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平木雕《沉默》, 1979年。
星星美展 - 概述
1979年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外观看《星星美展》。
1979年9月27日,中国美术馆出现了奇怪一幕。馆内正在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馆外公园的铁栅栏上,却起起伏伏地挂满了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刻和木雕。这些怪东西吸引了不少路过或打算进馆看展览的观众。 [1]
这就是星星美展的第一次展览。展览上大胆的作品,让看惯了“文革”绘画的观众大吃一惊。“那些作品的表现手段是自由的,是我们从未看到过的。展览像原子弹炸到中国艺术界一样。
当时还是美院一年级学生的方振宁说,像他这样受到冲击的学院学生为数不少。所以艺术界大部分人把中国前卫艺术的开端定位为“星星美展”,因为它开创了中国美术界一个新的时代,让大众有了看不懂的艺术。
“那是一个批评的年代”,星星美展的策展人之一同时也是后来798艺术区的创办者黄锐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文革” 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他和艺术家马德升从1978年底开始筹划“星星美展”,此后加入了钟阿城、李永存(薄云)、曲磊磊、王克平等成员。 [2]
参加展览的人很多都不是艺术家出身。严力刚学了两个月的画。剧作家王克平连毕加索都不知道,但就是他,后来被公认为最能用作品代表情绪化声音的艺术家,在第一届“星星美展”时,他拿出了三十件木雕,其中一件叫 《沉默》的木雕一直被美术评论家当作“星星美展”的标志性作品。作品是表现一个人的痛苦头像——眼被遮住,嘴被封住,一个不能自由看也不能自由说的形象。
1978年5月,几个年轻人在东四十条76号召开展览大会,正式命名为“星星美展”。[3]
星星美展 - 星星事件
第一届星星美展在1979年9月27日的清晨开幕。二十三位艺术家创作的一百五十多件油画、水墨、素描、木刻版画以及木雕作品悬挂在将博物馆的场地和背后绿树成荫的公园分隔开的40米长的铁栅栏上。与黄锐过从甚密的《今天》杂志的一些诗人也将他们的诗挂在艺术作品的边上。“四月影会”的成员们在现场拍摄开幕式。展览最早的观众除了当时的中国艺术家协会主席江丰、当时的中央美院院长刘询 、时任国家美术馆副馆长的著名女性画家玉峰等艺术界要人,还有附近中央美院的师生们。江丰当场就同意允许艺术家们晚上把作品存放在国家美术馆里—这完全是一种响亮的支持。
但是,事实证明,与当地政府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天的展览仅仅受到了来自城市公园管理人员的一点骚扰,而第二天一开始东城区公安局就派来四十个穿制服的police,坚决要求撤除展览作品。黄锐和马德胜被短暂拘留后释放,他们决定在展场以及西单民主墙上贴出抗议信。第二天,也就是9月29日,艺术家到了展场就发现他们用来挂作品的栅栏上贴了一张公告,宣称他们“扰乱群众生活和社会治安”。在东城区公安局的监管下,画展作品被没收,五十名police围住了国家美术馆的东大厅。当天下午,艺术家们在重新在北海公园里隶属于北京艺术家协会的展厅画舫斋聚集起来,刘询想要避免艺术家再与其它Z/F部门发生摩擦,,提出他们可以10月中旬全国文化大会期间在画舫斋举行一次展览。“星星”们起初接受了这个妥协的提议。
但是事情在当天晚上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当晚,“星星”们和民主活动家们碰头,这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让“星星”们相信,接受这样一个表面上挽回面子的提议会损坏星星画会的名誉。卓越的活动家刘青 和徐文立认为他们应该示威抗议关闭画展,因为197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了公民组织文化活动的权利。黄锐和其他人一开始比较担心这种直接的政治行动,但最后大家通过投票,决定在西单民主墙张贴谴责关闭画展的宣言。他们也向北京市党委递交了一份同样的宣言,声称如果不承认关闭展览是一种错误行为,他们就一定会在国庆节当天举行抗议示威。
