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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 看《潜伏》话“军统”<zt>

看《潜伏》谈“军统” (九十六)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丧心病狂,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FONT=宋体]“[/FONT][FONT=宋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FONT]

[FONT=宋体]虽然顾顺章没有破获中共中央,但从总体看,徐恩曾对顾是满意的,也看中其在特工方面的经验和“才气”,他说:[/FONT]

[FONT=宋体]“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面尽量设法满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FONT]

[FONT=宋体]因此,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顾顺章着实过了一段风光日子。[/FONT]

[FONT=宋体]先是经特务王思诚介绍,顾顺章新娶了一个太太,徐恩曾为其大办婚事,据说蒋介石还亲自送了礼金,令顾颇为露脸。[/FONT]

[FONT=宋体]接着,为了发挥顾顺章的长项,徐恩曾给顾顺章委以重任——为调查科培训特务。[/FONT]

[FONT=宋体]对此,顾顺章可谓倾情投入。[/FONT]

[FONT=宋体]一方面,顾把他从苏联学来的东西和他自己的体会,编写出了一套教材,分为《组织工作》、《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等6大部分,徐恩曾看了极为满意,誉为“特工圣书”。[/FONT]

[FONT=宋体]另一方面,徐恩曾从特务中挑选了一些“可教之才”,由顾顺章对他们进行特工训练。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史济美。[/FONT]

[FONT=宋体]史济美,军校六期,1930年6月进入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起,作为第一期的四个特务之一,接受了顾顺章的三个月培训。1932年11月,史济美化名为马绍武,派任调查科上海区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FONT]

[FONT=宋体]不到一个月,史济美即逮捕了卢福坦。[/FONT]

[FONT=宋体]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FONT][FONT=宋体]卢福坦是王明离开上海前圈定的“临时中央”3名常委之一。卢被捕以后很快叛变,成为继顾顺章、向忠发之后叛变的极少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FONT]

[FONT=宋体]另外,史济美还曾在上海逮捕了陈赓、廖承志等人(后均被营救出狱)。[/FONT]

[FONT=宋体]1933[/FONT][FONT=宋体]年6月,史济美被我“红队”击毙。[/FONT]

[FONT=宋体]在特工技巧方面,顾顺章的“专业”水平得到了特务们的交口称赞。[/FONT]

[FONT=宋体]黄凯是1929年加入调查科的“老资格”了,他说:[/FONT]

[FONT=宋体]“顾顺章自首后,俨然成了天之骄子,中统与军统都尊之为奇贷,什么缘故呢?1.他对特务工作确有精明之处,如经他所绘图监制的各种假发、假须、假牙等化装用品.用起来真是维妙维肖。2.培养特工人员,有一套办法,成效快。3.鼓其如簧之舌,坚决表示以后终身反共。”[/FONT]

[FONT=宋体]曾在顾顺章举办的第二期特务训练班学习的特务林成荫则说:[/FONT]

[FONT=宋体]“[/FONT][FONT=宋体]训练内容是顾顺章主讲‘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一些打枪、擒拿、格斗、化装、盯梢、守候等特务技术,顾顺章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此道却经验丰富,不愧为老手。结合他过去在中共‘红队’的经历,侃侃而谈,颇能吸引人。”[/FONT]


[FONT=宋体]由于有了顾顺章,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反共”水平,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达成了一个飞跃。比调查科晚成立几年的特务处,之所以始终在反共方面拿不出像样的“成绩”,也跟戴笠手下缺乏顾顺章这样的“人才”,有很大关系。[/FONT]

[FONT=宋体]因此,戴笠也曾“慕名”请顾顺章去为他们进行训练,黄凯回忆说:[/FONT]

[FONT=宋体]“顾顺章原本由徐恩曾、张冲二人亲自领导的,最初戴笠常常偷偷摸摸去找他,后来戴笠请求老蒋条谕中统负责人,有一段时间由顾襄助军统工作。顾顺章就利用中统与军统的矛盾,从中挠拨离间,徐恩曾与戴笠简直如仇敌一样。当时在中统、军统两个组织中有一种说法,顾顺章经办的大案归军统,小案归中统。有时中统和军统为争夺案件的承办权在老蒋面前大吵一场。”[/FONT]

[FONT=宋体]可想而知,顾顺章总这么“脚踏两只船”,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在两大特务头子之间搞平衡,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结果![/FONT]

[FONT=宋体]另外,据许多中统特务回忆,有一段时间,顾顺章野心膨胀,企图在国民党特工内部建立自己的班底,还企图成立政治组织。[/FONT]

[FONT=宋体]如黄凯所说:[/FONT]

[FONT=宋体]“顾顺章经过[/FONT][FONT=ˎ̥]1[/FONT][FONT=宋体]年多的苦心经营,已在特工系统掌握一部分权力,经他训练的行动大队有[/FONT][FONT=ˎ̥]1000[/FONT][FONT=宋体]人,他有权进行调遣。自首人刘英等向徐恩曾检举顾顺章招兵买马,妄图组织新中国共产党,并蓄谋把千人行动大队作为他的武装基础,聚众起事,消灭包括老蒋在内的党政要员。”[/FONT]

[FONT=宋体]徐恩曾则认为,顾顺章曾暗中与中共有所联系,他说:[/FONT]

[FONT=宋体]“[/FONT][FONT=宋体]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FONT]

[FONT=宋体]以上说的,都来自于对方阵营的回忆,没有任何其他佐证。个人认为,顾顺章重新与我党联系云云,纯属子虚乌有。顾顺章的政治水平再低,也明白一个革命的叛徒,再回到“那边去”,等待着他的是什么。[/FONT][FONT=宋体]徐恩曾说的,极有可能是出于想干掉顾顺章的需要而“栽赃陷害”。[/FONT]

[FONT=宋体]至于说他企图培养自己的班底,倒是有这个可能,顾顺章本是一个胆大妄为又不知轻重的人物,这种人最容易容易忘乎所以。大家伙你吹我拍地这么一通煽呼,头脑一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FONT]

[FONT=宋体]不管因为什么吧,[/FONT][FONT=宋体]顾顺章最终被枪决,时间[/FONT][FONT=宋体]在1934年12月到1935年6月的这段时间里,枪决的地点,一说在苏州、一说在镇江。[/FONT]

[FONT=宋体]顾顺章的生卒年,在历史上的记载都不甚清楚,所以,只能说他活了约[/FONT]31[FONT=宋体]岁。[/FONT]

[FONT=宋体]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也带来了深刻的教训。[/FONT]

[FONT=宋体]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同志,曾于[/FONT]1938[FONT=宋体]年以“[/FONT][FONT=宋体]杜宁”的署名[/FONT][FONT=宋体]写了一篇《[/FONT][FONT=宋体]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深刻反思了顾顺章事件的根源与教训,今天看来,依然很有警示和教育意义,特附录于本章节最后。[/FONT]
 
看《潜伏》谈“军统” (九十七)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钱壮飞、胡底显然已经不适宜继续留在上海工作,1931年8月,二人辗转进入中央苏区。


[FONT=宋体]此后,钱壮飞历任[/FONT][FONT=宋体]国家政治保卫局某部部长、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革军委情报局(二局)副局长等职。[/FONT]

[FONT=宋体]很可惜,钱壮飞在长征中死于宵小之徒手中,时间大约是在1935年的3、4月间。[/FONT]


换句话说——从1931年4月25日直到牺牲,钱壮飞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家人!

[FONT=宋体]胡底更可惜,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的他,于1935年9月被冤杀。[/FONT]

[FONT=宋体]据说,钱壮飞离开南京的时候,曾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内容是要求徐善待自己留在南京的家眷,话说得很客气,但留了一个很不客气的“尾巴”——否则,就要公布徐的一些隐私。[/FONT]

[FONT=宋体]这件事,正史不载,徐自己当然也不可能提起来。不过,他确实没有过于为难钱的家眷倒是真的。[/FONT]


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在上海医院妇产科当医生,得到李克农的通知,张提前躲了起来。4月28日,[FONT=宋体]徐恩曾派人到上海钱壮飞的家中搜查,只有钱的老母亲在家。特务们骗老太太,说“有一大笔钱等着钱壮飞签字,签了字,这笔钱就是你们的了。”[/FONT]

[FONT=宋体]孰料,老太太确实不知道钱壮飞已经回到上海,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特务们拿一个老太太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得悻悻而归。[/FONT]

[FONT=宋体]1931[FONT=宋体]年4月26日[/FONT][FONT=宋体],钱的女婿刘杞夫在把情报交给李克农之后,遵照钱的嘱咐,准备即刻返回南京,打探进一步的消息。当时李克农非常不忍,因为谁都知道刘杞夫一回去,马上就是被逮捕,不是等于回去送死么?[/FONT][/FONT]

[FONT=宋体]但岳父的话同时也是党的指示,刘坚持要回南京,李克农只好嘱咐他一切小心。[/FONT]


[FONT=宋体]据[/FONT][FONT=宋体]钱椒椒解放以后回忆,[FONT=宋体]4[/FONT][FONT=宋体]月26日上午[/FONT][FONT=宋体],他们夫妇二人回到南京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逮捕,押在南京警备司令部,[/FONT][FONT=宋体]三个多月以后被释放。[/FONT][/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不久后,党组织派人与他们联系,告知钱壮飞已离开上海,让他们们暂回刘杞夫的老家湖南乡下。此后,刘杞夫一直在湖南搞教育,抗战胜利后去世。解放以后,钱椒椒带着孩子回到上海,于1977年去世。[/FONT]

[FONT=宋体]钱壮飞的两个儿子钱江、钱皇(后改名为钱一平)后被组织送往陕北公学学习,钱江后来成为导演。[/FONT]

[FONT=宋体]钱壮飞的另一个女儿黎莉莉于2005年去世,享年91岁。[/FONT]

[FONT=宋体]“龙潭三杰”中唯一见到革命胜利的是李克农,1955年,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逝世,享年63岁。[/FONT]

[FONT=宋体]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指认顾顺章的叛徒尤崇新,这个家伙居然给他活到了解放以后,化名为[/FONT][FONT=宋体]游浮,潜伏在某部级单位,在“肃反”中被揪了出来,于1953年被枪决。[/FONT]



[FONT=宋体]附录:[/FONT][FONT=宋体]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FONT]

[FONT=宋体]顾顺章,上海本地人,曾在南洋烟草公司做工七年。在最后的几年他是在厂担任工头的工作。于一九二四年的罢工中加入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南洋工人支部的书记,曾领导过几次南洋工人的罢工。后来他担任上海区委的工作。于一九二六年年底起,他担任训练武装上海工人的工作,即准备上海各次的暴动。在暴动之中及之后他是上海武装工人纠察队的队长。自四月事变后,他即担任中央特科工作,直到他于一九三一年四月间被捕时止。[/FONT]

