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让龙应台成为台独怨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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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民主的借鉴
作者：李君如
来源：2010年7月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本站发布时间：2010-7-12 21:03:23
阅读量：234次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起，就高高举起追求民主的大旗。毛泽东在1937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
一
从1937-1941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文章的上下篇。而中国现在进行的民主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应当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联盟。美、英等国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实行的是旧民主主义，“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毛泽东曾特别强调，国民党所说的宪政，就是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借此欺骗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
1941年6月德国大举入侵苏联，同年底日本突袭珍珠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先后爆发。为此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苏、美、英、中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形成。由于苏联受到德国猛烈军事进攻，不可能像抗战初期那样大力支援中国，而美、英等西方国家则加大对华军事援助，以减轻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这也就加深了他们在华政治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察觉到这种重大变化，1943年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对外活动我们以美国为主，其次是英国。新四军事件时，许多消息能立即发到美国去。”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与中国军事、政治联系最紧密，它希望国民党能实行民主政策，以维护政治稳定，继续抗战。同时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与中国共产党开始接触。1941年2月美国总统特使局里访问重庆时，当面要求蒋介石加强与其他党派的合作，并公开与周恩来会谈，这是美国官员首次会见中共代表。居里回国后向总统递交报告，报告的一部分特意称赞了中共实行民主政治。
1941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它是抗战以来成立的第一个来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从此国共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民盟大部分成员尊崇西方民主理念和制度，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戒心，他们得到了美、英等国的支持。
面对抗日战争中后期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为更好领导抗战，展现自身良好形象，便大幅度调整政策，借鉴了西方民主有益成分，将他们改造为适合实际需要的政治武器，从而努力把握斗争主动权。
二
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了大后方政治力量构成，认为在三种主要力量中，自己代表新民主主义、民主同盟代表旧民主主义、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西斯主义，集团内一部分亲西方派也代表旧民主主义，如果想赢得超过国民党的政治优势，就要善于将旧民主主义为己所用，以教育民主同盟，分化国民党。毛泽东指出：“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里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周恩来也认为：“我们的态度是坚持新民主主义原则，参加宪政运动…在大后方，要利用旧民主，要强调国会制度，强调分权，主张民权自由、开放党禁和人民自治。”
于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西方民主的借鉴，主要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采取务实态度，肯定西方民主的有益价值。
(一)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都有民主制度，有着共同历史使命。
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共迅速指出：“全世界分成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世界各民族斗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联合起来”，“中、苏、美、英的团结应大大加强起来。这些国家，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阵线的中坚力量。”而德、意、日等国是反民主的，“法西斯夺到了政权以后，他们就推翻了民主政治的标识，民选的议会被代替。法西斯主义就是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和劳动群众的死敌。”
因此，“现在的战争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的斗争”，“各国的民主政治形式和内容可能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自由权利。”
毛泽东也逐渐看重美、英资本主义民主，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两部分资本主义打架，民主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合作，共同对付法西斯。为了表明西方民主的历史进步性，毛泽东还说“我国到1937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提倡西方国家的一些民主口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民主和解放成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大西洋宪章》精神、罗斯福四大自由理论广为人知。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积极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了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除了宣传，中国共产党也推动上述口号在中国实现。1944年11月，毛泽东等人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延安会谈，商讨中国民主进程。会后双方签订《延安协定草案》，协定共五条，其中第三条有“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的表述。抗战刚刚胜利的1945年9月，毛泽东对记者说，战后新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三)提出西方民主某些有益成果应在中国得到应用。
