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

[猪他爸]

克利斯朵夫发见了理想主义那股气势伟大的力；当时法国的诗人，音乐家，学者，都受着这股力鼓动，当令的人尽管喧呼扰攘，宣传他们鄙俗的享乐主义，把法国思想界的呼声压倒，可是法国的思想界为了自己的身分，不屑跟市井无赖的叫嚣去对抗，只为着自己，为着它的上帝，继续唱它的热烈而含蓄的歌。它甚至为了躲避外界的喧扰，直退隐到它高塔上最深藏的地方。

诗人这个美丽的名词，久已被报纸与学会滥用，称呼那般追求名利的多嘴的家伙。但真正的诗人瞧不起鄙俗的辞藻与拘泥的写实主义，认为那只能浮光掠影的触及事物的表面而碰不到核心；他们守在灵魂的中心，耽溺着一种神秘的意境，那是形象与思想所向往的，它们象一道倾泻在湖内的急流，染上那内心生活的色彩。但这种为了另造一个世界而特别深藏的理想主义，大众是无法接受的。克利斯朵夫最初也不能领会。在叫嚣喧呼的节场以后，这情形未免太突兀了。好比在刺目的阳光底下经过了一番骚扰，忽然来了一平静悄悄的黑暗。他耳朵里乱响，什么都无从分辨。他先因为热爱生命，看了这对比非常不快。外边是热情的巨潮在震撼法国，震撼人类。而在艺术中间，初看竟没有一点骚乱的痕迹。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

“你们为德莱弗斯事件闹得天翻地覆；但经历过这旋涡①的诗人在哪儿？有宗教情绪的人，此刻心中正作着几百年来最壮烈的斗争，教会的威权与良心的自由正在冲突。哪见有个诗人反映这种悲痛的？劳工阶级预备作战；有些民族灭亡了，有些民族再生了，亚美尼亚人遭受屠杀，亚洲在千年长梦中醒来，把欧洲的掌钥人，莫斯科巨人推倒了；土耳其象亚当般睁眼见了天日；空间被人类征服了；古老的土地在我们脚下裂开，把整个民族吞下了……所有二十年来的奇迹，尽够写二十部史诗的材料，你们诗人的作品中，可有这些大火的痕迹？现实的诗歌，难道就只有他们没看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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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莱弗斯事件为一八九四至一九○六年间轰动法国的大狱。德莱弗斯少校被诬通敌叛国，卒获平反。

“你耐性一点，朋友，奥里维回答。别说话，你先听着……”

世界的车轴声慢慢的隐没了；行动的巨轮在街上震撼的声音去远了。静寂的神妙的歌声清晰可辨了：

蜜蜂的声音，菩提树的香味……

风用它黄金般的嘴唇吹着大地……

柔和的雨声挟着蔷薇的幽香。

我们听见诗人的刀斧在柱头上雕出最朴素的事物的庄严的姿态；用他的黄金笛，用他的紫檀箫表现严肃与欢乐的生活；又为一切阴影都是光明的心灵，唱出它们宗教的喜悦与信仰的甘美……还有那抚慰你，向你微笑的酣畅的痛苦，在它严峻的脸上，射出一道他世界的光芒……以及那睁着温柔的大眼的，清明恬静的死亡。

这交响曲是许多纯粹的声音合起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跟高乃依与雨果的音响宏大的小号相比；但它们的合奏更深刻，层次更复杂。那是现代欧罗巴最丰富的音乐。

克利斯朵夫不做声了，奥里维对他说：“现在你明白没有？这时也轮到克利斯朵夫向奥里维做手势，要他住嘴了。他虽然喜欢更阳性的音乐，但听着心灵象森林象泉水般的喁语，也欣然领受了。大众尽管为了争一日之短长而互相厮杀，诗人依旧在讴歌天地的长春，和美的景物所给人的甜美的慈爱。人类在那里惊呼悲号，在一块贫瘠黑暗的田里打转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生灵互相争取一些血淋淋的自由的时候，泉水和森林却轻声唱着：“自由！自由！圣哉！圣哉！”

诗人并没自私自利的作着恬静的好梦。他们胸中不少悲壮的呼声，也不少骄傲的呼声，爱的呼声，沉痛的呼声。

这是如醉若狂的飓风，“挟着它暴厉的威力或是深邃的甘美；是骚乱的力，是兴奋若狂的史诗，唱出群众的狂热，唱着人与人间，喘息不已的劳动者间的战斗：

如金如墨的脸庞在黑影与浓雾中显现，

肌肉紧张或收缩的背，

站在巨大的火焰与巨大的铁砧前面……（锻炼着未

来的城市。）

强烈而惨淡的光，照着冷静的理智，同时也映出一些孤独的心灵的悲壮的苦闷，他们以痛快淋漓的心情磨着自己。这些理想主义者的许多特征，在德国人看来倒更近于德国式。但他们都爱好法国式的隽永的谈吐，诗中充满着希腊神话的气息。法国的风景与日常生活，在他们眼中都变了阿提卡海的景物。古代的灵魂似乎至今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人身上活着，他们还想脱下现代的衣衫，显出他们美丽的裸体。

所有这一类的诗歌都有种成熟了几百年的文明的香味，那是在欧洲任何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你只要闻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掉。它把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都吸引到法国来，变成法国诗人，并且是十足地道的法国诗人；而崇拜法国古典艺术的信徒，也没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佛兰德人和希腊人更热烈的了。

克利斯朵夫受着奥里维的指引，让法国诗神的精炼的美把他渗透了，虽然以他的趣味而论，这个贵族式的，被他认为太偏于灵智的女神，不及一个朴素的，健全的，结实的，并不喜欢那么推敲，但懂得热爱的民间女子可爱。

全部的法国艺术都有同样美妙的香味，好似秋天被太阳晒暖的树林中发出杨梅熟透的味道。音乐仿佛就是隐在草里的小小的杨梅。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在本国看惯了茂密的杂树，所以在这些微小的植物旁边走过而没有看见。现在清幽的香味使他回过头来了；靠着奥里维的帮助，他发见在那些僭称为音乐的荆棘与枯叶中间，另有一小群音乐家制作着精炼而质朴的艺术。在种满菜蔬的田里，在工厂的煤烟中间，在圣·特尼平原的中心，一群无愁无虑的野兽在一个圣洁的小树林中舞蹈。克利斯朵夫不胜惊奇的听着他们的笛声，又恬静又俏皮，跟他一向所听到的渺不相似：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蔓长的野草呻吟，

整齐的草原悲鸣，

温柔的杨柳呜咽，

还有那小溪也会低吟：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森林合唱齐鸣……

 

[猪他爸]

那些钢琴小曲，那些歌，那些法国的室内音乐，素来是为德国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没注意到其中富有诗意的技巧；但在慵懒的风度与享乐气息之下，他开始看到一种为了求脱胎换骨而来的骚动与苦闷，——那是莱茵彼岸的人无从领会的。法国音乐家用着这种心情在他们荒芜的艺术园地中寻找能够孕育未来的种子。德国音乐家守着乃祖乃父的营地，认为在他们往日的胜利之后，世界的进化已经登峰造极；可是世界依旧在前进；而法国人就是首先出发的先锋队。他们发掘艺术的远大的前程，访求那已经熄灭的和方在升起的太阳，追寻那已经消逝的希腊，和酣睡了几百年，重新睁着大眼，抱着无穷的梦想的远东。西方音乐素来受着章法结构与古典规则的限制，至此才由法国艺术家来开放古代的调式；他们在凡尔赛池塘中灌入世界上所有的水：通俗的旋律与节奏，异国的与古代的音阶，新的或翻新的音程。在此以前，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已经替眼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是发现光明的哥仑布；——现在法国音乐家竭力要征服音响的世界了；他们在听觉的神秘幽深的区域中走得更远，在内心的海洋里发现了崭新的陆地。可是他们很可能有了收获而不作出什么结果来。他们一向是替人开路的。

克利斯朵夫很佩服这个刚刚复活而已经走在前锋的音乐。这个文雅细巧的家伙多勇敢！克利斯朵夫以前指摘他的荒谬，现在可变得宽容了。要永远不会犯错误，只有一事不作。为了追求活泼泼的真理而犯的过失，比那陈腐的真理有希望多了。

不问结果如何，那种努力毕竟是了不起的。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三十五年来完成的事业：人们花了多少精力把法国音乐从一八七○以前的麻痹状态中救出来；那时法国没有自成一派的交响乐，没有深刻的修养，没有传统，没有大师，没有群众；一切都由柏辽兹一个人担当，而他还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今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尽瘁于复兴大业的匠人感到敬意了；他不想再讥讽他们狭窄的美学或缺乏天才了。他们所创造的不只是作品而是整个的音乐民族。在锻炼法国新音乐的一切伟大的宗匠里头，赛查·法朗克对他特别显得可爱。他没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成功就死了；象德国的老许茨一样，他在法兰西艺术最黯淡的时期始终保持着他的信心和他的民族天才。在繁华的巴黎，这个纯洁的大师，音乐界的圣者，艰苦勤劳的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丧失清明的心地与耐性；他的坚忍的笑容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慈爱的光彩。

克利斯朵夫因为没参透法兰西深刻的生命，所以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间居然有一个虔诚的大艺术家，就认为是桩奇迹了。

可是奥里维微微耸着肩，问他在欧洲哪个国家，能找到一位感受浓厚的圣经气息的画家，可以跟那清教徒式的法朗梭阿·米莱相比的；——哪儿有一个学者比清明的巴斯德更加渗透热烈与谦卑的信仰的，——一朝他的精神象他自己所说的，在悲怆惨痛的境界中被无穷这个观念抓住之后，他便匍匐在地下，哀求理智把他释放，因为他差不多和巴斯德一样要为了信仰而发狂了。旧教教义既不妨碍米莱那种英勇的写实主义，也不妨碍巴斯德那种热烈的理智踏着稳健的步子，走遍了原始的自然界，在无穷小的漆黑的天地中，在①生命发源的最隐蔽的地方摸索。他们出身于内地，在内地的民众身上汲取他们的信仰，也就是一向潜伏在法国土地中的信仰；愚弄平民的政客尽管信口诬蔑也没用。奥里维对这个信仰认识很清楚：那是他生来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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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斯德为近代研究细菌学之始祖，故言无穷小的天地。

他又指点克利斯朵夫看到二十五年来旧教的革新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热烈的要跟理智，自由，生命融合起来；那些勇敢的教士，就象他们之中有一个说的，受了一番人的洗礼，主张旧教应该了解一切，眼所有正直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直的思想，即使犯了错误，还是纯洁的，神圣的。无数的青年教徒，一片诚心的祝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自由，纯洁，博爱，容纳一切善意的人；虽然横遭诬蔑，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尽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暗箭，这个小小的维新队伍依旧非常镇静，坚毅不屈的踏上艰难的前途，知道非洒尽血泪决不能在世界上有什么持久的成就。

法国旗他的宗教，也受着同样活泼的理想主义与热烈的自由主义的激荡。新数和犹太数那些庞大而麻木的躯体，也受着新生命的刺激而颤抖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努力，想创造一个自由人的宗教，对热情与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压制。

这种宗教的狂热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在这儿，它更多了一点悲壮的意味。克利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诱惑那些饥饿的顾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他们一朝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的享乐。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恶的乐观主义相对的，还有一般领导工会的优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种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另外提出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对抗，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的牺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驱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见诸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末这些高傲的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他们的如醉如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精神与宗教热诚而论，和条顿会①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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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条顿会为十二世纪时半军人半慈善性质的日耳曼团体。

可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物，那些人物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利斯朵夫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种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象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挞民族。

克利斯朵夫一朝呼吸到这些神秘的斗争的气息，就开始懂得偏执狂的伟大，懂得为什么法国人对它这样的忠诚不二，为什么别的更善于调和的民族不能了解。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最初只觉得法兰西共和国标榜在一切建筑物上的口号，和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对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尽量的加以②讥讽。现在他可第一次看见了他们所热爱的、富于战斗性的“自由的意义，——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剑影。那并不象他先前所想的，对法国人只是一句好听的话，一个空洞的观念。在一个需要理智高于一切的民族，为理智的斗争自然也高于一切的斗争。固然这种斗争被一般自命为实际的民族认为荒谬，但是有什么关系？用深刻的眼光来看，那些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为了金钱的斗争；何尝不是同样的虚空？不论是哪种斗争，百万年后还不是同样的化为乌有？但要是人生的价值就靠着斗争的剧烈性，靠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迸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末，除了法国那些为了拥护理智或反对理智的永久的战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更能为生命争光的？而凡是尝过这种辛辣的滋味的人，对世所盛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毫无生气的宽容，只觉得太平淡，太没有丈夫气。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补偿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发泄他们的精力。可是他们的民族的力量并不在于宽容，宽容只有在许多党派中间成为英勇的行为的时候，才成其为伟大。但在现代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现。英国人借着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说“英国靠了信仰纷起而得到的宽容”，法国经过了大革命还没有能得到。——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比自称为有信仰的英国反而更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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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法国公共建筑物上大半镌有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猪他爸]

象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里维带着克利斯朵夫看过了理想主义的钢铁志士，看过了为理智的战斗以后，直爬到山巅：那儿才有清明恬静的，真正超脱的，一小群法国的优秀人物。

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超脱的人物。象停在凝静的天空的鸟一样的潇洒……在那个高度上，空气那么纯洁，那么稀薄，克利斯朵夫简言不容易呼吸。这儿你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家自命为神游于绝对自由的梦境中，——看到一般极端的主观主义者，象福楼拜一样瞧不起相信万物是实有的伧夫；——看到一般思想家，以他们动荡的复杂的思想，摹仿着动荡不已的万物的波涛，昼夜不息的流转着，哪儿都不愿意停留，哪儿都不会遇到稳固的陆地或岩石，象蒙丹所说的不描写生命而只描绘过程，一天复一天，一秒复一秒的过程；——还有一般学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类是在这个虚无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科学的，可是他们继续创造世界和它的规则，创造那个昙花一现的梦境。他们并不向学问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理的把握；——他们只是为学问而爱学问，因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峰巅上，我们看到这些学者，热烈的怀疑主义者，不理会什么痛苦，什么幻灭，甚至连现实也不以为意，只顾闭着眼睛，听着许多心灵无声无息的合奏，听着数字与形式的微妙而壮丽的和声。

这些大数学家，思想自由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严格最切实的头脑，——已经到了神秘的，入定的境界的极端；他们使周围都变成一平空虚，探着身子瞧着深渊，对于自己的目眩神迷感到一点儿醉意；他们欢欣鼓舞的，把思想的光彩在无边的黑夜中放射出来。

