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0周年,Ottawa有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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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国民党闹革命，血战近30年，上次共党闹革命，更是血流漂杵；这两次至少有点成就。本次民运闹革命，如果闹大，恐怕更要千万人肝脑涂地了，好处呢？改朝换代后带兵的还是老巴总，不同的是中国肯定再一次沦为半殖民地，民主是美国人操纵下的民主，自由是美国人的自由，普通百姓其他什么都不会有，反对完李鹏的贪污就只有接受赵紫阳的贪污，反对完邓小平的残暴就只有接受魏电工和柴玲们的残暴，如此而已。何况改朝换代也是在共党内部进行，一派共党得势，分些残羹给其追随者。反对贪污的朱镕基全家都在大贪而且是国际买办资本的爪牙。有些人死得重如泰山，有些生命轻如鸿毛，不幸参与其中被当作棋子利用，死了还替别人数钱这种死法毫无疑问轻如鸿毛，可怜又可恶，承认现实吧。这件事还是这样默默自己过去比什么都好。
中国少则1，350，000，000人口，人均寿命73计，每日18，500，000要死掉，多三百少五百真没有什么特别。
中国少则1，350，000，000人口，人均寿命73计，每日18，500，000要死掉，多三百少五百真没有什么特别。
好奇怪 竟然不去谴责开枪杀人者 而把所有责任推给学运 仿佛王丹之流是杀人凶手似的
王丹有错，他们不过是几个20岁出头的学生而已，老共确是犯下杀人大罪
说到被利用，王丹等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孩,以为土共也是书生 什么都可以谈, 谁都没有想到老共这么狠 连学生都敢杀
当时连土共内的高官都看不下去 远走海外，比如张炜(当年30出头 天津团委书记,开发区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
你说的正是是我心里想的。虽然我没经历过，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让后来人不可能给这次事件有什么高的评价。哪次推进历史进程的事件没有领袖人物流血牺牲的，为主义献出生命从来都是崇高的使命。嘿嘿，六四没有，六四的学生领袖不但没有任何损失还安全到了国外。可怜的是无辜的学生（如果真有流血的话）和他们的家人。显而易见是一次有预谋的以学生生命为人质以平民关心的反腐败为幌子的颠覆中国的活动。他们的成功就是把中国民主到现在的伊拉克现状。是非成败历史自有定论，也不是这些人叫嚣就会让人认同的。6。4纪念我是不会去的，因为组织它的人的目的是邪恶而非正义。而且也不是为那些无辜的生命。无辜的生命我会在心里为他们不值，默哀。但是决不会因为这个善良的心愿让唯恐中国不亡的人利用。
谁来纪念被帝国主义杀害的无数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
十九世纪最后几年里，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疯狂势头，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1900年象火山一般地爆发了出来。这次运动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强烈仇恨和无比义愤，是长期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发展的高峰，也是多年来此伏彼起遍及全国各地的群众反教会斗争的一个总汇合。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在山东、冀南、豫东、苏北等地流传，是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它同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有渊源上的联系，具有较浓厚的迷信色彩。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德、英分别强占胶州湾、威海卫以后，山东群众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起来。大刀会、红拳会等秘密组织逐渐同义和拳合流，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在各地进行分散、自发的毁教堂、逐教士、斗教民（指加入天主教、基督教的中国信徒）等活动。德国山东主教安治泰表示，德占胶州湾是激发群众反教斗争显著增多的“第一个和主要原因”。这个说法无疑是确切的。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实行野蛮残暴的镇压。德国以胶州湾为基地，积极向内地扩大侵略，附近地区居民无故被戕杀者甚众。1899年3 月，三名德国人窜到日照被当地村民驱逐，德军立即开到出事地点，焚烧两个村庄，随后，另一队德军闯入日照县城，扬言要对扣押德国传教士的行为实行报复，占据县城达六个星期之久，撤退时还抓走一些人当“人质”。又一队德军接着到兰山焚毁韩家村民房三百余间。同年5 月，德军打死反对修筑铁路的高密县群众九人。荣成县群众反对威海卫英国当局划界立石，英军开枪行凶，打死群众十六名。帝国主义者恃强逞凶，任意杀人，理所当然地激起群众的憎恨。1898年，冠县义和拳首举反帝斗争的义旗，震动鲁、冀两省毗连地区，随即山东高唐、恩县、临清、茌平、平原一带群众，或者聚集示威，或者与教士、教民开展斗争，造成巨大的声势。平原义和拳在岗子李庄、森罗殿同地方营队的战斗，更加促进运动的大发展。山东全省特别是东昌、泰安、武定、济南等府所属州县的群众极大地发动起了。
