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ang Kai-shek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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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里的人比清华的副教授水平都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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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很纳闷：我什么时候叫常凯申啦？
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一部学术专著中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成为中国名校制造的又一起学术笑料。
一篇署名“高山衫”的网络文章近日揭露，这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 界东段问题》书中，仅名字翻译谬误就有几十处，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
据《文汇报》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关编辑承认这些错误确实存在。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说，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 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 ”，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没有校对有关内容
陈琼承认出版社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她说：“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
中央编译出版社成立于1993年9月，是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中央级社会科学专业出版社，主要翻译介绍世界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最新作品。
今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 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 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
除将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外，该书还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翻译成费尔班德；将民国时期外交关系学者夏晋麟（Hsia Ching-lin）翻译成林海青（“高山衫”建议作者不如把Hsia Ching-lin直接还原成“林青霞”）；将台湾大学原外文系主任、知名文学家夏济安（T.A.Hsia）翻译成赫萨等等。
北京有关人士指出，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士的王奇，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居然连蒋介石的英文名字都不知道，中国学术风气之浮躁、学术水平之浮浅由此可见一斑。
“高山衫”也在文章中说，作者在翻译作者名和书名时频频犯下低级错误，不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尚无资格研究这类精微广大的语文学和史学问题。
另据《文汇报》报道，王奇现在正对该书“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
说实话，俺走在清华校园的时候，心情又激动又崇敬。俺这一辈子很不幸，因为自己成绩不好进不了清华念书。 可是，如果教授把蒋介石翻译成了常凯申，俺觉得可能清华也并非人人都是大师级人物。当然，俺看了之后也不知道这个词该咋翻译，可是清华教授应该知道，要不 然把俺们这些普通人看迷糊了俺可要不高兴了。让俺嘲笑一下那些头衔很高的吓人的教授们吧:blink: 认真点，踏实点，别老想着挣钱啊！都到了这层次了不要太着急出那么多书了啊！整一本是一本才是正事嘛！:b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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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很纳闷：我什么时候叫常凯申啦？
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一部学术专著中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成为中国名校制造的又一起学术笑料。
一篇署名“高山衫”的网络文章近日揭露，这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 界东段问题》书中，仅名字翻译谬误就有几十处，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
据《文汇报》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关编辑承认这些错误确实存在。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说，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 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 ”，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没有校对有关内容
陈琼承认出版社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她说：“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
中央编译出版社成立于1993年9月，是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中央级社会科学专业出版社，主要翻译介绍世界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最新作品。
今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 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 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
