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py Angel
知名会员
- 注册
- 2010-08-17
- 消息
- 999
- 荣誉分数
- 20
- 声望点数
- 148
看到了其中的毕翰道牧师的话。他能够想到为主牺牲百年之后对生命所产生的影响和价值，是在是睿智！
这些殉道者只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正在乐园里与主同活同乐。他们的精神会永远刻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心中。
在主耶稣那里，“死去的”未必死去；“活着的”未必活着。
冰山一角：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所犯罪行
- 主题发起人 ManCreatedGod
- 开始时间
看到了其中的毕翰道牧师的话。他能够想到为主牺牲百年之后对生命所产生的影响和价值，是在是睿智！
这些殉道者只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正在乐园里与主同活同乐。他们的精神会永远刻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心中。
在主耶稣那里，“死去的”未必死去；“活着的”未必活着。
- 注册
- 2009-09-03
- 消息
- 822
- 荣誉分数
- 177
- 声望点数
- 53
基督教的罪恶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这岂能是网上搜一下就能否认的？我之所以不去反驳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揭穿你们基督徒的谎言。你们谎言太多，想揭穿凭个人业余时间是不够的，我所作的只是尽力让一些还没信基督的人多一些思考而已，根本没有必要没有时间和你们几个纠缠
- 注册
- 2012-03-04
- 消息
- 1,347
- 荣誉分数
- 124
- 声望点数
- 223
本不想回，既然M兄将这句话贴了两遍，较真一下：
1、这句话是成立的：“在TG看来，基督教的罪恶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将它放在任何其他context上，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是不成立的。这些历史的谎言早就被抛弃了
2、是的，“网上搜一下”不能否认历史事实，同样，你“网上搜一下”也不足以编造历史
3、其次，如果“网上搜一下”的结果非常不靠谱，你同样用“网上搜一下”，或者用什么更加严谨的方法应该很容易揭穿这几个楼里我们贴的证据。当然Q没有愚蠢到“网上搜一下的东西就是真理，不可辩驳”，Q的观点是这些东西看起来比天朝教育部和中宣部的东西更加靠谱而已
4、你反反复复强调“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但是从对这些历史的验证情况看，似乎在思考的是教育部，不是天朝顺民。所有比较靠谱的定义是“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教育部”，独立于整个世界！
5、你忙，Q忙，大家都忙。你出了很多题目，你可以选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比如单挑布鲁诺，或者伽利略，或者挑900万女巫，或者你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传教士，Q一直说一起学习，看看天朝教育部和基督徒，谁更象在撒谎？
同意！这也是Q的初衷
这句话也有同感！！:blink:
- 注册
- 2012-03-04
- 消息
- 1,347
- 荣誉分数
- 124
- 声望点数
- 223
先看看半官方的百度口中马礼逊是什么样的人，居然没有任何负面评价：http://baike.baidu.com/view/69585.htm
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他所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使其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马礼逊在1807年5月12日搭乘美国货 马礼逊教堂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经爪哇、澳门，经过近四个月的海上颠簸，于同年9月8日到达广州。
当时，马礼逊面临着两大困难：其一，清廷禁教令不准传教士进入内地；其二，华人不得信教，且不能教洋人习中文，违者处以极刑。除了来自清政府的限制，马礼逊在广州还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敌视，他不敢暴露英国人的身份，只能冒充美国人，并在美国领事卡林顿的帮助下，才得以居留广州。同时，马礼逊也遭到罗马天主教的仇视和嫉妒，这使他的处境更为艰难。马礼逊在广州受到美国商人的接待，让他住进美国商馆，掩护其身份，供给他食宿，并代他聘请一个中文老师，使其安顿下来。1809年2月，马礼逊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担任其译员，时间长达25年。。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既可安全地居留该地，有助于学习中文，所得薪酬又可减轻差会的财务负担，或许还能改变东印度公司敌视宣教工作的态度。
马礼逊在翻译、编排和出版《圣经》的同时，也进行了中国文化经典翻译。他认为翻译中国经典将有助于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他是比较系统地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人。1812年马礼逊翻译出版了中国的《三字经》（The Three-Character Classic）、《大学》（The Great Science）、《三教源流》（Account of FOE）、《太上老君》（Account of the Sect TAO-SZU）等。
