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子女的緣份---------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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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楷体_GB2312]寻找一九四九龙应台苦涩之旅 [/FONT][FONT=楷体_GB231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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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NT][FONT=楷体_GB2312]张洁平[/FONT][FONT=楷体_GB2312]<o></o>[/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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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NT][FONT=宋体]龙应台从家族史出发，写出人性化的一九四九，[/FONT][FONT=楷体_GB2312]“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FONT][FONT=宋体]。她持续三百八十天的历史之旅，往南京、广州、长春、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美国等地访问亲历者、查考历史现场，还有五六十人的口述回忆，写成《大江大海[/FONT][FONT=宋体]一九四九》，发现[/FONT][FONT=楷体_GB2312]“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FONT][FONT=楷体_GB2312] —— [/FONT][FONT=楷体_GB2312]上了船，就是一生”[/FONT][FONT=宋体]她在写书时没掉泪，却在受访时感动落泪。与很多人不同，龙应台关于[/FONT][FONT=楷体_GB2312]“一九四九”[/FONT][FONT=宋体]的写作，是在周围人的注目礼中开始、进行和完成的。[/FONT]
[FONT=宋体]这 个四九年后出生在台湾的国军后裔、眷村女儿，二零零八年开始，“入驻”在香港大学为她专设的“龙应台写作室”。她向自己的学生征集父母一辈的口述历史，向 全社会寻找一九四九的民间记忆，飞往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阅蒋介石日记，往南京、广州、长春、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地访问亲历者、查考历 史现场；一路都向四周的新朋旧友不厌其烦地打听他或她的祖宗家事、家族迁居史。尘封多年的私人日记、历史照片，还有五六十人珍贵的口述回忆，在这个执着的 询问者面前一一打开。[/FONT]
[FONT=宋体]最后，带着这一切的体温、感伤、痛苦以及盼望，她在台北金华街的办公室熬了三个月，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与口述录音中把自己浸透又抽离，一字一句，写下十五万字“龙应台眼中的一九四九”。[/FONT]
[FONT=宋体]她给新书起名：《大江大海[/FONT][FONT=宋体]一九四九》。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大江大海[/FONT][FONT=宋体]一九四九》在台湾正式面世。九月九日，有关本书的媒体茶聚会在香港召开。香港各大书店里，《大江大海》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平均一两个小时就要增加一绣，不少中国大陆访港旅客带几本回去，当做“国庆六十周年”的别样纪念。[/FONT]<o></o>
></o>[FONT=宋体]身为失败者下一代为荣[/FONT]
[FONT=宋体]短短一个多星期，龙应台已经收到数不清的读者来信，许多是年轻人，几乎所有人都说，是流着泪读完这本书。[/FONT]
[FONT=宋体]对 龙应台自己，这是从未有过的写作体验。持续三百八十天的历史苦旅，她尝试找回父亲母亲所经历的真实的一九四九，也找回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记忆。在那一个年 头，仓皇奔逃或者倒下的普通人，看不到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看不到江山易帜的激动人心，他们的个体命运，只是承受着太多流离，太多梦碎，太多被碾碎的青春 和被夺走的生命。如作者在短介中所写：[/FONT][FONT=楷体_GB2312]“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FONT]
[FONT=宋体]书的扉页上，龙应台写着：[/FONT][FONT=楷体_GB2312]“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FONT][FONT=宋体]；她写：[/FONT][FONT=楷体_GB2312]“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FONT][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套 用龙式文法，这可能是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无论在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或是任何一个华人社会，书中描述的一切，都会让你感到陌生——而这种陌 生，正是写作本书的过程里，作者发现的另一个惊人事实——短短六十年光阴，竟在各地，以各种理由，制造了数不清的记忆“黑匣子”，以至对于并不遥远的一九 四九，我们甚至无从“回忆”，只能“寻找”。[/FONT][FONT=宋体]缘起，是龙槐生和应美君的故事[/FONT]
