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辈草民没看出高老太和艾未未等是为中华崛起努力奋斗着。不好意思
。 恰恰相反， 真正让中华崛起的是共产党。 还有，靠裸露丑陋的身体的所谓行为艺术来出位，可能一般的草民是做不到。
老V这个表面上占在反共的高老太和艾未未一边， 但是用的却是老共的手法： 抢占道德制高点。
哈哈，高老太为党工作还是为那些受害者工作？
人，可以犯错误，但是不能昧着良心，颠倒黑白的讲话。
淘气分子艾未未
默认分类 2009-12-31 15:34:52 阅读1906 评论3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此稿命运坎坷.算起来从采访到成文,时间跨度之长,以至于我都搬了四次家.成文后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最后,PARTY不满意....
经过阉割,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个人历史"栏目.
艾未未老师,头上始终悬着一个问句:"为什么是您?"太多太多的报道,都没有回答这个疑问.我也没有成功.但是在艾老师缺环太多的生平事迹中,我还是努力地补充了一两个环.希望日后有志之士,能够补齐这个链条...越来越难啦,艾老师越发喜欢议论,而讨厌叙述...
这个稿子作为年度闭关,祝我新年快乐.一堆总结啊剖白啊畅想啊,来年再说吧!
艾未未三下两下把衣服脱了，时间一下凝滞了几秒。
道德规范、文化习俗、理智、因为衣着带来的虚假的自信，与裸露的身体在空气里开始激烈搏斗。艾未未手擎一只蜡制猪头，也无意遮挡什么，他四肢纤细身躯庞大，像只白皙的大甲虫——这只舒展而松弛的甲虫，又足够具有攻击性，挑衅地盯住房间里那几个脸涨得通红、 一时瞠目结舌的衣衫整齐者。然后，裸露的身体赢了。艾未未表现得越自然，被裹住的家伙就越不自然。
艾未未被裸体拍摄过三次。第一次是为英国杂志《艺术评论》，摄影师也是个艺术家，拿着不高的酬金，艾未未一听就不忿，我来配合你拍点儿惊世骇俗的，说着就把衣服给脱了，可把摄影师给乐坏了；第二次他注册了微博客“饭否”，群情激昂的网民里有那么几个眼明心亮的，死活不相信这是艾未未真身，他拍了裸照挂网上，用一只“草泥马”玩偶遮住私处；第三次为我们，“别的干不了，只能娱乐娱乐了。”艾未未说。你能听得出里面的无奈。
时逢盛夏，艾未未的工作室——北京草场地FAKE 258号——蓊郁而懒散，院墙上的“FUCK”标语不似冬天时那样突兀挑衅，好象暂且要在绿意昂然的草地和油亮的竹林中歇口气，3只猫窜来跳去，一只花的，一只金黄，还有一只黝黑，都是流浪猫，因为吃喝无忧，空间充裕，落魄相全无，个个油光水滑君王般傲慢，一只叫“丹尼”的老狗忧郁迟缓，因为老挠耳朵，戴了只滑稽的耳套。
艾未未并不享受这闲散，他有点儿焦虑。刚从日本办完个展《起因于何》回国，一下飞机看到天空晦暗、街道脏乱、人人表情狰狞，却不得不适应：“这种忍受痛苦、受人凌辱后没有任何知觉的木然状态，在中国实在太强大了。”工作室成员陆续搬着小板凳围过来，一副要听布道的样子。艾未未开始抱怨记者：“很多很多中国记者，就是一个工作，既不关心也没有思考，我跟中国记者，基本没遇到一个采访能上一句话接下一句话的，我见得太多了，不敢单刀直入，总是外围打转，你可以把我先奸后杀，也可以先杀后歼，不用那么多润滑油……”他好象果真失望透顶，声音越来越小，以至于被蝉声压过，“我觉得特无奈，明知大船要出事儿，却什么都做不了，博客被封，‘饭否’关闭，只能坐在这里听蝉声。”那蝉叫得撕心裂肺的。
