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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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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六
从面对金黄色沙滩的希尔顿大酒店的玻璃大门走出来，明宵深吸了一口带着海水的咸味儿的潮湿的空气，觉得浑身清爽。五月的嘎纳，春光明媚，气候宜人，棕榈树在温馨的风里摇曳，海边的奢华的旅馆里住满了前来参加电影节的名媛显贵。一辆辆敞篷车在街上驶过，车上戴着墨镜的美女帅哥们在尽情地嬉笑着。
他绕过门前停着的一辆辆等着载人去电影节会场的豪华车，一个人沿着浓荫遮蔽的街道走着。他身上穿着的黑色西服和裤子，脚上是擦得发亮的皮鞋，西服里面是一件熨得平整剪裁合身的白色衬衫，上面配着一条银灰色领带。要是往日这身打扮走在街上会很显眼，但是今天，因为是电影节颁奖大会，街上到处都是盛装打扮的俊男靓女，倒也不显得太惹人注目。不远处蔚蓝色的海面上闪耀着一片片明亮的光点，有几艘白色的游艇在镜子一样平静的水面上游戈着，驶过的地方留下圈圈涟漪。岸边的一排排青绿的棕榈树下，沙滩像是黄褐色的环形地毯，沿着海水铺着，一直通向了楼群聚集的地方。
这是他第四次来嘎纳了。回到美国十年以来，他拍了五部片子，其中四部都参加了嘎纳电影节。他的第一部片子是改编的普鲁斯特丹《似水流年》，把一部看起来似乎无法改编成电影的文学名著搬上了屏幕。电影拍得很文艺，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但是票房很惨淡，在美国的主流影院基本没上演，只是在欧洲的一些影院上映过。好在电影不需要很多外景，演员也是几个不出名的演员，制作成本低，不但没有赔钱还赚了一点。
《似水流年》在嘎纳电影节上得了一个特别奖，让明宵在电影界开始初露头角。他的第二部片子叫《街》，拍得是一个穷困潦倒的黑人艺术家，花了二十年时间，把纽约的一条街道上的所有车库和墙壁都画上了一幅幅形象逼真的画。片子是小成本制作，票房也不高，但是依然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街》在嘎纳电影节上铩羽而归，什么奖都没有得到，让明宵很失望。
接下来，他拍了一部传记片《蒙巴那斯的黑蝴蝶》，通过一个经常在巴黎左岸的圆亭咖啡馆出没的模特儿吉吉，再现了二十年代聚集在法国巴黎的那些艺术家们的穷困潦倒但又生机勃勃的生活。这部依然是小成本制作的文艺片在嘎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让明宵声誉鹊起。片子在欧洲和美国的票房也都不错，让制片人赚了不少钱。
他的第四部片子是一部动作片，票房很好但是评论不佳，没好意思送嘎纳电影节参加评比。但是这部片子赚得钱，让他可以再一次拍一部文艺片：《红裙》。
《红裙》是他拍的第五部片子。剧本已经在监狱里写好了，花了四年的时间，写得是靳曦母亲的身世。一个莫斯科芭蕾舞剧院的女演员，因为爱放弃了自己在苏联的艺术前程，来到了中国，最后在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最后自杀而死的故事。
虽然剧本早已经写好了，但是他等了将近十年才拍这部《红裙》，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他在好莱坞见到了许多女演员，也去各个芭蕾舞团挑过，但是没有一个符合他心目里的《红裙》的女主形象。去年，他在纽约看芭蕾舞的时候，偶然见到了一个从俄国来的芭蕾舞演员，中俄混血，舞技精湛，外形和气质都与剧本里的女主相似。第一眼，他就觉得他找到了演《红裙》的人。于是他说动了制片人投钱，拍了这部片子。
他没有想到，这样一部低成本制作的文艺片，《红裙》在美国和欧洲的影院里票房很高。也许是因为里面精彩的芭蕾片段，或者是演员的淳朴的演艺，或者是催人泪下的故事，或者是市场宣传的成功，或者是评论界的好评，影片刚一上映，就登上了票房收入的排行榜。这次他带着《红裙》来嘎纳，参与最佳故事片金棕榈奖的角逐，希望以此片，来纪念一个十年以来从没有再见到过的人。
沿着海滩和掩映在树林里的古色古香的房舍，他走到了电影节会场。会场的大门两侧停放着一排排豪华轿车，不断有车辆沿着弧形的车道开过来，在距离门口不远的棕榈树下停下。身穿黑色制服的招待拉开车门，身着各色各样盛装的男女演员们和导演们走下车，面带笑容走上门前铺好的红地毯。几百名记者们聚集在红地毯铺成的甬道两侧，镁光灯在不断地闪烁。此刻，一个身穿红裙的身材高挑面容美丽的女演员正在地毯上走过，不时停下来对着两侧的记者们摆姿势拍照。
他摸了一下西服上衣兜里的请柬，悄悄从正在聚精会神对着女演员拍照的记者们身后溜过，迈上了大门前的台阶。他不习惯，也不喜欢这种喧闹，所以他没有坐车过来，而是自己沿着海滨走了过来。十年来，除了在外地拍片，他住在自己在纽约的公寓里，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他住的地方楼下有一个咖啡馆，每天他坐在里面喝咖啡和读书，或者琢磨电影。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导演，即使知道了也没人会相信，因为人们总觉得导演身边会围着一些漂亮的女演员，而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咖啡馆角落里静静地读书，喝咖啡，用笔在一个本子上划着什么，偶尔抬头看看窗外驶过的车辆和走过的路人。
十年来，他虽然是导演，经常跟女演员们打交道，但是依然单身，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也没跟女演员们有过任何绯闻。人们都觉得他有些怪，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依然单身。按说像他这样的三十七岁了的人，早该找个女演员或者女模特，结婚安定下来，也该生个孩子了。有人说他晚上不睡床，而睡硬硬的地板，甚至有传言说他有毛病，他都一笑置之。他有时是喜欢睡在硬硬的地板上，那是四年监狱生活养成的睡眠习惯，有时在软床上睡不着。他不是不想有女朋友，更不是不想结婚。他只是一直在等她。
十年前离开监狱的时候，他知道她跟着徐泽宁去西安了。他等美国签证时，中央芭蕾舞团宣布推迟《天鹅湖》演出。香港的一家小报上爆料说，原定出演《天鹅湖》女主角的她因为前男友入狱而跟徐泽宁发生争吵，并到监狱里探视前男友。小报还登出了她在监狱门口的照片，之后有两个香港记者想办法打听到了他爸家的电话，想采访他，都被他拒绝了。不久他拿到了美国签证，离开北京回到了美国，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
从那之后几乎有三年，她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外界看不到有关她的任何消息。他只知道她在西安少年宫继续教小孩跳芭蕾，非常低调，从不出头露面。后来，他听说徐泽宁自西安返京，重回中央，先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工作了几年后转到中组部，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又几年后升为中组部长，随后进入政治局，仕途一帆风顺。她跟着徐泽宁回京不久，就回到中央芭蕾舞团，重返舞台，先后参加演出了《胡桃夹子》，《奥涅金》等古典芭蕾名剧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新编芭蕾舞剧。