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西方民主中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各政治党派一律平等的原则，认为他们保证了国内团结，使人民一致对付外来侵略，可以为中国所学、所用。毛泽东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
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国民政府应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权利，1941年以后它以西方民主为参考，更加强调保障人权的重要。1943年初，国内掀起第二次“宪政运动”热潮，为此中共明确提出，实行宪政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民的自由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民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认为在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中，“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是四项基本权利。《新华日报》的文章说“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绝不是民治国家了”，“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
《解放日报》在1942年还介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当选获胜后，就和大选时的政治对手合作，并释放美共领导人，英国允许英共机关报复刊的事例，认为这些表明了美、英政府在战争中尊重人民言论出版自由，这是他们民主精神的体现，中国亟待提倡和效法。
二、中国共产党在人权立法、多党竞争、政权开放等方面借鉴了西方民主的制度设计，以尽可能壮大人民力量。
抗战时期中国处于国民党“训政”统治之下。国民党按照“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程序，在《训政纲领》里表明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人民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权力，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监督国民政府的行政事务，确立了“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除国民党外的一切政治团体没有合法身份。
抗战期间，国民党迫于压力，多次表示要结束“训政”，实现“宪政”，但都不了了之，继续维护“一党专政”。毛泽东讽刺这种专政是“寡头专政制度”，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
针对国民党独占中央政权的专制格局，中共明确指出“必须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国，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这个口号。因为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号，自己负有首先忠实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民主是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
(一)制定并颁布中国第一批人权保障的专门法规。
中国近代以来，西方人权观念得到大力提倡，但没有专门的人权法规。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制定、颁布了各种人权保障条例，他们是中国第一批人权保障的专门法规。
这些法规中有代表意义的，是1942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条例》主要内容是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徒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民主权利。从而保障边区一切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及依法之使用及收益自由权(包括土地、房屋、债权及一切资财)。作为该条例的贯彻，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公布，决定保障农民与地主的人权与财权，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回答记者时说：“土地私有制度虽早已经明确与实行，但还没有如这次地权条例所规定的具体明确。”
(二)提出召开各党派参加的紧急国事会议。
1944年中国抗战局面出现严重逆转，在豫湘桂大会战中国民党军损兵60多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失败引发了国际、国内广泛指责，大家认为这是“一党专政”造成的恶果。据此，《大公报》在社论中说：到处胜利纷纷，而我们独败…这事实，太现实了;这经验，太可贵了。包括民主同盟在内的许多政治团体对国民党深深失望，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更加密切，周恩来回忆说：1944年，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了我们。
面对重要的局势变动，毛泽东分析指出：“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英、美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作过这样露骨的批评的。”
中国共产党开始酝酿召开紧急国事会议的方案，周恩来估计国民党将坚决拒绝这项主张，但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赞成的。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中，了解到美国政府希望蒋介石组建各党派联合政府时，备感振奋。
1944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解决危局的办法：“召开各党派的紧急国事会议;国事会议应由国民政府在最近期间召开;国事会议要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制定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取代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统帅部;由联合政府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
(三)参照欧洲模式，提出组建“联合政府”构想。
同召开紧急国事会议紧密联系的，就是组建“联合政府”的构想。关于这一构想的来源，毛泽东说过：“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
国民党军事大溃退的恶劣影响已如前所述，在此主要谈一谈欧洲模式与“联合政府”构想的关系。在1944年，随着法西斯德国逐渐走向灭亡，欧洲许多国家建立起了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比如，法共领导人参加戴高乐政府，担任了部长职务。英共总书记也提出要同自由党、工党、公安党组成竞选联盟，在下次大选中击败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到1945年初，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举行雅尔塔会议，确定大多数被解放的欧洲国家采用“联合政府”模式。这些都给予中国共产党极大启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举了英共的事例，说：我们对他们(国民党)的态度就好像英国共产党对丘吉尔一样。