帝国主义者害怕群众的反抗斗争，要挟清政府督责地方官加强镇压。当义和拳在鲁西北的活动初露锋芒时，当地外国教士胆战心惊，要求英、美、德、法等公使胁迫清政府督促地方官吏镇压义和团。清政府顺从他们的要求，任命以屠杀大刀会著称的原山东按察使毓贤为巡抚。毓贤抵任后，派出营队到平原、冠县、高唐等地反复扫荡，诱捕朱红灯等义和团首领。但外国教士对毓贤仍不满意，指责他偏袒义和拳，玩忽职守。12月初，恩县庞庄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致电公使康格说：“山东、直隶义和拳叛乱，波及二十个州县，蔓延甚速”，他们“发誓杀死教徒，消灭外国人。四国公使如不联合起来施加压力，庞庄、临清、济南府的美国人认为局势近于无望。”康格据此照会总理衙门，他说：“除非帝国政府采取某些立即见效的措施，扑灭匪徒，否则，外间将证实这一信念，即中国故意漠视一个重大的问题，其结果将导致它曾允许加以保护的外国人的无谓牺牲，而为自己带来最严重的困难。”康格要求撤换毓贤，示意由袁世凯继任。他说：“如果这位巡抚（指毓贤）不愿或者不能控制暴徒，保护人民，他就应该立刻被调离，而另委一既愿且能者接替。如果他兵力不足，就应该从天津调派训练有素的军队去帮助他。”康格的照会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清政府在美国胁迫下，立即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帝国主义者表示满意，康格夸奖袁世凯“能干、勇敢、有胆量”。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说，袁世凯出任巡抚，“将在该省开创一个新纪元。”袁世凯到任后，残民媚外，特别对鲁西北义和团实行血腥镇压，遭到群众的唾骂，山东人民称之为“鬼子巡抚”，以示痛恨。
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戊戌政变后，囚禁光绪帝，支持、同情变法的官吏或死或逃，或者被革职监禁，统治力量因分裂而遭到削弱。在立储问题上，帝国主义反应冷淡，顽固派因此大为不满。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人猜疑列强迟早会用武力拥立光绪帝，剥夺他们的权势。在这种内外多事的情势下，袁世凯屠杀义和团得不到他们积极的支持。御史言官一时纷纷陈奏西太后，指出在民族危机严重关头，抑民扶教是极其危险的。他们说义和团即使闹事，毕竟是中国老百姓，教民心向外国教会，实际上成了“洋民”。有些人还指责袁世凯办理不当，要求免去他的巡抚职务。清政府因内部意见不同，一反过去办事拖沓的积习，在不到十天内（从1899年12月26日到第二年1 月3 日），接连三次电令袁世凯，要他“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命令他要“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等等。这是很不寻常的。1900年1 月11日，清政府又发布了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要把会同匪区别开来，不同对待，不能把入会的人一概视为匪徒。此后办理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清政府企图保持内部掌权的对立的两派之间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义和团的存在。
帝国主义对这道上谕的反应，极为强烈。法国代办说谕旨语气含糊，模棱两可。美国公使说它措辞奇怪，令人担忧。英国公使据此怀疑清政府有鼓励义和团和大刀会的倾向，说他们从传教士那里“证实了起初存在的顾虑”，于是决定在继续要求惩办对义和团镇压不力的地方官的同时，把施加压力的重点转到清朝中央政府方面。
对清政府的头一个压力就是借上述谕旨大做文章。1900年1 月25日，法国公使毕盛纠集英、美、德三国公使会商对策。两天后，他们（意大利公使也参加）向总理衙门提出同文照会，对上谕进行指责，说它给人的印象是政府对义和拳和大刀会这样的结社具有好感，要求再发布上谕，指名对两者“进行全面镇压和取缔”，并明白宣布“凡加入其中任何一个结社或窝藏其任何成员者，为触犯中国法律的刑事犯罪。” 2月25日总理衙门复照说：皇帝于“ 2月19日已寄谕直隶、山东督抚，责成他们张贴布告，取缔义和拳。上谕全文已照录在告示里”，并将直隶总督裕禄奉旨严禁义和拳的告示分送各国使馆。五国公使对告示中只提义和拳，不提大刀会进行挑剔，对上谕没有在《京报》上刊出纠缠不休。他们于3 月2 日又提出同文照会，要求总理衙门照提出的要求办事。总理衙门向各公使竭力辩解说，《京报》只刊登刚发布的明谕，给直、鲁督抚的是寄谕，且为时已久，照例不再登《京报》。他们说，寄谕比明谕更迅速郑重。3 月10日，五国公使再一次提交前述内容的同文照会，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并恐吓说，如中国政府不照办，他们将报请各该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在华侨民的安全。窦纳乐建议其他公使，如果清政府不作出满意答复，各国派军舰到大沽示威，得到其他公使的附和。
