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的铃声（小小小说水水水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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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为什么会选择放弃建筑学博士去搞摄影呢？
王小慧：我放弃博士学位，我父母都觉得很惋惜，但是我先生很支持我。在国外的这些年，我别的没学会，就是学会了放弃。很多很喜欢的东西都已经放弃了。就像谈恋爱一样，你可能喜欢好几个女人，但是结婚时就只能选一个，这就是放弃。
在慕尼黑宝马展览大厅内，三个大屏幕上展示的是《无边界的自由》和《艺术家自述》两部影像作品，大玻璃上全是王小慧的抽象新作。
让我真正定下来改行的是我认识了齐格丽特和沃特两位女摄影家，这两位搞了一辈子摄影的艺术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还有齐格丽特她熟悉建筑学，因此我问她，我是应该搞建筑学还是改行搞摄影？当时她没有马上回答我，踌躇了一番后，她对我说：“你可以搞摄影”。这话是一锤定音，让我很快地下了决心。就这样我参加了德国职业摄影家协会。要进入这个协会有两个标准，一是要用艺术的收入来交税，这条件很难。因为很多搞艺术的很穷，要靠端盘子开出租车而不是卖作品来挣钱。
二是要有发表的东西，在书、杂志上等等，还要有展览，有业内及媒体的好评等等。有些人靠广告摄影能挣很多钱，但在艺术上不过关。这个协会有九个很严格的评委，他们并不觉得专业协会圈子越壮大越好，而是要精、要保持高水准。
记者：当时从事职业摄影也是因为你先生可以养家，所以可以放弃读博士吧？
王小慧：那倒不是。我选择时并没有很多生活保障，我有两次选择，一次是我先生刚得了两个大奖，获得工作许可证，他说可以养我。德国建筑师人才过剩，得到工作许可证
很不简单，所以我也很轻松地放弃了大学里的工作。第二是俞霖(王小慧的丈夫)出了车祸去世后，我放弃就很不容易了，特别是我的导师对我很好，我辞了助教的工作，半年后又给我一个科学助理的工作，待遇比我的讲师还好，不用天天去上课。我当时不知道他对我的照顾，后来他开玩笑时偶然提到的。我听了很感动，在德国我总是遇到好人。后来他又给我申请了一个工作，不仅工资有保障，而且工作清闲，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做职业摄影家收入是不能保障的，但是我不喜欢重复，喜欢挑战，喜欢做感兴趣的事，不想回到学校里去教书。
记者：那场车祸改变了你的人生，却成就了你的艺术。
王小慧：让我变得更坚强了，也让我明白应该珍惜生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随时都可能会失去，所以应该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一位德国漫画家把我的头画成一只大闹钟，还说我一辈子做了他们七辈子的事，还有人说我好像已经活了一百年，但我还有许多计划和想法来不及去做。
记者：“梦”是你在艺术创作中非常重要的表现主题，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王小慧：我爱做梦，经常会做一些内容和画面很奇怪的梦，有些梦像超现实的绘画作品，非常离奇荒谬。梦里有很多潜意识的东西，比如说我常常有关于恐惧的梦，即使在平时生活状态很好的时候，我也会梦到死亡、孤独、没有退路等等。我当时就写下来，旁边画一个圈，表示这段日记是梦境。当时不马上记录下来第二天就会忘记。
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经常会想象这些梦究竟预示着什么。我试图用视觉的方式去表现它。这次新出版的《九生》画册，我第一次发表了许多过去拍摄的与梦境有关的作品组照，名字叫《梦境中的寻找》。我写过一个名为《梦幻》的剧本，它是由许多的梦境组成的，这个意识流动的电影剧本后来拍成了《破碎的月亮》。
王小慧：我放弃博士学位，我父母都觉得很惋惜，但是我先生很支持我。在国外的这些年，我别的没学会，就是学会了放弃。很多很喜欢的东西都已经放弃了。就像谈恋爱一样，你可能喜欢好几个女人，但是结婚时就只能选一个，这就是放弃。
在慕尼黑宝马展览大厅内，三个大屏幕上展示的是《无边界的自由》和《艺术家自述》两部影像作品，大玻璃上全是王小慧的抽象新作。
