，家里人丁兴旺，日子十分好 过，在当地也算是小康之家了。但我们毕竟是外姓人家。在旧社会，宗族房头闹得十分严重，外姓人通常是要受到歧视的。我们这一家人能够在湾子里长期生存下 来，是靠着各种亲缘关系的保护伞的。为了在这何姓一统天下的地盘里生存扎根，我们来麻城的第三世祚兴公就与何姓姑娘开亲，我们后辈都是何姓的外孙，再也无 人敢欺负了。祖父永福公识字不多，但深知读书识字的重要。他认为，要在何姓地盘里出人头地，非得让子孙多读书不可。我父亲读了四年私塾，相当小学毕业。而 叔父李昌祥读到相当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秀才”。叔父在建国以后参加工作，后来还当上了县法院的副院长，主要靠的是这点文化基础。
1949年农历七月初二，我祖母李太夫人中风去世。祖母娘家是铁门姜郑家湾。娘家很穷，嫁给我祖父时也很穷。祖父母不怨穷、不怨命，相信凭自己勤劳 的双手可以改变命运。祖父出外帮人打工，祖母在家纺线织布，辛辛苦苦地过着日子。祖母持家俭朴，在湾里是有名的。祖母一生养育了子女三人：姑姑，父亲和叔 父。姑姑出嫁到宋埠龚家园，留下表兄弟两个幼儿，夫妇俩撒手西去。表兄弟俩很小吃住在我家，成天和我们兄弟鬼混在一起。记得祖母晚年身体长得很胖，很慈爱 我们。经常用籽棉或鸡蛋与小商贩换各种糖果给我们吃。祖母生于清光绪庚辰年（1880年），比祖父年长两岁，去世时享年69岁。祖母的丧事办得非常隆重， 家里上下两厅挂满了用黑、白布扎成的条幅，正厅右首摆着肃穆的灵堂，亲朋好友来灵堂跪拜致哀的络绎不绝。道士们在家唱了三天。成箩筐的纸钱不知烧了多少， 用金纸、银纸扎的金银锞子，一筐一筐地往火里倒，还有用花纸、白纸扎的车马人轿、楼房等等。鞭炮也不知放了多少。总之，在人间没有享过的福，也许这时在阴 间都补上了。出殡的那天，湾里的人都自动赶来送丧，送丧的队伍足有里多路长。由此可见祖母的为人之好。自祖母去世之后，湾子里再也没有举行过这样隆重的丧 事了。
我小时候最爱听大人们聊天。每年暑夏乘凉，我们总要带上小椅子，往大人堆里钻。大人们聊起天来，离不开鬼神的故事。记得有 一回，我家邻居的老伯和祖父一起圆梦，说梦里看到太阳要走鸿运，发大财或要做大官。阴天下雨要倒大霉等等。我每天晚上睡觉，都想梦见太阳，可是却总没有梦 见过太阳。那时的人们非常迷信鬼神，多数人家一天要烧早晚两次香。家境稍好一点的，要烧早中晚三次香。平时是先敬菩萨祖人再吃饭。到了年关，办年货的第一 件大事是买香爆表烛。再穷，在菩萨祖人面前是不能吝惜钱的。我的祖父非常虔诚，他每天要烧三次香，都是亲自动手，不要别人代劳。烧香之前，先要洗手，点燃 明灯，再点燃香烛，朝上磕三个头，然后敬香。香案上有三个牌位，正中是盖天帝主神位，右首是祖宗昭穆之位，左首是东厨司命之位，依照正中、右首、左首的次 序，每个牌位前敬一柱香，接着在香案的下首给土地菩萨敬上一柱香，还要到厨房给灶神敬上一柱香，然后到大门口敬上一柱香，最后回到香案前作一个揖，敲三下 磬 。每天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重复履行三次仪式。每逢节日，还要烧纸钱和黄表纸，燃放鞭炮。到了年关，就更为隆重。在香案前要摆上张大桌子，上面整齐地摆 满精制的香炉花瓶。农历腊月二十四到正月十五，香案和新摆的神案上香烟缭绕，灯火辉煌，昼夜不断。除了烧香纸外，还要摆贡品。算起来，用在敬神上的钱不比 花在吃穿上的钱少。
我还见过几次大的敬神活动，大概是农历七月半吧。在湾子里的打谷场上筑起了神坛，专门从外地请来的道士，轮班 捧着一个什么牌位，围着神坛转，一边烧表纸，一边敲木鱼，口里还念念有词，也不知道念的是些什么。敬完神后，全湾人在一起大吃大喝，吃大锅饭，都是祖产。 这时，如果来了讨饭的叫化子，认为是最吉利的事，也要专门为他们开席。所以，每逢敬神，来的叫化子特别多。
我们湾里有个仁义会， 每年秋后都要到五脑山朝圣。五脑山上有帝主庙，供着盖天帝主，相传帝主从龟峰山来到这里，遇到山主，想找一块山地驻足。山主问他要多大的地盘，帝主脱下身 上的道袍，说：就这道袍铺块地方够了。山主满口应允，结果铺了五个山头，故名五脑山。人们就在山的南面建起了一座帝主庙，千百年来香火不断。民间流传有帝 主为穷人做好事的许多传说。据说：帝主很灵，百求百应。一旦触犯了他，就会受到惩罚，不是满眼发黑，看不见东西，就是手脚身上受伤。因此帝主在我们湾里成 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神，家家户户香案正中供着盖天帝主神位，常年累月烧香礼拜。湾里还专门供有一尊金银铸造的帝主灵像。中间是金碧辉煌的帝主金 身，周围有几百尊小菩萨护卫着，平时在湾里轮流供着。秋后朝山时，首先要请出金光闪闪的帝主尊驾，有上十名道士轮班唱经，一般是七天。我们家的房子充裕， 唱经的活动常在我们家举行。朝山一般选在农历九月十八这一天。天还没亮，人们都赶早起床。按照分工，有人背着帝主灵驾，有人擎着两丈多高的旗杆，带着香表 纸烛和贡品，沿途敲锣打鼓，热热闹闹，步行60多华里，到五脑山庙敬帝主菩萨。当天还要赶回来。来去100多里，两不见天，其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 每年朝圣，是没有人不去的，而且大家都争着捡最苦最累的事做， 以表示自己的虔诚。
我小的时候，家境比较好，基本是无忧无虑的。 我们兄妹在一起，爱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经常把同湾的小伙伴邀来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就是捉迷藏，一个人装猫，其余的人装老鼠，捉住了谁，谁就装猫。我家房子 的后面有一间长方形的阴暗小房，里面放着几口大缸，是用来装粮食的，平时都空着，很少有人去管它，是我们捉迷藏藏身的好地方。有时我们也趴到床底下去，有 时钻进柴草里。总之，只要能藏身，不管有多脏，都要往里钻，想方设法不要让猫捉住。因此成天是灰溜溜的。我母亲是个善良人，从来不干预我们小孩子的活动， 有时高兴起来，还帮我们躲着玩。有一次，不知哪个小伙伴，不小心把家里的大缸打破了一口，家里任何人都没有埋怨。
我在家里是得到 宠爱的。那时我们这里种的是小籽棉花。这种小籽棉花产量很低，到时候不摘，就会脱落在地上。收获棉花时，不用人去摘，只是到地上去捡就行了。我们这里把摘 棉花叫捡棉花，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棉花植株不高，小孩捡起来最省力。我小时候每年都要跟着母亲去捡棉花。我从小做事老老实实，不贪玩，捡的棉花往往比 哥哥捡的还多，常常得到母亲的口头夸奖，一戴了“高帽子”，干起活来就更卖力气。母亲有时也搞点物质刺激，给个把两个铜钱。这时，干起活来连饭也顾不上吃 了。
