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三十六）
那是杜月笙立下“毒誓”——“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接着就来到上海“闯码头”之后不久，杜生了一场大病，病得很重，差一点就死了。章君榖在《杜月笙传》中说：
“他这次生病，一上来便声势汹汹。客地病重，生死俄顷，朋友们表现得很够义气。王国生掏腰包帮他请医生抓药，袁珊宝把他背到隔壁，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以便就近照料。可是，杜月笙的病势来得太猛，发高烧，说胡话，一连几天昏迷不醒，医生说他有性命之忧，望着他连连摇头，推托的不肯再开药方，于是袁珊宝着急，王国生发慌，两个小伙子全都没了主意。”
正巧这时杜月笙醒了，他们“忙不迭”地问：“月笙哥，你在高桥乡下，还有什么亲眷吗？”
章君榖说：“杜月笙身体虽然虚弱，头脑倒还清醒，他一听这话，就晓得自己一定是不行了。两位好朋友无非是在问他，一命呜呼了以后，该去向谁报告凶耗？他满心酸梗，强忍热泪，聚精会神的想了想：父母双亡，继娘不知流落何方。唯一的胞妹送给别人家了，听说外婆已经过世，老娘舅一早就看他不顺眼，生母朱太夫人说是说还有一位嫁到黄家的妹子，自己和她从来没有连系。至于他的伯父和堂兄么，从小到大，面都不曾见过几回，自己的死活跟他们有何相干呢？想来想去，想不起一个关心自家的亲人，天地宽阔，杜月笙像是一只断线风筝。不尽悲戚，无穷伤感，杜月笙索落落拋下成串的热泪来。”
袁珊宝见他不说话，接着追问：“月笙哥，你快说，你有什么亲眷要去知会一声？”
这时，杜月笙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他说：“要末，侬去告诉我格姑母，伊是我爷格阿姐，我姑丈在高桥乡下种田，名喊万春发。伊啦有个伲（儿）子，叫万墨林，今年十岁，前一晌听说伊也到小东门来了，勒浪（在）一家铜匠铺里学生意。”
章君榖说：“当时，杜月笙断断续续，竭力挣扎，把这一段话向他的两位好友交代清楚，住后杜、王、袁三人全都不约而同的说，这是杜月笙死里逃生，否极泰来的一大关鉴。如果那时候说漏了一句，或者王国生和袁珊宝听错了其中几个字，他们两位找不到万墨林，请不来万老太太，杜月笙一定逃不过那次关口。王国生和袁珊宝听清楚了，等杜月笙又度神志不清，晕睡过去，两个人从他的病榻之前一跃而起，奔到街口，相互约好一左一右，分途去找铜匠铺里学生意的万墨林。”
“十六铺总共只有三五家铜匠铺，于是袁珊宝轻而易举，找到了那位十岁的学徒，万墨林年纪太小，不敢独自回高桥。他说出他家的地址，袁珊宝托一位经常往来上海浦东的朋友，带个口信到高桥去。三天后，杜月笙的姑母，万春发的太太，万墨林的母亲，迈动小脚，颤颤巍巍的走，走了大半天工夫，赶到十六铺来了。她一看到气息奄奄，仰脸躺在床上的杜月笙，扑上去便是一场号啕大哭。”
“多亏这位骨肉情深，心地慈祥的万老太太，她为了救治侄儿杜月笙的险症，不惜喧宾夺主，请袁珊宝让出房间，打张地铺，日以继夜，整整服侍了杜月笙一百天。医生不肯开方子，万老太太便到处求神拜佛，搜求丹方。不知是谁向她建议，蛤蟆粪是治他这种病的灵药。上海人谓蛤蟆粪，其实是癞蛤蟆所产的蝌蚪，色黑，头圆，尾巴细长，蠕蠕回折。据说其性奇寒大凉，然而杜月笙服了这一味怪药，居然寒热尽去，霍然痊愈，把他从死神的魔掌中救了回来。万老太太不胜欣喜，她又迈动小脚遄返高桥。”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万墨林的母亲对于让儿子投奔杜月笙一事很有把握。此外，杜、万两家，尚有一重姻缘。万墨林说：“我又和杜月笙先生的堂兄杜金龙先生的女儿订了婚。这一门亲事，使杜月笙先生和我的辈份煞难安排。他是我的表兄，又是我的叔岳丈。”
就这样，万墨林进了杜家，并自降一辈，称杜月笙为“爷叔”，对杜的夫人，则跟着自己的太太，叫“婶娘”。
时间过得很快，到1927年，万墨林已经是杜月笙的总管了，杜常用的一、二百个电话号码，万墨林记得烂熟于心，仿佛一个活的通讯录，更像是一部“移动电话”，杜月笙想找谁，不论在哪儿，随时联系，如臂使指，得心应手。二人虽名为主仆，实已合而为一，须臾不可分开。
也是在这一年，万墨林亲眼目睹了戴笠与杜月笙的初识，他说：“关于戴雨农（笠）和杜月笙（镛）两位先生的结识经过，几十年来，曾有各种不同的传说，渲染附会，神乎其神。这些诚然都是很好的小说或戏剧材料，但却与事实真象，相距太远。如今，当年杜戴会晤，在场的四个人中，杜月笙、杨虎、戴笠，俱已作古，只有我还健在人世。因此，也唯有我方始能说得出当时经过。”