为了帮助西方人阅读中文，1815年马礼逊还编写出版了英文版的《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和《中文英译》（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1816编写了《中文会话及凡例》（Dialogues and At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1817年编写了《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sophical Purposes, Containing A Sketch of Chinese Chronology, Geography, Religion and Customs）。1823年编纂出版了《华英字典》（Dictionar 书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语辞典。1824年马礼逊出版了《父子对话：中国的历史和现状》（China: Dialogues Between A Father and His Two Children Concerning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That Country）。1828年编写出版了《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该校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招收华侨子弟前来就读，以培养中国的教牧人才。校内以中英文施教，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马礼逊曾任该院牧师。1825年，该校开始招收女生。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1856年停办。传教士在中国办学，为日后创办基督教大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是一种跨文化的教育事业。
最早的中文刊物是马礼逊于1815年8月5日在米怜的协助下，于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份月刊主要是介绍基督教的教义，也有少量的介绍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揭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1832年，马礼逊又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合作编辑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了一家中式诊所，聘请中西医师，以免费医疗服务作为传教的媒介。1827年又增设一家眼科医院。六年以后，又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眼科医生聘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师担当。
由于马礼逊在中西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工作，而且贡献很大，1817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其神学博士学位，1824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1834年，马礼逊由英王任命为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的秘书兼译员，官衔为副领事，同年8月，在广州病逝，安葬于澳门基督教坟场，后在广州建有马礼逊纪念堂（基督教青年会长堤会址）。
第一个在中国把《圣经》完整地译成汉语的是马礼逊
《华英字典》（又译为 《中国语文字典》）的编纂，开始于1808年。马礼逊编这部字典的初衷，是给以后到中国活动的传教士提供方便。东印度公司对这项工作也非常重视，为此拨了一万二千英镑给马礼逊，并同意由东印度公司设立在澳门的印刷所承担印刷。
马礼逊经过七年的艰苦劳动，在1815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书名为《字典》。这卷是马礼逊按照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英译的，汉、英对照，按汉字笔画分成二百十四个字根排列，书后还附有字母索引。
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在1819年出版，书名为《五车韵府》，根据音标按英文字母编排。1820年续出第二卷的第二部分，在附录中把汉文书写体按拼音分别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类列出。
第三卷于1822年出版，书名为《英汉字典》，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解释颇为详尽，例句都有汉译。
