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换个角度看,更给力。
如果是有影响的人物,不退,而是把土共蜕化了、和平演变了,那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个人印象里面记得赵紫阳曾经打算做这样的事情。网上查到这篇文章,基本印证了我的印象。
中国应走什么样的路?
中通社评论要“说清楚”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不能走西式民主道路”。评论说:“在这本书中,赵紫阳表明他与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存在严重分歧,分歧的原因是有关中国是否应该采取西式民主。”
的确,赵紫阳在回忆录中丝毫没有隐瞒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赞赏。他在回忆录中说:“......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但是,赵紫阳说:“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9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我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要改变。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赵紫阳总结当时的想法说:“我总的想法实际上是想要改变过去长期形成和坚持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方式和制度。这大体上包括下面一些内容:首先要增加党和国家决策的透明度。......其次,要开辟各种对话渠道。......再一个就是要改变选举制度,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另外,执政党在实行党政分开的条件下,党对各个领域的领导应该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尤其是对文化艺术,更要宽容,不要管得太宽太严。充实和改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问题,要使民主党派能真正起到参政党和共同协商、互相监督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
“......我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谈到这一点。我说很多东西我们宪法上都有规定,但实现不了。......另外就是要有领导、有限度地开放舆论。......总之当时设想,在共产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容纳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上各个方面,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我们虽不实行多党制,但要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
赵紫阳承认,1989年他下台之后,他对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议会民主制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他说:“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赵紫阳认为,中国应该朝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改革,但是需要循序渐进。他说:“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如果我们不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中国市场经济畸形状态,不健康的市场经济,权力市场化、社会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法制社会也不可能出现。......另外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赵紫阳认为,要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改革。他说:“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当然,还有军队国家化,还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实行的司法独立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