我们在家里是很少挨打挨骂的，只是有一次，挨了一顿冤枉打。因为是冤枉，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回，家里买回一瓶蜂蜜。 平常庄户人家连糖都很少买，哪里还有蜂蜜喝。这瓶蜂蜜就成了家里的稀奇物。可是，不知是谁偷着喝了一点，撒的到处是蜜。母亲看到这种情形，非常心疼，追查 是谁干的。我哥哥指着我说，可能是他搞的。我强辩说，不是我搞的。我一张小嘴怎能辩得赢大我五岁的哥哥。我母亲不问究竟，打了我一巴掌。我感觉非常冤枉， 哭闹了起来。大家喝蜂蜜的时候，也不让我喝，理由是我已经喝过了。为这件事，很长时间我记恨哥哥，怀疑是他栽我的赃。
小时候的爱 恶，经常受大人的影响。我祖父做过泥瓦匠，我父亲也是做泥瓦匠的，我小时候爱干这个玩艺。我家邻居姓乐，刚搬来不久就做新房子。我们几个小伙伴，把他们家 的砖砖瓦瓦搬来，就地盖起了一个小房子。我们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白天钻进小房子里去玩，常常是连饭也忘记吃了。后来，被房主把它拆掉了，我们都感到非常 可惜。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生了这样一个信念：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是最幸福的。终于，慢慢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我常常在地沟边，岸埂上种上菜，在稻田的排 水沟里插上秧，经常拔草上肥，居然也得到一些收获。
我们家的日子比较好过，但并不宽裕。平时全家人省吃俭用，到了农历四、五月 间，青黄不接时，还要吃上两个月的米大麦。用米大麦做的麦米饭，看起来黄澄澄的，初吃起来香喷喷的，但毕竟赶不上稻米，吃多了就不是味道。我一闻到麦米饭 的气味，就恶心倒胃口，常常是整餐整顿地吃不进饭。每当这个时候，住在我家前面的程大姐，就把大米饭亲自送到我手里，我心中感激不尽。程大姐叫程胜香，因 为在何姓中辈份晚，虽然年纪和我母亲不相上下，我们也只得随何姓辈分把她叫大姐。程大姐家人口简单，夫妇俩和一个女儿，共三口人过日子，生活比我们家过得 要好。程大姐有一副善良的好心肠，待我们小孩特别好。她的女儿何桂莲，从小就和我们玩在一起。后来，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程大姐乐于助人，打起哈 哈来特别响亮，半边湾子都听得到。
我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童年留下的记忆都与战乱有关。我们湾子离宋埠很近，宋埠不仅是繁华 的商埠，也是鄂东的军事重镇，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历史上明末张献忠的义军曾兵临宋埠，清代长毛(太平军)造反也多次光顾宋埠。民国年间，宋埠四周都是 红区，国共之间你来我往，反反复复，相互战争像拉锯一般。到了抗日战争初期，第五战区李宗仁、白崇禧部，打完台儿庄战役后，率领得胜之师，从徐州撤退到宋 埠。司令部设在宋埠镇外郝铺的相公庙中。在保卫大武汉时，宋埠成了江北的大本营。那时，宋埠可热闹了。蒋介石曾亲自来视察，为表示与前线将士共甘苦，还在 这司令部驻地的小庙中住宿了一宵。受周恩来的委派，郭沫若带领抗敌演剧二、四、六队前来宋埠前线慰问演出。象金山、王莹这些文化名人，都荟集宋埠。日军原 准备从河南经麻城进攻武汉，由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孙连仲、宋希濂、张自忠、于学忠等坚守大别山防线，日军无法突破。后来，日军由水路从九江北上，占领 了武汉，宋埠也随后沦陷了。1938年9月24日（农历闰八月初一），日军攻占宋埠时，动用了大批飞机，对宋埠进行了狂轰滥炸，发泄对李宗仁的报复，把一 座号称“小汉口”的繁华城镇炸成百孔千疮的烂摊子。此后，日军在宋埠屈家巷设立“红部”，宋埠四周碉堡林立，老百姓尝尽了当“亡国奴”的痛苦。此间，抗日 斗争从未间断，有国民党程汝怀部的骚扰，有新四军五大队李先念部的进袭，宋埠成了抗日游击战的焦点。还有民众自发的抗日行为，铁门王岗的乡民就曾打死过一 名下乡打掳的日军。这些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当然这些事都是后来听说的。我记忆犹新的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事。日军投降 后，国民党第三兵团桂系张淦部驻扎在宋埠。我们家在抗战胜利前夕重新做了一栋上下两厅的新房，全部是时新的木板鼓皮花格窗子，很气派，在板桥湾也算得上是 上等的住宅。因此，每逢有军队来，我家的上厅或下厅半边房子就被占用。这些军队是什么番号，谁也搞不清楚，只记得军队的长官骑高头大马，带着打扮得妖模怪 样的年轻太太，还有小勤务兵。大多数军官是不欺负当地的老百姓的。有时对老百姓还施些小恩小惠。他们也喜欢小孩，经常拿些上好的糖果给我们尝，有时也给我 们吃他们的大米饭。记得比较清楚的是，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时攻打宋埠的情景。当时正是深秋季节，满畈的棉花正在吐絮，我和哥哥在上畈地里摘棉花。大炮 架在湾子的菜地里，许多军人手握枪枝，慌不择路地冲向宋埠，宋埠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听人说：这一仗打得好厉害，死了很多人，也捉了好多人。进出城门都有军 人把守。在城门口放有几大盆水，问是什么？说水的就放走，说xu(许)的就留下来。原来被围歼的是从东山包抄过来的“小保队”，那里人把水说成 xu(许)，他们初来乍到，口音一时也改不过来。大军用这种办法来分辨当地老百姓和“小保队”，办法虽然是简单了一点，但也很管用。 这次被俘的“小保队 ”有一两千人，后来，对其中的顽固分子，都被押到红安永佳河去处决了。他们在东山作恶多端，也是罪有应得。
这次战争后，安静了一 年多，没有打大仗，但是驻军不断。我家的房子成了军队长官的常驻地，这个部队走了，那个部队来了，象走马灯似的。最使老百姓担惊受怕的是拉壮丁。每有部队 来，就到处找年轻小伙子捉去当兵。不能当兵的，捉去送差。被捉去的人大多生命难保。所以，军队一来，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就到处躲藏。我父亲年轻时就被国民党 军捉去送差到九江，打在江西闹革命的共产党红军。后来他跑脱了，保着一条命回到家中，祖父母高兴得赶紧烧香敬菩萨。那时真是民不聊生，没有安稳的日子过。