[FONT=宋体]顾顺章的特点:[/FONT]
[FONT=宋体]1.[/FONT][FONT=宋体]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FONT]
[FONT=宋体]2.[/FONT][FONT=宋体]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FONT]
[FONT=宋体]3.[/FONT][FONT=宋体]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FONT]
[FONT=宋体]4.[/FONT][FONT=宋体]生活浪漫。[/FONT]
[FONT=宋体]于一九三一年三月或四月间,中央要他赴汉,为的要他去布置白区与赤区的交通路线。路线尚未布置完善,而他被捕了。他被捕之后,先把他所知道的在两湖的共党机关和军队中的关系告密,同时他供出了中央五个重要地方:向忠发的;周恩来的;瞿秋白的;中央秘书处;特科的机关。[/FONT]
[FONT=宋体]因他的告密,在两湖的白军中的重要同志和负责同志被捕。幸而中央得报很速,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预先遣移,警察们白白地慌乱了一次。但是顾顺章解京后,他积极地替国民党做破坏共党的工作,他在国民党做了剿共特务队的队长了。他的方法如下:[/FONT]
[FONT=宋体]1.[/FONT][FONT=宋体]利用他的家属关系来找党找同志,但因当时中央组织严密,不得发生效验,反在他老婆房间内被我们抄着了一个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内容大概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的各种组织关系——自中央到支部,一概交给蒋介石……”。因此,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FONT]
[FONT=宋体]2.[/FONT][FONT=宋体]他经常的利用同志们的社会关系。譬如他知道同志们家庭的关系、戚友们关系或戚友的戚友关系。他经常的布置着走狗等着。我们同志去发生社会关系或盯梢,或利用反动分子找关系。他曾用这样的方法威逼过我与秋白,但因我们及时得报,与社会关系刮断,不得乘机。他知道向忠发的老婆不是同志,并知道她是一个不懂向忠发是有共产党关系的不会戒备的人。他就利用这个弱点,——他在未捕去前曾介绍一个女佣人给向忠发的老婆过的。但在老顾告密之后,向即解雇而搬了房子。可是搬了房子之后,向妻与过去的裁缝店仍旧始终发生关系。因此老顾就利用被解雇的女佣人去问裁缝店,由此而知道向搬往何处。并且老顾派此女佣人直接跑到向家。当时向即借口而从后门逃出,对妻说绑匪来了。当天中央就设法搬向妻和陈林同志妻(她与向等同住在一处)。但敌人已追踪此关系,结果向忠发即被捕。[/FONT]
[FONT=宋体]3.[/FONT][FONT=宋体]利用一切被捕叛党分子,满布街头,尤其在重要交通的十字路上、电车站上,甚至小菜场上,见重要的即下手,见不重要的即盯梢。一九三三年中央军委的破坏,陈赓同志的被捕,即因叛徒们在小菜场见了陈赓之妻盯梢的结果。而陈赓之妻的被捕即在于顾知道陈赓之妻的娘家的关系,她到她的娘家去即被捕。[/FONT]
[FONT=宋体]4.[/FONT][FONT=宋体]他布置房子出租,见有可疑的房客即下手。因为他知道我们同志的行动、服装等。[/FONT]
[FONT=宋体]5.[/FONT][FONT=宋体]他布置走狗当旅馆、轮船上的茶房,侦察来客。[/FONT]
[FONT=宋体]6.[/FONT][FONT=宋体]布置暗探到党的机关里来,特别在江苏方面。罗敦〔登〕贤同志的被捕,即被全总的秘书告密而致。[/FONT]
[FONT=宋体]总之,他用很巧妙的方法来破坏我们。自然敌人得他帮助之后,破坏共党机关的方法比过去要进步得多。而我们也得到了些宝贵的教训:[/FONT]
[FONT=宋体]1.[/FONT][FONT=宋体]党对于同志们思想上、政治问题上的检查很缺乏。象顾顺章所担任的工作很重要,然而他平日不看文件,不发表任何政治意见,而同志们并没有来注意这一个问题。虽然他是一个老党员,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FONT]
[FONT=宋体]2.[/FONT][FONT=宋体]党对于同志们日常生活上的检查很缺乏。例如对于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甚至玩妓女)、打老婆等等的行动没有加以研究和注意,以致他借口特务工作的关系一日加一日的堕落,没有惹人的注意。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对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FONT]
[FONT=宋体]3.[/FONT][FONT=宋体]虽然自他被捕后当时的中央及时的加以戒备,以致他所告密的五个重要地方无一人被捕,但是中央机关的同志还是缺乏经常的警惕,例如向忠发的被捕,完全可以避免而没有去避免。[/FONT]
[FONT=宋体]4.[/FONT][FONT=宋体]虽然顾顺章所负的工作重要,但我们不应该给他知道许多不必要知道的地方。这不但对于他,就是对于一般的同志,在地下党生活时候,每个负责同志知道党的机关必须有限止的。否则,一人被捕即动摇了一切机关。[/FONT]
[FONT=宋体]5.[/FONT][FONT=宋体]在顾顺章的叛变的教训里,使我们党提拨干部时必须加以质量上的选择,就是说人的质量。顾顺章是工头出身,是有极浓厚的流氓性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相信他必须有限度的。自然我们可以利用他的长处,但是必须警防他的短处,不能给他占据党的最重要的领导工作。[/FONT]
[FONT=宋体]6.[/FONT][FONT=宋体]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象他一类的工人成份——流氓无产阶级成份占有相当的地位。[/FONT]


[FONT=宋体]杜宁写于克拉奇克疗养院[/FONT]
 
看《潜伏》谈“军统” (九十八)

[FONT=宋体]电讯专家魏大铭与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FONT]

[FONT=宋体]特务处成立之初,最让戴笠头疼的就是通讯问题。[/FONT]

[FONT=宋体]当年不像现在,有线电话那么发达,即时通讯全靠无线电台。问题是特务处刚成立,哪有条件去建立无线通讯网络,再说也没钱。[/FONT]

[FONT=宋体]这时,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已经成立几年了,在各地已经建立了一些分支机构,其头头徐恩曾本人又是干这个的,因此有自己的通讯网络。于是,蒋介石规定,凡特务处的情报往来,一律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代发代收。[/FONT]

[FONT=宋体]老蒋的这个话,说了等于没用。[/FONT]

[FONT=宋体]首先,大家都是吃同一碗饭的,特务处的情报怎么可能交给调查科去发!再说了,人家调查科的电台装上也不是为学雷锋的,总得先发了自己的东西,才谈得到帮特务处代发。但所谓情报,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份情报,晚了一会儿,可能就一钱不值了。[/FONT]

[FONT=宋体]仰人鼻息的滋味不好受,戴笠发誓要建立自己的无线通讯网。[/FONT]

[FONT=宋体]要办这个事,钱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人,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学生,懂无线电的人太少了。有钱壮飞的前车之鉴,又不敢随便招聘,十分苦恼。[/FONT]

[FONT=宋体]关键时刻,还是戴笠的铁哥们胡宗南帮了他,把当年“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中的一个介绍给了他。[/FONT]

[FONT=宋体]这个人,就是魏大铭。[/FONT]

[FONT=宋体]魏大铭是上海人,早年在外轮上工作,后来被李范一看中,调他到电台当了一名报务员。[/FONT]

[FONT=宋体]李范一,[/FONT][FONT=宋体]1891[/FONT][FONT=宋体]年生,湖北应城人。[/FONT]

[FONT=宋体]李范一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一方面,他受过旧式教育,他是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科的秀才,当时他才13岁;另一方面,他又是留学生,在美国先学经济,然后又学无线电,1917年毕业以后,一直在美国工作。[/FONT]


[FONT=宋体]北伐军兴,李范一回国,当时正好急需他这样的通讯专才,旋即任后方总司令部交通处长,1927年转前方总司令部任交通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李范一看到无线电只供应军用,造成极大浪费,因而极力推动“军转民”,这样一来,无线电很快得到一个大的发展;李范一遂成为我国无线电事业创始人之一。[/FONT]​



[FONT=宋体]魏大铭就是李范一的得意门生。[/FONT][FONT=宋体]1932[/FONT][FONT=宋体]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驻常州的胡宗南托李为他介绍一位无线电专家,当时[/FONT][FONT=宋体]魏大铭正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前线后援组主持电台事务,李遂将魏大铭推荐给了胡宗南。[/FONT]



[FONT=宋体]在很短的时间里,魏大铭帮助胡宗南的第1师建起了一个拥有5座电台的通讯网,胡十分满意。后来胡宗南部调往甘肃,魏大铭不愿意去西北工作。胡宗南恰好做个顺水人情,将他介绍给了求贤若渴的戴笠。[/FONT]​



[FONT=宋体]1933[/FONT][FONT=宋体]年3月18日[/FONT][FONT=宋体],魏大铭到特务处报到,地点是在戴笠任政治特派员的浙江警官学校。[/FONT]

[FONT=宋体]
[FONT=宋体]当时在场的还有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赵龙文、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女生指导员章粹吾等等。他们回忆,当时戴笠正召集他们开会,忽然进来一个风度潇洒的青年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戴笠一看非常高兴,马上给大家介绍:“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之一的魏大铭同志,我特地请来,帮助我们建立无线电事业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时大家穿的不是中山装、就是警服,只有魏大铭穿着一身长袍马褂,跟大家反差极大,所以印象特别深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什么事情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建立台网,首先得有话务人员。因此魏大铭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叫做“杭州电讯训练班”,也叫杭州特警班第六队。班主任自然是戴笠,副主任魏大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戴笠对这个班的工作高度重视,派出了阵容强劲的队长、指导员等工作人员,如罗毅、肖坚白、罗杏芳、董益三等等,后来基本上都成了高级技术特务,如肖坚白,后曾任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罗杏芳后任[/FONT][FONT=宋体]重庆邮检所所长[/FONT][FONT=宋体];董益三,后曾任[/FONT][FONT=宋体]军统电讯处副处长,[/FONT][FONT=宋体]戴笠曾经着力培养他以取代魏大铭,结果在他任上发生了著名的“张露萍案”,大倒热灶,把戴笠气得要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教官,都是魏大铭从外面请的专家,层次极高,如康宝煌、谢松元、苏民等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至于学员,自然也要精挑细选,最后从“浙警”的毕业生中挑选了10个,特务处广东站保送了1个,再加上戴笠的本家侄子戴永安,一共12个人,后来都成了特务处在通讯方面的骨干。[/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一期培训班的成功,令戴笠非常满意,他特地送给魏大铭一块藏青色毛哔叽布料,让他去做一套中山装,别再穿那身长袍马褂了。另外又奖励他200元钱,魏大铭去买了一部《资治通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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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谈“军统” (九十九)



[FONT=宋体]第一期的成功令戴笠、魏大铭都很高兴,同时他们也在总结、检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FONT]​



[FONT=宋体]魏大铭找到戴笠,对他说,觉得从警校的学员中挑选培养对象,存在很多问题。[/FONT]​



[FONT=宋体]第一,警校的学生出来以后,岁数都不小了,再来学习无线通讯这样的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本身就是强人所难。[/FONT]​



[FONT=宋体]学什么东西都一样,都是需要“童子功”的,无线通讯,其实跟学外语类似,无线通讯也是一种语言,除了专业性强以外,还需要一定的记忆力,还要求手指的灵活性等等,不是谁都适合学的。特别是年龄,最好是小青年,接受能力比较强,学这个最好。[/FONT]​