在将宣言张贴在民主墙和递交给给市党委之后,“星星”在刘青家集合。刘询带着一位级别较低的市党委秘书出席。这次集会使两位官员很清晰地明白星星和民主墙活动家们是紧密联盟,而星星也了解到市委承认错误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选出了示威游行的指挥人员,策划打着“要民主权利,要艺术自由”的标语游行。示威者们国庆节早上九点整在西单民主墙前集合,黄锐朗读了宣言,马德生对五百人的群众作了演讲。徐文立宣布示威开始,示威群体举着正面为“维护宪法游行”的横幅沿着长安街游行,而横幅的反面写着更具煽动性的口号 “要民主权利,要艺术自由”。国外记者和驻华外交人员的一路随行。游行遇到了police的对抗而不得不改变路线,但最终到达了市委大楼的前门。他们发表了更多的演讲,唱着国际歌,最后抗议和平解散。后来,这些示威者才知道,他们的游行在Z/F高层也引起了争论。 在随后举行的全国文化大会上,“星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激烈地展开争论。游行引起的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让刘询很生气(包括1979年出现在十月20号出现在纽约时报上的首页报道),他宣布画舫斋展览不能确定一定会举行。
突然,展览得到了批准。1979年11月20日,画会得到通知:三天后可在画舫斋举行展览,而且可以展出十天,一直到12月2号为三止。成千上百的人来买票参观,而这个地方往常每天最多也就七、八十位观众而已。第四天,在刘讯组织的媒体发布会/自我批评会上,一位来自新中社的记者质疑道:“外国记者称给‘星星’贴了几个标签,把他们称为持不同政见艺术家、地下艺术家、造反艺术家。我想请问一下,你接受这些称号吗?”
Li Yongcun 总结了“星星”的态度,回答道:“首先,我不认为在中国存在着像东欧国家那样的持不同政见艺术家。我们艺术家以及那些独立出版物都具有一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们反对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官僚。不应当把我们看作是不同政见者,更不应该给我们贴上不同政见艺术及阿德标签。第二, 至于说‘地下’状态,可能这是一种误称或者误译。我们是业余的艺术家和雕塑家,不是Z/F的职业艺术家。第三:如果说我们是造反艺术家,那么从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造的是旧传统的反。”
画舫斋的展览如期进行至12月2日闭幕,最后一天破纪录地接待了九千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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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27日,中国美术馆出现了奇怪一幕。
馆内正在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馆外公园的铁栅栏上,却起起伏伏地挂满了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刻和木雕。这些怪东西吸引了不少路过,或打算进馆看展览的观众。
一名老大爷问:“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看不懂啊?”“您要是看不懂,那好办。
美术馆里有让人看得懂的。“几个摆设着展品的年轻人回答。
“那不行啊!艺术是教育人的,怎么能看不懂呢?”老大爷一脸疑惑。
这就是星星美展的第一次展览。展览上大胆的作品,让看惯了“文革”绘画的观众大吃一惊,用艺术评论家方振宁的话说,“像在中国艺术界投了一颗原子弹一样”。
“臭味相投”的青年发起展览
“那是一个批评的年代”,星星美展的策展人之一和后来798艺术区的最重要创办者黄锐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举行,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全国各地的上访者把大字报贴满了西单的民主墙。渐渐的,农村插队青年回京,在这儿组成了一个个小团体,每个小团体每期都会出油印的杂志,向大街上的青年发放。黄锐是当时最为知名的纯文学杂志《今天》的美编。