[FONT=宋体]在作者介绍里，她这样写自己：[/FONT][FONT=楷体_GB2312]“『龙应台』不是笔名，是真名；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她是离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FONT]
[FONT=宋体]应美君怀里抱着刚生的孩子“应达”，一九五零年从海南登上开往台湾的大船。台湾——在哪里？是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生长在浙江淳安的美君不知道，生长在湖南衡山的丈夫——国府驻常州的宪兵队长龙槐生也不知道。[/FONT]
[FONT=宋体]在一九四九年一批一批撤退往台湾的国军舰船上，甚至有驾船的海军逃开炮火射程，才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FONT][FONT=楷体_GB2312]“听说那地方叫『台湾』，我也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FONT]
[FONT=宋体]美君和槐生在台湾高雄的码头找到了彼此，他们，和一批一批，流落在这陌生港口的前后一百二十万国军士兵、家眷一样，满怀忐忑地打量这个陌生的小岛。[/FONT]
[FONT=宋体]一九四九年离开家乡时，他们都没有回头，年轻人都以为，那不过是暂别。谁也没想到，一上船，就是一辈子。[/FONT]
[FONT=宋体]在高雄出生的龙应台仍然记得，年少时候，父亲总是拿出一双苍黄的布鞋底，在儿女面前讲起往事，泣不成声。因为往事说得太多，战乱后长大的少年厌烦了，边听边嘲笑，听完便算，也不深究。[/FONT]
[FONT=宋体]那双鞋底，正是一九四九年，祖母在衡山老家与父亲匆匆作别的一刻，塞进父亲怀里的。那一刻，竟是最后一面。只是这个故事，小女儿应台再没有机会听完整。[/FONT]
[FONT=宋体]在书里，龙应台写：[/FONT][FONT=楷体_GB2312]“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试着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FONT][FONT=宋体]槐生逝世五年之后，美君亦已失忆，连最爱的女儿也唤不出名字。[/FONT]
[FONT=宋体]龙应台终于完成了关于一九四九的写作，触到了父母那一辈人曾经历的真实伤痛。可惜[/FONT][FONT=楷体_GB2312]“最大的遗憾，父亲看不到了，母亲看不懂了。这本书是写给他们的。”[/FONT]
[FONT=宋体]缘起，是要追问父母未尽的言语，追寻自己从何处而来；结果，[/FONT][FONT=宋体]揭开了整整一代人[/FONT][FONT=楷体_GB2312]“隐忍不言的伤”[/FONT][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o></o>[/FONT]
></o>[/FONT][FONT=宋体]回忆起一九四九，海峡两边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台湾人说“民国三十八年，两百万国军撤退到台湾。”中国大陆，讲“国庆六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两种理解，都让龙应台觉得不能接受。[/FONT]
[FONT=楷体_GB2312]“你要知道，这两百万人，不是『 砰 』一下子，就来到这岛上的。”[/FONT]
[FONT=楷体_GB2312]“写 书时，人家说龙应台在写一九四九，我周边在香港的人，第一反应会是『哦，建国六十年』。这给我蛮大一个震撼：整个中国大陆的十三亿人，其实完全不知道，这 些被国共战争的机器绞出来的人的命运，他们后代的命运。要讲两岸如何如何，其实连基础都没有。这个台湾，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到了那儿，然后带着什么 样的伤感，什么样的创痛。”[/FONT]
[FONT=宋体]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的龙应台写作室，背后是山，窗外面海。书桌堆满档案，后边竖着白板架，上面涂画写作过程里每一个阶段的构思与关联；前方，则是一整面墙的中国地图，圆点标记出龙应台一路计划探访和已经探访的地方。[/FONT][FONT=宋体]孤军被关在越南集中营[/FONT]
[FONT=楷体_GB2312]“你看，这些人，是被绞肉机一样，从这个国家一股一股绞出来的。”[/FONT][FONT=宋体]龙应台指着地图上的中国大陆，手指向四面拂过，[/FONT][FONT=楷体_GB2312]“在 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写的是从那个机器被绞出来的六、七股人，你知道吗？甚至有一小股国军孤军是从甘肃、青海直接逼进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是不得了的故事，也 有上千人；在西南，从云南进入滇缅是一股，是第二股了；第三股到越南，第四股到澳门，第五股到香港，第六股到台湾，第七股是沿海，从舟山群岛一路下来到金 门、马祖、乌丘、江浙跟福建。”[/FONT]
[FONT=宋体]每一股，都有悲伤的故事，由广西进入越南的一支，在法属越南的集中营被关三年半，生命一半一半地消亡，幸存者一九五三年才回到台湾。到澳门也有一支，龙应台说，各种数据显示有国军孤军到了澳门，但他们未来如何，是死是活，所有的数据都没有详细记载，所有相关机构都不知道，[/FONT][FONT=楷体_GB2312]“真的像轻烟一样”[/FONT][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一九四八年，诗人[/FONT][FONT=宋体]鼢[/FONT][FONT=宋体]弦还是河南南阳的一名中学生，十六岁。他和五[/FONT][FONT=宋体]千个南阳中学生一起，躲着内战的硝烟大撤退。一路步行到湖南，遇上振奋人心的招兵广告[/FONT][FONT=楷体_GB2312]“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FONT][FONT=宋体]，他们很懂饥饿少年的心思，还送上一大锅热腾腾的红烧肉。少年[FONT=宋体]鼢[/FONT][/FONT][FONT=宋体]弦于是满腔热血地加入，到了台湾。再回家，已是四十二年之后。此间，父母音讯全无，何时过世，如何过世，全不知情。母亲一起做针线活的朋友辗转传了口信：[/FONT][FONT=楷体_GB2312]“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FONT]
