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doner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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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军统 (466)
此外，山西站下还有一个独立的太原组，薄有錂说：“山西的机构系双层布置，除了山西站外，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单位太原组，直接同重庆连系，由定襄郭秀峰兄负责。山西站和太原组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这种布置的用意，在防备万一有一个组织出了毛病，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可以照常工作，情报不会中断。”
视察了太原的工作，乔甚为满意，他说：“太原的同志们工作情绪都很高，内勤工作同志只有河北石锡禄和商玉振两位同志，虽然工作忙碌，因为他们不怕辛劳，努力异常，所以业务处理的有条不紊。电台台长魏荣同志的技术很好，工作很踏实。外勤同志如甘昌生、杨镜明等同志都有很好的掩护职业，工作成绩良好。”
在山西，乔家才还认识了一位奇人——郝亚雄。
郝亚雄，生于1888年，山西汾阳人。
郝亚雄是留英的，学机械，乔家才介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他帮助英国人卜尔德回中国招募五千名华工，到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方工作。后来中国组织观战团，他担任翻译，再随观战团到欧洲，驻在巴黎。因为不时到前线活动。被德国飞机炸伤。成了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兵。”
此后，郝回到家乡山西经商，他长袖善舞，不仅在太原独资经营着“义协信”和“义成信”两家公司，还成为晋裕公司的股东。
按：晋裕公司就是卖汾酒的。1915年，由山西汾阳杏花村民营作坊“义泉涌”制作的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甲等奖章，名扬四海，当时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很高兴，于是令有关部门想办法推广汾酒。在政府的介入下，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成立，专门负责汾酒的推广和销售，“义泉涌”则只管造酒。
晋裕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作坊式的“义泉涌”与他根本匹配不上，利润完全出在了流通领域，“义泉涌”的酒造得越多反而赔得越多。到1932年，“义泉涌”在商业运作中被挤垮，由晋裕公司收购，从此，“杏花村”的汾酒品牌就归了晋裕公司。
抗战爆发，戴笠在临澧举办特训班，郝亚雄命自己的女儿郝采莲入班受训。乔家才说：“二十六年冬，郝亚雄亲送爱女到郑州，乘平汉车南下，转往湖南。他由王介夫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在汉口和戴笠先生见面，鼓励有加。时太原业已沦陷，郝亚雄奉命回太原工作。返回西安，从晋西转往太原。”
按：王介夫，即王和众，字正生，在一些军统老人的回忆中，有时也写作“王杰夫”。王和众与乔家才、李封岚三人，是山西太原平民中学、黄埔军校第六期和特务处杭训班的三度同学。乔主持北平第一站期间，王、李均在他手下工作。
回到太原以后，郝亚雄成为山西站的“交通员”：“郝亚雄住五福庵十三号，主持山西站的交通。他在崔家巷六号开设有义成信货栈，独资经营，也作为山西站的接头机关，后果如何?他毫不顾虑。因为工作关系，郝亚雄几乎每天要到王家巷二号一趟，所以我们天天见面。”
乔家才说：“那时他已五十一岁（1888年），我只有三十四岁，比我大了一十七岁。他以五十一高龄，爱国心情那样炽热。工作精神那样旺盛。令人钦佩。郝亚雄不计名位，不怕危险，气概激昂。视死如归。得未曾有。当时华北各地的经费，由重庆汇到天津英租界总会计叶震，再由各站组派人到天津领取。
按：叶震，1908年生，浙江松阳人。
叶震是军统资深财会人员，在抗战期间对日伪的经济作战中有出色表现。但叶震的名气远不如其令妹，那就是后来成为胡宗南夫人的叶霞翟。
乔家才回忆说：“在敌区行路很难，人人视为畏途。山西站的经费，都由郝亚雄赴天津洽领。他来往敌区，不把日本宪兵队放在眼里。有时现款携带不便，必须购成货物，运回太原，再把货物变卖，换回现款，好像真在做生意，其实赚出钱来，涓滴归公。修理电机所需要的器材。有时在太原购买不到，必须到天津采购补充，也由郝亚雄一肩承担，他从来不顾虑购运电信材料，假如被敌人出发生危险，那种勇往迈进的精神，真是老当益壮。”
