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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与首都建设系列之四
作者: 胡德平
1980年代，耀邦同志在太行山区参加植树活动 （胡德平/图）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北京环境的要求是：
要把首都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一流城市。
1980年5月9日至1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了第四次会议，传达学习和讨论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的四条建议，有的同志发言：
周总理生前早就说过，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要有美好的环境，不宜大规模发展重工业。过去因为我们没有认真领会和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盲目地大办重工业，受到了历史的惩罚，给环境污染、交通、人口、住宅等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5月21日）
到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复，对北京的环境保护又提出更高要求和新的任务：
要认真搞好环境保护，抓紧治理工业“三废”和生活废弃物的污染，首先是解决好大气、水体的污染和噪声扰民问题。
要求清洁、卫生、优美环境之心，人人有之。张张中国的山水画，无不尽丹青笔墨之能事，绘出中国田园风光和世人和谐共存之美。但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对大气、水质、土壤的种种污染，甚至噪声也能扰民，也是污染！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这一问题，并下决心要进行治理，并希望首都带头，应该说是极有远见的。那种认为我国在三中全会以后，发展经济之始就没有环境保护意识，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进步，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为何30年下来，污染却日益严重了呢？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我看还是一个根本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好，即如何在工业化的同时，治理好工业“三废”和多种污染的问题。当时，发展经济、兴办企业的口号非常响亮，任务很重，加之全国上下对保护环境的认识还非常之淡薄，不像现在这么深刻。所以很多地方在把握发展和环境问题上，发生了偏差。重要的是要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尽早解决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中央在对北京市文件的批复中也说到：
对于污染严重、短期又难于治理的工厂企业，要坚决实行关停并转或迁移。
但落实这一指示很难，因为工厂企业的状况牵扯到人们就业、国家财税、北京建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当时能够一鼓作气，中央加大对北京市各种配套措施的支持，北京市也大力鼓励环保产业发展，那么群众就会满意得多，北京举办奥运会就不会那么费力、紧张，迫令北京及周围省市的工厂企业停工停产达数月之久。难能可贵的是，中央的意见中还提到生态建设问题：
要继续提高绿化和环境卫生水平，开发整治城市水系，加强风景游览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从而把北京建设成为清洁、优美、生态健全的文明城市。
当时当然不会像今天这样有低碳经济、碳汇交易、有机农业、温室气体等概念。但那时的中央领导，包括耀邦同志都知道绿化的重要，知道种树种草和整治国土的迫切性，也知道生态和气候的密切关系，并大力提倡。本文仅就耀邦同志和北京市领导王宪、张进霖、黄超、陈副市长等人关于环保问题的对话作一简介，时为1980年4月末，对话在北京去河北怀来的列车上进行，以下文字以录音为准。
北京市领导对首都污染，做了全面介绍：首先是空气污染，北京烧煤用量极大，一年要烧2000万吨标准煤，占燃料的75%。因此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十分严重。首都的用煤大户，分别是首钢、电厂、炼焦、化工、民用。到了冬天，城里大小烟囱冒烟，空气污染程度超过国家标准4-10倍。
其次是水的问题，水既有污染问题，更有水资源匮乏问题。火电污染大，如要发展水电当然好，但用尽所有的水资源，也只能安装35万千瓦的水电机组。数据显示，当时北京的地下水已下降一米五，且有污染。除北京之外，天津也缺水，整个华北都缺水。
最后就是噪音污染，垃圾“三废”，农药的污染。
怎么解决这些污染问题呢？耀邦同志和大家一齐交谈，讨论十分热烈。北京城的多种污染，水资源的严重匮乏，自然生态的长期破坏，令大家心情十分沉重，有的同志尖锐地提出：
你首钢为什么不可以把它迁了呢？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首都非搬家不行。（1980年4月26日录音）
认清了污染、生态的严重性，议论的办法也多了。什么油制气工艺，淘汰煤用锅炉，城市煤气化，电气化做饭，大规模绿化。最后北京市的同志又说到统一思想难，机构设置相互掣肘的问题，耀邦同志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展生产最积极的一个人，对此他说：
发展生产，我们根本不反对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还叫什么共产党员？怎么个发展法，你往什么方向嘛！（同上）
他还提到《参考消息》有报道说，北京现在“是全世界最脏的城市”。他深受刺激，激动地说：
我们这个落后，就是不搞卫生。不搞卫生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呢？叫什么社会主义呀，现在这个问题，（就要）尖锐提出来。（同上）
