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0周年,Ottawa有啥活动?

[逆风而行]

那些吆喝着去国会纪念的去了没有，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不会记者会也采访了，媒体也报道了，最后做缩头乌龟吧? 发几个靓照上来。

他们和当年六四的组织者一样, 都是忽悠别人, 造福自己的那种货色. 还有恐怕照片出来以后, 又有轮子和藏独台独的身影吧.

还有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现在所谓的民主活动的照片里, 好多人都不敢露脸,不知道是不是肾虚, 哦, 心虚的原因, 造成了照片里面经常看到屁股比脸多的现象, 没事大家可以翻翻以前的照片看看

 

[rain tree]

别管是藏毒，台毒，还是轮子折腾不出天和地，他们７２变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也就是没事让人们打打牙祭，不过一个个像猴似的也没有牙祭可打啊！

 

[sillycat]

好像没听说那些“民运领袖”给四川地震的灾民捐啥钱哦。也没听说组织啥活动募点善款。四川地震死难同胞比六四的遇难者多得多了，现在还有好多灾民生活很困难，关心一下他们吧。

 

[Catro]

are you ZhiZuChangLe? you look like a trouble seed.

请你自重点，不要太掉价了！

To busy to forget you.:flaming:

 

[jack1962]

不知为什么这时特想听听大家当时出国办签证时的感觉，心情和目的。。。也想知道大家是想长期居住这里呢？还是感觉不好就回去？还是等着美国，加拿大一完蛋再回去？还是即使她们完蛋了，也愿意在这呆着？

随便一问啊？

 

[ZUDSB]

6.4 组织者的目的就是用那些单纯的学生的鲜血和生命来制造国际影响。从这个角度讲，6.4的血债要记在王丹之流的头上。
死难的学生（？）越多，他们的罪恶越大。

 

[Catro]

6.4 组织者的目的就是用那些单纯的学生的鲜血和生命来制造国际影响。从这个角度讲，6.4的血债要记在王丹之流的头上。
死难的学生（？）越多，他们的罪恶越大。

Up

 

[rain tree]

嗯，听说这帮民猪还蓄备了枪支弹药，罪再加一等。:blowzy:

 

[northernwolf]

6.4 组织者的目的就是用那些单纯的学生的鲜血和生命来制造国际影响。从这个角度讲，6.4的血债要记在王丹之流的头上。
死难的学生（？）越多，他们的罪恶越大。

有些偏激，学生领袖只不过是推到前台表演的。导演们现在装好人，叫嚷着平反。

 

[rain tree]

嗯，是，对无故的，一定要给个说法。

 

[ZhiZuChangLe]

看了以上几个贴子，我很难过也很羞愧，为在六四事件中失去生命或受到伤害的人难过，为你们的言行感到羞愧。如果你当时参加了六四，难道是因为王丹你才去的吗？​

几天前刚看到下面的贴子，觉得作者讲得比较客观，有些道理，希望你们能心平气和地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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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hina News Digest

“６４”二十周年纪念后的几点感想
·赏　石·

这一段时间以来，在和朋友们的谈话中以及浏览几个中文网站的时候，都听到有同胞提出下面几个问题，其中的个别问题，我自己也曾挣扎过。有关这些问题的解答，其实很多人，网上或网下，都发表过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在这里，我只是想把它们汇集一下，记下一点自己的想法，与朋友们共勉，也请朋友们不吝指出缪误之处。

（１）纪念６４的死难者，是不是应该包含死去的解放军士兵？

我的回答是，以后，也许；现在，不。

简单一点的回答，被打死的士兵，有的受到了“共和国卫士”的嘉奖，至少也有一个“烈士”的称号，他们的家属也受到了相应的安排。（当然无论如何补偿，都不足以弭补生命的珍贵。）今天，如果你想祭奠他们，中华大地上有得是去处。而在６４中被残害的生命，学生和市民，则恰恰相反。至今，他们仍然没有得到公正对待，他们的灵魂仍然得不到安息。我相信，所有参加纪念的人，无论在ＤＣ还是在剑桥，巴黎还是香港，我们最希望还是有一天能在北京祭奠我们的同学和同胞。正因为他们的亲属和朋友，没有办法在他们生命陨落地地方公开悼念，才需要我们在世界各地举办各样的纪念活动。