克利斯朵夫挨在他们身边也想瞧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素来自命为自由，因为他除了自由的良知以外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规则；但在这些连思想的一切绝对的规则，一切无可违拗的强制，一切生存的理由都摆脱干净的法国人旁边，他骇然发觉自己的自由原来是微不足道的。那末他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为了求自由呀，能够自由是最大的快乐，奥里维回答。

可是这种自由使克利斯朵夫手足无措，甚至于倾慕德国的极权主义和严格的纪律了；他说：“你们的快乐是自欺其人，是抽鸦片的人做的梦。你们醉心于自由，忘记了生命。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自由！自由！这个世界上谁是自由的？你们的共和国里谁是自由的？——还不是那般无耻之徒！你们最优秀的人可是被窒息的。你们只能做梦。不久恐怕连梦也做不成了。”

“那也没关系！奥里维回答，可怜的朋友，自由的乐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确值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自由，感到自己周围所有的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在内：那真是一种没法形容的乐趣；仿佛你的灵魂在无垠的太空游泳。这样以后，灵魂再不能在别处生活了。你尽管给我象帝国军营内那样的安全，秩序，完满的纪律，我都认为不相干。我会闷死的。我需要的是空气，是自由，越多越好！”

“世界是需要规律的，克利斯朵夫说。早晚必有个主子来到。”

可是奥里维带着讥讽的神气，用着比哀尔·特·雷多阿的话回答：

用尽尘世的方法去禁锢法国的言论自由，

其无效就等于想把太阳埋在地下或关在洞里。

克利斯朵夫对于极端自由的空气慢慢的觉得习惯了。在法国思想的高峰上，一般通体光明的心灵在幻想；克利斯朵夫从山顶上向脚下的山坡瞧去，只看见一群英勇的人为看一种活泼泼的信仰——不管是哪种信仰——在那里奋斗，永远想攀登高峰：他们向着愚昧，疾病，贫穷，发动神圣的战争，一片热诚的致力于发明，征服光明与天空；那是科学对自然的大规模的战斗；——在山坡上比较低一些的地方，一群静默的，意志坚强的男男女女，善良而谦卑的心灵，千辛万苦才爬到半山腰，因为不能再往上，只能抱残守缺，过着平凡的生活，暗中还是非常热烈的抱着牺牲精神；——山脚底下，在险峻的羊肠小径中，多少偏执狂的人，多少盲目的本能，为了一些抽象的思想拚命扯做一团，不知道在环绕他们的石壁之上还别有天地，——再往下去是一带卑湿的池沼和在污泥中打滚的牲畜了。可是沿着山坡，东一处西一处的开着些艺术的鲜花，音乐发出杨梅似的清香，诗人唱着如流水如鸣禽般的歌曲。

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你们的民众在哪儿呢？我只看见精华跟糟粕。”

 

[猪他爸]

奥里维回答说：“民众吗？他们种着自己的园地，完全不理会我们。每一群所谓优秀分子都想加以拉拢，他们可一概不理。从前他们至少还有点儿分心，听听政客们的花言巧语，现在却充耳不闻了。放弃选举权的人不知有几百万。那些政党尽管打得头破血流，民众可满不在乎，只要打架不打到他们的田里去：万一出了这种事，他们可恼了，不管什么党派，他们都迎头痛击。他们自己并不有所行动，只在工作与休息受到妨碍的时候起而反抗。对帝皇，对共和政府，对教士，对帮口，对社会主义者，民众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们受到公共的危险，例如战争，混乱，疫病等等，——同时让他们安安静静的种他们的园地。他们心里想：难道这些畜生不让我们安静吗？然而这些畜生竟是愚蠢不堪，把老实人缠个不休，非惹得他拿起镰刀来把他们逐出门外不止，——这便是我们的当局有一天会碰到的。从前，民众会给一些大事业煽动起来，将来也许还会有这种情形，虽然他们少年时代的疯狂久已过去；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狂热决不持久；他们很快要回到几百年的老伙计——土地——那儿去的。使法国人留恋法国的是土地，而非法国的人民。多少不同的民族儿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并肩工作，是土地把他们结合了的：土地才是他们热爱的对象。不管一生的祸福如何，他们老在那儿耕种；他们觉得土地上的一切连一小方泥土都是好的。”

克利斯朵夫极目所及，沿着大路，在池沼周围，在山崖的起上，在战场与废墟中间，在法兰西的高山与其原上，一切都是耕种的土地：这是欧罗巴文明的大花园。它的可爱不但是由于土地的肥沃，并且也由于那个不知劳苦的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开垦，播种，使美好的土地更美好。

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说他变化无常，他的性格可一点没有变。在中世纪哥特式的塑像上，奥里维敏锐的目光还能辨认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征；正如在格鲁哀或杜蒙斯蒂哀的画笔下，他能认出现代交际社会或知识分子的疲倦而带点讥讽意味的面貌，在勒拿①画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农民的精神与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旧在今日的心灵中流动。巴斯加的精神也依旧存在，不独于深思虔敬之士为然，即在庸碌的中产者或工团运动的革命党心中也有痕迹可寻。高乃依与拉辛的作品对于民众始终是活的艺术；巴黎的一个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悲剧，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卜生的戏剧对他更接近。中世纪的歌，法国传说中的特里斯坦，对现代法国人的关系，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更密切。十六世纪以来在法国花坛中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么庞杂，究竟都是亲属，而且跟周围的别的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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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鲁哀为十五至十六世纪法国宫廷画家；杜蒙斯蒂哀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的宫廷画家。勒拿三兄弟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名画家。

克利斯朵夫对法国的认识太肤浅了，捉摸不到它持久不变的面目。他在这个富丽的景色中最觉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奥里维所说的，各有各的园地；每一方园地都用墙壁，篱垣，以及种种的栅栏，和旁的园地分隔着。充起极也不过偶尔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树林，或者河这一边的居民不得不比对岸的居民彼此挤得紧一些。各人都关在自己家里；而这种不可侵犯的个人主义，经过了几世纪的毗邻生活以后，非但没减退，反而更强了，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噢！他们这批人多孤独！”

以孤独而论，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屋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那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规矩老实，不怕辛苦的小法兰西，可是在它各个不同的分子中间毫无联系。一所摇摇欲坠的六层楼的老屋子，地板在脚底下格格的响，天花板已经被蛀坏了，雨水直打进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顶楼，使他们不得不找些工人来把屋顶胡乱修葺一下：克利斯朵夫听他们在头顶上工作，谈话。其中有一个使他觉得又好玩又讨厌：他一刻不停的自言自语，自个儿笑着，唱着，说些野话，傻话，一边不断的跟自己说话，一边不断的工作；他每做一件事总得在嘴里报告出来：“还得敲一只钉呢。我的工具到哪儿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两只。还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吗？……”

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先静了一会，听着，随后又大声的打着唿哨，碰到曲子轻快流畅的段落，他重重的敲着锤子，在屋顶上打拍子。克利斯朵夫大怒之行，爬上凳子，从顶楼的天窗里伸出头去想骂他。可是一看见他趴在屋脊上，嘴里满衔着钉，嘻开着那张年轻老实的脸，克利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来，那工人也限着笑了。克利斯朵夫忘了怨恨，开始跟他搭讪。临了，他记起爬上窗来的动机，便说：

“啊！我问你：我弹琴不会妨害你吗？”

他回答说不，但要求他别挑太慢的曲子弹，因为他跟着音乐的节拍，慢的曲子会耽误他的工作。他们象好朋友一般的分别了。克利斯朵夫六个月内和整幢屋子里的邻居说的话，还不及他一刻钟内跟这工匠谈的多。

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一个是三间屋的，一个是两间屋的，根本没有仆人住的下房：每个家庭都自己动手，只有住在底层和二楼的是例外，他们的屋子也是由两个公寓合起来的。

跟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同样住在六楼上的邻居是一个姓高尔乃伊的神甫，年纪四十左右，非常博学，思想很开通，胸襟很宽广，原来在一所大修院里教丝经，最近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罗马的处分。他接受了处分，虽然心里并没真正的屈服；他不出一声，既不想反抗，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把主张公布；他躲在一边，宁可坐视自己的思想崩溃而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对于这一类隐忍的反抗者，克利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他谈话，但那教士客客气气的，冷冰冰的，绝对不提到他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傲气使他把自己活埋了。

 

[猪他爸]

下面一层，正好在两个朋友的公寓底下，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是工程师，叫做哀里·哀斯白闲，夫妇俩有两个七岁至十岁之间的女儿。他们都是优秀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的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倍的劳苦，只要不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身。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德莱弗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儿发狂，正象七年中间无数如醉若狂的法国人一样。他①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搞坏了。他们几个月的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翻来覆去的讨论着同样的论点，象疯子一样的固执。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运动，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起哭了。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他们一向以为斗争中的伴侣都是激于义愤，主张正义的，——可是一朝把敌人打倒了，他们立刻扑过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也轮到他们来把正义踩在脚下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依旧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贫穷，孤独，被所有的党派遗弃，同时他们也丢开所有的党派，无声无臭的退隐在一边，让悲哀与忧郁把他们磨着，对什么都不存希望，对人类厌恶到极点，对生活厌倦到极点。工程师哀斯白闲和他的妻子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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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莱弗斯事件前后经过七年方始结束。

他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怕打搅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搅，而为了傲岂不愿意声张。克利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他是喜欢孩子的，在楼梯上一碰见她们就表示种种的亲热。女孩子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她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她们吃。她们在父母面前提其他；他们先也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砰砰訇訇搬动家具的声音惹他们厌烦的邻居，——（因为克利斯朵夫在房里透不过气来，老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大熊一般踱来踱去），——凭着那副坦白的神气慢慢的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克利斯朵夫的带点村野的态度，有时使哀里·哀斯白闲为之骇然。工程师很不愿意放弃朴素的矜持，但对于一个眼神那么恳切，心情那么快活的人也没法抗拒。克利斯朵夫不时从邻人嘴里逼出几句心腹话。哀斯白闲兴趣很广，做事很有勇气，可是意志消沉，性情忧郁，处处隐忍。他有毅力担受艰苦的生活，可没有毅力改变生活。这种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证实自己的悲观主义。有人请他上巴西去担任一个工厂的经理，报酬很好，他可拒绝了，因为怕那边的气候损害家人的健康。

“那末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这儿，你自个儿去替他们挣笔家业呢？克利斯朵夫说。

“把他们留在这儿！工程师嚷道。可见你是没有孩子的人。”

“倘使我有孩子，我还是一样的想法。”

“我才不呢！……而且要远离乡土！噢！我宁可在这儿吃苦的。”

克利斯朵夫觉得大家挨在一块儿受罪才算爱乡土、爱家属，未免古怪。可是奥里维很了解，他说：“你想想罢！冒着举目无亲，远离骨肉，客死他乡的危险！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怕的？何况生命这样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难道一个人非永远想到死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耸耸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求幸福死的，那岂不胜于束手待毙吗？”

同一层楼上，在五楼那个小一些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电器工人，叫做奥贝。——他的不跟邻居往来可不是他的过失。这个从平民阶级中跳出来的人物，决不愿意再回到平民阶级中去。小个子，带着病容，脑门的模样长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面横着一条皱裥，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的瞧起人来象螺旋一样尖锐；淡黄色的短髭，有点讥讽意味的嘴巴，语调很低，声音象蒙着什么似的；脖子里裹着围巾，因为喉咙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烟的刺激；行动急躁，颇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气。他自高自大，喜欢挖苦，嘲弄，满肚皮的牢骚，骨子里却兴致很好，浮夸，天真，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弄。他是一个布尔乔亚的私生子，从来没见过父，亲，而抚养他的母亲又是个教人没法尊敬的女人：他从小就看到无数凄惨的，下流的事，学过各种手艺，跑过法国许多地方。他千辛万苦的自修：历史，哲学，颓废派的诗，可以说无书不读；戏剧，画展，音乐会，时下的潮流可以说无所不知。他对于文学和布尔乔亚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简直是入了迷。他脑子里都是大革命初迫使中产阶级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热烈的观念：相信理智是永远不会错的，进步是无穷尽的，——古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会来的，科学是万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先锋。他反对教会，认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旧教——都顽固守旧，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进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排外主义，在他头脑里冲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义者，皮质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说话非常谨慎，尽量吸收别人的话，但不愿意请教人家，以为有伤尊严。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补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写作：象许多从来没下过功夫的法国人一样，文字倒颇有风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诣写成的东西拿一部分给一个他崇拜的名记者看，被取笑了一场。经过这次羞辱以后，他对谁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继续写作：因为他需要发泄，并且那是他引为骄傲而快乐的事。他对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学思想和文章很满意，以为写得极有力量。至于挺有意思的现实生活的记载，他倒并不重视。他自命为哲学家，想写些社会剧和宣传思想的小说。凡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他毫不费力的解决了。他到处能发见新大陆，过后又发觉那些新大陆早已由前人发见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气，几乎要抱怨人家给他上当。他爱慕光荣，抱着一腔牺牲的热忱，因为不知道怎么应用而痛苦。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大文豪，厕身于作家之林，以为一个人有了作家的声望等于超凡入圣一样。可是他虽然需要对自己抱着种种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无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尔乔亚思想的气氛中；远望之下，那气氛是非常光明的。这种无邪的愿望害了他，使他觉得为了地位关系不得不跟工人们来往真是难堪极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产社会对他闭门不纳，结果他便一个人都不来往。因为这个缘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费事就跟他接近了，并且还得赶快回避：要不然奥贝呆在克利斯朵夫屋子里的时间，会比呆在他自己屋里的时间还要多。他能找到一个艺术家谈谈音乐和戏剧，真是太高兴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克利斯朵夫并不感到同样的兴趣：他更喜欢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那可是奥贝不愿意谈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

