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日本杂议一百则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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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四十二：哪怕附庸风雅
　　
　　某年亚冠去J联赛鹿岛鹿角队的主场，在体育场内墙壁上看到俱乐部的赞助商名单，有当地的十几家企业。 和中国联赛俱乐部不同的是，日本各俱乐部以地域为依托，一般是由现地的多家企业共同出资协办，只不过彼此金额略有差异。日本男足虽然这些年来火热过几次， 但J联赛俱乐部极少有赚钱的，大多是赤字，依靠企业赞助维持。那么，企业们又拿不到中国式的“冠名权”，为什么要掏钱呢？理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J联赛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是提高日本足球运动水平，第二是以体育文化促进国民身心健康，第三是推动国际交流发展。这第二条的责任，就落在了提供财力物力支持职业俱乐部的企业身上。他们出钱建设球队，丰富所在地民众的娱乐文化生活，是为了履行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曾和几位在日本活跃的前中国运动员有过交流，对日本企业在这方面的角色略有了解。日本的竞技体育除了职业化的棒球、足球等项目之外，大部分是企业在担任 培养、训练运动员的角色。很多企业内部设有体育部或社会活动部，一方面以运动员担任企业形象宣传，凝聚企业向心力；一方面把这笔开销当作回馈社会的支出， 因为观看体育比赛是大众性的娱乐。有的企业对运动员们的管理比较宽松，可以为他们的专业训练创造较多方便；有的企业还真的把运动员们当普通职工，一半的时 间要花在工作上。当然，后者的做法对运动员退役之后的生活保障无疑大有裨益，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沦落到去搓澡。
　　企业办体育，是日本体育事业的最 鲜明特色。以前看到的数据统计，雅典奥运的日本代表团中，居然有一半以上的身份是企业员工。但是，企业办体育并非没有波折，最大的不利影响莫过于经济状况 的恶化，就只好削减预算与规模。近年来，日本竞技体育在奥运等场合的表现平平，多少触动了各级政府机关对加大体育事业投资的念头。不过，总体来讲，体育作 为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主流模式。
　　企业表现其负责任的态度，不仅体育，更广泛的包括各类文化事业。温家宝总理访日那 年，在国立剧场和时任首相安倍共同观看演出。我在剧场内看到该剧场的所有者艺术文化振兴基金的介绍，虽然是国立，但其背后是123家遍布各个领域的大企业 以及无数个人的解囊捐赠。事实上，日本的诸多文化设施其创立、运营都依靠无关企业对社会文化活动的支持，如汽车巨头丰田也会出资办一座音乐厅。日本政府和 民间对于此类在文娱事业上有“负责”表现的企业，官方会在税务方面给与优待，普罗大众则增加了好感与信任。
　　企业在商言商，却肯花费不小的金钱 于社会文娱活动，尤其是一些阳春白雪的项目，看上去有附庸风雅之嫌。同时，日本民众对文艺体育之类事物的热情固然很高，但由于跟风性格等缘故，其中附庸型 颇为不少。可是，我倒觉得即便是附庸风雅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它至少还表明“风雅”在价值观上的优越地位，好歹没让“风雅”成为被讥笑挖苦的贬义词。
　 　某个夏夜，东京热闹的池袋车站前聚集了百余人，我走近一看，是在围观一位青年的音乐演奏，左手弹键盘右手举小号，一心两用。不论春夏秋冬，繁华的车站附 近总有很多这一类自弹自唱的青年，也有或多或少的路人驻足旁观。他们有的摆了筹款或贩卖自制专辑的架式，有的似乎只是单纯为了表现自我。这位双手互搏的青 年技艺花哨，观者甚多。突然，人群中挤出一个黑社会分子打扮的中年人，以骄横的步子走向那青年。我心头刚刚闪过砸场子之类的概念，却见中年大哥从钱包中掏 出两张万元纸币，放在了青年募款的盒子里。青年没停下来演奏，略一颔首表示谢意。周围的人们一起鼓掌，向那位大哥致敬。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它展现出了 “风雅”的力量。
　　前些日子去横滨中华街，听说原来仅有的一家音像店也早歇业了。某友人曾感慨，中华街殷商巨贾不少，饭店雕梁画栋鳞次栉比，但没有一家书店，“好像中国文化就是吃”。我想，或许是诸公们都不愿被视为“附庸风雅”吧。

 

[绿橄榄]

一口气读到杀亲，有时间慢慢读，可读性和文笔　　
谢书生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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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四十三：搭訕

　　聽說搭訕培訓班是國內最近的一個朝陽產業，同時也有衛道士站出來批判，斥之為“臭名昭著的泡妞學”。老實講，搭訕確實是一 門學問。相信很多青少年都曾有驚鴻一瞥之下極想與之攀談的經歷，可惜因自己的怯懦未能付諸行動，眼睜睜地目送斯人背影消失。能不能搭訕，敢不敢搭訕，搭訕 應該說些什麼，搭不上怎麼收場，搭上了又能怎樣……這學問太大了，想一想都覺得心驚膽戰。那些開班收徒的搭訕“達人”，簡直讓人心生妒意啦。
　 　中文的搭讪，对应为日语的ナンパ，乃是日本各大都市繁华地段常见的风景。到网络上查一下，除了大量的“ナンパ术传授”、“ナンパ成功率比较”之外，还有 “ナンパ研究会”的组织（官网http://www.nanpa.ne.jp）。ナンパ的定义，一般认为是在公众性场合以主动交谈的方式，针对陌生的异性 （也可以是同性）提出约会或性行为的试探。從這個意義上說，“搭訕學”當然包括所謂“泡妞學”，後者說法的“政治不正確”在於忽略了女性的主動搭訕權和同 性之間的搭訕行為。假如是女性要和男性搭讪，日语称之为“逆ナンパ”。我想，ナンパ爱好者们不仅追求着成功的ナンパ，更渴望着被热烈的逆ナンパ吧。走笔至 此，不禁想到明末清初歌伎卞玉京对诗人吴伟业说的那句“亦有意乎？”，这就是标准的逆ナンパ，可我们的吴伟业先生竟然“若不解”！数百年之下，ナンパ爱好 者们恐怕犹想愤而捶之。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ナンパ还是逆ナンパ，都不应该涉及金钱交易。雖然這未免有些理想化，因為金錢可能是勸誘異性的有效 手段之一，但不論男女張口就開價無疑有變成“yz交際”之嫌。一位曾在中國留學的日本友人給我講過他的成功經驗：大學時代和同窗在居酒屋聚飲，正好旁邊有 兩位姑娘，就邀請她們過來合為一桌。酒闌人散，他和同窗各與一位姑娘去了情人旅館，翌日清晨道別。这大抵等同于中国人所说的“ons”。
　　自午 后起，若是在年轻女孩喜欢游逛的涉谷、新宿等地，车站周边看上去等待ナンパ的男子比比皆是。其中一些身穿黑色西装的家伙搭讪动机通常并不单纯，可能是劝诱 女孩去拍摄色情电影或图片，介绍色情行业的工作等，这算不上真正的ナンパ。幾位朋友在獨行時遇到過類似搭訕，只要默不作聲逕自前行，那些傢伙跟隨數米之後 就會識相走開。開口拒絕或接話，都是不明智的做法，或將帶來更多的糾纏。不過，大庭廣眾之下動手動腳的現象比較少見，那是觸犯《迷惑防止條例》的違法行 為。
　　有时我在车站附近等人，便可旁观ナンパ的过程，总体而言似乎败多成少，尤其是单独的男女之间，绝对需要愈挫愈勇锲而不舍的脸皮。但假如是幾個男生看准幾個女生上前搭訕，一方面人多壯了膽，另一方面女孩的戒心也有所減輕，熱熱鬧鬧同赴酒館的場景倒是見過幾回。