让我真正定下来改行的是我认识了齐格丽特和沃特两位女摄影家，这两位搞了一辈子摄影的艺术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信心。还有齐格丽特她熟悉建筑学，因此我问她，我是应该搞建筑学还是改行搞摄影？当时她没有马上回答我，踌躇了一番后，她对我说：“你可以搞摄影”。这话是一锤定音，让我很快地下了决心。就这样我参加了德国职业摄影家协会。要进入这个协会有两个标准，一是要用艺术的收入来交税，这条件很难。因为很多搞艺术的很穷，要靠端盘子开出租车而不是卖作品来挣钱。
二是要有发表的东西，在书、杂志上等等，还要有展览，有业内及媒体的好评等等。有些人靠广告摄影能挣很多钱，但在艺术上不过关。这个协会有九个很严格的评委，他们并不觉得专业协会圈子越壮大越好，而是要精、要保持高水准。
记者：当时从事职业摄影也是因为你先生可以养家，所以可以放弃读博士吧？
王小慧：那倒不是。我选择时并没有很多生活保障，我有两次选择，一次是我先生刚得了两个大奖，获得工作许可证，他说可以养我。德国建筑师人才过剩，得到工作许可证
很不简单，所以我也很轻松地放弃了大学里的工作。第二是俞霖(王小慧的丈夫)出了车祸去世后，我放弃就很不容易了，特别是我的导师对我很好，我辞了助教的工作，半年后又给我一个科学助理的工作，待遇比我的讲师还好，不用天天去上课。我当时不知道他对我的照顾，后来他开玩笑时偶然提到的。我听了很感动，在德国我总是遇到好人。后来他又给我申请了一个工作，不仅工资有保障，而且工作清闲，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做职业摄影家收入是不能保障的，但是我不喜欢重复，喜欢挑战，喜欢做感兴趣的事，不想回到学校里去教书。
记者：那场车祸改变了你的人生，却成就了你的艺术。
王小慧：让我变得更坚强了，也让我明白应该珍惜生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随时都可能会失去，所以应该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一位德国漫画家把我的头画成一只大闹钟，还说我一辈子做了他们七辈子的事，还有人说我好像已经活了一百年，但我还有许多计划和想法来不及去做。
记者：“梦”是你在艺术创作中非常重要的表现主题，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王小慧：我爱做梦，经常会做一些内容和画面很奇怪的梦，有些梦像超现实的绘画作品，非常离奇荒谬。梦里有很多潜意识的东西，比如说我常常有关于恐惧的梦，即使在平时生活状态很好的时候，我也会梦到死亡、孤独、没有退路等等。我当时就写下来，旁边画一个圈，表示这段日记是梦境。当时不马上记录下来第二天就会忘记。
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经常会想象这些梦究竟预示着什么。我试图用视觉的方式去表现它。这次新出版的《九生》画册，我第一次发表了许多过去拍摄的与梦境有关的作品组照，名字叫《梦境中的寻找》。我写过一个名为《梦幻》的剧本，它是由许多的梦境组成的，这个意识流动的电影剧本后来拍成了《破碎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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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生死
记者：在你的作品里既有花卉、风景这样美好轻盈的主题，也有生死这样沉重的主题。
王小慧：花卉系列也是很主观的。1999年我过生日，许多朋友送给了我很多的鲜花，那些花卉都非常美丽，色彩和香溢满了我的家里，当时我想，让这些多彩艳丽的生命就这样默默地消逝太可惜了，于是情绪起来了我便拿起了相机。此后几个月里，我拍花拍得如痴如狂，为了拍这些花几乎快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因为有时候累了一天刚躺下来，从另外的光线和角度看那花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忍不住再爬起来接着拍，一拍又是好几个小时忘记了睡觉。常常拍花大都是在夜里，夜深人静时花常让我感觉似乎有灵魂。与花这种无声的交流，就像两个不同生命体在对话。这些花的作品看似轻，但表达的都是生命的主题。