除将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外，该书还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翻译成费尔班德；将民国时期外交关系学者夏晋麟（Hsia Ching-lin）翻译成林海青（“高山衫”建议作者不如把Hsia Ching-lin直接还原成“林青霞”）；将台湾大学原外文系主任、知名文学家夏济安（T.A.Hsia）翻译成赫萨等等。
北京有关人士指出，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士的王奇，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居然连蒋介石的英文名字都不知道，中国学术风气之浮躁、学术水平之浮浅由此可见一斑。
“高山衫”也在文章中说，作者在翻译作者名和书名时频频犯下低级错误，不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尚无资格研究这类精微广大的语文学和史学问题。
另据《文汇报》报道，王奇现在正对该书“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
说实话，俺走在清华校园的时候，心情又激动又崇敬。俺这一辈子很不幸，因为自己成绩不好进不了清华念书。 可是，如果教授把蒋介石翻译成了常凯申，俺觉得可能清华也并非人人都是大师级人物。当然，俺看了之后也不知道这个词该咋翻译，可是清华教授应该知道，要不 然把俺们这些普通人看迷糊了俺可要不高兴了。让俺嘲笑一下那些头衔很高的吓人的教授们吧:blink: 认真点，踏实点，别老想着挣钱啊！都到了这层次了不要太着急出那么多书了啊！整一本是一本才是正事嘛！:blink:
summe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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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就问,这样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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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个贴： http://bbs.comefromchina.com/forum16/thread706514.html这样清华就更出名了
孟子变成“门修斯”——学术界的耻辱
近日购得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的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此书由胡宗泽和赵立涛翻译，王铭铭校对，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5月出版。因作者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中 少有的大师级学者”，所论又涉及与自己研究有关的战争和暴力问题，故不敢怠慢，认真拜读。读后，我对吉登斯的理论失去大半兴趣。问题不完全在吉登斯本身， 主要是译、校的学术功底让人怀疑：吉登斯的思想是否在翻译过程中“变形”？
作者在“译后记”中称，对于人名，“尽量沿用了国内的固有译法”，但是书中屡有置过去习惯译法于不顾的地方。例如：19世纪著名军事学家、《战争艺 术》的作者、瑞士人约米尼（Jomini）译成“乔米尼”（第27页）；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译成“黑罗多特思”（第58 页）；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译成“阿肖卡”（第91页）；公元742-814年在位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译成“ 夏勒马涅”（第136页）。这种现像不仅仅是个习惯译法问题，而是明显地反映出译、校者西方历史常识方面的欠缺。更让人吃惊的还是下面这段文字：
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第99页）
乍一看“门修斯”，又以为是国人很陌生的一位外国大师级学者。译、校者显然不知Mencius即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所谓“格言”，即“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且出自孔子之口，并非孟子所说。
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章句上》）
曾子问曰：丧有二孤，庙有二主，礼与？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也（《礼记·曾子问》）。
《孟子》和《礼记》都只是转引了孔子的话，不应当作孟子的格言。查阅第104页上的第35条注释，吉登斯这条材料引自《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一书，作者是Li Chien-nung(李剑农)。到底是李剑农一开始就用错了？还是吉登斯引错了？抑或译者译错了？不管怎样，译、校者如能认出老祖宗，问题不会这么复 杂，他们在“门修斯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国学底子的浅薄程度实在令人震惊，堪称数典忘祖之绝唱！
孤立地看，这属小事一桩，但和“北京大学”、“博士”、“北大教授”、“三联书店”、“学术前沿”这一连串头衔相对照，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什么叫 浮躁？什么叫浅薄？什么叫文化断层？“门修斯”的诞生作了最好的注解。笔者虽不愿小题大作。但却不得不涉及导致这一现像的更为深层的问题。
坦率地说，“门修斯事件”是社会剧变冲击下，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出版界共同酿成的一次“学术浅薄综合并发症”。在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宰的新形势下， 基础性知识（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领域知识）在高等教育中遭到严重冲击。发展应用性学科、知识为社会现实服务原则本身没错，传统学科和课程作必要的调 整也无可非议，问题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人并不知道“度”在哪里。许多大学将必要的文、史、哲课程或压到最低程度，或取消，或干脆将历史、中文专业变 成旅游、秘书专业，从而造成目前高校人材知识结构的严重失衡，即应用性、操作性知识和基础性知识的严重失衡。目前高校现状正如一位年长的博士生导师所 言，“大学有向技校靠拢的趋势”。虽言词有些过激，但不失为警言。