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英、俄在远东的对立，妨碍了它们采取一致的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对窦纳乐的牵头很恼火，他批复说：“不问我一声就这样于是愚蠢的。参加示威的国家将趁机捞取好处。”他训令窦纳乐保持静观态度。为了顾全他的面子，英国政府还是于3 月25日派两艘军舰驶往大沽，但附有特别训令，该两舰的活动限于保护英国人的生命，不得参与其他国家军舰的共同行动。法国政府在同各国的协商中，发现英国对海军示威不积极，俄国表示反对，便决定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再说。这次海军示威实际上成了英国一家的独脚戏。3 月29日，英舰“仙女”号和“快捷”号驶 抵大沽，但其他国家军舰迟迟不来。窦纳乐直到4 月6 日，才纠合四国公使派一名译员到总理衙门进行胁逼，限四十八小时内作出答复。4 月7 日，美舰一艘、意舰二艘姗姗来迟，到达大沽，法舰一艘来得更晚，德舰停泊在胶州湾，没有出动。总理衙门同一天送出同文复照。它说：本衙门已两次通知阁下，一道指名查禁义和团的上谕，已在直隶、山东督抚的告示中全文照录，广为散发，其中山东的告示并提到大刀会。贵大臣所请要节，本衙门均已切实照办。该上谕由内廷迳寄直、鲁督抚，未经总理衙门，故未在《京报》发表。本衙门碍于权限和规章，无能为力，此中困难，想能见谅云云。争持很久的问题出人意料地得到解决。4 月12日，五国公使的同文照会放弃了在《京报》发表上谕的要求，但同
时宣称，中国政府应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过了几天，《京报》发表直隶总督裕禄的奏折，其中包含指名查禁义和团的上谕全文。各国公使对此感到满意，康格说：“中国政府终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时间，实现了五国公使同文照会上的要求。”此后，各国先后撤走了在大沽的军舰。
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不可能停止的，中国人民的反抗当然也不会停歇。在五国公使要挟清政府镇压义和团期间，群众斗争一直在迅速发展。3 月间，义和团发展到涿州、易州等处。4 月中，少数义和团到芦沟桥活动。5 月22日，涞水、定县等处义和团同清军交战，击毙派来镇压的淮军副将杨福同，击溃其所率马队；5月27 日又占领涿州城。义和团如火燎原的发展势头使帝国主义者十分恐慌。5 月19日，外交团传阅北京法国主教樊国樑（Alphonse Favier ）致法国公使的一封密信，它说北京形势十分严重，义和团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这座城市。宗教迫害只是幌子，消灭欧洲人才是目的。北京的同伙正等待着他们，先进攻教堂，再攻打使馆，对北堂的人来说，他们进攻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樊国樑在中国三十多年，同各阶层有广泛接触，掌握一个庞大的情报网。他的信受到各国公使的重视。21日的外交团会议上决定各自电告本国政府，要求派出军舰准备海军示威或派遣使馆卫队进京。外交团首席公使西班牙的葛络干（B.J.Cologan ）以全体代表名义照会总理衙门，提出逮捕义和团及其支持者、惩办镇压不力的官员等六项条件，限五日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德国公使克林德（von Ketteler ）在随后一次会议上发出瓜分中国的叫嚣，说只海军登陆是不够的，列强更积极地实行干涉的时机已到。他们不听清政府的劝阻，于5 月31日和6 月3 日，调集在大沽的八国海军四百二十六名，分两批到达北京。随着使馆卫队的入京，群众反抗情绪更加高涨，形势越发混乱。窦纳乐6 月5 日会见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劻后报告英政府说，庆王承认，他不能保证北京的安全。英国外交部于是撤销4 月初对窦纳乐的不要带头、凡事后退的训令，取消对在华外交、军事人员的约束，授以便宜行事的权力。海军部致电远东舰队司令西摩（E.H.Seymour ）中将说：“可以和其他各国舰队司令官一起，采取你认为适当可行的措施。”索尔兹伯理电告窦纳乐说：“局势是困难的，你酌情处理事务的自由，必须完全不受限制。”他叮嘱说：“可能会出现许多危险，最严重的是俄国将占领整个的或部分的北京城，那就很难把他们撵走。为此，我们要尽可能地不使它如愿以偿。它如露出要这样干的迹象，我们就应当尽量占领一些重要地区。当然要同其他国家商量，但那是次要的。”同一天，索尔兹伯理把同样的电文，通过海军部转告西摩。6 月9 日上午和夜间，西摩接到窦纳乐求援急电，连夜率军登陆，随即向北京进发。帝国主义对义和团由胁迫清政府加以压制发展到了亲自出马直接进行镇压的阶段。
俄国公使格尔思（М. Н. Гирс）在这段时间里，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玩弄卑劣手段，一方面参预各国公使威胁清政府的密谋，一方面又向清廷讨好，提供有关义和团活动和外交团内部策划的情报，显得与其他帝国主义不同。4 月中，他把搜集到的义和团初到芦沟桥活动的人数、装备等情况密报清政府，要求派军队弹压。5 月中，外交团开会决定调兵到北京，格尔思告诉总理衙门，只是由于他“从中开导，极力劝阻，故（派兵事）暂作罢论。”他还说：“因念中俄数百年友谊，不忍看各国派兵来京，扰乱中国”，“而各国之内，又有以中国现在有事为幸者，其心意可知。”就是这个一再表白以“友谊”为重的格尔思，于四天后，即5 月19日，密电沙俄太平洋舰队司令，要求“派载有陆战队的军舰到秦皇岛，决定在必要时召陆战队来此间（指北京）”。俄国政府根据他的请求，派遣一千七百名俄军来大沽。但他们到达时，西摩已经率各国联合特遣军前往北京。这支俄军滞留在天津租界里，成为后来对抗天津义和团的主力，它以特别的凶悍和残暴博得帝国主义的赏识，在史册上留下可耻的恶名。
日军在安定门外斩杀被俘的义和团员
图为日军在清政府的巡捕的协助下，在安定门外斩杀被俘的义和团员。
八国联军在京郊就地劈杀被俘义和团员
1900年9月3日，八国联军在京城继续搜杀义和团，并不断往近畿各地发兵剿团。市民见“俄兵大队自崇文门而北，系在近畿剿义和团，奏凯而旋，获团旗甚多，挟之马上。美兵亦有出队者。”
5日，“各处洋人在街巷挨户捉人，名曰苦力，与之赴城外四乡割打高粱、玉米、青草，抬送至各驻兵之处喂马。来往皆有洋人押随，稍不努力，即遭毒打，苦不可言，无论仕农工商一并捉拿，多有全家被捉者”。