万墨林回忆说：“起先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戴先生专诚拜访杨司令（指杨虎）。杨司令眼见戴先生一表人才，谈吐不俗，态度尤其谦虚诚恳，又鉴于他所负责的工作相当重要。所以当时就很豪爽的对他说：‘你要在上海做情报工作，有一位朋友是非结交不可的。此刻我先跟他通个电话，假使他有空，我就陪你去见见他。’说罢，他拿起了桌上的电话。而在华格臬路的那一头，接电话的正好是我。”
万墨林听了杨虎的话，即对杜月笙说：“爷叔，是杨司令的电话，他说他要带一位朋友来拜望你。”
杜听了说：“好，你请他们过来吧。”
万墨林回忆说：“我追随杜先生四十多年，深深佩服他识人的本领，确是天赋独厚，高人一等。那天杨司令陪同戴先生到访，戴先生穿一身整齐的西装，长发中分，梳得相当熨贴，两只眼睛大而有光，说起话来中肯而得体。他虽然刚刚离开军校不久，年纪又只有三十出头，但是他却能在杜先生和杨司令面前，侃侃而谈，并且要言不繁。三句两语寒暄过后，他便提起他对杜先生所作的要求。而杜先生也能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好的，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假使我不在，你可以交代万墨林。’”
万墨林说：“当时，连我都感到有点出乎意料之外。诚然，杜先生是以‘有求必应’，‘言语一句’闻名于世的。但是，他对戴先生的要求答应得这么痛快干脆，毕竟是很少见的事情。往后，戴先生就每隔一阵时间，打一次电话过来。或是亲自前来和杜先生面谈。电话有时候由我接，有时候由杜先生亲自接听。他并没有什么事情要求杜先生办，多半是带连络性质的问候电话。杜先生和我接电话所不同之点是，杜先生每每会在电话里请戴先生过来谈天。
万墨林还说：“如所周知，早期杜先生藉赌钱联络各方，交结朋友的手段。经常在杜公馆出入的朋友，很少有不赌钱的。戴先生则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他们每次会晤都作长谈，谈话的题目很严肃，而且时间相当的久。”
那是杜月笙立下“毒誓”——“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接着就来到上海“闯码头”之后不久，杜生了一场大病，病得很重，差一点就死了。章君榖在《杜月笙传》中说：
“他这次生病，一上来便声势汹汹。客地病重，生死俄顷，朋友们表现得很够义气。王国生掏腰包帮他请医生抓药，袁珊宝把他背到隔壁，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以便就近照料。可是，杜月笙的病势来得太猛，发高烧，说胡话，一连几天昏迷不醒，医生说他有性命之忧，望着他连连摇头，推托的不肯再开药方，于是袁珊宝着急，王国生发慌，两个小伙子全都没了主意。”
正巧这时杜月笙醒了，他们“忙不迭”地问：“月笙哥，你在高桥乡下，还有什么亲眷吗？”
章君榖说：“杜月笙身体虽然虚弱，头脑倒还清醒，他一听这话，就晓得自己一定是不行了。两位好朋友无非是在问他，一命呜呼了以后，该去向谁报告凶耗？他满心酸梗，强忍热泪，聚精会神的想了想：父母双亡，继娘不知流落何方。唯一的胞妹送给别人家了，听说外婆已经过世，老娘舅一早就看他不顺眼，生母朱太夫人说是说还有一位嫁到黄家的妹子，自己和她从来没有连系。至于他的伯父和堂兄么，从小到大，面都不曾见过几回，自己的死活跟他们有何相干呢？想来想去，想不起一个关心自家的亲人，天地宽阔，杜月笙像是一只断线风筝。不尽悲戚，无穷伤感，杜月笙索落落拋下成串的热泪来。”
袁珊宝见他不说话，接着追问：“月笙哥，你快说，你有什么亲眷要去知会一声？”
这时，杜月笙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他说：“要末，侬去告诉我格姑母，伊是我爷格阿姐，我姑丈在高桥乡下种田，名喊万春发。伊啦有个伲（儿）子，叫万墨林，今年十岁，前一晌听说伊也到小东门来了，勒浪（在）一家铜匠铺里学生意。”
章君榖说：“当时，杜月笙断断续续，竭力挣扎，把这一段话向他的两位好友交代清楚，住后杜、王、袁三人全都不约而同的说，这是杜月笙死里逃生，否极泰来的一大关鉴。如果那时候说漏了一句，或者王国生和袁珊宝听错了其中几个字，他们两位找不到万墨林，请不来万老太太，杜月笙一定逃不过那次关口。王国生和袁珊宝听清楚了，等杜月笙又度神志不清，晕睡过去，两个人从他的病榻之前一跃而起，奔到街口，相互约好一左一右，分途去找铜匠铺里学生意的万墨林。”