时间回到2009年年初，冬日料峭，艾未未穿一搭襟灰棉袄，内衬艳粉T恤衫，坐在一家韩国料理店，生菜包起一块烤牛肉配蒜片，心情上好兴致颇高，宣布未来的打算是电影或政治：“写博客就是政治，接受采访发表意见就是政治。”
这位涉猎范围过广（涵盖古董甄别、艺术创作、 策展、 出版和建筑设计）、被笼统地叫做“艺术家”的胖子，在不确切的行为模式中，始终有个确切的精神主题：打破秩序。“我对秩序不太看中，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对所有的秩序都比较怀疑。在美国，在那里最大的权益是什么？自由。所以我从来不去上课，到处瞎转，享受自由，我也总有意见，我也游行，把警察拉下马。回到中国最大的权益是什么？批评政府。”
自2006年6月，艾未未在博客中写文章抨击广州医生钟南山动用国家机器寻找他失窃的笔记本电脑，将秩序的毁坏直接投向时政领域，原本的艺术小众博客成为一个社会批判的阵地。他发表对他本人担任设计顾问的奥运场馆“鸟巢”的微词；为“YANGJIA袭警案”撰写70篇文章；发起“ERTHQUAKE 遇难学生调查”；在微博客“饭否”上即时点评时政；前往成都为TANZUOREN作证；几乎不拒绝采访请求，借助媒体针砭时弊……假使政治是艾未未的最新“项目”，作为重要参与人的媒体，他可不是得有要求嘛。
你不能不打碎鸡蛋就做成煎饼。看上去艾未未打算当个兼职的“煎蛋饼者”。他像个色泽变得更快的蜥蜴一样在世界上行走，可他又从来没表现出他是什么，也从来没表现出他不是什么。最奇怪的是，他一直“安全”，激情穿过混沌并且不受伤害。
穿着灰棉袄的艾未未尚且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批评政府，一开始以为我是外国人，我1981年出国，没拿到绿卡，回来时妈妈都不好意思跟人说。后来又说跟我父亲有关，我跟他们始终疏远，远远看着，象个局外人和旁观者。我现在站在明处，越说话就越安全。”
时间仅仅过了一件棉袄的工夫，艾未未的博客被封杀，微博客网站“饭否”遭关闭（“我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说），草场地村头时不常蹲上两个便衣，艾未未没事儿就出去调戏一下他们：“你们是谁？想要干吗？有证件吗？”可他仍旧“安全”，你要再问他这个问题，他就没好气儿了：
“你要怎么样才叫怎么样啊？我也说了，你要么来抓我，要么别理我，中国人就好象你没死的时候就恨你不死似的。这事儿我觉得很逗。”
“要换了别人，早就被这样那样了。”
“这变成我的问题了？我没办法替别人说话，我怎么知道别人怎么想？也可能他们在来的路上呢。”
他对政治有了更多实践和思考，但他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就像一贯的那样，但凡事情界定得太清楚，他就没了兴趣。“实际上我对时政的考虑并不是一个政治态度，而是一个美学态度，我更多谈的是公平、正义，和一些可能性，我更在意这种争论。是不是艺术项目我还不能准确说，我不太在乎它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伦理价值的一个判断，关于伦理和美学的一种联系。”
不过这是个窃窃私语的国度，一人大声喧哗，旁边不仅没人帮腔，私底下还要议论议论你到底图什么。艾未未的举动被指责为“炒作”，不解之词从知识阶层蔓延至网络。
“中国人并不轻信，中国人本身是怀疑论者，是经过了一次道德选择变成默认的，明知不对，仍闷声不语。我并不是个职业‘革命者’，我给杨佳写了那么多文章，别的事情又一句话没说，我是随机和任意的。我反复解释这个问题，生命的价值，人的基本权利，好象你去谈这些事情是种奢侈。不能因为大多数放弃了这种权利，坚持的人就变成异类。”艾未未说。