1944年9月，林伯渠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与此同时，美国也“不约而同”想到类似解决办法，就在林伯渠提出提案的同一天，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当面向蒋介石表示，应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不久美国新闻处广播：“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需成立联合政府。”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报告，阐述了“联合政府”构想。这些报告与1941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最大区别就是肯定了资本主义的领导作用，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的新发展。
毛泽东认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日本、英国的资本主义下降了。但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在战争中的生产是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仍体现出相当的生命力。而在国内，战后应当发展资本主义，“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段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承认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当然包括资本主义民主)应有“某种程度的发展”。
法国的“联合政府”遵循西方民主原则，有工人阶级政党参与，中国共产党认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模式：“法共坚决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纲，在国内，到处成立了城市的地方的解放委员会，包括一切党派，工农组织…在北非，则积极参加临时政府和咨询会议。”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他表示，旧金山联合国会议是五国共同领导的，中国也可以由工人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共同领导，“我说不在于如何说，而在于如何做。”
中国共产党的设想是参考法共方式，承认国民党领导地位，参与到政权组织中，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通过民主程序击败国民党而赢得领导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如果蒋介石失败了，联合政府中我们就是大股，是中心。
要让国民党接收“联合政府”构想，美国政府态度非常重要。罗斯福总统一贯认为国民党专制是不民主的，应当进行改革，这一点使得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有了接近与合作的可能。
为统一全党对美国的认识，1944年7月中共中央专门指出：“反法西斯的美英资产阶级，在其反法西斯一点上均有革命性，以苏美英联盟为基础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乃是今日世界的基本革命战线”，“而如美国的罗斯福、华莱士一派，则比较着重联苏，其革命性亦较大。”
经过反复努力，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乘飞机飞抵延安，进行长期军事政治观察，这被中国共产党称为自己“半独立外交工作”的开始，毛泽东等领导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打消美国对中共可能实行共产主义的疑虑。
毛泽东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进行多次长谈，他说：“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民主在世界上的前途”，“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她”，“我们不指望得到俄国人的援助”，“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将会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满意。”[26]毛泽东还要求美国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因为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
随后，毛泽东等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就组建“联合政府”反复进行商谈。虽然，美国认为“联合政府”必须维护国民党主导地位，但中共对美寻求合作的基本方针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
三
从1941-1945年的4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借鉴西方民主的部分原则、制度和具体做法，贴近现实、服务现实，不断深化，形成召开紧急国事会议、组建“联合政府”的具体构想，这种借鉴是建党以来所没有的。虽然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拒绝与中国共产党民主合作，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基本政策也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共产党直接目的没有达到，但仍取得良好效果：
首先，国民党被迫进行了部分民主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有三种政治制度：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开历史的倒车，即将被扫进垃圾堆，民主主义成为世界潮流。国民党不敢完全逆民意，在中国共产党等党派推动下，进行了部分民主改革。1944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对有关逮捕机关、逮捕程序、拘禁时间、定期核查人犯等问题做了限制性规定。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承诺尽快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各党派地位一律平等。这些都为国统区民主运动开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其次，加强了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联系。
在推动国民党放弃一党独裁方面，中国共产党与美、英政府是基本一致的。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借鉴资本主义民主得到美、英一些民主人士好感，谢伟思在1944年9月的报告中说：中共正在实行民主政策，他们期望得到美国赞成和同情地支持这些政策，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也评论道：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
