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由主义者纷纷皈依基督教？
张培鸿
2005-11-27 关天茶舍
镜头一：周日在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上看到一个专题片，讲述自国务院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来，浙江省金华市救助站出现一群“跑站”人员。他们成群结队，到救助站骗吃骗喝，还将救助站购买的回乡火车票拿去贩卖，然后又谎称丢失，要求救助站重新买票。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聚众闹事，甚至动手打人。据悉，这种情况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发生，导致该救济的人员得不到救济，不该获得救济的却频频得手，终致乐此不疲。
镜头二：去年，上海律协邀请刑法分则专家王作富教授讲座。在吃饭时，针对经济犯罪案件侦查、起诉和判决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不严格依照犯罪构成和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的现象，有人询问刑法条文是应该再细一些还是再粗一些。换言之，我们是应该给法官放权还是限权，才能保障司法公正？王教授以日本刑法为例，简单分析了使用粗疏甚至落后的法典实现法治和采用细密的立法仍然造成罪刑擅断、出入人罪的例子。因而，法律本身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关键在于所有参与诉讼的律师、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内心必须相信法律，尊重法律。
长镜头：一百年来，中国的精英们（知识分子、政客、革命家、改良主义者）殚精竭虑，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先后经历了改良、革命和内战，进行过全封闭、半封闭和开放的建设试验，开展了无数次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到今天，人们仍然如此郁闷。同百年前相比，区别恐怕只是在想的和说的、说的与做的之间有了更大的距离。历史，总是在原地打转。
……
经历了百年历史的自由主义，终于痛苦地发现：中国的问题，越来越不是制度的问题，也不是法律的问题，甚至不是思想和启蒙的问题。中国的救赎之道，必须到制度和法律的背后去寻找。因为这个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社会，唯一缺乏的只有信仰。
在信仰问题上，自由主义者能够选择的余地实在不大。无神论作为一个官方钦定并强制推销的思想品牌，挟裹着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的现实力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最为直接的思想出路。然而，在精神的层面上，无神论本身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一剂毒药。由于无神论的排他性，直接导致了当下信仰匮乏的局面。事实上，无论理性和科学本身的有效范围还是人类应有的谦卑情怀，都决定了无神论只能陷入自我论证的迷局中。它既不能排解个人内心的困惑，也无法解释中国社会的原地踏步。可以说，正是对无神论的迷信造成了今天信仰的缺失。
佛教似乎是接收中国人信仰的传统选择与合适出口。然而，鼓吹出世的人生观造成了佛与人世的隔阂，在成佛的无望实践中，大多数人要么选择敬而远之，要么只能选择背叛。奇怪的是，还没有等到人们作出选择，佛教就已经主动向世俗迎合了过来：看看那些不断翻新的旅游门票，看看那些逢年过节总能烧到头柱香的官员，再看看那些带有行政职级的和尚。你就会知道，信仰佛教是不是等于欺骗自己。每次看到菩萨们似笑非笑，接纳并保佑一切许愿捐赠者，我都会想，人们拜佛，到底是为了赎罪还是想借助佛的庇佑掩盖罪行？
面临无神抡的排挤和收买，佛教或者没有别的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迎合对于真实信仰的伤害，对于拜金主义和堕入世俗的纵容，是无与伦比的。佛教抛弃了唯一高贵的出世品格，慷慨接纳了金钱和流俗，不管是自愿还是逼使，都已经堕落了。或许那远在雪域高原的分支（指喇嘛教），还残存着一丝关于自渡和渡人的信念。但是，你有藏人的血脉吗？
伊斯兰教就不用说了，尽管我一直对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存有敬意，但由于其中一支特别的流派参与了对文明的反动，造成了全球范围内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偏见和敌意。本来出自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现在似乎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代名词，人们已经分不清脏水和孩子，只好一起泼掉。
秉承宽容与非暴力（不服从）原则的自由主义，尽管反对暴政，却也反对用暴力推翻暴政，因为用暴力推翻暴政后建立的也只会是新的暴政；自由主义的起点是个人主义，终点却是谦卑与担当；自由主义从科学和理性精神出发，最后回到对单纯理性的反思；自由主义认同民主制度，相信法律权威，但在民主之上，他们更看重自由；在信仰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与左派不同，他们不会发动群众，将一种自我认定的信仰强加出去。自由主义者寻求信仰的历程不是主动的引导和顺从，而是基于内心的痛苦，纯粹为了寻求精神的出路。
这样，他们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基督教。基督教（本文尤其是指新教）的基本教义是爱，这种爱不是与恨相对的那种，而是与罪相对的爱。恨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责人的情感，罪则首先是一个指向自我的责己的忏悔过程。因此，陷入苦闷和困境中的自由主义者，超越之道，惟有对基督的信仰。
杨小凯在《基督教和宪政》一文中，描述了自己从一个理性的，抱持科学精神的无神论学者向基督徒转化的精神历程。在一般的意义上，这种转化可以作为自由主义者信仰的范本。他先从理性主义的角度认识基督教，发现基督教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宗教，它与佛教不同，对经济没有阻碍作用，能够支持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从而得出制度并非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信仰的结论；随后他对理性进行检讨，开始理解基督教。发现很多重要的东西其实都不是理性的，如母爱和人类的进化，然后得出理性其实是妨碍创造的结论。他认为，迷信理性和唯物论，社会将变得非常浅薄，虽然很多东西都容易解释，但这种解释却毫无意义；最后他找到了基督教成功的根本：信！信是非理性的，但却只有信能够化解纷争，最终达致人类社会的理想。
无神论者最为惯常的对信仰的质问，是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证明。对此问题杨小凯也有精彩的回答，他认为一定要看到上帝才相信的看法，其实是停留在分子水平上的思想方法。分子与分子之间非常相似，但分子与分子的组合却呈现出极其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你可以看到分子，但却看不到分子之间的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却并不因为你看不见而不存在。这种分子之间的关系就是灵、就是信、就是上帝。
诚然，基督教在天主教没有改革之前，有过一段黑暗的时期。宗教改革之后，教徒直接面对上帝，从而把个人的价值提高了。这场关于基督教的改革胜于禅宗创始人慧能对佛教的改革，因为禅宗只是改变了个人对宗教的信念和修炼方式，而基督教谋求改善的则是基督徒之间人与人的关系。比如，基督教培植无缘无故的爱、认同商业竞争的规则和底线、尊重传统的生活式、放弃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制订与世俗契合的规范（摩西十戒）、引导失败者自愿认输等等。最让自由主义者迷恋的，是上帝虽然万能，但他永远尊重人的自由选择。
因此，我非常理解近期中国一批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受洗成为基督徒，走向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和眼界。对他们而言，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存在种种的问题而抛弃我们，上帝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却不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存在。
愿上帝保佑中国！
2005-11-24感恩节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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