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提出治理环境污染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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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与首都建设系列之四
作者: 胡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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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耀邦同志在太行山区参加植树活动 (胡德平/图)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北京环境的要求是:
要把首都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一流城市。
1980年5月9日至1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了第四次会议,传达学习和讨论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的四条建议,有的同志发言:
周总理生前早就说过,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要有美好的环境,不宜大规模发展重工业。过去因为我们没有认真领会和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盲目地大办重工业,受到了历史的惩罚,给环境污染、交通、人口、住宅等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5月21日)
到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复,对北京的环境保护又提出更高要求和新的任务:
要认真搞好环境保护,抓紧治理工业“三废”和生活废弃物的污染,首先是解决好大气、水体的污染和噪声扰民问题。
要求清洁、卫生、优美环境之心,人人有之。张张中国的山水画,无不尽丹青笔墨之能事,绘出中国田园风光和世人和谐共存之美。但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对大气、水质、土壤的种种污染,甚至噪声也能扰民,也是污染!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这一问题,并下决心要进行治理,并希望首都带头,应该说是极有远见的。那种认为我国在三中全会以后,发展经济之始就没有环境保护意识,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进步,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为何30年下来,污染却日益严重了呢?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我看还是一个根本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好,即如何在工业化的同时,治理好工业“三废”和多种污染的问题。当时,发展经济、兴办企业的口号非常响亮,任务很重,加之全国上下对保护环境的认识还非常之淡薄,不像现在这么深刻。所以很多地方在把握发展和环境问题上,发生了偏差。重要的是要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尽早解决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中央在对北京市文件的批复中也说到:
对于污染严重、短期又难于治理的工厂企业,要坚决实行关停并转或迁移。
但落实这一指示很难,因为工厂企业的状况牵扯到人们就业、国家财税、北京建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当时能够一鼓作气,中央加大对北京市各种配套措施的支持,北京市也大力鼓励环保产业发展,那么群众就会满意得多,北京举办奥运会就不会那么费力、紧张,迫令北京及周围省市的工厂企业停工停产达数月之久。难能可贵的是,中央的意见中还提到生态建设问题:
要继续提高绿化和环境卫生水平,开发整治城市水系,加强风景游览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从而把北京建设成为清洁、优美、生态健全的文明城市。
当时当然不会像今天这样有低碳经济、碳汇交易、有机农业、温室气体等概念。但那时的中央领导,包括耀邦同志都知道绿化的重要,知道种树种草和整治国土的迫切性,也知道生态和气候的密切关系,并大力提倡。本文仅就耀邦同志和北京市领导王宪、张进霖、黄超、陈副市长等人关于环保问题的对话作一简介,时为1980年4月末,对话在北京去河北怀来的列车上进行,以下文字以录音为准。
北京市领导对首都污染,做了全面介绍:首先是空气污染,北京烧煤用量极大,一年要烧2000万吨标准煤,占燃料的75%。因此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十分严重。首都的用煤大户,分别是首钢、电厂、炼焦、化工、民用。到了冬天,城里大小烟囱冒烟,空气污染程度超过国家标准4-10倍。
其次是水的问题,水既有污染问题,更有水资源匮乏问题。火电污染大,如要发展水电当然好,但用尽所有的水资源,也只能安装35万千瓦的水电机组。数据显示,当时北京的地下水已下降一米五,且有污染。除北京之外,天津也缺水,整个华北都缺水。
最后就是噪音污染,垃圾“三废”,农药的污染。
怎么解决这些污染问题呢?耀邦同志和大家一齐交谈,讨论十分热烈。北京城的多种污染,水资源的严重匮乏,自然生态的长期破坏,令大家心情十分沉重,有的同志尖锐地提出:
你首钢为什么不可以把它迁了呢?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首都非搬家不行。(1980年4月26日录音)
认清了污染、生态的严重性,议论的办法也多了。什么油制气工艺,淘汰煤用锅炉,城市煤气化,电气化做饭,大规模绿化。最后北京市的同志又说到统一思想难,机构设置相互掣肘的问题,耀邦同志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展生产最积极的一个人,对此他说:
发展生产,我们根本不反对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还叫什么共产党员?怎么个发展法,你往什么方向嘛!(同上)
他还提到《参考消息》有报道说,北京现在“是全世界最脏的城市”。他深受刺激,激动地说:
我们这个落后,就是不搞卫生。不搞卫生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呢?叫什么社会主义呀,现在这个问题,(就要)尖锐提出来。(同上)
我记得很清楚,上世纪80年代前期,北京市对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四项指示的宣传非常积极,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北京发展经济,办工业的方向也成为市委、市政府的重点议题。其中让人最感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首都钢铁公司”的去向。先是有“首钢迁,还是首都迁”的警报,以后又有“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辩论。1994年,首钢落下的粉尘,在厂区已是市区的29倍!
应该说,首钢在1982年试行的“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模式,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钢产量从1978年的145万吨发展到2005年的972万吨。2001年申奥成功,我国才真正痛下决心,对首都的污染进行治理,最后拍板定案――首钢外迁。首钢终于在2005年开始向河北唐山曹妃甸搬迁,预计2010年完成搬迁,并和河北钢厂组成股份公司。曹妃甸码头岸边水深二十多米,离岸500米,水深就达36米,可进30万吨超级货轮,企业用地宽阔,就以发展钢铁工业来说,唐山曹妃甸也比北京石景山地区优越许多。
父亲天生就有一种癖好,就是爱种树种草。在富强胡同的家中,二十多年以后,他还清楚记得他种过6株葡萄。他种树的足迹,北至延安,南到西沙,至今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共青林中,还有他在1957年种下的若干大树。这次父亲乘火车最后来到官厅水库旁的怀来县,他又和北京、河北的领导人谈起种树种草的话题。这里能否种沙打旺、紫皮蒜、核桃、桑树、苹果、洋槐、柿子?能否飞机播种树种、草籽?果树插条什么季节最好?
在耀邦同志看来,全国的绿化和污染治理都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他认为全国大规模的绿化,对生态环保、农民致富、山河治理都是一种共生共荣,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在怀来县,他半开玩笑地说:
你们计算一下,要确保多少投资,在三年(内)确实能绿化起来。一个快,一个花钱少。(成功后)高工资加名誉,给你立块碑。(1980年4月26日录音)
我认为,耀邦同志这种急切的心情和他治理污染的心情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北京居民对首都的环保治污工作是越来越满意了。到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解决了集中供暖,做饭用煤气、天然气,不再出现拉闸限电的窘迫局面,企业也纷纷迁出二环之外,为了环保,还特意在十三陵水库旁修建了规模不大的“天池”蓄能发电站。我认为党中央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北京的环保、生态建设的指示,既有国内意义,更有国际意义。建设和环保同步,就商业观点视之,也是大大节约成本,长远赢利的后发优势之策。进入21世纪之后,首都北京的环保生态建设和商业运作上,无遑多让,更应在世界的产业潮流中,力争上游,拼力夺冠。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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