一层一层的往下去，克利斯朵夫和邻居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要他能踏进四楼的公寓，简直需要靠一种神奇的魔术才行。——四楼的一边住着两个女人，给年深月久的丧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岁的奚尔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跟她年老而虔诚的脾气杜门不出的住在一起。——四楼的另一边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看不出准确的年纪，大概有五六十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头发都秃了，胡子保养得很好，手长得很细巧，说话很温和，举止大方。人家叫他做华德莱先生，说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国人，但说不清是俄罗斯人还是比利时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去的声名。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暴动，判了死刑，不知怎么逃过了，他十多年来走遍了欧洲。在巴黎骚动的时期和以后，在亡命的时期和回来以后，在从前的同志而现在握了政权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党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丑事，便退出党派，心平气和的守着他清白的、可是一无用处的信念。他书看得很多，也写些带点煽动性的书，领导着——（据人家说）——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运动，从事于世界革命，也从事于同样含有世界性而意义比较温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创造一种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他跟公寓里的人都不来往，遇到了仅仅是挺有礼貌的招呼一下。他对克利斯朵夫倒肯说几句他记载音乐的新方法。但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感兴趣的：用什么符号来表示思想，他认为无足重轻；不管是哪一种语言，他都能运用。那位学者可毫不放松，又温和又固执的解释自己的学说；至于他其余的事，克利斯朵夫一点都没法知道。所以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候，他只注意那老跟着他的女孩子：她长着淡黄头发，黄眼睛，苍白的脸，血色很不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娇，病容满面，没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样以为她是华德莱的女儿，其实是个孤儿，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华德莱在她四五岁时父母染疫双亡之后把她抱养过来的。他对一般贫苦的儿童喜爱到极点，那简直是他的一种神秘的温情，象梵桑·特·保尔①的一样。因为不信任一切官办的慈善机关，也明白一般慈善团体的内容，所以他的救济事业是独自做的，瞒着别人，觉得另有一种愉快。他学了医，预备帮助人家。有一天他进到街坊上一个工人家里，看见有人病着，便给他们医治；他原来有些医药常识，此后更设法补充。看到儿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脸上重新浮起苍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极了，心都化开了。这是他尘世的天堂，而平时受他照顾的人给他的麻烦，他也忘了；因为他们难得感激他。门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常常气恼之极，说些尖刻的抱怨的话。房东对于这些穷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于无政府党——的进进出出很不放心，对华德莱啧有烦言。他想搬家，又舍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气又温和又固执，竟不把人家的话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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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梵桑·特·保尔为十七世纪时圣者，以救济孤儿著称于史。

 

[猪他爸]

克利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才得到华德莱一点信任。对孩子的爱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克利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里总不舒服，觉得她的相貌跟萨皮纳的小女儿有些相象。萨皮纳不但是他初恋的对象，她那个昙花一现的影子，那种幽静的风度，至今还藏在他心里。所以他很关切这个从来不跑不跳，脸色惨白的女孩子：她不大有声音，也没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静悄悄的，玩些没有动作没有声响的游戏，拿着个玩具的娃娃或一块木头之类，嘴唇轻轻的动着，自己编些故事。她对人又亲热又冷淡，有点儿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但她的义父并没觉察，只知道一味的爱她。其实这种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便是在我们亲生的儿女身上也不免。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孩子介绍给她。但哀斯白闲与华德莱双方都客客气气的，坚决的，谢绝了。这些家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关在笼里不可。充其量，他们只能勉强相助；但各人心中还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帮忙；并且双方的自尊心和困难的境况都不相上下，所以谁也不愿意先有表示。

三楼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远空着。房东把它留作自用，可是从来不住的。他以前是个商人，等到财产挣到了预定的数目，就把业务结束了。一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东南海滨的一个旅馆里避冬，夏天在诺曼底一个海水浴场上避暑，靠利息过日子，不花什么大钱，光看着别人的奢华也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象那些奢华的人一样过着空虚无益的生活。

贴邻那个较小的公寓是租给没有孩子的亚诺夫妇的。丈夫年纪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当着中学教员，整天忙着上课，温课，抄写，腾不出时间来写他的博士论文，终于放弃①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妻子，人很和气，极度的怕羞。两人都很聪明，博学，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们一个熟人都没有，从来不出去走走：丈夫是为的太忙，妻子是为的太闲。但她是个贤德的女人，竭力压着愁闷，尽量找事做，不是看书，就是替丈夫预备笔记，誊清笔记，补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时去看看戏；可是亚诺没有兴趣：晚上他太累了。于是她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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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制度，大学毕业生欲得博士学位，尽可于就业后几年中提出。

他们俩最大的乐趣是音乐。那是他们极喜欢的。他不会弹琴，她会弹而不敢弹；她要是在人前演奏，哪怕在丈夫面前，也会象初学的小姑娘。但便是这么一点儿对他们已经足够了。格路克，莫扎特，贝多芬，都是他们的朋友；那些音乐家的生气，他们连细枝小节都知道，非常同情他们的痛苦。还有一块儿看些美妙的书也是一桩乐事。但现代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类的好东西太少了：作家对于一般不能替他们增加声名、金钱、快乐的读者是不放在心上的；而这批在社会上不露面的谦卑的群众，就从来不写什么文章，只知道不声不响的爱好。这道艺术的光，在那些老实与虔敬的心中差不多有种神圣的意味，足以使他们过着和起的，相当快乐的生活，虽然有些悲哀，——（那也并不冲突），——虽然非常孤独，而且也受过人生的伤害。他们俩的人品都远过于他们的地位。亚诺先生气有思想，但既没空闲，也没勇气把它写下来。发表文章或出书都是太麻烦了，犯不上的，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虚荣。他认为和他敬爱的思想家相形之下，自己太渺小了。他太爱好美妙的艺术品，不愿意再去制造艺术，觉得这种志愿狂妄可笑。他以为自己的职务是推广艺术品的流传，所以只管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学生：将来他们会写出书来的，——当然不会提到他罗。——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舍得买书。穷人总是最慷慨的：他们自己掏出钱来买，有钱的人却以为不能白到手书是有失面子的事。亚诺为了买书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这是他的弱点，他的癖。他为之很不好意思，常常瞒着太太。可是她并不埋怨，她也会这样作的。——夫妇俩老是有些美妙的计划，预备积一笔款子去游历意大利，——那可永远是梦想了，他们也很明白，笑自己不会积蓄。亚诺很知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心爱的妻子，再加自己勤劳的生活与内心的喜悦也就够了；难道对她会不够吗？——她说：是的，够了。她可不敢说出来，要是丈夫有点名片，使她沾些光，把她的生活给照耀一下，让她有些舒服的享受，岂不更好！内心的欢乐固然很美，但外面的光彩也能给你很大的喜悦……然而她一声不出，因为胆小；并且她知道即使他想求名，也没有把握：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更遗憾的是没有孩子。这一点，两人也藏在肚里不说，倒反因之更相爱，似乎这一对可怜的人互相要求原谅。亚诺太太心极好，非常殷勤，很乐意和哀斯白闲太太来往，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有表示。至于结识克利斯朵夫，那是夫妇俩求之不得的：他遥远的乐声早已把他们听得入了迷。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首先发动，以为那是太唐突了。

住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一对有钱的犹太人，无儿无女，一年倒有六个月住在巴黎乡下。虽然他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年——（这完全是住惯的缘故，因为他们很容易找一个跟他们的财富更相称的屋子），——却老是象过路的外方人，从来不跟邻居交谈一句话，人家关于他们的事也不比他们第一天搬来的时候知道得更多。这一点可不能成为不受批评的理由。正是相反：他们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其实他们的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妇俩都是好人，而且绝顶聪明。六十岁左右的丈夫是一个亚述考古学家，为了中亚细亚的发掘享有盛名；象许多犹太人一样，他头脑开通，兴趣极广，决不以自己的专门学问为限；他平时注意着无数的事：美术，社会问题，一切现代思想界的运动。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有意思，可没有为了任何一门入迷。他很聪明，太聪明了，太不受拘束了：这一只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老是预备用另一只手毁掉；因为他建设得很多，又有事业，又有理论，的确是精力过人。由于习惯，由于精神上需要活动，所以他虽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依旧不声不响的，极有耐性的，在学问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钱的人家，没机会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意义；并且自从他在近东做了几年发掘工作而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职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还是头脑很清楚的关切当前的问题，关切一些实际而立刻可以实行的社会改革，法国学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传思想，倡导潮流，推动那些大规模的文化机构，可是不久他就厌倦了。好几次，人家根据他的论点而发起了一个运动，他却极尽尖刻的批评这个运动，使那般受他鼓动的人大为惊骇。他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来是神经质的，喜欢挖苦的，锐利无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连最好的事，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镜下看，也难免有可笑的地方，他的嘲弄的心情也就不容易抑制了。这种脾气当然不能帮助他结交朋友。他心里却极想给人家一点好处，事实上也这么做；人家并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显得可笑，也不能原谅他。他不能多见人，否则就没法爱他们了。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那种自信可以当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会，一方面在社会面前觉得胆小，同时心里还不敢断定社会一定是错的，自己一定是对的。他避免显得和别人过分的不同，竭力想教自己的态度与表面上的见解跟别人一样，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批判他们，对一切夸大的，不自然的现象感觉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会隐藏他厌恶的心理。第一，他对犹太人的可笑，感觉特别灵敏，因为对他们认识更清楚；其次，虽然他胸襟旷达，不承认种族的界限，但别个种族的人往往用这个界限来限制他。——同时，不管行事如何，他和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不入。为了这许多原因，他孤傲自处，只管埋头工作，深深的爱着他的妻子。

最糟的是连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讽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喜欢活动，愿意帮助人家，老在那里做着慈善事业；性格远没有丈夫的复杂，极有意志，极有责任观念，——这观念虽有些顽固，抽象，可是标准很高。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没有热烈的爱情：她相当凄凉的一生全部建筑在道德信仰上，这信仰其实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于讥讽的天性，自然把她信仰中间自骗自的成分觑破了，不由得要拿她开玩笑。他的个性是许多矛盾混合起来的。他对责任所抱的观念，标准也不亚于他妻子的，同时又铁面无情的需要分析，批评，不受蒙蔽，把她的道德信仰一起起的支解。殊不知这种行为是毁掉了妻子的立足点，消磨了她的勇气。当他发觉的时候，他比她更痛苦；可是祸已经闯下了。虽然如此，他们俩依旧相爱，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严的态度，不比丈夫喜欢讽刺的脾气更得人心；既然两人都很高傲，不肯宣布自己做的善事，也不肯宣布行善的意愿，大家就把他们的老成持重认为淡漠无情，把他们的孤独认为自私自利。而他们愈觉得别人对他们抱着这种观念，便愈不愿意设法去破除这观念，犹太人多半是粗鄙冒失的；相反，这对夫妇却为了过于持重——骨子里是藏着许多高傲的成分——而吃了亏。

比小花园高出几个石级的底下一层，住着一个退职的炮兵军官夏勃朗少校，以前是属于殖民地部队的。这个还年轻而强壮的军人，在苏丹和马达加斯加有过光荣的战绩，不知怎么突然把一切都丢了，住到这儿来，再也不提军队二字，整天翻着花坛，吹着笛子，——可是技巧永远没有进步，——骂骂政治，把他疼爱的女儿埋怨几句。她是个三十岁的女子，不十分美，但很可爱，很孝顺，为了侍奉父亲而没有出嫁。克利斯朵夫起窗眺望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当然是更注意那个女儿。她下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胡思乱想，或是收拾园子，高高兴兴的和一天到晚叽咕的父亲做伴。她用着安静清脆的声音，和善的语气，回答他的抱怨。他却老是在小径上迈着细步走来走去；过了一会，他进去了；她便坐在园子里的凳上，几小时的缝着东西，既不动弹，也不说话，脸上堆着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无所事的军官，在屋子里拚命吹着那支刺耳的长笛，或是为了变化一下，笨拙的按着那架上气不接下气的风琴，呜啊呜的，教克利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恼，——看日子而定。

所有这些人物，各管各的住在这座花园紧闭的屋子里，吹不到一丝外界的风。唯有克利斯朵夫，因为需要发泄感情，也因为生命力太丰满了，用他那种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包裹着他们，他们可不知道。他不了解他们，也没法了解。他不象奥里维能洞察人的心理。但他爱着他们，自然而然的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地位上。由于神秘的电流作用，他渐渐在心头感觉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灵有些什么暧昧的意识，体会到那个居丧的妇人的痛苦的麻痹状态，知道那教士，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党人，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里；他眼见信仰与温情的黯淡而柔和的火焰，无声无息的在亚诺夫妇心中烧着，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的想望着光明，军官抑捺着反抗的心，做些毫无结果的事；还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他也领会到她乐天安命的恬静。但能够参透这些心灵的无声的音乐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人；他们是听不见的，各人都给自己的悲哀与幻梦淹没了。

可是大家都在那里工作：怀疑派的老学者，悲观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骄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着。屋顶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

屋子周围，克利斯朵夫在最优秀的人中也发见同样的精神上的孤独，——即使在结成团体的时候也是如此。

奥里维把他常常发表文字的一份小杂志介绍给克利斯朵夫。它的名字叫做《伊索》，借用蒙丹的一段话作为它的箴言：

“人家把伊索和别的两个奴隶一起送到市场上去卖。买主先问第一个能做些什么：他为了卖弄，把自己的本领说得夭花乱坠；问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回答，甚至还胜过前者。轮到伊索的时候，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已经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猪他爸]

这纯粹是对蒙丹所谓以知识骄人的自夸自大之徒的“无耻下一针砭。《伊索》同人中自称为怀疑派的，其实比别人抱着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众眼里，这个讽刺的面具当然没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你要群众跟着你走，非跟他讲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条不可。刚强有力的谎言，就比贫血的真理更能讨群众喜欢。至于怀疑主义，只有在骨子里藏着极粗浅的自然主义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才能使他们惬意。所以这份《伊索》杂志的傲慢的怀疑主义只能适应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只有这批少数人士才领会到他们坚毅的精神。但这股力量是完全不参加行动的。

他们可不顾虑这些。法国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愈贵族化。科学躲在术语后面，躲在它的殿堂里头，比十八世纪时更难接近了，除了对那些已经入门的人。艺术，——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种，——也是一样的对人深闭固拒，瞧不起群众。便是对于行动比对于美更关切的作家，重视道德思想甚于美学观念的文人，也有种没法形容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要把内心的火焰保持纯洁，而不是把这火焰传递给别人；他们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胜，而只求证实。

可是这等作家里头也有从事大众艺术的。在最真诚的人中，有些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含有破坏性的思想，——那种遥远的未来的真理，也许在一百年或二千年后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灵，灼伤心灵；另外一批却写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戏剧，没有幻象的，非常悲惨的。克利斯朵夫读过之后，觉得原来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几小时而来的观众，结果得到这样悒郁不欢的消遣，真是太可怜了。

“你们拿这个给大众吗？他问：“那才是把他们活埋呢！”

“放心，奥里维回答。大众不会来的。”

“他们这才对啦！你们简直发疯，难道要把他们生活的勇气统统拿走吗？”

“为什么？让大众象我们一样知道事物的悲惨面，而仍旧打起精神来尽他们的责任，不是应当的吗？”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无乐趣却是一定的了。而一个人生活的乐趣给拿走以后，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总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对所有的人把真理统统说出来。”

“这个话竟是你说的吗？你是永远求真理，自命为受真理甚于一切的人！”