整部字典在1823年出齐，共有六大本，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五页，全部由马礼逊独自编纂，前后历时十五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巨著，成为中国英汉、汉英字典的嚆矢。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富含对中国各派宗教哲学及神话传说的介绍、对中国礼仪和风俗习惯的介绍、对著名历史人物的介绍、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评价、对中国天文学、音乐戏剧的介绍，堪称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华英字典》收录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的传记资料，仅在“孔”之下，马礼逊就详细介绍了孔明和孔子，并对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加以概述。这样就使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增添了关于中国的历史知识。在《华英字典》中，马礼逊对中国的学校教育介绍得比较详细，对县学、府学、学馆、义学和夜校都作了考察。《华英字典》对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也涉及不少。其中，马礼逊着墨最多的是天文学。马礼逊给出了中国人命名的星及星座的名称 马礼逊教堂，在列出的星座表中共举出92个星的名字。关于戏剧，马礼逊追溯了中国戏剧的起源。他认为中国的戏剧起源于唐传奇，到宋代时称戏曲。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为西方人、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提供了便利。《华英字典》出版后，受到欧洲各界尤其汉学界的普遍赞誉，并很快风靡欧洲大陆。其次，《华英字典》作为中国英汉字典编纂之嚆矢，被以后来华传教士奉为“圭臬”。还有，《华英字典》对日本英日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华英字典》出版后不久，就有日本翻译家准备把它译成日文。再有，《华英字典》对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和中国近代文学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华英字典》中已包含许多现代汉语语词。
实际上，《华英字典》的出版意义远远超越了当时西方学者的想象，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出版无意中改写了中国的出版史，它无意中揭开了中国现代化出版的序幕，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华英字典》的出版催生了第一个现代印刷出版机构的诞生，尽管这是在葡萄牙人管辖下的英属印刷出版机构，但正是这一机构的诞生，引起了其他西方列强以及各教会的效仿，纷纷选择在中国设立印刷所、出版机构以强化对中国的文化渗透。随之，清廷与中国的官商、民商也逐渐认识到了现代印刷、出版的力量，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民族印刷、出版的诞生以及发展。另外，因为印刷 ，制造了第一副中文铅合金活字，第一次用中文铅活字排版，并使用机器印刷，开创了中文图书采用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现代出版历史首创。因为印刷《华英字典》，中国输入了第一台现代化的印刷机，对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来说都是崭新的。一种迥异于传统的家庭作坊式或官办作坊式的西方现代出版业模式被引入中国。无论是资金运作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还是编辑模式、印刷方式、发行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变革。
《华英字典》对中国从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过渡也有先导之功。虽然《华英字典》主要取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古代典籍，但也有部分是来自他在应用中文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当然，《华英字典》也有不足之处。马礼逊囿于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的有些评论存在不当之处；有些词句的汉译不准确甚至有错误。
除《华英字典》外，马礼逊还著有《通用汉言之法》、《 马礼逊墓地中国大观》和《广东省土话字汇》等文学著作，并撰写大量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其汉学研究影响巨大。有英国“汉学之父”之称的乔治·斯当东认为马礼逊是“公认的欧洲第一流的汉学家”。（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美国人亨特甚至称马礼逊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美]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通用汉言之法》
《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是马礼逊关于中国语言学的第一部著作，书名系马礼逊自定，全书共280页。马礼逊在序言中明确说明，他撰述该书的目的是给学习中文的学生提供切合实际的帮助。该书首先是关于中文独特性的评论，然后依次是：中文拼音表/汉语词汇的欧洲拼字法/音节表/声调/声调练习表/汉字的书写方法/汉字的结构/部首表/中文字典/标点法/名词/数词表/名词的数、性、格/形容词的原级、比较级、最高级/韵文/代词：人称代词、疑问代词、表示代词、关系代词、个别代词、不定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感叹词/地方土话、诗学。最后，马礼逊介绍了中国的诗歌及韵律，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规则。概述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史，详细介绍了《诗经》的内容以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除诗歌外，马礼逊指出中国还有赋、曲、辞、词、并翻译了《寄友人·忆父》、《送春辞》、《江南曲》等。
