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林
仅仅一个周末，郭德纲事件陡然升级，5天前还是一个郭门弟子与记者的纠纷；4天前郭德纲骂人博文出来后，升级为郭德纲与一家电视台的纠纷；接着与郭错有旧怨的央视用排比炮轰郭德纲，将其作为三俗典型，事情然后就急剧起变化，周末两天发生的事情让人瞠目结舌：北京的书店接到通知将郭德纲的作品全部下架；郭德纲的众多小剧场正停业整改；还有消息说北京广电方面已下达对郭的“封杀令”。（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禁书，禁演，封杀，这一连串招招欲置郭德纲于绝境的措施让旁观者心生恐怖：郭德纲到底犯了多大的错，至于用这么狠、这种置人于绝路的手段对他吗？是的，他的弟子打人绝对是不对的，他的博文毒骂也是错上加错，可是，郭德纲已经为他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弟子被拘并罚款，舆论严厉的谴责，两元老宣布退出，有网友抵制他的相声。他犯的并非是万恶不赦之罪，对于其护短和骂人，这样的惩罚已经够重的了。
是的，他是一个名人，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可，他更是一个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舆论的批评和市场的抵制那是民众“用脚投票”的权利，可公权力要惩罚一个公民时，必须依据法律：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并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以公开的方式作出。谁犯错就惩罚谁，他犯了多大的错，就依据法律规定让他付出多大的代价。
可是，禁书，禁演，封杀，这些狠招并没有让人看到法律依据，也根本看不到有起码的正当性。首先，打人的并不是郭德纲，而是他那冲动的弟子，不能把主要责任算到郭德纲的头上。然后，他确实骂了人，可，他只应该为他的不当的言论承担有限责任，而不是否定他整个人。再退后一步，即使要批判其人，也只应该质疑其人品，而不应该涉及到他的相声和作品，毕竟，从其作品的市场来看，他的相声是受欢迎的，也是无辜的，并没有误导年轻人，并没有违反社会主义价值观，并没有宣扬不健康的东西和违反法律。
可是，禁他的书，禁其演出，对其下封杀令，完全是一种恐怖的株连和清洗思维。这样由弟子株连到师傅，由个人株连到他的作品，由作品株连到他的单位，由单位株连到他整个事业，并将其错误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和连锁的严惩，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我们的法律早就废弃了那种野蛮的株连制，而与现代法律观念接轨了：一人犯错一人当，不牵连之外的人；罪责相符，多大的错就受到相应大的惩罚；罪刑法定，惩罚必须有法律依据——而封杀则严重违反了这些原则。
如果郭德纲出版的相声作品违反了法律，那么，经过依法鉴定后，可以依法将其下架；如果郭德纲的德云社有违法行为，可以依法责令其停业整顿；还有“禁止其在电视上露面”的“封杀令”也是一样，也要拿出法律依据。可在这个周末北京几个部门一连续的行动中，看遍了媒体报道，也没有听到有关部门对这一系列行动的半句解释。甚至，都不知道这些行动出自哪个部门的、哪天的、哪条命令，公开的报道中我们只见到相关部门、相关通知、相关人士说。看不到法律，只有公权力惹隐若现的影子。
无疑，在当前情况下，郭德纲事件，仍是郭的弟子与被打记者的纠纷，是郭德纲与北京台的纠纷——当然了，郭德纲痛骂北京台的博文冒犯了公德和引发众怒，还有舆论与郭德纲的问题。这时候，公权力是不适宜先在地偏向于哪一方的，而应该依据法律作出公平的判决，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处理。在这起纠纷中，北京台和郭德纲都是纠纷中的一方，公权力不应有任何偏袒——从新闻出版部门、文化部门到广电部门，不是北京台的私器，而是每一个公民纳税供养的公共部门。可这样没有法律依据地对郭德纲进行禁演、禁书、禁人，仿佛是挟公权帮一个电视台报私仇。
记得传闻网络红人凤姐被封杀时，凤姐很是彪悍地公开追问传闻要封杀他的部门：要封杀我，可以！他在封杀前应提前至少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通知我，第二要让我明白，我为什么会被封杀……第三，封杀我要有法律依据，必须指明它是根据什么条例。请有关部门也给出倒郭和整郭的法律依据。这样蛮横而不讲法的惩罚，只会把舆论推向同情和支持郭德纲的那一边。李鹤彪的拳头和郭德纲的表现给舆论留下的很不好的形象，可公权力这样没有法律依据地打压和封杀一个艺人，如此滥用公权暴力，比打人骂人之恶恶上万倍，是最大的恶。