　 　搭訕的至難，在於那開口的勇氣。据说，有的公司为了培养新进员工的社交和推销能力，还命令他们来ナンパ一下。電視上也曾有過從未談過戀愛的大齡男青年， 在別人的鼓勵和開導下，嘗試著對路過的年輕女性搭訕。我覺得搭訕培訓不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的走俏，都和這個個人電腦時代大有關聯。那些沉浸於虛擬世界中 的“宅”人，與活人打交道的能力肯定在退化。別看今天被人批評“臭名昭著”，或許，未來的搭訕教員們會博得心理醫師般的地位也說不定呢。至于对ナンパ的道 德评价，恕我直言，我还真的很难判断，在对陌生异性的大胆搭讪和正式相识后盘问对方收入多少是否有房有车父母身份如何之間，究竟哪一個更不道德。
　 　既然中國的搭訕事業也如火如荼，總不好說它是獨特的日本文化，儘管日本人的性意識、社會氛圍等都對此有所影響。能体现日本人特点的是各大学的ナンパ成功 率排行榜、哪个地方最利于ナンパ之類的資料統計。據說，東京的上野是男孩ナンパ女生的最佳地點，因為那裏多博物館、美術館和公園，是藝術專業和文科女生較 多的“名所”。而ナンパ的沙漠则是大企业密集的丸之内，那些女白领多半精明得很，不解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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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四十四：間違い
　　
　　已故的披头士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农曾与日本女子大野洋子结 为夫妇，另一位艺术大师、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最后一任妻子也是日本裔女子玛丽亚•儿玉。博尔赫斯曾在晚年来日本小住过一个月，多少弥补了一点毕生未能履 及中国的遗憾。他在接受访问时说：“在日本，你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的阴影。这与政治无关，这与日本文化是它自己的文化这一事实无关。在日本，人 们感受中国就像感受希腊。”
　　这段论述出自既非中国人又非日本人的第三方之口，博尔赫斯肯定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但也提到“日本文 化是它自己的文化”。就像西方人有时会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貌分别，对于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异同，很多人也稀里糊涂。比较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两种： 一种是汤因比，他把日本文明与朝鲜文明、越南文明视为中华文明的卫星文明；一种是亨廷顿，他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并列，共存的还有西方、非洲、东正教、伊 斯兰、拉美、印度等六种文明。两种看法都对也都不对，汤因比看到的是古代文化的延续性，亨廷顿看到的是当代国际格局的现实性。比西方人怎么看更加重要的， 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己怎么看。在这一点上的误会，中国人尤其有过沉痛的教训。
　　在日本诸多接纳外国留学生的学校里，中国学生相对其它国家学生而 经常感到骄傲的，是汉字。那些非中国留学生（甚至包括废除了汉字的韩国留学生）提起汉字无不切齿，可中国留学生却能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利用书写汉字进行 基本交流。初来乍到的中国人也比其他国家游客更不易迷路，因为汉字随处可见。近年来，随着海外游客和居留外国人的增多，东京等都市的很多指示标志都变成了 日语、汉语、韩国语、英语四种说明，前两者的相近乃至相同尤为醒目。凡事皆有利弊，使用相同的汉字固然令中国人觉得方便易懂，可无形中也阻碍了对日语、日 本文化加深了解的意愿。昔年梁启超著有一本名闻遐迩的《和文汉读法》，号称是任公与友人罗某的心得结晶，却充分表现出当时国人对日本的无知。事实上，和他 相过往的日本人士普遍具备汉学修养，双方的粗浅交流确实没多大困难，但这个错觉称得上贻害深远。中国人看到汉字，就认定意思差不多，进而觉得日本不过尔 尔，这样的人今天怕还有不少吧？
　　梁任公倘若今日来到日本，面对那与汉字平分秋色的外来语片假名，想必会大呼头痛。别说外国人，就连年纪稍长的日本人也常常搞不清楚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好事坏事，没了汉字的庇佑，或者大家会更加认真一些？
　 　来日后不久，见到“間違い”这个词，一下子想到《论语》：“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中文原意是说君子哪怕是在吃饭的一段时间里 也不能违背仁的操守，但日语把“间违”两个字拿出来发展出“間違い”这个词，似乎是错误的断句导致。“間違い”的主要意思是完全不对，倒很符合这个词的来 由：完全不对。中国人看待日本，以这种“完全不对”的眼光望去，要比人云亦云或自以为是好得多。
　　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他小时候写作文给日文 教师中川，提到“中日同文同种”，中川笔下毫不留情地嘲讽道：“不对，部队，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把蒋校长气得哭了一场。中日 两国的“同种”问题，留待日后再说，“同文”也谈不上。日语和朝鲜语都属于粘着语，语法上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语相近，而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日文中的汉 字，成了一个亲缘的障眼法。
　　不过，片假名虽多，毕竟也是咱们汉字的偏旁部首演化，非要弄一个“新和文汉读”也不是不可能地。某年女排日本巡回 赛赛场，听几位中国记者对话：“去哪儿啊？”答曰：“木街儿。”又问：“怎么回去啊？”又答：“毛撇勾一儿。”我听得满头雾水，虚心求教，才知道“木街儿 ”就是“ホテル”（Hotel），“毛撇勾一儿”是“モノレール”（Monorail，单轨铁道），大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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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四十五：打官司
　　
　　这几天，又有几场中国战争受害者起诉日本国家责任的诉讼正在或将要进行。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民间人士 就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暴行，向日本国家或企业索赔的案件为数颇多，涉及慰安妇、强制劳工、无差别轰炸及屠杀等多个方面。因法律程序所限，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 大多拖沓冗长，就结果论，个别以企业为被告的案件达成了和解，多数是以日方承认受害人陈述的事实但没有责任给与赔偿告终。比较典型的，如东京高等法院最近 就七名中国劳工起诉起诉日本政府和四家建筑公司并索赔1.4亿日元一案的二审判决。判决承认“强制掳走平民并强迫劳动是政府和企业双方的不法行为”，也“ 可以理解”原告认为这种行为违法国际法的主张，但援引日本最高法院之前作出的“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个人索赔权已被放弃”最终司法裁决为由， 驳回原告的请求。