“是的，为我，还有为那些相当坚强而受得了的人，的确应当给他们真理。但对于另一些人，那简直是残忍，是胡闹。现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国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德国人不象你们这样的闹真理病：他们把生活看得太重，谨慎小心的只看着他们愿意看的事。你们不是这样，所以我喜欢你们：你们是勇敢的，直捷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得把它摔到社会上去，不问它会不会闯祸。你们倘若把自己的幸福为了爱真理而牺牲，我没有话说，我很敬重你们。但是为了爱真理而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应当爱真理甚于爱己，可是应当爱别人甚于爱真理。”

“难道因此就应当对别人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

“凡是最高的真理，我们只能挑出能使社会得益的一部分来说。其余的，我们只能藏在心里；好象一颗隐蔽的太阳有种柔和的光晕似的它们会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放出光彩。”

但这些顾虑不大能打动法国作家的心。他们不问手里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还是死亡”，或是两者都有。他们缺少爱。一个法国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没有思想，他也同样要人接受。眼见做不到了，他便不愿意再有所行动。这是那般优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各人都深藏着。

有人做过种种尝试，想消灭这种个人主义，组织一些团体；但这种团体大半马上倾向于文学清谈，或者变成可笑的帮口。最优秀的都势不两立，以互相消灭为快。其中有些杰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联合与指导一般意志懦弱的人的。但各人有各人的队伍，决不肯跟别人的合并。他们组织什么会，什么社，发行杂志，所有的德性都齐备，只少一件，就是退让；没有一个团体肯对别的团体让步，它们互相争夺群众（其实也是为数极少而挺可怜的人），苟延残喘的存活了一些时候，终于一蹶不振的倒台了，而且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倒是——（教人看了最痛心的！）——由于自己的摧残。许多不同的职业，——文人，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教授，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形成了无数的小阶级，而每个阶级又分化为许多小组，彼此深闭固拒。相互的了解是谈不到的。在法国，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全体一致；除非在“全体一致成为传染病的时候，——这种时间极其难得，而那一致往往还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病态的。法国无论哪一种活动都受个人主义控制，科学方面是这样，商业方面也是这样，商人们的不能团结不能联合，全是个人主义从中作梗。这个人主义并没有蓬勃的生机，可是顽固，执着，处处退缩。孤独自立，不有求于人，不与人往来，怕相形之下会感到自己的无能，也不愿意孤高自傲的安静受到扰乱：凡是创办超然的杂志，超然的剧场，超然的团体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着这种思想。而创办那些杂志，剧场，团体的唯一的意义，往往只因为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不肯为了一桩共同的行动或思想而团结；还有彼此的猜忌或党派间的仇视，使实际上最应当互相谅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起重的人物为了同一事业而结合的时候，象奥里维和办《伊索》杂志的那些同志，他们之间似乎也永远存着戒心，绝对没有流露真情的兴致，那在德国是极常见而极容易使人厌恶的。在这群青年中间，有一个①特别吸引克利斯朵夫，因为他有一股惊人的力量，是一个逻辑严密，意志强毅的作家，对道德观念抱着极大的热情，准备把整个世界连他自己一起为这些观念牺牲；他为此创办了一份杂志，差不多是一个人编辑的。他发誓要向法国和欧洲提出一个纯洁，自由，英勇的法兰西的观念；他深信将来必有一日，大家会承认他所写的可以成为法国思想史上最大胆的篇幅中的一页；——这一点他是想得不错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和他来往。可是没有办法。虽然奥里维常常跟他接触，也只在有事的时候见面；他们绝对没有亲密的谈话，充其量不过交换一些抽象的思想，实际上也无所谓交换，而是两人在一块儿自言自语，因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里而这还是彼此器重的战斗同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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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夏尔，班琪。——原注（译者按，班琪即作者发表本书的杂志《半月刊》的主编。）

 

[猪他爸]

这种矜持有许多原因，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分辨。先是过度的批评精神使他们把各人精神上的不同点看得太明白了，过度的理智又把这些不同点看得太重；其次，他们缺少强烈而天真的同情心，就是说缺少强烈的爱。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例如事业的重负，生活的艰难，思想的骚乱，使一个人到了晚上再没精力跟人作些友善的谈话。最后还有法国人不敢承认而老在胸中作梗的那个可怕的心理，以为大家不是同种同族，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住到法国土地上来的不同的种族，尽管彼此有了关系，却很少共同的思想，——这一点，为了大家的利益原来就不应该常常想到。而最重要的阻碍是太醉心于自由，对它抱着如醉若狂的危险的热情：一个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简直会牺牲一切。这种自由的孤独，因为是用多少年的艰苦换来的，所以特别宝贵。优秀人物孤独自处，免得受制于俗人。宗教的或政治的团体威逼你，种种压迫个人的重负加在你身上：家庭，舆论，国家，帮会，党派，学派；孤独便是对这些压迫的反动。倘若一个囚徒要越过二十道高墙才能逃出牢笼，那末，非身强力壮的人决不能毫无损伤的达到目的。对于一颗自由的意志，这的确是艰苦的考验。但是从这儿经历过来的，就会终生留下苦斗的痕迹和独立不羁的脾性，永远不能跟旁人融和的了。

除了高傲的孤独，还有一种是隐忍退让促成的孤独。法国多少老实人都把他们的慈悲，勇敢，和真挚的感情埋藏在心里。数不清的有理没理的理由使他们不愿意行动。在某些人是为了服从，为了胆怯，为了习惯性；在另一些人是为了怕舆论，怕闹笑话，怕抛头露面，怕人家把他们毫无作用的行为说是有作用的。这一个不参加政治的与社会的斗争，那一个不参加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看到作事不认真或没有头脑的人太多了，也因为怕别人把他们看做跟走江湖的与糊涂虫没有分别。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觉厌恶，困倦；怕行动，怕痛苦，怕丑恶，怕闹笑话，怕出乱子，怕负责任；还有那“有什么用？的心理，把今日多少法国人的意志都给消磨了。他们太聪明了，——没有脾气的聪明，——他们看到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他们缺少力量，缺少生气。一个人生气蓬勃的时候决不问为什么生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为了生活是桩美妙的事而生活！

那般优秀的人，有的是可爱的普通的优点：人生观很温和，欲望很淡泊，爱家庭，爱乡土，遵守礼教，谨慎小心，不强制别人，不妨害别人，不轻易泄露感情，永远取着矜持的态度。所有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特点，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和恬静，勇敢，内心的欢乐，并行不悖，但跟法国民族的衰老与其血也不无关系。

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屋子底下，那个四面围着高墙的幽美的园子便是小型法兰西的象征。那是一片跟外界隔绝的绿茵。有时，外边的狂风打着回旋降到园里，给坐在那儿出神的少女带来一些遥远的田野和大地的气息。

克利斯朵夫看到了法国潜藏的生机，觉得它不应该让卑鄙无耻的人压迫。沉默的优秀阶级躲在里头的那个半明半暗的境界，使他感到窒息。禁欲主义只有对一般没有牙齿的人才配。他却需要无限的空气，广大的群众，辉煌的太阳，千万生灵的爱，需要把他所爱的人紧紧的抱在怀里，把敌人碎为齑粉；他需要战斗，需要胜利。

“你能这样做，奥里维说，你是强者，你凭着你的缺点——（对不起！）——跟优点，生来是为战斗的。你的民族不是一个太贵族的民族，这是你的运气。行动不会使你厌恶。必要的时候你甚至会去干政治！……并且你用音乐写作又是了不得的幸运。人家不懂你的话，你什么都可以说。倘使人家知道你的音乐里有瞧不其他们的意思，有他们否认的信仰，也有对于他们竭力想扑灭的东西不断的颂赞，那末他们决不会饶你，一定要阻挠，捣乱，使你为了和他们奋斗而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完了，等到你胜利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完成事业的余力，你的生命也快告终了。成功的大人物是得力于别人的误解。人家佩服他们的地方正是跟他们的真面目相反的。”

“唉！克利斯朵夫回答，你们可没有认识你们那般大师的懦怯。我早先以为你是孤独的，所以我原谅你没有行动。但实际上你们思想相同的人不知有多少。你们比压迫你们的人强过百倍，你们的价值比他们的超过千倍，而竟甘心情愿对他们无耻的行为屈服！我真不了解你们。你们有着最美的国土，了不得的聪明，又最富于人情味，你们却丝毫不加利用，还让少数的坏蛋把你们控制，污辱，踩在脚下。喂，拿出你们的真面目来罢，怕什么！别等奇迹或是拿破仑来帮你们忙！起来罢，团结起来罢。你们大家都得动员，马上把屋子打扫干净。”

但奥里维耸耸肩膀，无精打采而又含讥带讽的说：“跟他们去火并吗？不，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有更好的事可以做。我最恨强暴。结果怎么样，我是太明白了。那些一事无成而满腹牢骚的老朽，保王党里的年轻的傻瓜，宣传暴行与仇恨的恶魔，会一起霸占我的行动，加以玷污。你难道要我再喊蛮子滚出去或法国人的法国这一套仇恨的老口号吗？”

“干吗不？克利斯朵夫说。

“不，这都不是法国话。人家尽管把它们涂着爱国色彩到处宣传也是白费的。那只适用于一般野蛮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是培养仇恨的国家。要肯定我们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否定别人或毁灭别人，而是在于把他们同化。不管是骚乱的北方人还是多嘴的南方人，都让他们来罢……”

“还有那含有毒素的东方？”

“连那含有毒素的东方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会吸收它，象吸收旁的一样，过去我们吸收的还不多吗？东方表示得意扬扬，我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战战兢兢，都教我看了发笑。它以为把我们征服了，在我们的大街上，报纸上，杂志上，戏院舞台上，政治舞台上，耀武扬威。傻子！它才被我们征服呢。它滋养了我们，它自己可消灭了。高卢人的胃是强健的；二千年来被它消化的文明何止一个。我们受得起毒药的试验……你们德国人要怕，你们去怕罢！你们非纯粹不可，否则就没法存在。可是我们，主要的不在于纯粹而在于兼收并蓄。你们有一个皇帝，大不列颠也自称为帝国，但事实上真有帝国意味的倒是我们的拉丁民族的性格。我们是世界城的公民。”

“好得很，克利斯朵夫说，只要一个民族是健康的，在它年轻力壮的阶段，这一套都很好。但它的精力终有枯竭的一天，那时它就有被外来的巨潮淹没的危险。我们中间不妨老实说，你不觉得这种日子已经来到了吗？”

“这个话人家已经说了几百年了！但我们的历史每次都证明那是多虑。圣女贞德的时代，巴黎一片荒凉，豺狼出没；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受的考验简直数不清！今日的道德沦丧，淫乐无度，志气消沉，社会混乱，我都不放在心上。耐着点性子罢！要生存就得受苦。我很知道将来会有一个反动的潮流，——可是也不见得如何高明，结果也许搞出些同样胡闹的事：而今日靠浑水里摸鱼过日子的人，将来还是会叫叫嚷嚷的做领导……可是那有什么关系？这些运动并不接触到法兰西真正的民众。烂果子不会使果子树跟着烂的。它掉在地下就完了。在整个民族中间，所有那些人是太不足道了！他们死也罢，活也罢，跟我们有什么相干？难道值得我忙忙碌碌，去筑起堤岸，掀起革命来对付他们吗？现在的祸害不是一个制度造成的。这是奢侈带来的麻疯病，是财富与聪明的寄生虫。它们会消灭的。”

“把你们腐蚀了以后。”

“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你不能绝望。它有那么一种潜在的德性，那么一股光明与理想主义的力，便是那些蚕食它破坏它的人也受到影响。甚至一般贪得无厌的政客也会受它诱惑。最平庸的人一旦握了政权，也感觉到国运的伟大；这国运把他们从小我中超脱出来，拿火把交给他们，叫他们一个一个的传递过去；而他们也跟着前人从事于消灭黑暗的神圣的斗争。民族的精神拖着他们；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们都完成了他们所否定的上帝的意志……亲爱的国家，亲爱的国家，我对你的信心是永远不会动摇的！你所受的致命的考验，例反使我感到，我们在世界上所负的使命是值得骄傲的。我绝对不愿意我的法兰西瑟瑟缩缩的关在一间病房里，不敢吹到外界的风。我不愿意病病歪歪的苟延残喘。一个人长大到我们这样的时候，倘使要停止长大，还不如痛快死掉。全世界的思想尽管起到我们的思想中来罢！我决不害怕。潮水把肥沃的淤泥带给我们的土地，然后它会退下去的。”

“可怜的朋友，克利斯朵夫说，在它没退下去的期间，可不是有趣的啊。而且等到你的法兰西从尼罗河中浮起来的时候，你自己在哪儿呢？奋斗不是更好吗？除掉你早已认为命中注定的失败以外，又没别的危险。”

“不，我所冒的危险远过于失败。我可能丧失精神上的平静：那对我是比胜利更重要的。我不愿意恨。哪怕对我的敌人，我也要给他一个公平的待遇。我要在大家热情汹涌的浪潮中保持我清明的目光，我要了解一切，爱一切。”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用这种超然物外的心情去爱人生，和自甘灭亡的退让没有什么差别；他象安班陶克尔老人一样，①觉得胸中有一支颂歌在那里颂赞恨，颂赞与恨相连的爱，——垦殖大地的，在大地上播种的，内容丰富的爱。他不能赞同奥里维那种安安静静的宿命观；并且他不大敢相信一个绝对不自卫的民族能够久存，所以恨不得唤起整个民族的健全的力，使全法国所有的老实人都奋臂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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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元前五世纪时希腊的哲学家。

 

[猪他爸]

你对一个人的了解，用一分钟的爱情能比几个月的观察更有成绩，同样，克利斯朵夫之于法国，八天内足不出户的跟奥里维亲密相聚的结果，比他用着一年的光阴，走遍巴黎，走遍文化的与政治的沙龙所知道的更多。在他觉得茫无所措的那个普遍的混乱中，朋友的心灵对他仿佛是大海中的一个岛，代表理智与精神恬静的境界。奥里维内心的和气所以格外动人，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精神上的依傍，——因为他生活的境况是艰苦的，——（他夯，他孤独，他的国家又是这样的颓废），——因为他身体衰弱，近乎病态，非常的神经质。可见他清明的心境并非由于意志坚强——（他根本缺少意志），——而是从他的生命与种族的深处来的。在奥里维周围许多别的人身上，克利斯朵夫也窥见一道遥远的微光，体验到万里无波的大海的沉静；他自己素来是骚乱不宁的，拿出全部意志的力量才能使强烈的天性勉强得到一个平衡，现在这种隐藏的和谐，当然使他不胜艳羡了。