7日，八国联军轰西红门团民。“又黄村拳亦不少，洋兵往击散，遂乘势轰其村，平之”。赫德与奕匡言：“近日南苑内时有枪声，经洋兵十余人驰往攻击，竟枪毙义和拳数百”。
11日，联军1700余人，携大炮6门，又攻良乡县城。义和团阵亡250余人，城破。团民被杀无数。联军凯歌返京。目击者说：“洋兵大队鼓乐由彰仪门入者千余。领队者，执良乡某屯义和团旗，又有清道旗一面，复有十余旗，皆大书 ‘义和团’，又有‘守望相助’字样；并有拳匪刀矛多件。步队在前，马队在后，炮车夹而行。尾车拴黄牛三，驴一。”良乡团民“计死四千余人。”
同日，京师户部衙署被焚，延及礼部。因“户部银库钱库均被各国盗劫一空，故放火焚烧以绝口实”。
16日，八国联军组成“征讨队”前往八大处一带剿杀义和团，炸毁宝塔一座，焚毁灵光寺、笔墨园等处寺庙。
19日，联军往京郊西山观音村剿杀义和团，全村为炮火所毁，团民百余人被杀。
图为八国联军在京郊，野蛮地将被俘的义和团员就地劈杀。
八国联军四出伐剿捕杀京郊义和团员
图为义和团员在北京菜市口被杀。
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于民国14年5月30日，肇因于上海工人反抗日本工厂厂主，学生支持工人，在上海英租界被枪杀，演成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流血斗争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经济剥削为主，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民国14年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
十九世纪最后几年里，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疯狂势头，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1900年象火山一般地爆发了出来。这次运动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强烈仇恨和无比义愤，是长期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发展的高峰，也是多年来此伏彼起遍及全国各地的群众反教会斗争的一个总汇合。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在山东、冀南、豫东、苏北等地流传，是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它同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有渊源上的联系，具有较浓厚的迷信色彩。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德、英分别强占胶州湾、威海卫以后，山东群众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起来。大刀会、红拳会等秘密组织逐渐同义和拳合流，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在各地进行分散、自发的毁教堂、逐教士、斗教民（指加入天主教、基督教的中国信徒）等活动。德国山东主教安治泰表示，德占胶州湾是激发群众反教斗争显著增多的“第一个和主要原因”。这个说法无疑是确切的。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实行野蛮残暴的镇压。德国以胶州湾为基地，积极向内地扩大侵略，附近地区居民无故被戕杀者甚众。1899年3 月，三名德国人窜到日照被当地村民驱逐，德军立即开到出事地点，焚烧两个村庄，随后，另一队德军闯入日照县城，扬言要对扣押德国传教士的行为实行报复，占据县城达六个星期之久，撤退时还抓走一些人当“人质”。又一队德军接着到兰山焚毁韩家村民房三百余间。同年5 月，德军打死反对修筑铁路的高密县群众九人。荣成县群众反对威海卫英国当局划界立石，英军开枪行凶，打死群众十六名。帝国主义者恃强逞凶，任意杀人，理所当然地激起群众的憎恨。1898年，冠县义和拳首举反帝斗争的义旗，震动鲁、冀两省毗连地区，随即山东高唐、恩县、临清、茌平、平原一带群众，或者聚集示威，或者与教士、教民开展斗争，造成巨大的声势。平原义和拳在岗子李庄、森罗殿同地方营队的战斗，更加促进运动的大发展。山东全省特别是东昌、泰安、武定、济南等府所属州县的群众极大地发动起了。
帝国主义者害怕群众的反抗斗争，要挟清政府督责地方官加强镇压。当义和拳在鲁西北的活动初露锋芒时，当地外国教士胆战心惊，要求英、美、德、法等公使胁迫清政府督促地方官吏镇压义和团。清政府顺从他们的要求，任命以屠杀大刀会著称的原山东按察使毓贤为巡抚。毓贤抵任后，派出营队到平原、冠县、高唐等地反复扫荡，诱捕朱红灯等义和团首领。但外国教士对毓贤仍不满意，指责他偏袒义和拳，玩忽职守。12月初，恩县庞庄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致电公使康格说：“山东、直隶义和拳叛乱，波及二十个州县，蔓延甚速”，他们“发誓杀死教徒，消灭外国人。四国公使如不联合起来施加压力，庞庄、临清、济南府的美国人认为局势近于无望。”康格据此照会总理衙门，他说：“除非帝国政府采取某些立即见效的措施，扑灭匪徒，否则，外间将证实这一信念，即中国故意漠视一个重大的问题，其结果将导致它曾允许加以保护的外国人的无谓牺牲，而为自己带来最严重的困难。”康格要求撤换毓贤，示意由袁世凯继任。他说：“如果这位巡抚（指毓贤）不愿或者不能控制暴徒，保护人民，他就应该立刻被调离，而另委一既愿且能者接替。如果他兵力不足，就应该从天津调派训练有素的军队去帮助他。”康格的照会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清政府在美国胁迫下，立即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帝国主义者表示满意，康格夸奖袁世凯“能干、勇敢、有胆量”。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说，袁世凯出任巡抚，“将在该省开创一个新纪元。”袁世凯到任后，残民媚外，特别对鲁西北义和团实行血腥镇压，遭到群众的唾骂，山东人民称之为“鬼子巡抚”，以示痛恨。