青年人躲壮丁，老百姓“跑反”是经常的事。有一次“跑反”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的外婆家是铁门岗姜郑湾，离宋埠有二十多里路，是比较偏僻的丘 陵地区，战争的双方是不会到那里去的，我们“跑反”多是躲到那里去。“跑反”都是在晚上。我父亲用两个箩筐，一头坐着幼小的我，一头坐着我哥哥，黑灯瞎火 地顺着一条低矮的河堤，穿插在竹林树丛间，然后摇摇晃晃地从举水上一座独木桥上过河，有时干脆淌水过河，在旷野里摸黑走上十几里路，把我们送到姜郑湾。老 外婆家很穷，平时靠我们家接济着过日子。表舅李大伯忠厚老实，繁重的劳动压弯了他的腰。他很少话语，对我们这些表侄非常慈爱。他是帮人打长工的，在榨房里 打油，榨油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经常到榨房里玩耍，吃着炒熟了的棉籽，香喷喷油腻腻的，蛮有味道。湾子前面有一块旷大的屋基，我们常在屋基上跑跑跳 跳，玩石子。我们还经常到田畈池塘里摘荷叶，当作帽子戴在头上，玩得很开心。湾里还有一个姨伯，比较富裕，房子做得很好。在他家里，我们也是被当做上宾看 待。姨伯家里早先是行医的，有许多手抄的医书，可惜我们小孩不识货，拿着当废纸折牌子玩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和大人们一起，站在低矮的山丘上，观看飞机轰 炸宋埠的情景，火光一闪，烈焰腾空，大人们心急如焚，我们觉得蛮好玩的。现在想起来，就象放电影一样。
我的外婆家也在举水河东的 铁门岗，离宋埠有十多里路，是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湾里一半人家姓桑，一半人家姓于，湾名就叫桑于家湾。我的外公姓于，家里并不富裕，勉强能过日 子。我们到外婆家，也是父亲用箩筐挑着去的。这里也是丘陵地区，有坡没有山。比较有名的是豹子山，山上有座庙，有棵大树护卫着它。在铁门岗再没有比它更高 的山，很远就能看清这棵树。那时的铁门岗，到处是松树林，风一起，满畈呼呼地啸。如果在夜晚走路，蛮怕人的。山上有不少栗架树，我们最喜欢到山上去捡栗架 玩。这种栗架有大拇指大，椭圆珠形，能打豆腐，又白又嫩，这种豆腐我没尝过。现在才知道，这个栗架树，学名叫橡子树，所谓栗架，就是橡子。这里主产水稻， 土地面积大，劳动力缺乏，小孩子从小就赤身露体地在田畈里跌打。我们有时也下田去扯秧插秧。这里离宋埠远，很偏僻，生活过得比较安稳。
我的家乡却不一样，经常有飞机来宋埠上空盘旋，有时也扔下一两颗炸弹。离我们家不到十里的祝家院子，也建有飞机场，但只落过一次飞机，以后就没有启 用。我家房子后面是一大片竹林，为了躲飞机，湾子里许多人家在竹林堤埂下挖有藏身洞。飞机来了，就跑到洞里去躲起来。有时跑不及，大人就把小孩塞到大桌子 底下。现在想起来，这都是掩耳盗铃的事。没有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常在竹林子里玩耍，用野藤把两边大一点的竹子缠起来，人坐在野藤上打秋千，是经常玩的乐趣 事。
到1949年3月，解放军大部队南下，解放了宋埠，我们湾里驻扎了大批军队。这些军队纪律严明，待人和气，和老百姓相处很 好。他们一天到晚紧张地练兵，我们湾前的河沟上，用木料架起了独木桥，门口塘上也用木料捆扎着架起了独木桥，部队指战员成排成排地从桥上跑来跑去，常常有 人从桥上掉进了水里，他们爬上岸又继续操练，人人都非常勇敢，没有畏惧不前的。在我们湾子的稻场上，架起了木马、跳栏、爬杆，练兵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当时 我们只知道热闹好玩，并不知道他们是在为渡江作战进行战前操练。战士们非常乐观，走到那里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特别是在集合站队时，更是歌声嘹亮。他们 常唱的几首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等，常常是有一个人站在队前划脚舞手地打着拍子，大家跟着高声唱。 因为听得多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可以随口哼几句。
我们这里虽然解放了，但一切都是照旧，没有什么改变。种地的种地，卖菜的卖菜， 上学的上学，社会非常安定。到了5月份，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我们这里又热闹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是“过兵”。我们湾后就是汉（口）小（界岭）公路，经常有大 部队南下，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保甲长这些旧政权的小官，组织老百姓到公路上去，给“过兵”的部队送茶送水。接连几个月，军队过了一批又一批。过去看到军 队，老百姓都是提心吊胆。现在不同，人们习以为常。军队不但不骚扰百姓，还为百姓做事，比如挑水、打扫卫生等。
这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地驻军在举水沙滩上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放了许多鞭炮，甚至还朝天鸣枪，我们也跑到沙滩上去凑热闹。
到了1950年，我们这里才开始变革。上面派来了土改工作队，队长姓杨，还有两位女同志，就住在我们湾里。工作队来了以后，一边开展政治宣传，一边 发动群众搞诉苦运动。我们湾里的人家很穷，多是租种外村地主、富农的土地。地里一般种两季，冬春种小麦，收了小麦种棉花，棉花都是小籽花，产量很低，亩产 几十斤。种出的棉花由妇女纺成线，织成土布，拿到宋埠街上去卖，换成粮食回来。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织的土布，用黄土化成浆糊，放到里面揉一揉，然后漂洗干 净，算是上了色。好一点的人家，从街上买来靛，染成蓝不蓝、黑不黑的，穿在身上还褪色。姑娘出嫁，就请人印花，蓝黑底子白花花，也蛮好看的。如有穿着洋布 细布衣服的，那就是很不错的人家。除了麦子棉花，大宗作物是种蔬菜。我们这里的土地是沙质土壤，很肥沃，适合种各种蔬菜，人们也会种蔬菜。种菜卖钱是大多 数人家的主要生计。种菜要不了几多土地，多了也照应不过来。每户有几分地种上菜，挑到宋埠街上去卖，换几升米回来，有时顺便带几块鲜嫩豆腐回来煮白菜，买 几根油条或个把油饼，给小孩子吃。人们很满足这种自给自足的小日子。
我们湾里没有大富户，五、六十户人家，土改时没有一户地主。 只有一户人家划为富农，比起周围村子来，这家富农也不够格，只是矮子头上选将军吧。有两户是富裕中农，我家被划为中农。本湾无田地可分，分的都是别的湾子 里地主的土地。我家也分了亩把地。分田地时，由贫雇农来评，谁家分多少，一评二算，公道得很。然后用竹签子写上户主姓名，得地多少，是什么方位，插到地 头。
我们经常跑到别的湾子去看没收地主的财产。那时，地主分子要扫地出门，家里包括房屋在内，所有家具都要搬出来，重新分给贫雇 农。没收的财产堆积成山，有许多精致的家具，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们除了看热闹外，还要看稀奇。邓家堤的地主分子邓彩华，比较开明，他主动把自家的 所有财产都交出去了，我们也专门跑去看过，并没有贵重的物品，都是些陈旧的箱箱柜柜和花花绿绿的衣服。邓彩华是行医的，在乡间做了不少好事，口碑很好，人 民政府给他戴了一顶”开明绅士”的头衔。