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停止借鉴活动。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时，曾向周恩来介绍了西方民主制度历史与内容。周恩来对马歇尔说，美国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精神;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等。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仿照西方民主原则，通过各项协议，希望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宪政中国，中共积极参与了政协会议，并大力赞成政协协议。
最后，团结和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初步认同西方民主，这种办法搭起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共合作的桥梁。特别是1944年9月林伯渠公开提出“联合政府”口号之后，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马上表示，应由“各党各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国民党参政员孔庚说：“民主潮流不可侮。中国目前不实行民主，就要亡国”;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也指出：“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一部分开明人士大力赞同中国共产党政治构想，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后来，蒋介石集团拒绝“联合政府”构想，不惜发动反共内战，美国政府选择了支持蒋介石，严酷现实更加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促使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向新民主主义。
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现实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条件、有限度得借鉴西方民主，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有效打开了在国内大城市的工作局面，扩大了国际影响，为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新中国建立创造了良好条件。
屁民评：高高举起的是民主的大旗，可惜拉起来的只是幌子。想要获得别人支持的时候，就使劲的举高一些，生怕人家看不见。不需要人家支持的时候，就再跟国民党学习领会一党专政的技巧。
挂羊头，卖狗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做法。
不信？请把所有中国共产党提倡的一阵一阵的运动历史拿来仔细研读。现在的运动也一样。历史在重演着。
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民主的借鉴
作者：李君如
来源：2010年7月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本站发布时间：2010-7-12 21:03:23
阅读量：234次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起，就高高举起追求民主的大旗。毛泽东在1937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
一
从1937-1941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文章的上下篇。而中国现在进行的民主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应当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联盟。美、英等国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实行的是旧民主主义，“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毛泽东曾特别强调，国民党所说的宪政，就是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借此欺骗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
1941年6月德国大举入侵苏联，同年底日本突袭珍珠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先后爆发。为此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苏、美、英、中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形成。由于苏联受到德国猛烈军事进攻，不可能像抗战初期那样大力支援中国，而美、英等西方国家则加大对华军事援助，以减轻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这也就加深了他们在华政治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察觉到这种重大变化，1943年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对外活动我们以美国为主，其次是英国。新四军事件时，许多消息能立即发到美国去。”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与中国军事、政治联系最紧密，它希望国民党能实行民主政策，以维护政治稳定，继续抗战。同时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与中国共产党开始接触。1941年2月美国总统特使局里访问重庆时，当面要求蒋介石加强与其他党派的合作，并公开与周恩来会谈，这是美国官员首次会见中共代表。居里回国后向总统递交报告，报告的一部分特意称赞了中共实行民主政治。
1941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它是抗战以来成立的第一个来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从此国共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民盟大部分成员尊崇西方民主理念和制度，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戒心，他们得到了美、英等国的支持。
面对抗日战争中后期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为更好领导抗战，展现自身良好形象，便大幅度调整政策，借鉴了西方民主有益成分，将他们改造为适合实际需要的政治武器，从而努力把握斗争主动权。
二
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了大后方政治力量构成，认为在三种主要力量中，自己代表新民主主义、民主同盟代表旧民主主义、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西斯主义，集团内一部分亲西方派也代表旧民主主义，如果想赢得超过国民党的政治优势，就要善于将旧民主主义为己所用，以教育民主同盟，分化国民党。毛泽东指出：“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里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周恩来也认为：“我们的态度是坚持新民主主义原则，参加宪政运动…在大后方，要利用旧民主，要强调国会制度，强调分权，主张民权自由、开放党禁和人民自治。”
于是，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西方民主的借鉴，主要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采取务实态度，肯定西方民主的有益价值。
(一)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都有民主制度，有着共同历史使命。