高校在高级职称评定中必须要有专著的规定是高校青年教师，青年学者普遍浮躁的根源之一。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规律是从写学术论文做起，在十年、二十年撰 写学术论文的基础上，积累学术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有质量的学术专著正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判断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准应以他们 学术论文的质和量为准。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中青年学者发表了一、二篇像样的论文后，便匆忙地拼凑学术专著，急于当各类急就章式书籍的主编、副主编，造成社 会上大量学术赝品的堆积，而“大胆培养青年人才”之类表面上挑不出毛病的口号，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事件中，往往更多地产生负面作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年青人出专著风气的始作俑者是80年代上海文艺评论界的个别年青人，当年《文汇报》还专门作了报导，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青年人著述立说表现了可 贵的学术勇气”（大意如此）。年青人“著书立说”遂成中国学术界的“一道风景”。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勇气在今天看来对中国学术界的负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年 青人“著书立说”从根本上就违反了学术研究规律。学术勇气只有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积累之上才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没有学术积累和功底的学术勇气只能造成类似 “门修斯事件”的学术灾难，只能给后代造成不堪重负的辨别真伪和清理文字垃圾的负担。
市场经济虽然给目前出版界带来诸多难题，但出版社没有健全的学术审查制度却和市场经济毫无关系。谁都知道健全的学术审查制度是出版学术著作的根本保 证，但许多出版社就是不愿这样做！相当一部分编辑们虽然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编辑而不是专业研究。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专业的学 术进展知之甚少，有的甚至空白。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苛求，专业研究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专业。然而，我们面对的事实却是：仅由编辑来判断一本专业书的学术价 值。这实在是对学术的不恭和轻率。
西方理论固然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也不必盲从，尤其在涉及中国问题时，因语言的障碍，外国学者受到很大限制。由于他们往往追求“放置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所以就不得不面对他们难以把握的东方文明。这时，他们往往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比如这位吉登斯大师居然在书中写到：中国曾对印度尼西亚享有过名 义上的行政权力（第100页），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乾隆皇帝名义上的行政权力也可以说是越过了英吉利海峡。除非翻译错误，不然可就有点信口雌黄 了。
如果说吉登斯对中国历史了解甚少尚可原谅，那么他认为“民无二王”的格言“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就令人对他的欧洲历史知识也深感遗 憾，至少这一结论不能解释罗马帝国戴克里先时期的“四帝共治制”。如果不是翻译中的问题，联系上述错引材料和信口开河的事实，笔者感觉吉登斯至少是一个治 学粗糙的大师。联系上下文，如果翻译没出错的话，吉登斯已把帝王的文明中心意识和帝王的王权独尊意识混淆在一起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西方学者在学术表述过程中，常常不知不觉地将从欧洲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规律误以为也适合世界其他地区。例如，西方战争史学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 为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步兵集团的诞生与民主政治有着必然关系。富勒（Fuller）等权威学者甚至斩钉截铁地认为步枪造就了步兵，步兵造就了近代民主 政治，希腊步兵方阵造就了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然而，这仅仅是欧洲的历史，他们不知道中国先秦以前的步兵传统造就的却是一种专制集权政治。
中国的历史还需中国人用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和自信来解释，而这些又都离不开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恕我直言，没有以上素质且无丝毫国学功底，是没 有资格奢谈中西文化对话的。此次“门修斯事件”实为中国学术界之一大耻辱。文化断层已经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和出版社出现。高等教育、学术界、出版界急功近 利造成的恶果，目前只是刚刚开始。如不予以警示，笔者深信，更大的惩罚正等待着我们，那时，我们将目瞪口呆地看着“孔修斯”（Confucius）也大摇 大摆走进象牙之塔。诚如是，“我孔、孟之所痛哭于九原”矣！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2月10日）
近日购得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的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此书由胡宗泽和赵立涛翻译，王铭铭校对，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5月出版。因作者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中 少有的大师级学者”，所论又涉及与自己研究有关的战争和暴力问题，故不敢怠慢，认真拜读。读后，我对吉登斯的理论失去大半兴趣。问题不完全在吉登斯本身， 主要是译、校的学术功底让人怀疑：吉登斯的思想是否在翻译过程中“变形”？
作者在“译后记”中称，对于人名，“尽量沿用了国内的固有译法”，但是书中屡有置过去习惯译法于不顾的地方。例如：19世纪著名军事学家、《战争艺 术》的作者、瑞士人约米尼（Jomini）译成“乔米尼”（第27页）；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译成“黑罗多特思”（第58 页）；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译成“阿肖卡”（第91页）；公元742-814年在位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译成“ 夏勒马涅”（第136页）。这种现像不仅仅是个习惯译法问题，而是明显地反映出译、校者西方历史常识方面的欠缺。更让人吃惊的还是下面这段文字：