仅仅一个周末，郭德纲事件陡然升级，5天前还是一个郭门弟子与记者的纠纷；4天前郭德纲骂人博文出来后，升级为郭德纲与一家电视台的纠纷；接着与郭错有旧怨的央视用排比炮轰郭德纲，将其作为三俗典型，事情然后就急剧起变化，周末两天发生的事情让人瞠目结舌：北京的书店接到通知将郭德纲的作品全部下架；郭德纲的众多小剧场正停业整改；还有消息说北京广电方面已下达对郭的“封杀令”。（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禁书，禁演，封杀，这一连串招招欲置郭德纲于绝境的措施让旁观者心生恐怖：郭德纲到底犯了多大的错，至于用这么狠、这种置人于绝路的手段对他吗？是的，他的弟子打人绝对是不对的，他的博文毒骂也是错上加错，可是，郭德纲已经为他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弟子被拘并罚款，舆论严厉的谴责，两元老宣布退出，有网友抵制他的相声。他犯的并非是万恶不赦之罪，对于其护短和骂人，这样的惩罚已经够重的了。
是的，他是一个名人，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可，他更是一个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舆论的批评和市场的抵制那是民众“用脚投票”的权利，可公权力要惩罚一个公民时，必须依据法律：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并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以公开的方式作出。谁犯错就惩罚谁，他犯了多大的错，就依据法律规定让他付出多大的代价。
可是，禁书，禁演，封杀，这些狠招并没有让人看到法律依据，也根本看不到有起码的正当性。首先，打人的并不是郭德纲，而是他那冲动的弟子，不能把主要责任算到郭德纲的头上。然后，他确实骂了人，可，他只应该为他的不当的言论承担有限责任，而不是否定他整个人。再退后一步，即使要批判其人，也只应该质疑其人品，而不应该涉及到他的相声和作品，毕竟，从其作品的市场来看，他的相声是受欢迎的，也是无辜的，并没有误导年轻人，并没有违反社会主义价值观，并没有宣扬不健康的东西和违反法律。
可是，禁他的书，禁其演出，对其下封杀令，完全是一种恐怖的株连和清洗思维。这样由弟子株连到师傅，由个人株连到他的作品，由作品株连到他的单位，由单位株连到他整个事业，并将其错误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和连锁的严惩，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我们的法律早就废弃了那种野蛮的株连制，而与现代法律观念接轨了：一人犯错一人当，不牵连之外的人；罪责相符，多大的错就受到相应大的惩罚；罪刑法定，惩罚必须有法律依据——而封杀则严重违反了这些原则。
如果郭德纲出版的相声作品违反了法律，那么，经过依法鉴定后，可以依法将其下架；如果郭德纲的德云社有违法行为，可以依法责令其停业整顿；还有“禁止其在电视上露面”的“封杀令”也是一样，也要拿出法律依据。可在这个周末北京几个部门一连续的行动中，看遍了媒体报道，也没有听到有关部门对这一系列行动的半句解释。甚至，都不知道这些行动出自哪个部门的、哪天的、哪条命令，公开的报道中我们只见到相关部门、相关通知、相关人士说。看不到法律，只有公权力惹隐若现的影子。
无疑，在当前情况下，郭德纲事件，仍是郭的弟子与被打记者的纠纷，是郭德纲与北京台的纠纷——当然了，郭德纲痛骂北京台的博文冒犯了公德和引发众怒，还有舆论与郭德纲的问题。这时候，公权力是不适宜先在地偏向于哪一方的，而应该依据法律作出公平的判决，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处理。在这起纠纷中，北京台和郭德纲都是纠纷中的一方，公权力不应有任何偏袒——从新闻出版部门、文化部门到广电部门，不是北京台的私器，而是每一个公民纳税供养的公共部门。可这样没有法律依据地对郭德纲进行禁演、禁书、禁人，仿佛是挟公权帮一个电视台报私仇。
记得传闻网络红人凤姐被封杀时，凤姐很是彪悍地公开追问传闻要封杀他的部门：要封杀我，可以！他在封杀前应提前至少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通知我，第二要让我明白，我为什么会被封杀……第三，封杀我要有法律依据，必须指明它是根据什么条例。请有关部门也给出倒郭和整郭的法律依据。这样蛮横而不讲法的惩罚，只会把舆论推向同情和支持郭德纲的那一边。李鹤彪的拳头和郭德纲的表现给舆论留下的很不好的形象，可公权力这样没有法律依据地打压和封杀一个艺人，如此滥用公权暴力，比打人骂人之恶恶上万倍，是最大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