　　我去旁听过几次庭审，听到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讲述当年的惨痛经历，是一段非常伤感的过程。可是，诚实地讲，我的心里也逐渐质疑起不断涌现的此类诉讼的意义。
　 　在一次浙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的现场，我见到了表情严肃的王选女士。对于她的事迹，我早有耳闻，常年投身于对日民间索赔的支持工作，值得敬佩。然而，我看 过国内舆论的很多评价，有点像李白“白发三千尺”的修辞手法，说句不敬的话，窃以为过于夸大了。王选女士是能够“让日本沉没”的人？日本就这么轻易的沉没 了？她和那些诉讼真的令日本“十分头痛”了吗？或者，一连串的驳回诉讼请求是最明确的答案。
　　我理解受害者及家属想要个说法或得到赔偿的心情， 这是他们不容剥夺的个人权利，也是对人道尊严的捍卫。但在现实境况下，若以诉讼的方式来说，结果基本是注定是失望的，过程也未必会如他们所想“揭露了日本 军国主义的罪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罪恶行径是广为人知的。战后审判中因此而被处死的B/C级战犯约920人，荷兰（236人）、英国（223人）、澳大 利亚（153人）都多于受害最巨的中国（149人）。事实上，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迟到的诉讼可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无意中加强了今天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轻 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是强者主导，弱者与其抗争，不如显示出足够可怜以换得强者施舍的同情。几无胜算的诉讼这种做法，恰恰强化了中国、中国人的弱者形象。 与相识的一些日本人提到这一话题，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受害者“本当に可哀相です（真可怜啊）”，但这仅仅意味着表面上的、甚至是礼节性的同情。
　　和客观上“示弱”的索赔诉讼相比，另一类诉讼更有必要，却鲜有实例可寻。
　 　特别是这两三年里，日本的媒体存在一股热衷中国负面报道的“ブーム”。此一浪潮的根源是日本对变动中的中国越发强烈的戒惧与茫然，但表现为民众对华恶感 比重的增高和媒体推波助澜的混杂互动。在主流大报的中国报道中，右翼色彩的《产经新闻》说出“中国媒体都归解放军总参谋部掌管”不足为奇，自由主义色彩浓 重的《朝日新闻》也杜撰“去长野欢迎奥运火炬的中国人每人得到了大使馆发的两千日元”。一家发行量较大的周刊则说，姚明的父母“是中共强制撮合结婚”，为 了进行“人种试验”，姚明是“试验产下的怪物”。最近的北京国庆演练当晚日本共同社记者“被打”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作了发生原因的细节 说明，但以《朝日新闻》为例，其报道仅说中方“表示遗憾”，原因“中国警方没有解释”。所以，日本媒体涉及中国报道的水准往往极其低下，缺乏良知的擅改、 隐瞒与偏见和钳制新闻自由其实是一丘之貉。
　　对付这种几乎是信口开河的“报道”，法律诉讼倒不失有效的手段。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等政要，多次起诉《经济学人》、《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外国媒体涉嫌诽谤，并且每每以胜诉令对方道歉赔偿告终。
　　姚明的那个例子，如果起诉恶意诽谤应当极有胜算，而多少会警醒一下越来越口无遮拦的日本媒体。这样的官司也许更有现实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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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四十六：爱美之心

　　电车或地铁的车站里，有时会看到挂满整面墙壁的画展，作者是附近中小学 的学生。某些展览有特定的主题，某些则任由孩子们自由挥洒。倘若有点时间，我很乐于驻足观赏这些稚气未脱的作品，也能从中试着了解日本儿童的心灵。虽然我 对美术没有什么鉴赏力，但其中一些画作的构图与色彩，表现出了让观者惊奇于作者年龄的水准。类似的儿童画展，在不少公共场所都有展示，事实上也展示着日本 人对美育的重视。
　　如此看重美育，是因为爱美。
　　戴季陶的《日本论》有一个显示他眼力的章节，即“爱美的国民”。他把“爱美”视为日 本之所以强盛、发展的两个最基本力量之一，这不能不说是洞见，超出了那些絮絮叨叨于什么君主立宪等等的前辈和同侪。戴季陶说：“日本的审美程度，在诸国民 中，算是高尚而普遍。”高尚当然只是一面，粗俗的另一面也有。浮世绘的很大一部分渊源，本来就是春宫画。但普遍这一点应当是确定无疑的，而且至今依然。
　 　不过，戴季陶对日本人爱美的论述，停留在称道肯定的层面，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似乎也认可了“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的日本式 观念，所以未曾涉及当“美”被当作终极追求的时候，会发生过犹不及的扭曲。最常见的例子，是“美”与“善”的冲突。至美非但不一定意味着至善，相反，可能 是以“恶”的面目出现。在日本文学中，被誉为“耽美”、“唯美”的大师级人物谷崎润一郎，是一位极具标志性的研究对象。他的美学观追求虐待快感和官能享 受，自诩为“恶魔主义”。在名作《春琴抄》里，盲女琴师春琴与仆人佐助畸恋，佐助为了保持毁容的春琴在自己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欣然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谷崎的“唯美”虽另类，但日本人的爱美之心，使他们对大众美育的普及深入下了不少功夫。1950年，战后的百废待兴阶段，以“振兴日本美术教育”为宗旨 的美育文化协会成立，成为幼儿园到大学的美育教师们的专业组织，并发展为日后的财团法人。以美术教育为例，日本从幼儿园起步的层级传授，使得民众的鉴赏力 与创造力都得到提升，进而回馈经济产业，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计大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无论是服装、平面视觉，还是工业外观、建筑等各个领域，日本的设计师 成就有目共睹，其源头应当来自扎实的美术教育。任何一项事业，若能达到举国普及的程度，就必然会有所成就。
　　另外，美育和日本人经常被称道的一 个特点------认真------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我们常说做事希冀“尽善尽美”，在日本人这里，“尽美”似乎比“尽善”更重要，抑或“尽美”本身 就是“尽善”。因此，他们带着对“尽美”的宗教般的热情去发掘、打磨、修缮，也就达到了认真的境界。