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第99页）
乍一看“门修斯”，又以为是国人很陌生的一位外国大师级学者。译、校者显然不知Mencius即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所谓“格言”，即“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且出自孔子之口，并非孟子所说。
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章句上》）
曾子问曰：丧有二孤，庙有二主，礼与？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也（《礼记·曾子问》）。
《孟子》和《礼记》都只是转引了孔子的话，不应当作孟子的格言。查阅第104页上的第35条注释，吉登斯这条材料引自《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一书，作者是Li Chien-nung(李剑农)。到底是李剑农一开始就用错了？还是吉登斯引错了？抑或译者译错了？不管怎样，译、校者如能认出老祖宗，问题不会这么复 杂，他们在“门修斯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国学底子的浅薄程度实在令人震惊，堪称数典忘祖之绝唱！
孤立地看，这属小事一桩，但和“北京大学”、“博士”、“北大教授”、“三联书店”、“学术前沿”这一连串头衔相对照，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什么叫 浮躁？什么叫浅薄？什么叫文化断层？“门修斯”的诞生作了最好的注解。笔者虽不愿小题大作。但却不得不涉及导致这一现像的更为深层的问题。
坦率地说，“门修斯事件”是社会剧变冲击下，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出版界共同酿成的一次“学术浅薄综合并发症”。在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宰的新形势下， 基础性知识（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领域知识）在高等教育中遭到严重冲击。发展应用性学科、知识为社会现实服务原则本身没错，传统学科和课程作必要的调 整也无可非议，问题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人并不知道“度”在哪里。许多大学将必要的文、史、哲课程或压到最低程度，或取消，或干脆将历史、中文专业变 成旅游、秘书专业，从而造成目前高校人材知识结构的严重失衡，即应用性、操作性知识和基础性知识的严重失衡。目前高校现状正如一位年长的博士生导师所 言，“大学有向技校靠拢的趋势”。虽言词有些过激，但不失为警言。
高校在高级职称评定中必须要有专著的规定是高校青年教师，青年学者普遍浮躁的根源之一。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规律是从写学术论文做起，在十年、二十年撰 写学术论文的基础上，积累学术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有质量的学术专著正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判断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准应以他们 学术论文的质和量为准。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中青年学者发表了一、二篇像样的论文后，便匆忙地拼凑学术专著，急于当各类急就章式书籍的主编、副主编，造成社 会上大量学术赝品的堆积，而“大胆培养青年人才”之类表面上挑不出毛病的口号，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事件中，往往更多地产生负面作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年青人出专著风气的始作俑者是80年代上海文艺评论界的个别年青人，当年《文汇报》还专门作了报导，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青年人著述立说表现了可 贵的学术勇气”（大意如此）。年青人“著书立说”遂成中国学术界的“一道风景”。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勇气在今天看来对中国学术界的负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年 青人“著书立说”从根本上就违反了学术研究规律。学术勇气只有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积累之上才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没有学术积累和功底的学术勇气只能造成类似 “门修斯事件”的学术灾难，只能给后代造成不堪重负的辨别真伪和清理文字垃圾的负担。
市场经济虽然给目前出版界带来诸多难题，但出版社没有健全的学术审查制度却和市场经济毫无关系。谁都知道健全的学术审查制度是出版学术著作的根本保 证，但许多出版社就是不愿这样做！相当一部分编辑们虽然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编辑而不是专业研究。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专业的学 术进展知之甚少，有的甚至空白。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苛求，专业研究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专业。然而，我们面对的事实却是：仅由编辑来判断一本专业书的学术价 值。这实在是对学术的不恭和轻率。
西方理论固然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也不必盲从，尤其在涉及中国问题时，因语言的障碍，外国学者受到很大限制。由于他们往往追求“放置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所以就不得不面对他们难以把握的东方文明。这时，他们往往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比如这位吉登斯大师居然在书中写到：中国曾对印度尼西亚享有过名 义上的行政权力（第100页），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乾隆皇帝名义上的行政权力也可以说是越过了英吉利海峡。除非翻译错误，不然可就有点信口雌黄 了。