换一个角度说，手持武器的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军人的死亡，带有尽职的意味。更何况，从已有的证词看，士兵被杀都是发生在军队已经大动杀戒之后。即使是受命而为，用机枪扫射屠杀的手无寸铁的同胞，也是不可理喻（为什么这一枪，在红场，在柏林，就没有打响呢？）。我们可以不追究开枪的士兵，但是对于丧尽天良下令开枪的侩子手，一定要追究他们的罪恶。在当局还没有公开承担责任，表示忏悔之前，在同一个场合来纪念杀人的士兵（就算是被利用的工具）和被杀的平民，在我是不可想象的。天下没有这个理！！！

如果从长远来看，我希望受害人的家庭及后代，能够发扬宽天悯人的博爱情怀，能够宽恕那些开枪的人，和下令开枪的人的后代，因为我不希望看到“代代寻仇”这样一种后果，那只能进一步反射我们的民族缺乏人文主义的情怀。但是，那一切，只能是在粗暴践踏无辜生命的罪行被追究之后，在社会公义已经了断之后。现在，不但不合理，还有可能为罪恶提供一个逃避审判的借口。

（２）６４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国人的愿望和利益。

中国因为经济实力的提升（虽然这种繁荣有虚假片面的成分），在过去的２０年，逐步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每一个从那片黄土地走出来的人，因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而感到振奋和鼓舞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如此而对当局感恩戴德甚或对其肆意践踏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这就根本背离了一个做人的基本准则。

一个政府，让其治下的人民过上一点好日子，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乃是应尽的义务。更何况，这种发展还是基于不公平的机制之上，最大的得益者是直接占有权位的，世荫者，和一部分以各种方式和手段献媚权势的人。按我的一位在国内从事劳资关系研究的朋友说：“从６４以来的２０年里，ＧＤＰ发展的结果是国家拿了大头，富裕了一小部分人，而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没有得到什么实惠。”

６４以后，特别是在柏林墙倒塌和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以后，当局更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为了避免自己的同样下场，其选择了一条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物质享受的，不计一切代价的所谓“好猫之道”，结果就是现在的“共产主义脑袋（实际上是专制独裁），资本主义身体”的这样一个怪胎。连中共自己都承认，６４以后的发展，是用无辜者的生命和鲜血交换而来的（“杀２０万稳定２０年”）。饮水思源，如果你是一个所谓繁华的受益者，是不是更应该纪念一下被残忍地夺去性命的同胞？！

不容置疑，６４以后的中国，当局有意造成一个精神真空，几乎是你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放弃民主的诉求。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健全社会所应具备的诚信一落千丈，“捞一笔是一笔”的心态随处可见。这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是个致命伤。

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人反对发展。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对同胞们生存环境的改善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是我仍然固执地认为，从社会公义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可能避开这块历史的伤疤。对罪恶的沉默，客观上，是助纣为孽。

（３）６４学生的行为触动了法律，换成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出面镇压的。

说这话的人，往往拿美国等西方政府做参照物，并进而振振有词地指责组织或者参与纪念活动的人是在“西方生活了２０年，还不懂遵守法制。”

其实这种说法不值一辩，也不新鲜。说到底，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的皇帝都把持不同政见的人或事归之于“犯上作乱”。以这样的观点出发，共产党政府从一开始（４９年）就不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

值得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法律体系，合理性和权威性是建立在以下几个基础上。首先是公平性，法律保护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是包容性，法律应该代表一个群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只是某一个集团。第三是尊重并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包刮话语权，结社权，选举权等。所有这一切，在８９年的北京都不存在。退一万步说，不要说共和国的宪章，就是共产党自己的党章，都被视为儿戏。指责学生违法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不合情理。