在电话采访中，陈丹青断然肯定艾未未的举动。他认为艾未未由早先单件作品的观念进入目前比较大规模的行为，既显示公民意识，又自然而然成为他创作的延伸，这种延伸由于中国本土的语境，“超越了西方行为艺术已有的先例。”
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陈丹青与查建英将艾未未称为“左翼艺术家”，这一次陈丹青解释了这种说法：“‘左翼’在中国是个被玷污的概念，‘左翼’一说源自西方，指爱憎分明、站在弱者一边、以非官方的，个人的，激进的行为，刺激社会。艾未未的本能来自初始的朴素的左翼。可是政治行为在中国被狭隘归结为两种定义：要么入PARTY，要么反PARTY，自由表达的中间地带很稀有，很难被认同。艾未未身体力行，不断重申个人表达的权力。”
目前议论艾未未的那些“犬儒心态”也叫陈丹青厌恶：“有的人既无本领也没勇气，却批评艾未未商业，说他有政治企图，全他妈的胡扯！‘商业’一词在中国具有廉价的贬义效果，‘政治’一词则直接构成指控和威胁，这类批评通常来自知识分子，其实是在掩饰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怯懦，但显露了他们的卑鄙，他们批评艾未未，他们敢批评政府吗？”
现实太残酷，叫他爱未来去
艾未未和弟弟艾丹隔桌而坐，一个穿艳粉，一个着亮绿，好象一棵树上结出的两只形态相似、颜色迥异的果实。
艾丹飞快把自己灌醉了，酒瓶子堆满了窗台，他进入到一种柔软、无力的状态，尤其考虑到他粗线条的外型，这种脆弱对女性尤其有杀伤力，不论老幼，莫不动容。艾未未吃得不少，喝得不多，他始终警惕地巡视全桌，一个即使置身风暴中心也沉着、冷静的观察者。突然他的注意力转移到邻桌，一群人起身排队敬酒，他们是蛀虫？搞传销的？还是辛劳平庸的小职员？不论怎样，都是这社会最简单、最平常、最了不起的主流力量。“过来敬敬这桌啊！”艾未未突然大喊，把个擎酒杯的小姑娘吓了一跳。
艾未未与艾丹的朋友、作家冯唐说，两兄弟都是完美的矛盾结合体，兼具有力与无力，警惕和松弛，可是只要敲碎那层硬壳，就能触到他们柔软的芯。共同的，他们又与世界保持着疏离感，虽然流放早已结束，他们仍旧游离在外。
1957年5月，艾未未出生于北京，父亲和母亲分别是诗人艾青和高瑛。高瑛在《我与艾青》一书中回忆：“艾未未在北京出生时，艾青说：‘这个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作品，也许是一个杰作！’为给自己的第五个孩子起个好名， 艾青闭上眼睛翻辞海，睁眼一看，是个‘威’字。自叹： ‘（知识分子）有什么好威风的？’便从‘威’字四声中找出‘未’字，说‘就叫未未吧。现实太残酷，叫他爱未来去。 ’”1958年，反右运动开始，1岁的艾未未随父母流放新疆。
艾未未第一次感觉到，一个时代把自身复制到这个家庭身上，是在一间公共厕所里。离家3、500米，蹲上去噗通一声那种，到了冬天，粪便冻结成冰，形成一把锋利的宝剑，从坑里雄伟出鞘。“我和我父亲同时出现在公共厕所里，那感觉非常奇怪。那年我9岁，他已经56岁，我们一起蹲在那里，都不说话。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个很平常的冬天的早晨，街上贴满了大字报，写着砸烂大右派狗头，剥开大右派画皮，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每一张都署着名字，每一个名字都吓着你，全是最好的朋友，最常走动的人，他们写你母亲为什么有那么多高跟鞋，甚至腐蚀别的女青年，把自己穿过的布拉吉送给别人；你父亲不服改造，还经常跟别人谈论在法国的生活。这是最早的八卦，用各种言词和细节说你如何的坏，如何不服。”