“生、死、爱”一直是我创作的主题，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关于死亡的联想》是用另外一种看去沉重些的表达方式。
德国人说，人生不幸会把一个人像旧抹布一样用烂了，我很庆幸我没有。有好几年我都在刻意回避外界。要说孤独的话的确是有些孤独，我很感谢那位已经自杀了的钢琴家，如果不是她当年硬是给我买了机票，邀请我参加她的音乐节去意大利，我可能现在还走不出自闭的圈子。在俞霖去世后，你看我的简历中间有六七年没有办展览，我那时就像一只关闭起来的贝壳一样，跟外界很少联系，但《关于死亡的联想》等作品就是创作于那几年。
我只跟自己的灵魂对话，当时日记本用得很快。但是这种跟心灵对话的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好像是去修道院想了几年。很多作品都是那几年做的，只是没有办展览。
记者：《花之灵》和《花之性》两个系列表现了生命从开始到枯萎的过程，有生生不息的象征，很受大众欢迎，评论家也认为很有新意。很多人没有想到，花和水果可以这样拍。
王小慧：我的东西经常雅俗共赏。在德国有些艺术家的作品根本没有老百姓喜欢看。我的东西常常是有很多观众，同行、评论家也称是，而且媒体总是异口同声地说好。我和我的老师甚至担心只有一面性的批评不是好现象。在上海去年办的这个“花之灵／性”展览刚开始美术馆担心这些东西，中国的老百姓会不会接受，但是展出后有那么多人来参观，五个星期里留言本换了又换，整整写满七八本。
花很美，但拍美的人太多了。我爱花，因为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花的生命很短暂，却蕴含着很多生命能量，开一朵花需要多少能量啊。我拍花是为了传递我对生命问题的思考。花不局限于女性，它表达着整个生命的观念。
记者：这些作品似乎只有东方人才能做出来的。
王小慧：外国人常常并不理解我的意思，他们只是觉得形式很美，像中国的书法。许多在中国不言而喻的东西，像月亮的象征意义等，到了德国你就必须很耐心地解释给他们听。例如我这次拍的水的影像叫作“逝者如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九生”所展示的：荷花败去，莲蓬生长，莲蓬枯萎，莲子成熟，而莲子落到水中后又能孕育出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生与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阶段，每一个新生命开始意味着一个死亡也在孕育，而一个死亡意味着一个新形式的存在，也是一种生。我也不愿相信人死了就不存在了，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而已，比如存在于活着的人的记忆里。
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观众在国内，莲是佛教的花，而且生命力很强，花谢了，莲子熟了，第二年又长出新莲来，年复一年，生生不息。我不知道佛教中的莲的含义，但是佛教讲究轮回。
记者：在你的作品里既有花卉、风景这样美好轻盈的主题，也有生死这样沉重的主题。
王小慧：花卉系列也是很主观的。1999年我过生日，许多朋友送给了我很多的鲜花，那些花卉都非常美丽，色彩和香溢满了我的家里，当时我想，让这些多彩艳丽的生命就这样默默地消逝太可惜了，于是情绪起来了我便拿起了相机。此后几个月里，我拍花拍得如痴如狂，为了拍这些花几乎快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因为有时候累了一天刚躺下来，从另外的光线和角度看那花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忍不住再爬起来接着拍，一拍又是好几个小时忘记了睡觉。常常拍花大都是在夜里，夜深人静时花常让我感觉似乎有灵魂。与花这种无声的交流，就像两个不同生命体在对话。这些花的作品看似轻，但表达的都是生命的主题。
“生、死、爱”一直是我创作的主题，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关于死亡的联想》是用另外一种看去沉重些的表达方式。
德国人说，人生不幸会把一个人像旧抹布一样用烂了，我很庆幸我没有。有好几年我都在刻意回避外界。要说孤独的话的确是有些孤独，我很感谢那位已经自杀了的钢琴家，如果不是她当年硬是给我买了机票，邀请我参加她的音乐节去意大利，我可能现在还走不出自闭的圈子。在俞霖去世后，你看我的简历中间有六七年没有办展览，我那时就像一只关闭起来的贝壳一样，跟外界很少联系，但《关于死亡的联想》等作品就是创作于那几年。