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戊戌政变后，囚禁光绪帝，支持、同情变法的官吏或死或逃，或者被革职监禁，统治力量因分裂而遭到削弱。在立储问题上，帝国主义反应冷淡，顽固派因此大为不满。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人猜疑列强迟早会用武力拥立光绪帝，剥夺他们的权势。在这种内外多事的情势下，袁世凯屠杀义和团得不到他们积极的支持。御史言官一时纷纷陈奏西太后，指出在民族危机严重关头，抑民扶教是极其危险的。他们说义和团即使闹事，毕竟是中国老百姓，教民心向外国教会，实际上成了“洋民”。有些人还指责袁世凯办理不当，要求免去他的巡抚职务。清政府因内部意见不同，一反过去办事拖沓的积习，在不到十天内（从1899年12月26日到第二年1 月3 日），接连三次电令袁世凯，要他“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命令他要“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等等。这是很不寻常的。1900年1 月11日，清政府又发布了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要把会同匪区别开来，不同对待，不能把入会的人一概视为匪徒。此后办理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清政府企图保持内部掌权的对立的两派之间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义和团的存在。
帝国主义对这道上谕的反应，极为强烈。法国代办说谕旨语气含糊，模棱两可。美国公使说它措辞奇怪，令人担忧。英国公使据此怀疑清政府有鼓励义和团和大刀会的倾向，说他们从传教士那里“证实了起初存在的顾虑”，于是决定在继续要求惩办对义和团镇压不力的地方官的同时，把施加压力的重点转到清朝中央政府方面。
对清政府的头一个压力就是借上述谕旨大做文章。1900年1 月25日，法国公使毕盛纠集英、美、德三国公使会商对策。两天后，他们（意大利公使也参加）向总理衙门提出同文照会，对上谕进行指责，说它给人的印象是政府对义和拳和大刀会这样的结社具有好感，要求再发布上谕，指名对两者“进行全面镇压和取缔”，并明白宣布“凡加入其中任何一个结社或窝藏其任何成员者，为触犯中国法律的刑事犯罪。” 2月25日总理衙门复照说：皇帝于“ 2月19日已寄谕直隶、山东督抚，责成他们张贴布告，取缔义和拳。上谕全文已照录在告示里”，并将直隶总督裕禄奉旨严禁义和拳的告示分送各国使馆。五国公使对告示中只提义和拳，不提大刀会进行挑剔，对上谕没有在《京报》上刊出纠缠不休。他们于3 月2 日又提出同文照会，要求总理衙门照提出的要求办事。总理衙门向各公使竭力辩解说，《京报》只刊登刚发布的明谕，给直、鲁督抚的是寄谕，且为时已久，照例不再登《京报》。他们说，寄谕比明谕更迅速郑重。3 月10日，五国公使再一次提交前述内容的同文照会，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并恐吓说，如中国政府不照办，他们将报请各该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在华侨民的安全。窦纳乐建议其他公使，如果清政府不作出满意答复，各国派军舰到大沽示威，得到其他公使的附和。
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英、俄在远东的对立，妨碍了它们采取一致的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对窦纳乐的牵头很恼火，他批复说：“不问我一声就这样于是愚蠢的。参加示威的国家将趁机捞取好处。”他训令窦纳乐保持静观态度。为了顾全他的面子，英国政府还是于3 月25日派两艘军舰驶往大沽，但附有特别训令，该两舰的活动限于保护英国人的生命，不得参与其他国家军舰的共同行动。法国政府在同各国的协商中，发现英国对海军示威不积极，俄国表示反对，便决定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再说。这次海军示威实际上成了英国一家的独脚戏。3 月29日，英舰“仙女”号和“快捷”号驶 抵大沽，但其他国家军舰迟迟不来。窦纳乐直到4 月6 日，才纠合四国公使派一名译员到总理衙门进行胁逼，限四十八小时内作出答复。4 月7 日，美舰一艘、意舰二艘姗姗来迟，到达大沽，法舰一艘来得更晚，德舰停泊在胶州湾，没有出动。总理衙门同一天送出同文复照。它说：本衙门已两次通知阁下，一道指名查禁义和团的上谕，已在直隶、山东督抚的告示中全文照录，广为散发，其中山东的告示并提到大刀会。贵大臣所请要节，本衙门均已切实照办。该上谕由内廷迳寄直、鲁督抚，未经总理衙门，故未在《京报》发表。本衙门碍于权限和规章，无能为力，此中困难，想能见谅云云。争持很久的问题出人意料地得到解决。4 月12日，五国公使的同文照会放弃了在《京报》发表上谕的要求，但同
时宣称，中国政府应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过了几天，《京报》发表直隶总督裕禄的奏折，其中包含指名查禁义和团的上谕全文。各国公使对此感到满意，康格说：“中国政府终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时间，实现了五国公使同文照会上的要求。”此后，各国先后撤走了在大沽的军舰。