了解一点事实真相的人都知道，８９年的学运，从始至终，参与者都是试图从体制内来表达诉求。我还记得，当时大家的一个中心议题是不要给当局找到任何借口，因此学生们极力避免任何激进一点的主张和行动。可叹的是，这种幼稚的想法无疑是与虎谋皮啊！一切的期待，最终在坦克的履带下粉碎，在血泊中幻灭。

（４）不反对纪念６４。但是已经过去２０年了，更重要地是向前看，未来更重要。

从社会公义的角度看，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这一幕悲剧。悲剧的制造者们希望时间能消逝记忆，企图用利益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我们真的如此，那只是让我们自己陷入不义。

作为一个民族，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历史，我们怎样能杜绝悲剧的再次发生？鸵鸟一样的回避无助于吸取历史的教训，连古人都说要“以史为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场中国历史上的悲剧，我们活着的人无从回避，更无法勾销。

（５）海外民运的路日渐凋零，正越走越窄。

如果民运是指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的话，我相信，这种理念存在我们很多人的心底。这次华府纪念活动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不是华夏网友的支持，这件事可能很难成功。应该说，对６４的无法释怀，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通过这次活动，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民主之路，源于每一个象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脚下。

２０年来，坚持实实在在做事情的，大有人在，象“救助６４孤儿”的活动，象“天安门母亲”，等等。对他们的坚韧和恒心，我存着深深地敬意。

谈到海外民运，不能不提到这些年来有关某些代表人物的负面报道。这些报道甚至影响了许多人对８９民运的看法。在初步打算写此文的时候，我原打算把这一部分绕过去，因为无论学生或者学运领袖有什么样的失误，都不足以构成当局屠杀的借口。对６４前后的反思，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但在目前的情形下，我不认为是个合适的场合。假如一个人走在路上，被一醉酒驾车者撞死了，在追究肇事者的责任的时候，有人偏偏要喋喋不休这人一年前自己开车拿了张Ｔｉｃｋｅｔ。Ｉｔ　ｉｓ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这是我对某些人总是试图在学生身上寻找原因的本能反应。

对于８９年的那场学运，我以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以今天的资讯和观念，来要求那时候２０刚出头的学生，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２０年前，参加运动的学生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继承５４的光荣传统”。确实，从我们懂事开始，我们接受的就是“５４”革命传统的教育，背诵的就是鲁迅的《记刘和珍君》。走上街头，不就是一首当代的《青春之歌》嘛？！（只是万万没有料到，他们所面对的要比北洋政府更凶恶，更无人道。）当然，经历过那么多场运动，对秋后算账的恐怖，造成了这样一种可悲的局面：“勇敢”几乎成了学运领袖的唯一要素。（同样的原因，社会主流虽然从心底里赞同学生们的呼声，在行动上却任由一帮孩子做主体，这是民族的悲哀和不幸。）而这些领袖中，悲情英雄主义又往往在关键时刻占据主动。这种理论储备，运作技能和领袖素质上的缺憾，乃是历史的局限，不能由学运领袖，更不能由学运本身来承担责任。对于学生们当年的失误和不足，请给予一份宽容。需要对悲剧性的结尾承担责任的，是下令屠杀的人而不是学生。

 

[ZUDSB]

“士兵被杀都是发生在军队已经大动杀戒之后”
你拿自己当塔利班了，胡说八道也得有点谱。士兵只有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群众杀害。

 

[Catro]

NYD is a real SB!

看了以上几个贴子，我很难过也很羞愧，为在六四事件中失去生命或受到伤害的人难过，为你们的言行感到羞愧。如果你当时参加了六四，难道是因为王丹你才去的吗？​

几天前刚看到下面的贴子，觉得作者讲得比较客观，有些道理，希望你们能心平气和地读一读。​

*****************************************************
My China News Digest

“６４”二十周年纪念后的几点感想
·赏　石·

这一段时间以来，在和朋友们的谈话中以及浏览几个中文网站的时候，都听到有同胞提出下面几个问题，其中的个别问题，我自己也曾挣扎过。有关这些问题的解答，其实很多人，网上或网下，都发表过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在这里，我只是想把它们汇集一下，记下一点自己的想法，与朋友们共勉，也请朋友们不吝指出缪误之处。