看到了法国的内情，他把过去对法国民族性所抱的观念全部推翻了。摆在他眼前的不复是那个快乐的，随和的，无愁无虑的，光芒四射的民族，而是一批含蓄的，孤独的心灵，表面上象蒙着一层明晃晃的水雾，颇有乐观的色彩，其实却是浸透了深刻而沉静的悲观气息，脑子里全是执着的念头，灵智的热情；——他们都是不可动摇的灵魂，只能加以毁灭而不能加以改变的。当然这仅仅限于法国的优秀阶级；但克利斯朵夫不懂它这种信心与坚忍刻苦的精神从哪儿来的。奥里维回答说：

“从失败中得来的。是你们，克利斯朵夫，把我们重新锻炼了。唉，那当然不是没有痛苦的。你们想象不到，我们从①小到大所经历的环境是怎样的凄惨。我们丧师辱国，跟死神照了面，暴力的威胁老是压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法兰西文明，十个世纪的伟大，——都操在一个不了解它、恨它、随时可以把它碎为齑粉的、强暴的征服者手里。可是我们就得为这些命运活下去！你想想吧，那些法国的孩子，生在蒙丧的家庭里，罩着战败的黑影，受着沮丧的思想熏陶；人家教养他们的目标是希望他们雪耻报仇，而那个报仇也许是玉石俱焚的，也许是完全空的：因为他们虽然年纪很小，早已懂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只有强权！这一类的发见，使儿童的心灵不是从此堕落就是从此长成。许多人都自暴自弃了；他们想：既然如此，何必奋斗？何必振作？一切都是空的。想也没用。还是享乐罢。——但凡是挣扎过来的人都是真金不怕火的；任何幻灭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信仰之路和幸福之路全然不同，而他们是不能选择的，只有望这条路走，别的都是死路。这样的自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你决不能以此期待那些十五岁左右的孩子。在得到这个信念之前，先得受尽悲痛，流尽眼泪。可是这样是好的，应得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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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者假定本书中的人物都是一八七○年以后长成的一代，故此处所谓“失败即指普法战争一役。

噢！信仰，你这纯钢百炼的处女，

用你的枪尖把各个民族被压制的心开发出来罢！

……”

克利斯朵夫默然握着奥里维的手。

“亲爱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说，你们德国给了我们多少痛苦。”

克利斯朵夫差不多要道歉了，仿佛那是他作的事。

“别难过，奥里维笑着说。德国不由自主的给我们的益处，远过于害处。是你们把我们的理想主义重新燃烧起来的，是你们把我们对于科学与信仰的热爱激动起来的，是你们促成了法国的普及教育，刺激了巴斯德的创造力，使他单凭一个人的发明，就把五十亿的战争赔款给挣来了，是你们使我们的诗歌、绘画、音乐再生的；我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全靠你们的力量。我们为了爱信仰甚于爱幸福所作的努力已经得到酬报：因为我们在麻痹的世界上已经感觉到那精神的力量，我们对于这种力，甚至对于胜利，都不再怀疑了。你瞧，克利斯朵夫，我们虽然显得这样渺小，这样软弱，——跟德国的威力相比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们却相信那是把整个海洋染色的一滴水。马其顿一个小小的军团就会把欧罗巴大队武装的人民冲倒！”

弱不禁风的奥里维眼中闪着信仰的光，克利斯朵夫望着他说：

“可怜的娇弱的小法国人！你们比我们更强。”

“噢！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奥里维又说了一遍。我们得祝福灾难！我们决不会背其它。我们是灾难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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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户内 第二部

失败可以锻炼一般优秀的人物；它挑出一批心灵，把纯洁的和强壮的放在一边，使它们变得更纯洁更强壮；但它把其余的心灵加速它们的堕落，或是斩断它们飞跃的力量。一蹶不振的大众在这儿跟继续前进的优秀分子分开了。优秀分子知道这层，觉得很痛苦；便是最勇敢的人对于自己的缺少力量与孤立暗中也很难过。而最糟的是，他们不但跟大众分离，并且也跟自己人分离。大家各自为政的奋斗着。强者只想救出自己。噢，人哪，你得自助！他们并没想到这句格言的真正的意思是：“噢，人哪，你们得互助！他们都缺少对人的信赖，缺少同情的流露，缺少共同行动的需要，——那是一个民族在胜利的时候才会有的，——缺少元气充沛的感觉，缺少攀登高峰的意念。

关于这种情形，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也知道一些。巴黎有的是能了解他们的心灵，屋子里有的是不相识而真可以做朋友的人，可是他们象在亚洲的沙漠中一样孤独。

两人的境况很苦，差不多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克利斯朵夫只有替哀区脱抄谱和改编乐曲的工作。奥里维冒冒失失的辞退了教职。因为姊姊死后，他颓丧到极点，加上在拿端太太那个社会里有了一次痛苦的恋爱经验：——（他从来没跟克利斯朵夫提，因为不愿意泄露心中的苦恼；他的迷人的地方，一部分就是由于他跟最亲密的朋友也永远保持着那种幽密的神秘）。——在极需要沉默的精神颓唐的时期，教书的职务对他竟是一件没法忍受的苦工。他对于这个需要把自己的思想高声宣布出来，老是和群众混在一起的行业，毫无兴趣。要名副其实的做一个中学教员，必须有种使徒式的热情：而这是奥里维所没有的；至于大学的教席，必须经常接触群众，而这又是教一个象奥里维那样爱孤独的人感到痛苦的。他曾经作过两三次公开演讲，结果是怕羞得异乎寻常。他最厌恶抛头露面的站在讲坛上。他看到群众，感觉到群众，好象自己长着触角一样，他知道其中大多数是专为解闷而来的游手好闲的人；但娱乐大众的角色对他不是味儿。更糟的是，从讲台上说出来的话常常会把你的思想改头换面；而你一不留神，还会在举动、语调、态度上面，表示思想的方式上面，甚至在心理方面，变成做戏。演讲往往会碰到两个暗礁：不是流于可厌的喜剧，便是流于时髦的学究气。对着几百个不认识而不作声的人高声朗诵的独白，等于大众可穿而谁也不合式的现成衣服，在一个有些孤辟与高傲的艺术家心中，简直是虚伪得受不了。奥里维需要凝神默想，每说一句话都要使自己的思想表现得很完整，所以他把千辛万苦挣来的教职放弃了；同时因为没有姊姊再来阻拦他的沉思遐想，他便开始写作。他很天真的以为只要有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很容易被人赏识的。

不久他可醒悟了。要发表一些东西简直不可能。因为热爱自由，所以他痛恨一切损害自由的东西，只能在互相敌对的政党把国土和舆论一片割据的局势之下，过着孤独生活，好似一株没法喘息的植物。他对于一切文学社团也抱着同样孤立的态度，而他们也同样的排斥他。在这些地方，他没有、也不能有一个朋友。除了极少数真有志愿的人，或是醉心于研究学问的人，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冷酷，枯索，自私自利，使他不胜厌恶。一个人为了头脑——头脑又不大——而不惜使心灵萎缩，真是可悲的事。没有一点慈悲，只有那种聪明象藏在鞘里的利刃一般，这利刃说不定有天会直刺你的咽喉。你得时时刻刻的防着。交朋友也只能交一般爱好美的老实人，决不以此图利的，生活在艺术以外的人。艺术的气息是大多数人不能呼吸的。唯有极伟大的人才能生活在艺术中间而仍保持生命的源泉——爱。

奥里维只能靠自己。而这又是极脆弱的倚傍。任何钻谋他都受不了。他不肯为了自己的作品受一点委屈。看到一般青年作家卑躬屈节的趋奉某个著名的剧院经理，甘心忍受比对起役更不客气的待遇，奥里维简直脸都红了。哪怕为了性命攸关的问题，他也不能这么做。他只把原稿从邮局里寄去，或是送往戏院或杂志的办公室，让它原封不动的放上几个月。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一个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一个又懒又可爱的家伙，对他始终存着钦佩而感激的情意，因为奥里维从前很高兴而且很容易的替他做过枪手；他对于文学一窍不通，但文人倒认得不少，这就比深通文学有用得多；更因为他有钱，会交际，喜欢充风雅，他就听让那般文人利用。他在一个自己有股份的大杂志的秘书面前替奥里维说了句好话：人家立刻把压置了好久的原稿发掘出来，读了一遍；又经过了多少的踌躇，——（因为即使作品有价值，作者的名字可没有价值，社会上谁知道他这个人呢？）——终于决定接受了。奥里维一知道这个好消息，以为自己的苦难快完了，其实才不过是开头呢。

 

[猪他爸]

在巴黎要教人接受一件作品还不算太难，但要把它印出来是另外一件事。那就得等了，得成年累月的等，有时甚至要等一辈子，倘若你没有学会趋奉别人或麻烦别人的本领，不时趁那些小皇帝刚起床的时候去朝见，让他们想起有你这个人，明白你决意要随时随地跟他们纠缠的话。奥里维只知道坐在家里，在等待期间把精力消磨尽了。他至多写些信去，永远得不到回复。烦躁的结果，他不能工作了。那当然是胡闹，可是你不能用理智来解释。他等每一班的邮差，对着桌子呆坐，非常苦闷，只为了下楼去等信件才走出自己的屋子：满怀希望的目光，一瞧见门房那儿的信箱就立刻变成失望；他视而不见的在街上遛着，只想等会再来；等到最后一次邮班过了，除了上层的邻居沉重的脚声以外，屋子里都静下来的时候，他对于人家的那种冷淡感到窒息。他只求一句回音，只要一句就行了！难道他们连这样的施舍也靳而不与吗？那靳而不与的人可想不到自己会给他痛苦。各人都用自己的形象去看世界。心中没有生气的人所看到的宇宙是枯萎的宇宙；他们不会想到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期待，希望，和痛苦的呻吟；即使想到，他们也冷着心肠，带着倦于人世的意味，含讥带讽的把他们批判一阵。

终于作品出版了。奥里维等得那么久，看到作品问世已经没有乐趣可言：那对他已经是死东西了。可是他希望它在别人眼中还是活的。其中有些诗意和智慧的闪光，决不致无人注意。但社会上对这件作品完全保持静默。——他又写了两三评论文。既然跟一切党派都没有关系，他始终遇到同样的静默，甚至于敌意。他只觉得莫名片妙。他挺天真的以为每个人对一件新的、即使是不十分好的作品，必定会表示好意。对一个发愿要使别人得到一些美、力、或欢乐的人，大家不是应当感激的吗？可是他得到的只有冷淡或菲薄。他明明知道，他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别人和他一般思想；殊不知那一类老实人并不读他的书，在文坛上也毫无说话的资格。便是有两三个读到他的文字，和他有同感，也永远不会对他说出来；他们用静默把自己封锁了。正如在选举的时候放弃投票一样，他们在艺术上也放弃权利；他们不看那些使他们受不了的书，不看他们厌恶的戏，却让敌人去投票选举他们的敌人，把一些只代表无耻的少数人的作品与思想捧上天去。

奥里维既不能依傍在精神上和他契合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就只能落在敌人手中，听凭与他的思想为敌的文人和受这种文人指挥的批评家摆布。

这些初期的接触使他心灵受伤了。他对于批评的敏感不下于老布鲁克纳，——新闻界的恶意所给他的痛苦使他不敢再让人家演奏他的作品。奥里维连老同事的支持都得不到。那些教育界的人因为职务关系，还能感觉到法国文化的传统，照理是能了解他的。但他们是服从纪律的，把精神整个儿交给工作的老实人，往往被吃力不讨好的职业磨得牢骚满腹，不能原谅奥里维与众独异的行为。因为是驯良的公务员，所以他们只有看到优越的才能跟优越的地位合而为一的时候才承认其优越。

在这等情形之下，只有两三条路可走：不是用强力摧破外界的壁垒，就是作可耻的妥协，或者是退一步只为自己写作。奥里维对第一第二条都办不到，便采取了最后一条。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着痛苦替人家补习功课，另外自个儿写些作品，——但因为没有见到天日的可能，作品也慢慢的变得没有血色，变成虚幻的，不现实的了。

在这种半明半暗的生活中，克利斯朵夫象暴风雨般突然闯了进来。他对于社会的卑鄙与奥里维的忍耐非常愤慨。

“难道你没有热血吗？他嚷道。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你知道自己比这般畜生高明而让他们压迫吗？”

“怎么办呢？奥里维说，我不能自卫，要跟我瞧不起的人斗争，我简直受不了。我知道他们会不择手段，用所有的武器攻击我；我可是不能。我不但厌恶用他们那种恶毒的手段，而且还怕伤害他们。我小时候老老实实的让同伴们打。人家以为我懦弱，怕挨打。其实我对于打人比挨打更怕。有一天一个蛮横的家伙正在折磨我，旁边有人跟我说：喂，跟他拚了罢，把他肚子上踢一脚不就结了！——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是宁可挨打的。”

“你太没有热血了，克利斯朵夫又说了一遍。并且也是你们该死的基督教思想种的根！还有你们只剩了一些《教理问答》的宗教教育；经过割裂的《福音书》，淡而无味的，萎靡的《新约》……婆婆妈妈的慈悲，老是预备流眼泪的……可是你们的大革命，卢梭，罗伯斯庇尔，一八四八的革命……难道都忘了吗？我劝你每天早上念一段血淋淋的《旧约》罢。”

奥里维表示异议。他对于《旧约》有种天生的反感。这种心理可以追溯到他童年偷偷的翻着一部插图本的《圣经》的时代，那是人家从来不看，也不许儿童看的东西。其实禁止也是多余的。奥里维看不多时，马上又恼又丧气的把它阖上了，直到读了《伊里亚特》，《奥德赛》，和《天方夜谭》那一类的书，才把看《圣经》的时候那种不愉快的印象抹掉。“《伊里亚特》中的神，奥里维说，是一般长得很美，极有神通而缺点很多的人：我懂得他们，我或是爱他们，或是不爱他们；即使我不爱，也喜欢这种人；我有点儿颇疼他们。我象帕特洛克勒斯一样，愿意亲吻阿喀琉斯的受伤的脚。但《圣经》里的上帝是一个自大狂的老犹太人，狂怒的①疯子，时时刻刻都在咒骂，威吓，象发疯的狼一般怒嗥，在云端里发狂。我不懂得他，不喜欢他，他的无穷的诅咒使我头痛，他的残暴使我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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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特洛克勒斯与阿喀琉斯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交情极密，皆参与特洛伊之役。

对摩押的默示……

对大马色的默示……

对巴比伦的默示……

对埃及的默示……

对海旁旷野的默示……

对异象谷的默示……①

“那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为一身兼审判官，检察官，刽子手，在自己监狱的庭院里把花和石子宣布死刑。这部杀气腾腾的书充满着顽强的恨意，令人品都喘不过来……——毁灭的叫喊……笼罩着摩勃地方的叫喊；到处可以听到他的怒吼……——他不时在尸横遍野，妇孺惨毙的屠杀中休息一会；于是他笑了，好象姚苏哀②军队中的老兵在围城之后坐在饭桌前面的狂笑：