听到她重返舞台的消息后，他为她高兴。他了解她的天分，也知道她喜欢得是什么。十年来他一直在等着她。他不知道要等多久。但是他知道，他会一直等下去，直到他或者她有一个离开了这个世界为止。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上场了，她已经在自己的化妆间里化好了妆，穿好了裙子。今天上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新排练的三幕芭蕾舞剧，是一代芭蕾大师，曾经担任过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团长的约翰·克兰科的代表作，以前中芭从来没有排练过。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她就读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被这部悲剧感动过。现在她饰演里面的朱丽叶一角。每当演到最后一幕，在凯普莱特家族的墓室里，朱丽叶从安眠药的药劲儿中醒来，发现罗密欧已经倒在身边之后，她都由衷的感到一种悲痛欲绝，好像觉得自己爱的人也死了一样。当她饰演的朱丽叶举起短剑自杀的时候，她觉得好像自己在真的要自杀一样。平时就爱哭的她，演到此时悲不自胜，会不由自主的流出一串一串的泪水来。她的眼泪和真挚的感情感动了观众和评论家们，剧场里会响起抽泣声，随后是如雷的掌声，评论家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是一片赞誉。
她站在镜子前侧身看着自己的装扮，用手拽了拽裙子的肩部，让裙子更合身一些。每次演出之前，无论多么熟悉的舞剧，依然都有些不安，担心自己在舞台上会跳不好，担心哪里会出现失误，何况这是一部新排练的舞剧。她看着里的自己，脸上浮现出一丝烦恼。虽然镜子里的她看上去依然皮肤光滑，身材苗条，年轻美丽，像是二十多岁一样，但是年龄毕竟已经三十七岁了，再也跳不了几年了。
十年以前，她答应徐泽宁的条件，跟着徐泽宁返回西安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还能重返舞台。回到西安之后，她简直像是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斗剧。徐泽宁的政敌们频频出手，一方面通过香港小报刊登了她去监狱探视明宵的照片，散布流言蜚语，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处处刁难徐泽宁，逼迫徐泽宁自己辞去副省长，离开省里。徐泽宁回京跟父亲商量了几次对策，联络了京城里的红二代们，把一些情况从不同渠道反映给政治局常委们。徐泽宁父亲给中顾委的老人们和政治局常委们打了电话，反映徐泽宁的情况。几个跟徐泽宁父亲一直关系很不错的老人们说，泽宁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我们不信任泽宁，信任谁呢？
过了不久，中央调查组对徐泽宁的调查结果就出来了。调查组的结论说，收到的几封反映徐泽宁天安门事件时思想与中央不能保持一致以及升迁过快的匿名信都夸大和歪曲事实，有诬告之嫌。匿名信里引用的徐泽宁的一些言论，有些话是徐泽宁讲的，但被断章取义了，还有一些是夸大的，更有一些纯属无中生有的捏造。调查组的报告说，当初徐泽宁是团中央培养的第三梯队干部，为了放到基层锻炼才去舞蹈学院兼职团委书记的。后来，徐泽宁为了响应团中央支援西藏的号召，去了西藏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属于正常升迁，因为中央有政策，西藏艰苦，援藏的干部都可以提拔一级或者两级使用，所以徐泽宁从团委书记直接升任西藏的副市长完全符合组织规定。西藏工作两年后，徐泽宁调到艰苦的榆林地区做地委书记，后来被提升为副省长，这一切都是经过组织部门的严格考核，也符合干部提升和调动的正常程序和手续。
中央专门派了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到省城来，跟省委常委挨个谈话，召开了省委常委会，宣布了中央调查组的结论，认为徐泽宁是个有党性，遵守组织纪律，工作努力，廉洁而且很有能力的干部。中组部副部长同时宣布，经中央讨论，任命徐泽宁为省委第一副书记，省委常委兼省组织部长。徐泽宁的政敌们完全没有想到徐泽宁的能量会这么大，能够在关键时刻稳住脚跟，绝地反击，反败为胜，一下全傻眼了。开完常委会，省委第一把手就找徐泽宁谈话说，老徐，我们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我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以后请你多提出批评和指教。徐泽宁不卑不亢地说，这些年来我在省里听到了不少情况和反映，里面有些问题很严重。既然中央让我担任省组织部长，我绝不辜负中央的信任，对于省里的干部，一定按照党规党纪和我党一贯的干部政策，认真进行考核。对于违犯党规党纪的干部，无论官位多大，后台多硬，一定进行查处，绝不姑息。
第一把手知道跟徐泽宁结下了梁子，以后即使服软认输也无法缓和与徐泽宁的关系。他琢磨了几天，觉得虽然自己在中央的后台也硬，也能帮自己，但是毕竟不是徐家父子那样的关系，关键时刻恐怕会顶不住徐家父子而会抛弃自己。何况，自己是平民出身，跟徐家这样的红色家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与红二代们天生的亲近感没法儿比，更无法真正抗衡，于是赶紧活动关系，通过自己的后台调往其他省市去了。徐泽宁在省里的政敌们到此群龙无首，人人自危，自保不暇，再也没人胆敢跟徐泽宁作对了。
徐泽宁本想借此时机在省里大展身手，雷厉风行地推进改革，惩治腐败，把一个省当作一个国家来治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徐泽宁的父亲告诫他说，既然危险已经解除，对一些人和事，就不要再继续追究下去了，还是竖立一个平易近人，宽容大度，与人为善，尊重老人的形象为好。做事不要太用力太激烈，慢慢来，循序渐进，要小心谨慎，不要出风头，要让老人们信得过，要让上面放心，不要让人觉得野心勃勃的，那样欲速而不达，反而容易中途夭折。
徐泽宁听从了父亲的告诫，在省里踏踏实实地低调做事，严禁省里的宣传部门宣传自己，也从不给人提词提字。安安稳稳地做了三年的省委副书记，积累够了地方工作经验之后，他找了个机会重回中央工作。她也跟着徐泽宁重新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中芭。
放在梳妆台上的手机响了。她接起电话来，听见是徐泽宁的声音。
是我，徐泽宁说。今晚有个应酬，要晚点儿回来。到时你先睡吧。
好，她说。要是酒席，少喝点儿酒。
知道，祝你演出顺利，徐泽宁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她把手机关上，放在梳妆台上，坐在梳妆台前的镜子前，用一只黑色的眼线笔眉把眼线重新描了一遍。这些年来，她已经习惯了徐泽宁晚回家，也习惯了不问徐泽宁去哪里，干什么。这十年来，无论是在西安，还是在北京，虽然表面上两个人和和气气，也没有再吵过架，但是她越来越感到跟徐泽宁之间的鸿沟在加深。十年以来，在外人眼里，她和徐泽宁是一对和谐恩爱的夫妻，夫唱妻随。徐泽宁总是当着外人的面表扬她，她也从来不驳徐泽宁的面子。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能够知道她的内心。经历了明宵入狱的那件事之后，她觉得自己认识到了徐泽宁的另一面，更真的认清了徐泽宁。十五年婚姻之后，她跟徐泽宁已经熟悉得再也不能产生火花，就好象爱情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她想重新爱上徐泽宁，可是无论怎样努力，却无法真正爱上他。他们依然做爱，但是当初的兴奋和激情早已不再。
徐泽宁比她大十三岁，她三十七，身体好像越来越渴望性爱和爱情，从没有过地渴望一种能融化自己的爱，渴望一种鲜活的力量，而他已经五十了，越来越走向下坡路。多年在官场上混，他的身体被无穷无尽的应酬，喝酒和缺乏锻炼搞垮了，原先铁匠一样健壮的体型和皮肤松弛了，肚子也变成了啤酒肚。他依然喜欢要她，但是夜里无论他怎样努力，她总是无法跟他一起达到高潮，反而过后有一种冲到半路停下来，惹起来了但又不能满足的难受。他也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经过一段努力之后，也就放弃了努力，变得平淡了。她当初从来没觉得年龄差距会产生问题，现在才慢慢觉得这样的差距对生理和心理所产生的影响。