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共迅速指出：“全世界分成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世界各民族斗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联合起来”，“中、苏、美、英的团结应大大加强起来。这些国家，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阵线的中坚力量。”而德、意、日等国是反民主的，“法西斯夺到了政权以后，他们就推翻了民主政治的标识，民选的议会被代替。法西斯主义就是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和劳动群众的死敌。”
因此，“现在的战争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的斗争”，“各国的民主政治形式和内容可能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自由权利。”
毛泽东也逐渐看重美、英资本主义民主，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两部分资本主义打架，民主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合作，共同对付法西斯。为了表明西方民主的历史进步性，毛泽东还说“我国到1937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提倡西方国家的一些民主口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民主和解放成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大西洋宪章》精神、罗斯福四大自由理论广为人知。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积极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了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除了宣传，中国共产党也推动上述口号在中国实现。1944年11月，毛泽东等人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延安会谈，商讨中国民主进程。会后双方签订《延安协定草案》，协定共五条，其中第三条有“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的表述。抗战刚刚胜利的1945年9月，毛泽东对记者说，战后新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三)提出西方民主某些有益成果应在中国得到应用。
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西方民主中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各政治党派一律平等的原则，认为他们保证了国内团结，使人民一致对付外来侵略，可以为中国所学、所用。毛泽东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
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国民政府应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权利，1941年以后它以西方民主为参考，更加强调保障人权的重要。1943年初，国内掀起第二次“宪政运动”热潮，为此中共明确提出，实行宪政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民的自由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民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认为在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中，“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是四项基本权利。《新华日报》的文章说“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绝不是民治国家了”，“所谓四个民权，就是在选举权之外，更加上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三个权。人民同时享有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权。但是，假使人民连选举权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谈不到民主、民治”。
《解放日报》在1942年还介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当选获胜后，就和大选时的政治对手合作，并释放美共领导人，英国允许英共机关报复刊的事例，认为这些表明了美、英政府在战争中尊重人民言论出版自由，这是他们民主精神的体现，中国亟待提倡和效法。
二、中国共产党在人权立法、多党竞争、政权开放等方面借鉴了西方民主的制度设计，以尽可能壮大人民力量。
抗战时期中国处于国民党“训政”统治之下。国民党按照“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程序，在《训政纲领》里表明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人民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权力，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监督国民政府的行政事务，确立了“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除国民党外的一切政治团体没有合法身份。
抗战期间，国民党迫于压力，多次表示要结束“训政”，实现“宪政”，但都不了了之，继续维护“一党专政”。毛泽东讽刺这种专政是“寡头专政制度”，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
针对国民党独占中央政权的专制格局，中共明确指出“必须反法西斯侵略的各国，先在自己本国内彻底实现这个口号。因为一方面，自己所提出的口号，自己负有首先忠实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民主是击溃法西斯侵略阵线的最有效的武器。”
(一)制定并颁布中国第一批人权保障的专门法规。
中国近代以来，西方人权观念得到大力提倡，但没有专门的人权法规。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制定、颁布了各种人权保障条例，他们是中国第一批人权保障的专门法规。
这些法规中有代表意义的，是1942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条例》主要内容是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徒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民主权利。从而保障边区一切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及依法之使用及收益自由权(包括土地、房屋、债权及一切资财)。作为该条例的贯彻，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公布，决定保障农民与地主的人权与财权，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回答记者时说：“土地私有制度虽早已经明确与实行，但还没有如这次地权条例所规定的具体明确。”
(二)提出召开各党派参加的紧急国事会议。
1944年中国抗战局面出现严重逆转，在豫湘桂大会战中国民党军损兵60多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失败引发了国际、国内广泛指责，大家认为这是“一党专政”造成的恶果。据此，《大公报》在社论中说：到处胜利纷纷，而我们独败…这事实，太现实了;这经验，太可贵了。包括民主同盟在内的许多政治团体对国民党深深失望，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更加密切，周恩来回忆说：1944年，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了我们。