万军之主耶和华给部下供张盛宴，让他们吃着肥肉，喝着陈酒。……主的剑上满着鲜血，涂着羊腰的油脂……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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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均为《旧约·以赛亚书》各章的摘要。

②姚苏哀为希伯莱首领之一。

③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

“最要不得的是，这个上帝还用欺骗手段派先知去蒙蔽人类的眼睛，造成他使他们受苦的理由：

——去，把这个种族的心变硬，塞住他的耳目，不让他了解，不让他改变主张，不让他恢复健康。

——那末主啊，到哪时为止呢？

——到屋无居民，土地荒芜的时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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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旧约·以赛亚书》第六章。

 

[猪他爸]

“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残暴的人！……

“当然，我不至于那么愚蠢，不了解这种语言的力量。但我不能把思想跟形式分离；倘使我对这个犹太上帝有时会低徊赞叹，也只象我对老虎低徊赞叹一样。莎士比亚专会制造妖魔鬼怪，也制造不出这样一个代表恨、代表神圣而有德的恨的角色。这部书真可怕。一切疯狂都是有传染性的；恨就是其中之一。而这种疯狂特别危险，因为它那残忍的骄傲还自命为能够澄清世界。英国使我发抖，因为它几百年来就浸淫着清教徒思想。幸而它和我隔着一个海峡。一个民族只要还在把《圣经》作养料，我就不相信他是完全开化的。”

“那末你应当怕我罗，克利斯朵夫说，我就是醉心于这种思想的。那等于猛狮的骨髓，强健的心的食粮。《福音书》要没有《旧约》做它的解毒剂，便是一盘淡而无味的，不卫生的菜；要生存的民族必须拿《圣经》做骨干我们应当奋斗，应当恨。”

“我就恨这个恨。奥里维说。

“恐怕你连这种恨意都没有吧！”

“不错，我连这点儿恨的气力都没有。我不能不看到敌人的理由。我常常念着画家夏邓的话：要柔和！要柔和！”

“好一匹绵羊！克利斯朵夫说。“可是你想做绵羊也没用。我要使你跳过壕沟，我要拚命抱着你向前。”

果然他把奥里维的事抓在手里，发动了论战。他开始并不十分高明。他不等人家把一句话说完就恼了；目的是为朋友辩护，结果反而对朋友不利；事后他发觉了，对于自己的笨拙觉得很难过。

奥里维也并不欠朋友的情。他也为了克利斯朵夫而跟人打架呢。虽然他怕斗争，虽然头脑清楚冷静，嘲笑一切极端的言语和行动，但一朝替克利斯朵夫辩护的时候，他可比克利斯朵夫和所有的人都更激烈。他头脑糊涂了。一个人在爱情中是应当会糊涂的。奥里维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可是他比克利斯朵夫更巧妙。这个为了自己的事作风那么古板那么笨拙的青年，为了使朋友成功倒很有手段，甚至也能玩弄权术；他拿出惊人的毅力和机巧替克利斯朵夫争取朋友，有办法使音乐批评家与音乐爱好者对克利斯朵夫感到兴趣。倘使要他为了自己去干求那些人，他一定会脸红的。

两人费了多少心力，结果也不容易改善他们的境况。相互的友爱使他们做了不少傻事。克利斯朵夫借了债私下替奥里维印一部诗集，不料一部也没卖掉。奥里维怂恿克利斯朵夫举行一次音乐会，临了是一个听众也没有。克利斯朵夫对着空无一人的场子，很勇敢的拿亨德尔的话安慰自己：“好极了！这样，音响的效果倒更好……可是这种豪语并不能使他们把花的本钱收回。他们只得好不心酸的回家。

在这个艰难的情形中，唯一来帮助他们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犹太人，叫做泰台·莫克。他开着一家艺术照相馆，对自己的行业很感兴趣，识见很高，也花了不少巧思。但他除此以外还关心许多事，甚至把买卖都疏忽了。便是他专心于照相的时候，也仅仅是研究技术的改进，和印照片的新方法，那方法虽然巧妙，也难得成功，倒反浪费了不少钱。他读书极多，对于哲学、艺术、科学、政治、各方面的新思想无不留意；他感觉极灵，凡是别具一格的，有点力量的个性，他都会发掘出来，仿佛那些个性所隐藏的磁力会吸引他。奥里维的朋友都是和奥里维一样孤独，一样躲在一旁工作的，莫克在他们中间来来往往，成为一个联络人物，在他们不知不觉之间促成他们思想的交流。

奥里维要把莫克介绍给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先表示拒绝；过去的经验使他不愿意再跟以色列族的人交往。奥里维笑着说，他对犹太人的认识并不比他对法国人的更高明。于是克利斯朵夫答应再试一下；可是他第一次看到泰台·莫克，就皱了皱眉头。莫克表面上犹太色彩特别浓，就象一般不喜欢他们的人所想象的那个模样：矮小，秃顶，身体长得很难看，鼻子臃肿，一双斜眼戴着一副大眼镜，脸上留着一簇乱七八糟的粗硬的黑胡子，多毛的手，很长的胳膊，短而弯曲的腿：活象一个腓尼基教里的上帝。但他眉宇之间有种那么慈爱的表情，把克利斯朵夫感动了。尤其莫克是很朴实的，不说一句废话：没有过分的恭维，只有非常识趣的一言半语。可是他最高兴帮别人的忙：人家还没开口，他已经把事情给办妥了。他常常来，甚至来得太密了些；而几乎每次都带着些好消息：不是为奥里维介绍写文章或教课的差事，就是为克利斯朵夫介绍学生。他从来不多耽留时间，竭力装得很随便。或许他已经觉察克利斯朵夫的不高兴；因为克利斯朵夫一看见那张一把大胡子的脸在门口出现，就要做出不耐烦的动作，但事后又对莫克的好心非常感激。

好心在犹太人身上并不少有：这是他们在所有的德行中最乐意承认的一种，即使他们并不实行。其实大多数人的好心都出之以消极的或无所谓的形式：宽容，淡漠，不愿意作坏事，含讥带讽的容忍，在他们都是好心的表现。莫克的好心却是很积极的。他永远预备为了什么人或事而鞠躬尽瘁：为他清寒的犹太教友，为亡命的俄国人，为各国的被压迫者，为不幸的艺术家，为一切的灾难，为一切慷慨的善举。他的荷包永远打开着，不论怎样不充裕，他总有方法掏出一些来；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会教别人掏出来；他从来不辞劳苦，不怕奔走，只要是为帮助别人。这些他都出之以很自然的态度。他的缺点便是表明自己老实与真诚的话说得太多了一些；但妙的是他的确老实，的确真诚。

克利斯朵夫对于莫克是同情与厌恶参半，有一回竟说了一句顽皮孩子的刻薄话；因为被莫克的好意感动了，他便亲热的抓着他的手说：

“啊！多可惜！……你生为犹太人真是太不幸了！”

奥里维吃了一惊，脸都红了，仿佛说的是他自己。他很难堪，竭力想把克利斯朵夫的话圆过来。

莫克笑了笑，带着凄凉而嘲弄的神气，静静的回答：

“更不幸的是生而为人。”

克利斯朵夫只觉得这句话是普通的牢骚；可是其中的悲观意味，比他所能想象的深刻得多；奥里维凭着细致的感觉立刻体会到了。除了大家认识的这个莫克以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甚至在许多地方相反的莫克。他表面上的性格，是他把自己的天性长期压制的结果。这个好象很纯朴的人，骨子里很喜欢绕圈子，只要一不留神，就把简单的事搞得很复杂，使他最真实的感情也带点做作的嘲弄的性质。他面上很谦虚，有时甚至过分的自卑，实际上却非常骄傲，那是他知道得很清楚而痛自贬责的。他那种乐观，活动，时时刻刻的忙着帮助别人，都是一种掩饰，遮盖着根子很深的虚无主义，和不敢向自己瞧一眼的心情。莫克表示自己相信许多事：相信人类的进步，相信净化以后的犹太精神的前途，相信法兰西的使命是做一个新思想的战士，——他真心的把这三件事看作三位一体。——奥里维却看得很明白，对克利斯朵夫说：“其实他什么都不信。”

尽管莫克游戏人生，非常洒脱，他仍旧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不愿意看到内心的空虚。有时他精神上觉得一片虚无，半夜里突然呻吟着惊醒过来。好象在水里要抓住救命圈似的，他到处找一些借口让自己能够有所行动。

一个人生在一个太老的民族中间是需要付很大的代价的。他负担极重：有悠久的历史，有种种的考验，有令人厌倦的经验，有智慧方面与感情方面的失意，总之要有几百年的生活，——沉淀在这生活底下的是一些烦闷的渣滓。闪米特族的无穷的烦闷，和我们亚利安族的完全不同；我们的烦闷虽然也很痛苦，但至少有些确切的原因，原因消灭，烦闷也可以跟着消灭；而这原因大多是欲望不能满足。但在某些犹太人，往往连生机都被一种致命的毒素侵蚀了。他们没有欲望，没有兴趣，没有野心，没有爱，没有快乐。这些跟祖国的传统脱节的东方人，千百年来把精力消耗净尽，竭力想达到不动心的境界而达不到；他们始终没有失掉的——并非保持原状而是过分夸张了的，——只有思想，只有无穷的分析，使他们对什么都不觉得愉快，对一切行动都没有勇气。最有脾气的人也只是造出些角色来给自己扮演，而并不为自己打算。他们之中有些很聪明很严肃的人，往往对现实生活不关痛痒，一切都逢场作戏；——他们虽不承认有这个意思，但游戏人生的确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方式。

莫克也是个演员，可是自成一派。他成天忙着，为的要使自己麻木。但他的忙不象多半的人为了自私，而是为了别人。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忠诚是动人的，也是令人生厌的。克利斯朵夫有时对他很粗暴，过后又立刻后悔。莫克从来不恨克利斯朵夫。他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不会灰心。并非他对克利斯朵夫有怎么热烈的感情。他喜欢的是帮人家忙，而不一定是所帮的对象。对象仅仅是种借口，使他能作些好事，混过日子。

他花了那么大的劲，居然使哀区脱决心刊印克利斯朵夫的《大卫》和别的几件作品。哀区脱心里很器重克利斯朵夫的才具，但并不急于把他公诸大众。等到莫克预备把这部乐谱自己出钱托另一个出版家刊印了，哀区脱才为了争面子，自动接受下来。

有一回奥里维病倒了，钱用完了，境况非常困难，莫克竟会想到向法列克斯·韦尔，那个和两位朋友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有钱的考古学家去求援。莫克和韦尔是相识的，但彼此很少好感。他们俩性格太不同了；莫克这种骚动的、神秘的、激烈的性情，粗鲁的举止，或许会引起平静的、爱嘲弄的、举动文雅而思想保守的韦尔的讥讽。另一方面，他们骨子里也有共同点：对行动都没有什么深刻的兴趣，只靠顽强的机械的生命力支持着。但两人都不愿意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只关心自己所扮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彼此并无接触。所以那天韦尔对莫克相当冷淡；莫克想把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的艺术计划打动韦尔的兴趣，韦尔却含讥带讽的表示怀疑。莫克老是醉心于这个或那个理想，早已使犹太社会看了好笑，同时认为他是个到处向人借钱的危险分子。但他凭着一贯的不灰心的作风，这一回也绝对不灰心；他一面坚持，一面提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友谊，居然使韦尔动心了。他觉察到这一点，便继续在这个题目上用功夫。

他的确挑动了对方的心。这个摆脱一切，没有朋友的老人，原来是把友谊看作神圣的。他一生最大的感情是对一个夭折的朋友的友谊。那是他内心的至宝，每次想起总觉得很安慰。他创立了一些事业，纪念这位朋友，把自己的著作题献给他。莫克说的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相互的友情使他大为感动。他的历史距他们的颇有相象的地方。他所丧失的朋友当初对他是个长兄，是个青年时代的伴侣，他崇拜的指导者。一般年轻的犹太人，有的是智慧与慷慨的热情，在冷酷的环境中板感痛苦，想复兴他们的民族，再由他们的民族来复兴世界，他们鞠躬尽瘁的消耗着自己的精力，象火把一般在世界上照耀了几小时：韦尔的亡友便是这样的一个青年。他的火焰曾经使年轻的韦尔精神奋发。他在世的时候，韦尔始终跟着他在信仰的光轮中望前走着，——相信科学，相信精神的力量，相信未来的幸福。从朋友去世以后，懦弱而爱发牢骚的韦尔就让自己从理想主义的高峰直掉到《传道书》那样的沙土里，那种气息是每个聪明的犹太人都有的，而且是随①时预备把他们的聪明吞掉的。但他从来没忘了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所过的光明的日子，把差不多已经隐灭的光彩始终保存在心里。他对谁都没提过这位朋友，连对他所爱的妻子在内：那是一件神圣的事。而这个被大家认为冷酷而毫无风趣的老人，到了暮年还在心里反复念着一个印度古代婆罗门高僧的又温婉又辛酸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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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约》中有一卷名《传道书》，大旨谓世事皆空，人生愚妄。

 

[猪他爸]

“世界上受过毒害的树，还能产生比生命的甘泉更甜美的两个果子：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友谊。”

韦尔从此对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感到了兴趣。因为知道他们性情高傲，他就很识趣的向莫克要了一部奥里维最近出版的诗集。两位朋友并没采取什么行动，甚至想都没想到：他居然为这部作品弄到一笔学士院的奖金；而在他们艰苦的境况中，那也来得正是时候了。

克利斯朵夫知道了这个出乎意外的帮助是出之于一个他准备加以诋毁的人，就对于自己可能说的话或可能想的念头十分惭愧。虽然不喜欢拜访人家，他也勉强捺着性子去向韦尔道谢。但这番好意没有得到好结果。看到克利斯朵夫那种年轻人的热情，老韦尔笑傲人生的脾气不由自主的觉醒了；他们俩并不投机。

那天克利斯朵夫访问了韦尔，又感激又气恼的回到顶楼上，发见莫克又来给奥里维一些新的帮助，同时又读到吕西安·雷维—葛写的一篇对他的音乐很不好的评论，——不是坦白的批评，而是冷言冷语的把克利斯朵夫跟他痛恨的三四流音乐家相提并论。

克利斯朵夫等莫克走了以后和奥里维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老是跟犹太人打交道；而且只跟犹太人打交道！难道我们自己也得变成犹太人吗？仿佛我们是在勾引他们。敌人也罢，盟友也罢，我们到处只碰到他们。”