我只跟自己的灵魂对话，当时日记本用得很快。但是这种跟心灵对话的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好像是去修道院想了几年。很多作品都是那几年做的，只是没有办展览。
记者：《花之灵》和《花之性》两个系列表现了生命从开始到枯萎的过程，有生生不息的象征，很受大众欢迎，评论家也认为很有新意。很多人没有想到，花和水果可以这样拍。
王小慧：我的东西经常雅俗共赏。在德国有些艺术家的作品根本没有老百姓喜欢看。我的东西常常是有很多观众，同行、评论家也称是，而且媒体总是异口同声地说好。我和我的老师甚至担心只有一面性的批评不是好现象。在上海去年办的这个“花之灵／性”展览刚开始美术馆担心这些东西，中国的老百姓会不会接受，但是展出后有那么多人来参观，五个星期里留言本换了又换，整整写满七八本。
花很美，但拍美的人太多了。我爱花，因为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花的生命很短暂，却蕴含着很多生命能量，开一朵花需要多少能量啊。我拍花是为了传递我对生命问题的思考。花不局限于女性，它表达着整个生命的观念。
记者：这些作品似乎只有东方人才能做出来的。
王小慧：外国人常常并不理解我的意思，他们只是觉得形式很美，像中国的书法。许多在中国不言而喻的东西，像月亮的象征意义等，到了德国你就必须很耐心地解释给他们听。例如我这次拍的水的影像叫作“逝者如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九生”所展示的：荷花败去，莲蓬生长，莲蓬枯萎，莲子成熟，而莲子落到水中后又能孕育出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生与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阶段，每一个新生命开始意味着一个死亡也在孕育，而一个死亡意味着一个新形式的存在，也是一种生。我也不愿相信人死了就不存在了，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而已，比如存在于活着的人的记忆里。
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观众在国内，莲是佛教的花，而且生命力很强，花谢了，莲子熟了，第二年又长出新莲来，年复一年，生生不息。我不知道佛教中的莲的含义，但是佛教讲究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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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艺术
记者：《天涯若比邻》当时是怎么来做的？
王小慧：这当时是给宝马做的展览，那个展览主题是《无边界》。这组作品有摄影和影像两种形式，影像的叫做《天涯若比邻》，是放在十六个等离子屏幕上的，摄影作品有差不多2米高7米多宽，叫《同一个世界》。是由一天24个小时和一年四季的色彩组合而成的，全世界不同年龄、肤色、职业的人在一起。实际上对我来说也是无边界的，就像我们说的“地球村”。整个世界、整个地球。我对无边界的理解是多角度的。他们给我几百万办这个作品展，我可以很深刻的展开我的想法，而且他们不限时，随便我做什么，只要是符合主题“无边界”。所以英文名就叫Timetrack－Light、Timetrack－Water。
记者：回过头来看，德国的摄影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王小慧：德国是一个很理性的国家，严谨、苛刻、守法，经常会有可笑的事情。比如据说有人做了试验，在两个电话亭上挂了牌子，“男用”、“女用”，居然就有许多男人排队站在男用电话亭外，而女用的空在那里。电视记者采访问排队的人为什么不去空的电话亭，他们说人家写了自然有他的道理，还是遵守比较好。一去德国就被专门教外国人德语的老师告知：千万别在红灯时过马路，哪怕夜里一辆车没有也别冒险。假如你犯规被人撞死，人家不但不偿命你家人还得赔偿对方。
