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了这个星球的人们和他们的信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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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 (Adolf Hiltler): 曾经席卷欧洲的纳粹领导人，二战发动者。出身于天主教家庭，后保持其基督教徒身份。但掌权后一推行所谓“积极的基督教”之名秉行其“宗教为直接的政治目的服务”之实。其属下的希特勒青年团(Hiitler Youth)的首领曾公开宣称“摧毁基督教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明确认可的目标之一 （the destruction of Christianity was explicitly recognized as a purpos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Adolf Hitler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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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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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本身就是耶教徒，他要摧毁基督教？
又在造谣吧，找出希特勒摧毁基督教依据好吗？
这句话没有出处，是不是斑竹源创？
乡下人进城译
（注意：教会用的是复数）
作者：Helmut Steuerwald
今天我们有越来越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教会从其基督教的理解出发，始终反对不信上帝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中了魔的希特勒，虽然有少数基督徒很遗憾地被希特勒的宣传机器所诱惑，但是，教会本身与纳粹意识形态毫无关系。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实在不可能用其他词汇来形容这种说法。虽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甚至个别诚实的基督徒极力反对这种谎言，可是直到今天，教会及其头面人物与纳粹国家、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同流合污依然被掩饰，至少被轻描淡写。
非常明确，确实有少数基督徒和基督教小组积极参加了反对纳粹的抵抗运动，这一点不可忽略！这些人至今受到我们的尊重，因为，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即使作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也可以反纳粹统治。希特勒攫取政权后，教会被排挤出了许多领域，首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教会间因信仰引发的争斗，使教会直接支持纳粹政权。但是这一点不成功。教会当然受到了纳粹国家机关的监督。教会领导人很少对新的国家提出批评意见，而这些批评意见几乎全部是为了维护教会自己的权力机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主教Hans Meiser，一个激情反犹分子，进行的所谓“教会斗争”，他为了反对把自己的教区并入帝国教会，与纳粹在法兰克区的领导人Julius Streicher发生冲突。
事实是，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官方教会、教会组织和教会的领导层对纳粹政权的罪行几乎是完全支持的。
我的论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为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提供便利的宗教与教会观念
2、希特勒与教会——希特勒的发展及其与教会和反动-保守势力的联系
3、教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希特勒夺权的行为
4、同流合污——纳粹统治下的国家和教会
5、教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会
1、为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提供便利的宗教与教会观念
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性支柱之一一直就是与“世界犹太人”的斗争。与其他的一些意识形态观念一样，这种反犹太主义也是从基督教继承来的。
基 督教随着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对犹太人和文化的斗争不断加强。一切严重的疾病、鼠疫、天花、荒年、井水投毒、杀害孩童等，都被教会方面归罪于犹太人，对犹太 人的迫害很早就出现了。迫害犹太人不仅仅发生在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而且直到近代还在发生。信教教会的行为无异于天主教会。
比如路德就仇视犹太人，尤其是在晚年。他在1538年发表的"Wider die Sabbather"，或是“犹太人及其谎言”、"Vom Schem Hamphoras"、“基督家族”等，都充满了针对犹太人的煽动。按他的说法，犹太人应该受到迫害、被奴役，他们的房屋和会谈应该被放火烧掉，如果不顺从还应该被杀掉。他对犹太人的谩骂可谓穷心极欲，比如：
犹太人，这一锅浑汤，这团恶劣的酵母，干了的泡沫，发霉的汤汁，朽掉的木桩，无非就是坏掉的、臭烘烘的、被扔掉的渣滓。
我不想在这里讲述犹太人迫害史，关于这个话题，我推荐我们的朋友Gerhard Cyermak的书"Christen gegen Juden. Geschichte einer Verfolgung"（基督徒对犹太人——一部迫害史）我只是想强调，教会正是在19世纪随后一直到20世纪很长时间都打着反犹主义的烙印，教会的领导圈子总是与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后与国家社会主义联手。所以，纳粹帝国在迫害犹太人是偏偏以路德为依据，尤其是象Julius Streicher在他的“冲锋队员报”所作的那样，这并不令人惊讶。
著名的新教反动史学家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在19世纪大力促进反犹主义，比如通过“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等口号。另外，对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者及其团组，他同样充满敌意。
基督教团体不仅支持反犹主义，同样支持种族主义，即使蓄奴也被理所当然地看作上帝所欲的秩序，其反动势力宣扬直到今天还被殖民主义者宣扬的白种人优越性，称无神论观点为魔鬼的杰作，对无神论者进行迫害。
国家至上的思维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盲目顺从同样也属于国家与教会、反动政治势力与教会的邪恶联盟，这些尤其在纳粹帝国得到了体现，而且受到了教会的欢迎和支持。
在这一反动背景下，19世纪的德国还在被误解了的浪漫主义和强化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美化了的日耳曼精神，许多为宗教性质的政治团体形成。他们反对一切外来的陌生物，特别强调反犹主义，同时又提高所谓的日耳曼精神，对其加以种族主义的拔高。除了德国，奥地利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比如1908年，工业界人士和贵族成员成立了维也纳基多·冯·里斯特协会，以反对低等人和劣等种族为目标。在这些圈子里，神迷崇拜起着很重要的作用。Jörg Lanz von Liebenfels （1874年生）创立了一套二元世界观，实际上是一种为宗教，其的核心是黄发雅利安人。此前，他在 1900 年就成了新神庙骑士团Ordo novi templi，其他的组织紧随其后。1912年，德国成立反犹色彩强烈的日耳曼骑士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8年，冯·瑟波滕多夫伯爵 (Freiherr von Sebottendorf)在慕尼黑成立图勒骑士团 (Thule-Orden)，关于这个组织我们随后还会提到。
2、希特勒与教会——希特勒的发展及其与教会和反动-保守势力的联系
