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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来发一篇过去写的人物散文《面对经济学大师：罗伯特-蒙代尔》。这是2008年夏天写的。曾经发表在《中华导报》上。但是从来没在CFC上贴过。 今天贴出来，算是给黑晚MM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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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学大师：罗伯特-蒙代尔》
文 \薛文
（一）可能出于专业的原因，我对经济学中"国际货币体系理论"情有独钟。自然，对该理论的奠基人，至今为止唯一一位加拿大国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教授更是崇拜备至。2008年五月，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参加2008 CFA年会（特许金融分析师），并有幸聆听到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的讲演。
2008年5月12日，当被经济学界称为“欧元同盟之父”的蒙代尔教授走上讲台，全场1,800人以热烈的掌声起立欢迎。老人已是76岁的高龄，但是讲起话来底气十足，声若铜钟。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199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授予他时，宣称是为了表彰蒙代尔教授在对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对最优货币区域的现代理论的超前研究，及早在1960年代对未来国际货币资本市场发展趋势的非凡的，精确的，先知般的预见等理论贡献。除了经济学理论上的突破，蒙代尔还是里根总统“供给经济学派”的倡导者和支持者。身着深色西装，红白条格领带的蒙代尔教授站在主席台上的讲台前讲了一个多小时。老人以他最近的旅行开始，提到他刚刚从卡尔-马克思的故乡德国- 特利尔城归来，去参加马克思190周年诞辰纪念。紧接着又去了英国参加为已故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纪念（哈耶克曾与瑞典经济学家莫斗分享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马克思和哈耶克理论上是死敌，但是老人说他并不想厚此薄彼。接着他简单地回顾了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从真金白银作为纸币基础的金本位制度，到二战后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森国际货币体系。到了1973年，美元与黄金完全脱节，演变成完全浮动汇率制度。
他讲述了他从对战后日本，德国经济复苏中货币制度改革与其经济高速发展的研究心得。对于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他指出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老人讲到中国时似乎来了精神。他说他最早被邀请到人民银行讲学要追溯到1994年。那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是5.3:1。他声称他曾建议当时的中国央行行长和主管副总理：人民币要钉住美元，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因为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德国和日本战后恢复和经济快速发展增长得益于其固定汇率制度。当人民币贬值到8.7:1时，他仍告诫中国外汇当局应该坚持固定汇率。在此基础上，中国渡过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看来什么样的大师也喜欢吹牛）。直到2005-2006年，他仍然多次建议人民币要钉住美元, 顶住以美国为首的七大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坚持固定汇率。但是他说：“我发现我在中国的影响力正逐渐下降。四个月以后，中国当局实行了我称为的“弄脏了的浮动汇率制度”（Dirty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每年升值不超过2%，后来提高到3-6%，甚至12%的上限。现在我仍然说，中国应该坚持固定汇率。”听到此，我不禁感叹，“廉颇老矣”。讲完话，大师走下主席台。有人问他是否看好“亚洲货币联盟”。他说亚洲最大的两巨头是中国和日本。无论是经济体系，立法制度，和政治背景上都存在巨大差异。虽然中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了协商洽谈，但是他觉得要实现亚洲货币联盟的道路还相当长。
最后，轮到我与大师握手。我先提了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然后提到我曾在UBC学习过(我曾参加过ＵＢＣ大学的暑期学习班)，算起来和大师是校友。老人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我以校友的名义要求与老人合影，老人欣然答应。这成了我的影集中又一张珍贵的照片。当问到他此次是否有时间到UBC旧地重游，他说第二天就要再次飞往中国，这次没有机会了。不过六月中旬加拿大经济学年会将在UBC的经济系举行，届时他将到会做讲座。我祝老人旅途平安。
（二）
蒙代尔生于193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京士顿小镇(Kingston)。早年求学于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UBC），获学士学位。从此他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以后他先到坐落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他学到很多东西。虽然他认为学校环境很好，很适合学习，但是一年以后，年轻的蒙代尔总觉得华盛顿大学不适合他。想到教授们的职责是授业，答疑，和解惑，于是他向三位教授求助指点迷津。谁知这竟成了决定他一生的转折点。1999年12月10日，他在其诺贝尔奖获奖宴会上讲了这个有趣的故事。