最爽心的是庆祝胜利扭秧歌，打莲花棍。打莲花棍一般是儿童团的事，扭秧歌是青年男女的 事。领头的用白毛巾缠头，红带缠腰，一男一女，男的手握斧头，女的手拿镰刀，走在队伍前头，表示工农联盟。后面还有装扮成解放军、商人、学生的，表示大团 结的意思。他们边扭边唱，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些娱乐形式，都是军队从北方带来的。我们本地玩的是采莲船，不过这时不玩采莲船了，跟形势搞 新花样了。一玩就是几天，从这个湾子又玩到那个湾子，热闹非凡。人们从来没有玩得这么开心。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凑热闹，常随着秧歌队伍到处逛。
这时候，宋埠街上也很热闹。最热闹的地方要数中山台。这是一座八卦楼，是专门用来演戏的戏台，有一人多高。台前是个大广场，可以容纳上万人。每到逢 年过节，在这里公演地方楚剧，很受欢迎。看戏的人特别多，想看顶台的，一个劲地往前挤。到了台前，由于台太高，看戏的多仰着脖子往上望。那时没有扩音设 备，想看门道，听戏文，非吃这个苦不可。而我们小孩呢，看看热闹罢了。在戏场的边子上，花两三个铜板，买根用土办法熬成的鱼糖吃着玩。那时街上还有粽子、 汤圆卖。我的祖父上街看戏，总喜欢把我带着，每次总少不了买粽子和汤圆给我吃。这些在周边做小生意的，对象主要是我们这些小孩子。
之后是清匪反霸。那时经常在举水河边的杨树湾里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地主，枪毙反革命。有时也在宋埠湘帮河旁的沙洲上开大会，搭着高台，台下四周是带着 红袖章，扛着长矛的民兵站岗，不准随便走动。台上有武装民兵押着犯人。从前受过压迫的穷人，抢着上台控诉。控诉起来声泪俱下，不时有人高呼口号。当时没有 扩音设备，全凭大嗓门喊，台下成千成万的群众随着举拳头。台上喊的是什么内容，没有人去管。这时候，我们也跟着去看热闹。我们才不管大人们的事，哪里人 多，就往那里钻。更多的时候是跑到沙滩上去捡贝壳，捡着贝壳带回家去翻个个玩。沙滩里经常可以捡到铜钱，大概是发洪水时，把富人家埋在地里的铜钱冲进河滩 的缘故。听到枪声一响，知道是枪毙人了。胆大的，还跑过去看死人。我是不敢去的。
随着地主的封建政权被摧毁，封建神权也被打倒。 旧社会，一姓有一个祠堂。祠堂不仅有神权、还有族权、法权。同姓中谁做了错事，可以在祠堂内罚跪、罚打、甚至处死。从我们湾到宋埠去的大路旁，有两座祠 堂，一座是程氏祠堂，一座是何氏祠堂。两座祠堂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风景很幽静，四周竹林自然形成篱笆，平时很少有人去。我是跟着我母亲去过两次，大概是 求神拜佛吧。到了这个时候，祠堂庙宇也成了打击对象。庙里的住持是位老道姑，挨了斗争。一位年轻的道姑，还俗嫁了人。庙产被分了，庙里大大小小菩萨都被推 倒了，堆放在露天里。过去我们小孩子见了菩萨那凶神恶煞的样子，都非常害怕。现在不知哪来的胆，拿着棍子在这个菩萨头上敲敲，在那个菩萨头上磕磕。后来又 发现大菩萨的背后都有一个洞，内面有用铁片做的心肝五脏。就动起手来，挖了菩萨的心肝五脏。有的小伙伴还把小菩萨带回家去玩，我们这些“野蛮”行动，遭到 一些老太婆的责骂。有的老太婆见了，连声说：“造孽呀，造孽呀！”不声不响地把这些小菩萨，请回家中偷偷地供奉着。这些大菩萨，后来都被民兵劈做柴火烧 了，祠堂改做了学校。
这样不知不觉混到我该上学了。到1951年春季，我已满了八周岁，是吃九岁饭的年龄了。父母把我送到设在何氏祠堂的李胜小学去发蒙读书。从此，我从小学到高中，读了十二年书，度过人生从少年到青年的大好时光。
正是:
寒窗苦读业基精，广阔天地勤耕耘，
记者秉笔留青史，从政为民献丹心。
家乡 家世 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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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大别山，蜿蜒数百里，堀起于中原，横亘在鄂豫皖三省交汇处。山北的水流注入淮河，山南的水流注入长江，巧夺天工，自然形成为江淮分水岭，大别山由此 而得名于天下。发源于山南的举水、倒水、巴水、浠水、蕲水，飞流直泻， 注入长江。五水奔驰，网织出鄂东如画的山水田园。
五大水 系中的举水，郦道元的《水经注》上称为赤亭水，发源于鄂豫交界的麻城小界岭风簸山，婉转南流，沿途接纳长20公里以上的支流7条，经麻城、新洲，注入长 江。干流长168公里，在麻城到新洲河段中途，它突然分而又合，形成一块10多平方公里的梭子形的绿洲，绿洲的北端座落着一座明星集镇，这就是人称“小汉 口”的宋埠镇。
宋埠镇是鄂东北地区的繁华商埠。它西南距湖北省会武汉市，东南距黄冈行署驻地黄州均为100公里左右。处在麻城、 红安、新洲三县的中心，距三县县城各在30公里上下。旧时，里把路宽的举水河床常年水流不断，洪水季节的水位与长江相差无几。这时，北部山区把平时砍伐的 树木薪柴，扎成料簰，随洪水顺流而下，到宋埠打捞上岸。洪水过后，宋埠南门外的河滩上，到处是成堆成垛的木料薪柴。山里人用这种简单的办法，把深山里的树 木不费力气地运到宋埠来出售。在那交通闭塞的年代，举水是沟通内外运输的主河道。我们在家门口就经常看到成群结队的帆船，象天上的云朵，在南来北往中穿 梭。靠着这些船簰，沿举水南下进入长江，直达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下行可到江西的九江，上溯可入洞庭湖而到湖南。湖南来往的船簰最多，宋埠西门外有一条街 叫湘帮河，就是因为湖南的船帮簰客聚居于此地而得名。民国初年，国民政府修通了从武汉到河南的公路，对外交通更为便利。宋埠镇凭着周围人口稠密，地理位置 优越，水陆交通流畅，商贾往来频繁，一时名噪鄂豫皖湘赣。其繁华的程度，远在麻城县城之上。民国初年，宋埠曾经改镇为市。
1942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二十日），我出生在宋埠镇西门外一个叫板桥湾的村庄。
那时，举水东河从宋埠西门外分流出一条小河，弯弯曲曲流经程家墩，到板桥湾北首，分成两支小河沟，一支从湾前流过，经邓家堤，注入举水西河;一支从 湾后流过，经长塘湾、猫虎湾，注入举水西河。这分叉的两条小河沟，象护城河一般，环绕着板桥湾，与星星点点的大塘小堰串连在一起，构织成水乡泽国。在河沟 塘堰的岸边，布满了茂林丛竹，参天的古枫傲立其间。树林里雀鸟群集，蛇鼠随处可见；河塘里水草密布，青蛙与鱼鳖作伴，自然环境美不胜收。湾前的小河上，有 两块结实的木板桥。湾后的河沟上，原来也是两块木板桥，后来由乡民自愿捐款，修了一座石拱桥。板桥湾是南乡到宋埠镇的必由之路，两座小桥沟通了南乡与宋埠 的南北往来，板桥湾因此而得名。湾里都是何姓人家，又有两条小河护卫，外村人习惯称为板桥何湾。