面对重要的局势变动，毛泽东分析指出：“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英、美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作过这样露骨的批评的。”
中国共产党开始酝酿召开紧急国事会议的方案，周恩来估计国民党将坚决拒绝这项主张，但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赞成的。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中，了解到美国政府希望蒋介石组建各党派联合政府时，备感振奋。
1944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解决危局的办法：“召开各党派的紧急国事会议;国事会议应由国民政府在最近期间召开;国事会议要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制定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取代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统帅部;由联合政府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
(三)参照欧洲模式，提出组建“联合政府”构想。
同召开紧急国事会议紧密联系的，就是组建“联合政府”的构想。关于这一构想的来源，毛泽东说过：“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
国民党军事大溃退的恶劣影响已如前所述，在此主要谈一谈欧洲模式与“联合政府”构想的关系。在1944年，随着法西斯德国逐渐走向灭亡，欧洲许多国家建立起了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比如，法共领导人参加戴高乐政府，担任了部长职务。英共总书记也提出要同自由党、工党、公安党组成竞选联盟，在下次大选中击败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到1945年初，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举行雅尔塔会议，确定大多数被解放的欧洲国家采用“联合政府”模式。这些都给予中国共产党极大启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举了英共的事例，说：我们对他们(国民党)的态度就好像英国共产党对丘吉尔一样。
1944年9月，林伯渠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与此同时，美国也“不约而同”想到类似解决办法，就在林伯渠提出提案的同一天，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当面向蒋介石表示，应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不久美国新闻处广播：“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需成立联合政府。”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报告，阐述了“联合政府”构想。这些报告与1941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最大区别就是肯定了资本主义的领导作用，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的新发展。
毛泽东认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日本、英国的资本主义下降了。但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在战争中的生产是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仍体现出相当的生命力。而在国内，战后应当发展资本主义，“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段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承认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当然包括资本主义民主)应有“某种程度的发展”。
法国的“联合政府”遵循西方民主原则，有工人阶级政党参与，中国共产党认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模式：“法共坚决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纲，在国内，到处成立了城市的地方的解放委员会，包括一切党派，工农组织…在北非，则积极参加临时政府和咨询会议。”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他表示，旧金山联合国会议是五国共同领导的，中国也可以由工人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共同领导，“我说不在于如何说，而在于如何做。”
中国共产党的设想是参考法共方式，承认国民党领导地位，参与到政权组织中，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通过民主程序击败国民党而赢得领导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如果蒋介石失败了，联合政府中我们就是大股，是中心。
要让国民党接收“联合政府”构想，美国政府态度非常重要。罗斯福总统一贯认为国民党专制是不民主的，应当进行改革，这一点使得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有了接近与合作的可能。
为统一全党对美国的认识，1944年7月中共中央专门指出：“反法西斯的美英资产阶级，在其反法西斯一点上均有革命性，以苏美英联盟为基础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乃是今日世界的基本革命战线”，“而如美国的罗斯福、华莱士一派，则比较着重联苏，其革命性亦较大。”
经过反复努力，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乘飞机飞抵延安，进行长期军事政治观察，这被中国共产党称为自己“半独立外交工作”的开始，毛泽东等领导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打消美国对中共可能实行共产主义的疑虑。
毛泽东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进行多次长谈，他说：“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民主在世界上的前途”，“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她”，“我们不指望得到俄国人的援助”，“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将会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满意。”[26]毛泽东还要求美国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因为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
随后，毛泽东等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就组建“联合政府”反复进行商谈。虽然，美国认为“联合政府”必须维护国民党主导地位，但中共对美寻求合作的基本方针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
三