[FONT=宋体]魏大铭之所以成为电讯专家,有他自己的特质。据特务们回忆,魏大铭的发报,以指法熟练,发报“均匀”而著称,这个“指法熟练”,通过一定的训练不难达到,而发报“均匀”就不是谁都能做得到了。你发报不“均匀”,就会给收报者造成困难,一份电报发了两三次,对方还是译不出来,有这么两回,你这碗饭也就别吃了,这可是军事情报啊![/FONT]​



[FONT=宋体]所以,警校的多数学生,像毛森这样的,从警校毕业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六了,记忆力也减退了,手指也不灵活了,你让他们来学这个东西,会很吃力,也学不好。[/FONT]​



[FONT=宋体]第二,还有一个脾气秉性的问题。[/FONT]​



[FONT=宋体]我们看电影,凡是反映女特务,多半都是穿着一身美式军服,戴顶船形帽,眉宇间多少带些妖冶之气,手里拿个夹子:“咔”的一个立正:“报告!南京密电。”坐着的长官不动声色地说“念”。多半是这样一种形象吧?[/FONT]​



[FONT=宋体]有点夸张,但应该说,电讯人员确实以女性为多,因为干通讯这一行,除必要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求坐得住,静得下来。你想,一天到晚坐在那里,手拿着电键按来按去,或是拿个密码本查来查去,干一天还行,干一辈子,想想都可怕。所以电讯这个事,不是谁都适合做的。[/FONT]​



[FONT=宋体]当然,也不一定说男的就干不了。干电讯干出名堂的,有女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姜毅英;也有男的,比如后面我们要说到的张我佛,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报务员,所以还是那句话,什么都不是一定的,看个人造化了。[/FONT]​



[FONT=宋体]警校的学生,就尤其不适合,当警察的人,一般比较外向,因为他要与人打交道,所以选材的时候就选的那些头脑比较灵活、能随机应变的人。这些人,你让他学电讯,无异于苦刑、受罪。[/FONT]​



[FONT=宋体]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第一期的时候,从警校挑学员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费挺大劲也只挑出十来个人,就是这个原因。 [/FONT]​



[FONT=宋体]因此,魏大铭向戴笠提出建议,干脆直接办一个无线电学校,挑选那些年纪比较小,又有一定无线电基础的年轻人接受专业训练。也就是说,通过无线电学校,先培训专业技能,然后再从这些人当中挑选最优秀的,进入杭训班,进行特务训练和“政治”教育,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FONT]​



[FONT=宋体]关于费用,魏大铭说,办这样一个学校,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因为一旦开办起来,就有收入,以后就可以“滚”着走了,因此,最初的开办费,有几百块钱就行了。 [/FONT]​



[FONT=宋体]有这样的好事,戴笠当然是完全支持——培养学生的事,戴笠最重视,最肯下本,别说花不了多少钱,花再多的钱,戴笠也会去想办法。于是责成魏大铭全权负责,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加任何干涉,只要能给我培养出合格的学生就行了。 [/FONT]​



[FONT=宋体]经过一番调研,魏大铭把学校设在了上海,上海是当年的经济中心、工业中心、无线电事业十分发达,国外进口的各种最先进的设备都是最先进入上海,因此当时上海已经有了好几家无线电制造厂商,同时也有几家无线电方面的培训学校,因此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FONT]​



[FONT=宋体]魏大铭有办法,不知他用了什么说词,说动了上海一家叫“三级锐电公司”的厂商,用它现成的名字,建立了一所“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把杭训班的学员队长萧坚白调来当了所长。教务长,魏大铭请来的是当时国际电台的报务长方砚农。[/FONT]​



[FONT=宋体]方砚农也是当年著名的的无线电专家,著有《[/FONT][FONT=宋体]无线电报务员应用知识》。方[/FONT][FONT=宋体]并不是黄埔出来的,但此后在军统中落了户,抗战中曾任[/FONT][FONT=宋体]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注意:这个组织并不是军统的)第四组少将组长。[FONT=宋体]1946[/FONT][FONT=宋体]年3月18日[/FONT][FONT=宋体],国民党政府接收哈尔滨电信业,取消哈尔滨电政管理处,成立“交通部哈尔滨电信局”,出任局长的就是方砚农。[/FONT][/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另外还有一个“所长助理”陈祖舜,负责对学员进行调查,了解掌握每个学员的家庭背景、思想倾向、日常言行、社会关系等等,主要是为了避免再发生徐恩曾式的“悲剧”。另外当然也包括对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身体条件等等,毕竟把这些人挑选出来,将来是要当技术特务的,光是思想上合格不管用。 [/FONT]​



[FONT=宋体]陈祖舜,1901年生,广东始兴人,军校六期。后曾任国防部保密局第四处副处长、国防部二厅七处少将处长。[/FONT]



[FONT=宋体]“三极无线电传习所”第一期共招收了[/FONT][FONT=宋体]40[/FONT][FONT=宋体]多个适龄青年参加无线电培训。结业以后,根据上述标准,萧坚白、陈祖舜等挑选了十几个“优秀分子”,以及其他方面报送的几个“好苗子”,一起送到杭州,继续进魏大铭的杭训班,在“三极”所进行的无线电基本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特工技术的培训以及政治训练,培养出来,就是特务处的报务人员了。 [/FONT]



[FONT=宋体]至于没有选上当特务的那些孩子,魏大铭也不是就不管了,相反,他还负责给推荐工作,魏大铭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把学员们推荐到外国的轮船公司、推荐到国际电台,等等,这在当时都是很热门的单位。 [/FONT]​



[FONT=宋体]既然有这样好的出路,就不愁没有生源,“三极”的全盛时期,居然连轴转,日夜各两个班次,把另外那几家培训学校挤得都不行了。 [/FONT]​



[FONT=宋体]由于有“三极”作为基础,大大提高了杭训班的工作效率,从1[/FONT][FONT=宋体]933[/FONT][FONT=宋体]年到[/FONT][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抗战爆发,魏大铭在杭州共举办了[/FONT][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期培训班,为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人力支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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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谈“军统” (一百)

[FONT=宋体]话务员有了,下面亟待解决的解决的就是设备问题。[/FONT]


[FONT=宋体]当时没有专门用于谍报的小型收发报机,都是军用的,最小的就是5瓦手摇发电机式的,体积很大,另外还有15瓦充电发电机式的,更是庞然大物了,根本无法用于秘密工作。于是魏大铭与康宝煌研究,能不能搞点技术革新,研制一种小型的收发报机。[/FONT]​



[FONT=宋体]康宝煌是当时著名的无线电专家,也是南洋公学电机工程科出来的,跟徐恩曾是前后同学,去台后任台湾电信管理局总工程师、台湾电信总局终身顾问等职。[/FONT]​



[FONT=宋体]康宝煌就是康宝煌啊,经过研究,他说:“把收报机的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就可以有信号,虽然电力微弱,应该可以试一下。”[/FONT]​



[FONT=宋体]以上是康宝煌的原话,什么意思,笔者不是学工科的,不明白,不知道有多难、或者是有多简单。[/FONT]​



[FONT=宋体]不管什么意思吧,反正是这个技术革新一举成功,研制出来的,就是后来广泛运用于军统秘密工作中的2.5瓦小型电台,小到什么程度呢,据记载,除了电池、听筒和电键以外,只有“两只饼干桶”那么大。[/FONT]​



[FONT=宋体]这个比喻同样不论不类,饼干桶可大可小,谁知道是多大?但按照沈醉说的,他可以把发报机藏在婴儿身下,通过日本人的岗哨,那应该是不会太大。[/FONT]​



[FONT=宋体]这个小小的技术革新,一举奠定了特务处、乃至后来军统无线通讯的基础,因为军统干的是谍报工作,如果没有适合敌后使用的小型无线电台,其一切工作都等于零。[/FONT]


[FONT=宋体]1933[/FONT][FONT=宋体]年7月,蒋介石在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戴笠特地要求魏大铭带着他新研制的袖珍发报机跟着他上庐山晋见蒋介石——他要给老蒋露一手。[/FONT]



[FONT=宋体]当时,庐山与各地通讯,也是靠电台,就是军用的15瓦的那种,架在牯岭。庐山是著名的多雾气候,一天到晚大雾弥漫,电力的损耗很大,因此信号特别弱。庐山电台台长花克强,也是个无线电好手,每次发一封电报,有时一、两天都发不出去。收报就更困难了,要一点一点地调整刻度盘,去捕捉微弱的信号,旁边的助手连大气都不敢出,每收一封电报,花克强都紧张得浑身大汗淋漓。[/FONT]​



[FONT=宋体]这次,戴笠就是要让魏大铭带着他的2.5瓦袖珍机,去挑战花克强的15瓦军用机。[/FONT]​



[FONT=宋体]挑战的过程不说了,因为笔者实在不太懂,描绘不出来那种精彩。反正最后的结果令老蒋开了眼界——魏大铭不但帮助牯岭台改进了天线设备,促进了通讯质量和效率;同时,魏大铭让老蒋看到,特务处新研制的2.5瓦袖珍机,同样完成了与南京通讯的任务。老蒋高兴地对魏大铭说:“你好好干吧,我会有工作给你的。”[/FONT]​



[FONT=宋体]戴笠的这一趟庐山之行,一举三得:第一,他让老蒋知道自己手下有出色的人才,第二,他通过老蒋的话,鼓励了魏大铭。[/FONT]​



[FONT=宋体]还有第三,此后不久,老蒋就批准了戴笠的报告,准许他建立一个无线电工厂,费用嘛,自然不用特务处掏钱了。[/FONT]​



[FONT=宋体]无线电工厂建立起来以后,不仅制作袖珍发报机,康宝煌又想出了一个新招——他把民用的普通收音机改装为发报机,便于通过敌人的盘查。要使用的时候,只需要买几个随便哪儿都有的普通配件,一装上,马上就成了一台特工用的收发报机。[/FONT]​



[FONT=宋体]随着各地派出机构的增加,大家都配发了2.5瓦袖珍机,新的问题又来了,大家的信号都很微弱,这就要求南京的总台必须强大异常,否则根本无法与外地保持通讯联络。[/FONT]​



[FONT=宋体]魏大铭开始着手建立南京总台,一下增加了7、8台收发报机,电力达到1、2百瓦,每台机器之间相连,可以在总台远程控制发报机,通话距离达到一、两千公里。[/FONT]​



[FONT=宋体]后来,随着军统的不断扩大,仅沦陷区的秘密电台就达到300多座,一个总台不敷使用,又建立了第二总台,到1944年,又建立了第三总台。全盛时期,几百名话务人员八小时一班,每天24小时工作,总台的电灯从来没有熄灭的时候。[/FONT]​



[FONT=宋体]戴笠梦寐以求的无线通讯网,终于建立起来了。[/FONT]​



[FONT=宋体]1938[/FONT][FONT=宋体]年8月,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魏大铭就任第四处(电讯处)处长,少将军衔。[/FONT]