虽然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不再提及明宵，但是当年的裂痕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对各自现状的不满而扩大了。从他来说，他需要她爱他，崇拜他，仰视他，当他得不到这些时，会故意冷淡她，刺激她，屈辱她，从她的痛苦里窥视她对他的感情。
虽然在外人眼里，她是一个人人羡慕年轻美丽孤傲的芭蕾舞明星，他是一个仕途发达官高权重人人敬畏的男人。她拥有美丽和鲜花，浑身散发着明星的光环。他拥有在一个崇拜权力的社会里至上的权力，虽然清廉，但是却拥有金钱买不到的种种特权，出入有中央警卫团的警卫保护和代表地位的黑色红旗轿车。他们拥有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羡慕不已的东西，但是在她内心里，她感受不到在她这个年龄应该得到的幸福和快乐，而是时常被一种孤寂和抑郁笼罩着，感觉自己被一道无形的枷锁束缚，桎梏在无形的牢笼之中。
在芭蕾舞团，她有时会被身材健美的男演员吸引，渴望那些洋溢着青春和活力的肉体。有一次她和自己跳舞的男伴到上海演出，表演完节目后回到旅馆里，他邀请她去了他的房间，一起听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喝酒庆祝演出成功。他引诱她。深夜无人的房间，雪白的床单，红色的葡萄酒，迷离的灯光，浪漫的音乐。她几乎丧失了自制力，但是在最后一刻，她逃离了他的房间。她知道，她不能。她是明星。她是徐泽宁夫人。她不能做对不起自己丈夫的事，更不能有任何绯闻。
更可悲的是，她不能把自己的不满告诉别人，不能告诉朋友，不能告诉同事，不能告诉靳凡和爸爸，即使对齐静这样的闺蜜也难以启齿，而且她看不到任何改进的前景。这就好像明知自己在逐渐坠入一个深渊里，却没有一根稻草，一棵绳索能够抓住，没有一点希望。人人都知道她的身份，她是徐泽宁夫人，即使有不少人都喜欢她，但是几乎没有人敢追求她，没有人敢冒犯徐泽宁。那次上海演出之后回到北京，男演员满怀歉疚地跟她道歉，说自己喝多了酒。她原谅了他，因为她知道，不光是他，她也渴望一具鲜活的肉体。他一定是感觉到了她的寂寞。她请他忘了这件事，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以后还能拒绝得了类似的诱惑，于是请靳凡更换了舞伴。
她觉得自己正在逐渐地缓慢地陷入悲剧之中，无力自拔。当她在舞台上表演朱丽叶用一把短剑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有的时候她希望那是一把真剑，那样扎到自己的胸膛的时候，她会感觉到鲜血流出的痛苦和得到一切都会过去的解脱。
化妆间的门被推开了，齐静在门口探了一下头，问她说：
准备好了吗？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志宏跟着徐泽宁从西安来到了北京，一直是徐泽宁的心腹，跟着徐泽宁步步高升，一开始在中宣部做局长，在徐泽宁担任中组部长之后，被徐泽宁提拔为中宣部副部长，对徐泽宁肝脑涂地感恩戴德。齐静跟着志宏带着孩子也回到了北京。一开始志宏给齐静在中宣部安排了一个职位，但是齐静不喜欢，想回中央芭蕾舞团。于是志宏和靳凡商量，让齐静到了中央芭蕾舞团担任团长助理，从此齐静又能跟她每天在中芭见面，像是亲姐妹一样。
准备好了，她把眼线笔放回桌上说。
走吧，齐静做了个手势催促她说。秦老师和靳团长都在后台等着你呢。
她推开椅子站起来，把手机放在手包里，然后跟着齐静走出化妆间，把门锁上，沿着走廊向着后台走去。
今晚是嘎纳电影节哎，齐静说。电视有直播。
哦，她嗯了一声说，不知道齐静为什么关心上电影节了。
志宏说明宵去嘎纳参加电影节了，齐静似乎漫不经心地说。
她瞥了齐静一眼，心里突然动了一下，但是没说什么。这些年来，虽然再也没见过明宵，但是她陆陆续续地从齐静口里听说过一些明宵的消息。志宏一直跟在美国的明宵保持着联系。她从齐静那里知道明宵拍的每一部片子。她想看看明宵拍的片子，但是明宵的每一部片子，从最早的《似水流年》到最近登上票房排行榜的《红裙》，虽然跟政治题材无关，都在国内被禁演。她知道禁演的原因是什么，也知道是谁在幕后禁止这些影片上演的。齐静曾经告诉她说，身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志宏也很喜欢明宵拍的片子，特别是最近的这部拍得是她母亲的身世的《红裙》，但是志宏只能下令全国的影院禁演《红裙》，报刊上也不得出现对《红裙》的评论。
她走进后台，看见秦老师正在跟饰演罗密欧的男演员说着什么。秦老师看见她后走过来，似乎看出了她有些忐忑不安，就要她放松一些。她点点头，走到帷幕一侧，等着上台。靳凡走过来，小声鼓励了她几句，随后跟她一起从帷幕的缝隙里向观众席瞭望着。灯光暗淡下来，台下的乐池里，乐队指挥大步走向指挥台，站在指挥席上，面向观众弯腰致意。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指挥直起身来，转向乐队，举起了手中的细长的指挥棒，在空中轻轻一挥。观众席上变得一片寂静和漆黑，只有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序曲在诺大的剧场上空回荡着。
今天带你去认识个大人物，志宏一边把车开进钓鱼台国宾馆的大门，一边对着副驾驶座位上坐着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说。
女人穿着一件质地很好的白色珍珠衫，下面配了一条深蓝色裙子，腿上套着一条黑色的丝袜，脚上是一双系带黑色半高跟皮鞋，脖子上围着一条暗红，蓝和紫色交织在一起的花格围巾。配上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长得有些夸张的睫毛，化了淡妆的俏丽的脸型和过肩的飘逸蓬松的长发，让她显得美丽而又端庄典雅，身上带着一种名媛淑女的气质。
陈部长，您还不算大人物啊？女人看着大门口对着他们的车敬礼的警卫说。
我在一般人眼里还行吧，但是跟他们那一级别的人比起来，顶多也就是一打杂的，志宏把车开到绿荫掩映的一幢白色小楼前说。
谁啊，说得这么神秘？女人扑闪着扇子一样浓密的睫毛好奇地问。
徐泽宁，志宏把车熄了火说。我能有今天，全是因为当初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死跟徐泽宁，同甘苦共患难。我研究生一毕业就去榆林投奔了他，这么些年来一直跟着他，一损俱损，一荣共荣。要是没有他的提携，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人，今天可能也就是一个副司级，顶多也就是正局级，混得不好还可能是处级，而且进不了中宣部这样重要的核心部门。
为什么要介绍我认识他？女人坐在车里没动，眼睛瞥了一眼窗外幽静的小楼问。
泽宁前一段跟我说，过一段要率团访问英国，志宏扭过头来对着女人说。外交部给推荐了一个翻译，泽宁不满意，我就想起了你。你名门闺秀，从小在伦敦长大，剑桥政治系毕业，对英国的文化和政治都很熟悉，又熟读诗书，在《中国日报》工作了几年，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也很了解。我想把你推荐给泽宁，做他去英国的翻译。当然，外交部对国事访问有规定，也许他们不同意你这样背景的人去做翻译，但是认识一下泽宁也没坏处，将来你要是采访泽宁或者高层什么的，认识了泽宁也就好办了，你说是吧？
您想得真周到。女人从手包里掏出一个小圆镜子，对着镜子左右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妆容说。谢谢。
我们进去吧，志宏看了一眼腕子上的手表说。这是个小型聚会，没有几个人。泽宁工作忙，可能会晚一点到。泽宁的弟弟老四应该已经在里面了，今天他做东请客。对了，我提醒你一下，等会儿点菜的时候，他们要是让你点，你可千万别点太贵的。不是给老四省钱，而是泽宁最反感铺张浪费，有他在的时候，我们都只点最普通的菜。
谢谢陈部长提醒，女人掏出口红在嘴唇上涂了一下说。我知道了。