如果说吉登斯对中国历史了解甚少尚可原谅，那么他认为“民无二王”的格言“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就令人对他的欧洲历史知识也深感遗 憾，至少这一结论不能解释罗马帝国戴克里先时期的“四帝共治制”。如果不是翻译中的问题，联系上述错引材料和信口开河的事实，笔者感觉吉登斯至少是一个治 学粗糙的大师。联系上下文，如果翻译没出错的话，吉登斯已把帝王的文明中心意识和帝王的王权独尊意识混淆在一起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西方学者在学术表述过程中，常常不知不觉地将从欧洲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规律误以为也适合世界其他地区。例如，西方战争史学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 为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步兵集团的诞生与民主政治有着必然关系。富勒（Fuller）等权威学者甚至斩钉截铁地认为步枪造就了步兵，步兵造就了近代民主 政治，希腊步兵方阵造就了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然而，这仅仅是欧洲的历史，他们不知道中国先秦以前的步兵传统造就的却是一种专制集权政治。
中国的历史还需中国人用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和自信来解释，而这些又都离不开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恕我直言，没有以上素质且无丝毫国学功底，是没 有资格奢谈中西文化对话的。此次“门修斯事件”实为中国学术界之一大耻辱。文化断层已经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和出版社出现。高等教育、学术界、出版界急功近 利造成的恶果，目前只是刚刚开始。如不予以警示，笔者深信，更大的惩罚正等待着我们，那时，我们将目瞪口呆地看着“孔修斯”（Confucius）也大摇 大摆走进象牙之塔。诚如是，“我孔、孟之所痛哭于九原”矣！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2月10日）
如果不仔细地核实一下，谁能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常凯申就是蒋介石。清华的副教授也是人，是人就能犯错误，很正常。这个“高山衫”有对人家清华副教授的头衔眼红的嫌疑。
蒋介石（Chiang Kai-shek）是港台的中译英。我们在大陆受的基础教育，不知道港台英文名字的拼法，也很正常。就像我对我听不懂广东白话和一些江浙方言统称为鸟语一 样。如果哪位用广东白话，闽南话，上海话，温州话或者什么别的鸟语叫俺一下胡啦哈试试，管保俺不知道是在叫我呢。
比如我看名字知道肯定是华人，但是我还真不知道这帮鸟人中文姓啥，比如kam, chan, leung, yeung, chiu, chin............。同样，老外和一些鸟人也拼不好我们汉语拼音的中文名字。
这个副教授只能算疏忽大意了，能在国家条约上签名的应该不是一般人，应该算个名人了，应该再核实一下中文名字。仅此而已，不能说人家学识不够。
其实，教授也是发表文章多而已，你问他本专业内的一个大学本科的东西，他们也未必能现场马上答上来。考试也未必能比有些学的好的本科生考分高。大家好多参加过高考，现在能记得的会有多少呢。
蒋介石（Chiang Kai-shek）是港台的中译英。我们在大陆受的基础教育，不知道港台英文名字的拼法，也很正常。就像我对我听不懂广东白话和一些江浙方言统称为鸟语一 样。如果哪位用广东白话，闽南话，上海话，温州话或者什么别的鸟语叫俺一下胡啦哈试试，管保俺不知道是在叫我呢。
比如我看名字知道肯定是华人，但是我还真不知道这帮鸟人中文姓啥，比如kam, chan, leung, yeung, chiu, chin............。同样，老外和一些鸟人也拼不好我们汉语拼音的中文名字。
这个副教授只能算疏忽大意了，能在国家条约上签名的应该不是一般人，应该算个名人了，应该再核实一下中文名字。仅此而已，不能说人家学识不够。
其实，教授也是发表文章多而已，你问他本专业内的一个大学本科的东西，他们也未必能现场马上答上来。考试也未必能比有些学的好的本科生考分高。大家好多参加过高考，现在能记得的会有多少呢。
看来这里的人比清华的副教授水平都高啊
以下是转贴
蒋介石很纳闷：我什么时候叫常凯申啦？
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一部学术专著中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成为中国名校制造的又一起学术笑料。
一篇署名“高山衫”的网络文章近日揭露，这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 界东段问题》书中，仅名字翻译谬误就有几十处，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
据《文汇报》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关编辑承认这些错误确实存在。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说，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 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 ”，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没有校对有关内容
陈琼承认出版社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她说：“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
中央编译出版社成立于1993年9月，是隶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中央级社会科学专业出版社，主要翻译介绍世界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最新作品。
今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 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 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
除将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外，该书还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翻译成费尔班德；将民国时期外交关系学者夏晋麟（Hsia Ching-lin）翻译成林海青（“高山衫”建议作者不如把Hsia Ching-lin直接还原成“林青霞”）；将台湾大学原外文系主任、知名文学家夏济安（T.A.Hsia）翻译成赫萨等等。
北京有关人士指出，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士的王奇，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居然连蒋介石的英文名字都不知道，中国学术风气之浮躁、学术水平之浮浅由此可见一斑。
“高山衫”也在文章中说，作者在翻译作者名和书名时频频犯下低级错误，不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尚无资格研究这类精微广大的语文学和史学问题。
另据《文汇报》报道，王奇现在正对该书“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