 
看《潜伏》谈“军统” (一百零一)

[FONT=宋体]兵不血刃 敉平“两广”[/FONT]



[FONT=宋体]说起特工,大家往往对行动工作比较感兴趣,尤其是暗杀啊、破坏啊。这很正常,一是情节曲折,二是总有一些细节往往不为人们所熟知。其实,行动工作只是谍报工作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个部分。[/FONT]​



[FONT=宋体]如果说情报是一切谍报工作的基础的话,那么,策反就是谍报工作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集大成者。[/FONT]​



[FONT=宋体]在策反方面,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有过不少成功的案例,比如前面在殷汝耕案中讲到的,对冀东保安队的工作,就是通过策反达成的。虽然后来又被殷汝耕这个汉奸跑掉了,但不能因此而抹杀策反工作的成功。[/FONT]​


[FONT=宋体]在特务处的策反工作中,要说最成功的,就是在“两广事变”中的表现了,那真可以说是“蓝衣剑客踏雪无痕”,各条工作路线分进合击,丝丝入扣,兵不血刃,敉平“两广”。实在令人击节。[/FONT]

[FONT=宋体]两广这块地方,挺有意思。[/FONT]

[FONT=宋体]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FONT]

[FONT=宋体]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两广,反而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FONT]




广东的军阀,中山先生都拿他们很头痛。先是陈炯明、然后是他请来的滇军的杨希闵、桂军的刘震寰(这两个人到了广东的所作所为,像极了汉末的李傕、郭汜)。等把这一干人等打垮了,中山先生也去世了。

上来的是另一个广东军阀陈济棠,接着跟老蒋对着干。好不容易到1936年广东归并了“中央”,没几天抗日战争爆发,广东很快又沦陷了,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算起来,从1923年3月1日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成立到1949年,广东就没消停过几天。


[FONT=宋体]广西就更不得了,从[FONT=宋体]1917[/FONT][FONT=宋体]年6月20日[/FONT][FONT=宋体],陆荣廷唆使广东督军陈炳焜和广西督军谭浩明联盟通电,宣布两广自主开始,广西始终把持在老桂系和新桂系手中,这当中,还有3、4年的时间,桂系连广东都抓在手里。[/FONT][/FONT]


[FONT=宋体]说起桂系,绝对是旧中国的一个“异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姑且从此就算他为统治全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直到1949年退出大陆,一共22年,其间,多少军阀都被蒋剃了头,唯一保持相对独立,且在国民党内、军内始终保持相当影响力的,唯有桂系。[/FONT]

[FONT=宋体]去台以后,国民党内部曾经有一种说法,说国民政府之所以丢失大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桂系总在那儿“搅和”,争权夺利几十年,造成“党国”的不团结,最后大伙一块儿“洗洗睡”。[/FONT]

[FONT=宋体]这种说法,失之于表层化,且有推脱责任之嫌,但细想起来,也有一定道理。[/FONT]


[FONT=宋体]1948[/FONT][FONT=宋体]年5月20日[/FONT][FONT=宋体],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此前,李宗仁曾征求老蒋的意见,问就职仪式上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蒋说穿西服,于是李去赶做了一身燕尾服。等到典礼头天,老蒋又通知李宗仁,说改穿军服,于是李穿上他那身一级[/FONT]

[FONT=宋体]上将的军装、别上几大排勋标,威风凛凛地就去了。结果到现场一看,老蒋穿了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风度儒雅之至。俩人站在一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李宗仁是蒋介石的保镖呢。把李副总统给气得都快疯了。[/FONT]

[FONT=宋体]一个“党国”的一、二把手之间,脑子都用到这些地方了,你说这个党、这个国,还能好得了![/FONT]

[FONT=宋体]广东和广西的关系,颇为独特,一会儿打得不可开交,一会儿又一块扯旗造反;有明明是广东人,却被称作桂系军阀的,有明明是广西人,却属于广东军阀的;就在这打来打去之间,打出了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人物。[/FONT]

[FONT=宋体]广西的军阀,李宗仁、白崇禧、[/FONT][FONT=宋体]黄绍竑[/FONT][FONT=宋体],等等,大家比较熟悉了。更早的,还有老桂系的陆荣廷,这个中学课本上是有的,其人功也、罪也,到今天还说不清。[/FONT]

[FONT=宋体]同样,[/FONT][FONT=宋体]广东的军阀中,也颇有些了不起的人物。首先是[/FONT][FONT=宋体]陈炯明。[/FONT]




陈炯明的一生,以1922年6月16日炮轰总统府”而著称,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而且每当提及,必顺带提起宋庆龄女士在转移中流产之事,并着重指出此事导致宋庆龄终身不育。

[FONT=宋体]实际上,除“六一六事件”以外,陈炯明还做过许多事情,是个相当不一般的人。比如他对广东的建设、比如他坚决禁赌、比如他的不蓄私财、比如他一手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造成为中国致公党,至今还是我国参政议政的一个民主党派。[/FONT]

[FONT=宋体]1925[/FONT][FONT=宋体]年,被彻底打垮的陈炯明退居香港。[/FONT][FONT=宋体]1933[/FONT][FONT=宋体]年,陈炯明在贫病交加中病逝于香港,年仅55岁。[/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陈炯明[/FONT][FONT=宋体]死时身无长物,连棺材都没有,身边的人,只好用他为其母所备的一口棺材殓葬。[/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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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时人曾送给[/FONT][FONT=宋体]陈炯明一副挽联:[/FONT]



[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FONT]



[FONT=宋体]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FONT]​



[FONT=宋体]“谤满天下,名亦随之”,是反用曾文正公的说法,用在陈炯明的身上,极为贴切。的确,[/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炮轰总统府”的陈炯明,只这一件事,足以使他[/FONT][FONT=宋体]“谤满天下”了。[/FONT]


[FONT=宋体]其实,究竟有没有[/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炮轰总统府”这回事,或者是究竟谁往广州城里开了炮,历史上还有争议。当然,不管有没有,“六一六事件”都意味着[/FONT][FONT=宋体]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决裂,这是没有错的。[/FONT]

[FONT=宋体]唯一从“六一六事件”中受益的,[/FONT][FONT=宋体]那就是成全了蒋介石。[/FONT]


[FONT=宋体]1922[/FONT][FONT=宋体]年6月18日[/FONT][FONT=宋体],痛感身边没有军事干部的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称:“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事紧急,盼速来。”[/FONT]





[FONT=宋体]当时正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接到电报之后,在熊市的不利局面下,托[/FONT]虞洽卿又“操作”了最后一把,于6[FONT=宋体]月25日[/FONT]携款4万直奔广东,并于6月29日,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此举令中
山先生终生难忘,甚至当时就露出了“传位”的意思:“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FONT=宋体]蒋介石一举奠定此后一生的事业基础。[/FONT]


[FONT=宋体]人哪,其实一辈子就是那几步,走对了就走对了,走错了,也就甭怨天尤人了。[/FONT]​



[FONT=宋体]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FONT]​
 
看《潜伏》谈“军统” (一百零二)


[FONT=宋体]陈炯明之后,就要数陈济棠了,与老陈相比,小陈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FONT]


[FONT=宋体]陈济棠,1890年生,[/FONT][FONT=宋体]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FONT]

[FONT=宋体]陈济棠17岁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并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开始军旅生涯,辛亥革命后进入粤军,积功升至团长。其中,还曾经有一段时间投在宿将林虎手下。[/FONT]

[FONT=宋体]陈济棠在这之后的经历,实在太过复杂,一会儿跟着这个打那个,一会儿随着这个“通电”反那个。当然,不仅陈济棠,那会儿的军阀大都如此,尤其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就跟演戏似的,今天“通电”“反”某某人,明天就“通电下野”,后天就留洋,大后天没准又杀回来了。[/FONT]

[FONT=宋体]不奇怪,那个时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和规律跟现在完全两样。[/FONT]

[FONT=宋体]陈济棠是个很会利用机会的人。[/FONT]

[FONT=宋体]从1922年开始,先是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战争和讨伐陈炯明,当上了旅长。[/FONT]

[FONT=宋体]然后——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陈济棠成为国民革命军师长。[/FONT]

[FONT=宋体]然后——1927年,蒋介石[/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四·一二”政变,陈济棠积极响应:[/FONT][FONT=宋体]“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赤色帝国主义者的苏俄,是我们最大最可恶的敌人。”这一响应,陈济棠又升了一格,[/FONT][FONT=宋体]1928[/FONT][FONT=宋体]年3月,任第4军军长兼西区绥靖委员、广东编遣特派员。[/FONT]

[FONT=宋体]然后——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陈济棠积极支持老蒋,成了第8集团军总司令。[/FONT]

[FONT=宋体]然后——1931年,借着老蒋扣押胡汉民,陈济棠又通电“反”蒋,顺带手赶走了自己在广东最大的对头——广东省长陈铭枢。[/FONT]

[FONT=宋体]然后——1931年5月,汪精卫等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改任第1集团军司令,独揽军权。[/FONT]

[FONT=宋体]最后——[/FONT][FONT=宋体]1931[/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宋体]“九·一八”事变,宁、粤复合,[/FONT][FONT=宋体]戴在陈济棠头上的帽子——广州国民政府取消,[/FONT][FONT=宋体]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任两个机构的常委,集广东的党政军权于一身。名义上的负责人胡汉民,不过摆设而已。[/FONT]

[FONT=宋体]如此这般,经过陈济棠这一番闪展腾挪,拳打脚踢,不过9年时间,陈济棠就从粤军的一个团长成为雄踞一方的“南天王”,这时陈济棠才41岁。[/FONT]

[FONT=宋体]被他“闪”了的,包括老“天王”陈炯明、包括他在“护国军”时的老上司林虎、包括他当营长时的上司陈铭枢、包括他当旅长时的上司李济琛,你说这是一般人么?[/FONT]

[FONT=宋体]再过几年,陈济棠还要再“闪”一次蒋介石,不过这次没弄好,跟他的老前辈陈炯明一样,把自己给“闪”到香港去了。赔了。[/FONT]

[FONT=宋体]前面说了,蒋介石曾于1935年封了9个一级上将,其中除了何应钦以外,全是各地的实力派和过气军阀,好像这种背4颗星的上将,专门就为安置这些人的。[/FONT]

[FONT=宋体]这其中,除了张学良实在太过年轻,咱不跟他比——跟他也没有可比性,他的产业是继承的,不是自己打出来的。[/FONT]

[FONT=宋体]其他的,就是李宗仁比[/FONT][FONT=宋体]陈济棠[/FONT][FONT=宋体]小一岁,1891年生。其他的,都比[/FONT][FONT=宋体]陈济棠岁数大,像阎锡山、冯玉祥这样的老前辈,比陈济棠大7、8岁呢,几乎差出“半辈”人去了![/FONT]

[FONT=宋体]军阀割据,对于国家来讲,自非善事。但作为一个某地区来讲,军阀主政,只要是本地人,桑梓情深,往往有他的好处,东三省、新疆,都是在军阀主政的时候发展起来的。[/FONT]