我记得很清楚，上世纪80年代前期，北京市对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四项指示的宣传非常积极，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北京发展经济，办工业的方向也成为市委、市政府的重点议题。其中让人最感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首都钢铁公司”的去向。先是有“首钢迁，还是首都迁”的警报，以后又有“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辩论。1994年，首钢落下的粉尘，在厂区已是市区的29倍！
应该说，首钢在1982年试行的“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模式，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钢产量从1978年的145万吨发展到2005年的972万吨。2001年申奥成功，我国才真正痛下决心，对首都的污染进行治理，最后拍板定案――首钢外迁。首钢终于在2005年开始向河北唐山曹妃甸搬迁，预计2010年完成搬迁，并和河北钢厂组成股份公司。曹妃甸码头岸边水深二十多米，离岸500米，水深就达36米，可进30万吨超级货轮，企业用地宽阔，就以发展钢铁工业来说，唐山曹妃甸也比北京石景山地区优越许多。
父亲天生就有一种癖好，就是爱种树种草。在富强胡同的家中，二十多年以后，他还清楚记得他种过6株葡萄。他种树的足迹，北至延安，南到西沙，至今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共青林中，还有他在1957年种下的若干大树。这次父亲乘火车最后来到官厅水库旁的怀来县，他又和北京、河北的领导人谈起种树种草的话题。这里能否种沙打旺、紫皮蒜、核桃、桑树、苹果、洋槐、柿子？能否飞机播种树种、草籽？果树插条什么季节最好？
在耀邦同志看来，全国的绿化和污染治理都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他认为全国大规模的绿化，对生态环保、农民致富、山河治理都是一种共生共荣，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在怀来县，他半开玩笑地说：
你们计算一下，要确保多少投资，在三年（内）确实能绿化起来。一个快，一个花钱少。（成功后）高工资加名誉，给你立块碑。（1980年4月26日录音)
我认为，耀邦同志这种急切的心情和他治理污染的心情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北京居民对首都的环保治污工作是越来越满意了。到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解决了集中供暖，做饭用煤气、天然气，不再出现拉闸限电的窘迫局面，企业也纷纷迁出二环之外，为了环保，还特意在十三陵水库旁修建了规模不大的“天池”蓄能发电站。我认为党中央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北京的环保、生态建设的指示，既有国内意义，更有国际意义。建设和环保同步，就商业观点视之，也是大大节约成本，长远赢利的后发优势之策。进入21世纪之后，首都北京的环保生态建设和商业运作上，无遑多让，更应在世界的产业潮流中，力争上游，拼力夺冠。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
作者: 胡德平
1980年代，耀邦同志在太行山区参加植树活动 （胡德平/图）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北京环境的要求是：
要把首都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一流城市。
1980年5月9日至1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了第四次会议，传达学习和讨论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的四条建议，有的同志发言：
周总理生前早就说过，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要有美好的环境，不宜大规模发展重工业。过去因为我们没有认真领会和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盲目地大办重工业，受到了历史的惩罚，给环境污染、交通、人口、住宅等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5月21日）
到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复，对北京的环境保护又提出更高要求和新的任务：
要认真搞好环境保护，抓紧治理工业“三废”和生活废弃物的污染，首先是解决好大气、水体的污染和噪声扰民问题。
要求清洁、卫生、优美环境之心，人人有之。张张中国的山水画，无不尽丹青笔墨之能事，绘出中国田园风光和世人和谐共存之美。但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对大气、水质、土壤的种种污染，甚至噪声也能扰民，也是污染！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这一问题，并下决心要进行治理，并希望首都带头，应该说是极有远见的。那种认为我国在三中全会以后，发展经济之始就没有环境保护意识，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进步，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为何30年下来，污染却日益严重了呢？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我看还是一个根本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好，即如何在工业化的同时，治理好工业“三废”和多种污染的问题。当时，发展经济、兴办企业的口号非常响亮，任务很重，加之全国上下对保护环境的认识还非常之淡薄，不像现在这么深刻。所以很多地方在把握发展和环境问题上，发生了偏差。重要的是要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尽早解决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中央在对北京市文件的批复中也说到：
对于污染严重、短期又难于治理的工厂企业，要坚决实行关停并转或迁移。