剧场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面容苍老但是依然英俊的身穿一身白色西装的电影节主席手里捏着一个长方形的圣诞贺卡一样的信封，在掌声中步伐稳重地走上颁奖台，从优雅大方的主持人手里接过了一个黑色的话筒。辉煌的大厅里，几百个穿得衣冠楚楚的来宾们一齐把目光射向前面，带着兴奋和期待的神情，等待着这届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 金棕榈奖的评选结果的揭晓。过道两侧的记者们的长短镜头对准了颁奖台。颁奖台后面的墙壁上挂着一串细长的铜质棕榈叶，在打到墙壁上的灯光照射下，棕榈叶散发出柔和的淡黄色光泽。
明宵和剧组的人员坐在靠前面的一排黑色皮椅上，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等待着主席念出获奖片来。十几年以前，在北京的监狱的狭窄的牢房里，握着一杆削秃了的铅笔趴在床板上写作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将来会有这一天，他会坐在这里，等着评奖结果揭晓。他花了四年的时间在监狱的昏暗的灯光下完成了这部剧本，又等了十年才把它拍出来，中间反复修改了多次。他在这部电影上花的心血和时间，远远超过他的其他所有的电影的时间和心血的总和。虽然他有信心，也相信评委们的眼光和素质，以及他们的敬业精神，但是他也知道，评委们完全是依靠自己对电影的理解来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坏，他们并不在乎上座率，影评和其他的因素。《红裙》虽然票房高，受到好评，但也不一定能让这些评委们认为是最优秀的影片，因为每个人对电影的爱好不同，打分标准也都不一样。他并不担心这些，一部电影的好坏，其实也不取决于是否会得奖，是否会得到承认。好的作品，自然会流传下去。
身穿白色西装，脖颈上系着黑色蝴蝶结的电影节主席面对观众，微笑了一下。他环顾了一眼剧场四周，随后左手拿着话筒，右手手指摸索着把信封的封口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他低头看了一眼右手上的纸张，深吸了一口气，左手把话筒举在了嘴边。
金棕榈奖 ---
他说完这几个字后，像是要故意吊住观众的胃口一样，又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纸。会场里安静极了，能够听到几声轻微的咳嗽声和紧张的呼吸声。他抬起头来，把话筒凑近嘴唇说：
的得主是 --- 《红裙》！
剧场里响起了一阵持久的热烈的掌声，有人在喊“我的上帝”。明宵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跟左右两边的剧组人员击掌祝贺。虽然在预料之中，他的心情还是无比激动。剧组人员和他互相拥抱着，拍着肩膀，眼里带着泪花。观众们持续地鼓着掌，对他们表示祝贺。明宵带着剧组人员，面带着自豪，兴奋和激动，穿过观众席之间的走廊，走向了舞台。
他迈上舞台前的台阶，来到了颁奖台前。剧组人员在他的侧面站成一排，忍耐不住激动地互相拥抱着，祝贺着。他跟他们再一次拥抱，拍着后背，然后走到颁奖台后面，从主席手里接过了奖杯。他把奖杯放在面前的颁奖台上，甩了一下额头上垂下来头发，摸了一下鼻尖，又摸了一下垂到脖颈的长头发，拿起镶嵌着银质棕榈叶的奖杯看了一下，开口说：
这部影片能够获此殊荣，主要我身边的这些人的功劳。
明宵用手指了一下身边站着的剧组人员。观众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剧组里的每一个人，感谢他们为这部电影付出的一些辛勤和努力，明宵看着剧组人员说。跟他们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
我还要感谢我的制片人，明宵面向坐在观众席上的制片人说。这些年来我的每一部片子都是跟他一起合作而成，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我就无法拍出自己想拍的片子。
这部影片是基于一个真实而悲惨的故事，明宵继续说。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影片女主的女儿依然生活在中国，而且继承了她妈妈的天赋，成了一名非常出色的芭蕾舞演员。我要借此机会，对她表示感谢，如果没有遇见她，我就不会写出这部剧本和拍出这部片子。最后，感谢评审团，也谢谢大家！
明宵讲完后，手里捧着奖杯离开了颁奖台，带着剧组人员走到专供记者拍摄照片的一个小舞台上。小舞台的背景是投射在墙壁上的蓝色的棕榈叶，他站在剧组人员中间，面带微笑，手里托着奖杯。耀眼的阵阵镁光灯下，奖杯上的一串金质棕榈叶不断地闪闪发光。他想起了她。如果她要是在观众席上，跟他一起分享这喜悦的时刻，那该多好啊，他想。
明宵把身子蜷缩在面对着海滩的落地窗前的棕色皮沙发上，手里握着一杆钢笔，在一本摊开在盘起来的膝盖上的日记本上写着。灯光从房间一侧的台灯打来，把一层温暖的黄光，淡淡地涂在了他的额头，脸颊，鼻子，肩膀和手臂上。从没拉窗帘的落地窗向外望去，月光如水，海面如镜，映射着近处岸边一盏盏电灯杆上的灯火和远处几艘游轮的灯光。游轮上灯火通明，有一些影影绰绰的人影在晃动，似乎人们依然沉浸在电影节后的狂欢之中，余兴未熄，不肯回房休息。一条暗红色的船在窗外的海面上驶过，留下一条银色的尾纹。棕榈树下的沙滩上，有几对情侣依然在缠绵着舍不得离开，偶尔传来悠悠絮语。落地窗的一侧有一扇可以打开的玻璃窗，此刻窗户开着，凉爽的海风裹着远处游轮上的微弱的人声和音乐声透进屋子里来，伴随着笔在纸上移动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
昨晚我梦见你了，小曦。
今晚的月光明媚，夜色非常的温柔。虽然远处不时传来一些嘈杂的人声，但是坐在台灯下，我觉得内心里非常的安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无论在何种喧嚣的热闹中，只要想起了你，我的心就一下安静了下来，安静得就像是在一个无人的长满野草的湖边看着夜幕逐渐垂落，听得见一根杂草折断的声音。
在今天的嘎纳电影节上，我和剧组人员拍摄了一年的《红裙》，终于得到了金棕榈奖。我们大家都很高兴，颁奖仪式结束后去了海边的一条游艇上，在那里喝酒庆祝，一直到过了午夜才回到旅馆。
小曦，你呢？现在的你，幸福吗？
拍《红裙》外景的时候，我去了莫斯科，还在莫斯科大剧院看了几次芭蕾舞。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到处是厚厚的积雪，美丽极了。克里姆林宫的城堡一样的红墙上挂满了薄厚不匀的雪，看上去像是挂上了一张巨大的雪织的渔网，让红墙变成了白墙。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人带我去参观了列宁墓，红场，还参观了纪念二次大战牺牲了的无名烈士墓。烈士墓地的底座是由深红色大理石铸成的，上面有青铜的钢盔和军旗，中间的墓碑上用俄文刻着“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几个大字。字已经被大雪盖住模糊了，但是字样依然可以分辨得出来。俄罗斯民族的韧性和坚强，勇敢和不屈的牺牲精神，让我特别感动。带我去参观的一位俄国姑娘说，那时莫斯科的习俗是结婚的男女到无名烈士墓来献一束花。
《红裙》在莫斯科拍完外景后，我特意打听着，到莫斯科郊外你妈妈的家去看了看。他们住的院子和屋子还在，但是早已换了主人。你妈妈家的房子屋顶很高，里面也很宽敞，门前有两株高高的白桦树，还有一个爬满青藤的篱笆。现在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妇，有八十多岁了，男的是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老兵。老大爷说这幢房子换了几次屋主，他不知道以前谁住在这里，也不清楚以前住的人的情况。他们很热情地留我吃晚饭，老大妈给我做了地道的牛肉红菜汤，滋味非常醇厚。饭后我喝了老大爷给我做的黑咖啡，味道非常苦。我告诉老大爷说，我喜欢一个人，经常晚上失眠。老大爷对我说，按照他们当地的说法儿，如果你为一个人失眠，那个人就会梦见你。
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因为，我梦见你了，小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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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条波希米亚红裙 （106）