起先，湾里只有我们一家是外姓。 我们家是从黄冈孔埠街（现属武汉市新洲区）迁来的。据《李氏宗谱》记载，我们的祖先长公是在明太祖高皇帝时，从燕京陈言府长乐县灌口镇迁到孔埠街附近的河 口大湾的。孔埠街靠举水下游，地势低洼，经常发生水灾。我们这支李姓支脉，从始祖长公传到第十三世之能公时，为生活所迫，孤零零沿举水而上，闯荡到宋埠附 近的板桥湾定居下来，这位之能公就是我们在麻城驻足的李氏始祖，这大概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事。
我们在麻城的李氏家族人丁不很兴旺。虽然不是单传，每代也只是两人、三人往下传。到我这一辈，已经是麻城李氏的第七世了。
我出世时，家中有祖父母、父母亲、叔父。我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年长我五岁，是1937年农历正月初三出生的。我们家是个和睦的家庭， 我祖父兄弟三人，祖父是老大，老二永禄公早年去世，老三永寿公被何姓人家招夫养子，做了何姓寡母的上门夫婿。何姓寡母的前夫留下了两个孤儿：长子厚坤、次 子厚胤。祖父帮他们做了新房，置了田地，使他们温饱无忧。这个被招夫养子的三祖父，我们称为三爹。三爹住在我们家里。他治家很严，后辈儿孙稍有越轨，不是 打就是骂，我们都很怕他。祖父和三祖父一向很和睦，从来没有红过脸。只是到1949年农历7月底，不知为什么事，兄弟俩大吵了一场，甚至动了拳脚。过不几 天，三爹腹部剧痛不止，现在才知道那是突发阑尾炎，送到医院动手术割掉就行了。可那时却拿它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三爹疼痛得人事不知，直到离开人世。为 此事，祖父抱憾终身。听人说，三爹是不相信算命卜卦的。然而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有位算命的李瞎子来到湾里，大家都说他算命很灵验，三爹也随和着算了一命。 李瞎子说他捱不过一年，三爹不信。快过去一年的时候，三爹的身体仍然很健壮。一次，他碰着李瞎子又来到湾里算命，就质问他：“ 你说过我捱不过一年，我这 不是活得很好的吗？”李瞎子说：“莫急，不出一个月就要兑现。”三爹气得要扳他算命的胡琴。没想到竟如此巧合，三爹不过一个月真的去世了。
祖父永福公，年轻时家贫，打过长工，做过短工，甚至还讨米叫化，吃过不少苦。他有个众所周知的混名叫花子。过去，社会上最下层的人是叫化子，我祖父 的社会地位和这类人差不了多少。听老辈人讲，有一年临近过年了，大户人家热热闹闹地吃团年饭，我们家却揭不开锅盖。祖母为讨个吉利，从野外捡来一把稻草， 塞进灶腔沤烟，让浓烟从烟囱里冒出去。外面过往行人看见了，以为我家也在做年饭。其实，这时的我祖父，为了躲债，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祖父成家后，与祖母 相依为命，克勤克俭，勤扒苦做，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积累，终于在他40岁之后，摆脱了贫困，挣下了一份不菲的产业。在我出世时，家里人丁兴旺，日子十分好 过，在当地也算是小康之家了。但我们毕竟是外姓人家。在旧社会，宗族房头闹得十分严重，外姓人通常是要受到歧视的。我们这一家人能够在湾子里长期生存下 来，是靠着各种亲缘关系的保护伞的。为了在这何姓一统天下的地盘里生存扎根，我们来麻城的第三世祚兴公就与何姓姑娘开亲，我们后辈都是何姓的外孙，再也无 人敢欺负了。祖父永福公识字不多，但深知读书识字的重要。他认为，要在何姓地盘里出人头地，非得让子孙多读书不可。我父亲读了四年私塾，相当小学毕业。而 叔父李昌祥读到相当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秀才”。叔父在建国以后参加工作，后来还当上了县法院的副院长，主要靠的是这点文化基础。
1949年农历七月初二，我祖母李太夫人中风去世。祖母娘家是铁门姜郑家湾。娘家很穷，嫁给我祖父时也很穷。祖父母不怨穷、不怨命，相信凭自己勤劳 的双手可以改变命运。祖父出外帮人打工，祖母在家纺线织布，辛辛苦苦地过着日子。祖母持家俭朴，在湾里是有名的。祖母一生养育了子女三人：姑姑，父亲和叔 父。姑姑出嫁到宋埠龚家园，留下表兄弟两个幼儿，夫妇俩撒手西去。表兄弟俩很小吃住在我家，成天和我们兄弟鬼混在一起。记得祖母晚年身体长得很胖，很慈爱 我们。经常用籽棉或鸡蛋与小商贩换各种糖果给我们吃。祖母生于清光绪庚辰年（1880年），比祖父年长两岁，去世时享年69岁。祖母的丧事办得非常隆重， 家里上下两厅挂满了用黑、白布扎成的条幅，正厅右首摆着肃穆的灵堂，亲朋好友来灵堂跪拜致哀的络绎不绝。道士们在家唱了三天。成箩筐的纸钱不知烧了多少， 用金纸、银纸扎的金银锞子，一筐一筐地往火里倒，还有用花纸、白纸扎的车马人轿、楼房等等。鞭炮也不知放了多少。总之，在人间没有享过的福，也许这时在阴 间都补上了。出殡的那天，湾里的人都自动赶来送丧，送丧的队伍足有里多路长。由此可见祖母的为人之好。自祖母去世之后，湾子里再也没有举行过这样隆重的丧 事了。
我小时候最爱听大人们聊天。每年暑夏乘凉，我们总要带上小椅子，往大人堆里钻。大人们聊起天来，离不开鬼神的故事。记得有 一回，我家邻居的老伯和祖父一起圆梦，说梦里看到太阳要走鸿运，发大财或要做大官。阴天下雨要倒大霉等等。我每天晚上睡觉，都想梦见太阳，可是却总没有梦 见过太阳。那时的人们非常迷信鬼神，多数人家一天要烧早晚两次香。家境稍好一点的，要烧早中晚三次香。平时是先敬菩萨祖人再吃饭。到了年关，办年货的第一 件大事是买香爆表烛。再穷，在菩萨祖人面前是不能吝惜钱的。我的祖父非常虔诚，他每天要烧三次香，都是亲自动手，不要别人代劳。烧香之前，先要洗手，点燃 明灯，再点燃香烛，朝上磕三个头，然后敬香。香案上有三个牌位，正中是盖天帝主神位，右首是祖宗昭穆之位，左首是东厨司命之位，依照正中、右首、左首的次 序，每个牌位前敬一柱香，接着在香案的下首给土地菩萨敬上一柱香，还要到厨房给灶神敬上一柱香，然后到大门口敬上一柱香，最后回到香案前作一个揖，敲三下 磬 。每天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重复履行三次仪式。每逢节日，还要烧纸钱和黄表纸，燃放鞭炮。到了年关，就更为隆重。在香案前要摆上张大桌子，上面整齐地摆 满精制的香炉花瓶。农历腊月二十四到正月十五，香案和新摆的神案上香烟缭绕，灯火辉煌，昼夜不断。除了烧香纸外，还要摆贡品。算起来，用在敬神上的钱不比 花在吃穿上的钱少。
我还见过几次大的敬神活动，大概是农历七月半吧。在湾子里的打谷场上筑起了神坛，专门从外地请来的道士，轮班 捧着一个什么牌位，围着神坛转，一边烧表纸，一边敲木鱼，口里还念念有词，也不知道念的是些什么。敬完神后，全湾人在一起大吃大喝，吃大锅饭，都是祖产。 这时，如果来了讨饭的叫化子，认为是最吉利的事，也要专门为他们开席。所以，每逢敬神，来的叫化子特别多。
