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902
新手上路
- 注册
- 2002-12-25
- 消息
- 3,687
- 荣誉分数
- 1
- 声望点数
- 0
上古神话是战国秦汉人的伪造吗？
――再驳王震中博士（二）
（本文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出版）
一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于198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至今年正好十周年。当时慧眼赏识此书的是资深的老出版家范用先生。是他促成了本书的出版。初版印行三次，发行了近三万册。1988年此书修订后易名《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所出已是第三个版本。
在海外，本书由后藤典夫先生译为日文，洪熹先生译为韩文。在台湾，我见到过此书的两种海盗版。
此书出版后对正统史学界冲击之大出我意料。也因此，所遭受排击之强也出我意外。若干权威杂志不惜版面著文批判。而对我的答辩则或删削，或拒刊。本书新版所附录的答张猛君的文章，是当年被拒的一例。文中回答了几个被猛君们责为“硬伤”的问题。今日观之，可征一笑。
还有王震中博士君在《历史研究》杂志以头版头条地位力抨此书的离经叛道。重点罪名是：第一古华夏无系统的太阳神崇拜和生殖崇拜，第二此书存在所谓硬伤。而对本书使用的先秦传说及史料，王博士则沿袭胡适开其端绪的古史否定论的旧说，一概斥责为“战国秦汉间人编造出来的伪古史体系。”
关于博士先生指摘的硬伤问题后来《历史研究》刊出了我的答复，未再见到此君的诘问。那么看来未必是我的“硬伤”，却可能是这位博士君阅书未广，是以自己之无知当作别人的硬伤，与张猛君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博士君文中所说我“臆造”的古华夏存在太阳神生殖神崇拜的古宗教体系，在此书后诸新论及新材料（包括岩画，陶器等考古新发现）之出似雨后春笋，以至远古中国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幼年期一样，曾存在系统的太阳神生死神崇拜在今日殆已成乎定论。在本书出版之后，更形成了以人类学、符号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热潮，以及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热潮。
二
在我的旧著《诸神的起源》（1986年，三联书店版）中，我在现代学术中首次大胆提出，“伏羲”及“黄帝”初义均是太阳神之名号，太古华夏曾存在以太阳神为天地主神的宗教。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离经叛道之说。因为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曾断然指出：中国古代无日神崇拜。除少数学者如丁山外，很少有人反对郭老的这一观点。
但是在写《诸神的起源》时，我对太古天文学的认识确尚浅薄。今日观之，书中一些论点确有修正的必要。更深入的研究使我认识到，天文学，对天体运动的观察与研究，在中国古代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天文学深刻地影响、渗透于古华夏之宗教、哲学和政治。古代所谓“史官”，其起源是观天文、颁布历法月令的使命之官。史官文化就是天文文化，而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其起源正是“天道教”，即崇拜北斗为中心的天文星象的古宗教。
但是，太古华夏的宗教观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古人对天文现象认知的不断深化而演化着的。大体来说，存在如下一个演化系列的轮廓：
第一阶段，即是以太阳神黄帝――伏羲为中心，以其配偶司月女神，如雷、电、雨之神嫘母（即雷母）女娲为副神，作为天文界的主要神灵。这是太古华夏宗教中的太阳神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早期华夏文明的诞生。然而与玛雅、埃及、印度等古文明同样，太阳神系统宗教的产生，是以高度发达的天文历法科学认知为基础的。在这一宗教阶段上，华夏民族已经大大超越了所谓图腾崇拜的原始巫术形态信仰。