　　九年前的春天，在东京曾和已故的画家陈逸 飞先生畅谈过几次。陈先生向我讲述他的“大美术”概念，以及他在时装行业上的事业心。他说：“说到美术，大家就以为不就是画画儿？这个误区必须要走出来。 ”我提到与日本相比中国教育中美育环节的薄弱，他也深有同感，并说曾就中国美育的内容、现状等缺陷向高层反映过，希望能得到重视改善。如今，陈先生遽归道 山亦有四年了，想起那时的情景，教人格外唏嘘。今夜写作此文，聊表心香一瓣。
　　谈论日本，最后总是要说回中国。戴季陶说：“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 懂得审美，这一个人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这话当然意 有所指。在那一章的结尾，他苦口婆心地道：“我希望中国的青年们要猛醒啊。”
　　中国的青年们，你们听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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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四十七：图书馆
　　
　　曾说过若有一天离开日本，有两样事物最堪怀念，一是铁道，二是图书馆。
　 　之所以对图书馆这么看重，主要是受过刺激使然。十八年前考上大学，最向往的就是那号称藏书160万册的图书馆。可是，入学以后才发现，我能借阅的开架书 库藏书大概连十分之一都不到，需要填写资料的闭架书库则可窥而不可求。为了借几本英国文学作品，我不得不和脸色乖张的管理员陈述法学专业学生阅读侦探小说 的必要性，她或许是不耐烦，总算赏赐了一本。后来，我在校外找到区立的图书馆，交了押金办个期刊阅览证，虽然书刊有限，好歹不用受欺。那座图书馆是一栋蔽 旧的建筑，后来的命运应当和少年宫、工人俱乐部之类的公共设施一样被“开发”了吧？
　　初来日本的寓所不远处就是东京某区立图书馆的一座分馆，因 为靠近规模较大的团地（国营公寓）小区，这座分馆的声势也颇壮观，我进去之后真有流连忘返之感。后来，不管搬迁到哪里，安定下来就去找附近的图书馆，不论 大小，每一次都给人以深切地感动。目前居住地是一座人口50万的城市，共有五座图书馆，总藏书80余万册，最大的中央图书馆落成不久，设备先进舒适；还有 两个分室和几辆汽车组成的“移动图书馆”，方便较为偏远的住户。只要拥有当地的住民身份，就可以办理一张证件，除了书籍之外，还有大量的音像制品，全部免 费借阅。一旦有想借的书刊或音像制品本馆没有收藏，可以通过流通系统从所在市、县的其他图书馆调来。这种公立图书馆的建设和维持费用来自民众的税金，对于 爱书人而言，为这个交税是心甘情愿的，并且也身受其益。
　　在外国人居民较多的地区，图书馆内也有一定数量的外语书籍，一般是汉语、朝鲜语、英 语、葡萄牙语等几个语种。本市的中央图书馆内，中文书籍大约有一千余册，娱乐性的从金庸、梁羽生、古龙全集到安妮宝贝、韩寒等等，严肃的有古典诗词曲赋到 新文学大系。不知道负责选购者是哪一位，作为小型书架，基本上做到了雅俗共赏、学娱兼备。
　　图书馆在日本所受的重视，从一个细节上可见。日本的 国家公务员薪俸等级中，首相以每月2255000日元高居榜首，和首相平级的是国会两院议长、最高法院院长（月薪2073600日元）；接下来的一级包括 内阁大臣、最高检察署署长、两院副议长，还有一位就是国会图书馆馆长，月薪1513800日元。自中央以下直到地方，各级图书馆馆长都在本地公务员体制中 处于较高的级别，显示出了日本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
　　现代图书馆在日本的历史不过110年。此前是皇室、贵族、武士的文库时期，日后出现了逐渐 扩大的庶民文库和贷本屋（租书店）。福泽谕吉在欧洲考察的记述中，详细介绍了西欧各国的图书馆，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1872年，明治政府设立书籍馆， 开始了新的一页。1899年，明治政府下达图书馆令，将图书馆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环，导致日本的图书馆数量出现了飞速的增长，从该年的全国32座变 为1912年的541座。此后，图书馆的发展脚步几乎毫不减缓，1936年，全国已经有了4609座。需要指出的是，图书馆在这个时代的意义，更主要是作 为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宗旨是宣传“良善的知识”，“排除不好的东西”。所谓“良善的知识”，其核心不外乎是天皇的《教育敕语》代表的国家主义信念； 而“不好的东西”与其说诲淫诲盗的书刊，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观念等“异端”思想。
　　今天的日本各级公立图书馆，恢复了社会公益设施的 面貌。加上私立图书馆，一共有3126座，藏书3.7473亿册。另外，大学图书馆尚有1660座，藏书3.896亿册。日本是书籍的出版大国，但学术性 著作肯定也面临着销路不佳的处境。我总觉得这么多图书馆的另一项功能是客观上“消化”了学术性著作，毕竟，一本书只要大部分图书馆都购入的话，至少就有了 几千本的销量。对于社会的文化事业发展来说，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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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四十八：風俗
　　
　　去日本走了一圈，可千万别说您考察了日本的“風俗”。
　　“風俗”应当是现代日语和汉语最容易产生误 会的词语之一了。在日语中，它的本意和汉语基本相同，就是指某地的风土人情、习俗世相。后来，对于麻将店、舞场等娱乐场所，因为担心影响社会风气，即所谓 伤风败俗，要求这些店铺办理“風俗许可”，渐渐地就把此类需要许可的店铺称之为“風俗店铺”。提供性服务的色情业，当然也要申请“風俗许可”，于是就有了 “性風俗”。这个词继续流行简化，乃剩下“風俗”，变成色情业的代名词。日本的辞典中也要特别注明：“風俗”不说清楚的话，会导致严重的曲解。若自称考察 “風俗”，就是坦承曾寻花问柳了。
　　日本是“風俗”业大国，其中的业务形态，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以消费金额来看，从最便宜的2000日元（ピ ンクサロン，粉色沙龙）到100000日元以上（高级ソープランド），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日本对各个产业的市场规模有详尽的数据统计，比如说汽车 业，去年大约是49.4兆日元；再比如24小时便利店业界，去年约为6.7兆日元。不过，“風俗”产业的统计就非常困难。一来因为不少业者逃税漏税，更有 大批色情店铺的后台是黑社会组织，用洗钱等方式转移了收益；二来一些店铺虽然只是为陌生男女提供见面聊天场所，但双方此后会发生金钱肉体交易，而这一块金 额就没法计算。所以，关于日本“風俗”产业的具体规模，有的数字说是1兆多，也有的认为多达7、8兆，总之不是一个小数字。要知道，整个广告业界的市场规 模也不过3.9兆而已。
　　先说说日本“風俗”业的一个现象。与明治维新差不多同时，日本有些年轻女子赴海外卖身，此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二战。在清 季士人的记述中，当时上海的所谓“东洋茶馆”，其中的“彼邦二八妖姬，高髻盘云，粉妆替雪，亦觉别饶风韵”，恩客只要两块大洋，“则广中大庭，不难消魂真 个”，以至于“少年寻芳客趋之若鹜”。留日学生的前辈郁达夫，在名古屋的一家妓馆里告别了童贞。但是，今天的日本“風俗”店铺时常能看到“不接待外国人客 人”的标识，有的店铺虽然没写，但进去后也会被婉言拒绝。公共浴池拒入外国客，人权组织可以起诉国别歧视。可“風俗”业就可以公开这么做，因为恐怕没有哪 个外国人会诉诸法律公然捍卫自己的“买春权”。问过在色情按摩店作店长的日本人，他解释说那并非歧视外国人，主要的原因是安全，既防止双方语言不通引发误 会，也便于政府的卫生管理，假如是“日语流畅整洁和善”的外国人，一些店铺并不拒绝。这几年日本经济不景，色情业受到了不小影响，为了赚钱，也有店铺反倒 欢迎起外国游客，而且价码翻番利润加倍。