当我们谈论那段流放岁月，未免会夸大其中关于艰辛的想象。而在那日子开始之前，艾未未觉得 “平稳、自由，非常自由，甚至绚丽”。就如同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都出身名门，聚集在新疆的也都是时代的“箭头精英”。中学课堂上是各大学的名师，种庄稼的是精明地主，食堂饭菜也可口得超乎想象，他们懂得吃、懂得喝、懂得享乐。艾未未有个“大右派”爸爸，神秘极了，还有某种英雄想象，他觉得父亲跟变戏法的有点像，随手就画出什么，或者谈论一首诗一个故事，毫无教育目的，甚至不知道儿子上几年级。他的烦恼仅仅是被老师评价为“滑头、表里不一、口是心非”，他觉得讨厌，他收获的最好的评语是“聪明”。
然后生活就像玻璃似地啪啦一声碎了。
艾未未看到哥哥姐姐的同学冲进家里打砸抢。他们大都也是“高干子弟”，满怀激情地扮演着历史的冲锋兵，谁也没想到历史席卷过这一轮，将会把号角掉转方向，对准他们自己的亲人。
他帮父亲点着一把火，烧毁从国外带回的烫金封皮画册。那些铜板外壳实在太结实了，怎么都烧不透，它们又那么漂亮。从灰烬堆里，艾未未又拾了一些，送给同学包书皮。
全家突然搬到了一个叫石河子的地方，住进“地窝子”——那是地上一只土洞，搭些树杈，糊一点泥，只容得人蹲在里面，他很自然地低头蹲下，既不吃惊也没有怨言，他接受了这个“家”。
他看到父亲打扫食堂时，被一群打闹的孩子骚扰，他花白了头发，腰板挺直，硬是不放弃威严，刚要拿起扫帚呵斥那群捣乱鬼，就摔倒在地，满脸是泥……
艾未未讲述这些时，好象在说几个世纪以前的事，别人家的事。他说自己生性冷静，又不知哪里来的疏离感，你如果还穷追不舍，硬要将自怜和丰沛的感情强加到他身上，他就不耐烦：“我还是个孩子，一个孩子能知道什么？”一个孩子太弱小了，不能负担如此深重的历史；一个孩子又特别敏感，他能洞悉所有细琐、卑微的小事。
地窝子里每天夜里都要点上油灯，那油质量真差，冒着长长的一股黑烟，早晨起来鼻孔都是黑的，所有东西都是黑的。父亲一早起来就开始擦灯罩，哈着气擦，擦得铮亮，夜里点上，又黑了，第二天再擦，如此往复。你分不清他是真的喜欢，还是需要这么一个仪式。
后来，艾未未只回过新疆一次，当年的连队消失无踪，杳无痕迹。就像一片突然被风卷跑的树叶一样，既不知它去了哪里，也不知它毁于何时。
好象一只盛满珍珠的玉碗
2008年年底，“纽约摄影展”开幕之夜，艾未未在FAKE258号旁的醉酷餐厅设了大局，一如他好宴宾客的派头，不用请柬，来的都是客，一落座就端过来一盘子牛排，10分熟，配莴笋青豆和上好葡萄酒，统一套餐。如果想借机与艾未未套套近乎，那有难度，他从来不是中心，更愿意放任宾客胡侃瞎闹，前一分钟还斜着眼打量众人，后一分钟就不见了，神出鬼没的。当夜有那么两个小时，他悄悄带了几个后到者再去观摩摄影展。一幅幅走过，亲自讲解。
1983-1993年在纽约拍摄的这组琐碎生活，记录了他在纽约曼哈顿东三街一间12平米小屋里的一干过客：陈凯哥,潭盾,徐冰,翟永明,金斯伯格,舒婷,北岛,冯小刚……大都挺贫困，有的比较搞怪，全部很惊悚。你最想问的问题是：“你们熟吗？”
陈凯哥留一络腮胡穿着格小褂瘦得跟猴似的。“你们熟吗?”
“那时候还行,现在连个电话都没有。”
好多张金斯伯格,他坐在东三街小屋里读诗,他家厨房,他的书桌。“你们熟吗?”
“挺熟,不过不是那种熟呀。他倒是喜欢异性恋男的,可我不喜欢呀,这事儿就不成。男的只有成和不成,别把你们女孩的小心思往上边靠,先是不行,犹犹豫豫,后来又行了……”
白灵留一齐刘海扎俩麻花辩,怪清纯的。”你们熟吗?”