此期古华夏已发明以太阳神为“大辰”的十月太阳历法及涉及大规模地理区域的观象授时制度（遗迹存于如《夏小正》、《管子幼官》详说可参看天文史家陈久金先生的《陈久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三
太古华夏文明的太阳神崇拜阶段，时代贯穿了自伏羲至炎黄帝的数千年时代（据《帝王世纪》）。跨越于自渔猎发明（传说为伏羲发明）到由采集而种植（神农时代），直到大规模畜牧及垦殖（黄帝、炎帝）的一系列经济时代。从而伴随着太古华夏文明的整个起源。
而原是图腾动物的凤凰（原型为鸵鸟）与龙（原型为大鳄），在这一宗教宇宙观中，乃升格成为体现宇宙阴阳观念的两大抽象宇宙神灵。后来又升华为4灵4象28宿的宇宙系统。对太阳神，即晴日之神，以及其配偶太阴神，即雷电雨神的信仰，正是形成后来影响中国文化至为深远的阴阳哲学的原形。（近代人梁启超仅据《国语》片段书语认为阴阳观念晚出于春秋战国之际。此乃片面之论。实际阴阳之观念贯串于《易经》，可以相信早在伏羲时代即已发生。出土新石器时代墓中，东西分列龙虎，所体现的就是东日西月即阴虎阳龙的观念。）
四
然而，一些海外学者见不及此，从其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出发，鄙视华夏古文明，对早期华夏文明采取诬蔑性的低估。此辈秉承胡适倡导的世纪初疑古派的余绪。对六经以来传承有自的太古华夏文明采取否认和鄙视的心态，一概斥之为战国秦汉人的造谣。王震中抹杀古史可信性的观点正是承其遗绪。实际上，本世纪中国考古的辉煌成就，已以一个又一个铁的事实证明20世纪初叶那班疑古派的荒谬。例如甲金文中早有证据证明伏羲（“东方曰析”）、黄帝、女娲（在甲骨中记为娥），帝夔、尧、舜、禹、汤及夏启的实存，证明《尚书》等古经典的可信性。但对此辈只相信西方爱琴文明为人类文明本根和正统的疑古派来说，这些证据仍可以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不仅五帝三皇仍不存在（“五帝”一辞多次出现于甲骨文中），夏王朝也不存在。中国文明至晚于西方，直到殷商才形成一种野蛮奴隶制形态。因此某些学者甚至将殷商王朝形态的辉煌宗教文明――绝不低于西亚南亚及希腊罗马的太古华夏文明，比附于亚非地区一些落后粗陋的丛林原始文化，把作为中国上古宇宙观中重要的太阳之树―扶桑，妄指作所谓原始萨满巫师作法求通天地这树，将华夏古宗教贬低为仍近同于原始萨满教及图腾主义的低级巫术文化形态（代表作如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这不仅凸显其个人的浅学，而且反映了考古文化中的西化主义思潮。
五
在太古华夏宗教意识演进的第二阶段，中心宇宙神由单一的太阳神，发展成多方位的太阳神系统，即“九阳”或“十阳”。
在甲骨文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宇宙中心神的观念，此即作为天文轴心的“上帝”，“太一”或“太极”。而太阳神及其配偶，则成为主持四方、运转四季的四大方位神和四位季风之神（合计九位）。继之再演化为五帝五臣（合计为十位神，见《礼记》及《九歌》）。在后一宇宙体系中，五大行星被看作上帝及日神的使臣，而并金木水火土为抽象的物理象征。这也就是五运、五行观念的起源。
在传说中羿射九日的神话正象征着太阳神中心地位的衰落。由太阳作为宇宙中心神到多方位太阳神的宗教观念演变，反映了太古人类对太阳运动认知的深化，即由直观中的太阳中心（太阳周日运动与周年运动的视觉合一），向复合化太阳天文运动及黄道运动的推理认知的理性深化。
其后即进入了古华夏历法上一个多元化发展（试验）的改革时期。作为季节历法定位坐标的所谓“辰星”，亦呈现为不仅有日、月，且包括北斗、大火及水星等多种恒星、行星的非常多元的不同观念。
天文观念及宗教的这一系列大变革，可能发生在夏商之交及商周交替之际。
六
周初改历，曾实施以四分月象计日的太阴历法（王国维，马承源），表明月神曾被周人看作司天之大辰。作为月神之行舍的二十八宿的观念亦于此时发明。
但春秋以后，以斗―北极神终于取代太阳神和月神，最终成为主持宇宙的中心大神。此即“太一”、“太极”以及后来天道教的“玉皇大帝”。
这是古华夏天文观中的一次根本革命（“革命”一词在典籍中的本义，即更改“天命”，所谓“天命”本义正是指“历法”）。
由上述可以注意到，中国上古及古代的全部基本哲学和宗教观念，均与天文观念密切关联。例如所谓“道”的观念，即来自对天象观察而得的周期性概念。又如：