“第一位教授对我说：我看哪儿能给你最高的奖学金，就去哪儿吧。第二位建议：争取去最好的学校，同时用借来的钱支付你所需要的一切。最后一位说：找个富姐并且和她结婚吧，然后让她资助你。”
“我采纳了第二位的建议”，他说，“借钱去最好的学校求学。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MIT)，借来能借到的所有钱。我选了三门课，通过了博士资格，从此幸福和运气似乎伴随我左右。”1955年春天，他得到了以加拿大前总理麦肯吉-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命名的加拿大英联邦的奖学金，可以资助他去自己向往的世界任何地方学习。他选择去伦敦经济学院，在杰姆斯-米得教授(James Meade) 指导下完成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杰姆斯-米得教授是知名的国际经济学专家，曾与瑞典经济学家伯惕尔-奥林教授(Bertil Ohlin)分享197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蒙代尔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加拿大学者哈瑞-约翰森的建议下，他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在接下的几年，他在ＵＢＣ，斯坦福大学任教。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意大利的国际研究中心做研究员，从此他把意大利做为他第二故乡。1961-1963, 他也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做过两年研究员。在此期间，他和富来明(Marcus Fleming) 两人各自独立地研究建立了著名的蒙代尔-富来明经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该模型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均衡经济模型。
二战战后以凯恩斯学说为主流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只有商品供求，货币供求，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称为IS-LM模型）。这可以说是个封闭型的均衡经济模型（尽管模型中含有作为进出口的外生变量）。是蒙代尔和富来明(Marcus Fleming) 两人各自独立地把外汇的供求，对外贸易的平衡引入了凯恩斯的模型，使之丰富成为一个开放型的均衡经济模型。由于引入了新的变量，新的方程式，一些传统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也随之更改，有了新的解释和创新。这等于为经济学工具箱增添了新的武器，为理论研究界和政策制定人提供了新的工具。
蒙代尔不仅是理论上的先驱，也是勇于实践，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的改革者。上个世纪80年代初，西方经济经历了停滞膨胀时期，即高失业，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并存。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只能治其一，不能二者兼治。蒙代尔是里根“供给经济学”的主要支持者。从而改变了凯恩斯学派从总需求入手的研究方式，而是把总供给作为切入点。提出提高利率制止通货膨胀，同时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的里根经济学。这在主流经济学派看来如同是外行般的胡闹，不值一驳。但是这种类似中医兼治寒热，对症下药的方式，最终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怪圈，重新走向经济发展正轨。不但把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压下来，而且开启了以后２０年持续增长的新时代。不幸的是，当前21世纪第7-8个年头，北美经济似乎又一次陷入“停滞膨胀”的老病。所以蒙代尔教授重新提起他的杀手锏，建议减税，提高利率。只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包括我），这次可能不灵了。
（三）
我当初来加拿大求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精通这些经济学大师们的理论。小时侯听说过牛顿的名言：如果说我能看得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少年青年时期，我曾有过野心，在某个学科中做出突破性的贡献。后来阴差阳错，我考上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又接着考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留在大学里当上讲师。
人到中年以后，我领悟到过去的野心是不可能实现了，因为根基太差。我明白了不是谁坐在树下，看到苹果落地，都能悟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最多我只能在村姑的指导下，利用万有引力用长竿子把树上的苹果摘下来。于是，我又萌发了另一个野心。干脆我来做人梯，把我的学生扶上巨人的肩膀。
哪些人是巨人呢？对于生于长于天津的我，可以说是井底之蛙。不怕人笑话，出国之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经过思考，我认为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既是我所学领域中的巨人。我要用此生剩余之年把几位，甚至十几位诺贝尔获奖人的经济理论研究透彻，从其理论起源，发展，来龙去脉，具体理论模型和数学方程的推导，直到当前该课题的现状，尚未解决的难题，和未来可能方向，完全掌握，做到融会贯通。将来有机会回到中国后，在大学里举办诺贝尔获奖者经济理论的系列讲座。从而把我的学生扶到巨人的肩膀上。至今我已经研究过几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人的理论，更有幸亲耳聆听了其中两位的讲演，并合影留念。另外一位是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朗-舒尔斯（Myron S. Scholes）。想到许多获奖者已经年近古稀，会一位一位离开我们，归隐天国。我更感到能与他们当面交谈，合影留念实为三生有幸。
