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在大学时开始读张爱玲的作品,那时就觉得她的非常好, 陈冲凭扮演“红玫瑰白玫瑰” 中的红玫瑰,获得金马奖,你可以去看看,真的挺不错。龙应台的 “野火集” 原来也读过,内容日久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她文笔很犀利。
我觉得读东西不能都上升到政治层次,比如你先给龙应台一顶台独帽子,那你看她的文章肯定就会往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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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爱玲的历史真实和作品实际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还是被日本强占的沦陷区,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民都为抗日战争胜利而艰苦斗争。而少数汉奸却丧失国格人格,认敌为友,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凡是爱国的中国人,当时无不痛恨汉奸。张爱玲(1921-1995)与文化大汉奸胡兰成先姘居、后结婚的年月,并非在抗战以前,也不是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在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七年的时刻,自觉自愿与胡交欢。而且,张爱玲也不是无知无识的女性,而是大学生,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已有一点名气的女作家。
糟糕的是,张爱玲和文化大汉奸胡兰成结识后,竟对他倾心爱恋。她赠给胡兰成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两行小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那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从防御转为进攻,日寇败局已定,张爱玲竟爱上了文化大汉奸并和他正式结婚,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能不使她蒙垢含羞。她的舅舅对她不齿,她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说:“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后,胡兰成“只身来到武汉。因受日本人指使,在武汉接编《大楚报》,并创办了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其目的是想在武汉炮制出一个日伪政权———‘大楚国’”。令人难以原谅的是,张爱玲在沦陷区上海的创作,竟和敌伪政治相联系。她在作品中歌颂日本;嘲讽正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社会主义苏联;对还在抗日的蒋介石造谣诽谤。那些一味哄抬张爱玲的人,却只字不提这些作品。在《忘不了的画》里,张爱玲在这么一篇谈绘画艺术的文章里也忘不了对日本称赞一番:“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而在当时,“对于训练的重视”的日本人正在灭绝人性地大肆杀戮中国人。在《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这样公开的媚日言论即使在敌伪报刊上也不多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地区里与日寇作殊死战的军民都知道“日本的文明”究竟是什么。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哪怕是开电梯的丢了一只旧的牛奶瓶换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这么一件小事,张爱玲都没有忘记刺一下社会主义苏联:“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的”。而当时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在卫国战争中,伤亡2000万人以上。在小说《等》里,她竟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诬蔑蒋介石“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说了一遍不算,又说第二遍:“……里边蒋先生(即蒋介石)因为打仗,中国人民死得太多的缘故,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诚然腐败,但它毕竟还在抗战,而且蒋介石从来也不曾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造谣造到蒋介石头上,可见依附敌伪的张爱玲的胆子多么大!这在依附敌伪的作家中也是仅见的。...
日寇投降,国民党政府又重新统治了上海。这时胡兰成“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但又不甘束手待毙,积极策划,与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一起匆匆宣布武汉独立,并拥兵数万,妄想成立武汉军政府”。“‘独立’了13天,便分崩离析了。”胡兰成逃到上海,曾到张爱玲处住了一宿,后又逃到温州,化名张嘉仪。此时,张爱玲一方面包庇汉奸丈夫,以稿费支持潜伏浙江乡下的胡兰成,还路途迢迢地看望背着张爱玲已和范秀美结亲的胡兰成,苦苦哀求胡兰成在她和小周(胡兰成在武汉活动时的情人)之间作出选择。在已被通缉的文化大汉奸胡兰成面前,仍然“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另一方面,她却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对抗舆论界对她的揭发、批评,大言不惭地申明:“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其实,当时舆论界指责张爱玲是“文化汉奸”,是有根据的。她不但作为知名女作家和大汉奸胡兰成结婚,而且和上海很有权势的日本人池田纪笃友善,出入汪伪第三把手周佛海的家门;日本军人宇垣大将到上海,也想与张爱玲结识。上面我引述的张爱玲的多处文字,更揭露了张爱玲所谓“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是骗人的假话。至于拿什么“津贴”,根本没这个必要。她的稿费多得很也高得很。《传奇》出版的第四天就再版,她还要“津贴”做什么?