（１）纪念６４的死难者，是不是应该包含死去的解放军士兵？

我的回答是，以后，也许；现在，不。

简单一点的回答，被打死的士兵，有的受到了“共和国卫士”的嘉奖，至少也有一个“烈士”的称号，他们的家属也受到了相应的安排。（当然无论如何补偿，都不足以弭补生命的珍贵。）今天，如果你想祭奠他们，中华大地上有得是去处。而在６４中被残害的生命，学生和市民，则恰恰相反。至今，他们仍然没有得到公正对待，他们的灵魂仍然得不到安息。我相信，所有参加纪念的人，无论在ＤＣ还是在剑桥，巴黎还是香港，我们最希望还是有一天能在北京祭奠我们的同学和同胞。正因为他们的亲属和朋友，没有办法在他们生命陨落地地方公开悼念，才需要我们在世界各地举办各样的纪念活动。

换一个角度说，手持武器的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军人的死亡，带有尽职的意味。更何况，从已有的证词看，士兵被杀都是发生在军队已经大动杀戒之后。即使是受命而为，用机枪扫射屠杀的手无寸铁的同胞，也是不可理喻（为什么这一枪，在红场，在柏林，就没有打响呢？）。我们可以不追究开枪的士兵，但是对于丧尽天良下令开枪的侩子手，一定要追究他们的罪恶。在当局还没有公开承担责任，表示忏悔之前，在同一个场合来纪念杀人的士兵（就算是被利用的工具）和被杀的平民，在我是不可想象的。天下没有这个理！！！

如果从长远来看，我希望受害人的家庭及后代，能够发扬宽天悯人的博爱情怀，能够宽恕那些开枪的人，和下令开枪的人的后代，因为我不希望看到“代代寻仇”这样一种后果，那只能进一步反射我们的民族缺乏人文主义的情怀。但是，那一切，只能是在粗暴践踏无辜生命的罪行被追究之后，在社会公义已经了断之后。现在，不但不合理，还有可能为罪恶提供一个逃避审判的借口。

（２）６４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国人的愿望和利益。

中国因为经济实力的提升（虽然这种繁荣有虚假片面的成分），在过去的２０年，逐步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每一个从那片黄土地走出来的人，因民族主义的情绪高涨而感到振奋和鼓舞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如此而对当局感恩戴德甚或对其肆意践踏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这就根本背离了一个做人的基本准则。

一个政府，让其治下的人民过上一点好日子，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乃是应尽的义务。更何况，这种发展还是基于不公平的机制之上，最大的得益者是直接占有权位的，世荫者，和一部分以各种方式和手段献媚权势的人。按我的一位在国内从事劳资关系研究的朋友说：“从６４以来的２０年里，ＧＤＰ发展的结果是国家拿了大头，富裕了一小部分人，而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没有得到什么实惠。”

６４以后，特别是在柏林墙倒塌和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以后，当局更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为了避免自己的同样下场，其选择了一条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物质享受的，不计一切代价的所谓“好猫之道”，结果就是现在的“共产主义脑袋（实际上是专制独裁），资本主义身体”的这样一个怪胎。连中共自己都承认，６４以后的发展，是用无辜者的生命和鲜血交换而来的（“杀２０万稳定２０年”）。饮水思源，如果你是一个所谓繁华的受益者，是不是更应该纪念一下被残忍地夺去性命的同胞？！

不容置疑，６４以后的中国，当局有意造成一个精神真空，几乎是你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放弃民主的诉求。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健全社会所应具备的诚信一落千丈，“捞一笔是一笔”的心态随处可见。这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是个致命伤。

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人反对发展。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对同胞们生存环境的改善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是我仍然固执地认为，从社会公义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可能避开这块历史的伤疤。对罪恶的沉默，客观上，是助纣为孽。

（３）６４学生的行为触动了法律，换成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出面镇压的。

说这话的人，往往拿美国等西方政府做参照物，并进而振振有词地指责组织或者参与纪念活动的人是在“西方生活了２０年，还不懂遵守法制。”