[FONT=楷体_GB2312]<o></o>[/FONT]
></o>[/FONT][FONT=宋体]六十年后，[/FONT][FONT=宋体]鼢[/FONT][FONT=宋体]弦向龙应台说起这段往事，眼泪簌簌流个不停。[/FONT]
[FONT=宋体]<o></o>[/FONT]
></o>[/FONT][FONT=宋体]还 有许多十八岁。龙槐生十八岁，遇上一九三七年南京保卫战，成了国军的爱国青年。台湾卑南族青年陈清山和吴阿吉十八岁，遇上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征兵，当时 只说招工，两个穷小子于是到了大陆，当国军，被俘虏了，又当解放军，从此在大陆生活五十年。利瓦伊恂十八岁，正是抗战，爱国、从军，在日军统治的上海，做 游击队长，进行敌后爆破。一次行动中被捕，被送到南京老虎桥集中营，一九四三年，和一千五百多名国军俘虏一起被送上船，到几千里以外的新几内亚拉包尔岛， 关进那里的集中营。[/FONT][FONT=宋体]拉包尔幸存者等待这天[/FONT]
[FONT=宋体]六十年后，接到龙应台要寻找拉包尔集中营幸存者的信息，八十九岁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FONT][FONT=楷体_GB2312]“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FONT]
[FONT=宋体]还有多少十八岁，变成残破的尸体，倒在熟悉的土地、陌生的战场上？还有多少母亲，永远等不到回家的孩子？多少姑娘，永远等不回不告而别的恋人？[/FONT]
[FONT=宋体]一场战争，究竟谁是胜利者？还是如龙应台所说：[/FONT][FONT=楷体_GB2312]“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FONT]
[FONT=楷体_GB2312]<o></o>[/FONT]
></o>[/FONT][FONT=宋体]龙应台说：[/FONT][FONT=楷体_GB2312]“北 京刚好在庆祝建国六十年，还有很多论述会讲：‘在东北辽渖战役中十二天歼灭四十七万人，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里五十天歼灭五十五万人’，现在还在讲军 事史，我看到心里蛮痛的。你究竟知不知道，你所歼灭的那些人，都是东北和山东的子弟，十八岁的人，你一定知道的。但为什么过了六十年，还在用这种语气去谈 呢？过了六十年，是不是该有一个新的态度，尤其是胜利那一方，可以有一个更贴近人性、更关怀、更谦卑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FONT]
[FONT=宋体]历史在两边，都留下了太多黑盒子。[/FONT][FONT=宋体]长春围城历史被湮没[/FONT]
[FONT=宋体]在走近一九四九之前，龙应台花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大量阅读数据。她说：[/FONT][FONT=楷体_GB2312]“在出发之前，我带着一个巨大的好奇，想要知道我们这一整代人对一九四九已经有的支离破碎的认识。我想要看历史根据，去知道，我们原来有的那种认识到底是不是真的。”[/FONT]
[FONT=宋体]即 便如此，重重迷雾仍让她讶异：在大陆，一九四八年的长春围城，整整五个月，饥殍遍野，饿死的人数统计从十五万到六十五万，惨烈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后 来，“胜利”走进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长春被称为“兵不血刃”光荣解放。六十年过去，龙应台去采访，这城市来来往往的路人，竟无人知晓曾有数十万人饿死在这 里！[/FONT]
[FONT=宋体]在台湾，一九四九年国军从广州码头撤退到台，甚至连哪一个码头，国军档案都没有留下记录。不要说那许多流落各地的孤军，更不要说日据时代曾被征召入日军上中国战场的台湾“军夫”。[/FONT][FONT=楷体_GB2312]“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从一九四五年，砰一下就跳到一九四九年，然后就是五十年代的台湾。”[/FONT][FONT=宋体]龙应台说，[/FONT][FONT=楷体_GB2312]“那个战败心理，到现在还是无法面对。”[/FONT]
[FONT=宋体]一边，是战胜者的洗刷，以权力重写历史；另一边，是战败者的隐笔，对耻辱选择性失忆。六十年光阴，亲历者苍老、死去，沧海桑田无声无息，一九四九，最后剩下的，只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FONT]
[FONT=宋体]后来者无从回忆，无处寻找，连六十年后，要重新进入那情境，都变成难上加难。[/FONT]
[FONT=宋体]八 月四日，龙应台交了《一九四九》的初稿。八月八日晚上，台北的朋友开了庆祝会欢迎她“出狱”。在庆祝会上，龙应台听十二个好朋友议论刚刚完成的书稿，心里 一惊。第二天，她执意把已经排版了一半的稿子拿回来，全部打碎重写。整整三十六个小时，没有睡觉，把章节次序全部调整。原先的第一章，变成第五章，美君与 槐生的故事，这才成了最开篇。[/FONT][FONT=宋体]曾经打碎重写调整章节[/FONT]