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不可能停止的，中国人民的反抗当然也不会停歇。在五国公使要挟清政府镇压义和团期间，群众斗争一直在迅速发展。3 月间，义和团发展到涿州、易州等处。4 月中，少数义和团到芦沟桥活动。5 月22日，涞水、定县等处义和团同清军交战，击毙派来镇压的淮军副将杨福同，击溃其所率马队；5月27 日又占领涿州城。义和团如火燎原的发展势头使帝国主义者十分恐慌。5 月19日，外交团传阅北京法国主教樊国樑（Alphonse Favier ）致法国公使的一封密信，它说北京形势十分严重，义和团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这座城市。宗教迫害只是幌子，消灭欧洲人才是目的。北京的同伙正等待着他们，先进攻教堂，再攻打使馆，对北堂的人来说，他们进攻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樊国樑在中国三十多年，同各阶层有广泛接触，掌握一个庞大的情报网。他的信受到各国公使的重视。21日的外交团会议上决定各自电告本国政府，要求派出军舰准备海军示威或派遣使馆卫队进京。外交团首席公使西班牙的葛络干（B.J.Cologan ）以全体代表名义照会总理衙门，提出逮捕义和团及其支持者、惩办镇压不力的官员等六项条件，限五日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德国公使克林德（von Ketteler ）在随后一次会议上发出瓜分中国的叫嚣，说只海军登陆是不够的，列强更积极地实行干涉的时机已到。他们不听清政府的劝阻，于5 月31日和6 月3 日，调集在大沽的八国海军四百二十六名，分两批到达北京。随着使馆卫队的入京，群众反抗情绪更加高涨，形势越发混乱。窦纳乐6 月5 日会见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劻后报告英政府说，庆王承认，他不能保证北京的安全。英国外交部于是撤销4 月初对窦纳乐的不要带头、凡事后退的训令，取消对在华外交、军事人员的约束，授以便宜行事的权力。海军部致电远东舰队司令西摩（E.H.Seymour ）中将说：“可以和其他各国舰队司令官一起，采取你认为适当可行的措施。”索尔兹伯理电告窦纳乐说：“局势是困难的，你酌情处理事务的自由，必须完全不受限制。”他叮嘱说：“可能会出现许多危险，最严重的是俄国将占领整个的或部分的北京城，那就很难把他们撵走。为此，我们要尽可能地不使它如愿以偿。它如露出要这样干的迹象，我们就应当尽量占领一些重要地区。当然要同其他国家商量，但那是次要的。”同一天，索尔兹伯理把同样的电文，通过海军部转告西摩。6 月9 日上午和夜间，西摩接到窦纳乐求援急电，连夜率军登陆，随即向北京进发。帝国主义对义和团由胁迫清政府加以压制发展到了亲自出马直接进行镇压的阶段。
俄国公使格尔思（М. Н. Гирс）在这段时间里，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玩弄卑劣手段，一方面参预各国公使威胁清政府的密谋，一方面又向清廷讨好，提供有关义和团活动和外交团内部策划的情报，显得与其他帝国主义不同。4 月中，他把搜集到的义和团初到芦沟桥活动的人数、装备等情况密报清政府，要求派军队弹压。5 月中，外交团开会决定调兵到北京，格尔思告诉总理衙门，只是由于他“从中开导，极力劝阻，故（派兵事）暂作罢论。”他还说：“因念中俄数百年友谊，不忍看各国派兵来京，扰乱中国”，“而各国之内，又有以中国现在有事为幸者，其心意可知。”就是这个一再表白以“友谊”为重的格尔思，于四天后，即5 月19日，密电沙俄太平洋舰队司令，要求“派载有陆战队的军舰到秦皇岛，决定在必要时召陆战队来此间（指北京）”。俄国政府根据他的请求，派遣一千七百名俄军来大沽。但他们到达时，西摩已经率各国联合特遣军前往北京。这支俄军滞留在天津租界里，成为后来对抗天津义和团的主力，它以特别的凶悍和残暴博得帝国主义的赏识，在史册上留下可耻的恶名。
日军在安定门外斩杀被俘的义和团员
图为日军在清政府的巡捕的协助下，在安定门外斩杀被俘的义和团员。
八国联军在京郊就地劈杀被俘义和团员
1900年9月3日，八国联军在京城继续搜杀义和团，并不断往近畿各地发兵剿团。市民见“俄兵大队自崇文门而北，系在近畿剿义和团，奏凯而旋，获团旗甚多，挟之马上。美兵亦有出队者。”
5日，“各处洋人在街巷挨户捉人，名曰苦力，与之赴城外四乡割打高粱、玉米、青草，抬送至各驻兵之处喂马。来往皆有洋人押随，稍不努力，即遭毒打，苦不可言，无论仕农工商一并捉拿，多有全家被捉者”。
7日，八国联军轰西红门团民。“又黄村拳亦不少，洋兵往击散，遂乘势轰其村，平之”。赫德与奕匡言：“近日南苑内时有枪声，经洋兵十余人驰往攻击，竟枪毙义和拳数百”。
11日，联军1700余人，携大炮6门，又攻良乡县城。义和团阵亡250余人，城破。团民被杀无数。联军凯歌返京。目击者说：“洋兵大队鼓乐由彰仪门入者千余。领队者，执良乡某屯义和团旗，又有清道旗一面，复有十余旗，皆大书 ‘义和团’，又有‘守望相助’字样；并有拳匪刀矛多件。步队在前，马队在后，炮车夹而行。尾车拴黄牛三，驴一。”良乡团民“计死四千余人。”
同日，京师户部衙署被焚，延及礼部。因“户部银库钱库均被各国盗劫一空，故放火焚烧以绝口实”。
16日，八国联军组成“征讨队”前往八大处一带剿杀义和团，炸毁宝塔一座，焚毁灵光寺、笔墨园等处寺庙。
19日，联军往京郊西山观音村剿杀义和团，全村为炮火所毁，团民百余人被杀。
图为八国联军在京郊，野蛮地将被俘的义和团员就地劈杀。
八国联军四出伐剿捕杀京郊义和团员
图为义和团员在北京菜市口被杀。