继续叙述之前先夹叙关于希特勒的青少年与发展的几点。开明天主教徒Friedrich Heer写有《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这一奠基性的著作，我的叙述在许多方面都是以这个作者为依据。
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生，是奥地利布劳瑙一个信天主教的海关官员的儿子，儿童时代在奥德边境地区度过，此间经常到德国境内的帕索。他周围环境里有非常强调德意志化的势力，这些势力对孩童时代的希特勒影响很大。他上过的学校首先包括Lambach的本笃修道院学校，他是童声合唱团成员和弥撒辅助。修道院的主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修道院的入口处是一个艺术化了的万字形十字架，这是后来希特勒的纳粹标志的雏形。随后他在Linz就 学，那时，这个地区已经有反对所谓的异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势力活动。希特勒在其《我的奋斗》也强调，和其他许多学生一样，他在这里作为中学生已经成为泛德 意志民族主义分子、俾斯麦崇拜者和军国主义分子。在这所学校里，对犹太人的抵制也已经开始，其天主教信仰具有很深的约翰信仰的印记。众所周知，四福音的最 后一部是约翰福音，耶稣死后70年才写成，那时的基督教已经深受罗马的影响，有深刻的葛诺斯印记和 反犹太倾向。葛诺斯思想把人分为光明与黑暗的孩子，把世界分为善与恶。这种思想我们在希特勒的思想里也不断看到：一边是善的、被他捧上天的纯种的雅利安 人，另一边是被他妖魔化的、堕落的犹太人。就在这些年里，希特勒也已经开始听瓦格纳的歌剧，为其音乐与当时的舞台设计所折服。希特勒没能中学毕业。随后他 尝试当画家，画明信片，最想做的还是设计宏大的建筑。他后来的巨大狂当时已经有所显现。他后来到维也纳，想上艺术学院，但没能通过入学考试。1908-1913年， 他生活困苦，住在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但作为一个海关官员的儿子，自认为当有更好的命运。这段时间里，他继续忠于官方，反对自由思想，与接受马克思思想的 工人打斗。他当时就已经开始把问题的主要原因归与犹太人，归于种族的混合、社会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和民主运动。他认为维也纳已经犹太化，所以 对维也纳深恶痛绝。他把基督教的学说同种族主义的观念结合起来，像其他极右分子一样代表相应的拯救观。虽然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支持这种做法，耶稣还是被雅利 安化：他成了被迫害的非犹太人，犹太人成了他的迫害者。这种历史的篡改到了纳粹帝国首先体现在Streicher的《冲锋队员报》。希特勒的神择信仰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内发展出来的。Jörg Lanz von Liebensfels的二元论伪宗教和雅利安种族信仰对希特勒产生了重大影响。希特勒虽然与神秘主义崇拜组织的关系不密切，但是接受了他们的二元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在慕尼黑。作为25岁的年轻人，他在Odeonsplatz经历了充满战争狂热的人群。Friedrich Heer就此写道：
“在这里，在人群的狂热中，希特勒经历了‘民族的共同体’，一道进入战争的兄弟的集体。在这里，希特勒经历了自己的圣餐仪式，实实在在的圣餐仪式……在这里，希特勒爱上了战争……在这里，希特勒后来在自己的战争信仰中同战争复员的人交流，这些人从1919年开始，年复一年地举办战地弥撒、布道、在纪念英雄和祭奠战争协会的旗帜以及战争纪念碑时发表政治演说，通过这种形式回忆战争，回忆他们的现实圣餐，回忆对他们精神-灵魂存在最深刻的震荡。”
希特勒成了战争的自愿参加者，在战争中负伤。战后，他把战败的原因归于世界犹太人，归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叛变’，归于自由思想。
仪式对希特勒来说意义越来越大，许多仪式他都是从自己在天主教会的经验中借鉴而来，这使得他在20年代与天主教会有一种很矛盾的关系。但是，他在新教圈子里为自己的理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同样，也在民族主义圈子里获得了追随者，尤其是在信奉日耳曼崇拜的圈子里。
随后，希特勒参加了极右组织，开始施展自己的演说天才。
通过这种方式，他与图勒骑士团建立了联系。后来日耳曼骑士团和图勒骑士团合并，成为图勒协会，协会积极分子包括后来臭名昭著的纳粹 Julius Streicher。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神择信仰及其他的神秘主义观念和行为是协会的核心，其会刊是“民族观察者”。希特勒、Rosenberg、Streicher以及其他许多后来的纳粹头面人物都在图勒协会，同时也受到了这圈人的影响，相应的思想观念在纳粹头面人物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图勒协会还成立了“德国工人党”，1920年，这个党改组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1年，希特勒当选该党主席，实际上是具有广泛权利的领袖。当时他声明：
“抵抗犹太人就是我在为主的事业奋斗。”
1922年，他在另一次演讲时阐释了自己的基督教观：
我 告诉你们：我的基督教感情引导我向着主和救世者，让我成为斗士，他向我表明，他就是曾经孤独地……认清了这些有犹太人并号召与他们斗争的人，真正的神不是 最大的忍受者，而是最大的斗士！怀着无边的爱，我作为基督徒和人通读了圣经中描述主如何振奋起来拿鞭子把那些高利贷者赶出神殿的章节……两千年前，有一个 人也被这同一种族出卖……他反对的是犹太人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就是金钱。
1923年，希特勒认为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发动了向Feldherrnhalle的进军。众所周知，这场政变失败，希特勒被关进监狱。他被判监禁5年，但是，如同那个时代典型的情况，半年之后他就被释放。在监禁期间，他写下了《我的奋斗》的第一部分。
他在《我的奋斗》中认同一种“积极的基督教”——不论这个概念该怎么理解吧——要克服各教派间的争斗。他写道：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认为，两大宗教系统对我们民族生存是同样珍贵的支柱，所以要与一切试图把我们民族实体的伦理宗教与道德稳固的这一基石贬低为政党利益的工具的政党斗争。
1928年，希特勒在解释纳粹运动时说：
我们不能容忍我们的队伍中任何人伤害基督教思想……我们的运动实际上是基督教的。我们衷心地盼望，在我们自己民族最深重的苦难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能够团结起来。
对于希特勒来说，不信教的人不可容忍，而且意味着堕落，所以，学校的宗教课起着特别的作用，尽管希特勒并不一定希望宗教课由教会来上。1933年4月26日，希特勒攫取政权不久，就对Berning主教说：
……世俗的学校永远不能得到容忍，因为世俗学校不开设宗教课……我们急需士兵，有信仰的士兵。有信仰的士兵是最宝贵的，因为他们勇于献身……
希 特勒发展了自己独立的宗教世界观，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就是，希特勒一生都是天主教徒，一直在交教会税，也一直登记为天主教徒。他支持取消教派区 别，但是从来不支持非基督教化。他极其厌恶两大教会相互间和各自内部的争斗。但是，在攫取政权后，希特勒更注重对神选的信仰。对他来说，一个有种族主义思 想的上帝强调对德意志民族的拣选，而他自认为是上帝的工具。两大教会对他的这种态度几乎没有批评看法，所以从来没有对他提出指责。天主教会虽然不同意希特 勒信仰的转变，但是，当希特勒变得强大的时候，两大教会都支持他的事业：支持他的反犹斗争，支持他的反自由运动斗争，支持他在二战中的战争行为，尤其支持 他进攻苏联。无神论对他来说是眼中钉，比如，他在1935年5月21日的大型演讲会上就说：
“我们永远不允许无宗教、无信仰状态”。
这一表态受到了两大教会热烈的支持。希特勒坚决反对自由思想运动。对他来说，“有信仰的人”是世界观的主要承继者，而“不信的人”、“持批评态度者”、“怀疑论者”、“唯物主义思想者”或是“自由思想者”都是魔鬼的产物，必须得到铲除。
希特勒直到最后都公开反对歧视教会，即使他在小范围内偶尔对教会的作用发表批评性强一点的看法。
关于希特勒这个人先讲这么多，随后我们还会更多地谈到他。
关于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头面人物也可以说很多，现在只说这么多：多数纳粹头面人物对各自的基督教信仰保持忠诚，不论是多还是少。比如希特勒的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他在1929年写道：
再来看基督。德意志的信仰问题与基督是不可分的……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就如同一个没有呼吸的人。