当然德国人这种严谨对我的工作有很多正面影响。我以前在技术上不太严谨，读书时就不喜欢技术科目。我摄影可以说是自学，一直都是俞霖在帮我，他帮我找的那些技术书籍很多至今我还没搞懂。有次我去拍《阴阳》系列，也是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杂志，稿约那期的是“左与右”，我就想到男左女右的说法拍了“阴与阳”人体系列。我那时离专业水平还很远，他们觉得我黑白照片洗得不够好，准备花钱请人替我洗。俞霖不答应，硬是和我一起洗了好多天，直至编辑部满意。他对我说，一定不能背一个不懂技术的名声，摄影不仅构思要好还要技术好。
记者：中国缺乏艺术摄影的受众，德国这一点就比较好。国内的情况现在也在好起来。
王小慧：但是在德国纯艺术的书也卖得不好，我最畅销的书是《中国饮食文化》，比《七位中国女性》还好得多，虽然是本厚厚的精装画册。在不同国家都出版了，出版十几年了，仍然在继续再版，翻译成外文，有朋友在美国还看到“Time Life”电视上卖。
纪实摄影系列“泰国夜晚的风景”，摄于1992年，这组作品被选入《世界10位女摄影家》合集，于2002年科隆世界摄影博览会获莎乐美摄影大奖。
“《部分被解放的女人》其实是我电影里的一个场景。表演者是一个知名的女舞蹈家，被誉为欧洲现代舞的领路人。她很完美地发挥了我的想法。广义地说，每个人，不光是女人，总被许多东西束缚住，承受内在的、外在的各种束缚，而内在的束缚是更大的。是自己为自己加上的，而人们往往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就像我们说的‘作茧自缚’。”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天涯若比邻》当时是怎么来做的？
王小慧：这当时是给宝马做的展览，那个展览主题是《无边界》。这组作品有摄影和影像两种形式，影像的叫做《天涯若比邻》，是放在十六个等离子屏幕上的，摄影作品有差不多2米高7米多宽，叫《同一个世界》。是由一天24个小时和一年四季的色彩组合而成的，全世界不同年龄、肤色、职业的人在一起。实际上对我来说也是无边界的，就像我们说的“地球村”。整个世界、整个地球。我对无边界的理解是多角度的。他们给我几百万办这个作品展，我可以很深刻的展开我的想法，而且他们不限时，随便我做什么，只要是符合主题“无边界”。所以英文名就叫Timetrack－Light、Timetrack－Water。
记者：回过头来看，德国的摄影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王小慧：德国是一个很理性的国家，严谨、苛刻、守法，经常会有可笑的事情。比如据说有人做了试验，在两个电话亭上挂了牌子，“男用”、“女用”，居然就有许多男人排队站在男用电话亭外，而女用的空在那里。电视记者采访问排队的人为什么不去空的电话亭，他们说人家写了自然有他的道理，还是遵守比较好。一去德国就被专门教外国人德语的老师告知：千万别在红灯时过马路，哪怕夜里一辆车没有也别冒险。假如你犯规被人撞死，人家不但不偿命你家人还得赔偿对方。
当然德国人这种严谨对我的工作有很多正面影响。我以前在技术上不太严谨，读书时就不喜欢技术科目。我摄影可以说是自学，一直都是俞霖在帮我，他帮我找的那些技术书籍很多至今我还没搞懂。有次我去拍《阴阳》系列，也是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杂志，稿约那期的是“左与右”，我就想到男左女右的说法拍了“阴与阳”人体系列。我那时离专业水平还很远，他们觉得我黑白照片洗得不够好，准备花钱请人替我洗。俞霖不答应，硬是和我一起洗了好多天，直至编辑部满意。他对我说，一定不能背一个不懂技术的名声，摄影不仅构思要好还要技术好。
记者：中国缺乏艺术摄影的受众，德国这一点就比较好。国内的情况现在也在好起来。
王小慧：但是在德国纯艺术的书也卖得不好，我最畅销的书是《中国饮食文化》，比《七位中国女性》还好得多，虽然是本厚厚的精装画册。在不同国家都出版了，出版十几年了，仍然在继续再版，翻译成外文，有朋友在美国还看到“Time Life”电视上卖。
纪实摄影系列“泰国夜晚的风景”，摄于1992年，这组作品被选入《世界10位女摄影家》合集，于2002年科隆世界摄影博览会获莎乐美摄影大奖。
“《部分被解放的女人》其实是我电影里的一个场景。表演者是一个知名的女舞蹈家，被誉为欧洲现代舞的领路人。她很完美地发挥了我的想法。广义地说，每个人，不光是女人，总被许多东西束缚住，承受内在的、外在的各种束缚，而内在的束缚是更大的。是自己为自己加上的，而人们往往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就像我们说的‘作茧自缚’。”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