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子女的緣份---------龙应台

West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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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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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con and title -->
<!-- message --> 二十年前,
我的三個孩子長大了,
一個一個相繼離家,
本來就聚少離多的我們 ,
整個家空洞的....連呼吸都聽到

我無意中看到一個外國婦女寫的文章 ,
把其中片段摘錄護貝後 ,
放在玻璃板下,
當我寂寞或孤獨時就再看一遍...
你的孩子並不屬於你 ,
他們是生命延續的代表 ,
他們經你而來但非為你而生,
你可以給他們愛卻不能給予思想,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心,
你可以給孩子一個家,
但這不是他心靈的住所,
因為他們的心早已飛到他明天的家,
你可以盡力去愛他們,
卻不能要求他們愛你.......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我和他手牽著手,穿過好幾條街,到維多利亞小學。九月初,家家戶戶院子裡的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枝枒因為負重而沈沈下垂,越出了樹籬,勾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媽媽的手心裡,怯怯的眼神,打量著周遭。他們是幼稚園的畢業生,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一件事情的畢業,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
鈴 聲一響,頓時人影錯雜,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裡,我無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你仍舊能夠 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華安背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斷地回頭;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
十六歲,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我送他到機場。告別時,照例擁抱,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他在長長的行列裡,等候護照檢驗;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於輪到他,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然後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倏乎不見。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
現 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願搭我的車。即使同車,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是一扇緊閉的門。有時他 在對街等候公車,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但是,我進不去。一會兒公 車來了,擋住了他的身影。車子開走,一條空蕩蕩的街,只立著一只郵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我的落寞,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博 士學位讀完之後,我回台灣教書。到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到了我才發覺,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 邊。卸下行李之後,他爬回車內,準備回去,明明啟動了引擎,卻又搖下車窗,頭伸出來說:「女兒,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 子。」
我看著他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然後噗噗駛出巷口,留下一團黑煙。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我還站在那裡,一口皮箱旁。
每 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推著他的輪椅散步,他的頭低垂到胸口。有一次,發現排泄物淋滿了他的褲腿,我蹲下來用自己的手帕幫他擦拭,裙子 也沾上了糞便,但是我必須就這樣趕回台北上班。護士接過他的輪椅,我拎起皮包,看著輪椅的背影,在自動玻璃門前稍停,然後沒入門後。
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火葬場的爐門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沈重的抽屜,緩緩往前滑行。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雨絲被風吹斜,飄進長廊內。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最近坛子里的空气有点浮躁,特发美文一篇供各位父母欣赏,做儿女的也请体会你的父母的心情。

父母健在的,有时间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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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人

很喜欢龙应台的文章
 
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从乡愁到美丽岛

作者:龙应台

2010-08-04 21:14:57

来源:南方周末

37906.jpeg

/图
龙应台用幻灯片(PPT)形式做主题演讲,图文并茂,现场还播放了几首与主题相关的歌曲。

我们的“中国梦”


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中国梦吗?”

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儿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作“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诵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份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见图①)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台北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来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得当年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教导,把自己看成“士”,“士农工商”的“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的就是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嘛。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13岁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19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真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知道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雨落在屏东的西瓜田里

甜甜的西瓜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海岸 一大张河床孵出

多少西瓜,多少圆浑的希望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19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清党时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在这个历史的场合上,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对反对者采取大逮捕,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见图②):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开心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用这张图片来代表。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做这些政治犯辩护律师的人,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的;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不同意见,这,才是我在乎的。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是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在家祭时, 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所以,请相信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2010年8月1日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录,大标题有改动,内文有删节。)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8505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锦涛先生﹕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在2006年1月中勉励他的国青团青年学员时,说了这麽一句玩笑的话﹕「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

我相信这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

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麽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是个以什麽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麽﹖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麽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逼近0.45,这已是社会大动乱的门槛指标。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慾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也就是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沉,更开阔。共产党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緻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麽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週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喑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路上彻底消灭。

在您的领导之下,网路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

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道娱乐,製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后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路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

网路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民﹕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麽如此的虚心和害怕﹖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路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于被等到了。而《冰点》「勇敢」到什麽程度使得共产党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麽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于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隻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于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麽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

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门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讚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入罪之论。那麽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麽﹖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分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麽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分子的感受。至于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着,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捨﹖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党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麽﹖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分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分子当家僕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

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猫熊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麽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着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麽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我明白您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封闭《冰点》这件事情,但是您不得不概括承受所有的责任。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分子,您用什麽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麽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繫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龙应台

01-24-2006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简而言之就是:要统一台湾,须以德服人;想靠鞭子、坦克和口号服人,没门儿!
 