若问:像张爱玲这样的人,因何未受国民党政府惩治?这是因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忙于发动内战,打共产党,因此他把抗战期间降敌的一百多个将领和不少汪伪高官收编,委任他们为“司令”、“长官”,根本不予法律处理。连大汉奸周佛海在蒋介石包庇下也免予一死。即使如曾任汪伪中央宣传部次长、法制局局长的胡兰成那样的文化大汉奸,也未认真缉拿归案,“绳之于法”。据洁芳提供的资料,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仅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审判者只有334人,移送航空委员会讯问查办者24人,在押病死者43人。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终结381件。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最后受到刑法处理者只有303人,只有汉奸总数三四万人的 1%。如此“惩奸”,张爱玲自然可以逍遥法外了。这和解放区在抗战胜利后严肃、认真地进行惩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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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爱玲从依附敌伪到
“附蒋”到紧贴共产党政治到
“附美”,其人品、文品实在差劲
当张爱玲得知国民党捉拿胡兰成不过是一阵风,胡兰成的生命已保无虞以后(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惩奸”,完全是装模作样给百姓看的,当不得真),她就立刻“附蒋”,在文学作品里企图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她在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里有意插进这么一段:“我注意到那绣着‘东怡剧团’ 横额的三幅大红缦子,正中的一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掉了,露出祠堂里原有的陈设,里面黑洞洞的,却供着孙中山遗像,两边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的对联。那两句话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段文字,对于《华丽缘》的主题和“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都是不搭界的,只能理解为张爱玲急于“附蒋”,急于向国民党的政治靠拢。
新中国成立,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国民党统治区没有逃跑台湾仍然留在大陆的作家艺术家,抱欢迎态度,采取团结他们一起建设新文艺的政策。对张爱玲也不例外。上海举行第一次文代会时,正式邀请张爱玲作为代表参加。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上海文艺界领导人夏衍打算请张爱玲来担任编剧,后因为有人持不同意见,只好稍待一时。镇压反革命期间,对张爱玲并无触动。善于见风使舵的张爱玲便又迅速紧贴共产党政治。共产党对张爱玲是争取、团结的。但是,我们后来从张爱玲的《浮花浪蕊》(收人《惘然记》,1983年)中得知,她以主人公洛贞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描写写出了她自己1952年从罗湖桥出境后的心理体验:“她觉得是个阴阳界,从阴间回到阳间”。她把新中国视为“阴间”,这倒恰好用得着这么一句话:对新中国怀有刻骨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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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张爱玲去了看港。很快供职于美国新闻署在香港的新闻处。麦加锡是她的顶头上司。她又很快决定“附美”。张爱玲在香港期间写出了《秧歌》、《赤地之恋》两部思想上反共、艺术上拙劣的作品。麦加锡后来很得意地告诉著名女作家陈若曦:“是他们提供资料,张爱玲便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张爱玲自己也在后来坦言,故事大纲预先已经定好,她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秧歌》写农民在土地改革后被勒索“捐献”,终于“暴动 ”。女主人公月香纵火焚烧粮仓,却葬身火海。不久,村民们奉命备齐年礼,扭着秧歌到军属家去拜年。《赤地之恋》写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在张爱玲的笔下,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土改”,反对腐败的“三反”,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抗美援朝”,全被写得面目全非,黑白颠倒。这时,张爱玲已明目张胆地、肆无忌惮地与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密切联系,为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服务了。当年曾经发表过张爱玲的较好作品《金锁记》的老作家柯灵直率地说,《秧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部都是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从上可见,有奶便是娘,就是张爱玲的创作倾向。不同的只是,张爱玲对敌伪、国民党政府、美帝国主义,是心里“叫娘”;而对共产党是心里“骂娘”。难怪胡兰成说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确是知妻之言。
对张爱玲及其作品充塞“政治性”的评价,不可能置当时当地的政治于不顾。夏志清从反共政治出发,大捧张爱玲,大吹《秧歌》、《赤地之恋》,瞎说张爱玲的成就超过鲁迅。不能跟夏志清学样。我们一方面肯定张爱玲的某些作品在艺术上有特色,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指出,张爱玲民族大节有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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