“那是因为他们比旁人更聪明，奥里维说。“在我们法国，一个思想自由的人差不多只能跟犹太人谈谈什么新的和活生生的事。其余的人都抓着过去，不会动了。不幸，这个过去对犹太人是不存在的，至少他们的过去和我们的不同。所以我们跟他们只能谈论现在的事，跟我们同种的人只能谈昨天的事。你瞧，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有活动：商业，工业，教育，科学，慈善事业，艺术……”

“别提艺术，克利斯朵夫说。

“我不说我对他们所做的事都有好感：我还常常讨厌呢。但至少他们是活的，懂得活着的人的。我们少不了他们。”

“别夸张，克利斯朵夫带着取笑的口气说。我就少得了他们。”

“对，你也许照旧能活下去。但要是你的生活与作品没法教大家认识的话（倘若没有他们，那是很可能的），你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难道和我们同教的人会来帮助我们吗？旧教教会让它最优秀的子孙灭亡，绝对不救一下。凡是心灵深处真有宗教热忱的人，为上帝献身的人，如果胆敢不守旧教的规条，不承认罗马的威权，那末一般自称为的旧教徒不但立刻把他们视同陌路，抑且视同仇敌，不出一声的让他们落在共同的敌人手里。一颗自由的心灵，不管怎么伟大，倘使单有基督徒的精神而不肯服从，那末纵使他代表信仰中最纯洁最神圣的部分，一般的旧教徒也认为他是不相干的。他不盲不聋，要用自己的念头去思索；所以大家摒其他，幸灾乐祸的看着他独自受苦，被敌人蹂躏，向他的弟兄们求救（他便是为了这般弟兄们的信仰而死的）。今日的基督旧教，它那种麻木不仁的力量真可以致人死命。它能宽恕敌人，可不能宽恕想唤醒它帮助它的人……可怜的克利斯朵夫，要是没有一小群思想自由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我们会变成怎么样？我们这批生为旧教徒而思想独往独来的人，我们的行动有什么用？在今日的欧洲，犹太人是一切善与恶中间最活跃的媒介，把思想的花粉随意散布出去。你的最凶狠的敌人和最早的朋友不是都在他们中间吗？”

“不错，克利斯朵夫说，他们曾经鼓励我，支持我，在战斗中说过使我振作精神的话，证明我还有人了解。当然这些朋友中很少始终如一的：他们的友谊只是一堆干草的火焰。可是也没关系！这道转瞬即逝的微光在漫漫长夜中已经了不起了。你说得对：咱们不能忘了他们的好处！”

“咱们尤其不能糊涂，奥里维说，不能再摧残我们那个陷于病态的文明，不能去攀折它几根最有生气的枝条。倘使不幸而犹太人被逐出欧洲的话，欧洲在智慧与行动方面就会变成贫弱，甚至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特别在我们法国，在这样一息仅存的情形之下，他们的放逐使我们的民族所受的打击，要比十七世纪时放逐新教徒的结果更可怕。没有问题，他们此刻占据的地位大大的超过了他们真正的价值。他们利用今日政治上跟道德上的混乱，还推波助澜，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局面，因为他们觉得在其中得其所哉。至于象莫克一般最优秀的人，他们的错误，是在于真心把法国的命运和他们犹太人的梦想合而为一，那往往对我们害多利少。可是我们也不能责备他们由着他们的心意来改造法国，那表示他们爱法国。倘使他们的爱情是可怕的，我们只有起而自卫，教他们归到原位上去，他们的位置在我国是应当居于次要的。并非我认为他们的种族比我们的低劣，——（种族优越的问题是可笑而可厌的），——可是我们不能承认一个还没跟我们同化的异族，自命为对于我们的前途比我们自己认识更清楚。它觉得住在法国很舒服，那我也很高兴；但它决不能把法国变成一个犹太国！要是一个聪明而强有力的政府能把犹太人安放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一定能成为最有效率的一分子，促成法兰西的伟大；而这是对他们和我们同样有利的。这些神经过敏的，骚动的，游移不定的人，需要一条能够控制他们的法律，需要一个刚强正直，能够压服他们的主宰。犹太人好比女人：肯听人驾驭的时候是极好的；但由她来统治就要不得了，不管对男人对女人都是如此，而接受这种统治更要教人笑话。”

尽管相爱，尽管因为相爱而能够心心相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究竟有些地方彼此不大了解，甚至觉得很不愉快。结交的初期，各人都留着神，只把自己跟朋友相象的地方拿出来，所以双方没觉察。可是久而久之，两个种族的形象浮到面上来了。他们有些小小的摩擦，凭着他们那样的友情也不能永远避免的摩擦。

在误会的时候，他们都搞糊涂了。奥里维的精神是信仰、自由、热情、讥讽、怀疑等等的混合物，克利斯朵夫永远摸不着它的公式。奥里维方面，对于克利斯朵夫的不懂得人的心理也觉得不痛快；他有那种读书人的贵族气息，不由得要笑这个强毅的、可是笨重的头脑，笑他的稚拙，笑他的浑然一气，不懂分析自己，受人欺骗，也受自己欺骗。克利斯朵夫的婆婆妈妈的感情，容易激动，容易粗声大片的流露衷曲，有时在奥里维看来是可厌的，甚至有点儿可笑的。除此以外，克利斯朵夫对于力的崇拜，德国人对于拳头的信仰，更是奥里维和他的同胞不甘信服的。

而克利斯朵夫也不能忍受奥里维的讥讽，常常会因之大怒；他受不了那种翻来覆去的推敲，无穷尽的分析，仿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在一个象奥里维这样看重节操的人，那是很奇怪的现象，但它的根源就在于他兼收并蓄的智慧：因为他的智慧不愿意对事情一笔抹煞，喜欢看到相反的思想。奥里维看事情，用的是一种历史的，俯瞰全景的观点；因为极需要彻底了解，所以同时看到正反两面：他一忽儿拥护正面，一忽儿拥护反面，看人家替哪方面辩护而定；结果连他自己也陷于矛盾，无怪克利斯朵夫看了莫名片妙了。可是在奥里维，这倒并不是喜欢跟别人抵触或标新立异，而是一种非满足不可的需要，需要公道，需要通情达理：他最恨成见，觉得非反抗不可。克利斯朵夫对于不道德的人物与行为，往往夸大事实，不假思索就加以批判，使奥里维听了很不舒服。他虽然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纯洁，天性究竟没有那么顽强，会受到外界的诱惑，濡染，接触。他反对克利斯朵夫的夸张，但他自己在相反的方面也一样夸张。这个思想上的缺点使他每天在朋友前面支持他的敌人。克利斯朵夫生气了，埋怨奥里维的诡辩和宽容。奥里维只是笑笑：他很知道因为没有自欺其人的幻想才有这种宽容，也知道克利斯朵夫相信的事要比他多得多，而且接受得更彻底。克利斯朵夫是从来不向左右瞧一眼，只顾象野猪一般望前直冲的。他对于巴黎式的慈悲尤其厌恶。他说：

“他们宽恕坏蛋的时候，最大的理由是作恶的人本身已经够不幸了，或者说他们是不能负责的……可是第一，说作恶的人不幸是不确的。那简直是把可笑的、无聊的戏剧上的道德观念，荒谬的乐观主义，象史克里勃和加波①所宣传的那一套，拿来实行了。而史克里勃与加波，你们这两个伟大的巴黎人，最配你们那些享乐的，伪善的，幼稚的，懦怯的，不敢正视自己丑态的布尔乔亚社会……一个坏蛋很可能是个快乐的人，甚至比别人更多快乐的机会。至于说他不能负责，那又是胡说了。既然人的天性对于善恶都不加可否，因此也可以说是起于恶的，那末一个人当然能够犯罪而同时是健全的。德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所以要由人去保卫它！人类社会是一小群比较坚强而伟大的分子建筑起来的。他们的责任是不让狼心狗肺的坏蛋毁坏他们惨淡经营的事业。”

这些思想实际上并不和奥里维的有多大分别；但因为奥①史克里勃为十九世纪法国通俗戏剧作家，加波为法国近代新闻记者兼剧作家。里维本能的要求平衡，所以一听到战斗的话，就特别表示出游戏人生的态度。

“别这样的忙乱，朋友，他对克利斯朵夫说。让世界灭亡罢。象《十日谈》里头的那些伙伴一样，正当佛罗伦萨城在蔷薇遍地，杉树成荫的山坡底下为黑死病毁灭的时候，我们且安安静静的欣赏一下思想的园林罢。”

他象拆卸机器一样整天的分析艺术，科学，思想，希望从中找出些隐藏的机轴；结果他变得极端的怀疑，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变为精神的幻想，变为空中楼阁，比几何图形都更空虚，因为几何图形还能说是满足思想上的需要。克利斯朵夫愤慨之下，说道：

“机器走得很好；干吗把它拆开来呢？你可能把它搞坏的。而且你的成绩在哪儿？你要证明些什么？证明一切皆空，是不是？我也知道一切皆空。就因为我们到处受到虚无包围，我才奋斗。你说什么都不存在吗？我，我可是存在的。没有活动的意义吗？我就在活动。喜欢死亡的人，让他们死罢！我活着，我要活。我的生命在一只秤托里，思想又在另一只秤托里……思想，滚它的蛋！……”

他逞着暴烈的性子，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免出口伤人。他说过就后悔，恨不得把话收回来；但听的人已经受到伤害。奥里维是很敏感的，脸很嫩，话重了一些，尤其是出之于他所爱的人，他简直心都碎了。但他为了傲气，把这一点憋在肚里，只退一步做着反省的功夫。他也发觉他的朋友象所有的大艺术家一样，会突然之间流露出无意识的自私。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还不及一阕美丽的音乐可贵：——（克利斯朵夫对他也不隐瞒这种思想。）——他了解克利斯朵夫，认为克利斯朵夫是对的；但他心里很难过。

并且，克利斯朵夫的天性中有各式各种骚乱不宁的成分，为奥里维摸不着头脑而很操心的。第一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古怪而可怕的脾气。有些日子，克利斯朵夫不愿意说话，或者象魔鬼上了身似的只想伤害人。再不然他失踪了，你可以一整天大半夜的看不见他。有一次，他接连两天没回来。天知道他做些什么！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其实是他的强烈的天性被狭窄的生活跟寓所拘囚着，好象关在鸡笼里，有时差点儿要爆裂了。朋友的镇静使他气恼，竟想加以伤害。他只得往外逃，用疲劳来折磨自己，在巴黎跟近郊四处乱跑，心中渺渺茫茫的希望有些奇遇，有时也真会碰到；他甚至希望闹些乱子，例如跟人打架什么的，把过于旺盛的精力发泄一下……奥里维因为身体娇弱，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不比他更了解。他从这种神思恍惚的境界中醒来，好比做了一个累人的梦，——对于做过的事和将来还会再做的事，有点儿惭愧，有点儿不安。可是那阵突如其来的疯狂过去以后，他好比雷雨以后的天空，没有一丝污点，晴朗万里，威临一切。他对奥里维更温柔了，因为给了他痛苦而恼自己。他对两人之间那些小小的口角弄不明白了。错处并不都在他这方面，但他认为自己同样要负责；他埋怨自己的好胜心，觉得与其把朋友驳倒而证明自己有理，还不如跟他一起犯错误。

最糟的是他们在晚上发生误会，闹着别扭过夜，那是两个人都不舒服的。克利斯朵夫往往起床写一张字条塞在奥里维的房门底下，第二天一醒过来就向他道歉。或者他还等不到天亮，当夜就去敲门。奥里维跟他一样的睡不着。他明知克利斯朵夫是爱他的，并非故意要伤害他；但他需要听克利斯朵夫把这些意思亲口说出来。而克利斯朵夫果然说了：一切都过去了。那才多么快慰呢！这样他们才能睡着。

“啊！奥里维叹道，互相了解是多么困难！”

 

[猪他爸]

感叹下作者，牛皮，这么多字，我贴贴都累死了，他还要写，那个时代还不知道有没有打字机。。。估计全部写好，右手比左手粗一圈。。。。不过也许他是左撇子。。。。

 

[猪他爸]

“难道非永远互相了解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说。“我认为不必。只要相爱就行了。”

他们事后竭力以温柔而不安的心情加以补救的这些小争执，使他们格外相爱。吵了架，奥里维眼中立刻映出安多纳德的形象。于是两位朋友互相体贴到极点。克利斯朵夫每逢奥里维的节日，总得作一个曲子题赠给他，送点儿鲜花，糕饼，礼物，天知道是怎么买来的，因为他平常钱老是不够用。在奥里维方面，却是在夜里睁着倦眼偷偷的为克利斯朵夫抄写总谱。

两个朋友之间的误会从来不会怎么严重，只要没有第三者插进来。但那是免不了的：在这个世界上，爱管闲事而挑拨人家不和的人太多了。

奥里维也认识克利斯朵夫从前来往的史丹芬一家，受着高兰德吸引。克利斯朵夫当初没有在她那边遇到他，因为那时奥思维遭了姊姊的丧事，躲在家里。高兰德绝对不邀他去：她很喜欢奥里维，可不喜欢遭逢不幸的人；她说自己太容易感动，看到人家伤心会受不住，所以要等奥里维的悲伤淡下去。赶到她知道他已经痊愈而不至于再传染别人的时候，就设法招引他。奥里维用不着人家三邀四请。他是个狷介与浮华兼而有之的人，很容易入迷的，何况那时又爱着高兰德。他和克利斯朵夫说想再到她家里去，克利斯朵夫因为尊重朋友的自由，没有责备他，只是耸耸肩，带着取笑的神气回答说：

“去罢，孩子，要是你觉得好玩的话。”

克利斯朵夫自己可决不跟着他去。他已经决意不和那些卖弄风情的姑娘来往。并非他厌恶女性：那才差得远呢。对于一般劳动的青年妇女，每天清早睁着倦眼，急匆匆的，老是迟到的望工场或办公室奔去的女工，职员，公务员，他都抱有好感。他觉得女人只有在活动的时候，挣取自己的面包和过着独立生活的时候，才有意思。他甚至觉得，唯有这样，女性的风韵，动作的轻盈，感官的灵敏，她的生命与意志的完整，才能完全显露出来。他瞧不起有闲的享乐的女子，认为那等于吃饱了东西的野兽，一方面在那里消化食物，一方面感到无聊，作着些不健全的梦。奥里维却是相反，他最喜欢女人无所事事的悠闲，喜欢她们花一般的娇艳，以为只要长得美，能够在周围散布香味，就算她们不白活了。他的观点是艺术家的观点，克利斯朵夫的观点却更富于人间性。克利斯朵夫和高兰德相反：越是深尝人世的痛苦的人，他越喜欢。他觉得自己跟他们有一股友爱的同情作联系。