但落实这一指示很难，因为工厂企业的状况牵扯到人们就业、国家财税、北京建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当时能够一鼓作气，中央加大对北京市各种配套措施的支持，北京市也大力鼓励环保产业发展，那么群众就会满意得多，北京举办奥运会就不会那么费力、紧张，迫令北京及周围省市的工厂企业停工停产达数月之久。难能可贵的是，中央的意见中还提到生态建设问题：
要继续提高绿化和环境卫生水平，开发整治城市水系，加强风景游览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从而把北京建设成为清洁、优美、生态健全的文明城市。
当时当然不会像今天这样有低碳经济、碳汇交易、有机农业、温室气体等概念。但那时的中央领导，包括耀邦同志都知道绿化的重要，知道种树种草和整治国土的迫切性，也知道生态和气候的密切关系，并大力提倡。本文仅就耀邦同志和北京市领导王宪、张进霖、黄超、陈副市长等人关于环保问题的对话作一简介，时为1980年4月末，对话在北京去河北怀来的列车上进行，以下文字以录音为准。
北京市领导对首都污染，做了全面介绍：首先是空气污染，北京烧煤用量极大，一年要烧2000万吨标准煤，占燃料的75%。因此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十分严重。首都的用煤大户，分别是首钢、电厂、炼焦、化工、民用。到了冬天，城里大小烟囱冒烟，空气污染程度超过国家标准4-10倍。
其次是水的问题，水既有污染问题，更有水资源匮乏问题。火电污染大，如要发展水电当然好，但用尽所有的水资源，也只能安装35万千瓦的水电机组。数据显示，当时北京的地下水已下降一米五，且有污染。除北京之外，天津也缺水，整个华北都缺水。
最后就是噪音污染，垃圾“三废”，农药的污染。
怎么解决这些污染问题呢？耀邦同志和大家一齐交谈，讨论十分热烈。北京城的多种污染，水资源的严重匮乏，自然生态的长期破坏，令大家心情十分沉重，有的同志尖锐地提出：
你首钢为什么不可以把它迁了呢？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首都非搬家不行。（1980年4月26日录音）
认清了污染、生态的严重性，议论的办法也多了。什么油制气工艺，淘汰煤用锅炉，城市煤气化，电气化做饭，大规模绿化。最后北京市的同志又说到统一思想难，机构设置相互掣肘的问题，耀邦同志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展生产最积极的一个人，对此他说：
发展生产，我们根本不反对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还叫什么共产党员？怎么个发展法，你往什么方向嘛！（同上）
他还提到《参考消息》有报道说，北京现在“是全世界最脏的城市”。他深受刺激，激动地说：
我们这个落后，就是不搞卫生。不搞卫生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呢？叫什么社会主义呀，现在这个问题，（就要）尖锐提出来。（同上）
我记得很清楚，上世纪80年代前期，北京市对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四项指示的宣传非常积极，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北京发展经济，办工业的方向也成为市委、市政府的重点议题。其中让人最感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首都钢铁公司”的去向。先是有“首钢迁，还是首都迁”的警报，以后又有“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辩论。1994年，首钢落下的粉尘，在厂区已是市区的29倍！
应该说，首钢在1982年试行的“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模式，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钢产量从1978年的145万吨发展到2005年的972万吨。2001年申奥成功，我国才真正痛下决心，对首都的污染进行治理，最后拍板定案――首钢外迁。首钢终于在2005年开始向河北唐山曹妃甸搬迁，预计2010年完成搬迁，并和河北钢厂组成股份公司。曹妃甸码头岸边水深二十多米，离岸500米，水深就达36米，可进30万吨超级货轮，企业用地宽阔，就以发展钢铁工业来说，唐山曹妃甸也比北京石景山地区优越许多。
父亲天生就有一种癖好，就是爱种树种草。在富强胡同的家中，二十多年以后，他还清楚记得他种过6株葡萄。他种树的足迹，北至延安，南到西沙，至今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共青林中，还有他在1957年种下的若干大树。这次父亲乘火车最后来到官厅水库旁的怀来县，他又和北京、河北的领导人谈起种树种草的话题。这里能否种沙打旺、紫皮蒜、核桃、桑树、苹果、洋槐、柿子？能否飞机播种树种、草籽？果树插条什么季节最好？
在耀邦同志看来，全国的绿化和污染治理都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他认为全国大规模的绿化，对生态环保、农民致富、山河治理都是一种共生共荣，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在怀来县，他半开玩笑地说：
你们计算一下，要确保多少投资，在三年（内）确实能绿化起来。一个快，一个花钱少。（成功后）高工资加名誉，给你立块碑。（1980年4月26日录音)
我认为，耀邦同志这种急切的心情和他治理污染的心情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北京居民对首都的环保治污工作是越来越满意了。到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解决了集中供暖，做饭用煤气、天然气，不再出现拉闸限电的窘迫局面，企业也纷纷迁出二环之外，为了环保，还特意在十三陵水库旁修建了规模不大的“天池”蓄能发电站。我认为党中央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北京的环保、生态建设的指示，既有国内意义，更有国际意义。建设和环保同步，就商业观点视之，也是大大节约成本，长远赢利的后发优势之策。进入21世纪之后，首都北京的环保生态建设和商业运作上，无遑多让，更应在世界的产业潮流中，力争上游，拼力夺冠。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