乔赞扬说：“我在太原停留半个多月，为时虽然短暂，了解郝亚雄的工作精神，的确十分难得。”
在太原，乔家才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中央大员”的瘾——首先是太原美食，薄有錂他们请乔家才品尝一种叫做“头脑”的小吃。乔回忆说：
“这一次回到太原，不但每天早上要去清和园吃‘头脑’，连日本料理都吃过了。‘头脑’是太原市上特有的早餐，而清和园的‘头脑’更出名。‘头脑’的做法系把整块的肥羊肉煮烂，将肉捞出来，然后在羊肉汤内加上些做山西黄洒的酒糟水，更加上蒸熟的面粉，使羊肉汤成为糊汤。吃的时候，每一碗糊汤里放两块核桃大小的炽热羊肉，几块长山药，几片莲藕，如果喜欢，再加上些盐韭菜，不加任何作料。吃‘头脑’要泡一种叫做‘帽盒’的硬面饼，帽盒有苹果大小，中心是空的，除了吃头脑，很少有人单独吃帽盒的。”
乔虽然是山西人，却没有吃过“头脑”，他回忆说：“头一两次吃‘头脑’，真是难以下咽，因为酸甜苦辣一样味道都没有，却有股酒糟味。可是两次吃过以后，好像吃上瘾似的，每天早上，两条腿会不自主地跑到清和园。”
由于“头脑”给乔留下的印象实在太过深刻，他以为人人都像他一样爱吃这个东西。此后某次，戴笠到西北视察，乔家才特意请老板品尝这种“美食”，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戴笠是浙江人，连羊肉味都闻不得，这种东西，岂能入口！结果搞得十分尴尬。
这天，李希绍又很热情地请乔家才听家乡戏山西梆子，乔说：“我怕遇到熟人，弄出麻烦来。他说不要紧，化装一下就行了，给我找来一顶土耳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向前一按，又给我戴了一付平光眼镜，然后端详了好半天，给我一面镜子让自己照照看。果然我的面貌好像有些走样，这样也许可以混过去，只好跟他去欣赏一次家乡的戏剧。”
那天的戏是吉凤贞的“乾坤带”和丁果仙的“八件农”，名家名戏，尤其是丁果仙，乔家才说：
“丁果仙以坤伶唱须生，有点像平剧的孟小冬，因为她的唱工，做工，道白都到了升华的程度，所以她在山西梆子里的地位，简直像京剧里的余叔岩。丁果仙在北平演唱时，每天满座，马连良都要去听她的戏，并且同她交换过剧本，马连良以‘四进士’交换丁果仙的‘下河东’。”
正在优哉游哉之际，重庆的命令到了，严令乔家才必须返回北平，对此，薄有錂、李希绍认为不妥，并“极力阻止”乔前往：“他们认为北平的同志既然全部认识我，那里的组织已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敌人又在平绥路捉拿我，必定会利用被捕的同志到处认人，那么我去北平，不但难以存身，难以活动，简直是自投罗网，去作无谓的牺牲。”
换句话说，对于北平被捕战友的“忠贞”程度，薄、李均不敢做过高的估计。
此外，山西站下还有一个独立的太原组，薄有錂说：“山西的机构系双层布置，除了山西站外，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单位太原组，直接同重庆连系，由定襄郭秀峰兄负责。山西站和太原组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这种布置的用意，在防备万一有一个组织出了毛病，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可以照常工作，情报不会中断。”
视察了太原的工作，乔甚为满意，他说：“太原的同志们工作情绪都很高，内勤工作同志只有河北石锡禄和商玉振两位同志，虽然工作忙碌，因为他们不怕辛劳，努力异常，所以业务处理的有条不紊。电台台长魏荣同志的技术很好，工作很踏实。外勤同志如甘昌生、杨镜明等同志都有很好的掩护职业，工作成绩良好。”
在山西，乔家才还认识了一位奇人——郝亚雄。
郝亚雄，生于1888年，山西汾阳人。
郝亚雄是留英的，学机械，乔家才介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他帮助英国人卜尔德回中国招募五千名华工，到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方工作。后来中国组织观战团，他担任翻译，再随观战团到欧洲，驻在巴黎。因为不时到前线活动。被德国飞机炸伤。成了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兵。”
此后，郝回到家乡山西经商，他长袖善舞，不仅在太原独资经营着“义协信”和“义成信”两家公司，还成为晋裕公司的股东。
按：晋裕公司就是卖汾酒的。1915年，由山西汾阳杏花村民营作坊“义泉涌”制作的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甲等奖章，名扬四海，当时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很高兴，于是令有关部门想办法推广汾酒。在政府的介入下，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成立，专门负责汾酒的推广和销售，“义泉涌”则只管造酒。