[FONT=宋体]广东也是如此,你别看陈济棠一个军阀,他还是一个搞经济的长才,从1931年到1936年,号称广东建省的“黄金五年”。[/FONT]

[FONT=宋体]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与我们要谈论的主旨关系不大,这里主要说说陈济棠的整军经武。[/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说起整军,陈济棠利用了一个很好的机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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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前面说了,1931年5月,以汪精卫为首,在广州又出现了一个国民政府。这已经是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分裂了。[/FONT]

[FONT=宋体]1927[/FONT][FONT=宋体]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仗着他手里的军权,抢了当时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权,史称“宁汉合流”,这是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分裂。[/FONT]

[FONT=宋体]1930[/FONT][FONT=宋体]年1O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此时,春风得意的蒋介石觉得当国民政府主席有点不太过瘾了,各方掣肘太多,办起事来太麻烦,不如改为总统制,当总统。于是提出:“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选举总统。”[/FONT]

[FONT=宋体]当总统,不是想当就当的,那得选出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这都不是蒋介石自己说了就算的,要做许多工作。[/FONT]

[FONT=宋体]蒋介石的主张,从立法院那儿就过不去,胡汉民说了,“现在是训政时期,国民会议只能作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不能作为权力机关。训政已有建国大纲作依据,不应再来一个什么约法,搞得不伦不类。”[/FONT]

[FONT=宋体]胡汉民是立法院长,他不同意,这事还真是挺麻烦,没法往下操作。[/FONT]

[FONT=宋体]胡汉民,1879年生,广东番禺人。[/FONT]


胡汉民可是国民党的元老了,想当年,胡汉民、汪精卫号称中山先生在世时的左辅右弼,[FONT=宋体]1911[/FONT][FONT=宋体]年12月,胡汉民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的时候,蒋介石才是陈其美手下的一个团长。[/FONT]

[FONT=宋体]说起来,胡汉民还是蒋介石的恩人呢,当年老蒋在南京“另立中央”的时候,大家都不买账,全仗着胡汉民帮他,说这个劝那个,出了好多主意,才把这个局面撑了下来。[/FONT]

[FONT=宋体]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时的恩人,现在成了对头。[/FONT]


经过蒋再三做工作,经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同意,于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和代表选举。

[FONT=宋体]蒋介石会搞小动作,胡汉民也不是吃素的。打仗打不过你姓蒋的,搞政治,那可是我的长项——你蒋介石不是要选总统么?选吧。[/FONT]

[FONT=宋体]我让你选不上![/FONT]

[FONT=宋体]老蒋派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到各地去活动,了解一下代表产生的过程和结果,这一了解可坏喽![/FONT]

[FONT=宋体]没几个支持老蒋的,因为谁也不愿意选一个“新军阀”当总统,那选出来,肯定他一人说了算,大家还不全成摆设了![/FONT]

[FONT=宋体]相反,胡汉民是文人,当总统放心,大家都支持胡汉民当总统。[/FONT]

[FONT=宋体]这不麻烦了?做了一锅饭,给别人吃了![/FONT]

[FONT=宋体]老蒋请出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让他劝胡汉民“离职休养”。吴去了,结果被胡汉民痛骂,说他是“无耻之徒”。[/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骂走了吴稚晖,这下蒋介石也没办法了,连吴稚晖的老面子都不给,还有谁能去跟胡汉民过话?[/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没办法,胡汉民的资格太老了,谁也奈何不了他[/FONT]
 
看《潜伏》话“军统” (一百零三)

[FONT=宋体]要说哥们就是哥们,正在蒋介石一筹莫展之际,他的义弟戴季陶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FONT]

[FONT=宋体]戴季陶说,胡汉民不同意?这事好办哪,你把他抓起来不就得了么![/FONT]

[FONT=宋体]蒋介石心想你可真会出主意,胡汉民是立法院长,能随便抓么?[/FONT]

[FONT=宋体]还别说,戴季陶虽是文人,却比“武人”蒋介石胆子还大,敢想敢干。[/FONT]

[FONT=宋体]戴季陶说没事,各路军阀不都已经被你给码平了么,估计没人敢说什么。这事交给陈果夫他们兄弟俩去办,没问题,放心吧。你就甭管了。[/FONT]

[FONT=宋体]甭管了?出大事了![/FONT]


[FONT=宋体]1931[/FONT][FONT=宋体]年2月26日[/FONT][FONT=宋体],蒋介石给胡汉民送来一封请柬,请他于28日到陆海空总司令部赴晚宴。[/FONT]

[FONT=宋体]胡汉民哪里知道这是“鸿门宴”,就去了。去了一看没人,只有一封蒋介石给他的信,信上先写蒋如何如何尊重胡汉民,然后就开始数落胡的不是,说他处处与蒋过不去,最后,蒋说我是干革命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革命到底,这是我的光荣职责![/FONT]

[FONT=宋体]信是写的冠冕堂皇,把胡元老气得够呛,又不好跟底下人发脾气,于是对送信的人说:你去请介石来,我有话跟他说。[/FONT]

[FONT=宋体]对方当然不会去请,只是说请您先吃饭,有什么事情吃了饭再说。[/FONT]

[FONT=宋体]胡汉民说我吃什么饭!你去请介石来,我要问问他是什么意思。[/FONT]


对方当然不会去请,只是说请您先吃饭,有什么事情吃了饭再说。

[FONT=宋体]胡汉民说我吃什么饭!你去请介石来,我要问问他是什么意思。[/FONT]


对方说蒋先生没什么意思.

[FONT=宋体]这下胡汉民也火了:没意思!没意思这封信什么意思,搞什么鬼?[/FONT]


对方看胡汉民急了,只好说了实话,说“蒋先生想请您自己辞去立法院长的职务”。

[FONT=宋体]胡汉民一听更生气了,说行啊,不让我干可以。但必须介石来跟我说,何必躲着我,这是能躲得了的事么![/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快夜里12点了,蒋介石还真来了。胡劈头就问:“你最近有病吗?”[/FONT][/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蒋介石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说我没生病啊。[/FONT][/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胡汉民说“那好,我以为你得精神病了。”[/FONT][/FONT][/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蒋介石哭笑不得。[/FONT][/FONT][/FONT][/FONT]

[FONT=宋体]俩人坐下来,胡汉民开始给蒋介石上课。胡汉民比蒋介石大十来岁,又是国民党元老,给蒋上上课,一点不新鲜,蒋也只有听着的份。[/FONT]

[FONT=宋体]胡汉民逐条驳斥了蒋介石信上罗列的罪状,最后说,从今天起,我什么也不干了,不管了。你爱干嘛干嘛。[/FONT]


蒋一听胡汉民说不干了,还挺高兴,说:我是最尊重胡先生的,以后有什么事,还要向胡先生请教。今天您肝火太盛,我又是个不太会说话的人,肯定说不过您。但我肯定不会乱说,不会冤枉你胡先生的。

[FONT=宋体]蒋介石说自己“不会说话”,当然是一种自谦之辞。但是,单就这几句而言,还真是说得不甚得体,徒然给对方递“话把儿”。[/FONT]

[FONT=宋体]蒋既然表示尊重胡汉民,胡乐得倚老卖老,数落得更起劲,说:你做得不对的事,只有我能教训你,现在你不一样了,除了我,还有谁能教训你。你不要以为我怕你,我这么大岁数了,太太可以自立,孩子也大了,我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除了党国,没有我胡汉民再惦记的事了。[/FONT]

[FONT=宋体]当着手下的侍卫,蒋介石听着心里直蹿火,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坐不是站不是。好不容易胡汉民说完了,蒋介石赶紧说:您休息吧,我告辞了。[/FONT]

[FONT=宋体]第二天,胡写了一封辞呈给蒋介石,辞去立法院长职务。蒋介石把胡汉民送到南京汤山,从此就算被软禁了,后来胡汉民回忆那段时间的情况时说:“幽居一室,空气恶劣,窗外便是兵警,擎着枪,枪影从窗中照映入来,更令人难堪!”[/FONT]

[FONT=宋体]蒋介石以为这就算完事了,让著名的老好人林森接替了胡汉民立法院长的职务。好了,没有人捣乱了,这下可以选总统了。[/FONT]

[FONT=宋体]事情哪有这么简单![/FONT]

[FONT=宋体]一个堂堂的立法院长,蒋介石居然能给抓起来,登时舆论哗然,美、英、法等国严厉抨击,斥为“践踏民主”。[/FONT]

[FONT=宋体]各路军阀,倒是的确没人出来管这个闲事。炸了窝的,是党内的“同志”们——你蒋介石还没当总统呢就这么猖狂,以后当了总统,还不得把我们这些人全宰喽![/FONT]

[FONT=宋体]大家都是文人,文人有文人的办法,你蒋介石不是能耐大么,你自己干吧。[/FONT]

[FONT=宋体]首先辞职的是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然后是立法院长林森,接着是司法院长王宠惠,去了欧洲。[/FONT]

[FONT=宋体]一共五个院长,走了俩,其中的王宠惠还是“约法”起草委员,都走了,这个总统还选个头啊![/FONT]

[FONT=宋体]1931[FONT=宋体]年4月30日[/FONT][FONT=宋体],古应芬、林森、萧佛成、邓泽如等4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FONT][/FONT]

[FONT=宋体]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FONT]

[FONT=宋体]陈济棠首先从香港把古应芬接到广州,通过古应芬,赶走了压在自己头上的最后一块石头——广东省长[/FONT][FONT=宋体]陈铭枢。然后联系了去年还打得昏天黑地的桂系李宗仁,建议他们联合反蒋。[/FONT]


接着,5月3日,陈济棠领衔粤军各将领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FONT=宋体]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FONT][FONT=宋体]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都陆续到了广州。[/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5[/FONT][FONT=宋体]月24日[/FONT][FONT=宋体],汪精卫、孙科、许崇智、唐生智、陈友仁等各路党国元老、过气军阀齐集陈济棠的公馆,会商“党国大计”。[/FONT][/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5[/FONT][FONT=宋体]月27日[/FONT][FONT=宋体],在粤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FONT][/FONT][/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5[/FONT][FONT=宋体]月28日[/FONT][FONT=宋体],这些人[/FONT][FONT=宋体]彷照[/FONT][FONT=宋体]中山[/FONT][FONT=宋体]先生在“护法战争”时的做法,同时也是效蒋介石的故智,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FONT][FONT=宋体]陈济棠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FONT][FONT=宋体]汪精卫倚为干城[/FONT][FONT=宋体]。[/FONT][/FONT][/FONT][/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这下娄子大了吧,你看戴季陶这馊主意出的![/FONT][/FONT][/FONT][/FONT][/FONT]
 
看《潜伏》话“军统” (一百零四)


[FONT=宋体]既然是[/FONT][FONT=宋体]“军事委员会”常委了,陈济棠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FONT]

[FONT=宋体]陈济棠的粤军,在此之前的名称,叫做“第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FONT]