　　“風俗”店集中的地段就是“風俗”街，即红灯区，日本各大城市都有一条甚至几条这一类街道。最著名的 或许是新宿的歌舞伎町，其实近年来因为警方取缔较力，声势略有萎缩。海外寻欢客慕歌舞伎町之名，纷纷来此觅求“日本妹”，可往往遇到的都是乔装打扮的本国 同胞。对日本人来说真正闻名的色情店铺集中地，是距离上野不远的吉原，该地是全日本最大的ソープランド中心，150余家占据了全国总数1400家的 1/10强。吉原的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江户时代的“游廓”，距今已近400年。顺便说一句，此间有多家店铺以接待明星、大款著称，著名女星松岛xx子出 道以前，被传闻说是吉原的“泡姬”，身价80000日元。
　　吉原邻近的莺谷，有密集的情人旅馆，是“韩国出张”（按客人指定去旅馆或住处提供性服务）型色情店的大本营。由于韩国和日本之间有三个月的观光免签协定，带动了这一产业的迅速壮大。吉原加上莺谷，应该是日本色情业比重最大的地域了。
　 　我所住的西川口，车站的另一边曾是日本具有全国性知名度的红灯区，三年前因居民反对，警方采取强力措施，一度令大部分店铺关门。市政府和街区负责人士呼 吁要把“風俗”街改造成美食街，可不出两年，化整为零的“出张”型色情店卷土重来，势头极猛。食色性也，看来这一轮交手，食还是抵不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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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四十九：古典
　　
　　东京申奥落败，最伤心的应该是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民众对申奥的兴趣向来不高，但明年即将卸任的石原，把这一战 当作了其政治生涯尾声的重头戏，所以失利后愤而出言指责里约热内卢搞猫腻，弄得巴西人甚为光火。去年年初，曾代国内的某体育杂志采访过石原，那也是他首次 接受中国大陆媒体的专访。在交谈中，他提到了自己的汉学知识，对唐代诸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喜爱。这倒不是吹牛或客套，他那一代人的古典汉学教养确 实还满扎实。1998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位作者来日，曾和他见过面。石原当时大谈中国古典文学，事后对客人的水平还颇有微词。
　　采访结束，请他题个字，他写的是“欲曙天”，语出白居易《长恨歌》。白居易在日本的声名极盛，我想“老妪能解”应该是重要因素，日本人直观汉字也能明白八九不离十。
　 　石原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尊崇和他对现代中国的态度，无疑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大家都知道日本天皇的年号取自中国典籍，明治、大正出自《易经》，昭和、平 成取自《尚书》。一方面是如此看重古代中国的文明成就，另一方面又贬损敌视当代中国的一切，这种分裂耐人寻味。最荒诞的是我有一次在涉谷拿了本右翼的反华 杂志，名曰《大吼》，封二上写着“‘大吼’出自《水浒传》中‘鲁智深一声大吼’”。拿《水浒传》和鲁智深辱骂中国如何如何，平添了几许滑稽色彩。
　　近年来，一些政经界名人对日本年轻一代的汉学素养下滑而忧心忡忡，但实际上，汉学的内容并不太少。表弟的高中国语教材中有一册《精选古典/汉文编》（明治书院出版，文部省检定），不妨看看目录。
　 　故事类包括：断肠（《世说新语》）、漱石枕流（《世说新语》）、推敲（《唐诗纪事》）、塞翁失马（《淮南子》）、卧薪尝胆（《十八史略》）；诗包括古 体、近体两类，有《诗经》的“桃夭”、“硕鼠”两篇，《乐府诗集》的“子夜四时歌”，《文选》的“生年不满百”，王之涣《登鹳鹊楼》，王维《竹里馆》，常 建《塞下曲》，李白《早发白帝城》，杜甫《月夜忆舍弟》，崔颢《黄鹤楼》；史传类选了司马迁《史记》的《鸿门之会》；思想类，《论语》选了学问六章、人生 五章、政治理想五章，《孟子》选了“忧患安乐”、“牛山之木”、“仁者无敌”三篇；古文则有屈平《渔父辞》、陶潜《五柳先生传》、韩愈《杂说》、柳宗元 《捕蛇者说》等四篇；寓言类较多，有《公输》（墨子）、《混沌》（庄子）、《不龟手之药》（庄子）、《沤鸟舞不下》（列子）、《唇亡齿寒》（韩非子）、 《慈惠亡国》（韩非子）、《且买履》（韩非子）、《不死之药》（战国策）、《以不解解之》（吕氏春秋）。文字之外，尚且附有中国文化史年表、古汉语重要句 型表、孔圣等历史名人画像、书法绘画作品和文物等图表资料。老实讲，作为外国教科书，这些安排相当丰富。但是，细心看来，其中有一个特点，即几乎集中于唐 代之前，只有《十八史略》是宋人所著，至于宋代以后完全付诸阙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体现了日本中国史名家内藤湖南的观点，即中国自宋代就进入了近世，所以 古典的概念就局限于唐以前的上古、中古。从某种程度上，它再次印证了日本人把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完全割裂开来看待的不当观念。
　　导致这种观念的 远因，是中国历史上蒙元、满清的两次异族入主。元军进攻日本挫于台风，很多官兵被俘，日方将南宋新附军之外者尽数屠戮，“唯唐人不杀”，从中可见其“华夷 观念”。而满清代明对日本人的对华态度之影响，葛兆光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一文论述甚详。
　　后来和一位日本友人 聊天，谈到日本人对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裂看法（石原似乎是比较典型的例子），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认为分裂的根源在于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必 须要树立一个“野蛮落后”的摈弃对象，也就是“恶邻”中国与朝鲜，这实质上是极度缺乏自信甚至过于自卑造成的扭曲。
　　不论如何，日本人的这个观念不做修正的话，绝对是极大的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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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五十：相扑
　　
　　虽然近年来陆续发生了力士吸毒、体罚致死的重大丑闻，相扑仍是日 本的“国技”。从电器街秋叶原乘电车向东数分钟，就到了相扑的圣地两国国技馆。十余年前的相扑比赛时必定是座无虚席，特别是贵乃花、若乃花两兄弟最威风的 90年代，常常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只是如今外国籍力士越来越多，特别是蒙古人独领风骚，令不少志在“维护传统”的日本人感到不快。随着本土相扑选手的声 势下滑，赛事的上座率亦不如以前。而外国人练相扑的动机，金钱是最大诱惑，只要进入幕内级别，每年至少就有1500万日元以上的收入。