说实话，俺走在清华校园的时候，心情又激动又崇敬。俺这一辈子很不幸，因为自己成绩不好进不了清华念书。 可是，如果教授把蒋介石翻译成了常凯申，俺觉得可能清华也并非人人都是大师级人物。当然，俺看了之后也不知道这个词该咋翻译，可是清华教授应该知道，要不 然把俺们这些普通人看迷糊了俺可要不高兴了。让俺嘲笑一下那些头衔很高的吓人的教授们吧:blink: 认真点，踏实点，别老想着挣钱啊！都到了这层次了不要太着急出那么多书了啊！整一本是一本才是正事嘛！:blink:
请看该书的错误之处，能用手指头数完吗？这个是表现了学术的严谨吗？
以下是转贴
全书正文除“综论”和“后记”外，一共三章，分别叙述中国（包括港台）
学者、俄国（包括苏联）学者和西方（包括日本）学者的研究史。书后附录《尼
布楚条约》等界约的中文和俄文文本，并有简略说明，占去全书近一半内容（第
96-174页）。说句实话，上面我用“叙述”二字还算是客气的，因为此书本质上
只是有关研究文献的一个书目，而且是一个根本无法用于检索的书目。类似内容
的书目，东西学人都有编辑，但作者为何忽然编写这么一本出来，和前人的工作
相比有何贡献和进步，我们都看不到任何清楚的说明。此书著录的专著和论文，
绝大多数没有解题，更甭说作什么“学术史研究”了。不但如此，作者似乎连一
个简单的书目也搞不定，在翻译作者名和书名时频频犯下低级错误，不免给人留
下这样的印象：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尚无资格研究这类精微广大的语文学和史学问
题。我不通俄文，对第二章的内容不能验其深浅，现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
为例，挑一些最荒唐的错误分类列出，请读者一起来鉴别一下。附带说一句，箭
头（→）前是作者的译法，箭头后是我的译法，括号内对部分错误的性质略有说
明。
一、作者名的误译：
乔治（George N. Curzon）→寇松勋爵；
林海青（Hsia Ching-lin）→夏晋麟（作者还不如把Hsia Ching-lin还原成“林青霞”呢）；
罗金帮（Lo Jung-pang）→罗荣邦；
常凯申（Chiang Kai-shek）→蒋介石;
胡良辰（Hu Liang-chen）→胡良珍（这位台湾学者的论文《中俄尼布楚界约的检讨》在第25
页著录过，可一换成威氏拼音Hu Liang-chen，作者就认不出来了）；
程天方（Ch’eng T’ien-fang）→程天放；
费尔班德（J.K.Fairband）→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者多处把Fairbank误拼成
Fairband）；
苏春月（Hsu Chung-yueh）→徐中约（Hsü Chung-yueh；关于“徐中约”，作者另外还有两
个译法，见下文）；
楮东苏（Ch’?? Tung-tsu）→瞿同祖；
福罗舒（Fu Lo-shu）→傅乐淑；
克里斯德或奎斯特（R.K.I.Quested）→郭玟曼；
斯宾塞（Jonathan Spence）→史景迁；
林堂（Tang Lin）→董霖（William L. Tung;作者不仅颠倒了董霖的姓氏，而且把Tung误拼成
Tang）；
林T.C.（T.C. Lin）→林同济；
陈方志（Agnes Fang-chih Chen）→陈芳芝；
赫萨（T.A.Hsia）→夏济安
二、书名（论文名）及学术期刊名的误译：
《1689年尼布楚条约：鲜为人知的托马斯·佩雷拉神父日记对中俄首次交往
的案例分析》（The Treaty of Nerchinsk（Nipchu）1689; A Case Study of
the Initial Period of Sino-Rus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Based on the
Unpublished Diary of Father Thomas Pereyra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1689年尼布楚条约：依据未刊耶稣会士徐日升神甫日记对中俄外交关系早期阶
段历史所作之个案研究》（Thomas Pereyra或拼Thomas Pereira，为葡萄牙耶稣
会士，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担任通译，汉名徐日升，作者在第102-103页提到
过，此处缘何不知）
《托马斯·皮埃尔日记中有关传教士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关系的记述》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J.）→《徐日升日记：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
约》（前书把Thomas Pereira译成“托马斯·佩雷拉”，此处又译作“托马斯·
皮埃尔”，本身就不统一）
塞贝尔利克（W. Seuberlich）《17世纪中叶的俄中关系研究》（Die
russ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m 17. Jahrhundert）→Wolfgang
Seuberlich《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不知作者从哪里读出了“中叶”的意思）
《远东历史》（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远东史研究集刊》
（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出版的学术期刊）；
《太平洋历史回顾》或《太平洋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三、作者名和书名（论文名）的误译：
普菲斯特《1552年-1773年俄国在华传教士传记书目》（L.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耶稣会士费赖之神甫（Louis
Pfister, S.J.）《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有冯承钧汉译本，作者把书名
译成“俄国在华传教士”，实在莫名其妙）
福彻斯《满洲里地图集》（W.Fuchs: ??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福克司（Walter Fuchs）《满文标注地图考》
（作者在第93页曾著录福克司撰、张星烺译《尼布楚订约研究提要》，却不知
“福克司”和她翻译的“福彻斯”是同一人；福克司是德国满文、汉学大家）
拉迪莫尔《满洲里的蒙古人》（O. Lattimore: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满洲的蒙古人》（作者似乎对“满洲里”有癖
好，凡遇见“Manchuria”的地方，一概译作“满洲里”）
福彻斯《茗燕图录》（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福克司
《康熙朝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集》（作者将此经典巨著翻译成《茗燕图录》，可
能是误会了百度上的信息，请参看：http://pm.cangdian.com/Data/2006/PM...
茗燕图录》和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一前一后在拍卖，作者
大概把它们误会成同一本书了）
休谟尔《1644-1912年之清代中国名人》（A.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清代名人
传略》
苏埃曼纽尔《危机论：中俄外交之研究（1871-1881年）》（Immanuel G.J.