我们湾里有个仁义会， 每年秋后都要到五脑山朝圣。五脑山上有帝主庙，供着盖天帝主，相传帝主从龟峰山来到这里，遇到山主，想找一块山地驻足。山主问他要多大的地盘，帝主脱下身 上的道袍，说：就这道袍铺块地方够了。山主满口应允，结果铺了五个山头，故名五脑山。人们就在山的南面建起了一座帝主庙，千百年来香火不断。民间流传有帝 主为穷人做好事的许多传说。据说：帝主很灵，百求百应。一旦触犯了他，就会受到惩罚，不是满眼发黑，看不见东西，就是手脚身上受伤。因此帝主在我们湾里成 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神，家家户户香案正中供着盖天帝主神位，常年累月烧香礼拜。湾里还专门供有一尊金银铸造的帝主灵像。中间是金碧辉煌的帝主金 身，周围有几百尊小菩萨护卫着，平时在湾里轮流供着。秋后朝山时，首先要请出金光闪闪的帝主尊驾，有上十名道士轮班唱经，一般是七天。我们家的房子充裕， 唱经的活动常在我们家举行。朝山一般选在农历九月十八这一天。天还没亮，人们都赶早起床。按照分工，有人背着帝主灵驾，有人擎着两丈多高的旗杆，带着香表 纸烛和贡品，沿途敲锣打鼓，热热闹闹，步行60多华里，到五脑山庙敬帝主菩萨。当天还要赶回来。来去100多里，两不见天，其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 每年朝圣，是没有人不去的，而且大家都争着捡最苦最累的事做， 以表示自己的虔诚。
我小的时候，家境比较好，基本是无忧无虑的。 我们兄妹在一起，爱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经常把同湾的小伙伴邀来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就是捉迷藏，一个人装猫，其余的人装老鼠，捉住了谁，谁就装猫。我家房子 的后面有一间长方形的阴暗小房，里面放着几口大缸，是用来装粮食的，平时都空着，很少有人去管它，是我们捉迷藏藏身的好地方。有时我们也趴到床底下去，有 时钻进柴草里。总之，只要能藏身，不管有多脏，都要往里钻，想方设法不要让猫捉住。因此成天是灰溜溜的。我母亲是个善良人，从来不干预我们小孩子的活动， 有时高兴起来，还帮我们躲着玩。有一次，不知哪个小伙伴，不小心把家里的大缸打破了一口，家里任何人都没有埋怨。
我在家里是得到 宠爱的。那时我们这里种的是小籽棉花。这种小籽棉花产量很低，到时候不摘，就会脱落在地上。收获棉花时，不用人去摘，只是到地上去捡就行了。我们这里把摘 棉花叫捡棉花，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棉花植株不高，小孩捡起来最省力。我小时候每年都要跟着母亲去捡棉花。我从小做事老老实实，不贪玩，捡的棉花往往比 哥哥捡的还多，常常得到母亲的口头夸奖，一戴了“高帽子”，干起活来就更卖力气。母亲有时也搞点物质刺激，给个把两个铜钱。这时，干起活来连饭也顾不上吃 了。
我们在家里是很少挨打挨骂的，只是有一次，挨了一顿冤枉打。因为是冤枉，所以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回，家里买回一瓶蜂蜜。 平常庄户人家连糖都很少买，哪里还有蜂蜜喝。这瓶蜂蜜就成了家里的稀奇物。可是，不知是谁偷着喝了一点，撒的到处是蜜。母亲看到这种情形，非常心疼，追查 是谁干的。我哥哥指着我说，可能是他搞的。我强辩说，不是我搞的。我一张小嘴怎能辩得赢大我五岁的哥哥。我母亲不问究竟，打了我一巴掌。我感觉非常冤枉， 哭闹了起来。大家喝蜂蜜的时候，也不让我喝，理由是我已经喝过了。为这件事，很长时间我记恨哥哥，怀疑是他栽我的赃。
小时候的爱 恶，经常受大人的影响。我祖父做过泥瓦匠，我父亲也是做泥瓦匠的，我小时候爱干这个玩艺。我家邻居姓乐，刚搬来不久就做新房子。我们几个小伙伴，把他们家 的砖砖瓦瓦搬来，就地盖起了一个小房子。我们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白天钻进小房子里去玩，常常是连饭也忘记吃了。后来，被房主把它拆掉了，我们都感到非常 可惜。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生了这样一个信念：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是最幸福的。终于，慢慢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我常常在地沟边，岸埂上种上菜，在稻田的排 水沟里插上秧，经常拔草上肥，居然也得到一些收获。
我们家的日子比较好过，但并不宽裕。平时全家人省吃俭用，到了农历四、五月 间，青黄不接时，还要吃上两个月的米大麦。用米大麦做的麦米饭，看起来黄澄澄的，初吃起来香喷喷的，但毕竟赶不上稻米，吃多了就不是味道。我一闻到麦米饭 的气味，就恶心倒胃口，常常是整餐整顿地吃不进饭。每当这个时候，住在我家前面的程大姐，就把大米饭亲自送到我手里，我心中感激不尽。程大姐叫程胜香，因 为在何姓中辈份晚，虽然年纪和我母亲不相上下，我们也只得随何姓辈分把她叫大姐。程大姐家人口简单，夫妇俩和一个女儿，共三口人过日子，生活比我们家过得 要好。程大姐有一副善良的好心肠，待我们小孩特别好。她的女儿何桂莲，从小就和我们玩在一起。后来，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程大姐乐于助人，打起哈 哈来特别响亮，半边湾子都听得到。
我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童年留下的记忆都与战乱有关。我们湾子离宋埠很近，宋埠不仅是繁华 的商埠，也是鄂东的军事重镇，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历史上明末张献忠的义军曾兵临宋埠，清代长毛(太平军)造反也多次光顾宋埠。民国年间，宋埠四周都是 红区，国共之间你来我往，反反复复，相互战争像拉锯一般。到了抗日战争初期，第五战区李宗仁、白崇禧部，打完台儿庄战役后，率领得胜之师，从徐州撤退到宋 埠。司令部设在宋埠镇外郝铺的相公庙中。在保卫大武汉时，宋埠成了江北的大本营。那时，宋埠可热闹了。蒋介石曾亲自来视察，为表示与前线将士共甘苦，还在 这司令部驻地的小庙中住宿了一宵。受周恩来的委派，郭沫若带领抗敌演剧二、四、六队前来宋埠前线慰问演出。象金山、王莹这些文化名人，都荟集宋埠。日军原 准备从河南经麻城进攻武汉，由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孙连仲、宋希濂、张自忠、于学忠等坚守大别山防线，日军无法突破。后来，日军由水路从九江北上，占领 了武汉，宋埠也随后沦陷了。1938年9月24日（农历闰八月初一），日军攻占宋埠时，动用了大批飞机，对宋埠进行了狂轰滥炸，发泄对李宗仁的报复，把一 座号称“小汉口”的繁华城镇炸成百孔千疮的烂摊子。此后，日军在宋埠屈家巷设立“红部”，宋埠四周碉堡林立，老百姓尝尽了当“亡国奴”的痛苦。此间，抗日 斗争从未间断，有国民党程汝怀部的骚扰，有新四军五大队李先念部的进袭，宋埠成了抗日游击战的焦点。