其实这种说法不值一辩，也不新鲜。说到底，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的皇帝都把持不同政见的人或事归之于“犯上作乱”。以这样的观点出发，共产党政府从一开始（４９年）就不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

值得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法律体系，合理性和权威性是建立在以下几个基础上。首先是公平性，法律保护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是包容性，法律应该代表一个群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只是某一个集团。第三是尊重并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包刮话语权，结社权，选举权等。所有这一切，在８９年的北京都不存在。退一万步说，不要说共和国的宪章，就是共产党自己的党章，都被视为儿戏。指责学生违法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不合情理。

了解一点事实真相的人都知道，８９年的学运，从始至终，参与者都是试图从体制内来表达诉求。我还记得，当时大家的一个中心议题是不要给当局找到任何借口，因此学生们极力避免任何激进一点的主张和行动。可叹的是，这种幼稚的想法无疑是与虎谋皮啊！一切的期待，最终在坦克的履带下粉碎，在血泊中幻灭。

（４）不反对纪念６４。但是已经过去２０年了，更重要地是向前看，未来更重要。

从社会公义的角度看，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这一幕悲剧。悲剧的制造者们希望时间能消逝记忆，企图用利益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我们真的如此，那只是让我们自己陷入不义。

作为一个民族，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历史，我们怎样能杜绝悲剧的再次发生？鸵鸟一样的回避无助于吸取历史的教训，连古人都说要“以史为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场中国历史上的悲剧，我们活着的人无从回避，更无法勾销。

（５）海外民运的路日渐凋零，正越走越窄。

如果民运是指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的话，我相信，这种理念存在我们很多人的心底。这次华府纪念活动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不是华夏网友的支持，这件事可能很难成功。应该说，对６４的无法释怀，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通过这次活动，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民主之路，源于每一个象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脚下。

２０年来，坚持实实在在做事情的，大有人在，象“救助６４孤儿”的活动，象“天安门母亲”，等等。对他们的坚韧和恒心，我存着深深地敬意。

谈到海外民运，不能不提到这些年来有关某些代表人物的负面报道。这些报道甚至影响了许多人对８９民运的看法。在初步打算写此文的时候，我原打算把这一部分绕过去，因为无论学生或者学运领袖有什么样的失误，都不足以构成当局屠杀的借口。对６４前后的反思，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但在目前的情形下，我不认为是个合适的场合。假如一个人走在路上，被一醉酒驾车者撞死了，在追究肇事者的责任的时候，有人偏偏要喋喋不休这人一年前自己开车拿了张Ｔｉｃｋｅｔ。Ｉｔ　ｉｓ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这是我对某些人总是试图在学生身上寻找原因的本能反应。

对于８９年的那场学运，我以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以今天的资讯和观念，来要求那时候２０刚出头的学生，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２０年前，参加运动的学生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继承５４的光荣传统”。确实，从我们懂事开始，我们接受的就是“５４”革命传统的教育，背诵的就是鲁迅的《记刘和珍君》。走上街头，不就是一首当代的《青春之歌》嘛？！（只是万万没有料到，他们所面对的要比北洋政府更凶恶，更无人道。）当然，经历过那么多场运动，对秋后算账的恐怖，造成了这样一种可悲的局面：“勇敢”几乎成了学运领袖的唯一要素。（同样的原因，社会主流虽然从心底里赞同学生们的呼声，在行动上却任由一帮孩子做主体，这是民族的悲哀和不幸。）而这些领袖中，悲情英雄主义又往往在关键时刻占据主动。这种理论储备，运作技能和领袖素质上的缺憾，乃是历史的局限，不能由学运领袖，更不能由学运本身来承担责任。对于学生们当年的失误和不足，请给予一份宽容。需要对悲剧性的结尾承担责任的，是下令屠杀的人而不是学生。

 

[ZhiZuChangLe]

NYD is a real SB!

你这个畜生，除了用几句蹩脚的英语到处乱咬外，你还会说点人话吗？

 

[ccc]

看看两年前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