希特勒内阁的几个部长与教会有距离，甚至试图为难教会，尤其是 Martin Bormann。戈培尔在1941年曾经反对他：“Bormann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散发关于教会问题的文件呢？教会问题不是对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希姆莱的上帝信仰也一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他同样厌恶唯物主义思想，最坚定地代表领袖是上帝所派遣的观点。他写道：我们相信民族，血液的承载者，相信领袖，他是上帝为我们指定的。
（注意：教会用的是复数）
作者：Helmut Steuerwald
今天我们有越来越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教会从其基督教的理解出发，始终反对不信上帝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中了魔的希特勒，虽然有少数基督徒很遗憾地被希特勒的宣传机器所诱惑，但是，教会本身与纳粹意识形态毫无关系。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实在不可能用其他词汇来形容这种说法。虽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甚至个别诚实的基督徒极力反对这种谎言，可是直到今天，教会及其头面人物与纳粹国家、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同流合污依然被掩饰，至少被轻描淡写。
非常明确，确实有少数基督徒和基督教小组积极参加了反对纳粹的抵抗运动，这一点不可忽略！这些人至今受到我们的尊重，因为，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即使作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也可以反纳粹统治。希特勒攫取政权后，教会被排挤出了许多领域，首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教会间因信仰引发的争斗，使教会直接支持纳粹政权。但是这一点不成功。教会当然受到了纳粹国家机关的监督。教会领导人很少对新的国家提出批评意见，而这些批评意见几乎全部是为了维护教会自己的权力机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主教Hans Meiser，一个激情反犹分子，进行的所谓“教会斗争”，他为了反对把自己的教区并入帝国教会，与纳粹在法兰克区的领导人Julius Streicher发生冲突。
事实是，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官方教会、教会组织和教会的领导层对纳粹政权的罪行几乎是完全支持的。
我的论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为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提供便利的宗教与教会观念
2、希特勒与教会——希特勒的发展及其与教会和反动-保守势力的联系
3、教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希特勒夺权的行为
4、同流合污——纳粹统治下的国家和教会
5、教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会
1、为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提供便利的宗教与教会观念
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性支柱之一一直就是与“世界犹太人”的斗争。与其他的一些意识形态观念一样，这种反犹太主义也是从基督教继承来的。
基 督教随着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对犹太人和文化的斗争不断加强。一切严重的疾病、鼠疫、天花、荒年、井水投毒、杀害孩童等，都被教会方面归罪于犹太人，对犹太 人的迫害很早就出现了。迫害犹太人不仅仅发生在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而且直到近代还在发生。信教教会的行为无异于天主教会。
比如路德就仇视犹太人，尤其是在晚年。他在1538年发表的"Wider die Sabbather"，或是“犹太人及其谎言”、"Vom Schem Hamphoras"、“基督家族”等，都充满了针对犹太人的煽动。按他的说法，犹太人应该受到迫害、被奴役，他们的房屋和会谈应该被放火烧掉，如果不顺从还应该被杀掉。他对犹太人的谩骂可谓穷心极欲，比如：
犹太人，这一锅浑汤，这团恶劣的酵母，干了的泡沫，发霉的汤汁，朽掉的木桩，无非就是坏掉的、臭烘烘的、被扔掉的渣滓。
我不想在这里讲述犹太人迫害史，关于这个话题，我推荐我们的朋友Gerhard Cyermak的书"Christen gegen Juden. Geschichte einer Verfolgung"（基督徒对犹太人——一部迫害史）我只是想强调，教会正是在19世纪随后一直到20世纪很长时间都打着反犹主义的烙印，教会的领导圈子总是与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后与国家社会主义联手。所以，纳粹帝国在迫害犹太人是偏偏以路德为依据，尤其是象Julius Streicher在他的“冲锋队员报”所作的那样，这并不令人惊讶。
著名的新教反动史学家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在19世纪大力促进反犹主义，比如通过“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等口号。另外，对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者及其团组，他同样充满敌意。
基督教团体不仅支持反犹主义，同样支持种族主义，即使蓄奴也被理所当然地看作上帝所欲的秩序，其反动势力宣扬直到今天还被殖民主义者宣扬的白种人优越性，称无神论观点为魔鬼的杰作，对无神论者进行迫害。
国家至上的思维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盲目顺从同样也属于国家与教会、反动政治势力与教会的邪恶联盟，这些尤其在纳粹帝国得到了体现，而且受到了教会的欢迎和支持。
在这一反动背景下，19世纪的德国还在被误解了的浪漫主义和强化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美化了的日耳曼精神，许多为宗教性质的政治团体形成。他们反对一切外来的陌生物，特别强调反犹主义，同时又提高所谓的日耳曼精神，对其加以种族主义的拔高。除了德国，奥地利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比如1908年，工业界人士和贵族成员成立了维也纳基多·冯·里斯特协会，以反对低等人和劣等种族为目标。在这些圈子里，神迷崇拜起着很重要的作用。Jörg Lanz von Liebenfels （1874年生）创立了一套二元世界观，实际上是一种为宗教，其的核心是黄发雅利安人。此前，他在 1900 年就成了新神庙骑士团Ordo novi templi，其他的组织紧随其后。1912年，德国成立反犹色彩强烈的日耳曼骑士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8年，冯·瑟波滕多夫伯爵 (Freiherr von Sebottendorf)在慕尼黑成立图勒骑士团 (Thule-Orden)，关于这个组织我们随后还会提到。
2、希特勒与教会——希特勒的发展及其与教会和反动-保守势力的联系
继续叙述之前先夹叙关于希特勒的青少年与发展的几点。开明天主教徒Friedrich Heer写有《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这一奠基性的著作，我的叙述在许多方面都是以这个作者为依据。