——《中国大观》
《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是马礼逊继《通用汉言之法》之后的第二部文学著作，由东印度公司资助，于1817年在澳门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关于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马礼逊坦言是为了帮助学习中文的学生，并非供人娱乐用的。该书包括年表、地理、政府、节令、节日和宗教神学等部分。
——《广东省土话字汇》
马礼逊在中国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学习中文，既要会官话，又必须掌握方言。而在广州在澳门乃至南洋进行传教和商务，学会广东省土话则为必需。因此，在1823年编纂完《华英字典》后，马礼逊便着手编纂一部方言字汇，终在1828年由东印度公司出资在澳门出版《广东省土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广东省土话字汇》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英汉字汇，第二部分为汉英字汇，第三部分为成语词组；最后附有英国文语凡例传。
与马礼逊有关的报刊
调整对华传教策略，选择印刷出版这一手段，创办出版社，刊印书报，传播基督教义是马礼逊对西方教会的最大贡献。
（1）《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第一份中文期刊的出现是由马礼逊筹划，请米怜负责编辑，在南洋印刷出版，刊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15年创刊，到1821年停刊，共出了七卷。撰稿人有马礼逊、米怜和另一个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最初每期印五百本，后来增加到两千本，除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外，还秘密运送到广州和澳门一带散发，内容有一部分是传教，其余刊载时事新闻。
（2）《中国丛报》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5月创刊于广州，它是在马礼逊的倡议下创办的。
马礼逊不仅是《中国丛报》的创始者，而且是前期重要的撰稿人。据统计，仅1832年到1834年马礼逊去世前短短几年间，他为《中国丛报》撰稿达97篇。马礼逊的撰文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法律、语言、文学、人口、自然、物产、哲学、宗教、对外关系等。
《中国丛报》到1851年停刊，共出版20卷。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份由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期刊，其影响是巨大的。它内容广泛，涉及历史、宗教、法律、政治、农业、儒家经典、文学作品等方面，特别注意报导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并记载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刊登清朝皇帝的上谕、大臣的奏折，直至军事实力、海防现状，为欧美各国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丛报》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为传教士所办，撰稿者也多是传教士，他们基于宗教与道德的立场，大多对鸦片贸易持反对态度，对鸦片商人的行为进行谴责，并为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辩护。
《中国丛报》以其丰富的史料为当时乃至后来治学者所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中西文化交流起了桥梁作用。
在许多方面，马礼逊都有首创之功。作为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鼻祖，他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均被其后的新教传教士乃至天主教士所继承发扬。他在华的27年里，一直受雇于东印度公司担任中文翻译，但他并未专事行政，而总是以传教士自居，从不让公司的事务妨碍他的本来工作，即编撰字典和翻译圣经以促进传教。在此期间，马礼逊确立了被称为“无声传教”的文字传教策略：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并著有《通用汉言之法》、《中国大观》等汉语研究著作，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初尝试。因他对中国语言的研 马礼逊传记究，在1817年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1815年，他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被誉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山鼻祖”。这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继其之后才有《特选摄要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中文期刊的创办； 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创办英华书院，为第一所教会学校，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1827年，马礼逊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在其感召下，美国传教士伯驾作为第一位医药传教士被派来华。