“就是认识。当年特别文静。我也挺奇怪她现在怎么变成了这样,可能在好莱坞混的吧，又或者分裂成了公众自我和现实自我”
傍晚，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艾未未看到小窗外的车流、灯火，像钢水从熔炉里迟缓而有力地流出来一样，或者，像一只装满珍珠的玉碗。没有什么官方委员会前来欢迎他，没有记者请他对中美形势发表看法并回答世界上是否数美国姑娘最漂亮，当他抵达时，警察局的小车泊在路边，市政厅公园里的鸽子在安详吃食，百老汇没有从窗口抛出盛大的欢迎彩带，他乘车前往他那默默无闻的住所时，至多看到十几张旧报纸，象欢迎旗帜似的，在夏天疲弱的风中拍打。
艾未未依旧兴奋，不是怀揣着什么美国梦，而是他总算逃走了。
18岁从新疆回到北京，艾未未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系，与那些听音乐、穿牛仔裤、带着漂亮女朋友的城市青年有点隔阂，“究竟我是从新疆来的”；作为一个“生来的承受者”，未来的“煎蛋饼者”，他第一次开始琢磨，怎么能打碎蛋壳让蛋黄流出来。
他对天安门广场感到失望，真实与想象、歌颂和癫狂中的东西差很远，“原来就是这样的，好像一下子最后一张底牌翻出来了。”父亲整天唠叨，他背着画夹子去圆明园画画，到西单民主墙溜达，被中国最早的艺术社团之一“星星画会”吸引。“星星画会”创办人之一黄锐，如今也是个浑身带刺的行为艺术家，他对艾未未的印象是“并不特别，若既若离”，他不相信组织，与任何集体都保持距离。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松动，好象家长离开了家，既不允许什么，也不禁止什么。之后，又是突然一天，民主墙被关掉，“星星画会”的“被拒沙龙展”遭到报复，每天都有人被抓，严打开始。艾未未不再是个孩子，这一次历史的仆从来势汹汹，绕开了父母，直接朝他走过去，好象要你清算帐目、偿还债务，叫你吃点苦头、无力招架。
“就像民工打算到北京打工，临走前他哥说咱去上海吧，他就可能去了上海。我去美国，就是这么随意，没有任何准备。”他兜里揣着30美元，护照上盖了戳。
签证时，玻璃那头问他：“你去美国干吗？”他答：“学卡通。”“那你会去迪斯尼乐园吗？会去看米老鼠吗？”“会！”“祝你玩得愉快！”签证官盖上了大红章。临上飞机前，他转过身对送行的母亲说：“我回家去了。”
艾丹在中篇小说《纽约札记》中，将艾未未化名“马杰”：“我和马杰住在曼哈顿的下城，人们称这里是‘嬉皮村’。这里不像是富人的住宅区，街道上的脏东西无人清扫，在寒风中满处乱飞……屋子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物品，有几样像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包括坏了的放大机、没有电线的落地灯、还有一个大铁架子，我也说不清是什么玩意儿，像是吊车的某一部分，马杰说是雕塑。……我明白马杰不仅是艺术家，还要去当体力劳动者。”
艾未未当过建筑工、电工、搬运工、包工头……好象这才是他的主业，抽空去帕森艺术学院学素描，很快老师觉得教不了他，换到艺术学生联盟，没过多久他又消失了。他整天不着家，穿一件绿色的棉大衣，不论去做工、去大都会博物馆、去晚会、去看歌剧，都穿着，没有人指指点点。他跟一群搞艺术的在时代广场抽草，突然就昏过去一个，大家商量着是扔河里呢还是直接拉到艺术展去，还没商量好呢人又醒了过来……
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都是最浅显的自由，也是最喜悦的自由，既没有权威的管束，也没有大多数的指责，人们毫不羞耻地只关心自己，不把标准强加于他人。多新鲜呐。他开始自由的生长，在艾丹眼里，就像“山魈”，就是那种身体像大猩猩的动物，脸呢，像京剧的脸谱。