简而言之就是:要统一台湾,须以德服人;想靠鞭子、坦克和口号服人,没门儿!
要和美国佬学学,胡萝卜加大棒 。以德服人只能服有德之人,对冥顽不灵者,必须用大棒。要和平必须先武备,要民主必须先专制。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p
 
要和美国佬学学,胡萝卜加大棒 。以德服人只能服有德之人,对冥顽不灵者,必须用大棒。要和平必须先武备,要民主必须先专制。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p

难怪这个论坛有好些人总是对您挥舞大棒。:p:D
 
下面一篇与各位分享。对做父母的一点启发。


龙应台:孩子,你喝哪瓶奶?​
——给亲爱的安德烈​


儿子给MM的信:MODERNITY
  
MM:
在德国两个星期的假,我完全沉浸在“家”的感觉里。“回家”的感觉真好。
这次回家,一进门就发现玄关处挂了两张很大的新画,都是油画。一张画的是飞在空中的天使,下面是典型的地狱图像。另一张,是玛丽亚怀里抱着婴儿耶稣。还有呢,客厅柱子上钉着一个木雕天使。 ( http://www.aisixiang.com )
在我印象里,这个家还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宗教的痕迹。我是在一个非宗教、“自由”气氛浓厚的环境里成长的人。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问老爸,“你怎么了?女朋友把你变教徒了是不是?”你也知道,他的女友碧丽是每周上教堂、饭前要祈祷的那一种。他就用他一贯不正经的方式回说,他要访客知道他和“魔鬼”共处kk他是天使,我和弟弟华飞是“魔鬼”。我当然回击,说我觉得他才是我们的“地狱”呢。 ( http://www.aisixiang.com )
他不会给我真正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知道答案是什么:我爸和我有一个根本差异,就是品味不同。他喜欢古典的东西。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过一个雕刻展,展出的全部是宗教艺术。我觉得无聊得要死,他却看得津津有味。 ( http://www.aisixiang.com )
前几天,一个 想进柏林设计学院的朋友来找我。因为要申请学校,所以她要准备一些作品。我们就到老城里去逛。她带着相机,一路拍照。好玩的是,我以为她会拍我们这个有名 的古镇的教堂啦、古堡啦,但是整个下午她拍的却竟然都是电线杆、地下水道的人孔铁盖,或者停车场的水泥地面。 ( http://www.aisixiang.com )
几天以后,我到她家去看完成品:在一个黑色的大纸箱上贴着三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电线杆,然后有一条红丝线辗转缠绵绕着电线杆,最后浮现一个歪歪斜斜的字:Modernity好,MM,你告诉我:你的品味是什么? ( http://www.aisixiang.com )
  
穿个麻布袋也差不多

我坐在电脑前给你写信,一面听音乐。你看见的我是这样的:穿着牛仔裤,一件红色的Polo衬衫,脚上是暗红色的跑步鞋。鞋子和上衣是暗 暗谐调的。衣服裤子都有点宽松感,因为今天是懒洋洋的周末。两个好朋友正在厨房里做晚饭,在这之前,我们在阳台上晒太阳。早上起床的时候,就知道今天是个 宽松舒适的日子,所以挑选的衣服,就是宽松舒适的衣服。早上起床以后,我大概需要总共半小时来打理自己,其中大概10分钟花在浴室里,20分钟花在衣服的 考量上。然后我们来看看你:你大概也需要半小时,但是我猜刚好相反,你需要20分钟在浴室里洗头洗脸擦乳液什么的,但是只花10分钟穿衣服。作家妈妈,你 是这样的没错吧?还有买衣服。你的衣橱蛮满的,我的衣橱却很空kk跟你的比起来。这是因为我们的购买行为很不一样。你买衣服是随兴所致的,走在路上你看见 哪一件喜欢就买下来,买回家以后很可能永远不穿它。我跟你相反,MM,我“深思熟虑”怎么穿怎么配,然后在完全清楚自己缺什么的时候,才去寻找那特定的某 一件衣服。结果呢,我们花在衣物上的钱和时间其实是一样的,差别在于,我的是专注精选的(而且比你的通常好看100倍),你穿衣服,哈,有时候我觉得,你 就是披上一个装马铃薯的麻布袋或者盖上一条地毯,那美学效果也差不多! ( http://www.aisixiang.com )
  