那是“臭味相投”的年代,意见一致的“文青”们聚在一起举行各种活动,他们自由恋爱,讨论民主。这些“同类们”后来组成了文化史上的重要名单:北岛、芒克、食指、根子、多多、陈凯歌、李晓斌、罗群、艾未未、王志平、史铁生、查建英等。
黄锐说,看着当时诗人在诗会上大放光彩,觉得挺失落的,于是就产生也创办画展的想法。
他和艺术家马德升从1978年底开始筹划“星星美展”,此后加入了钟阿城、李永存(薄云)、曲磊磊、王克平等成员。
诗人严力当时的女朋友是画家李爽,他回忆,黄锐到他家邀请李爽参加画展,看到满墙挂着的都是严力自己习作的画,于是就把两人都邀请过来了。“当时挑选没有标准,谁想上谁上。”黄锐回忆,这基本成了“星星画会”的策展理念:没见过的就是好的。
这些人很多都不是艺术家出身。严力刚学了两个月的画,剧作家王克平连毕加索都不知道,这着实让黄锐吃了一惊,“你得从头开始”。
但另一方面,这种与文学、诗歌、摄影密切联系的“圈子”,也给艺术家带来了原始的艺术感受。
5月,几个年轻人在东四十条76号召开展览大会,正式命名为“星星美展”。
美术馆外公园展览“震”京城
展览地点选在美术馆外的公园,这是个冒险的决定。做这个决定的原因一是因为官方不可能允许在任何一个场馆举办这样的展览,二是为了“挑衅主流艺术”。根据王克平后来的自传文章回忆,他们几乎和警察玩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9月26日,王克平和严力骑车去海淀区贴海报,主要张贴在北大、人大一带;当天看到有人正在整理花园,以为警察先得知消息了,后来知道是虚惊一场。
9月27日,早上7点赶到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以赶在警察8点上班之前把作品挂出。大家都感到这事很刺激。“我们觉得一点不比美术馆差,大家说就是要震一震他们。”薄云笑说。
展览果然真的“震”了一下京城。
公园管理人员前来干涉:“这是公园,不是展览馆,来了这么多人,乱哄哄的,你们看扔了一地冰棍纸”。
一位中年妇女在远处大叫着:“这是什么美展?我看就不美!你们是谁领导的?我去报告派出所!”一些外国人瞅了一眼调头就走,“估计是去通风报信去了,从来没见到中国有这种新东西”,薄云回忆。
公安局的人来了,艺术家们和警察据理力争,因为观众众多,警察也无可奈何。
更可贵的是,中国美协主席江丰、美术馆副馆长郁风、北京市美协主席刘迅、创作首都机场壁画的袁运生、元老级木雕艺术家固原等美术界的官方领导和老前辈都来了,给与了极其积极的评价。
展览被撤参展成员抗议
可是,第三天,黄锐等人早上再去的时候,展览被撤,艺术品被没收。
黄锐说,现在想来,这是可以预见的:当时正值国庆期间,文化部正准备宣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但突然,国外媒体出现在了中国美术馆馆侧的这个“目空一切”的展览。
成员们开了好几次会议,通过举手表决,产生了“游行抗议”的决定,表决时,有些人放弃了,黄锐尽管反对,但作为负责人,还是参加了。
于是,1979年10月1日,浩浩荡荡的队伍拿着“要艺术自由”的标示,沿着长安街走向市委大楼,要求归还艺术品。
当眼前突然出现了阻拦人员时,大部分人都退缩了,“散去的人们躲在街角,退后200米的地方,眼巴巴地看着我们”,黄锐说,那个场景令他终生难忘,当时情绪如上了弩的弓一样紧张,“我已经做好了"进局子"的准备。”但是,最后,政府同意归还艺术品,继续展览,这场“艺术之战”出乎意料的取得了胜利。
“我们当时高兴地跑到王府井(600859行情,股吧)东风市场二楼吃饭,一桌三四十个人,但我们当时也说,如果谁第二天不见了,那肯定是被抓走了。”严力回忆。
现在想起来,这一胜利与宣传不无关系,当时“星星”成员们甚至成功在《人们日报》上登出广告,此外,只有几百万人的北京,人际传播更是起到了极大的传播力量。严力认为,更深一层意思上,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那个“批判文革”,“反抗压抑”的那几年才会发生,“当年在民主墙前后,大家都觉得压抑,连上层都觉得压抑,十年"文革",正是到这种压抑爆发的时候了。”
http://news.hexun.com/2008-05-25/1062152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