注：从1969年至2007年39年间，共有60位经济学家获得（或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已经有23位作古。在世的37位大师的平均年龄高达76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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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学大师：罗伯特-蒙代尔》
文 \薛文
（一）可能出于专业的原因，我对经济学中"国际货币体系理论"情有独钟。自然，对该理论的奠基人，至今为止唯一一位加拿大国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教授更是崇拜备至。2008年五月，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参加2008 CFA年会（特许金融分析师），并有幸聆听到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的讲演。
2008年5月12日，当被经济学界称为“欧元同盟之父”的蒙代尔教授走上讲台，全场1,800人以热烈的掌声起立欢迎。老人已是76岁的高龄，但是讲起话来底气十足，声若铜钟。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199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授予他时，宣称是为了表彰蒙代尔教授在对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对最优货币区域的现代理论的超前研究，及早在1960年代对未来国际货币资本市场发展趋势的非凡的，精确的，先知般的预见等理论贡献。除了经济学理论上的突破，蒙代尔还是里根总统“供给经济学派”的倡导者和支持者。身着深色西装，红白条格领带的蒙代尔教授站在主席台上的讲台前讲了一个多小时。老人以他最近的旅行开始，提到他刚刚从卡尔-马克思的故乡德国- 特利尔城归来，去参加马克思190周年诞辰纪念。紧接着又去了英国参加为已故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纪念（哈耶克曾与瑞典经济学家莫斗分享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马克思和哈耶克理论上是死敌，但是老人说他并不想厚此薄彼。接着他简单地回顾了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从真金白银作为纸币基础的金本位制度，到二战后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森国际货币体系。到了1973年，美元与黄金完全脱节，演变成完全浮动汇率制度。
他讲述了他从对战后日本，德国经济复苏中货币制度改革与其经济高速发展的研究心得。对于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他指出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老人讲到中国时似乎来了精神。他说他最早被邀请到人民银行讲学要追溯到1994年。那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是5.3:1。他声称他曾建议当时的中国央行行长和主管副总理：人民币要钉住美元，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因为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德国和日本战后恢复和经济快速发展增长得益于其固定汇率制度。当人民币贬值到8.7:1时，他仍告诫中国外汇当局应该坚持固定汇率。在此基础上，中国渡过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看来什么样的大师也喜欢吹牛）。直到2005-2006年，他仍然多次建议人民币要钉住美元, 顶住以美国为首的七大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坚持固定汇率。但是他说：“我发现我在中国的影响力正逐渐下降。四个月以后，中国当局实行了我称为的“弄脏了的浮动汇率制度”（Dirty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每年升值不超过2%，后来提高到3-6%，甚至12%的上限。现在我仍然说，中国应该坚持固定汇率。”听到此，我不禁感叹，“廉颇老矣”。讲完话，大师走下主席台。有人问他是否看好“亚洲货币联盟”。他说亚洲最大的两巨头是中国和日本。无论是经济体系，立法制度，和政治背景上都存在巨大差异。虽然中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了协商洽谈，但是他觉得要实现亚洲货币联盟的道路还相当长。
最后，轮到我与大师握手。我先提了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然后提到我曾在UBC学习过(我曾参加过ＵＢＣ大学的暑期学习班)，算起来和大师是校友。老人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我以校友的名义要求与老人合影，老人欣然答应。这成了我的影集中又一张珍贵的照片。当问到他此次是否有时间到UBC旧地重游，他说第二天就要再次飞往中国，这次没有机会了。不过六月中旬加拿大经济学年会将在UBC的经济系举行，届时他将到会做讲座。我祝老人旅途平安。
（二）
蒙代尔生于193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京士顿小镇(Kingston)。早年求学于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UBC），获学士学位。从此他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以后他先到坐落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他学到很多东西。虽然他认为学校环境很好，很适合学习，但是一年以后，年轻的蒙代尔总觉得华盛顿大学不适合他。想到教授们的职责是授业，答疑，和解惑，于是他向三位教授求助指点迷津。谁知这竟成了决定他一生的转折点。1999年12月10日，他在其诺贝尔奖获奖宴会上讲了这个有趣的故事。
“第一位教授对我说：我看哪儿能给你最高的奖学金，就去哪儿吧。第二位建议：争取去最好的学校，同时用借来的钱支付你所需要的一切。最后一位说：找个富姐并且和她结婚吧，然后让她资助你。”