“十六铺总共只有三五家铜匠铺，于是袁珊宝轻而易举，找到了那位十岁的学徒，万墨林年纪太小，不敢独自回高桥。他说出他家的地址，袁珊宝托一位经常往来上海浦东的朋友，带个口信到高桥去。三天后，杜月笙的姑母，万春发的太太，万墨林的母亲，迈动小脚，颤颤巍巍的走，走了大半天工夫，赶到十六铺来了。她一看到气息奄奄，仰脸躺在床上的杜月笙，扑上去便是一场号啕大哭。”
“多亏这位骨肉情深，心地慈祥的万老太太，她为了救治侄儿杜月笙的险症，不惜喧宾夺主，请袁珊宝让出房间，打张地铺，日以继夜，整整服侍了杜月笙一百天。医生不肯开方子，万老太太便到处求神拜佛，搜求丹方。不知是谁向她建议，蛤蟆粪是治他这种病的灵药。上海人谓蛤蟆粪，其实是癞蛤蟆所产的蝌蚪，色黑，头圆，尾巴细长，蠕蠕回折。据说其性奇寒大凉，然而杜月笙服了这一味怪药，居然寒热尽去，霍然痊愈，把他从死神的魔掌中救了回来。万老太太不胜欣喜，她又迈动小脚遄返高桥。”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万墨林的母亲对于让儿子投奔杜月笙一事很有把握。此外，杜、万两家，尚有一重姻缘。万墨林说：“我又和杜月笙先生的堂兄杜金龙先生的女儿订了婚。这一门亲事，使杜月笙先生和我的辈份煞难安排。他是我的表兄，又是我的叔岳丈。”
就这样，万墨林进了杜家，并自降一辈，称杜月笙为“爷叔”，对杜的夫人，则跟着自己的太太，叫“婶娘”。
时间过得很快，到1927年，万墨林已经是杜月笙的总管了，杜常用的一、二百个电话号码，万墨林记得烂熟于心，仿佛一个活的通讯录，更像是一部“移动电话”，杜月笙想找谁，不论在哪儿，随时联系，如臂使指，得心应手。二人虽名为主仆，实已合而为一，须臾不可分开。
也是在这一年，万墨林亲眼目睹了戴笠与杜月笙的初识，他说：“关于戴雨农（笠）和杜月笙（镛）两位先生的结识经过，几十年来，曾有各种不同的传说，渲染附会，神乎其神。这些诚然都是很好的小说或戏剧材料，但却与事实真象，相距太远。如今，当年杜戴会晤，在场的四个人中，杜月笙、杨虎、戴笠，俱已作古，只有我还健在人世。因此，也唯有我方始能说得出当时经过。”
万墨林回忆说：“起先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戴先生专诚拜访杨司令（指杨虎）。杨司令眼见戴先生一表人才，谈吐不俗，态度尤其谦虚诚恳，又鉴于他所负责的工作相当重要。所以当时就很豪爽的对他说：‘你要在上海做情报工作，有一位朋友是非结交不可的。此刻我先跟他通个电话，假使他有空，我就陪你去见见他。’说罢，他拿起了桌上的电话。而在华格臬路的那一头，接电话的正好是我。”
万墨林听了杨虎的话，即对杜月笙说：“爷叔，是杨司令的电话，他说他要带一位朋友来拜望你。”
杜听了说：“好，你请他们过来吧。”
万墨林回忆说：“我追随杜先生四十多年，深深佩服他识人的本领，确是天赋独厚，高人一等。那天杨司令陪同戴先生到访，戴先生穿一身整齐的西装，长发中分，梳得相当熨贴，两只眼睛大而有光，说起话来中肯而得体。他虽然刚刚离开军校不久，年纪又只有三十出头，但是他却能在杜先生和杨司令面前，侃侃而谈，并且要言不繁。三句两语寒暄过后，他便提起他对杜先生所作的要求。而杜先生也能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好的，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假使我不在，你可以交代万墨林。’”
万墨林说：“当时，连我都感到有点出乎意料之外。诚然，杜先生是以‘有求必应’，‘言语一句’闻名于世的。但是，他对戴先生的要求答应得这么痛快干脆，毕竟是很少见的事情。往后，戴先生就每隔一阵时间，打一次电话过来。或是亲自前来和杜先生面谈。电话有时候由我接，有时候由杜先生亲自接听。他并没有什么事情要求杜先生办，多半是带连络性质的问候电话。杜先生和我接电话所不同之点是，杜先生每每会在电话里请戴先生过来谈天。
万墨林还说：“如所周知，早期杜先生藉赌钱联络各方，交结朋友的手段。经常在杜公馆出入的朋友，很少有不赌钱的。戴先生则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他们每次会晤都作长谈，谈话的题目很严肃，而且时间相当的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