还有民众自发的抗日行为，铁门王岗的乡民就曾打死过一 名下乡打掳的日军。这些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当然这些事都是后来听说的。我记忆犹新的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事。日军投降 后，国民党第三兵团桂系张淦部驻扎在宋埠。我们家在抗战胜利前夕重新做了一栋上下两厅的新房，全部是时新的木板鼓皮花格窗子，很气派，在板桥湾也算得上是 上等的住宅。因此，每逢有军队来，我家的上厅或下厅半边房子就被占用。这些军队是什么番号，谁也搞不清楚，只记得军队的长官骑高头大马，带着打扮得妖模怪 样的年轻太太，还有小勤务兵。大多数军官是不欺负当地的老百姓的。有时对老百姓还施些小恩小惠。他们也喜欢小孩，经常拿些上好的糖果给我们尝，有时也给我 们吃他们的大米饭。记得比较清楚的是，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时攻打宋埠的情景。当时正是深秋季节，满畈的棉花正在吐絮，我和哥哥在上畈地里摘棉花。大炮 架在湾子的菜地里，许多军人手握枪枝，慌不择路地冲向宋埠，宋埠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听人说：这一仗打得好厉害，死了很多人，也捉了好多人。进出城门都有军 人把守。在城门口放有几大盆水，问是什么？说水的就放走，说xu(许)的就留下来。原来被围歼的是从东山包抄过来的“小保队”，那里人把水说成 xu(许)，他们初来乍到，口音一时也改不过来。大军用这种办法来分辨当地老百姓和“小保队”，办法虽然是简单了一点，但也很管用。 这次被俘的“小保队 ”有一两千人，后来，对其中的顽固分子，都被押到红安永佳河去处决了。他们在东山作恶多端，也是罪有应得。
这次战争后，安静了一 年多，没有打大仗，但是驻军不断。我家的房子成了军队长官的常驻地，这个部队走了，那个部队来了，象走马灯似的。最使老百姓担惊受怕的是拉壮丁。每有部队 来，就到处找年轻小伙子捉去当兵。不能当兵的，捉去送差。被捉去的人大多生命难保。所以，军队一来，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就到处躲藏。我父亲年轻时就被国民党 军捉去送差到九江，打在江西闹革命的共产党红军。后来他跑脱了，保着一条命回到家中，祖父母高兴得赶紧烧香敬菩萨。那时真是民不聊生，没有安稳的日子过。
青年人躲壮丁，老百姓“跑反”是经常的事。有一次“跑反”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的外婆家是铁门岗姜郑湾，离宋埠有二十多里路，是比较偏僻的丘 陵地区，战争的双方是不会到那里去的，我们“跑反”多是躲到那里去。“跑反”都是在晚上。我父亲用两个箩筐，一头坐着幼小的我，一头坐着我哥哥，黑灯瞎火 地顺着一条低矮的河堤，穿插在竹林树丛间，然后摇摇晃晃地从举水上一座独木桥上过河，有时干脆淌水过河，在旷野里摸黑走上十几里路，把我们送到姜郑湾。老 外婆家很穷，平时靠我们家接济着过日子。表舅李大伯忠厚老实，繁重的劳动压弯了他的腰。他很少话语，对我们这些表侄非常慈爱。他是帮人打长工的，在榨房里 打油，榨油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经常到榨房里玩耍，吃着炒熟了的棉籽，香喷喷油腻腻的，蛮有味道。湾子前面有一块旷大的屋基，我们常在屋基上跑跑跳 跳，玩石子。我们还经常到田畈池塘里摘荷叶，当作帽子戴在头上，玩得很开心。湾里还有一个姨伯，比较富裕，房子做得很好。在他家里，我们也是被当做上宾看 待。姨伯家里早先是行医的，有许多手抄的医书，可惜我们小孩不识货，拿着当废纸折牌子玩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和大人们一起，站在低矮的山丘上，观看飞机轰 炸宋埠的情景，火光一闪，烈焰腾空，大人们心急如焚，我们觉得蛮好玩的。现在想起来，就象放电影一样。
我的外婆家也在举水河东的 铁门岗，离宋埠有十多里路，是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湾里一半人家姓桑，一半人家姓于，湾名就叫桑于家湾。我的外公姓于，家里并不富裕，勉强能过日 子。我们到外婆家，也是父亲用箩筐挑着去的。这里也是丘陵地区，有坡没有山。比较有名的是豹子山，山上有座庙，有棵大树护卫着它。在铁门岗再没有比它更高 的山，很远就能看清这棵树。那时的铁门岗，到处是松树林，风一起，满畈呼呼地啸。如果在夜晚走路，蛮怕人的。山上有不少栗架树，我们最喜欢到山上去捡栗架 玩。这种栗架有大拇指大，椭圆珠形，能打豆腐，又白又嫩，这种豆腐我没尝过。现在才知道，这个栗架树，学名叫橡子树，所谓栗架，就是橡子。这里主产水稻， 土地面积大，劳动力缺乏，小孩子从小就赤身露体地在田畈里跌打。我们有时也下田去扯秧插秧。这里离宋埠远，很偏僻，生活过得比较安稳。
我的家乡却不一样，经常有飞机来宋埠上空盘旋，有时也扔下一两颗炸弹。离我们家不到十里的祝家院子，也建有飞机场，但只落过一次飞机，以后就没有启 用。我家房子后面是一大片竹林，为了躲飞机，湾子里许多人家在竹林堤埂下挖有藏身洞。飞机来了，就跑到洞里去躲起来。有时跑不及，大人就把小孩塞到大桌子 底下。现在想起来，这都是掩耳盗铃的事。没有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常在竹林子里玩耍，用野藤把两边大一点的竹子缠起来，人坐在野藤上打秋千，是经常玩的乐趣 事。
到1949年3月，解放军大部队南下，解放了宋埠，我们湾里驻扎了大批军队。这些军队纪律严明，待人和气，和老百姓相处很 好。他们一天到晚紧张地练兵，我们湾前的河沟上，用木料架起了独木桥，门口塘上也用木料捆扎着架起了独木桥，部队指战员成排成排地从桥上跑来跑去，常常有 人从桥上掉进了水里，他们爬上岸又继续操练，人人都非常勇敢，没有畏惧不前的。在我们湾子的稻场上，架起了木马、跳栏、爬杆，练兵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当时 我们只知道热闹好玩，并不知道他们是在为渡江作战进行战前操练。战士们非常乐观，走到那里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特别是在集合站队时，更是歌声嘹亮。他们 常唱的几首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等，常常是有一个人站在队前划脚舞手地打着拍子，大家跟着高声唱。 因为听得多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可以随口哼几句。