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生，是奥地利布劳瑙一个信天主教的海关官员的儿子，儿童时代在奥德边境地区度过，此间经常到德国境内的帕索。他周围环境里有非常强调德意志化的势力，这些势力对孩童时代的希特勒影响很大。他上过的学校首先包括Lambach的本笃修道院学校，他是童声合唱团成员和弥撒辅助。修道院的主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修道院的入口处是一个艺术化了的万字形十字架，这是后来希特勒的纳粹标志的雏形。随后他在Linz就 学，那时，这个地区已经有反对所谓的异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势力活动。希特勒在其《我的奋斗》也强调，和其他许多学生一样，他在这里作为中学生已经成为泛德 意志民族主义分子、俾斯麦崇拜者和军国主义分子。在这所学校里，对犹太人的抵制也已经开始，其天主教信仰具有很深的约翰信仰的印记。众所周知，四福音的最 后一部是约翰福音，耶稣死后70年才写成，那时的基督教已经深受罗马的影响，有深刻的葛诺斯印记和 反犹太倾向。葛诺斯思想把人分为光明与黑暗的孩子，把世界分为善与恶。这种思想我们在希特勒的思想里也不断看到：一边是善的、被他捧上天的纯种的雅利安 人，另一边是被他妖魔化的、堕落的犹太人。就在这些年里，希特勒也已经开始听瓦格纳的歌剧，为其音乐与当时的舞台设计所折服。希特勒没能中学毕业。随后他 尝试当画家，画明信片，最想做的还是设计宏大的建筑。他后来的巨大狂当时已经有所显现。他后来到维也纳，想上艺术学院，但没能通过入学考试。1908-1913年， 他生活困苦，住在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但作为一个海关官员的儿子，自认为当有更好的命运。这段时间里，他继续忠于官方，反对自由思想，与接受马克思思想的 工人打斗。他当时就已经开始把问题的主要原因归与犹太人，归于种族的混合、社会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和民主运动。他认为维也纳已经犹太化，所以 对维也纳深恶痛绝。他把基督教的学说同种族主义的观念结合起来，像其他极右分子一样代表相应的拯救观。虽然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支持这种做法，耶稣还是被雅利 安化：他成了被迫害的非犹太人，犹太人成了他的迫害者。这种历史的篡改到了纳粹帝国首先体现在Streicher的《冲锋队员报》。希特勒的神择信仰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内发展出来的。Jörg Lanz von Liebensfels的二元论伪宗教和雅利安种族信仰对希特勒产生了重大影响。希特勒虽然与神秘主义崇拜组织的关系不密切，但是接受了他们的二元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在慕尼黑。作为25岁的年轻人，他在Odeonsplatz经历了充满战争狂热的人群。Friedrich Heer就此写道：
“在这里，在人群的狂热中，希特勒经历了‘民族的共同体’，一道进入战争的兄弟的集体。在这里，希特勒经历了自己的圣餐仪式，实实在在的圣餐仪式……在这里，希特勒爱上了战争……在这里，希特勒后来在自己的战争信仰中同战争复员的人交流，这些人从1919年开始，年复一年地举办战地弥撒、布道、在纪念英雄和祭奠战争协会的旗帜以及战争纪念碑时发表政治演说，通过这种形式回忆战争，回忆他们的现实圣餐，回忆对他们精神-灵魂存在最深刻的震荡。”
希特勒成了战争的自愿参加者，在战争中负伤。战后，他把战败的原因归于世界犹太人，归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叛变’，归于自由思想。
仪式对希特勒来说意义越来越大，许多仪式他都是从自己在天主教会的经验中借鉴而来，这使得他在20年代与天主教会有一种很矛盾的关系。但是，他在新教圈子里为自己的理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同样，也在民族主义圈子里获得了追随者，尤其是在信奉日耳曼崇拜的圈子里。
随后，希特勒参加了极右组织，开始施展自己的演说天才。
通过这种方式，他与图勒骑士团建立了联系。后来日耳曼骑士团和图勒骑士团合并，成为图勒协会，协会积极分子包括后来臭名昭著的纳粹 Julius Streicher。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神择信仰及其他的神秘主义观念和行为是协会的核心，其会刊是“民族观察者”。希特勒、Rosenberg、Streicher以及其他许多后来的纳粹头面人物都在图勒协会，同时也受到了这圈人的影响，相应的思想观念在纳粹头面人物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图勒协会还成立了“德国工人党”，1920年，这个党改组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1年，希特勒当选该党主席，实际上是具有广泛权利的领袖。当时他声明：
“抵抗犹太人就是我在为主的事业奋斗。”
1922年，他在另一次演讲时阐释了自己的基督教观：
我 告诉你们：我的基督教感情引导我向着主和救世者，让我成为斗士，他向我表明，他就是曾经孤独地……认清了这些有犹太人并号召与他们斗争的人，真正的神不是 最大的忍受者，而是最大的斗士！怀着无边的爱，我作为基督徒和人通读了圣经中描述主如何振奋起来拿鞭子把那些高利贷者赶出神殿的章节……两千年前，有一个 人也被这同一种族出卖……他反对的是犹太人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就是金钱。
1923年，希特勒认为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发动了向Feldherrnhalle的进军。众所周知，这场政变失败，希特勒被关进监狱。他被判监禁5年，但是，如同那个时代典型的情况，半年之后他就被释放。在监禁期间，他写下了《我的奋斗》的第一部分。
他在《我的奋斗》中认同一种“积极的基督教”——不论这个概念该怎么理解吧——要克服各教派间的争斗。他写道：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认为，两大宗教系统对我们民族生存是同样珍贵的支柱，所以要与一切试图把我们民族实体的伦理宗教与道德稳固的这一基石贬低为政党利益的工具的政党斗争。
1928年，希特勒在解释纳粹运动时说：
我们不能容忍我们的队伍中任何人伤害基督教思想……我们的运动实际上是基督教的。我们衷心地盼望，在我们自己民族最深重的苦难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能够团结起来。
对于希特勒来说，不信教的人不可容忍，而且意味着堕落，所以，学校的宗教课起着特别的作用，尽管希特勒并不一定希望宗教课由教会来上。1933年4月26日，希特勒攫取政权不久，就对Berning主教说：
……世俗的学校永远不能得到容忍，因为世俗学校不开设宗教课……我们急需士兵，有信仰的士兵。有信仰的士兵是最宝贵的，因为他们勇于献身……
希 特勒发展了自己独立的宗教世界观，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就是，希特勒一生都是天主教徒，一直在交教会税，也一直登记为天主教徒。他支持取消教派区 别，但是从来不支持非基督教化。他极其厌恶两大教会相互间和各自内部的争斗。但是，在攫取政权后，希特勒更注重对神选的信仰。对他来说，一个有种族主义思 想的上帝强调对德意志民族的拣选，而他自认为是上帝的工具。两大教会对他的这种态度几乎没有批评看法，所以从来没有对他提出指责。天主教会虽然不同意希特 勒信仰的转变，但是，当希特勒变得强大的时候，两大教会都支持他的事业：支持他的反犹斗争，支持他的反自由运动斗争，支持他在二战中的战争行为，尤其支持 他进攻苏联。无神论对他来说是眼中钉，比如，他在1935年5月21日的大型演讲会上就说：
“我们永远不允许无宗教、无信仰状态”。
这一表态受到了两大教会热烈的支持。希特勒坚决反对自由思想运动。对他来说，“有信仰的人”是世界观的主要承继者，而“不信的人”、“持批评态度者”、“怀疑论者”、“唯物主义思想者”或是“自由思想者”都是魔鬼的产物，必须得到铲除。
希特勒直到最后都公开反对歧视教会，即使他在小范围内偶尔对教会的作用发表批评性强一点的看法。
关于希特勒这个人先讲这么多，随后我们还会更多地谈到他。
关于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头面人物也可以说很多，现在只说这么多：多数纳粹头面人物对各自的基督教信仰保持忠诚，不论是多还是少。比如希特勒的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他在1929年写道：
再来看基督。德意志的信仰问题与基督是不可分的……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就如同一个没有呼吸的人。
希特勒内阁的几个部长与教会有距离，甚至试图为难教会，尤其是 Martin Bormann。戈培尔在1941年曾经反对他：“Bormann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散发关于教会问题的文件呢？教会问题不是对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希姆莱的上帝信仰也一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他同样厌恶唯物主义思想，最坚定地代表领袖是上帝所派遣的观点。他写道：我们相信民族，血液的承载者，相信领袖，他是上帝为我们指定的。
20世纪初，主流教会表现为各国帝国主义政策的热烈拥护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各国的教会支持自己国家的战争政策，认为国家政策讨上帝欢心，上帝站在自己一边，对手是中了魔，战争双方的武器都得到了教会的祝福。
一战结束后，欧洲的情况发生很多变化，各教会却是一如既往，很快又在反动势力中找到了自己的支柱。