Hsu：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1871-1881）→徐
中约（Immanuel C.Y. Hsü）《伊犁危机：1871年-1881年中俄外交之研究》
（作者把C.Y.Hsü误拼成G.J.Hsu）
苏伊姆（I. Hsu）编《中国近代史之解读》（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徐中约（Immanuel C.Y. Hsü）编《中国近代史史料选读》（同一
位“徐中约”，作者前后翻译成“苏春月”、“苏埃曼纽尔”和“苏依姆”，可
谓荒唐之极）
布雷斯特赛德《15世纪中国对中亚及南亚邻邦的政策》（E.Bretschneider:
Chinese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薄乃德（Emil Bretschneider）《十五世纪
中国与中亚及西亚诸国交涉考》（原文明明是“西亚”，作者却译成“南亚”）
福彻斯《满洲里概况》（Materialien zur Karlographic der Mandjuzeit）
→福克司《清世地图史料考》（书名原文拼写有误，正确拼法是 Materialien
zur Kartographie der Mandjuzeit）
出版地和出版社的误译：
郎文、格林和伦敦（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伦敦的朗曼格
林书局
至于一般的误拼和误译，这一章里可以说比比皆是，举不胜举。这些问题要
是偶尔出现一下，大概还不算什么，要是太多了的话，那只能说明作者（她在
“后记”中称这本书为“心血之作”）和编辑（“后记”中提到“编辑同志们的
敬业和严谨深深感染着我”）实在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这些错误里面最离谱的，当属把“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
申”。作者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博士（清华大
学历史系网站上说作者于1995年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
位，什么专业不清楚，同时却又说她于1991年3月到1995年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
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这里面不知是否含有什么“技术”成分），长期研究中
俄（包括中苏）关系史，竟然闹出“常凯申”的笑话，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光荣传
统，我看也快走到尽头了吧。中央编译出版社标榜的那两句口号“让中国了解世
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在“常凯申”
的衬托下尤其令人感到荒谬绝伦。自“门修斯 ”（Mencius）事件发生之后，相
信“常凯申”必将成为读书界议论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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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正文除“综论”和“后记”外，一共三章，分别叙述中国（包括港台）
学者、俄国（包括苏联）学者和西方（包括日本）学者的研究史。书后附录《尼
布楚条约》等界约的中文和俄文文本，并有简略说明，占去全书近一半内容（第
96-174页）。说句实话，上面我用“叙述”二字还算是客气的，因为此书本质上
只是有关研究文献的一个书目，而且是一个根本无法用于检索的书目。类似内容
的书目，东西学人都有编辑，但作者为何忽然编写这么一本出来，和前人的工作
相比有何贡献和进步，我们都看不到任何清楚的说明。此书著录的专著和论文，
绝大多数没有解题，更甭说作什么“学术史研究”了。不但如此，作者似乎连一
个简单的书目也搞不定，在翻译作者名和书名时频频犯下低级错误，不免给人留
下这样的印象：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尚无资格研究这类精微广大的语文学和史学问
题。我不通俄文，对第二章的内容不能验其深浅，现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
为例，挑一些最荒唐的错误分类列出，请读者一起来鉴别一下。附带说一句，箭
头（→）前是作者的译法，箭头后是我的译法，括号内对部分错误的性质略有说
明。
一、作者名的误译：
乔治（George N. Curzon）→寇松勋爵；
林海青（Hsia Ching-lin）→夏晋麟（作者还不如把Hsia Ching-lin还原成“林青霞”呢）；
罗金帮（Lo Jung-pang）→罗荣邦；
常凯申（Chiang Kai-shek）→蒋介石;
胡良辰（Hu Liang-chen）→胡良珍（这位台湾学者的论文《中俄尼布楚界约的检讨》在第25
页著录过，可一换成威氏拼音Hu Liang-chen，作者就认不出来了）；
程天方（Ch’eng T’ien-fang）→程天放；
费尔班德（J.K.Fairband）→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者多处把Fairbank误拼成
Fairband）；
苏春月（Hsu Chung-yueh）→徐中约（Hsü Chung-yueh；关于“徐中约”，作者另外还有两
个译法，见下文）；
楮东苏（Ch’?? Tung-tsu）→瞿同祖；
福罗舒（Fu Lo-shu）→傅乐淑；
克里斯德或奎斯特（R.K.I.Quested）→郭玟曼；
斯宾塞（Jonathan Spence）→史景迁；
林堂（Tang Lin）→董霖（William L. Tung;作者不仅颠倒了董霖的姓氏，而且把Tung误拼成
Tang）；
林T.C.（T.C. Lin）→林同济；
陈方志（Agnes Fang-chih Chen）→陈芳芝；
赫萨（T.A.Hsia）→夏济安
二、书名（论文名）及学术期刊名的误译：
《1689年尼布楚条约：鲜为人知的托马斯·佩雷拉神父日记对中俄首次交往
的案例分析》（The Treaty of Nerchinsk（Nipchu）1689; A Case Study of
the Initial Period of Sino-Rus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Based on the
Unpublished Diary of Father Thomas Pereyra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1689年尼布楚条约：依据未刊耶稣会士徐日升神甫日记对中俄外交关系早期阶
段历史所作之个案研究》（Thomas Pereyra或拼Thomas Pereira，为葡萄牙耶稣