[FONT=宋体]龙应台发现，原来人们对这段历史太陌生，讲东北联军、解放军，看来很常识的历史，许多人完全进不去。[/FONT][FONT=楷体_GB2312]“没有概念到一个程度，原来的第一部完全进不去，尤其年轻人进不去。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国军将领）黄百韬也没听说过，孙立人也不知道。国共内战，什么跟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才想说，那要比我的预期还要再降低点，门坎要更低一点，要更温柔地带他进入。”[/FONT]
[FONT=楷体_GB2312]“从家族史到国族史”，“下历史的功夫进去，乘着文学的翅膀出来”，[/FONT][FONT=宋体]这是龙应台对自己这厚厚三百多页书卷的定位。所有材料都来自真实史料或第一手的访问材料，长达一百二十七项细致的批注可以证明，落在纸面，化作一张一张普通人的鲜活脸孔，他们真切的苦痛与哀伤。[/FONT]
[FONT=宋体]最令作者震撼和难忘的，是那些被隐藏更深的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湾故事。[/FONT]
[FONT=楷体_GB2312]“开 始，我想了解一九四九年那两百万突然来到台湾的外省人怎么回事。但是我很快发现，要真正了解那个时代，怎么可能不问另一个问题：这个岛上一九四九年原来就 有六百万人，这六百万人在四九年前过怎样的生活？他被教了好几代，是日本人，读日本书，听日本音乐，欣赏日本文学。突然，一九四九年来了两百万人。难道他 们没有想法吗？难道这冲击不大吗？我才发现，原来我对他们的了解等于零。从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四年历史被一 个『二二八』所垄断，这合理吗？”[/FONT]
[FONT=宋体]巨大的问号带着龙应台回头去找那六百万在地的台湾人，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FONT][FONT=楷体_GB2312]“这 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历史脉络，而且痛在完全相反的地方。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是在日本一方的。那么他们之间的碰撞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那种碰撞，其 实就一路走到六十年后今天的台湾政治，蓝的或者绿的，本省的或外省的。」「原来，要了解一九四九，我一定要回到一九四五。”[/FONT]
[FONT=宋体]中日战争时候的台湾，如今已无法言说。你怎么理解，日本在台湾招一千名军人，结果有四十万个台湾年轻人应征？这些少年，被选上曾是乡里的荣耀。龙应台说：[/FONT][FONT=楷体_GB2312]“当时六百万台湾人，有二十万子弟被日军送到南洋、海南岛、新几内亚去，死了三万三百零四个人，活着的人回来发现，从此以后你的孩子以你为耻。”[/FONT]
[FONT=宋体]台湾作家黄春明诉说自己的故事，他很记得一九四五年，宣布天皇战败那一天，在学校里听到了广播，他回家，看到爸爸伤心得不得了，说台湾沦陷了、战败了；爷爷却高兴得不得了：解放了。[/FONT]
[FONT=楷体_GB2312]“那 是一九四五年，台湾人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错乱的处境里，他们都是失败者。后来，两百万失败者又来到岛上，带着完全不同的创伤。他们被不同的国 家机器控制、塑造、伤害、践踏，而失败了到这里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六百万加两百万的失败者，在之后六十年里头，创造出一个不同的社会，奠定了不同于以 往的价值。”[/FONT]
[FONT=宋体]龙应台本想将书献给所有“失败者”，可最后，她还是改成：献给[/FONT][FONT=楷体_GB2312]“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FONT][FONT=宋体]。[/FONT]
[FONT=楷体_GB2312]“这是一本很悲伤的书。”[/FONT][FONT=宋体]书稿已经付印，龙应台仍然不怎么会笑。[/FONT][FONT=楷体_GB2312]“我有时想到当年在沈阳火车站前面自杀的那个国军军官，他在地上用白色粉笔写着：『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我父亲就是湖南人，军校十八期……这本书里，有三千万亡魂，太多亡魂了……”[/FONT]
[FONT=宋体]写作过程里，她恪守创作者的原则，从未掉过一滴眼泪。此时，却哽咽起来。在后记里，她说自己在做一件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FONT][FONT=楷体_GB2312]“但这件事情所承载的历史重量，触及了我们心中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FONT][FONT=宋体]，她说要[/FONT][FONT=楷体_GB2312]“不离不弃”[/FONT][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轻轻抹去泪水的龙应台，轻轻说了一句话：[/FONT][FONT=楷体_GB2312]“我想要透过这本书，让那许多许多的亡魂，在这六十年后，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http://www.chinavalue.net/Blog/244903.aspx
[/FONT]
要和美国佬学学，胡萝卜加大棒 。以德服人只能服有德之人，对冥顽不灵者，必须用大棒。要和平必须先武备，要民主必须先专制。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
难怪这个论坛有好些人总是对您挥舞大棒。
笑S我~~~~~~
木兰你太会搞笑了，那些人的粗言污语也能称得上『大棒』？对我骚痒都嫌不足。山姆大叔得知你这说法，也会捧腹大笑的。难怪这个论坛有好些人总是对您挥舞大棒。
坚持正确的立场，是我做人的道德底线。