对太阳每日东升西落（地自转及太阳周日）这一最切身周期的观察，产生素朴的太阳神概念。
对月由阙而复圆的周期观察，及月相与气候的关系，特别是在进而发现这一周期与女性生理周期也存在关系时，古人必然产生对月神的敬畏观念。以至把月神看作宇宙的母性之神。
而对更大的天文周期，周年季节的周期和行星周期的观察，导致对天球轨道多元性的认识。当古人认知了天球上太阳并非中心，而黄道的中心是北极时，天道的观念即不可能不发生根本性的革命了。
实际上，所谓“三正”，所谓“三皇”（据《说文》，“黄”是古文“光”字），就是天文中的日、月和太极（北极）这三大光明神灵。而五帝，则是五行之神，即循环于天空的五大行星（五运）的人格化身。
（对以上概述的这一演化进程，我将在关于《易经》的一部新作中，系统地就太古于先秦华夏天道观念的这种变迁历程，进行研究。）
七
20世纪以来，一种外来思潮误导了上古史的研究，此即胡适所倡导而为“古史辨”派所实践的疑古主义。这一思潮尊奉美国杜威的哲学实用主义为圭臬，而对古华夏的历史文化，包括传承有序的上古文献，采取了基本全面抹杀进而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王震中称：
“众所周知，所谓三皇五帝自古一系的伪古史体系，是我国秦汉间人们在大一统历史趋势的影响下，依据主观想象而设计和编造出来的历史蓝图和社会发展模式。”（参看本书第205页）
这种说法，是颇有代表性的。在此辈疑古主义者眼中，殷商以前的华夏历史――包括《史记》、《左传》的记述，都被认为是秦汉人的伪造而不足信，此即所谓“层累地伪造的上古史”（参看《古史辨》第一册）。疑古派认为先秦诸子都是古书的篡改伪造者，其实他们这些疑古派才是中国上古史的最大伪造者。在此派“辩伪者”的笔下，不仅上古华夏历史及文明被涂抹成为一片空白，而且作为历史第一王朝的夏帝国的存在竟然被否定，其英雄始祖禹则被认为只是一条虫（而不是一个有实体的名号）。华夏文明五千年的文献记载起源被认为均不可信。这种疑古的结果是，从《尚书》到《左传》均被从根本上否定掉记载的可信性。因之作为人类世界最古老最辉煌文明的华夏民族，当前竟的不到一部可信的、记载自身起源的古文献历史。
然而我们知道，西方民族没有严肃的史家会抹杀《圣经》史学及史料的意义，也没有人会否认荷马史诗和历史价值；在东方，日本人也从未否定过他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尽管人们知道那里的许多记载也是传奇和神话。一切民族的早期历史传述，无不来自于矛盾百出记述歧异的神话。但是，神话史就是上古史。事实上，除了鄙视华夏者，没有一个具有文化自尊的民族会对其民族先祖的历史采取疑古派那种可耻的讥嘲、冷蔑和虚无的态度。
实际上，从古华夏的宇宙从“浑沌之气”即星云中起源的猜测，到女娲、燧人、庖牺、大庭、炎黄的传说，其中虽多有神话，其真相却也与考古学及人类学发现的人类文明演进系列相距不远。而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国土上一系列伟大的考古发现，已可证明中国古陆存在持续至少远达一万年以上的文明发展系列。且其历史比传说还要久远而辉煌；其对于人类文明的成就和贡献，不仅不亚于西亚、南亚的古文明，更不逊色于晚得多的希腊罗马文明。
现在，是把太古华夏文明从疑古派在世纪初叶所播下的谬说之雾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因之《诸神的起源》及其已出和将出的若干续集《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诸神的起源续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所作的都是一种“寻根”的工作。但是寻根的目的――我研究及重新诠释上古文明的目的，所欲从事的绝不仅是一种单纯发掘和复原的工作；而是着眼于未来――我深信作为伟大华夏英雄先祖的后代，中华民族有资格拥有一个更光辉的文明未来！
八
在《诸神的起源》新版本中，我以附录形式收入了此书初版出版后发表的一批论文。其中对龙凤问题、扶桑问题及神话与古语文学的关系问题，都作了更深入的探究，并修正了本书初版中确有失误的若干论点。黑格尔指出：“真理是一个过程，”即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本书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若干结论，而在于它记录了作者探索上古史真相的思考进程。