从面对金黄色沙滩的希尔顿大酒店的玻璃大门走出来，明宵深吸了一口带着海水的咸味儿的潮湿的空气，觉得浑身清爽。五月的嘎纳，春光明媚，气候宜人，棕榈树在温馨的风里摇曳，海边的奢华的旅馆里住满了前来参加电影节的名媛显贵。一辆辆敞篷车在街上驶过，车上戴着墨镜的美女帅哥们在尽情地嬉笑着。
他绕过门前停着的一辆辆等着载人去电影节会场的豪华车，一个人沿着浓荫遮蔽的街道走着。他身上穿着的黑色西服和裤子，脚上是擦得发亮的皮鞋，西服里面是一件熨得平整剪裁合身的白色衬衫，上面配着一条银灰色领带。要是往日这身打扮走在街上会很显眼，但是今天，因为是电影节颁奖大会，街上到处都是盛装打扮的俊男靓女，倒也不显得太惹人注目。不远处蔚蓝色的海面上闪耀着一片片明亮的光点，有几艘白色的游艇在镜子一样平静的水面上游戈着，驶过的地方留下圈圈涟漪。岸边的一排排青绿的棕榈树下，沙滩像是黄褐色的环形地毯，沿着海水铺着，一直通向了楼群聚集的地方。
这是他第四次来嘎纳了。回到美国十年以来，他拍了五部片子，其中四部都参加了嘎纳电影节。他的第一部片子是改编的普鲁斯特丹《似水流年》，把一部看起来似乎无法改编成电影的文学名著搬上了屏幕。电影拍得很文艺，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但是票房很惨淡，在美国的主流影院基本没上演，只是在欧洲的一些影院上映过。好在电影不需要很多外景，演员也是几个不出名的演员，制作成本低，不但没有赔钱还赚了一点。
《似水流年》在嘎纳电影节上得了一个特别奖，让明宵在电影界开始初露头角。他的第二部片子叫《街》，拍得是一个穷困潦倒的黑人艺术家，花了二十年时间，把纽约的一条街道上的所有车库和墙壁都画上了一幅幅形象逼真的画。片子是小成本制作，票房也不高，但是依然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街》在嘎纳电影节上铩羽而归，什么奖都没有得到，让明宵很失望。
接下来，他拍了一部传记片《蒙巴那斯的黑蝴蝶》，通过一个经常在巴黎左岸的圆亭咖啡馆出没的模特儿吉吉，再现了二十年代聚集在法国巴黎的那些艺术家们的穷困潦倒但又生机勃勃的生活。这部依然是小成本制作的文艺片在嘎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让明宵声誉鹊起。片子在欧洲和美国的票房也都不错，让制片人赚了不少钱。
他的第四部片子是一部动作片，票房很好但是评论不佳，没好意思送嘎纳电影节参加评比。但是这部片子赚得钱，让他可以再一次拍一部文艺片：《红裙》。
《红裙》是他拍的第五部片子。剧本已经在监狱里写好了，花了四年的时间，写得是靳曦母亲的身世。一个莫斯科芭蕾舞剧院的女演员，因为爱放弃了自己在苏联的艺术前程，来到了中国，最后在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最后自杀而死的故事。
虽然剧本早已经写好了，但是他等了将近十年才拍这部《红裙》，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他在好莱坞见到了许多女演员，也去各个芭蕾舞团挑过，但是没有一个符合他心目里的《红裙》的女主形象。去年，他在纽约看芭蕾舞的时候，偶然见到了一个从俄国来的芭蕾舞演员，中俄混血，舞技精湛，外形和气质都与剧本里的女主相似。第一眼，他就觉得他找到了演《红裙》的人。于是他说动了制片人投钱，拍了这部片子。
他没有想到，这样一部低成本制作的文艺片，《红裙》在美国和欧洲的影院里票房很高。也许是因为里面精彩的芭蕾片段，或者是演员的淳朴的演艺，或者是催人泪下的故事，或者是市场宣传的成功，或者是评论界的好评，影片刚一上映，就登上了票房收入的排行榜。这次他带着《红裙》来嘎纳，参与最佳故事片金棕榈奖的角逐，希望以此片，来纪念一个十年以来从没有再见到过的人。
沿着海滩和掩映在树林里的古色古香的房舍，他走到了电影节会场。会场的大门两侧停放着一排排豪华轿车，不断有车辆沿着弧形的车道开过来，在距离门口不远的棕榈树下停下。身穿黑色制服的招待拉开车门，身着各色各样盛装的男女演员们和导演们走下车，面带笑容走上门前铺好的红地毯。几百名记者们聚集在红地毯铺成的甬道两侧，镁光灯在不断地闪烁。此刻，一个身穿红裙的身材高挑面容美丽的女演员正在地毯上走过，不时停下来对着两侧的记者们摆姿势拍照。
他摸了一下西服上衣兜里的请柬，悄悄从正在聚精会神对着女演员拍照的记者们身后溜过，迈上了大门前的台阶。他不习惯，也不喜欢这种喧闹，所以他没有坐车过来，而是自己沿着海滨走了过来。十年来，除了在外地拍片，他住在自己在纽约的公寓里，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他住的地方楼下有一个咖啡馆，每天他坐在里面喝咖啡和读书，或者琢磨电影。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导演，即使知道了也没人会相信，因为人们总觉得导演身边会围着一些漂亮的女演员，而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咖啡馆角落里静静地读书，喝咖啡，用笔在一个本子上划着什么，偶尔抬头看看窗外驶过的车辆和走过的路人。
十年来，他虽然是导演，经常跟女演员们打交道，但是依然单身，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也没跟女演员们有过任何绯闻。人们都觉得他有些怪，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依然单身。按说像他这样的三十七岁了的人，早该找个女演员或者女模特，结婚安定下来，也该生个孩子了。有人说他晚上不睡床，而睡硬硬的地板，甚至有传言说他有毛病，他都一笑置之。他有时是喜欢睡在硬硬的地板上，那是四年监狱生活养成的睡眠习惯，有时在软床上睡不着。他不是不想有女朋友，更不是不想结婚。他只是一直在等她。
十年前离开监狱的时候，他知道她跟着徐泽宁去西安了。他等美国签证时，中央芭蕾舞团宣布推迟《天鹅湖》演出。香港的一家小报上爆料说，原定出演《天鹅湖》女主角的她因为前男友入狱而跟徐泽宁发生争吵，并到监狱里探视前男友。小报还登出了她在监狱门口的照片，之后有两个香港记者想办法打听到了他爸家的电话，想采访他，都被他拒绝了。不久他拿到了美国签证，离开北京回到了美国，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
从那之后几乎有三年，她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外界看不到有关她的任何消息。他只知道她在西安少年宫继续教小孩跳芭蕾，非常低调，从不出头露面。后来，他听说徐泽宁自西安返京，重回中央，先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工作了几年后转到中组部，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又几年后升为中组部长，随后进入政治局，仕途一帆风顺。她跟着徐泽宁回京不久，就回到中央芭蕾舞团，重返舞台，先后参加演出了《胡桃夹子》，《奥涅金》等古典芭蕾名剧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新编芭蕾舞剧。
听到她重返舞台的消息后，他为她高兴。他了解她的天分，也知道她喜欢得是什么。十年来他一直在等着她。他不知道要等多久。但是他知道，他会一直等下去，直到他或者她有一个离开了这个世界为止。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上场了，她已经在自己的化妆间里化好了妆，穿好了裙子。今天上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新排练的三幕芭蕾舞剧，是一代芭蕾大师，曾经担任过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团长的约翰·克兰科的代表作，以前中芭从来没有排练过。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她就读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被这部悲剧感动过。现在她饰演里面的朱丽叶一角。每当演到最后一幕，在凯普莱特家族的墓室里，朱丽叶从安眠药的药劲儿中醒来，发现罗密欧已经倒在身边之后，她都由衷的感到一种悲痛欲绝，好像觉得自己爱的人也死了一样。当她饰演的朱丽叶举起短剑自杀的时候，她觉得好像自己在真的要自杀一样。平时就爱哭的她，演到此时悲不自胜，会不由自主的流出一串一串的泪水来。她的眼泪和真挚的感情感动了观众和评论家们，剧场里会响起抽泣声，随后是如雷的掌声，评论家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是一片赞誉。