[FONT=楷体_GB2312]寻找一九四九龙应台苦涩之旅 [/FONT][FONT=楷体_GB2312]<o>[FONT=楷体_GB2312]张洁平[/FONT][FONT=楷体_GB2312]<o>[FONT=楷体_GB2312]“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从一九四五年，砰一下就跳到一九四九年，然后就是五十年代的台湾。”[/FONT][FONT=宋体]龙应台说，[/FONT][FONT=楷体_GB2312]“那个战败心理，到现在还是无法面对。”[/FONT][FONT=宋体] <o>
</o>[/FONT][FONT=宋体]一边，是战胜者的洗刷，以权力重写历史；另一边，是战败者的隐笔，对耻辱选择性失忆。六十年光阴，亲历者苍老、死去，沧海桑田无声无息，一九四九，最后剩下的，只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FONT]
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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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篇老文章，也是这篇文章，让我认识了龙应台
秩序还好吗
作者：龙应台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觑来人，呵，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的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过，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2月13日下午4时零3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做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13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10公里；您超了3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20马克——”
20马克，就是大约港币100多块，台币360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叫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50多岁的人有着特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相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注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17公里，超7公里；第二次，15公里，超5公里。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30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10公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10公里速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10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20公里，也就是说，20公里以下的速度已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行速度属17或15或13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为3公里、5公里之超速而罚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度仪上有10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13公里还是10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我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40马克，再不缴，就是60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180马克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受到了打击：“?，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
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处罚13公里的时速，这秩序局实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篓边，拎起大剪刀。好，奋斗到60马克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罗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抗议到底的代价太昂贵了，何况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却再也提不起兴致继续修剪莓果枝。气馁地躺进伞下的凉椅，随手翻开今天的小镇报纸，竟然，竟然有这么一篇报导：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机引起争议
……
……前任市长本人亦以时速11公里被拍照，罚金20元，市长拒缴。消防队队长以15公里时速被开罚单，他愤怒地说：
“20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来测量了。”
两名律师正准备和市政府就此交通标志对簿公堂，全国驾驶人协会也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在那个地点被照相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荡产不可!妈的!”