1922年，穆索里尼在意大利夺取政权。开始的时候，他是反教会的，但是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教会与法西斯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穆索里尼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利需要教会，而教会也需要穆索里尼，双方共同用一切手段对付政治上的左派。教皇Pius十一世在1923年如此评价穆索里尼：
“上帝为意大利唤醒了这个男子汉……只有他明白了自己的国家需要什么……”
1929年，双方签署拉特兰条约，其中确立天主教会为国教，梵蒂冈成立国家，教皇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还向天主教会做了更多的妥协。而在德国，一战结束时，各大教会束手无策，还在怀念不复存在的帝制。许多教会的大人物在一战后仍然站在反动的一面，反对魏玛共和国，反对民主发展，反对自由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当然更反对“布尔什维克”。
在1919年9月5日的第一届新教大会上，主席Reinhard Moeller博士声明：
“德意志帝国的光辉，父辈的梦想，每一个德国人的骄傲，已经不再了，随之而去的是德意志政权的执掌者，帝王和皇室，我们作为德意志的强盛的旗手而深深敬爱的皇室……”
1919年中被强加于德国的凡尔赛条约更挑起了反共和国的气氛。
新教的保守势力在德国民族人民党找到了自己的政治故乡，天主教势力集中在中心党和基督教人民党。
引人注目的是，首先是新教教会在当时始终有民族主义和反犹的趋势，教会内的保守-反动势力支持纳粹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牧师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社党），至少支持了希特勒攫取政权。正是这些人促成了“德意志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在1932年的诞生。
在国社党的领导下，德意志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了德国新教的领导力量。在教会内，他们支持建立新教帝国教会，支持领袖原则。1933年9月，在Wittenberg召开的全国教会会议上，一个运动成员Ludwig Müller被选为帝国主教。
“德意志基督教徒运动”虽然受到了“牧师应急联盟”和“承信教会”（参阅文末译者注）的反对，但是这两个组织并不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原则上反对纳粹主义，而是对“德国基督教徒运动”内容和和神学立场有反对意见。当然，这两个组织里有个别反纳粹的牧师。
天主教方面对纳粹的好感也在加强。
在1932年3月13日选举帝国总统时，大量的传单被散发：
“天主教徒选天主教徒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在其党章中认同一种“积极的基督教”，首要目的是阻止不同教派之间和内部的争斗。重要的“国社党25点”党章里写道：
党采取积极基督教的立场，不依靠任何教派的信言，反对我们内外的犹太-唯物精神……”
国社党把自己称为“真正的”基督教的保护者。193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道：
“是谁使教会避免了没落？除了阿道夫·希特勒和他发起的运动，没有其他任何人！”
一战结束后，欧洲的情况发生很多变化，各教会却是一如既往，很快又在反动势力中找到了自己的支柱。
1922年，穆索里尼在意大利夺取政权。开始的时候，他是反教会的，但是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教会与法西斯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穆索里尼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利需要教会，而教会也需要穆索里尼，双方共同用一切手段对付政治上的左派。教皇Pius十一世在1923年如此评价穆索里尼：
“上帝为意大利唤醒了这个男子汉……只有他明白了自己的国家需要什么……”
1929年，双方签署拉特兰条约，其中确立天主教会为国教，梵蒂冈成立国家，教皇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还向天主教会做了更多的妥协。而在德国，一战结束时，各大教会束手无策，还在怀念不复存在的帝制。许多教会的大人物在一战后仍然站在反动的一面，反对魏玛共和国，反对民主发展，反对自由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当然更反对“布尔什维克”。
在1919年9月5日的第一届新教大会上，主席Reinhard Moeller博士声明：
“德意志帝国的光辉，父辈的梦想，每一个德国人的骄傲，已经不再了，随之而去的是德意志政权的执掌者，帝王和皇室，我们作为德意志的强盛的旗手而深深敬爱的皇室……”
1919年中被强加于德国的凡尔赛条约更挑起了反共和国的气氛。
新教的保守势力在德国民族人民党找到了自己的政治故乡，天主教势力集中在中心党和基督教人民党。
引人注目的是，首先是新教教会在当时始终有民族主义和反犹的趋势，教会内的保守-反动势力支持纳粹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牧师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社党），至少支持了希特勒攫取政权。正是这些人促成了“德意志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在1932年的诞生。
在国社党的领导下，德意志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了德国新教的领导力量。在教会内，他们支持建立新教帝国教会，支持领袖原则。1933年9月，在Wittenberg召开的全国教会会议上，一个运动成员Ludwig Müller被选为帝国主教。
“德意志基督教徒运动”虽然受到了“牧师应急联盟”和“承信教会”（参阅文末译者注）的反对，但是这两个组织并不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原则上反对纳粹主义，而是对“德国基督教徒运动”内容和和神学立场有反对意见。当然，这两个组织里有个别反纳粹的牧师。
天主教方面对纳粹的好感也在加强。
在1932年3月13日选举帝国总统时，大量的传单被散发：
“天主教徒选天主教徒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在其党章中认同一种“积极的基督教”，首要目的是阻止不同教派之间和内部的争斗。重要的“国社党25点”党章里写道：
党采取积极基督教的立场，不依靠任何教派的信言，反对我们内外的犹太-唯物精神……”
国社党把自己称为“真正的”基督教的保护者。193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道：
“是谁使教会避免了没落？除了阿道夫·希特勒和他发起的运动，没有其他任何人！”
只有依靠了教会的支持，希特勒才攫取了政权，而在他攫取政权之后，两大教会都明确表示了对纳粹政权的好感。
由州主教Meiser主持的州教会领导层在1933年4月1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教堂在16日的复活节祈祷时宣读以下声明：
“一个重新开始按照上帝的戒律管理的国家不仅仅应该得到教会的掌声，而且应该得到教会喜悦而实际的合作。教会满怀感激与喜悦地体会到，新的国家在抵制对上 帝的亵渎，反对非道德，强力维护秩序与规矩，召唤对神的敬畏，坚持婚姻的神圣，对青年进行精神教育，重新敬仰父辈的功绩，不再侮辱对人民和祖国的爱，而是 要在成千上万人的心里点燃这种爱（……）我们只能请求教会的成员，为使强大的建设力量（……）顺利取得胜利而严肃自愿地尽力。”
希特勒自己则表现为一个充满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的基督教徒。他在1933年五·一节宣称：
“我们不会乞求全能的主：‘主啊，让我们得自由！’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工作，要兄弟般地和解，共同奋斗，这样，在我们到主的面前的时刻，我们就可以企 求：‘主啊，你看到了，我们改变了自己。’德意志民族不再是一个没有荣誉、只有耻辱的民族，不再是内斗成性、小气而俗气的民族。不，主啊，德意志民族重新 获得了坚强的意志，坚强的忍耐心，坚强的承受一切牺牲的精神。”
希特勒在后期的狂妄中首先是传播普通的神择论信仰，把自己看作德国人的拯救者，在这种意义上，他的狂想压抑了教会的作用，偶尔陷入与担心自己的利益和权势的教会的冲突。
攫取政权后，希特勒依然认为两大教会是自己重要的支柱，而不是以Alfred Rosenberg和其他纳粹头面人物所鼓吹的民粹主义伪教会和“德意志-日尔曼世界观”为支柱。纳粹政权容忍后者的存在，甚至为他们披上信主的外衣，但 是他们在希特勒眼里意义不大。同时，Rosenberg的民族种族主义神话又得到了纳粹宣传的利用，希特勒所宣扬的种族主义、北方民族的优越性和其他种族 的劣根性、所谓英勇就义的神秘主义等，由此得到了一种只能说是胡扯的科学说明。
