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逢左必反的脑残们来说，或许徐明旭的文章更有效果。
胡耀邦是西藏问题的罪魁祸首
摘自徐明旭《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中文版，香港的明镜出版社，1998；英文版，三联书店（香港），2004。
第三部第九章第二节《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同年5月，胡耀邦偕副总理万里等领导人亲自视察西藏，藏农牧的贫困令他震惊。5月29日，胡在西藏干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称“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没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他强调，西藏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尽快提高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万里插话，称之为“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为此他宣布了六条措施，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上一章说过，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此时，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把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大量提拔藏干。他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这里说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官员）。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5）。
胡的讲话在西藏干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藏干当然欢欣鼓舞，他们最听得入耳的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他们趁机大肆嘲笑、挤兑汉干，催他们赶快打包走路：总书记都说你们在西藏没干好事，你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你们还不快滚蛋！
汉干的反应十分复杂。那些“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进藏的汉干（汉人称他们“老西藏”，藏人称他们“老汉人”，他们大部分有一官半职）认为胡全盘否定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使他们陷入了被嘲笑被挤兑的不光彩境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根深蒂固，对胡积极协助邓小平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个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顶（由于他们的抵制，思想解放运动在西藏毫无动静），此时一齐大怒，大骂胡“乱放炮”。后来进藏的“新西藏”（大部分是小公务员、专业人员与工人）则欢喜若狂。他们在西藏并无值得自豪的光荣历史与丰功伟绩，却深受缺氧、严寒、缺电、缺菜、高山病、物资匮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上司）跋扈、文革后遗症（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整人或被整或派性斗争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之苦，巴不得马上内调，早日离开这块对他们毫无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点，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当时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其余各点，“老西藏”也同样身受，甚至因进藏时间更长而更严重。据自治区党委1978年给中央的报告，当时西藏的汉干中，长期（一年以上，有的15年）在内地治病，基本不能回来工作的有1035人，其中地专级官员19人，占同级8.2%；县级官员137人，占同级10.6%。在藏边工作边治疗的共3436人，其中地专级官员28人，占同级12.1%；县级官员183人，占同级14.2%。一人在藏工作、与家属长期分居的达50%。家分几处，负担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内地分托二至四处；或夫妻在藏，内地无家可归等情况的达48.1%（6）。不言而喻，他们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论，“老西藏”中许多人尚有毛时代培养起来的“献身精神”（献身西藏的革命事业最光荣），并不怎么想内调。再说他们也明白，以他们的学历、能力与年龄，调回内地未必有西藏那样的地位与权力，更无西藏那样的关系网。
有趣的是，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加入中共的翻身农奴干部，一方面巴不得汉干统统走光，让他们当权；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因为这中间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与苦劳。他们和“老西藏”联合抵制邓、胡的怀柔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宗教、统战政策，使之难以贯彻得如邓、胡所愿。他们（以阴法唐为首）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
他们特别反感的是班禅，后者自平反后，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相当于省长），被邓小平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也说了许多反对西藏独立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30万人次。藏民对他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均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挤伤11人。而班禅还认为自治区党委执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阴法唐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导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这在中共是很严重的事情）。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说明会议期间新华社没有单独发过班禅的照片和言论（据其他人大代表说，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均不在场），因此《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和言论（7）。由此可见，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胀，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迁就他，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
邓小平、陈云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给了阴法唐一个借口“反右”。在中共的术语里，“反左”就是要放松控制，即实行怀柔政策；“反右”就是要加强控制，即实行强硬政策。既然“清污运动”明言“反右”，对胡耀邦的怀柔政策不满的阴法唐就趁机做文章。西藏的事情总是慢半拍，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才给中央写报告，先表示拥护“清污运动”，然后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所以只好含糊其辞，反正大家都明白所指）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这是邓、陈发动“清污运动”时列举的“精神污染”的内容里没有的，是西藏当局自己的发明，目的是提醒中央放任宗教狂热的严重后果）；理论上，也有人宣扬“异化论”（这是“清污运动”批判的重点，虽然自治区党委成员谁也不懂什么叫“异化”，西藏也没有人宣扬“异化论”，但必须写上，才能与这场运动挂上钩）；文艺上，有人搞“自由化”（这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内之义，必须写上，反正“自由化”是顶大帽子，到处套得上）；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焕散、放任自流倾向（这“宗教工作”云云也是“清污运动”的题外之义）。图穷匕首见，自治区党委原来是想借“清污运动”，反对胡耀邦无限制地放宽宗教、统战政策。他们借“民族干部”之口说出“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这句话，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用第一人称说出这句话，一定会被胡斥为“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宗教政策”。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党。以此证明宗教政策上已出现焕散软弱和右的倾向，必须“反右”。
然而胡耀邦不买帐，仅仅过了一个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8）。阴法唐只得转向，把规模极小、微不足道的西藏文艺界当成替死鬼，在茶杯里面掀风作浪，这就是本书导论里说过的、我有幸恭逢其盛的“清污座谈会”。
为了逼迫以阴法唐为首的自治区党委彻底执行怀柔政策，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这是我在西藏听到的正式传达），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胡强调要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环节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并列举了西藏特殊性的五大表现：地处世界屋脊、长期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单一藏族聚居区、全民信仰喇嘛教、外国势力策划分裂活动。他认为西藏当局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后会不会出叛乱（不知为什么他只说了三个担心）。他说，丢掉这四个担心后，西藏工作就可能大进一步（9）。同年8月，胡又派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副总理田纪云到西藏，督促阴法唐彻底贯彻怀柔政策。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10），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大反特反“左”。当时藏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央派个汉人领导西藏倒也罢了，汉族毕竟是藏族的老大哥；可彝族是藏族的小弟弟，凭什么来领导西藏？伍果然不负胡的期望，他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胡耀邦的学历虽然不高，却是个非常聪明好学的人。他概括的西藏的五大特殊点也非常精辟。可惜他压根儿不懂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天真烂漫地认为只要不惜血本地善待藏人，藏人就会投桃报李、将心比心，善待中共与汉人。他把邓制定的怀柔政策发展到了极点，实际上变成了绥靖政策。他说不要担心宗教影响大后会出叛乱，竟变成了忏语----1987年至1989年的拉萨三次大骚乱与十多次小骚乱实际上就是不拿枪的叛乱。那时他虽已下台，却还健在，亲眼看到了绥靖政策的后果，也不知作何感想。
1987年初胡下台时，传说有一条罪状是对西藏“太右”，“老西藏”们也曾高兴了一阵，以为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会有所收紧。不料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宣布西藏政策不变。他不仅继承了胡的绥靖政策，甚至变本加厉，终于导致了三次拉萨大骚乱，迫使他在拉萨戒严，这是后话。
注释：
（ 5 ） 《天葬》附录四。该书未注明出处，估计录自中共内部文件。我在西藏时看过这个文件，内容大致不差。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49年至94年） ”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 1995年， 212页﹑ 237-238页﹑ 264 -265页﹑ 279页﹑ 278-283页﹑ 285页﹑ 291页﹑ 305页﹑ 213-2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