秩序还好吗
作者：龙应台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觑来人，呵，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的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过，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2月13日下午4时零3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做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13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10公里；您超了3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20马克——”
20马克，就是大约港币100多块，台币360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叫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50多岁的人有着特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相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注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17公里，超7公里；第二次，15公里，超5公里。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30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10公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10公里速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10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20公里，也就是说，20公里以下的速度已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行速度属17或15或13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为3公里、5公里之超速而罚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度仪上有10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13公里还是10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我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40马克，再不缴，就是60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180马克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受到了打击：“?，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
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处罚13公里的时速，这秩序局实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篓边，拎起大剪刀。好，奋斗到60马克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罗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抗议到底的代价太昂贵了，何况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却再也提不起兴致继续修剪莓果枝。气馁地躺进伞下的凉椅，随手翻开今天的小镇报纸，竟然，竟然有这么一篇报导：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机引起争议
……
……前任市长本人亦以时速11公里被拍照，罚金20元，市长拒缴。消防队队长以15公里时速被开罚单，他愤怒地说：
“20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来测量了。”
两名律师正准备和市政府就此交通标志对簿公堂，全国驾驶人协会也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在那个地点被照相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荡产不可!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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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作者：高华
来源：《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6月）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 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 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 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 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 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 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 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 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 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 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 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 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 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 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 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 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 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 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 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 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 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 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 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 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 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 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 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 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 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 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 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 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 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 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 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 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 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 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 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 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 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 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 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 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 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 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 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 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 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 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 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 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 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 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 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 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 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 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 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 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 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 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 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 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 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 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 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 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 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 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 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 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 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 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 “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 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 “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 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 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 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 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 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 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 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 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 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 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 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 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 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 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 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 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 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 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 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 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 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 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 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 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 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 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 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 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 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 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 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 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 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 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 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 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 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 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 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 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 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 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 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 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 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 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 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 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 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 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 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 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 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 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 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 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 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 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 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 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 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 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 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 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 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 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 《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 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 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 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 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 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 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 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 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 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 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 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 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 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 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 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 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 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 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 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 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 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 “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 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 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 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 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 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 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 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 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 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 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 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 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 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 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 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 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 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 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 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本文在《领导者》杂志与台湾《思想》杂志同步刊登
（相关简介：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常成对文章的修订提出意见，对文章的完善有所帮助；他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博士候选人王泳还分别给作者寄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作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者：高华
来源：《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6月）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 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 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 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 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 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 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 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 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 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 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 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 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 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 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 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 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 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 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 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 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 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 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 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 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 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 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 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 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 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 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 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 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 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 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 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 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 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 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 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 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 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 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 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 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 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 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 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 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 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 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 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 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 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 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 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 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 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 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 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 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 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 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 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 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 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 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 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 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 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 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 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 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 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 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 “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 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 “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 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 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 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 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 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 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 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 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 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 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 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 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 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 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 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 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 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 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 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 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 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 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 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 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 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 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 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 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 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 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 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 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 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 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 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 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 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 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 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 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 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 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 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 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 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 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 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 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 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 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 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 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 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 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 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 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 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 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 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 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 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 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 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 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 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 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 《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 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 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 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 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 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 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 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 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 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 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 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 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 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 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 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 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 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 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 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 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 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 “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 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 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 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 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 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 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 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 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 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 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 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 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 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 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 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 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 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 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 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本文在《领导者》杂志与台湾《思想》杂志同步刊登
（相关简介：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常成对文章的修订提出意见，对文章的完善有所帮助；他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博士候选人王泳还分别给作者寄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作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WalkInD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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