高兰德自从知道了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的友谊以后，更想见一见奥里维：因为她要详细打听一下。克利斯朵夫那么傲慢的把她淡忘了使她有点儿气愤，虽然不想报复，——那是不值得的，——却很乐意跟他开个玩笑。这是东抓抓，西咬咬，想惹人注意的猫的玩艺儿。凭她那种迷人的本领，她毫不费力就套出了奥里维的话。只要不跟人家在一起，谁也比不上奥里维的明察和不受欺骗；面对着一双可爱的媚眼，谁也比不上他的天真和轻信。高兰德对于他跟克利斯朵夫的友谊表示那么真诚的关切，所以他把他们的历史原原本本讲了出来，甚至把他从远处看了好玩而都归咎于自己的误会，也说了一部分。他也对高兰德说出克利斯朵夫的艺术计划，说出他对法国与法国人的某些——当然不是恭维的——批评。这些事情本身都没有什么关系，但高兰德立刻拿来张扬出去，还别出心裁的安排一下，为的使故事更动听，也为的把克利斯朵夫耍弄一下。第一个听到她的心腹话的，当然是那个跟她形影不离的吕西安·雷维—葛，而他并没有保守秘密的理由，所以那些话就越来越添枝接叶的传布开去，把奥里维形容做一个牺牲者，说话之间对他有种轻侮的同情。两个角色既没有多少人认识，照理故事是不会引起谁的兴趣的；但巴黎人最喜欢管闲事。辗转相传，结果克利斯朵夫自己也有一天从罗孙太太嘴里听到了这些秘密。她在一个音乐会中遇到他，问他是不是真的和可怜的奥里维·耶南闹翻了，又问起他的工作，言语之间所提到的某些事，克利斯朵夫以为只有他跟奥里维两个人知道的。他向她追问消息的原委；她说是吕西安·雷维—葛告诉她的，而吕西安又是听奥里维自己说的。

这一下对克利斯朵夫简直是当头闷棍。生性暴躁，又不懂得怀疑，他压根儿不想向人家指出这件新闻的不近事实；他只看见一桩事：便是他向奥里维吐露的秘密被泄漏给吕西安·雷维—葛了。他不能在音乐会里再待下去，马上走了。周围只有一平空虚。他心里想着：“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

奥里维正在高兰德那里。克利斯朵夫把自己的卧室下了锁，使奥里维不能象平常一样在回来的时候跟他说一会闲话。果然他听见他回来了，把他的门推了推，在锁孔中轻轻的和他招呼了一声，他可是一动不动，在黑暗中坐在床上，双手捧着脑袋，反复不已的对自己说着：“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这样的直挨了大半夜。这时他才觉得自己怎样的爱着奥里维；因为他并不恨朋友的欺骗，只是自己痛苦。你所爱的人对你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不爱你。你没法恨他；既然他丢掉你，足见你不值得人家的爱，你只能恨自己。这便是致命的痛苦。

第二天早上看到奥里维的时候，他一句不提；他觉得那些责备的话，自己听了就受不住，——责备朋友滥用他的信任，把他的秘密给敌人利用等等，他一句也不能说。但他的脸色代他说了：神气是冷冰冰的，含有敌意的。奥里维吞了大吃一惊，可是莫名片妙。他怯生生的试探克利斯朵夫对他有什么不满意。克利斯朵夫却粗暴的掉过头去，置之不理。奥里维也恼了，不出声了，只想着胸中的悲苦。那天他们整日没有再见面。

即使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受到百倍于此的痛苦，克利斯朵夫也不会报复，甚至也不大会想到自卫。对于他，奥里维是神圣的。但他胸中的愤懑必须对什么人发泄一下，而发泄的对象既然不可能是奥里维，就得轮到吕西安·雷维—葛了。依着他朴素那种偏枉而激烈的性情，他把先前归咎于奥里维的过失立刻派在吕西安头上；他想到这样一个家伙居然能抢走他朋友的感情，象从前抢掉高兰德对他的友谊一样，就不由得妒火中烧。而那一天他又看到吕西安的一篇关于《菲德里奥》的批评，愈加气坏了。吕西安冷嘲热讽的提到贝多芬，①说剧中的女主角大可以得蒙底翁道德奖。这出歌剧的可笑的地方，甚至音乐方面的某些错误，克利斯朵夫比谁都看得清楚；他对于世所公认的大师们从来不盲目的崇拜。但他也并不自命为永远没有矛盾，象法国人那样始终合于逻辑。世界上有一般人很愿意挑自己所喜欢的人的错，可不答应别人那么做：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一个人。并且克利斯朵夫的批评一个大艺术家，尽管尖刻，究竟是因为对艺术抱着热烈的信仰，爱护大师的光荣，不能忍受他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吕西安的那一套却是想迎合群众的卑鄙心理，挖苦一个大人物来逗大家发笑：这两种批评当然是大不同的。何况克利斯朵夫虽然思想那么洒脱，还暗中认为有一种音乐是绝对不能触犯的：那不只是音乐而是更胜于音乐的音乐，是一颗伟大的仁慈的心灵的音乐，给你安慰，给你勇气，给你希望的音乐。贝多芬的作品便属于这一类；它现在受到一个卑鄙的家伙的侮辱，怪不得克利斯朵夫要义愤填胸了。那不光是一个艺术问题；一切使人生有点儿价值的东西：爱情，牺牲，道德，全部都牵涉到了。我们不能允许人家侵犯这些，正如不能允许人家侮辱一个为我们敬爱的女子；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人当然要恨，要拚命了……而这个侮辱的人又不是别人，竟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家伙，那更有什么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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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菲德里奥》（亦称《莱奥诺拉》）为贝多芬作的歌剧。

 

[猪他爸]

碰巧当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和那个人劈面遇到了。

为避免跟奥里维单独在一起，克利斯朵夫一反平时的习惯，上罗孙家参加晚会去了。人家要求他弹奏，他勉强答应下来。但过了一忽儿，他正聚精会神想着所奏的作品，忽然抬起眼睛，看到几步以外的人堆里，吕西安含讥带讽的在那儿打量他。他一个乐节没弹完就马上停住，站起身子，背对着钢琴。大家登时静了下来，都有点儿发窘。罗孙太太诧异之下，向克利斯朵夫走过去，勉强堆着笑容，很谨慎的问（因为她不敢断定作品是否真的完了）：“您不弹下去了吗，克拉夫脱先生？”

“我弹完了，他冷冷的回答。

他说过了就觉得措辞不大得体，但非但不因此检点，倒反更烦躁了。他并没注意到人家用着讥讽的态度看着他，径自走去坐在客厅的一角，可以望见吕西安的动作的地方。旁边坐着一个脸色红红，眼睛浅蓝，神气想睡觉的老将军，以为应当向克利斯朵夫恭维一番作品的特色。克利斯朵夫不胜厌烦的弯了弯身子，胡乱回答了几句。老人继续说着，非常有礼，堆着一副痴癔的柔和的笑脸；他想请克利斯朵夫解释怎么能背出这许多页音乐。克利斯朵夫恨不得一拳把老头儿打倒在椅子底下。他只想听吕西安的话，找机会斗他一斗。几分钟以来，他觉得自己要胡闹了，怎么也抑捺不住。——吕西安正在对几位太太尖着嗓子解释一般大艺术家的用意和秘密的思想。客厅里忽然静了一会，克利斯朵夫听见吕西安用着轻佻下流的隐喻，谈着瓦格纳和路易王①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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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德国巴伐利亚王路易二世。

“住嘴！克利斯朵夫拍着旁边的桌子嚷道。

大家愕然回过头来。吕西安跟克利斯朵夫照了面，脸色有点儿发白：

“你这话是对我说的吗？”

“是对你这个狗种说的！克利斯朵夫回答，接着又跳起来，说：

“难道你一定要把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东西糟蹋完吗？滚出去，坏蛋！要不然我就把你从窗里摔出去！”

他迎着他走过去。妇女们都尖声叫着闪开了。屋子里乱了一阵。克利斯朵夫立刻给人包围了。吕西安抬了抬身子，接着又坐了下去，恢复他那个随便的姿势。一个当差在旁边走过，吕西安轻轻的招呼他，给了他一张名片，然后又若无其事的继续谈话，可是眼皮很紧张的颤动着，眼睛睒个不住，向四下里瞧了瞧大家的神色。罗孙过来站在克利斯朵夫前面，抓着他的衣襟，把他推着向门口走去。克利斯朵夫又羞又愤，低着头，只看到面前那片雪白的硬衬衫，不禁莫名片妙的数着它发亮的钮扣；胖子罗孙的呼吸直吹到他的脸上。

“嗯，朋友，怎么啦？罗孙说。这算是哪一门？你检点检点吧！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你不是疯了吗？”

“嘿！我再也不上你这儿来的了！克利斯朵夫说着，挣脱了对方的手，望门外走去。

大家很小心的闪过一边。在衣帽间里，一个当差的托着一个盘送过来，盘里放着吕西安·雷维—葛的名片。他糊里糊涂的拿着，高声念着；随后他突然气愤愤的在衣袋里找，掏出了半打左右的零碎东西，才捡出三四张摺皱的肮脏的名片：

“拿去！拿去！拿去！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些名片望盘里乱丢，猛烈的手势把其中的一张扔在了地下。

于是他走了。

奥里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克利斯朵夫随便挑了两个证人：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一个是瑞士某大学的私人教授巴德博士，那是他有一晚在一家酒店里认识的，虽①然不喜欢这个人，但可以和他谈谈本国的事。经过双方证人的协议，武器决定用手枪。克利斯朵夫是无论什么武器都不会用的。古耶劝他到射击房中去练一练，克利斯朵夫可拒绝了；因为决斗要第二天才举行，他当时又埋头工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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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大学有私人教授一职，资格必须有博士学位；其薪给不由公家支付而由学生直接负担。瑞士是否亦有此制度，不详。

当然他的工作是心不在焉的，好象做着恶梦，听见一个模糊而固执的念头在耳朵里嗡嗡的响着……讨厌，真讨厌！……什么事讨厌呢？——明天那场决斗罗……嘿，那不过是闹着玩儿的！……谁也打不着谁的……可也说不定……那末以后呢？……对啦，以后呢？那个畜生手指一捺就能结果我的性命……太笑话了！……明天，两天之内，我可能躺在这发臭的泥土底下……也罢！这儿也好，那儿也好……难道怕他不成？——可是，我明明觉得胸中有我自己的天地，在那里慢慢的长大，如今为了一桩无聊事儿把这天地断送，不是太胡闹吗？……这些现代的斗争，说是让敌我双方机会平等，真是见鬼！好一个平等，一个混蛋的性命，跟我的性命有同样的价值！干吗不用拳头或棍子来打一架呢？那倒还好玩。可是这冷冰冰的枪真不是味儿！……他对这一套当然是老手，我可从来没拿过什么手枪……他们说得不错：我应当去学一学……他想打死我吗？哼，我才要打死他呢。”

他奔下楼去。附近就有一家射击房：克利斯朵夫要了一支枪，叫人家指点他怎么拿。第一下，他险些儿把店里的管事打死；他重新来过，两次，三次，还是没有成绩；他不耐烦了，而结果是更坏。旁边有几个青年看着，笑着。他并不在意，只一味的固执，对于旁人的讪笑既那样的不在乎，意志又那样的坚决，使闲人看了也对他这种笨拙的耐性表示关切了。看的人中间有一个过来指点他几句。他平常性子那么暴烈，此刻却象孩子一般的听话，硬要制服自己的手，不让它发抖；他挺着身子，拧着眉，脸上流着汗，一声不出，有时候气愤愤的跳一下，然后又聚精会神的打靶子。他逗留了两小时，两小时以后，他竟然打中了靶子。不听指挥的肉体被意志降服了：那也教人看了佩服。最初笑他的人有些已经走了，有些慢慢的不出声了，却舍不得走开。等到克利斯朵夫走出铺子的时候，他们居然很亲热的跟他招呼。

回到家里，克利斯朵夫看到莫克很焦急的等着。莫克已经得悉吵架的事，想打听原因。虽然克利斯朵夫支吾其辞的不愿意指责奥里维，莫克也终于猜到了。他很镇静，又深知两个朋友的为人，便断定奥里维在这件事里头是无辜的。他马上出去调查，毫不费事的就明白了所有的过错原来都是由于高兰德和吕西安·雷维一葛的多嘴。他急急忙忙的回来，把证据给克利斯朵夫看，以为这样可以阻止他去决斗了。可是相反：克利斯朵夫一知道是吕西安使他怀疑他的朋友的，便更加恨吕西安。莫克絮絮不休的劝阻他；他为了摆脱偏见，便满口答应。可是他已经拿定主意，并且心里很高兴：他这是为了奥里维决斗，而不是为自己了！

车子穿进森林里的小路的时候，证人之中有一个说了一句感想，突然引起了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他想研究一下那些人心里想些什么，结果觉得他们都对他不关痛痒。巴德教授在那里预算这件事几点钟可以完，能不能赶回去把他在国家图书馆手稿室开始的工作当天结束。因为他也是德国人，所以在克利斯朵夫的三个同伴中最关心决斗的结果。古耶既不理会克利斯朵夫，也不理会巴德，只跟于里安医生谈些淫猥的生理学问题。年轻的于里安是图卢兹人，从前和克利斯朵夫住在同一层楼上，常常向他借酒精灯，雨伞，咖啡杯等等，东西还来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打烂了的。为交换起见，他替克利斯朵夫义务诊病，把他做试验品，看着他的天真觉得好玩。表面上他象西班牙贵族一样的镇静，骨子里老是喜欢挖苦人。他对眼前这件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滑稽透顶。他料到克利斯朵夫的笨拙，先就乐死了。他最得意的是克利斯朵夫出了钱让他坐着车到森林里来玩一下。——这是三个人的头脑里最显明的思想；他们把事情看作一件不费分文的娱乐。谁也不拿什么决斗放在心上。并且他们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都很冷静的准备好了。

他们比对方先到。树林深处有家小客店。那是一个相当下流的娱乐场所，巴黎人常常到这儿来出卖他们的荣誉的。篱垣上开着野蔷薇；叶子古铜色的橡树荫下摆着几张小桌子。一张桌上坐着三个人，都是骑了自行车来的。一个是搽脂抹粉的女人，穿着短裤，脚上套着黑袜子；两个是穿法兰绒衣衫的男人，热得头昏脑胀，不时发出一些呜呜的声音，仿佛连话都不会说了。

车子一到，小客店里稍微忙乱了一阵。古耶跟这个店里的人已经认识多年，便自告奋勇去代办一切。巴德把克利斯朵夫拉到一个花棚底下，叫了啤酒，空气挺暖和，非常舒服，到处是蜜蜂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忘了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巴德倒空了瓶子，静了一会，说道：

“我想清楚了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