希特勒自己依然看重教会的意义，认为教派间的斗争有害。1936年，他在慕尼黑的一次地方领导会议上声明：
“我不希望看到任何针对教会和神甫的斗争。那位Rosenberg先生的神话不是党的官方文献。另外，我告诉你们，天主教会拥有超越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生命的生命力。“
倾向于天主教的中心党为希特勒攫取政权出力菲薄。这个党一直到1932年参加了历届政府的组阁，越来越支持反动政策。这个党与信使Eugeneo Pacelli，就是后来的教皇Pius十二世，关系密切，并且与他协调自己的观点。同属于这个党的有帝国总理Franz von Papen。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要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斗，当然更要同一切鼓吹政教分离和无神论的斗。所以，双方在1932年就已经取得了禁止自 由思想运动及其他的成果。希特勒上台也是得力于中心党，von Papen 最初是副宰相，然后就理所当然地支持希特勒的授权法。天主教会内的这股反动势力促使希特勒和梵蒂冈在1933年7月20日就签署了帝国协议，以便“巩固和 促进圣椅和德意志帝国间现存的友好关系”（协议总纲）。
这一协议向天主教会做出了许多让步，让纳粹帝国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引人注目的是，这项协议还有一个“秘密附件”，其中已经考虑到了普遍义务兵役制的问题而 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天主教会与纳粹签署的这一协议今天依然有效。而当时，这一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纳粹国家第一次在国际上得到承认。Karlheinz Deschner（研究教会史的德国学者——译者注）写道：
正是枢机主教Faulhaber 1936年在一次布道时承认：“教皇Pius十一世作为第一个外国元首与德意志帝国正式签署了帝国协议，目的是“巩固和促进圣椅和德意志帝国间现存的友好 关系”。Faulhaber说：“实际上，教皇Pius十一世是新帝国开始的时候在国际上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朋友。世界上千百万人开始的时候对新的帝国 充满疑虑，保持观望，帝国协约签署后才对德国政府产生了信任。”
（此处译者省略一段关于帝国协议对纳粹政权意义的引语）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受到了两大教会的支持。新教方面可以以巴伐利亚州主教Hans Meiser为例。他是一个激情派的反动的反犹主义分子，一段时间曾因反对加入帝国教会而与Julius Streicher发生冲突，但过后重新为希特勒和战争欢欣鼓舞。
1932年，希特勒攫取政权的前一年，所谓的德意志基督教徒成了新教方面的一个广泛运动，倡导希特勒的纳粹思想，随后受帝国主教Ludwig Müller的领导。
许多教会的领导人公开站在了纳粹政权的一边。新教主教们在1936年11月20日声明：
”在德国人民与布尔十维克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与帝国教会委员会一道站在元首一边……“
即使在帝国水晶之夜过后，当迫害犹太人的系统活动已经大规模进行的时候，依然几乎没有神职人员出来抗议这种普遍的反犹主义，随后也没有抗议对几百万犹太人 的屠杀，尽管教皇和其他高级人员非常清楚奥斯威辛和其他地方发生着什么样的事。当被占领的波兰和荷兰的神职人员向教皇反映这些事的时候，他们被勒令闭嘴。
多数的教会头面人物和两大教会的领导人一直支持纳粹政权，甚至向纳粹政权争宠，希特勒自己却几乎没有受到批评，梵蒂冈想都不想开除希特勒出教。另一方面， 梵蒂冈认真审查德国持批评意见的作家Oskar Panizza，在30年代把他的书列入禁书单，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列入禁书，却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著名的天主教徒兼经济专家Franz von Papen 1933年11月9日在科隆的“德国天主教徒工协”声明：
“……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因素不仅不违背天主教的生活观，而且几乎在每个方面都符合。”
各教会在不同的文件中欢呼希特勒，特别是在希特勒的生日，他准备战争的政策得到了支持。
纳粹头面人物在反对犹太人的奋斗中很乐意引用教会的决定和教会领袖人物的说法。特别严重的是纳粹在法兰克地区的领导人Julius Streicher。
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受到了奥地利的主教们和其他教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我们满怀喜悦地承认，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为德意志帝国和人民，尤其是最贫穷的阶层，在民族与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坚信，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努力一定能够阻挡毁坏一切的、不信上帝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希特勒自己如此评价兼并奥地利：
愿（……）每一个德国人都认清并衡量这一时刻，谦卑地在全能的神的意志前鞠躬，他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奇迹。
希特勒理所当然地支持天主教会通过弗朗哥摧毁西班牙共和国，没有穆索里尼和希特勒以及天主教会的支持，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天主教会与谦信的弗朗哥的关系非 常紧密，梵蒂冈的赞美唤来了长枪党在内战中的残酷和德国的支持。弗朗哥政权是谋杀数十万人的原凶，是靠了教会以及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支持才攫取政权的， 而天主教会至今未对这一政权的谋杀提出过批评，也没有对自己的行为道歉。
西班牙共和国被镇压后，刚刚成为教皇Pius十二世的Eugenio Pacelli在1939年4月1日向弗朗哥发出祝贺：
我们心向主，与阁下您一道为天主教会所希冀的胜利的到来而喜悦。我们希望，您的国家在重新获得和平后能够以新的能量重新继承基督教的老传统。
希特勒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行为在德国受到教会的欢迎，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当然更受欢迎。就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教皇Pius十二世在1939年4月25日致信希特勒，写道：
我们为德国的强大、崛起和富裕而高兴。要说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德国，那是不正确的。
顺便说一句：令人瞩目的是，20世纪几乎所有的重要独裁者都出自天主教的氛围：Pavelic（克罗地亚）、Codreanu（罗马尼亚）、希特勒（戈贝 尔和其他几个纳粹头目也是）、穆索里尼（意大利）、Degnelle（比利时）、Tiso（斯洛伐克）、Pétain（法国）、Szalasy（匈牙 利）、Salazar（葡萄牙）、Primo der Rivera和弗朗哥（西班牙）。另外，斯大林和慕加贝（津巴布维）也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中的多数是上过耶酥教士学校的。
回头再看德国。
德国给领袖的赞歌不断，尤其是在希特勒1939年50岁生日的时候。1939年4月，新教改良派的半月刊“青年教会”的文章写道：
祝领袖50岁生日
为官方祈祷是基督教徒的义务，在充满历史意义的时刻，祈祷就有了特别的深度：基督教徒在祈祷中也能被命运的脚步而感动，上帝派遣历史性的人物来正是做命运 的执行者。今天，最新的启示是，领袖这个人物，强有力地冲出旧世界，内心怀着新世界并努力为新世界的实现而拼搏，是世界历史上为新时代所保留的有限几页纸 上必提的。德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使命现在被一只强健而稳重的手重新投入了历史的天平，永恒不变的平衡的设想在消失，教会里的人也必须重新审视自己迄今为 止的思想观念。领袖的形象同样为教会带来了新的义务。 感受到全能的上帝对命运的掌管和在世界变革中的脚步的基督徒，都会听到召唤，在平时和星期日更忠诚地信仰，更深沉地爱，更强烈地希望，更坚定地承信： 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我们祈求上帝为领袖祝福，愿上帝用他的灵来引导他，用他的意志的力量来充实他，为他所着手的一切带来神的成就，就如同 祈祷词所说：“永恒的上帝，万民之主，用恩惠来照看我们的民族、领袖和成员。愿你留我们在你的力量里，在你的戒律里，让你的祝福认可你也存在我们之中的永 恒的秩序。凭耶酥基督的名，阿门。”