当时艾未未批评起艺术来一点都不留情面：马蒂斯令他作呕，凡高是性压抑者、心理变态的小丑，毕加索只具备了公鸡的思想，如果这些大师都是些石头，他就毫不犹豫地一脚踹开。惟独一人他十分尊崇——安迪·沃霍尔。他到美国后买的第一本书是《安迪·沃霍的哲学：从A到z，再回来》，在为此书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艾未未写：“安迪•沃霍尔因医疗事故突然离世，这个消息使城市黯然失色，大家都沉浸在伤感之中。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离去了，随着那些确实的、离奇的、虚荣的与他相关的变迁、人物、事件，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突然失去了磁力。那一天是1987年2月22日。”艾未未爱安迪·沃霍尔爱得要死要活的，这个全纽约人都知道，他不仅注意有关沃霍尔的一切消息，还喜欢不断重复沃霍尔说过的话，就是那种人人都会说可只有他一个人说出来挺富有哲理的话。
多年后，艾未未被誉为“中国的安迪·沃霍尔”，他既不同意也不否认：“最吸引我的是他纯粹的态度，淡泊接受一切的态度，无奈的，喜欢的，所有都接受。他就像个机器，没有选择判断，又不断放弃自我。我们确有相似之处，我从一个极权的沙漠中走出来，他生活在一个极为冷酷的物质化社会。”
中国的安迪·沃霍尔？那是贬低了沃霍尔，抬高了中国艺术：“安迪·沃霍尔的土壤永远不可复制，那个波普时代，反对精英的时代，他周围聚集了一群傻瓜，可随便哪句话又震人一跳。他是生长在花丛中的，我却在荒瘠的土地上，冷不丁见到一朵小花，就稀罕得不得了。”
他好象无意识地实践起安迪·沃霍尔的“接受一切，又不断放弃”的态度，他向杜尚致敬，用挂衣钩拧了个《挂人·杜尚》，然后就收起来再也没拿出来；他往画作上泼颜料，直到全部覆盖，再收进箱子里，永不示众……你正打算歌颂他“不凝滞于物,与世推移”呢，他一白眼睛：“生命根本不是个累计的过程，过去的一切，都只走向死亡。”
就像在“纽约摄影展”看到的那样，艾未未曼哈顿东三街的小屋子，卧虎藏龙，有好多都是腕儿了，既得利益者，美国梦在中国的实践人，可是若要问艾未未的“美国梦”，他就急了：“世俗的聪明我有，到大西洋城连赌57小时，不输。可我根本不感兴趣！我离开美国时，没拿到绿卡，没娶上媳妇，我除了当鸡，什么苦没吃过？”
他说就是想找个理由回国，如果找不到，那就永远不回了。1993年，父亲病重，艾未未借机回国。
12年后第一次与家人见面，艾未未剃了一光头，一进门就与母亲、姐姐打闹。父亲艾青坐在轮椅上，眼神不大好，远远看着，以为从哪儿来个和尚，家中女眷如此不庄重，老爷子怒不可遏，咆哮起来。
童话与淘气分子
1982年，第7届“卡塞尔文献展”开幕，德国艺术家约瑟夫·波伊斯运来7000块石头，开始在那城里种树，每棵树前竖块石头，种了4年，那就是“波伊斯橡树”。他的宣言为：艺术是一切，一切是艺术。2007年，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艾未未把1001个中国人运送到那城里，有文艺男女、摊煎饼的、民工，这就是《童话》。
当卡塞尔团团员嚷嚷着要吃肉包子时，艾未未脱了上衣坐在一口大锅里，头顶锅盖，一幅要为肉包子献身的样子。
《童话》参与人事前事后都收到艾未未的问卷调查，你的爱情与情感，你的价值观与宗教信仰，你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看法……，艾未未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目的，“就觉得该有这么个调查”。时隔两年，他又将“5.12地震遇难学生调查”与《童话》联系起来：“都是一个简单的结构，有个宏大的规模，这里面有个体叙事，也有宏大叙事，表达个人与权力的对抗……”然后他停住了，不打算讲得更清楚。