会士，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担任通译，汉名徐日升，作者在第102-103页提到
过，此处缘何不知）
《托马斯·皮埃尔日记中有关传教士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关系的记述》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J.）→《徐日升日记：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
约》（前书把Thomas Pereira译成“托马斯·佩雷拉”，此处又译作“托马斯·
皮埃尔”，本身就不统一）
塞贝尔利克（W. Seuberlich）《17世纪中叶的俄中关系研究》（Die
russ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m 17. Jahrhundert）→Wolfgang
Seuberlich《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不知作者从哪里读出了“中叶”的意思）
《远东历史》（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远东史研究集刊》
（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出版的学术期刊）；
《太平洋历史回顾》或《太平洋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太平洋历史评论》
三、作者名和书名（论文名）的误译：
普菲斯特《1552年-1773年俄国在华传教士传记书目》（L.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耶稣会士费赖之神甫（Louis
Pfister, S.J.）《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有冯承钧汉译本，作者把书名
译成“俄国在华传教士”，实在莫名其妙）
福彻斯《满洲里地图集》（W.Fuchs: ??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福克司（Walter Fuchs）《满文标注地图考》
（作者在第93页曾著录福克司撰、张星烺译《尼布楚订约研究提要》，却不知
“福克司”和她翻译的“福彻斯”是同一人；福克司是德国满文、汉学大家）
拉迪莫尔《满洲里的蒙古人》（O. Lattimore: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满洲的蒙古人》（作者似乎对“满洲里”有癖
好，凡遇见“Manchuria”的地方，一概译作“满洲里”）
福彻斯《茗燕图录》（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福克司
《康熙朝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集》（作者将此经典巨著翻译成《茗燕图录》，可
能是误会了百度上的信息，请参看：http://pm.cangdian.com/Data/2006/PM...
茗燕图录》和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一前一后在拍卖，作者
大概把它们误会成同一本书了）
休谟尔《1644-1912年之清代中国名人》（A.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清代名人
传略》
苏埃曼纽尔《危机论：中俄外交之研究（1871-1881年）》（Immanuel G.J.
Hsu：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1871-1881）→徐
中约（Immanuel C.Y. Hsü）《伊犁危机：1871年-1881年中俄外交之研究》
（作者把C.Y.Hsü误拼成G.J.Hsu）
苏伊姆（I. Hsu）编《中国近代史之解读》（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徐中约（Immanuel C.Y. Hsü）编《中国近代史史料选读》（同一
位“徐中约”，作者前后翻译成“苏春月”、“苏埃曼纽尔”和“苏依姆”，可
谓荒唐之极）
布雷斯特赛德《15世纪中国对中亚及南亚邻邦的政策》（E.Bretschneider:
Chinese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薄乃德（Emil Bretschneider）《十五世纪
中国与中亚及西亚诸国交涉考》（原文明明是“西亚”，作者却译成“南亚”）
福彻斯《满洲里概况》（Materialien zur Karlographic der Mandjuzeit）
→福克司《清世地图史料考》（书名原文拼写有误，正确拼法是 Materialien
zur Kartographie der Mandjuzeit）
出版地和出版社的误译：
郎文、格林和伦敦（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伦敦的朗曼格
林书局
至于一般的误拼和误译，这一章里可以说比比皆是，举不胜举。这些问题要
是偶尔出现一下，大概还不算什么，要是太多了的话，那只能说明作者（她在
“后记”中称这本书为“心血之作”）和编辑（“后记”中提到“编辑同志们的
敬业和严谨深深感染着我”）实在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这些错误里面最离谱的，当属把“蒋介石”（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
申”。作者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博士（清华大
学历史系网站上说作者于1995年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
位，什么专业不清楚，同时却又说她于1991年3月到1995年1月在“俄罗斯圣彼得
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这里面不知是否含有什么“技术”成分），长期研究中
俄（包括中苏）关系史，竟然闹出“常凯申”的笑话，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光荣传
统，我看也快走到尽头了吧。中央编译出版社标榜的那两句口号“让中国了解世
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在“常凯申”
的衬托下尤其令人感到荒谬绝伦。自“门修斯 ”（Mencius）事件发生之后，相
信“常凯申”必将成为读书界议论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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