[FONT=宋体]1931[/FONT][FONT=宋体]年6月,[/FONT][FONT=宋体]陈济棠将[/FONT][FONT=宋体]第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整编为第1集团军,[/FONT][FONT=宋体]自任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常委嘛,自然要排第一。[/FONT]

[FONT=宋体]与此同时,李宗仁也把他的部队恢复为原有的名称“第4集团军”,至于2、3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原本是准备等广东国民政府“做大做强”以后,给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留着的。[/FONT]

[FONT=宋体]改名以后,陈济棠将原来[/FONT][FONT=宋体]第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所辖的3个师[/FONT][FONT=宋体]扩编为3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二个、警卫旅五个。[/FONT][FONT=宋体]另外还有1个宪兵司令部、1个虎门要塞司令部。[/FONT][FONT=宋体]经过不断的扩编,到1932年8月,[/FONT][FONT=宋体]第1集团军[/FONT][FONT=宋体]的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FONT]

[FONT=宋体]陈济棠还学蒋介石,也成立了一个军事学校。1931年,在第8路军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的基础上扩编而成,驻广州沙河燕塘,故又称燕塘军校。陈济棠自任校长。你有黄埔,我有燕塘,你是蒋校长,我是陈校长。[/FONT]

[FONT=宋体]除了强大的陆军以外,陈济棠与各路传统军阀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他有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这才是陈济棠敢称“南天王”的最大本钱![/FONT]

广东的空军,最早是在华侨的资助下,由孙中山先生建立起来的,在1922年前后,即[FONT=宋体]孙中山[/FONT][FONT=宋体]先生任非常大总统时,就创立了航空局,后来又创办了航空学校。1926年,国民革命军总部将航空局缩编为航空处。[/FONT]

[FONT=宋体]1931[/FONT][FONT=宋体]年,陈济棠以[/FONT][FONT=宋体]广州“国民政府”的名义,[/FONT][FONT=宋体]将广东航空处及所属的航空部队扩编为“[/FONT][FONT=宋体]广东[/FONT][FONT=宋体]空军总司令部”,[/FONT][FONT=宋体]隶属于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FONT]

[FONT=宋体]没过几个月,等广州“国民政府”一取消,[/FONT][FONT=宋体]陈济棠马上以[/FONT][FONT=宋体]用武力接管广东空军,撤销[/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广东[/FONT][FONT=宋体]空军总司令部”[/FONT][FONT=宋体],改为第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以黄光锐为司令。[/FONT]

[FONT=宋体]这样一折腾,原本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广东空军,从汪精卫的“广东国民政府”过了一道手,成了第一集团军的了,陈济棠等于分文没花,白捡了一支空军部队。[/FONT]

[FONT=宋体]到1932年,[/FONT][FONT=宋体]第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辖4个飞行大队,拥有各式飞机130余架。另外还有空军教导总队、三元里空军学校等等。[/FONT]

[FONT=宋体]这样的一支空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可匹敌,被视为[/FONT][FONT=宋体]陈济棠的[/FONT][FONT=宋体]王牌军,后来陈敢于起兵反蒋,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FONT]

[FONT=宋体]陈济棠的[/FONT][FONT=宋体]海军,其由来与空军如出一辙,也是巧取豪夺而来。[/FONT]

[FONT=宋体]本来,[/FONT][FONT=宋体]陈济棠的[/FONT][FONT=宋体]海军实力比较有限,只有一些用于海防、内河的小型舰艇,另外还有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1933年7月,原属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圻”、“海琛”和“肇和”3 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其海军的实力。[/FONT][FONT=宋体]陈济棠[/FONT][FONT=宋体]又先后从国外购买鱼雷艇4艘、扫雷艇1艘、驱逐舰2艘,自制改装炮舰、运输舰各1艘,共9艘,建立了鱼雷艇队及其基地,并[/FONT][FONT=宋体]自任海军总司令,[/FONT]

[FONT=宋体]至此,接着广东国民政府这个“壳”,陈济棠孵出了自己的“蛋”,那就是强大的陆海空三军。[/FONT]

[FONT=宋体]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陈济棠[/FONT][FONT=宋体]“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的目标完全实现,可以跟蒋介石掰掰手腕了。[/FONT]

[FONT=宋体]拜手腕,需要一个机会,或者说,需要一个借口。[/FONT]

[FONT=宋体]这个借口,还是胡汉民给提供的。[/FONT]

[FONT=宋体]事情仍然要从国民政府的分裂说起。[/FONT]

[FONT=宋体]戴季陶出的主意,把老蒋的“总统”彻底泡了汤,政府都分裂了,哪还有心思选什么总统![/FONT]

[FONT=宋体]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选不成,老蒋的总统,迟到了整整17年,而且还只当了一年,就跑到台湾去了。[/FONT]


既然总统不选了,也就别再关着胡汉民了。10月14日,蒋介石臊眉搭脸地把胡汉民放了出来。

[FONT=宋体]这下胡汉民算是把蒋介石给恨苦了,从此回到广东,真的开始“处处”与蒋介石作对。[/FONT]

[FONT=宋体]从1931年5月,中国就有了两个国民政府,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广州,各说各话,互不买账,如果不是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情,谁也说不好要僵持到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解决这种分裂。[/FONT]

[FONT=宋体]这个意外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FONT]

[FONT=宋体]1931[FONT=宋体]年9月18日[/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日本关东军在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炸毁了以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FONT][/FONT]

[FONT=宋体]这就是作为[FONT=宋体]“九一八事变”导火索的“[/FONT][FONT=宋体]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日军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并同时开始袭击北大营。[/FONT]

[FONT=宋体]到1931年11月,仅两个月的时间,黑、吉、辽三省重要城市已陷落殆尽,情势极为危急。[/FONT]

[FONT=宋体]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必须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党国”的大计。[/FONT]

[FONT=宋体]问题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党”和代表“国”的政府,都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个会怎么开?[/FONT]

[FONT=宋体]能开。中国人的智慧,往往就表现在这些地方。[/FONT]

[FONT=宋体]既然说不到一块儿,那就索性各开各的。因此,国民党的“四全大会”成了世界上最滑稽的一次代表大会。[/FONT]
[/FONT]
 
看《潜伏》话“军统”(一百零五)

[FONT=宋体]翻开国民党的历史,你会发现,国民党的“四全大会”,在三个地方、开了三次。[/FONT]


[FONT=宋体]1931[/FONT][FONT=宋体]年11月12日[/FONT][FONT=宋体]至23日,蒋介石派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对日侵略暴行的决议》,还通过《恢复党籍案》,宣布过去几年间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恢复党籍。[/FONT]

[FONT=宋体]汪精卫一看,你蒋介石也太过分了,我都没在,你自己就把会给开了。你开我也开。[/FONT]


六天之后的1931年11月18日,汪精卫等其他派系在广州也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这个会开得不是太成功。此时,陈济棠已经逐渐暴露出了“曹操”的本色,通过大会安排了很多自己的人,排斥汪派等其他派系。汪精卫跟他说有几个人需要安排,被陈一口拒绝。

[FONT=宋体]汪精卫没有想到,在南京要受蒋介石的气,回到自己的老家广东,居然又要受陈济棠的气。一气之下,汪精卫说:“与其做小军阀的走狗,毋宁做大军阀的走狗。”于是带着汪派、西山会议派等200多人中途退出大会。[/FONT]

[FONT=宋体]但广州“四全大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退出而休会,而是继续召开并选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临时中央执行常务委员”等等。[/FONT]


[FONT=宋体]退出了广州的[/FONT]“四全大会”,汪精卫越想越生气,一不做二不休,非得把这个会开了不行。于是跑到上海,于[FONT=宋体]1931[/FONT][FONT=宋体]年12月3日[/FONT][FONT=宋体],重新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163人,会议补选了“中委”。[/FONT]

[FONT=宋体]国难当头,总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个事。况且光开了一个“四全大会”也没有用,党的领导机构还没有产生,于是南京方面邀请粤、沪两方到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胡汉民没有离这个碴儿,汪精卫还比较给面儿,说回去可以,但蒋介石必须付出代价。[/FONT]

[FONT=宋体]经过一番桌上握手,桌下踢脚的斡旋折冲,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各方势力终于又坐到了一起。[/FONT]


[FONT=宋体]1931[/FONT][FONT=宋体]年12月15日[/FONT][FONT=宋体],蒋介石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同一天,因丢失东北闹得民怨沸腾的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FONT]


一周之后的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出席了开幕式之后即回到家乡浙江奉化。会上对南京、广州、上海三次“四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执监委员一概承认。经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轮流当主席;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为孙科。


广州方面,亦于12月底结束反蒋的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1932年1月1日,按照宁粤议和时的妥协,在广州设立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则担任两个机构的常委,大权在握。

[FONT=宋体]按:孙科好不容易当了行政院长,可他这个院长当得实在不是时候,刚一上台,面临着的就是“一二八事变”。此时,几个原来主事儿的,行政经验比较丰富的,蒋介石在乡下老家;胡汉民在广东,连[/FONT][FONT=宋体]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都请假了,没有参加;汪精卫担任的是一个党的职务,不在前台。大家都在饶有兴味地观看[/FONT][FONT=宋体]孙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FONT]

[FONT=宋体]此时大家才知道,没有蒋介石还真是玩不转。无奈,怎么把人家轰走的,还得怎么把人家请回来。[/FONT]



[FONT=宋体]1932[/FONT][FONT=宋体]年1月25日[/FONT][FONT=宋体],[/FONT]孙科内阁辞职。[FONT=宋体]1[/FONT][FONT=宋体]月28日[/FONT][FONT=宋体],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恢复于1928年10月明令“停止运行”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等人为委员。[/FONT]


[FONT=宋体]3[/FONT][FONT=宋体]月1日[/FONT][FONT=宋体],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举行,如愿当上了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投桃报李,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FONT]


从此之后的14年,蒋介石一直被称为“蒋委员长”,直到1946年5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其所有职能划归国防部。


[FONT=宋体]3[/FONT][FONT=宋体]月18日[/FONT][FONT=宋体],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就职。[/FONT]

[FONT=宋体]从此,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架构形成,并一直维持到了抗战开始,这也是国民党政坛难得清静的几年。[/FONT]


按:正是在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在黄杰的倡议下,一部分黄埔学生酝酿成立了“复兴社”。1932年4月1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正式成立。

[FONT=宋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南两机构”)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个怪胎,而且还是连体婴儿。[/FONT]

[FONT=宋体]你可以查一查,在民国时期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这样一级介乎于省和中央之间的机构,无论是国民党系统,还是政府系统。[/FONT]

[FONT=宋体]这是因为,“西南两机构”是在广州的“四全大会”上决定设立的。按当时的议案,是这样设计的:[/FONT]

[FONT=宋体]“为修明政治,防止独裁起见,在若干省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在国府指导之下监督各省行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监督各省市党部。”[/FONT]

[FONT=宋体]从条款上理解,不仅“西南”,全国各地都要按片成立这样的两个机构。但不久之后,宁粤复合,广州“四全大会”的议案自然也就不作数了,但已经成立起来的“西南两机构”,就作为彼此妥协的一种条件,给保留下来了。[/FONT]