我们这里虽然解放了，但一切都是照旧，没有什么改变。种地的种地，卖菜的卖菜， 上学的上学，社会非常安定。到了5月份，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我们这里又热闹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是“过兵”。我们湾后就是汉（口）小（界岭）公路，经常有大 部队南下，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保甲长这些旧政权的小官，组织老百姓到公路上去，给“过兵”的部队送茶送水。接连几个月，军队过了一批又一批。过去看到军 队，老百姓都是提心吊胆。现在不同，人们习以为常。军队不但不骚扰百姓，还为百姓做事，比如挑水、打扫卫生等。
这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地驻军在举水沙滩上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放了许多鞭炮，甚至还朝天鸣枪，我们也跑到沙滩上去凑热闹。
到了1950年，我们这里才开始变革。上面派来了土改工作队，队长姓杨，还有两位女同志，就住在我们湾里。工作队来了以后，一边开展政治宣传，一边 发动群众搞诉苦运动。我们湾里的人家很穷，多是租种外村地主、富农的土地。地里一般种两季，冬春种小麦，收了小麦种棉花，棉花都是小籽花，产量很低，亩产 几十斤。种出的棉花由妇女纺成线，织成土布，拿到宋埠街上去卖，换成粮食回来。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织的土布，用黄土化成浆糊，放到里面揉一揉，然后漂洗干 净，算是上了色。好一点的人家，从街上买来靛，染成蓝不蓝、黑不黑的，穿在身上还褪色。姑娘出嫁，就请人印花，蓝黑底子白花花，也蛮好看的。如有穿着洋布 细布衣服的，那就是很不错的人家。除了麦子棉花，大宗作物是种蔬菜。我们这里的土地是沙质土壤，很肥沃，适合种各种蔬菜，人们也会种蔬菜。种菜卖钱是大多 数人家的主要生计。种菜要不了几多土地，多了也照应不过来。每户有几分地种上菜，挑到宋埠街上去卖，换几升米回来，有时顺便带几块鲜嫩豆腐回来煮白菜，买 几根油条或个把油饼，给小孩子吃。人们很满足这种自给自足的小日子。
我们湾里没有大富户，五、六十户人家，土改时没有一户地主。 只有一户人家划为富农，比起周围村子来，这家富农也不够格，只是矮子头上选将军吧。有两户是富裕中农，我家被划为中农。本湾无田地可分，分的都是别的湾子 里地主的土地。我家也分了亩把地。分田地时，由贫雇农来评，谁家分多少，一评二算，公道得很。然后用竹签子写上户主姓名，得地多少，是什么方位，插到地 头。
我们经常跑到别的湾子去看没收地主的财产。那时，地主分子要扫地出门，家里包括房屋在内，所有家具都要搬出来，重新分给贫雇 农。没收的财产堆积成山，有许多精致的家具，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们除了看热闹外，还要看稀奇。邓家堤的地主分子邓彩华，比较开明，他主动把自家的 所有财产都交出去了，我们也专门跑去看过，并没有贵重的物品，都是些陈旧的箱箱柜柜和花花绿绿的衣服。邓彩华是行医的，在乡间做了不少好事，口碑很好，人 民政府给他戴了一顶”开明绅士”的头衔。
最爽心的是庆祝胜利扭秧歌，打莲花棍。打莲花棍一般是儿童团的事，扭秧歌是青年男女的 事。领头的用白毛巾缠头，红带缠腰，一男一女，男的手握斧头，女的手拿镰刀，走在队伍前头，表示工农联盟。后面还有装扮成解放军、商人、学生的，表示大团 结的意思。他们边扭边唱，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些娱乐形式，都是军队从北方带来的。我们本地玩的是采莲船，不过这时不玩采莲船了，跟形势搞 新花样了。一玩就是几天，从这个湾子又玩到那个湾子，热闹非凡。人们从来没有玩得这么开心。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凑热闹，常随着秧歌队伍到处逛。
这时候，宋埠街上也很热闹。最热闹的地方要数中山台。这是一座八卦楼，是专门用来演戏的戏台，有一人多高。台前是个大广场，可以容纳上万人。每到逢 年过节，在这里公演地方楚剧，很受欢迎。看戏的人特别多，想看顶台的，一个劲地往前挤。到了台前，由于台太高，看戏的多仰着脖子往上望。那时没有扩音设 备，想看门道，听戏文，非吃这个苦不可。而我们小孩呢，看看热闹罢了。在戏场的边子上，花两三个铜板，买根用土办法熬成的鱼糖吃着玩。那时街上还有粽子、 汤圆卖。我的祖父上街看戏，总喜欢把我带着，每次总少不了买粽子和汤圆给我吃。这些在周边做小生意的，对象主要是我们这些小孩子。
之后是清匪反霸。那时经常在举水河边的杨树湾里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地主，枪毙反革命。有时也在宋埠湘帮河旁的沙洲上开大会，搭着高台，台下四周是带着 红袖章，扛着长矛的民兵站岗，不准随便走动。台上有武装民兵押着犯人。从前受过压迫的穷人，抢着上台控诉。控诉起来声泪俱下，不时有人高呼口号。当时没有 扩音设备，全凭大嗓门喊，台下成千成万的群众随着举拳头。台上喊的是什么内容，没有人去管。这时候，我们也跟着去看热闹。我们才不管大人们的事，哪里人 多，就往那里钻。更多的时候是跑到沙滩上去捡贝壳，捡着贝壳带回家去翻个个玩。沙滩里经常可以捡到铜钱，大概是发洪水时，把富人家埋在地里的铜钱冲进河滩 的缘故。听到枪声一响，知道是枪毙人了。胆大的，还跑过去看死人。我是不敢去的。
随着地主的封建政权被摧毁，封建神权也被打倒。 旧社会，一姓有一个祠堂。祠堂不仅有神权、还有族权、法权。同姓中谁做了错事，可以在祠堂内罚跪、罚打、甚至处死。从我们湾到宋埠去的大路旁，有两座祠 堂，一座是程氏祠堂，一座是何氏祠堂。两座祠堂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风景很幽静，四周竹林自然形成篱笆，平时很少有人去。我是跟着我母亲去过两次，大概是 求神拜佛吧。到了这个时候，祠堂庙宇也成了打击对象。庙里的住持是位老道姑，挨了斗争。一位年轻的道姑，还俗嫁了人。庙产被分了，庙里大大小小菩萨都被推 倒了，堆放在露天里。过去我们小孩子见了菩萨那凶神恶煞的样子，都非常害怕。现在不知哪来的胆，拿着棍子在这个菩萨头上敲敲，在那个菩萨头上磕磕。后来又 发现大菩萨的背后都有一个洞，内面有用铁片做的心肝五脏。就动起手来，挖了菩萨的心肝五脏。有的小伙伴还把小菩萨带回家去玩，我们这些“野蛮”行动，遭到 一些老太婆的责骂。有的老太婆见了，连声说：“造孽呀，造孽呀！”不声不响地把这些小菩萨，请回家中偷偷地供奉着。这些大菩萨，后来都被民兵劈做柴火烧 了，祠堂改做了学校。
这样不知不觉混到我该上学了。到1951年春季，我已满了八周岁，是吃九岁饭的年龄了。父母把我送到设在何氏祠堂的李胜小学去发蒙读书。从此，我从小学到高中，读了十二年书，度过人生从少年到青年的大好时光。
正是:
寒窗苦读业基精，广阔天地勤耕耘，
记者秉笔留青史，从政为民献丹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