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于民国14年5月30日，肇因于上海工人反抗日本工厂厂主，学生支持工人，在上海英租界被枪杀，演成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流血斗争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经济剥削为主，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民国14年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公共租界巡捕武装镇压示威者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北京学生第二天即响应，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风起云涌，进行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民意沸腾。
6月1日北京外交部向驻京公使团领袖意国公使提出抗议：
“为照会事，据报告本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大学生因为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两事，在公共租界捕房门首游行演说，以示抗议。而捕房竟以武力干涉，捕去学生四十余人，登时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等情。本总长得悉之余，至深骇异，似此不幸之事，应请贵公使特别注意。查该学生等，均系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向贵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议，并声明保留俟查明详情后，再提出相当之要求，并请贵公使将前项情形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公使查照，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一日。”
6月4日公使团复函竟婉拒中国之抗议，认为上海租界当局已很宽大，于是北京外交部于4日再提第二次抗议：
“为照会事，上海公共租界枪击华人一案，业经本总长于本月一日向贵公使提出抗议，并请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在案。乃续据上海报告，租界捕房于本月一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其以前被捕之人，仍未完全释放。又据报告所有伤毙之人，枪弹多从背入，巡捕无一死伤，显系任意轰击，毫无理由各等情。查公共租界官吏出此激烈行为，迫动公愤，致发生商工各界多数罢市罢工之不良效果，似此蔑视人道，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再向贵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并请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国公使，迅电上海领事团立饬停止枪击，以免再肇惨祸，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6月6日公使团答复仍不着边际，北京外交部再于6月11日提第三次之抗议：
“为照会事，接准本月四日及六日来照，内开贵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深愿对于此次上海不幸之事故，与中国政府具同一和平之观念，并准贵公使声明，关于禁用武器一节，业经重行训令上海公共租界捕房，以后必采恪守各等因，本总长业经阅悉。惟查当初租界官吏所采取对于学生和平行动之取缔办法，系属失当，毫无疑义。又如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一日等捕房之举动，实可谓为激成事变之肇端。因老闸捕房，既未预先鸣号，警告群众，又非如来照所称，该捕房处于危在俄顷，不得不用武器之境遇，竟贸然出此激烈之举动。故欲以上星期惨事之责任，诿诸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佥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的先行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而来照所称同具和平之观念，亦足以资证明，以便进行交涉。为此照会贵公使查照，希即转达有关系各国公使，饬知驻沪领事团，遵照办理。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
最后将此案做为地方事件处理，即在上海谈判，北京政府乃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英日等国亦派委员六人至上海。6月16日开会，中国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十三条：
（一）撤销非常戒备。
（二）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三）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四）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五）道歉。
（六）收回会审公廨。
（七）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工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工期内薪资。