[FONT=宋体]“西南两机构”的人员:[/FONT]

[FONT=宋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设常委6人: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陈策、李扬敬。[/FONT]

[FONT=宋体]“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则有委员27人,其中常委5人: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FONT]

[FONT=宋体]名义上,“西南两机构”均由胡汉民主持工作。[/FONT]

[FONT=宋体]大家一定很奇怪,明明是管辖两广的机构,为什么叫“西南”,而不叫“华南”。这是因为,按最初设计的“西南两机构”,管辖范围并不止两广,尚包括云南、贵州等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云贵还把持在军阀手中,“西南两机构”的权利所及,只能管到两广。[/FONT]

[FONT=宋体]实际上,两广中的另一广——桂系,对“西南两机构”的号令,能服从到什么程度,也是天知道。[/FONT]

[FONT=宋体]好在胡汉民并不是十分想管那么多省,那么多事,他只是把“西南两机构”作为他反蒋的一个大本营,专心致志地搞他的“新国民党”。几年下来,卓有成效,本就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又多了一个“西南反蒋派”。[/FONT]

[FONT=宋体]蒋介石真应该好好感谢他那位义弟戴季陶。[/FONT]
 
看《潜伏》话“军统”(一百零六)

大家会发现,作为广东的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是唯一在“西南两机构”中同时担任常委的,由于胡汉民的“恬淡”,“西南两机构”的大权完全掌握在陈济棠手中,胡汉民正好给他做了一堵挡风的墙。

其实“西南两机构”本身并没有多大权力,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顶多了,可以说它算是一个联络机构。但是,有没有用,要看这个“空架子”掌握在谁的手中,此后几年,陈济棠的整军经武,治理地方,之所以得心应手,卓有成效,与他打着“西南两机构”这个“空架子”的大旗不无关系。

最明显的例子,原广东的空军、海军两个司令部,就是陈济棠打着“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旗号先给取消、然后“拔”到广州“国民政府”名下、然后又划到他自己的第1集团军去的。

可惜好景不长。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与他的大舅子、“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的时候,因思虑过度,突发脑溢血,延至当晚不治逝世,享年57岁。

临终时,胡汉民留下政治遗嘱: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胡汉民的死,令陈济棠顿失凭依。

早就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看着有气的蒋介石,终于把胡汉民给“等”死了。5月13日,蒋派孙科等大员为代表,到广东吊唁胡汉民,顺便向“西南两机构”——实际上是向陈济棠——提出了蒋介石对广东问题的意见:

据陈济棠的旧部凌仲冕回忆,孙科等人先是给陈带了几顶高帽子,如“举国团结,系于一身”等等。跟着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什么“真正统一,必须集中武力,是抗日的前提”,“破坏真正的统一,要受共产党同样的惩处”等等。最后,是蒋介石的主旨:

——取消“西南两机构”;

——改组广东省政府;

——广东部队各高级军官由军事委员会任命;

——取消广东货币,代以法币。

这几条,好像每一条都是冲着陈济棠去的。

——本来就是。

蒋介石要动手了。

陈济棠怎么办?

实际上,陈济棠憋着反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陈济棠有个哥哥叫陈维周,是个阴阳术士,早年在老家防城给人看相、看风水,陈济棠最信他的话。

1935年年底,陈济棠曾派陈维周代替他前往南京述职。并求见蒋介石。

陈维周的这一趟,还真是不白去,给陈济棠带回两个惊人的消息。陈认为他哥哥这趟南京去得太值了。

其一,蒋介石向陈维周透露了下一步“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国民党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不变。”并要他给陈济棠带话,让陈积极配合。

陈济棠听了以后,高度怀疑蒋的动机,因为两广虽然是对头,但在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桂系完了,蒋腾出手来,就要对付广东。所以,陈济棠不但没有听蒋的,反而与桂系的联络更紧密。

其实,老蒋这个话,可能也是一种策略,故意刺激陈济棠,促其早露反迹,早反遭收拾嘛。

否则,以老蒋的身份,与一个江湖术士谈这些东西干什么?

其二,陈维周到浙江奉化去察看了蒋介石的祖坟,其结论是“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而且蒋的气运将终,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复振,代之而兴者便是伯南。”

“伯南”是陈济棠的字——当年,他听了陈维周的话,曾经以天价买下了广西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安葬其母,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地方。现在一看蒋家的风水不如“芙蓉嶂”,陈济棠还能不高兴。

现在,该是我收拾你老蒋的时候了!
 
看《潜伏》话“军统”(一百零七)


[FONT=宋体]胡汉民去世,各路人物都来吊唁,桂系派来的,是白崇禧。[/FONT]

[FONT=宋体]据陈济棠的旧部李洁之回忆,白崇禧在与陈济棠的会晤中,先是给陈狠灌了几碗迷汤,说他治理广东“成绩斐然”,我们都很钦佩等等。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劝陈起兵“反蒋抗日”。[/FONT]

[FONT=宋体]白崇禧说: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蒋绝无余力可以南犯。[/FONT]

[FONT=宋体]白崇禧又说,“如老兄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以全力支持。”[/FONT]

[FONT=宋体]不愧是“小诸葛”,为打消陈济棠的顾虑,连进兵的路线,白崇禧都给他设计好了,白说:湖南的何键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因为他不敢承担不抗日的罪名。事实上蒋亦无法抽出大军阻止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FONT]

[FONT=宋体]白崇禧最后说:至于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系。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代表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FONT]

[FONT=宋体]注意,白崇禧一开始说的是“反蒋抗日”,中间说的是“挂起抗日的招牌”,最后的几句话,透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抗日是口号,是招牌,反蒋则是实实在在的。[/FONT]

[FONT=宋体]本就认为老蒋“气数已尽”的陈济棠,被他的宿敌白崇禧给说动了。[/FONT]

[FONT=宋体]第二天,他就约自己手下的心腹、第1军军长余汉谋等人到公馆中商议,让大家自己去考虑,但不得外传。[/FONT]

[FONT=宋体]听了陈济棠的话,大家议论纷纷,心存疑虑,有些人明白对陈说,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为人不老实”,他的话你也能信?[/FONT]

[FONT=宋体]要说这人啊,在某些重大关头,可能谁都会失掉自己的判断力——陈济棠看大家对此都不感冒,居然让白崇禧直接跟大家见面,意思是让他给自己的手下做工作。[/FONT]

[FONT=宋体]于是,白崇禧又把他与陈说过的那一套鼓吹了一番,并补充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FONT]

[FONT=宋体]接着,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又把他与日本驻粤总领事馆联系,并取得对方谅解的情况介绍给了大家,意思是让大伙放心,日本人都支持我们,还怕什么。[/FONT]

[FONT=宋体]大家听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有余汉谋比较直爽,他站起来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粤汉、平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把握,请总司令再详加考虑。[/FONT]

[FONT=宋体]此后几天,大家都在私下里谈论这件事,逐渐形成两派,李洁之他们属于反对派,曾经想请余汉谋牵头,劝陈济棠打消造反的想法,甚至想到“制止无效时就必当机立断,多方设法把他推倒。并请资望较深的第1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反陈。”[/FONT]

[FONT=宋体]中间,陈济棠曾经放出风来,说已经打消此意,让转告大家,可以回驻地了。大家额手相庆,以为陈济棠终于想明白了。[/FONT]


[FONT=宋体]5[/FONT][FONT=宋体]月30日[/FONT][FONT=宋体]晚上,余汉谋在家里宴请手下的高级军官,准备践行后就让他们回去。正吃着饭,谁也想不到,陈济棠忽然来了。[/FONT]

[FONT=宋体]陈济棠一来,自然反客为主,对大家说:我正要找你们谈话,现刚好大家都在这里。[/FONT]

[FONT=宋体]陈济棠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现在双管齐下的机会已经到了。近几天我又作了反复的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总之我们这次行动,走的是光明大道,大有前途的。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假;湖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达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一军或者加上第三军由赣州向吉安、南昌挺进,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二军和广西军队再加上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FONT]

[FONT=宋体]陈济棠最后说:“日本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些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使蒋背腹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FONT]

[FONT=宋体]完了,聪明一世的陈济棠,就这么活活地让白崇禧给带到“沟”里头去了。[/FONT]

[FONT=宋体]6[/FONT][FONT=宋体]月1日[/FONT][FONT=宋体],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言“抗日”,并发动了游行示威,以壮声势。[/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6[/FONT][FONT=宋体]月2日[/FONT][FONT=宋体],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发出“冬”电,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抗日。[/FONT][/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6[/FONT][FONT=宋体]月4日[/FONT][FONT=宋体],第1、4两集团军将领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发出“支”电,请“西南两机构”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FONT][/FONT][/FONT]

[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FONT=宋体]在这里,“冬”电是幌子,“支”电才是真的,没有“支”电,两广的出兵就没有借口。[/FONT]

[FONT=宋体]按白崇禧给陈济棠的设计,走的是与当年太平天国一样的一条进军路线,北上,走湖南。[/FONT]

[FONT=宋体]湖南,就是白崇禧口中“决无障碍”的何键。[/FONT]

[FONT=宋体]可惜,陈济棠听白崇禧的,何键好像不怎么听。[/FONT]

[FONT=宋体]在热情接待陈济棠使者的同时,何键将两广的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并听任中央军占领了衡阳,北上的路给堵死了。[/FONT]

[FONT=宋体]双方几十万军队集结于湖南,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FONT]

[FONT=宋体]这时,忽然从角落当中,站出一个人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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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一百零八)

[FONT=宋体]这个人,就是戴笠。[/FONT]

[FONT=宋体]针对各路军阀搞情报,是戴笠的重要工作之一。[/FONT]

[FONT=宋体]前面我们说过,戴笠在西北曾经通过向影新做过杨虎城的工作。包括与张学良的交往,其实都是特务工作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前者是暗的,后者是明的;前者让人知道了生气,后者嘛,戴笠会与人打交道,张学良跟他关系还处得很好。[/FONT]

[FONT=宋体]两广的情况很特殊,如同铁板一块,很难派进人去,否则,“制裁”王亚樵也不用费那么大周折了。[/FONT]

[FONT=宋体]戴笠只能在周边想办法,当然,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港澳。[/FONT]

[FONT=宋体]特务处有许多广东人,要不,也不会形成一个“广东派”。当然了,广东人再多,也不如特务处的湖南人多;湖南人再多,也没有浙江江山一个县的特务多。[/FONT]

[FONT=宋体]派到香港的,是邢森洲。[/FONT]

[FONT=宋体]邢森洲,生于1895年,广东海南文昌县人。[/FONT]

[FONT=宋体]戴笠的手下,多数都比他小,有的比他小十几岁,所以戴笠在特务处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骂这个骂那个,跟骂自己儿子似的,一方面是长官的权威,另一方面,跟他岁数比别人都大,也有一定关系。[/FONT]

[FONT=宋体]邢森洲是特务处里少有的比戴笠岁数还大的人,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公”。[/FONT]

[FONT=宋体]邢森洲是学中医的,1916年毕业于厦门中医学校,然后就返回家乡文昌,开了一个诊所,挂牌行医。[/FONT]