她站在镜子前侧身看着自己的装扮，用手拽了拽裙子的肩部，让裙子更合身一些。每次演出之前，无论多么熟悉的舞剧，依然都有些不安，担心自己在舞台上会跳不好，担心哪里会出现失误，何况这是一部新排练的舞剧。她看着里的自己，脸上浮现出一丝烦恼。虽然镜子里的她看上去依然皮肤光滑，身材苗条，年轻美丽，像是二十多岁一样，但是年龄毕竟已经三十七岁了，再也跳不了几年了。
十年以前，她答应徐泽宁的条件，跟着徐泽宁返回西安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还能重返舞台。回到西安之后，她简直像是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斗剧。徐泽宁的政敌们频频出手，一方面通过香港小报刊登了她去监狱探视明宵的照片，散布流言蜚语，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处处刁难徐泽宁，逼迫徐泽宁自己辞去副省长，离开省里。徐泽宁回京跟父亲商量了几次对策，联络了京城里的红二代们，把一些情况从不同渠道反映给政治局常委们。徐泽宁父亲给中顾委的老人们和政治局常委们打了电话，反映徐泽宁的情况。几个跟徐泽宁父亲一直关系很不错的老人们说，泽宁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我们不信任泽宁，信任谁呢？
过了不久，中央调查组对徐泽宁的调查结果就出来了。调查组的结论说，收到的几封反映徐泽宁天安门事件时思想与中央不能保持一致以及升迁过快的匿名信都夸大和歪曲事实，有诬告之嫌。匿名信里引用的徐泽宁的一些言论，有些话是徐泽宁讲的，但被断章取义了，还有一些是夸大的，更有一些纯属无中生有的捏造。调查组的报告说，当初徐泽宁是团中央培养的第三梯队干部，为了放到基层锻炼才去舞蹈学院兼职团委书记的。后来，徐泽宁为了响应团中央支援西藏的号召，去了西藏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属于正常升迁，因为中央有政策，西藏艰苦，援藏的干部都可以提拔一级或者两级使用，所以徐泽宁从团委书记直接升任西藏的副市长完全符合组织规定。西藏工作两年后，徐泽宁调到艰苦的榆林地区做地委书记，后来被提升为副省长，这一切都是经过组织部门的严格考核，也符合干部提升和调动的正常程序和手续。
中央专门派了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到省城来，跟省委常委挨个谈话，召开了省委常委会，宣布了中央调查组的结论，认为徐泽宁是个有党性，遵守组织纪律，工作努力，廉洁而且很有能力的干部。中组部副部长同时宣布，经中央讨论，任命徐泽宁为省委第一副书记，省委常委兼省组织部长。徐泽宁的政敌们完全没有想到徐泽宁的能量会这么大，能够在关键时刻稳住脚跟，绝地反击，反败为胜，一下全傻眼了。开完常委会，省委第一把手就找徐泽宁谈话说，老徐，我们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我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以后请你多提出批评和指教。徐泽宁不卑不亢地说，这些年来我在省里听到了不少情况和反映，里面有些问题很严重。既然中央让我担任省组织部长，我绝不辜负中央的信任，对于省里的干部，一定按照党规党纪和我党一贯的干部政策，认真进行考核。对于违犯党规党纪的干部，无论官位多大，后台多硬，一定进行查处，绝不姑息。
第一把手知道跟徐泽宁结下了梁子，以后即使服软认输也无法缓和与徐泽宁的关系。他琢磨了几天，觉得虽然自己在中央的后台也硬，也能帮自己，但是毕竟不是徐家父子那样的关系，关键时刻恐怕会顶不住徐家父子而会抛弃自己。何况，自己是平民出身，跟徐家这样的红色家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与红二代们天生的亲近感没法儿比，更无法真正抗衡，于是赶紧活动关系，通过自己的后台调往其他省市去了。徐泽宁在省里的政敌们到此群龙无首，人人自危，自保不暇，再也没人胆敢跟徐泽宁作对了。
徐泽宁本想借此时机在省里大展身手，雷厉风行地推进改革，惩治腐败，把一个省当作一个国家来治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徐泽宁的父亲告诫他说，既然危险已经解除，对一些人和事，就不要再继续追究下去了，还是竖立一个平易近人，宽容大度，与人为善，尊重老人的形象为好。做事不要太用力太激烈，慢慢来，循序渐进，要小心谨慎，不要出风头，要让老人们信得过，要让上面放心，不要让人觉得野心勃勃的，那样欲速而不达，反而容易中途夭折。
徐泽宁听从了父亲的告诫，在省里踏踏实实地低调做事，严禁省里的宣传部门宣传自己，也从不给人提词提字。安安稳稳地做了三年的省委副书记，积累够了地方工作经验之后，他找了个机会重回中央工作。她也跟着徐泽宁重新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中芭。
放在梳妆台上的手机响了。她接起电话来，听见是徐泽宁的声音。
是我，徐泽宁说。今晚有个应酬，要晚点儿回来。到时你先睡吧。
好，她说。要是酒席，少喝点儿酒。
知道，祝你演出顺利，徐泽宁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她把手机关上，放在梳妆台上，坐在梳妆台前的镜子前，用一只黑色的眼线笔眉把眼线重新描了一遍。这些年来，她已经习惯了徐泽宁晚回家，也习惯了不问徐泽宁去哪里，干什么。这十年来，无论是在西安，还是在北京，虽然表面上两个人和和气气，也没有再吵过架，但是她越来越感到跟徐泽宁之间的鸿沟在加深。十年以来，在外人眼里，她和徐泽宁是一对和谐恩爱的夫妻，夫唱妻随。徐泽宁总是当着外人的面表扬她，她也从来不驳徐泽宁的面子。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能够知道她的内心。经历了明宵入狱的那件事之后，她觉得自己认识到了徐泽宁的另一面，更真的认清了徐泽宁。十五年婚姻之后，她跟徐泽宁已经熟悉得再也不能产生火花，就好象爱情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她想重新爱上徐泽宁，可是无论怎样努力，却无法真正爱上他。他们依然做爱，但是当初的兴奋和激情早已不再。
徐泽宁比她大十三岁，她三十七，身体好像越来越渴望性爱和爱情，从没有过地渴望一种能融化自己的爱，渴望一种鲜活的力量，而他已经五十了，越来越走向下坡路。多年在官场上混，他的身体被无穷无尽的应酬，喝酒和缺乏锻炼搞垮了，原先铁匠一样健壮的体型和皮肤松弛了，肚子也变成了啤酒肚。他依然喜欢要她，但是夜里无论他怎样努力，她总是无法跟他一起达到高潮，反而过后有一种冲到半路停下来，惹起来了但又不能满足的难受。他也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经过一段努力之后，也就放弃了努力，变得平淡了。她当初从来没觉得年龄差距会产生问题，现在才慢慢觉得这样的差距对生理和心理所产生的影响。
虽然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不再提及明宵，但是当年的裂痕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对各自现状的不满而扩大了。从他来说，他需要她爱他，崇拜他，仰视他，当他得不到这些时，会故意冷淡她，刺激她，屈辱她，从她的痛苦里窥视她对他的感情。