1993年12月5日稿
――再驳王震中博士（二）
（本文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出版）
一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于198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至今年正好十周年。当时慧眼赏识此书的是资深的老出版家范用先生。是他促成了本书的出版。初版印行三次，发行了近三万册。1988年此书修订后易名《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所出已是第三个版本。
在海外，本书由后藤典夫先生译为日文，洪熹先生译为韩文。在台湾，我见到过此书的两种海盗版。
此书出版后对正统史学界冲击之大出我意料。也因此，所遭受排击之强也出我意外。若干权威杂志不惜版面著文批判。而对我的答辩则或删削，或拒刊。本书新版所附录的答张猛君的文章，是当年被拒的一例。文中回答了几个被猛君们责为“硬伤”的问题。今日观之，可征一笑。
还有王震中博士君在《历史研究》杂志以头版头条地位力抨此书的离经叛道。重点罪名是：第一古华夏无系统的太阳神崇拜和生殖崇拜，第二此书存在所谓硬伤。而对本书使用的先秦传说及史料，王博士则沿袭胡适开其端绪的古史否定论的旧说，一概斥责为“战国秦汉间人编造出来的伪古史体系。”
关于博士先生指摘的硬伤问题后来《历史研究》刊出了我的答复，未再见到此君的诘问。那么看来未必是我的“硬伤”，却可能是这位博士君阅书未广，是以自己之无知当作别人的硬伤，与张猛君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博士君文中所说我“臆造”的古华夏存在太阳神生殖神崇拜的古宗教体系，在此书后诸新论及新材料（包括岩画，陶器等考古新发现）之出似雨后春笋，以至远古中国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幼年期一样，曾存在系统的太阳神生死神崇拜在今日殆已成乎定论。在本书出版之后，更形成了以人类学、符号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热潮，以及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热潮。
二
在我的旧著《诸神的起源》（1986年，三联书店版）中，我在现代学术中首次大胆提出，“伏羲”及“黄帝”初义均是太阳神之名号，太古华夏曾存在以太阳神为天地主神的宗教。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离经叛道之说。因为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曾断然指出：中国古代无日神崇拜。除少数学者如丁山外，很少有人反对郭老的这一观点。
但是在写《诸神的起源》时，我对太古天文学的认识确尚浅薄。今日观之，书中一些论点确有修正的必要。更深入的研究使我认识到，天文学，对天体运动的观察与研究，在中国古代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天文学深刻地影响、渗透于古华夏之宗教、哲学和政治。古代所谓“史官”，其起源是观天文、颁布历法月令的使命之官。史官文化就是天文文化，而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其起源正是“天道教”，即崇拜北斗为中心的天文星象的古宗教。
但是，太古华夏的宗教观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古人对天文现象认知的不断深化而演化着的。大体来说，存在如下一个演化系列的轮廓：
第一阶段，即是以太阳神黄帝――伏羲为中心，以其配偶司月女神，如雷、电、雨之神嫘母（即雷母）女娲为副神，作为天文界的主要神灵。这是太古华夏宗教中的太阳神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早期华夏文明的诞生。然而与玛雅、埃及、印度等古文明同样，太阳神系统宗教的产生，是以高度发达的天文历法科学认知为基础的。在这一宗教阶段上，华夏民族已经大大超越了所谓图腾崇拜的原始巫术形态信仰。