从1941-1945年的4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借鉴西方民主的部分原则、制度和具体做法，贴近现实、服务现实，不断深化，形成召开紧急国事会议、组建“联合政府”的具体构想，这种借鉴是建党以来所没有的。虽然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拒绝与中国共产党民主合作，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基本政策也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共产党直接目的没有达到，但仍取得良好效果：
首先，国民党被迫进行了部分民主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有三种政治制度：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开历史的倒车，即将被扫进垃圾堆，民主主义成为世界潮流。国民党不敢完全逆民意，在中国共产党等党派推动下，进行了部分民主改革。1944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对有关逮捕机关、逮捕程序、拘禁时间、定期核查人犯等问题做了限制性规定。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承诺尽快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各党派地位一律平等。这些都为国统区民主运动开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其次，加强了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联系。
在推动国民党放弃一党独裁方面，中国共产党与美、英政府是基本一致的。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借鉴资本主义民主得到美、英一些民主人士好感，谢伟思在1944年9月的报告中说：中共正在实行民主政策，他们期望得到美国赞成和同情地支持这些政策，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也评论道：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
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停止借鉴活动。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时，曾向周恩来介绍了西方民主制度历史与内容。周恩来对马歇尔说，美国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精神;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等。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仿照西方民主原则，通过各项协议，希望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宪政中国，中共积极参与了政协会议，并大力赞成政协协议。
最后，团结和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初步认同西方民主，这种办法搭起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共合作的桥梁。特别是1944年9月林伯渠公开提出“联合政府”口号之后，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马上表示，应由“各党各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国民党参政员孔庚说：“民主潮流不可侮。中国目前不实行民主，就要亡国”;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也指出：“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一部分开明人士大力赞同中国共产党政治构想，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后来，蒋介石集团拒绝“联合政府”构想，不惜发动反共内战，美国政府选择了支持蒋介石，严酷现实更加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促使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向新民主主义。
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现实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条件、有限度得借鉴西方民主，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有效打开了在国内大城市的工作局面，扩大了国际影响，为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新中国建立创造了良好条件。
屁民评：高高举起的是民主的大旗，可惜拉起来的只是幌子。想要获得别人支持的时候，就使劲的举高一些，生怕人家看不见。不需要人家支持的时候，就再跟国民党学习领会一党专政的技巧。
挂羊头，卖狗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做法。
不信？请把所有中国共产党提倡的一阵一阵的运动历史拿来仔细研读。现在的运动也一样。历史在重演着。
说真的，我能理解老江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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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南部的那些农民，你们这些外省籍的肯定号召不了，但是一个地道的台湾南部人，而且是学农的就不同了，他们有共同语言，你说有没有号召力？当小学老师惯了，爱改错，再给您改两个：
第一个错误：他是台湾南部人，肯定有不少号召力。台湾南部人就一定有号召力？
第二个错误：你们这些外省的国民党人。 我们支持民主自由就是国民党？
扑通扑通
台湾外省籍的，十个有八九个是国民党籍的，一拉一个准。你们讲什么自由民主全是假的，事实是想继续过着台湾偏安小朝廷的糜烂生活，天天唱《今天不回家》、《何日君再来》。
况且大陆又对你们有特别优惠，生活过的悠哉悠哉的，不想改变。其实你们也该扪心自问，你们对大陆如此缺德，岂不招来报应？你那两只小青蛙被捉了。
对木兰就不用倒啦，来个鸡吃萤火虫，抓了就吃。痛快！当然，你们都是茶壶煮汤圆，一肚子的大道理，就是对着明白人倒（道）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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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南部的那些农民，你们这些外省籍的肯定号召不了，但是一个地道的台湾南部人，而且是学农的就不同了，他们有共同语言，你说有没有号召力？
台湾外省籍的，十个有八九个是国民党籍的，一拉一个准。你们讲什么自由民主全是假的，事实是想继续过着台湾偏安小朝廷的糜烂生活，天天唱《今天不回家》、《何日君再来》。
你那两只小青蛙被捉了。
你老是中国人，您也说中国话，可您老似乎在CFC中国论坛没什么号召力。可见您的结论扑通
本人不是台湾籍的，更没国民党籍，台湾发展日新月异，正步上民主法制康庄之途。您的结论扑通
两只小青蛙还在水里哪
你怎么老想当然呢？除了飞机、游艇都能开，何况小汽车呢。:blowzy:还没去过台湾，深憾
您老这么大年纪，我猜您没在这开过车，更没上过高速，不知对不对
我在CFC与蔡武璋在台湾南部，完全是两码事，不能类比，蔡先生为台湾农民谋福利，深得农民爱戴。青蛙也叫不出声。你老是中国人，您也说中国话，可您老似乎在CFC中国论坛没什么号召力。可见您的结论扑通
本人不是台湾籍的，更没国民党籍，台湾发展日新月异，正步上民主法制康庄之途。您的结论扑通
两只小青蛙还在水里哪
我管你是不是台湾籍，反正台湾的外省籍十有八九是国民党籍，大都是想充当美国人看门狗的。狗太多了，青蛙根本就没处落脚。
不不不，你老眼花了，我不但能开汽车，也能开游艇。我在高速公路上是好驾驶员，从不胡乱超速，保持在限速的10%之内，也不乱撞红灯。30年内没遇过罚单。我一人开车，穿越过加拿大，横渡过美国。当然，除了飞机、游艇之外，也只剩汽车可以开了。
不过在高速上开80km，不觉得挡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