虽然在外人眼里，她是一个人人羡慕年轻美丽孤傲的芭蕾舞明星，他是一个仕途发达官高权重人人敬畏的男人。她拥有美丽和鲜花，浑身散发着明星的光环。他拥有在一个崇拜权力的社会里至上的权力，虽然清廉，但是却拥有金钱买不到的种种特权，出入有中央警卫团的警卫保护和代表地位的黑色红旗轿车。他们拥有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羡慕不已的东西，但是在她内心里，她感受不到在她这个年龄应该得到的幸福和快乐，而是时常被一种孤寂和抑郁笼罩着，感觉自己被一道无形的枷锁束缚，桎梏在无形的牢笼之中。
在芭蕾舞团，她有时会被身材健美的男演员吸引，渴望那些洋溢着青春和活力的肉体。有一次她和自己跳舞的男伴到上海演出，表演完节目后回到旅馆里，他邀请她去了他的房间，一起听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喝酒庆祝演出成功。他引诱她。深夜无人的房间，雪白的床单，红色的葡萄酒，迷离的灯光，浪漫的音乐。她几乎丧失了自制力，但是在最后一刻，她逃离了他的房间。她知道，她不能。她是明星。她是徐泽宁夫人。她不能做对不起自己丈夫的事，更不能有任何绯闻。
更可悲的是，她不能把自己的不满告诉别人，不能告诉朋友，不能告诉同事，不能告诉靳凡和爸爸，即使对齐静这样的闺蜜也难以启齿，而且她看不到任何改进的前景。这就好像明知自己在逐渐坠入一个深渊里，却没有一根稻草，一棵绳索能够抓住，没有一点希望。人人都知道她的身份，她是徐泽宁夫人，即使有不少人都喜欢她，但是几乎没有人敢追求她，没有人敢冒犯徐泽宁。那次上海演出之后回到北京，男演员满怀歉疚地跟她道歉，说自己喝多了酒。她原谅了他，因为她知道，不光是他，她也渴望一具鲜活的肉体。他一定是感觉到了她的寂寞。她请他忘了这件事，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以后还能拒绝得了类似的诱惑，于是请靳凡更换了舞伴。
她觉得自己正在逐渐地缓慢地陷入悲剧之中，无力自拔。当她在舞台上表演朱丽叶用一把短剑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有的时候她希望那是一把真剑，那样扎到自己的胸膛的时候，她会感觉到鲜血流出的痛苦和得到一切都会过去的解脱。
化妆间的门被推开了，齐静在门口探了一下头，问她说：
准备好了吗？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志宏跟着徐泽宁从西安来到了北京，一直是徐泽宁的心腹，跟着徐泽宁步步高升，一开始在中宣部做局长，在徐泽宁担任中组部长之后，被徐泽宁提拔为中宣部副部长，对徐泽宁肝脑涂地感恩戴德。齐静跟着志宏带着孩子也回到了北京。一开始志宏给齐静在中宣部安排了一个职位，但是齐静不喜欢，想回中央芭蕾舞团。于是志宏和靳凡商量，让齐静到了中央芭蕾舞团担任团长助理，从此齐静又能跟她每天在中芭见面，像是亲姐妹一样。
准备好了，她把眼线笔放回桌上说。
走吧，齐静做了个手势催促她说。秦老师和靳团长都在后台等着你呢。
她推开椅子站起来，把手机放在手包里，然后跟着齐静走出化妆间，把门锁上，沿着走廊向着后台走去。
今晚是嘎纳电影节哎，齐静说。电视有直播。
哦，她嗯了一声说，不知道齐静为什么关心上电影节了。
志宏说明宵去嘎纳参加电影节了，齐静似乎漫不经心地说。
她瞥了齐静一眼，心里突然动了一下，但是没说什么。这些年来，虽然再也没见过明宵，但是她陆陆续续地从齐静口里听说过一些明宵的消息。志宏一直跟在美国的明宵保持着联系。她从齐静那里知道明宵拍的每一部片子。她想看看明宵拍的片子，但是明宵的每一部片子，从最早的《似水流年》到最近登上票房排行榜的《红裙》，虽然跟政治题材无关，都在国内被禁演。她知道禁演的原因是什么，也知道是谁在幕后禁止这些影片上演的。齐静曾经告诉她说，身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志宏也很喜欢明宵拍的片子，特别是最近的这部拍得是她母亲的身世的《红裙》，但是志宏只能下令全国的影院禁演《红裙》，报刊上也不得出现对《红裙》的评论。
她走进后台，看见秦老师正在跟饰演罗密欧的男演员说着什么。秦老师看见她后走过来，似乎看出了她有些忐忑不安，就要她放松一些。她点点头，走到帷幕一侧，等着上台。靳凡走过来，小声鼓励了她几句，随后跟她一起从帷幕的缝隙里向观众席瞭望着。灯光暗淡下来，台下的乐池里，乐队指挥大步走向指挥台，站在指挥席上，面向观众弯腰致意。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指挥直起身来，转向乐队，举起了手中的细长的指挥棒，在空中轻轻一挥。观众席上变得一片寂静和漆黑，只有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序曲在诺大的剧场上空回荡着。
今天带你去认识个大人物，志宏一边把车开进钓鱼台国宾馆的大门，一边对着副驾驶座位上坐着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说。
女人穿着一件质地很好的白色珍珠衫，下面配了一条深蓝色裙子，腿上套着一条黑色的丝袜，脚上是一双系带黑色半高跟皮鞋，脖子上围着一条暗红，蓝和紫色交织在一起的花格围巾。配上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长得有些夸张的睫毛，化了淡妆的俏丽的脸型和过肩的飘逸蓬松的长发，让她显得美丽而又端庄典雅，身上带着一种名媛淑女的气质。
陈部长，您还不算大人物啊？女人看着大门口对着他们的车敬礼的警卫说。
我在一般人眼里还行吧，但是跟他们那一级别的人比起来，顶多也就是一打杂的，志宏把车开到绿荫掩映的一幢白色小楼前说。
谁啊，说得这么神秘？女人扑闪着扇子一样浓密的睫毛好奇地问。
徐泽宁，志宏把车熄了火说。我能有今天，全是因为当初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死跟徐泽宁，同甘苦共患难。我研究生一毕业就去榆林投奔了他，这么些年来一直跟着他，一损俱损，一荣共荣。要是没有他的提携，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人，今天可能也就是一个副司级，顶多也就是正局级，混得不好还可能是处级，而且进不了中宣部这样重要的核心部门。
为什么要介绍我认识他？女人坐在车里没动，眼睛瞥了一眼窗外幽静的小楼问。
泽宁前一段跟我说，过一段要率团访问英国，志宏扭过头来对着女人说。外交部给推荐了一个翻译，泽宁不满意，我就想起了你。你名门闺秀，从小在伦敦长大，剑桥政治系毕业，对英国的文化和政治都很熟悉，又熟读诗书，在《中国日报》工作了几年，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也很了解。我想把你推荐给泽宁，做他去英国的翻译。当然，外交部对国事访问有规定，也许他们不同意你这样背景的人去做翻译，但是认识一下泽宁也没坏处，将来你要是采访泽宁或者高层什么的，认识了泽宁也就好办了，你说是吧？
您想得真周到。女人从手包里掏出一个小圆镜子，对着镜子左右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妆容说。谢谢。
我们进去吧，志宏看了一眼腕子上的手表说。这是个小型聚会，没有几个人。泽宁工作忙，可能会晚一点到。泽宁的弟弟老四应该已经在里面了，今天他做东请客。对了，我提醒你一下，等会儿点菜的时候，他们要是让你点，你可千万别点太贵的。不是给老四省钱，而是泽宁最反感铺张浪费，有他在的时候，我们都只点最普通的菜。
谢谢陈部长提醒，女人掏出口红在嘴唇上涂了一下说。我知道了。
剧场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面容苍老但是依然英俊的身穿一身白色西装的电影节主席手里捏着一个长方形的圣诞贺卡一样的信封，在掌声中步伐稳重地走上颁奖台，从优雅大方的主持人手里接过了一个黑色的话筒。辉煌的大厅里，几百个穿得衣冠楚楚的来宾们一齐把目光射向前面，带着兴奋和期待的神情，等待着这届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 金棕榈奖的评选结果的揭晓。过道两侧的记者们的长短镜头对准了颁奖台。颁奖台后面的墙壁上挂着一串细长的铜质棕榈叶，在打到墙壁上的灯光照射下，棕榈叶散发出柔和的淡黄色光泽。