1993年艾未未回到北京，古董淘了6年，忽然就把两只汉代的罐子摔了，当时艺术家容容有一架能连拍的尼康F3相机，为了拍出连续动作，两个罐子都摔破。在天安门，他竖起中指，妻子陆青掀开裙子，似要表达某种批判，90年代“政治波普”蜂拥而上，艾未未赶紧离得远远儿的。他又转为向传统工艺致敬，领群工匠制作了工艺极端复杂的立体木雕中国地图《碎片》，170块边角料来自三四个不同的庙宇，他说: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并不相称，碎片之间也没什么意义，但它很牢靠，又很荒谬地表现出脆弱。卡塞尔文献展，他又用雕花木门搭了扇高高的装置，第二天就被风吹倒了，当然，这也是艺术的一部分，可以解释为隐喻了中国的豆腐渣工程……你难以将他的艺术创作归类，它总是天马行空地冲入一个没有料到的境地。
FAKE 258号有间储藏室，摆满了巨大的“猫箱”、半折叠的玉盘子、青花瓷太师椅……问艾未未这都干吗使的，他潦草回答：“没想好，工匠运来，先放着，不知道会成什么形态……”他对阐释创作理念一点兴趣都没有，倒鼓励你去“偷”几颗瓜子——一堆陶石雕的假瓜子垒成小山，每一次访客的触摸与“偷窃”，都是它们的命运。他要的就是不确定。
“艺术家”的称号，在这个一切都要归类的国度帮了他一些忙。“艺术家”当然有非常棒的理由去扮演疯癫，他越轨恶行的流言越多，他的灵感好象就越多，这时他可以获取片刻的平和，魔鬼可以稍许安静，艺术可以精进。可是“艺术家”的称号也叫他厌烦。
“尽管他做了很多东西都是以艺术品名义展出和出售的，如果你称他为建筑师或批评家或任何头衔他也都会厌烦，其实他真正厌恶的是冠名中形成的观念秩序，以及冠名对人的规定性。”艾未未的朋友、艺术评论家舒可文说。
舒可文讲有一回艾未未喝多了酒，半真半假地说：“人作为人还有另一个特质，就是有一些怎么努力也永远无法达到的意向，这种精神指向是人的价值，在真正的思想者或艺术家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意图，这跟成功和作品好坏没有关系。我仍然和艺术还有纠缠的话，就是因为我对这种意图还是比较尊重。如果没有这种特质，生命的价值和我们为什么在这儿的根据就彻底失重了，那种沦落才是真正的沦落。我通过工作来认知这个世界，通过自己做的一些东西来发现你和世界的关系，这个对我来说无比重要。”
在舒可文看来，这是艾未未少有的比较接近真实的自我剖析。他所做的一切首先身为“人”，而无关身份，艺术只是一种名称和形式，是他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一种途径，却不是所有的途径。他被称艺术家，他也可以关注时政，就如同一个作家，既可以舞文弄墨又能上街游行一般，与身份无关。他与其他艺术家的最大不同，是他不囿于“艺术”这一名号，只做最原始的表达，拒绝转换为“艺术形式”。
那又是什么，使这个“人”激情与冷静并存，兼有极端的散漫和严谨？
“淘气”，舒可文说。不同于狭义的专属孩子的“淘气”，而是独立人格未受侵害的“成人式淘气”：“艾未未的淘气不同于刻意、矫情的恶作剧，淘气是松弛和本能的，那种头脑一热就把玻璃给砸了的原始生命力。具备淘气特质的大老爷们都特别可爱，这意味着他保有天真、幽默和努力不被束缚的独立人格。”
也许是这“淘气”塑造了艾未未尖锐的形象，激起了极端的回应，赞赏他的人和厌恶他的人一样多。你可以说他哗众取宠，也可以溢美他不失纯真。他一脸大胡子，轻快地跳着脚，只顾去皱假正经者的裙子，既不在乎也不想讲道理。
他最近如此躁动不安，你忍不住问他，中国这么糟，干吗还呆在这儿？
他眼睛亮了。
“你的逻辑有问题，难道我选择呆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得是完美的吗？”
“你强调个性，维护自我，可你的自我在这里不舒服不开心”
“你的判断不对，你想制作一个逻辑来满足你的判断，这是危险的。我除了不满，还有其他的生活，可能有我命运的原因，这个原因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可能是个便衣也说不定……”
这时候才记起来，这是个厌恶确定性、迷恋思辩的淘气分子，他能给你无数的可能性，就是不给你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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