（八）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九）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之西人一律平等。
（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有之。
（十）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一）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十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十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二）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三）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四）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五）道歉。
（六）收回会审公廨。
（七）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工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工期内薪资。
（八）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九）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之西人一律平等。
（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有之。
（十）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一）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十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十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双方在上海一共开了三次会议，六国委员最后竟拒绝继续谈判，于是谈判中断，交涉移北京进行。最后上海公共租界仅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免职，中国收回了上海会审公廨。
顾正红案由上海交涉员与上海日本领事谈判，至8月12日始行解决，由日本纱厂与工人订立条件六款，附件三款，包括赔偿工人损失费1万元，补助罢工损失费10万元，日人入厂不准携带武器，不得无故开除工人，提高工资等。
自五卅惨案发生后，举国同愤。但英国仍继续援用武力压迫政策。6月11日有汉口惨案之发生，6月13日有九江之冲突，6月23日有沙基惨案之发生，7月2日有重庆惨案之发生，7月31日有南京惨案之发生。其中最严重之冲突，为广州发生之沙基惨案。
自五卅惨案、汉口惨案相继发生后，6月21日香港与广州沙面之华工同时总罢工，香港重要事业多呈停顿状态。香港及沙面之英人且作军事之准备，以图压制。6月23日广州各界7万余人，在广州政府领导下为沪、汉死难烈士开追悼会，当场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为解决惨案之根本办法。会后举行大游行，工商各界在先，学生及黄埔军校学生随后，于下午3时行抵沙基对岸，当时英兵方严阵以待，遽向群众射击，同时停泊白鹅滩之英兵舰，亦发炮助威，当场死伤军民二百余人，惨祸之烈，过于沪汉。这是上海五卅惨案的余波。
从这些惨案中，国人体会到孙中山一再坚决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实在是中国人正确而迫切的奋斗目标！
五卅运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涨的序幕。
狗饿了是都要叫唤的！
所以这次民主人士，精英阶层包括轮子团体，应该使劲折腾，使劲叫唤。
只是现在经济危机了，地主家里余量也不多了。要想多要点粮食，就要裸奔，就要有艳照门，光是叫唤肯定是不行的。人家美国人比你们会叫唤，折腾多了。你们这点手段还不是拾人家牙惠嘛？
特别建议有两个胆大的，勇于奉献的民主人士，在64当天，裸体（还要在肉体上写满民主口号标语，大号的红字）爬上国会山的钟楼，再充满感情地怒吼：“不民主，勿宁死！” 然后纵身跃下，是大头朝下，肝脑涂地，血溅四方。
唯有这样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
唯有这样才能唤醒我们这么无知的民众
唯有这样地主才能把吃剩的饭菜多给你们些，而不是白白便宜了达赖老秃子。
而且你们以后几年64，顺便也纪念一下这两位为了你们的口粮而献身的烈士，有搞头啊。
问题是，就你们那些争名夺利，见利忘义的嘴脸，有人敢爬到3楼以上吗？
没事就回家洗脚睡觉吧，或者学学人家上网发发帖子挣个小钱也不错。
所以这次民主人士，精英阶层包括轮子团体，应该使劲折腾，使劲叫唤。
只是现在经济危机了，地主家里余量也不多了。要想多要点粮食，就要裸奔，就要有艳照门，光是叫唤肯定是不行的。人家美国人比你们会叫唤，折腾多了。你们这点手段还不是拾人家牙惠嘛？
特别建议有两个胆大的，勇于奉献的民主人士，在64当天，裸体（还要在肉体上写满民主口号标语，大号的红字）爬上国会山的钟楼，再充满感情地怒吼：“不民主，勿宁死！” 然后纵身跃下，是大头朝下，肝脑涂地，血溅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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