定型而不自知

两个月前,老爸到香港来看我。头一个晚上他就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香港酒吧,叫NedKelly&apos’sLastStand。家具全 是厚重的木头,空间很小。几个老外坐在那儿喝啤酒。中间小小的舞台上堆满了乐器,很拥挤,好像只要有一个人不小心撞倒一件乐器,整堆乐器就会垮下来。晚上 10点半,乐团开始演奏,是Dixieland爵士乐,人渐渐多起来,塞满了酒吧。老爸有点陶醉说,这酒吧使他回忆“老时光”。第二天,轮到我带他去“我 的酒吧”了。我选择的是“酷名昭彰”的Dragon-i。哎,好像是前晚Ned Kelly&apos;s的反面版:没有老旧的木头,桌面是纯黑的设计, 椅子有猩红的软垫,天花板垂下来画着龙的灯笼。没有爵士乐团表演,倒是有一个DJ在那里玩唱盘,转出HipHop和R&B音乐。前一晚我们喝大杯啤酒,在 这里,我们喝马丁尼和琴酒鸡尾酒。满满的是年轻人,我注意到,老爸确实显得有点不自在。你现在大概已经猜到我到底想说什么了吧?老妈,我丢两个问题给你接 招:第一,请问为什么我们的“品味”如此不同?是因为我们分属不同世代?还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文化?或者,有没有阶级因素呢?第二个问题比较关键,就是, 老妈,你为什么不去了解我的时代或者文化或者“阶级”的品味世界呢?你的穿衣哲学、老爸的宗教美学和他的怀旧酒吧,都不是我的调调,但我也还可以欣赏。我 愿意去博物馆看雕刻展,偶尔去怀旧酒吧坐一会儿也觉得不坏,我可以穿很“牛津”味的衣着,也可以穿最随意的肥裤子和带帽套头运动衣,我也不讨厌你听的 1960年代老歌。那么你为什么不试试看进入我的现代、我的网络、我的世界呢?你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好好思考“打扮”这件事,买点贵的、好的衣服来穿?你 为什么不偶尔去个你从来不会去的酒吧,去听听你从来没听过的音乐?难道你已经老到不能再接受新的东西?还是说,你已经定型,而更糟的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 已经定型得不能动弹? ( http://www.aisixiang.com )

安德烈
  
MM复儿子的信:永远追赶坏的
  
亲爱的安德烈:

我对你的世界没有兴趣?什么跟什么呀!你不记得,为了理解为什么你们听HipHop音乐,我仔细听了HipHop,而且是找到歌词,对 着歌词细听的。不但听了正在流行的,还把1980年代前的也找出来听,为的是了解这个乐种的发展过程。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HipHop来自一种抗议和 批判精神,而且,好的词,根本就进入了诗的境界。中年父母的挫折,安德烈,可能多半来自于,他们正在成长的孩子不愿意把门打开,让他们进入自己的世界,而 不是父母不愿意进入。你不就嫌恶我“母爱”太多,电话太多吗?今天抵达台北。在开往阳明山回家的路上,买了一瓶两公升的鲜奶。回到家,打开冰箱,发现丽沙 阿姨知道我要回来,早一步填满了冰箱,里头已经有一瓶两公升的鲜奶。现在我有两瓶两公升的鲜奶。仔细看了一下保鲜日期,一瓶是今天到期,已经接近不新鲜 了;另一瓶则是三天后。你会从哪一瓶开始喝,安德烈?一个青岛的朋友跟我说过这个故事。人家送了他们一箱苹果。打开一看,大部分新鲜青翠,有几个却已经开 始变色。我的青岛朋友不经思索,伸手就去拿那快要腐坏的;她17岁的儿子也不经思索就抓了一个最青翠的开始喀嚓喀嚓啃起来。他母亲急急说,“唉呀,先吃坏 的呀。坏的不吃,明天怕就不能吃了。”儿子觉得母亲很奇怪,说,“你从坏的吃起,到明天,那好的也逐渐变坏了,结果你就一路在追赶那坏的,你永远在吃那不 新鲜的苹果。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享受那最好的呢?”朋友说,她听了儿子的话,半坏的苹果拿在手里,站在那儿,一时说不出话来。好吧,安德烈。现在我站在那 打开的冰箱前面。请问,你会先喝哪一瓶牛奶? ( http://www.aisixiang.com )
  