“我采纳了第二位的建议”，他说，“借钱去最好的学校求学。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MIT)，借来能借到的所有钱。我选了三门课，通过了博士资格，从此幸福和运气似乎伴随我左右。”1955年春天，他得到了以加拿大前总理麦肯吉-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命名的加拿大英联邦的奖学金，可以资助他去自己向往的世界任何地方学习。他选择去伦敦经济学院，在杰姆斯-米得教授(James Meade) 指导下完成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杰姆斯-米得教授是知名的国际经济学专家，曾与瑞典经济学家伯惕尔-奥林教授(Bertil Ohlin)分享197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蒙代尔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加拿大学者哈瑞-约翰森的建议下，他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在接下的几年，他在ＵＢＣ，斯坦福大学任教。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意大利的国际研究中心做研究员，从此他把意大利做为他第二故乡。1961-1963, 他也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做过两年研究员。在此期间，他和富来明(Marcus Fleming) 两人各自独立地研究建立了著名的蒙代尔-富来明经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该模型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均衡经济模型。
二战战后以凯恩斯学说为主流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只有商品供求，货币供求，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称为IS-LM模型）。这可以说是个封闭型的均衡经济模型（尽管模型中含有作为进出口的外生变量）。是蒙代尔和富来明(Marcus Fleming) 两人各自独立地把外汇的供求，对外贸易的平衡引入了凯恩斯的模型，使之丰富成为一个开放型的均衡经济模型。由于引入了新的变量，新的方程式，一些传统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也随之更改，有了新的解释和创新。这等于为经济学工具箱增添了新的武器，为理论研究界和政策制定人提供了新的工具。
蒙代尔不仅是理论上的先驱，也是勇于实践，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的改革者。上个世纪80年代初，西方经济经历了停滞膨胀时期，即高失业，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并存。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只能治其一，不能二者兼治。蒙代尔是里根“供给经济学”的主要支持者。从而改变了凯恩斯学派从总需求入手的研究方式，而是把总供给作为切入点。提出提高利率制止通货膨胀，同时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的里根经济学。这在主流经济学派看来如同是外行般的胡闹，不值一驳。但是这种类似中医兼治寒热，对症下药的方式，最终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怪圈，重新走向经济发展正轨。不但把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压下来，而且开启了以后２０年持续增长的新时代。不幸的是，当前21世纪第7-8个年头，北美经济似乎又一次陷入“停滞膨胀”的老病。所以蒙代尔教授重新提起他的杀手锏，建议减税，提高利率。只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包括我），这次可能不灵了。
（三）
我当初来加拿大求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精通这些经济学大师们的理论。小时侯听说过牛顿的名言：如果说我能看得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少年青年时期，我曾有过野心，在某个学科中做出突破性的贡献。后来阴差阳错，我考上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又接着考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留在大学里当上讲师。
人到中年以后，我领悟到过去的野心是不可能实现了，因为根基太差。我明白了不是谁坐在树下，看到苹果落地，都能悟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最多我只能在村姑的指导下，利用万有引力用长竿子把树上的苹果摘下来。于是，我又萌发了另一个野心。干脆我来做人梯，把我的学生扶上巨人的肩膀。
哪些人是巨人呢？对于生于长于天津的我，可以说是井底之蛙。不怕人笑话，出国之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经过思考，我认为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既是我所学领域中的巨人。我要用此生剩余之年把几位，甚至十几位诺贝尔获奖人的经济理论研究透彻，从其理论起源，发展，来龙去脉，具体理论模型和数学方程的推导，直到当前该课题的现状，尚未解决的难题，和未来可能方向，完全掌握，做到融会贯通。将来有机会回到中国后，在大学里举办诺贝尔获奖者经济理论的系列讲座。从而把我的学生扶到巨人的肩膀上。至今我已经研究过几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人的理论，更有幸亲耳聆听了其中两位的讲演，并合影留念。另外一位是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朗-舒尔斯（Myron S. Scholes）。想到许多获奖者已经年近古稀，会一位一位离开我们，归隐天国。我更感到能与他们当面交谈，合影留念实为三生有幸。
注：从1969年至2007年39年间，共有60位经济学家获得（或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已经有23位作古。在世的37位大师的平均年龄高达76岁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