　　我很尊 敬的“知日”前辈李长声老师曾毫不讳言他对相扑的不佳观感，认为它是日本文化中落后粗俗内容的表现，我也深有同感。相扑的外国粉丝中来头最大者，莫过于法 国前总统希拉克，但我总觉得他喜爱观看的动机很阴暗。事实上，目睹两个全身赘肉下垂的躯体互相推搡，视觉上很难有任何愉悦可言。
　　提到相扑，就 都往中国古代的角力拉关系，甚至扯上《水浒传》的浪子燕青等等。力士相搏摔角本来正常，但把人刻意增肥到严重不正常的地步，怎么看都是变态。其实，相扑选 手此前并没有这么胖。明治时代的力士们平均身高1.70米，体重约100公斤，因为社会地位较高待遇不错，平均寿命为56岁，比当时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 43岁高出一大截。然而，当代的力士体重出现了和日本经济比翼齐飞般的增长，平均身高1.84米的情况下体重159公斤。把入门时挺多也就八九十公斤的小 伙子，吹气似的体重翻番，这个增肥技巧无他，除了吃就是睡。一位曾打入日本相扑界的中国选手说，他们只有中午和晚上两顿饭，必定有一顿是火锅，食品主要是 鱼类、肉类、蔬菜和豆制品，主食是米饭，有时也吃面条或包饺子。但身高1.80米的他的体重最多时也只有135公斤，在相扑界算是轻量级，退役后降低到 115公斤。日本裔选手中，武双山身高1.84米，体重178公斤，真是移动肉山。而美国夏威夷出身的曙太郎是首位外国人“横纲”，身高2.04米，体重 达220公斤！
　　过度肥胖必然带来恶果。据统计，1980年至2002年间去世的100名相扑高级选手，平均寿命是63.6岁，比同期日本男性 的平均寿命78岁低了一大截。罪魁祸首，自然是畸形的增肥。一是风头无两的贵乃花体重曾达159公斤，始终为内脏疾病所苦。新一代的王者蒙古人朝青龙身高 1.84米，体重124公斤，他的成功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愈来愈肥的风气？我不知道。
　　那位中国前选手对我说，相扑的竞技体育成分可能比它的文化意义要小，它作为日本的传统国粹，可能和中国的京剧差不多。我以为在相扑这个现象上，体现出的是日本人非理性的固执一面。不管是不是糟粕，只要我们自认为是国粹就足够了。
　　相扑如果不算体育，那么会有什么实战性么？
　 　那位巨无霸曙太郎曾改写了日本相扑的历史，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决定去参加自由搏击。在记者采访中，他说以前在相扑界留下的毛病是不和人厮拚就全身难 受，这绝对是为自己找台阶。两场搏击赛事，都没有任何悬念可言。第一场，曙和美国黑人拳手萨布交锋，仅仅进行了几十秒，一味挨打毫无还手之力的他就被对方 重拳击倒。第二场，曙的对手换成日本拳手武藏，尽管他比武藏的身高高出19厘米，重量更是对方（99.9公斤）的二倍还多，依旧是惨败。
　　由于 东京的治安恶化，一些现役相扑选手为了“回报社会”，自发地组织了“保安队”，在训练场附近的街道巡逻。看上去，这些身穿和服、脚踩拖鞋的家伙个个都是庞 然大物，俨然不负力士之称，但真的较量起来，还真就很可能斗不过一个普通男子。别的不说，只要你快跑出五十米，让他们放马来追，自然就会纷纷瘫软在地。
　　朝青龙的走红，为蒙古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增分不少，但从人道角度讲，这行业真不值得推荐。不中看，也不中用的相扑，且就让日本人继续“国粹”吧。

 

[rai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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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五十一：道即是空
　　
　　初学日语不久，知道了“季语”这个词。所谓季语，就是表示季节景物气候的词语。据说在俳句的写作中，一般 是必定要有一个季语的。可俳句只有十七音，去掉季语还能剩什么呢？后来买了一本信笺，发现扉页上全是写信时常用的固定季语，如“值此春寒料峭的时节”、 “在这初雁带来秋日气息的日子”……诸如此类的文字，让人想起中国隋唐时代的《书仪》。《书仪》专门罗列按照节气时令的问候套话，并组成固定的首尾格式， 词藻华丽雅致但空洞僵化。《书仪》的流行，是因为有人要模仿贵族的高雅和教养，而葛兆光指出，这种拼盘“使得过去人间交往的真情实感与舒卷自如的文人书 札，变成了标准尺寸的零件装配”。日本人可以说把《书仪》的模式与精神学到了精髓，并将空洞僵化加以发扬光大。
　　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中，对自然四季的变换感觉敏锐是其优点，但季语作为符号，实际上没有意义。它们是空的。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内容都有这个特征：中空。比起季语更闻名也更突显的，莫过于那几样“道”，如茶道、华（花）道。
　 　茶道的说法，唐人称“茶圣”陆羽著《茶经》，“于是茶道大行”。此一茶道，意思是饮茶的习俗和品位。如果茶真的有道，那么道应该在茗品、茶器、泉水和汤 侯，而不在于居所、礼仪、姿态和服饰。归根结底，茶是要喝的，人是饮茶品茶的主体。日本的所谓茶道，用外在的繁琐甚至古怪的形式，冠以生硬比附的玄谈奥 义，弄得买椟还珠，失去了品茶的真谛。
　　曾经看过一次茶道表演，表演者属于著名的里千家流派。坦率地说，不论是茶道、花道，我无法区分这些流派 的区别（日本插花艺术协会有500多个流派加盟），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煞有介事。那次观看表演是一次不大舒适的经历，只能出于礼貌表示赞赏并忍耐到结束。不 敬地说，有时还会因表演者夸张的动作感到滑稽。
　　茶自中国传播海外，不论日本还是欧美，最初都是上流阶层的奢侈品（与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不 同）。日本室町时代，茶只在贵族与武士中流行，被称为“书院茶”。受到禅宗影响，本来是僧侣的村田珠光将饮茶与宗教文化融合，提出“和、静、清、寂”的原 则（华道的基本理念更大：天、地、人），茶道或以此为肇始，到千利休而发展完备。不过，我认为考虑到日本历史上宗教势力与世俗武士政权的纠葛关系，茶道的 过度阐释毋宁说是僧侣以风雅和修行为名，试图在精神层面控制武士的一种手段。因此，茶道从场所到仪式设计了那么多的繁文缛节，而茶室的入口（日语称“躙 口”）更是个只容一人跪爬进去的小洞，里面空间亦颇狭小。这个入口与小屋据说源自《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在斗室中与文殊菩萨及四万八千弟子相会，寓意为 悟道者的心境之无限广大。可是，茶道以禅宗为极其重要的理论攀附，那些形式上的拘泥却成了“障”，根本无法抵达它所鼓吹的境界。“和、静、清、寂”固然高 妙，难道离开形式的束缚就不能参悟了么？
　　在今日的大阪城内，可以看到丰臣秀吉当年的“黄金茶室”之仿制品，整个房间全用黄金打造，极尽奢华。它表明茶道之所以受到推崇，得自武人对风雅的追慕，茶道的玄谈确实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忽略的是，茶道的集大成宗师千利休也死于丰臣之手。
　 　战后的日本对外宣传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营造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风雅形象，所以，茶道华道的海外普及工作开展的很有声色，佐以日本的经济成就，更增加了 蛊惑力。假如说对东方文化所知有限、容易被表象迷惑的西方人会轻信还情有可原的话，中国人人云亦云就有点不应该。插花固然能陶冶人的审美情趣，品茗文化也 是生活艺术，但言过其实则大可不必。认识的在日华人中，有些女性热衷学习华道、茶道，归根结底是出于智识上的短板和对“先进文化”的自卑感。