此期古华夏已发明以太阳神为“大辰”的十月太阳历法及涉及大规模地理区域的观象授时制度（遗迹存于如《夏小正》、《管子幼官》详说可参看天文史家陈久金先生的《陈久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三
太古华夏文明的太阳神崇拜阶段，时代贯穿了自伏羲至炎黄帝的数千年时代（据《帝王世纪》）。跨越于自渔猎发明（传说为伏羲发明）到由采集而种植（神农时代），直到大规模畜牧及垦殖（黄帝、炎帝）的一系列经济时代。从而伴随着太古华夏文明的整个起源。
而原是图腾动物的凤凰（原型为鸵鸟）与龙（原型为大鳄），在这一宗教宇宙观中，乃升格成为体现宇宙阴阳观念的两大抽象宇宙神灵。后来又升华为4灵4象28宿的宇宙系统。对太阳神，即晴日之神，以及其配偶太阴神，即雷电雨神的信仰，正是形成后来影响中国文化至为深远的阴阳哲学的原形。（近代人梁启超仅据《国语》片段书语认为阴阳观念晚出于春秋战国之际。此乃片面之论。实际阴阳之观念贯串于《易经》，可以相信早在伏羲时代即已发生。出土新石器时代墓中，东西分列龙虎，所体现的就是东日西月即阴虎阳龙的观念。）
四
然而，一些海外学者见不及此，从其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出发，鄙视华夏古文明，对早期华夏文明采取诬蔑性的低估。此辈秉承胡适倡导的世纪初疑古派的余绪。对六经以来传承有自的太古华夏文明采取否认和鄙视的心态，一概斥之为战国秦汉人的造谣。王震中抹杀古史可信性的观点正是承其遗绪。实际上，本世纪中国考古的辉煌成就，已以一个又一个铁的事实证明20世纪初叶那班疑古派的荒谬。例如甲金文中早有证据证明伏羲（“东方曰析”）、黄帝、女娲（在甲骨中记为娥），帝夔、尧、舜、禹、汤及夏启的实存，证明《尚书》等古经典的可信性。但对此辈只相信西方爱琴文明为人类文明本根和正统的疑古派来说，这些证据仍可以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不仅五帝三皇仍不存在（“五帝”一辞多次出现于甲骨文中），夏王朝也不存在。中国文明至晚于西方，直到殷商才形成一种野蛮奴隶制形态。因此某些学者甚至将殷商王朝形态的辉煌宗教文明――绝不低于西亚南亚及希腊罗马的太古华夏文明，比附于亚非地区一些落后粗陋的丛林原始文化，把作为中国上古宇宙观中重要的太阳之树―扶桑，妄指作所谓原始萨满巫师作法求通天地这树，将华夏古宗教贬低为仍近同于原始萨满教及图腾主义的低级巫术文化形态（代表作如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这不仅凸显其个人的浅学，而且反映了考古文化中的西化主义思潮。
五
在太古华夏宗教意识演进的第二阶段，中心宇宙神由单一的太阳神，发展成多方位的太阳神系统，即“九阳”或“十阳”。
在甲骨文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宇宙中心神的观念，此即作为天文轴心的“上帝”，“太一”或“太极”。而太阳神及其配偶，则成为主持四方、运转四季的四大方位神和四位季风之神（合计九位）。继之再演化为五帝五臣（合计为十位神，见《礼记》及《九歌》）。在后一宇宙体系中，五大行星被看作上帝及日神的使臣，而并金木水火土为抽象的物理象征。这也就是五运、五行观念的起源。
在传说中羿射九日的神话正象征着太阳神中心地位的衰落。由太阳作为宇宙中心神到多方位太阳神的宗教观念演变，反映了太古人类对太阳运动认知的深化，即由直观中的太阳中心（太阳周日运动与周年运动的视觉合一），向复合化太阳天文运动及黄道运动的推理认知的理性深化。
其后即进入了古华夏历法上一个多元化发展（试验）的改革时期。作为季节历法定位坐标的所谓“辰星”，亦呈现为不仅有日、月，且包括北斗、大火及水星等多种恒星、行星的非常多元的不同观念。
天文观念及宗教的这一系列大变革，可能发生在夏商之交及商周交替之际。
六
周初改历，曾实施以四分月象计日的太阴历法（王国维，马承源），表明月神曾被周人看作司天之大辰。作为月神之行舍的二十八宿的观念亦于此时发明。
但春秋以后，以斗―北极神终于取代太阳神和月神，最终成为主持宇宙的中心大神。此即“太一”、“太极”以及后来天道教的“玉皇大帝”。
这是古华夏天文观中的一次根本革命（“革命”一词在典籍中的本义，即更改“天命”，所谓“天命”本义正是指“历法”）。
由上述可以注意到，中国上古及古代的全部基本哲学和宗教观念，均与天文观念密切关联。例如所谓“道”的观念，即来自对天象观察而得的周期性概念。又如：
对太阳每日东升西落（地自转及太阳周日）这一最切身周期的观察，产生素朴的太阳神概念。