翩翩少年时

我在阳台上坐下来。眺望台北盆地一片空蒙。一只老鹰,孤孤单单,在风里忽上忽下,像一个少年独自在玩滑板。我想,咦,何以听不见他拍打 翅膀的声音?侧耳细听,知道是被满山满谷的蝉声覆盖了。夏天,阳明山被蝉的部队占领。想到你的信把我描述得如此“不堪”,我低头检视一下自己:今天穿的是 什么?一件青烟色的棉布薄衫裙。直筒形的,假如你拿一个大塑胶袋,在上面剪出一个半圆,两翼剪出两个袖洞,就是了。赤足。指甲没有颜色,脸上没有脂粉。身 上没有首饰;今天是个独处的日子。我出门的时候,是会“打扮”的,安德烈。不过衣服总是白色或黑色,看起来像是一个“极简主义者”的行动宣示,但真正的原 因是,一、我哪有可能把时间投掷在衣着和打扮的琢磨思考上?二、我可能在用所谓“极简”美学来掩饰自己其实对“美”和“品味”缺乏心得,没有成就。大概在 你进入14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穿衣服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和品味。你弟弟也是在他14岁的时候,开始不再像“孩子”,而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翩翩少年 的矜持。我不说破,但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赏。我惊讶,“成长”这东西多么纤细、多么复杂啊。谁都可以看见一个男孩子长高了,细细的胡子冒出来了,声音突然改 变了,鼓鼓的孩儿脸颊被棱角线条取代,但是人们不会注意到他眼里的稚气消失,一股英气开始逼人;人们也不会发现,他的穿着、他的顾盼、他的自我,敏感得像 女高音最高的一个音符旋绕在水晶玻璃上。他的领子竖起或翻下,他的牛仔裤皮带系在腰间的哪一个高度,他穿恤衫还是衬衫,衬衫尾扎进或露出……所有的细节都 牵引着他的心的跳动。而你我之间,安德烈,是有差距的;那个差距既是世代之差,也是文化之异,甚至是阶级的分野。 ( http://www.aisixiang.com )
  
我是“台妹”

你的母亲,安德烈,是一个在“第三世界”长大的少女。我出生的1952年,台湾的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集体匮乏之外,这少女还来自 一个难民家庭,从中国流离迁徙,一贫如洗。一直到1970年,我才在家里看见冰箱和电视机kk因此阿姆斯壮1969年的登陆月球,这个17岁的台湾少女是 没看见的。台湾到1965年都是“美援”的救济对象。“美援”,在这个台湾少女的记忆里有三件东西:一是洒了金粉的圣诞卡,乡村天主教堂里的美国神父会给 你,上面有马槽、婴儿,还有肥胖可咬、长着翅膀的天使。二是铁罐脱脂奶粉。三是面粉麻布袋。机智的妈妈们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们的上衣和短裤。于是你看见大 大小小的孩子们“穿着面粉袋恤衫”,胸前还印着两只大手紧握,写着:“中美合作,20公斤”。不是“马铃薯麻布袋”,安德烈,你的母亲是“面粉麻布袋”的 一代。除了面粉袋恤衫,18岁以前我基本上只穿过学校制服。别以为是英国学校那种表达身份和地位的校服,有领带和皮鞋。我们穿着白衣黑裙(你可知道我的 “极简美学”的原始来处了吧?)。裙长超过膝盖,要受罚;发长超过耳根,要受罚。我的兄弟们穿的是卡其裤和白上衣,头上顶着军警的大盘帽,帽子里是剃得发 青的头。外国人来台湾,吓一跳,以为台湾满街都是士兵和警察,是个警察国家;他们不知道,那是学生。你会说,可是这些和“贫穷”没什么关系。是的,这种美 学的单调和品味的统一,和贫穷的关系少,和威权政治的关系大。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当威权政治和贫穷一起洒下天罗大网把你罩住的时候,品味,很难有空间。 因为,请问品味是什么?它不就是细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吗?每一件,都正好是贫穷所吝啬给你的,也是威权政治所剥夺于你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
  
另一种贫穷

安德烈,你是否开始觉得这样成长的母亲挺“可怜”的?那你就错啦。贫穷使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深了我对于弱者的 理解和同情。威权统治也许减低了我的个人创造力,但是却磨细了我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使我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加坚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 意味着什么。过去,是我们必须概括承受的。那么你必须“概括承受”的过去,是什么?你所成长的国家,人均收入是30579美金。培育你的是一个民主开放、 文化多元的社会;你的父母都有博士学位(尽管“博士”可能是100分的笨蛋或流氓);你属于那种还不到15岁就已经走过半个地球的“国际人”;你简直就是 一个被太好的环境宠坏的现代王子。品味,太容易了吧?但是,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如果这太好的环境赋予了你美感和品味,那么它剥夺了你一些什么?你的一 代,是否其实有另一种的“贫穷”? ( http://www.aisixiang.com )
  
MM
2006-08-20
 
你的母亲,安德烈,是一个在“第三世界”长大的少女。我出生的1952年,台湾的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集体匮乏之外,这少女还来自一个难民家庭,从中国流离迁徙,一贫如洗。
  亲爱的安德烈[copyright by www.infzm.com]
  ……贫穷使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深了我对于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威权统治也许减低了我的个人创造力,但是却磨细了我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使我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加坚定,
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copyright by www.infzm.com]
           ———摘自龙应台给儿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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