　　听说中国近年来兴起所谓“茶艺（道）表演”，更有说法称茶道从中国传到日本，现在又回到中国云云，不禁哑然失笑。茶道是空洞的，“茶艺（道）表演”或许连空洞也谈不上。
　　饮茶就饮茶，插花就插花，至于“道”，还是免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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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五十二：DNA
　　
　　有次路过车站附近的一家色情店铺，见门口的告示上写着“纯血日本人だけ（只接待“纯血”的日本人）”，差点没笑出声。当然，这个主意也许是来自在店内工作的中国女性，不好意思面对同胞顾客，未必是店方的偏见使然。但什么是“纯血日本人”呢？
　 　今天的电视节目，翻来覆去都是酒井法子出庭的报道。不过，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严格地讲，她的族裔是在日朝鲜人。她刚去投案自首不久，一位东京警视厅的警 官和我闲谈时如是说，警方的资讯大约是不会错的。他表示，在日朝鲜人、韩国人从事文娱行业的颇为不少，也包括一些大明星。我则投桃报李告诉他，那位“孤 高”的足坛大腕中田英寿实际上是在日韩国人后代。2006年世界杯前，中田在一次记者会上被西方记者问到了这个问题，善于辞令的他用“四海一家地球村”之 类的话搪塞过去了。中田是日本足球界几十年一遇的英雄级人物，一旦承认韩国裔身份，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可若按照“纯血”的标准，酒井、中田都不算“纯血 日本人”吧。
　　最近在翻阅京都大学医学博士筱田谦一的《成为日本人的祖先们》一书，饶有趣味。筱田博士的专业，是分子人类学，简单地说就是通过 DNA分析寻找现代日本人的祖先从何处而来，以及与周边族群的异同。他列出的表格显示，依照单倍型类群（haplogroups）划分，日本人中最大的群 体是D4，占据32.61%，加上D5的4.8%，则将近四成的人属于D的序列。其他较大的群体还有：A占6.85%，G占6.86%，B4占 8.99%，B5占4.27%，M7a占7.47%，M7b占4.45%， F占5.34%，N9a占4.57%，N9b占2.13%。把这些数据和日本周边国家比较，最接近的是朝鲜半岛、中国的华北和东北南部再到西北甘肃一带的 地域，D序列在这些区域内都处于稳定的40%上下。而日本人中第二大的集团是B，每七个人当中约有一人，B的起源则在今日中国的南方。第三大集团M7，与 中国南方、东南亚岛屿的分布类似。
　　此一DNA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日本学术界的主流学说，即“二重构造论”。该观点认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 列岛上，是从东南方来的绳文人，后来从东北方过来的弥生人与之混血，进而形成了现代日本人的祖先。如果对照单倍型类群的比重图，日本和中国的辽宁、山东与 韩国存在着高度的相近。
　　由这个话题很容易引伸到天皇的出身争议，而“天皇来自朝鲜半岛”的目前说法仍然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据说，在日本的本 国媒体中，涉及皇室的报道存在不成文的“自肃”规则，尤其是负面消息。所以，在日本十几年，只记得美国的《新闻周刊（日语版）》敢于踏入禁区，刊登出了 《天皇家与朝鲜》的封面报道，当时颇为轰动。该报道指称日本之所以不发掘考证古代天皇的陵墓，就是为了避免一旦证实天皇来自朝鲜的尴尬。但在日本学术界， 也有支持这一主张的学者，如东京大学的江上波夫教授认为天皇属于从朝鲜半岛渡海而来的“骑马民族”。
　　著名政治学兼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指出，明 治维新的意义，在于创立了新的“日本国”和新的“日本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通常使用的“日本人”的概念，不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在西方民族国家理念 舶来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其基础则是所谓“记纪神话”，即《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和朝鲜人、中国人对立的日本人被制造出来了，我还觉得他们对朝鲜、中 国大陆的态度，不知道能否在遗传基因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筱田博士在著作的最后主张“DNA的世界观”，超越目前的民族国家区隔，尤其是东亚 如此众多的人口，实际上拥有着共同的DNA，却不免互相憎恶猜疑，令人悲哀。他也呼吁各国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此项研究，我对此深感赞同。2006年，中日 两国成立了一个“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至今不知有什么成果和共识，不外乎是自说自话，最后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助长了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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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五十三：母与子
　　
　　去年的一起凶杀案判决曾引起日本全国轰动，即山口县光市母子杀害案件。1999年，18岁的少年凶手潜入木 村家，试图强奸女主人木村弥生，遭到反抗后将其杀害并奸尸，接着杀死了11个月大的女婴夕夏。经过九年的审理，该少年成为日本战后最年少的被判死刑罪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辩护律师提出的一段辩辞，说他具有恋母倾向，只是想寻求女主人充满母性的拥抱，在肢体纠缠中失手杀人。听起来足够荒唐，但律师之所 以这样讲，自然有其现实背景，那就是日本人的“マザコン”现象。
　　“マザコン”是英语mother complex的日语说法（或称“和式英语”）。怎么翻译它呢？汉语常见词汇有“恋母情结”，但似乎并不准确，若用“母亲依存症”呢，也好像不大周全。唯 一可以确定的是，尽管说某人“マザコン”会有些许贬义，却可能是日本男性较为常见的心理特征。在灯红酒绿的大大小小夜总会里，男人们找寻着带给他们慰籍的 “妈妈桑”；在喧闹的饭店和酒馆中，能看到以“妈妈的味道”为招揽的菜肴……认识的一位中国女性和日本丈夫婚后，很不适应丈夫对她的“妈妈”称呼，就问他 怎么叫自己的母亲，丈夫的回答竟然是：“她是大妈妈，你是小妈妈。”事实上，在各类媒体中，一些女性对自己的丈夫、男友和其母亲的“过分密切联系”感到头 痛不已的抱怨时有所闻。
　　恋母情结的理论，出自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但东方文化内的情况应该多少略有不同。即便是东亚内部，可能也存在 相当大的差异。造成日本“マザコン”现象的原因，一般常被提及的有两点：一是母亲出于对自身在家庭内部地位的担忧，而试图牢牢掌控儿子，建立他对自己的依 赖；二是家庭中父亲经常在外的缺席状态，导致了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更趋紧密。不论哪种原因，母亲都成了一个极为特别的存在。但是，这些解释是否充分，我学识 浅陋，不敢妄加评说。