晋裕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作坊式的“义泉涌”与他根本匹配不上，利润完全出在了流通领域，“义泉涌”的酒造得越多反而赔得越多。到1932年，“义泉涌”在商业运作中被挤垮，由晋裕公司收购，从此，“杏花村”的汾酒品牌就归了晋裕公司。
抗战爆发，戴笠在临澧举办特训班，郝亚雄命自己的女儿郝采莲入班受训。乔家才说：“二十六年冬，郝亚雄亲送爱女到郑州，乘平汉车南下，转往湖南。他由王介夫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在汉口和戴笠先生见面，鼓励有加。时太原业已沦陷，郝亚雄奉命回太原工作。返回西安，从晋西转往太原。”
按：王介夫，即王和众，字正生，在一些军统老人的回忆中，有时也写作“王杰夫”。王和众与乔家才、李封岚三人，是山西太原平民中学、黄埔军校第六期和特务处杭训班的三度同学。乔主持北平第一站期间，王、李均在他手下工作。
回到太原以后，郝亚雄成为山西站的“交通员”：“郝亚雄住五福庵十三号，主持山西站的交通。他在崔家巷六号开设有义成信货栈，独资经营，也作为山西站的接头机关，后果如何?他毫不顾虑。因为工作关系，郝亚雄几乎每天要到王家巷二号一趟，所以我们天天见面。”
乔家才说：“那时他已五十一岁（1888年），我只有三十四岁，比我大了一十七岁。他以五十一高龄，爱国心情那样炽热。工作精神那样旺盛。令人钦佩。郝亚雄不计名位，不怕危险，气概激昂。视死如归。得未曾有。当时华北各地的经费，由重庆汇到天津英租界总会计叶震，再由各站组派人到天津领取。
按：叶震，1908年生，浙江松阳人。
叶震是军统资深财会人员，在抗战期间对日伪的经济作战中有出色表现。但叶震的名气远不如其令妹，那就是后来成为胡宗南夫人的叶霞翟。
乔家才回忆说：“在敌区行路很难，人人视为畏途。山西站的经费，都由郝亚雄赴天津洽领。他来往敌区，不把日本宪兵队放在眼里。有时现款携带不便，必须购成货物，运回太原，再把货物变卖，换回现款，好像真在做生意，其实赚出钱来，涓滴归公。修理电机所需要的器材。有时在太原购买不到，必须到天津采购补充，也由郝亚雄一肩承担，他从来不顾虑购运电信材料，假如被敌人出发生危险，那种勇往迈进的精神，真是老当益壮。”
乔赞扬说：“我在太原停留半个多月，为时虽然短暂，了解郝亚雄的工作精神，的确十分难得。”
在太原，乔家才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中央大员”的瘾——首先是太原美食，薄有錂他们请乔家才品尝一种叫做“头脑”的小吃。乔回忆说：
“这一次回到太原，不但每天早上要去清和园吃‘头脑’，连日本料理都吃过了。‘头脑’是太原市上特有的早餐，而清和园的‘头脑’更出名。‘头脑’的做法系把整块的肥羊肉煮烂，将肉捞出来，然后在羊肉汤内加上些做山西黄洒的酒糟水，更加上蒸熟的面粉，使羊肉汤成为糊汤。吃的时候，每一碗糊汤里放两块核桃大小的炽热羊肉，几块长山药，几片莲藕，如果喜欢，再加上些盐韭菜，不加任何作料。吃‘头脑’要泡一种叫做‘帽盒’的硬面饼，帽盒有苹果大小，中心是空的，除了吃头脑，很少有人单独吃帽盒的。”
乔虽然是山西人，却没有吃过“头脑”，他回忆说：“头一两次吃‘头脑’，真是难以下咽，因为酸甜苦辣一样味道都没有，却有股酒糟味。可是两次吃过以后，好像吃上瘾似的，每天早上，两条腿会不自主地跑到清和园。”
由于“头脑”给乔留下的印象实在太过深刻，他以为人人都像他一样爱吃这个东西。此后某次，戴笠到西北视察，乔家才特意请老板品尝这种“美食”，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戴笠是浙江人，连羊肉味都闻不得，这种东西，岂能入口！结果搞得十分尴尬。
这天，李希绍又很热情地请乔家才听家乡戏山西梆子，乔说：“我怕遇到熟人，弄出麻烦来。他说不要紧，化装一下就行了，给我找来一顶土耳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向前一按，又给我戴了一付平光眼镜，然后端详了好半天，给我一面镜子让自己照照看。果然我的面貌好像有些走样，这样也许可以混过去，只好跟他去欣赏一次家乡的戏剧。”
那天的戏是吉凤贞的“乾坤带”和丁果仙的“八件农”，名家名戏，尤其是丁果仙，乔家才说：
“丁果仙以坤伶唱须生，有点像平剧的孟小冬，因为她的唱工，做工，道白都到了升华的程度，所以她在山西梆子里的地位，简直像京剧里的余叔岩。丁果仙在北平演唱时，每天满座，马连良都要去听她的戏，并且同她交换过剧本，马连良以‘四进士’交换丁果仙的‘下河东’。”
正在优哉游哉之际，重庆的命令到了，严令乔家才必须返回北平，对此，薄有錂、李希绍认为不妥，并“极力阻止”乔前往：“他们认为北平的同志既然全部认识我，那里的组织已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敌人又在平绥路捉拿我，必定会利用被捕的同志到处认人，那么我去北平，不但难以存身，难以活动，简直是自投罗网，去作无谓的牺牲。”
换句话说，对于北平被捕战友的“忠贞”程度，薄、李均不敢做过高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