由州主教Meiser主持的州教会领导层在1933年4月1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教堂在16日的复活节祈祷时宣读以下声明：
“一个重新开始按照上帝的戒律管理的国家不仅仅应该得到教会的掌声，而且应该得到教会喜悦而实际的合作。教会满怀感激与喜悦地体会到，新的国家在抵制对上 帝的亵渎，反对非道德，强力维护秩序与规矩，召唤对神的敬畏，坚持婚姻的神圣，对青年进行精神教育，重新敬仰父辈的功绩，不再侮辱对人民和祖国的爱，而是 要在成千上万人的心里点燃这种爱（……）我们只能请求教会的成员，为使强大的建设力量（……）顺利取得胜利而严肃自愿地尽力。”
希特勒自己则表现为一个充满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的基督教徒。他在1933年五·一节宣称：
“我们不会乞求全能的主：‘主啊，让我们得自由！’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工作，要兄弟般地和解，共同奋斗，这样，在我们到主的面前的时刻，我们就可以企 求：‘主啊，你看到了，我们改变了自己。’德意志民族不再是一个没有荣誉、只有耻辱的民族，不再是内斗成性、小气而俗气的民族。不，主啊，德意志民族重新 获得了坚强的意志，坚强的忍耐心，坚强的承受一切牺牲的精神。”
希特勒在后期的狂妄中首先是传播普通的神择论信仰，把自己看作德国人的拯救者，在这种意义上，他的狂想压抑了教会的作用，偶尔陷入与担心自己的利益和权势的教会的冲突。
攫取政权后，希特勒依然认为两大教会是自己重要的支柱，而不是以Alfred Rosenberg和其他纳粹头面人物所鼓吹的民粹主义伪教会和“德意志-日尔曼世界观”为支柱。纳粹政权容忍后者的存在，甚至为他们披上信主的外衣，但 是他们在希特勒眼里意义不大。同时，Rosenberg的民族种族主义神话又得到了纳粹宣传的利用，希特勒所宣扬的种族主义、北方民族的优越性和其他种族 的劣根性、所谓英勇就义的神秘主义等，由此得到了一种只能说是胡扯的科学说明。
希特勒自己依然看重教会的意义，认为教派间的斗争有害。1936年，他在慕尼黑的一次地方领导会议上声明：
“我不希望看到任何针对教会和神甫的斗争。那位Rosenberg先生的神话不是党的官方文献。另外，我告诉你们，天主教会拥有超越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生命的生命力。“
倾向于天主教的中心党为希特勒攫取政权出力菲薄。这个党一直到1932年参加了历届政府的组阁，越来越支持反动政策。这个党与信使Eugeneo Pacelli，就是后来的教皇Pius十二世，关系密切，并且与他协调自己的观点。同属于这个党的有帝国总理Franz von Papen。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要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斗，当然更要同一切鼓吹政教分离和无神论的斗。所以，双方在1932年就已经取得了禁止自 由思想运动及其他的成果。希特勒上台也是得力于中心党，von Papen 最初是副宰相，然后就理所当然地支持希特勒的授权法。天主教会内的这股反动势力促使希特勒和梵蒂冈在1933年7月20日就签署了帝国协议，以便“巩固和 促进圣椅和德意志帝国间现存的友好关系”（协议总纲）。
这一协议向天主教会做出了许多让步，让纳粹帝国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引人注目的是，这项协议还有一个“秘密附件”，其中已经考虑到了普遍义务兵役制的问题而 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天主教会与纳粹签署的这一协议今天依然有效。而当时，这一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纳粹国家第一次在国际上得到承认。Karlheinz Deschner（研究教会史的德国学者——译者注）写道：
正是枢机主教Faulhaber 1936年在一次布道时承认：“教皇Pius十一世作为第一个外国元首与德意志帝国正式签署了帝国协议，目的是“巩固和促进圣椅和德意志帝国间现存的友好 关系”。Faulhaber说：“实际上，教皇Pius十一世是新帝国开始的时候在国际上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朋友。世界上千百万人开始的时候对新的帝国 充满疑虑，保持观望，帝国协约签署后才对德国政府产生了信任。”
（此处译者省略一段关于帝国协议对纳粹政权意义的引语）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受到了两大教会的支持。新教方面可以以巴伐利亚州主教Hans Meiser为例。他是一个激情派的反动的反犹主义分子，一段时间曾因反对加入帝国教会而与Julius Streicher发生冲突，但过后重新为希特勒和战争欢欣鼓舞。
1932年，希特勒攫取政权的前一年，所谓的德意志基督教徒成了新教方面的一个广泛运动，倡导希特勒的纳粹思想，随后受帝国主教Ludwig Müller的领导。
许多教会的领导人公开站在了纳粹政权的一边。新教主教们在1936年11月20日声明：
”在德国人民与布尔十维克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与帝国教会委员会一道站在元首一边……“
即使在帝国水晶之夜过后，当迫害犹太人的系统活动已经大规模进行的时候，依然几乎没有神职人员出来抗议这种普遍的反犹主义，随后也没有抗议对几百万犹太人 的屠杀，尽管教皇和其他高级人员非常清楚奥斯威辛和其他地方发生着什么样的事。当被占领的波兰和荷兰的神职人员向教皇反映这些事的时候，他们被勒令闭嘴。
多数的教会头面人物和两大教会的领导人一直支持纳粹政权，甚至向纳粹政权争宠，希特勒自己却几乎没有受到批评，梵蒂冈想都不想开除希特勒出教。另一方面， 梵蒂冈认真审查德国持批评意见的作家Oskar Panizza，在30年代把他的书列入禁书单，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列入禁书，却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著名的天主教徒兼经济专家Franz von Papen 1933年11月9日在科隆的“德国天主教徒工协”声明：
“……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因素不仅不违背天主教的生活观，而且几乎在每个方面都符合。”
各教会在不同的文件中欢呼希特勒，特别是在希特勒的生日，他准备战争的政策得到了支持。
纳粹头面人物在反对犹太人的奋斗中很乐意引用教会的决定和教会领袖人物的说法。特别严重的是纳粹在法兰克地区的领导人Julius Streicher。
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受到了奥地利的主教们和其他教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我们满怀喜悦地承认，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为德意志帝国和人民，尤其是最贫穷的阶层，在民族与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坚信，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努力一定能够阻挡毁坏一切的、不信上帝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希特勒自己如此评价兼并奥地利：
愿（……）每一个德国人都认清并衡量这一时刻，谦卑地在全能的神的意志前鞠躬，他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奇迹。
希特勒理所当然地支持天主教会通过弗朗哥摧毁西班牙共和国，没有穆索里尼和希特勒以及天主教会的支持，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天主教会与谦信的弗朗哥的关系非 常紧密，梵蒂冈的赞美唤来了长枪党在内战中的残酷和德国的支持。弗朗哥政权是谋杀数十万人的原凶，是靠了教会以及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支持才攫取政权的， 而天主教会至今未对这一政权的谋杀提出过批评，也没有对自己的行为道歉。
西班牙共和国被镇压后，刚刚成为教皇Pius十二世的Eugenio Pacelli在1939年4月1日向弗朗哥发出祝贺：
我们心向主，与阁下您一道为天主教会所希冀的胜利的到来而喜悦。我们希望，您的国家在重新获得和平后能够以新的能量重新继承基督教的老传统。