[FONT=宋体]中医这个行当是讲究经验的,所以大家都愿意找“老中医”看病,邢森洲当时只有21岁,可想而知,不会有多少人去找他开方子。[/FONT]

[FONT=宋体]诊所开不下去,邢森洲心想,中国的中医比较多,没有人来找我,那么我出国,到外国去,看中医的一定有的是人。于是,1918年,邢森洲去了新加坡,开了一家叫[/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华山医寓”的诊所。[/FONT]

[FONT=宋体]没想到,跑到新加坡,当地人与国内一样可气,照样不认“小中医”,无以谋生。邢森洲是学中医的,读过不少线装书,笔下很来得,于是他找了一家报馆,[/FONT][FONT=宋体]白天在诊所看摊,晚上到报馆兼职,当编辑。[/FONT]

[FONT=宋体]时间长了,邢森洲才知道,他所供职的这家《新国民日报》,是国民党人在新加坡办的一份报纸,目的是在海外宣传国民党的主张,扩大影响。于是,为谋求工作的稳定,邢森洲加入了国民党。[/FONT]

[FONT=宋体]1924[/FONT][FONT=宋体]年,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内外各地国民党的分支机构都要派代表出席。新加坡也选出了几名代表,到回国的时候,其中一名代表临时有事不能成行,空出了一个名额,于是邢森洲要求顶这个名额回国出席大会。[/FONT]

[FONT=宋体]就这样,阴差阳错,在国内都没有混出名堂的邢森洲,居然在海外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FONT]


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山先生决定开办黄埔军官学校,并要求代表回到各地以后,积极保送“优秀青年”到黄埔受训。

[FONT=宋体]对此,邢森洲很当回事。新加坡的中国人多得很,经过邢森洲的认真物色,他发现一个咖啡厅的茶房,也是海南文昌人,条件不错,于是邢森洲将他作为“优秀青年”推荐回国,报考黄埔。[/FONT]

[FONT=宋体]邢森洲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辈子,都得仰仗这个人混饭吃。[/FONT]

[FONT=宋体]根据邢森洲的推荐,这个“优秀青年”回国,顺利地考入军校第二期,他就是[/FONT][FONT=宋体]郑介民。[/FONT]

[FONT=宋体]到了1927年,郑介民摇身一变,以蒋介石副官的身份,[/FONT][FONT=宋体]负责华南地区情报工作。后来,郑介民之所以不愿意屈就在戴笠手下,就是这个原因。他给蒋介石当副官、主管方面工作的时候,戴笠才考上军校一年时间,连“领袖”长什么样,都只能从相片上看呢。[/FONT]

[FONT=宋体]郑介民是个很念旧的人,饮水思源,如果没有邢森洲,自己恐怕还在新加坡给人家端盘子呢。于是,他邀请邢森洲回国,驻香港,为他收集情报。[/FONT]

[FONT=宋体]1932[/FONT][FONT=宋体]年特务处成立,在郑介民的推荐下,邢森洲任特务组香港组组长。[/FONT]

[FONT=宋体]正是在这个时候,胡汉民以“西南两机构”为依托,开始进行反蒋活动,因此,戴笠交给香港组的任务就是全力监视胡汉民的活动情况以及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军阀的情况。[/FONT]

[FONT=宋体]1934[/FONT][FONT=宋体]年,邢森洲曾调回南京特务处本部做督察长。1935年,因两广情势越来越不稳定,戴笠将香港组升格为香港站,邢森洲遂成为香港站第一任站长,任务是全力做好对两广的情报和策反工作。[/FONT]

[FONT=宋体]接着,戴笠又派出龚少侠潜入广州,暗中联络黄埔同学。[/FONT]

[FONT=宋体]龚少侠,1902生,广东乐会人,[/FONT][FONT=宋体]军校第一期第二队。毕业后[/FONT][FONT=宋体]龚少侠曾[/FONT][FONT=宋体]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二营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连长等等,所以他认识的军校同学特别多,很快,就在广州[/FONT][FONT=宋体]安插了一大批“钉子”和眼线。[/FONT]

[FONT=宋体]戴笠还怕不保险,又将原上海区区长吴乃宪派回了广东。吴乃宪也是广东海南人。[/FONT]

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曾经把全国分为华北、[FONT=宋体]华东、华中、华南四个区域,每区派出一个特派员,这个特派员并不具有指挥权,仅仅负责工作督导。刺杀张敬尧的时候,郑介民就是以特务处副处长的身份兼任华北区特派员。[/FONT]

同一个时期,吴乃宪则担任华南区特派员,所以他对广东的情况也非常熟悉。

[FONT=宋体]有这么多的广东人在做工作,几年下来,到1935年、1936年的时候,戴笠对两广、特别是陈济棠的情况,可说了如指掌。[/FONT]
 
看《潜伏》话“军统”(一百零九)

[FONT=宋体]说起来,戴笠对陈济棠部下的策反,早在他造反之前就开始了。[/FONT]

[FONT=宋体]最早下手的,是海军。[/FONT]

[FONT=宋体]前面说过,1933年6月,原属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和“肇和”3 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广东海军的实力。[/FONT]

[FONT=宋体]“海圻”是一代名舰,原属于北洋海军。[/FONT]

[FONT=宋体]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不是已经全军覆没了么,而且当年也没有“海圻”这么一号啊。[/FONT]

[FONT=宋体]1894[/FONT][FONT=宋体]年,北洋海军惨败,到1895年,威海卫军港失守,[/FONT][FONT=宋体]北洋海军剩下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全部被日军掳走。只有一艘被解除武装的“康济”号,因载运就义的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等人的遗体,被交还中国。[/FONT]

[FONT=宋体]到1896年,清政府决定重建[/FONT][FONT=宋体]北洋海军,不惜血本从西方各国订购了大批军舰,到辛亥革命前夕,新的北洋海军已经拥有包括“海圻”、“海琛”和“肇和”等3 艘巡洋舰在内的各类舰艇十余艘。[/FONT]

[FONT=宋体]其中的“海圻”舰于[/FONT][FONT=宋体]1899[/FONT][FONT=宋体]年投入使用。排水4300吨,是中国最大的军舰之一了,其装备的两门8吋主炮在当时首屈一指。[/FONT]

[FONT=宋体]进入民国,这些军舰成为各路军阀争抢的对象,到1933年6月,当时归属于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肇和”等3舰因内部纠纷而出走,在[/FONT][FONT=宋体]姜西园的带领下[/FONT][FONT=宋体]投奔了陈济棠,7月25日,3舰抵达广东,陈济棠将他们改编为粤海舰队。[/FONT]

[FONT=宋体]据黄埔海军学校十八期毕业生许耀震回忆,由于当时“海圻”冉鸿翮、“海琛”关继周、“肇和”杨超仑这三个舰长都与陈济棠没有任何渊源。[/FONT][FONT=宋体]为了达到控制3舰的目的,陈济棠采取“掺沙子”的方式,逐渐撤换3舰的东北籍军官。他先是[/FONT][FONT=宋体]把“海琛”舰长关继周派到海南岛负责秀英炮台;后又派自己的“福游”舰长陈浩任“海琛”舰长,将“海圻”副舰长唐静海调“福游”任舰长。[/FONT]

[FONT=宋体]另外,还派出一批黄埔海军学校18期刚见习期满的学员到3舰上监视大家,许耀震就是其中一个。[/FONT]

[FONT=宋体]对此,率领3舰出走的[/FONT][FONT=宋体]姜西园并没有表示异议,因为他自己也在向陈济棠靠拢。[/FONT]

[FONT=宋体]1935[/FONT][FONT=宋体]年4月,陈济棠通过姜西园控制了3舰之后,突然宣布把粤海舰队并入第1集团军,自己兼任总司令,姜西园、张之英为副总司令。[/FONT]

[FONT=宋体]这件事成了导火索,3舰本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现在又连形式上的独立性都失去了,整个被陈济棠吃掉,大家都很不满。恰在此时,邢森洲、龚少侠等找到了他们。[/FONT]

[FONT=宋体]3[/FONT][FONT=宋体]舰的军官,多出身于各个海军学校,邢、龚等人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原“海圻”舰长唐静海、“海琛”军官陈精文等人,约定趁适当时机,再次出走,投奔“中央”。[/FONT]

[FONT=宋体]1935[/FONT][FONT=宋体]年6月15日[/FONT][FONT=宋体]夜,乘姜西园及“海圻”舰长方念祖均不在舰上,陈精文率[/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海琛”官兵绑架了舰长陈浩,与[/FONT][FONT=宋体]“海圻”原副舰长唐静海“带舰出走”。“肇和”舰因主机损坏正在修理,不能行驶,只好将“肇和”舰东北籍官兵接来一同离去。[/FONT]

[FONT=宋体]陈济棠得到报告后大怒,适逢当晚2舰通过莲花山水域时,因天黑且遇退潮,“海圻”舰搁浅,“海琛”舰拖带时也一并搁浅。陈济棠令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轰炸,但下属提醒他;全国军舰本就不多,目前日寇正虎视眈眈,如果炸沉2舰,自毁长城,要考虑舆论因素。[/FONT]

[FONT=宋体]陈济棠听了决定劝降,但到了白天涨潮,2舰于当晚冲过虎门炮台,安全到达香港。[/FONT]

[FONT=宋体]特务处香港站站长邢森洲送来了蒋介石的电报,称“一切问题均可解决”,并派出空军护航,7月12日,“海圻”、“海琛”2舰抵达南京。[/FONT]

唐静海于抗战胜利之后任军政部海军教导总队总队长,[FONT=宋体]陈精文后积功升为海军少将。[/FONT]

[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9月25日[/FONT][FONT=宋体] ,[/FONT][FONT=宋体]为保卫江阴防线,“海圻”、“海琛”和“海容”、“海筹”等4舰自沉于江阴。[/FONT]

[FONT=宋体]留在广州的“肇和”舰,[/FONT][FONT=宋体]在1937年9月14日凌晨的虎门海战中,被日军击沉。舰长方念祖,经军法审判认定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被执行枪决。[/FONT]

[FONT=宋体]至于[/FONT][FONT=宋体]当年率领“海圻”、“海琛”和“肇和”3舰从东北海军出走、后又被陈济棠任命为[/FONT][FONT=宋体]第1集团军海军副司令的姜西园,于日军侵华以后落水当了汉奸。[/FONT]

[FONT=宋体]1940[/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宋体]姜西园[/FONT][FONT=宋体]任伪“海军部”政务次长,1943年任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副指挥,1945年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10月10日,[/FONT][FONT=宋体]姜西园晋升伪“中将”军衔。[/FONT]

[FONT=宋体]1945[/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宋体]8[/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宋体]16[/FONT][FONT=宋体]日[/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姜西园[/FONT][FONT=宋体]被军统[/FONT][FONT=宋体]以“通谋敌国”罪[/FONT][FONT=宋体]逮[/FONT][FONT=宋体]捕[/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后[/FONT][FONT=宋体]被执行[/FONT][FONT=宋体]枪决[/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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