　　“マザコン”的源流不好说，就谈谈其表象。7月去世的土居健郎是日本当代最负盛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他提出了“甘える” （希望得到他人的爱以及对此的依赖）理论，认为是理解日本人性格的关键（这本书卖出了140万册）。最常见的“甘える”，就是儿子对母亲，而反过来，母亲 也对儿子产生依赖。这种关系的极端状态，就是所谓“母子相奸”的乱伦。
　　伊恩-布鲁玛在《镜像中的日本人》里指出，日本男孩“被准许拿母亲当作 练习拳击的吊袋，用拳头打母亲的乳房和用力拉扯母亲的头发，来表现愤怒和沮丧”，而“日本母亲极少直接或理性地施加惩罚”，“姑息显然是日本母亲最喜欢的 战术”。孩子的粗暴行为不用负责任，受到纵容而非处罚，固然加重了对母亲的依赖。然而，在成年进入社会后的种种束缚与压力，无疑构成了强大的扭曲力量。所 以，一些人期待着重回母亲的怀抱，一些人在无拘束的环境下会表现出强烈的破坏性。
　　不妨拿一位著名电影导演做个例子，他就是擅长两性情欲题材的 今村昌平。今村昌平在对理想女性的描述中说道：“中等的身高和体重，肤色浅，皮肤细嫩，喜爱男人的脸，母性的，微温的感觉，美好的生殖器，多汁。”日本人 在谈论性的时候，常常离不开水的意象，而这也是母性的象征。我曾参加过今村昌平晚年作品《红桥下的温水》的试映会，“温水”就是女主人公在性爱过程中喷发 出的体液。在他1964年的《红色杀意》中，一切表现得更加明显。丈夫在和妻子房事时，一直叫喊着“妈妈”。即便是强奸者，也表现得像思慕母亲的孩子，这 倒颇符合前述少年凶手辩护律师的说法。
　　在色情行业中，有一类“熟女”（中年妇女）店铺，年纪大的可近半百。寻欢男子来此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 是为了“母亲”的感觉。野坂昭如的小说《人类学入门》（被今村昌平改编成电影）中对男人在ソープランド的体验如是说：“你像婴儿一样躺在一张按摩台上…… 就像是受到你自己的母亲照顾……母爱是……服务，牺牲。所有这些有一点残忍。当你达到高潮，女人必须假装受到惊吓，然后把你擦干净。在那个时候，她真的是 你的母亲。你用手臂缠住她，她不在意你做什么，就像一个母亲和孩子一样。”
　　伊恩-布鲁玛对此的评论是：“母与子，再一次，这是最根本的元素。”的确，不理解日本的母子关系，也就很难理解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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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五十四：那一场韩流
　　
　　1996年初到日本后，一件很令人激动的事情是在录像带出租店里看了不少之前相当陌生的台湾、韩国电影。当时感觉到了韩国电影的潜力，但后来那场势头如此汹涌的韩流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2001年，《生死谍变》在日本创下18亿日元的票房，令日本舆论注意到了韩国电影的品质。可没想到还有更厉害的。2003年，裴勇俊主演的电视连续剧 《冬季恋歌》开始在NHK电视台的有限频道播出，随即掀起了一股空前猛烈的“勇樣（樣为日语尊称，一般是称呼皇室成员和顾客时的用法）旋风”。我们说姚明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到美国的“最大个宗商品”，那么裴勇俊无疑是韩国出口日本的“最大个宗商品”。关于他在日本为韩国赚到的收益，粗略估算有2000多 亿日元。
　　裴勇俊是韩流的代言人，而韩流随后在日本呈现席卷之势。NHK出版的韩国语讲座教材，发行量陡然就翻了一番。一些私人办的韩国语教 室，突然就面临了学员拥挤的窘境。此前，在东京的大久保和新大久保车站周边，是韩国餐馆较多的地段；此后，非但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增多，俨然成了韩国城，更 冒出来一些小杂货店，贩卖着裴勇俊等韩国艺人的照片及小饰物。看到那些照片或贴纸，我会想起少年时代流行的画片，几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可就是这些零碎东 西，也围着三三两两的日本粉丝。
　　韩流的这个词本来是中文新词汇，为日语所采用，并成为流行语。但日本舆论也指出，韩流在日本和在中国等亚洲国 家、地区的流行状况不同，即日本的韩流粉丝多是中高年女性。裴勇俊走红后第一次来日本，有5000余名粉丝涌向机场接机（这是日本粉丝对访日外国艺人的惯 常欢迎方式，根据赴机场人数规模能推测其在日人气），造成机场巨大混乱，甚至有人受伤。通过电视图像能看到，数以千计的粉丝确实没有男性，平均年龄也应该 不低于45岁，但她们表现出的疯狂劲头令人震惊。后来看纪录片，裴勇俊下榻的酒店外也集结了几千名妇女，等待他出来见面。日本警方调动了大批警力维持秩 序，并强迫裴勇俊放弃出门的念头。那场面很有意思。一方面，男警员对“大和民族”的妇女们这样迷恋一个韩国人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和愤怒；另一方面，警方对 裴勇俊的不满置若罔闻。在很多日本男人看来，“勇樣”现象简直是民族耻辱：欧巴桑们怎能这么不争气？
　　然而，裴勇俊热潮和韩流现象，却是一个考 察日本中高年妇女心理状态的极好切入点，具备社会学研究价值。首先，像《冬季恋歌》之类的电视剧以“纯爱”为唯一指标，脱离现实到了乌托邦的地步，何以能 让本应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中高年女性如痴如醉？从好的方面讲，它可能谕示了日本社会里一些单纯朴素的价值观、人生信条至少仍然对妇女们影响深刻。她们不太 现实有点天真，对爱情尚且有憧憬向往，我认为这比老娘啥没见过的世故要好。当然，我们不能忽略不少日本妇女是专职主妇，相对脱离社会纠葛的因素。从不大好 的方面讲，日本中高年妇女们的精神世界显然有点空虚，空虚到略为饥不择食的地步。而且，她们在跟风上表现出的狂热，其实也满不雅观。较为感性虽然是女性的 特点，但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便生出破坏性。单单一个裴勇俊来日，就上演了几次大乱，以至于后来他只能对抵达时间地点加以保密。
　　韩流是“ブー ム”，就有退潮的时候。大致而言，2006年是韩流热降温的起始。韩国影视作品的市场反响下降，带动的相关产业也出现衰退。不过，一些中高年女性仍旧坚持 着对“勇樣”的爱恋，裴勇俊仍能够凭借“日本家族”的余威，在商场上有所斩获。说实话，裴勇俊的情商比较高，新潟地震他捐款3000万日元，日本电视台公 益活动他也捐款2000万，有助于营造个人的公众形象。
　　韩流的另一个附带作用，是在一定意义上拉近了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心理距离。前首相麻生就 意有所指地说过，日韩比日中有更相近的“价值观”，因此要分别看待韩国和中国。数名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等校教授联合撰写的一本预测日本未来发展的书籍中， 也提到了韩流对“日韩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并进而设想建立对抗中国的所谓“日韩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