希特勒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行为在德国受到教会的欢迎，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当然更受欢迎。就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教皇Pius十二世在1939年4月25日致信希特勒，写道：
我们为德国的强大、崛起和富裕而高兴。要说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德国，那是不正确的。
顺便说一句：令人瞩目的是，20世纪几乎所有的重要独裁者都出自天主教的氛围：Pavelic（克罗地亚）、Codreanu（罗马尼亚）、希特勒（戈贝 尔和其他几个纳粹头目也是）、穆索里尼（意大利）、Degnelle（比利时）、Tiso（斯洛伐克）、Pétain（法国）、Szalasy（匈牙 利）、Salazar（葡萄牙）、Primo der Rivera和弗朗哥（西班牙）。另外，斯大林和慕加贝（津巴布维）也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中的多数是上过耶酥教士学校的。
回头再看德国。
德国给领袖的赞歌不断，尤其是在希特勒1939年50岁生日的时候。1939年4月，新教改良派的半月刊“青年教会”的文章写道：
祝领袖50岁生日
为官方祈祷是基督教徒的义务，在充满历史意义的时刻，祈祷就有了特别的深度：基督教徒在祈祷中也能被命运的脚步而感动，上帝派遣历史性的人物来正是做命运 的执行者。今天，最新的启示是，领袖这个人物，强有力地冲出旧世界，内心怀着新世界并努力为新世界的实现而拼搏，是世界历史上为新时代所保留的有限几页纸 上必提的。德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使命现在被一只强健而稳重的手重新投入了历史的天平，永恒不变的平衡的设想在消失，教会里的人也必须重新审视自己迄今为 止的思想观念。领袖的形象同样为教会带来了新的义务。 感受到全能的上帝对命运的掌管和在世界变革中的脚步的基督徒，都会听到召唤，在平时和星期日更忠诚地信仰，更深沉地爱，更强烈地希望，更坚定地承信： 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我们祈求上帝为领袖祝福，愿上帝用他的灵来引导他，用他的意志的力量来充实他，为他所着手的一切带来神的成就，就如同 祈祷词所说：“永恒的上帝，万民之主，用恩惠来照看我们的民族、领袖和成员。愿你留我们在你的力量里，在你的戒律里，让你的祝福认可你也存在我们之中的永 恒的秩序。凭耶酥基督的名，阿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节节取得胜利的希特勒被主教们当作“战役的执掌者”加以歌颂，尤其是突袭苏联受到赞扬。对此，《明镜》周刊（1999年第35期）写道：
汉诺威主教 August Marahrens 以德国新教教会神职人员信任委员会的名义感谢希特勒，感谢他“呼吁我们的民族和欧洲各民族向一切秩序和一切西方文化的死敌进行决战”。Eichstätt 天主教主教 Michael Rackl 支持进攻苏联，认为这是“保卫祖国与民族、保卫信仰与教会、捍卫基督及其神圣的十字架的圣战”。
1941年12月10日，所有天主教主教再次声明：
我们的祈祷伴随我们的士兵，满怀感激的爱，我们纪念为了他们的民族献出了生命的死者。我们一如既往地在今年夏天的牧者信中，最迫切地呼吁信徒们忠于义务的履行、勇敢地坚持、勇于牺牲地工作和战斗，在最艰难的战争岁月为我们的民族服务。我们满意地关注着反对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斗争。如同帝国政府所知，我们德国主教从 1921 年到 1936 年在众多的牧者信中一直向德国天主教徒警告布尔什维克，并呼吁他们警惕。
在克罗地亚，Ante Pavelic 博士领导的天主教 Ustascha罪犯集团在希特勒和穆索里尼的支持下于1941年取得政权。在这个杀人魔王的统治下，数以十万计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但也有克罗地亚人以及80%的犹太人被谋杀。这得到了大主教Stepinac的支持。数以百计的东正教教会领导人和牧师被杀害，他们的教堂被抢劫、被摧毁或改建成了天主教 堂。在这些犯罪中，方济各教士最为突出，比如方济各教士 Miroslav Filipovic-Majstorovic一段时间曾经主管在 Jasenovac 臭名昭著的集中营：
Save岸边的Jasenovc 的“死亡营”，屠杀了20万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克罗地亚的奥斯威辛，一段时间曾经以方济各教士Mirolav Filipovic-Majstrovic 为指挥官，方济各教士们和其他神职人员支持他…… 在方济各神甫 Filipovic 任职的四个月期间，共有四万人被消灭。
教皇支持这一政权，二战结束时，把大主教 Stepinac 提拔为枢机主教。
1945年元旦，纳粹帝国的败相已现，信教的希特勒还声明：
“在结束呼吁前，我必须感谢主，感谢他使领导和人民不断得到帮助，感谢他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强于困难和危险。如果我感谢他拯救了我自己，那是因为我能够用自己的生命继续为我的民族服务而感到幸福。所以，在这一时刻，我要以大德国的发言人的身份向全能的主庄严宣誓，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坚定不移地履行我们的义务，坚信胜利的时刻最终将会属于最有资格获得胜利的：大德意志帝国。”
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徒希特勒直到临终都是信徒，都在期待他的天主辉煌的帮助。
基督教的十字架，往往与纳粹的万字形十字相联系，象征着数以百万计死者。
四个月后，德国战败，希特勒死亡。
汉诺威主教 August Marahrens 以德国新教教会神职人员信任委员会的名义感谢希特勒，感谢他“呼吁我们的民族和欧洲各民族向一切秩序和一切西方文化的死敌进行决战”。Eichstätt 天主教主教 Michael Rackl 支持进攻苏联，认为这是“保卫祖国与民族、保卫信仰与教会、捍卫基督及其神圣的十字架的圣战”。
1941年12月10日，所有天主教主教再次声明：
我们的祈祷伴随我们的士兵，满怀感激的爱，我们纪念为了他们的民族献出了生命的死者。我们一如既往地在今年夏天的牧者信中，最迫切地呼吁信徒们忠于义务的履行、勇敢地坚持、勇于牺牲地工作和战斗，在最艰难的战争岁月为我们的民族服务。我们满意地关注着反对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斗争。如同帝国政府所知，我们德国主教从 1921 年到 1936 年在众多的牧者信中一直向德国天主教徒警告布尔什维克，并呼吁他们警惕。
在克罗地亚，Ante Pavelic 博士领导的天主教 Ustascha罪犯集团在希特勒和穆索里尼的支持下于1941年取得政权。在这个杀人魔王的统治下，数以十万计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但也有克罗地亚人以及80%的犹太人被谋杀。这得到了大主教Stepinac的支持。数以百计的东正教教会领导人和牧师被杀害，他们的教堂被抢劫、被摧毁或改建成了天主教 堂。在这些犯罪中，方济各教士最为突出，比如方济各教士 Miroslav Filipovic-Majstorovic一段时间曾经主管在 Jasenovac 臭名昭著的集中营：
Save岸边的Jasenovc 的“死亡营”，屠杀了20万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克罗地亚的奥斯威辛，一段时间曾经以方济各教士Mirolav Filipovic-Majstrovic 为指挥官，方济各教士们和其他神职人员支持他…… 在方济各神甫 Filipovic 任职的四个月期间，共有四万人被消灭。
教皇支持这一政权，二战结束时，把大主教 Stepinac 提拔为枢机主教。
1945年元旦，纳粹帝国的败相已现，信教的希特勒还声明：
“在结束呼吁前，我必须感谢主，感谢他使领导和人民不断得到帮助，感谢他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强于困难和危险。如果我感谢他拯救了我自己，那是因为我能够用自己的生命继续为我的民族服务而感到幸福。所以，在这一时刻，我要以大德国的发言人的身份向全能的主庄严宣誓，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坚定不移地履行我们的义务，坚信胜利的时刻最终将会属于最有资格获得胜利的：大德意志帝国。”
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徒希特勒直到临终都是信徒，都在期待他的天主辉煌的帮助。
基督教的十字架，往往与纳粹的万字形十字相联系，象征着数以百万计死者。
四个月后，德国战败，希特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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