明宵和剧组的人员坐在靠前面的一排黑色皮椅上，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等待着主席念出获奖片来。十几年以前，在北京的监狱的狭窄的牢房里，握着一杆削秃了的铅笔趴在床板上写作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将来会有这一天，他会坐在这里，等着评奖结果揭晓。他花了四年的时间在监狱的昏暗的灯光下完成了这部剧本，又等了十年才把它拍出来，中间反复修改了多次。他在这部电影上花的心血和时间，远远超过他的其他所有的电影的时间和心血的总和。虽然他有信心，也相信评委们的眼光和素质，以及他们的敬业精神，但是他也知道，评委们完全是依靠自己对电影的理解来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坏，他们并不在乎上座率，影评和其他的因素。《红裙》虽然票房高，受到好评，但也不一定能让这些评委们认为是最优秀的影片，因为每个人对电影的爱好不同，打分标准也都不一样。他并不担心这些，一部电影的好坏，其实也不取决于是否会得奖，是否会得到承认。好的作品，自然会流传下去。
身穿白色西装，脖颈上系着黑色蝴蝶结的电影节主席面对观众，微笑了一下。他环顾了一眼剧场四周，随后左手拿着话筒，右手手指摸索着把信封的封口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他低头看了一眼右手上的纸张，深吸了一口气，左手把话筒举在了嘴边。
金棕榈奖 ---
他说完这几个字后，像是要故意吊住观众的胃口一样，又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纸。会场里安静极了，能够听到几声轻微的咳嗽声和紧张的呼吸声。他抬起头来，把话筒凑近嘴唇说：
的得主是 --- 《红裙》！
剧场里响起了一阵持久的热烈的掌声，有人在喊“我的上帝”。明宵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跟左右两边的剧组人员击掌祝贺。虽然在预料之中，他的心情还是无比激动。剧组人员和他互相拥抱着，拍着肩膀，眼里带着泪花。观众们持续地鼓着掌，对他们表示祝贺。明宵带着剧组人员，面带着自豪，兴奋和激动，穿过观众席之间的走廊，走向了舞台。
他迈上舞台前的台阶，来到了颁奖台前。剧组人员在他的侧面站成一排，忍耐不住激动地互相拥抱着，祝贺着。他跟他们再一次拥抱，拍着后背，然后走到颁奖台后面，从主席手里接过了奖杯。他把奖杯放在面前的颁奖台上，甩了一下额头上垂下来头发，摸了一下鼻尖，又摸了一下垂到脖颈的长头发，拿起镶嵌着银质棕榈叶的奖杯看了一下，开口说：
这部影片能够获此殊荣，主要我身边的这些人的功劳。
明宵用手指了一下身边站着的剧组人员。观众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剧组里的每一个人，感谢他们为这部电影付出的一些辛勤和努力，明宵看着剧组人员说。跟他们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
我还要感谢我的制片人，明宵面向坐在观众席上的制片人说。这些年来我的每一部片子都是跟他一起合作而成，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我就无法拍出自己想拍的片子。
这部影片是基于一个真实而悲惨的故事，明宵继续说。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影片女主的女儿依然生活在中国，而且继承了她妈妈的天赋，成了一名非常出色的芭蕾舞演员。我要借此机会，对她表示感谢，如果没有遇见她，我就不会写出这部剧本和拍出这部片子。最后，感谢评审团，也谢谢大家！
明宵讲完后，手里捧着奖杯离开了颁奖台，带着剧组人员走到专供记者拍摄照片的一个小舞台上。小舞台的背景是投射在墙壁上的蓝色的棕榈叶，他站在剧组人员中间，面带微笑，手里托着奖杯。耀眼的阵阵镁光灯下，奖杯上的一串金质棕榈叶不断地闪闪发光。他想起了她。如果她要是在观众席上，跟他一起分享这喜悦的时刻，那该多好啊，他想。
明宵把身子蜷缩在面对着海滩的落地窗前的棕色皮沙发上，手里握着一杆钢笔，在一本摊开在盘起来的膝盖上的日记本上写着。灯光从房间一侧的台灯打来，把一层温暖的黄光，淡淡地涂在了他的额头，脸颊，鼻子，肩膀和手臂上。从没拉窗帘的落地窗向外望去，月光如水，海面如镜，映射着近处岸边一盏盏电灯杆上的灯火和远处几艘游轮的灯光。游轮上灯火通明，有一些影影绰绰的人影在晃动，似乎人们依然沉浸在电影节后的狂欢之中，余兴未熄，不肯回房休息。一条暗红色的船在窗外的海面上驶过，留下一条银色的尾纹。棕榈树下的沙滩上，有几对情侣依然在缠绵着舍不得离开，偶尔传来悠悠絮语。落地窗的一侧有一扇可以打开的玻璃窗，此刻窗户开着，凉爽的海风裹着远处游轮上的微弱的人声和音乐声透进屋子里来，伴随着笔在纸上移动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
昨晚我梦见你了，小曦。
今晚的月光明媚，夜色非常的温柔。虽然远处不时传来一些嘈杂的人声，但是坐在台灯下，我觉得内心里非常的安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无论在何种喧嚣的热闹中，只要想起了你，我的心就一下安静了下来，安静得就像是在一个无人的长满野草的湖边看着夜幕逐渐垂落，听得见一根杂草折断的声音。
在今天的嘎纳电影节上，我和剧组人员拍摄了一年的《红裙》，终于得到了金棕榈奖。我们大家都很高兴，颁奖仪式结束后去了海边的一条游艇上，在那里喝酒庆祝，一直到过了午夜才回到旅馆。
小曦，你呢？现在的你，幸福吗？
拍《红裙》外景的时候，我去了莫斯科，还在莫斯科大剧院看了几次芭蕾舞。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到处是厚厚的积雪，美丽极了。克里姆林宫的城堡一样的红墙上挂满了薄厚不匀的雪，看上去像是挂上了一张巨大的雪织的渔网，让红墙变成了白墙。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人带我去参观了列宁墓，红场，还参观了纪念二次大战牺牲了的无名烈士墓。烈士墓地的底座是由深红色大理石铸成的，上面有青铜的钢盔和军旗，中间的墓碑上用俄文刻着“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几个大字。字已经被大雪盖住模糊了，但是字样依然可以分辨得出来。俄罗斯民族的韧性和坚强，勇敢和不屈的牺牲精神，让我特别感动。带我去参观的一位俄国姑娘说，那时莫斯科的习俗是结婚的男女到无名烈士墓来献一束花。
《红裙》在莫斯科拍完外景后，我特意打听着，到莫斯科郊外你妈妈的家去看了看。他们住的院子和屋子还在，但是早已换了主人。你妈妈家的房子屋顶很高，里面也很宽敞，门前有两株高高的白桦树，还有一个爬满青藤的篱笆。现在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妇，有八十多岁了，男的是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老兵。老大爷说这幢房子换了几次屋主，他不知道以前谁住在这里，也不清楚以前住的人的情况。他们很热情地留我吃晚饭，老大妈给我做了地道的牛肉红菜汤，滋味非常醇厚。饭后我喝了老大爷给我做的黑咖啡，味道非常苦。我告诉老大爷说，我喜欢一个人，经常晚上失眠。老大爷对我说，按照他们当地的说法儿，如果你为一个人失眠，那个人就会梦见你。
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因为，我梦见你了，小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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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条波希米亚红裙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