对月由阙而复圆的周期观察，及月相与气候的关系，特别是在进而发现这一周期与女性生理周期也存在关系时，古人必然产生对月神的敬畏观念。以至把月神看作宇宙的母性之神。
而对更大的天文周期，周年季节的周期和行星周期的观察，导致对天球轨道多元性的认识。当古人认知了天球上太阳并非中心，而黄道的中心是北极时，天道的观念即不可能不发生根本性的革命了。
实际上，所谓“三正”，所谓“三皇”（据《说文》，“黄”是古文“光”字），就是天文中的日、月和太极（北极）这三大光明神灵。而五帝，则是五行之神，即循环于天空的五大行星（五运）的人格化身。
（对以上概述的这一演化进程，我将在关于《易经》的一部新作中，系统地就太古于先秦华夏天道观念的这种变迁历程，进行研究。）
七
20世纪以来，一种外来思潮误导了上古史的研究，此即胡适所倡导而为“古史辨”派所实践的疑古主义。这一思潮尊奉美国杜威的哲学实用主义为圭臬，而对古华夏的历史文化，包括传承有序的上古文献，采取了基本全面抹杀进而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王震中称：
“众所周知，所谓三皇五帝自古一系的伪古史体系，是我国秦汉间人们在大一统历史趋势的影响下，依据主观想象而设计和编造出来的历史蓝图和社会发展模式。”（参看本书第205页）
这种说法，是颇有代表性的。在此辈疑古主义者眼中，殷商以前的华夏历史――包括《史记》、《左传》的记述，都被认为是秦汉人的伪造而不足信，此即所谓“层累地伪造的上古史”（参看《古史辨》第一册）。疑古派认为先秦诸子都是古书的篡改伪造者，其实他们这些疑古派才是中国上古史的最大伪造者。在此派“辩伪者”的笔下，不仅上古华夏历史及文明被涂抹成为一片空白，而且作为历史第一王朝的夏帝国的存在竟然被否定，其英雄始祖禹则被认为只是一条虫（而不是一个有实体的名号）。华夏文明五千年的文献记载起源被认为均不可信。这种疑古的结果是，从《尚书》到《左传》均被从根本上否定掉记载的可信性。因之作为人类世界最古老最辉煌文明的华夏民族，当前竟的不到一部可信的、记载自身起源的古文献历史。
然而我们知道，西方民族没有严肃的史家会抹杀《圣经》史学及史料的意义，也没有人会否认荷马史诗和历史价值；在东方，日本人也从未否定过他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尽管人们知道那里的许多记载也是传奇和神话。一切民族的早期历史传述，无不来自于矛盾百出记述歧异的神话。但是，神话史就是上古史。事实上，除了鄙视华夏者，没有一个具有文化自尊的民族会对其民族先祖的历史采取疑古派那种可耻的讥嘲、冷蔑和虚无的态度。
实际上，从古华夏的宇宙从“浑沌之气”即星云中起源的猜测，到女娲、燧人、庖牺、大庭、炎黄的传说，其中虽多有神话，其真相却也与考古学及人类学发现的人类文明演进系列相距不远。而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国土上一系列伟大的考古发现，已可证明中国古陆存在持续至少远达一万年以上的文明发展系列。且其历史比传说还要久远而辉煌；其对于人类文明的成就和贡献，不仅不亚于西亚、南亚的古文明，更不逊色于晚得多的希腊罗马文明。
现在，是把太古华夏文明从疑古派在世纪初叶所播下的谬说之雾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因之《诸神的起源》及其已出和将出的若干续集《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诸神的起源续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所作的都是一种“寻根”的工作。但是寻根的目的――我研究及重新诠释上古文明的目的，所欲从事的绝不仅是一种单纯发掘和复原的工作；而是着眼于未来――我深信作为伟大华夏英雄先祖的后代，中华民族有资格拥有一个更光辉的文明未来！
八
在《诸神的起源》新版本中，我以附录形式收入了此书初版出版后发表的一批论文。其中对龙凤问题、扶桑问题及神话与古语文学的关系问题，都作了更深入的探究，并修正了本书初版中确有失误的若干论点。黑格尔指出：“真理是一个过程，”即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本书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若干结论，而在于它记录了作者探索上古史真相的思考进程。
1993年12月5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