上述所为，均是马礼逊开创的被称为“无声而有效”的文字传教策略。马礼逊来华之初，雍、乾时期实行的禁止天主教传教的禁令仍在继续。面对清廷的禁教令和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森严的文化壁垒，马礼逊采用文字、医药等方式传教，不无效仿利玛窦“学术传教”之策，希望通过介绍西方基督教文明，使异教徒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借此达到皈依异教徒的目的。只是，时势已与利玛窦时代不同，由于雍乾时期西方对中国急剧增强的军事和商业压力，使马礼逊文字传教的收效与利玛窦时代已难以相比，在27年间，由马礼逊直接施洗的人数仅有10人，但重要的是马礼逊为后来的传教士准备了初步的然而却是大量的中文基督教书籍，若没有马礼逊来华奠定基础，则不会有米怜、郭实猎（腊）、裨治文等英、荷、美传教士的相继来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也就不会那么丰富。
从1808年马礼逊开始编纂《华英字典》，到1828年《广东省土话字汇》出版，马礼逊在20多年的时间里，著述了许多有关中国语言的著作，尤其他编纂了达三部六卷之巨篇的《华英字典》，这在历史上尚属首例。他的汉语著作为西方人学习中文提供了便利，尤其是他坚持学好一种语言必须深刻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风俗、礼仪宗教等内容的宗旨，使他的每部汉语研究著作都是有关中国的“资料信息库”，西方人藉此加深了对中国文件的了解，在欧美汉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注册
- 2012-03-04
- 消息
- 1,347
- 荣誉分数
- 124
- 声望点数
- 223
再看看M转贴文中指责马礼逊的主要观点：为东印度公司工作。首先声明Q忽略里面引的Marrison写的信，前面已经说过，不因言获罪，同时对这种藏头去尾的引用不予理睬
首先请先思考这几个问题：
1、当时作为一个洋人如果没有合理的身份是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内地的，早期中国人不能教外国人中文，外国人不能买中文书籍，更不说在中国工作。他如何谋生？
2、1834年前东印度公司具有对华贸易垄断权，马礼逊是否有很多选择？
3、走私鸦片不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唯一业务，是否主要业务也未必，百度将鸦片收入占东印度公司的七分之一
4、他一个小小翻译究竟干了什么坏事？如果这就是滔天大罪，那么中国那么多跟东印度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官府、商人，包括使用洋货的老百姓，是不是都是在为虎作伥，罪行更大？因为marrison是英国人，与东印度公司一样需要效忠女王。
5、现在后知后觉，对与走私鸦片的行为都视为一种不可饶恕，放在当时的背景，鸦片战争没有爆发，中国仍然以天朝自居，皇帝接见英国使团坚决要求对方行三跪九叩的大礼，1839年（马礼逊已死）禁烟仍然不是朝廷高官的主流，能要求一个英国人做什么？再举一个例子，当2001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当江湖上传言孟山都怎样入侵中国，美帝怎样侵略、控制中国金融等等，那些在为美国人工作，那些抛弃了自己的国籍投奔美利坚，甚至我们这些投奔美帝小兄弟的人，该当何罪？---- 这样问，因为没有人知道是不是30年后江湖这些传言会不会成真，就象180801834年，没有人知道鸦片会给中国直接带来一场战争，甚至直接开启一个黑暗的时代
6、背景：当时西方医学界一直视鸦片为治疗百病的万灵药，鸦片在英国国内一样泛滥成灾
这里有一篇博客专门在谈Marrison跟东印度公司的关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69b4d0100ih8n.html
一点点零星信息：
在一八三四年以前，中英两国的关系完全由东印度公司垄断，为商业利益，东印度公司一向禁止宣教士搭船前往中国，更不准留居。马礼逊惟有先乘船到美国，辗转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迎接他的不是热烈的双手，乃是东印度驻澳门代表的冷酷警告，加上天主教神父们的妒忌，连在澳门居住也极困难，但马礼逊置之不理。
马礼逊既踏上中国，便入乡随俗，穿著中国式的服装，留长指甲，蓄着似“猪尾巴”的长辫子，吃中国饭菜。又因经济困窘，租了一货仓最下层的潮湿房间，空气混浊，家徒四壁，就在此地为中国开展了伟大的事业
虽然外国人购书悬为严禁，但为了多买一本书，多学一些中文字，甚至节衣缩食，多付几倍的价钱亦在所不计，他孜孜不倦的研习中文，终于给他带来了成果：“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先后译成中文，还有“真道回答”、“英华文法入门”、“中文法程”、中国第一本“华英字典”等，他更热心于英国设立一东方语文学校，力主在牛津与剑桥大学内设立中文讲座，又于马剌甲设立了第一所英华书院，以培育中文人才。
当然，在成功的背后，必定有一番辛酸血泪，为了印刷圣经及这些书籍，一方面时刻面临清廷深严禁令的威胁；另方面东印度公司因怕他这样做会违反禁令、影响中英贸易的进行，而把他撤职；最大的不幸，并不是闭关自守的清廷或东印度公司的百般阻拦，而是一群白蚁――原来他叫人刻成的书板，因怕被人发现而藏之于屋隅，却被白蚁蛀了大半，这无异是晴天霹雳，心中所受的打击，真是无可言喻！
另一个麻烦随之而来，正如马礼逊一开始被告诫的，学习中文是危险的行为。清廷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否则处以极刑
马礼逊好不容易聘请了一个中文老师，这个人身上经常带着毒药，准备一旦被当地官府发现，随时服毒自尽。马礼逊“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的中文老师”。
就连中文书籍，马礼逊也是偷偷买来的，有一次，他的男仆和人串通，在买书时诈骗了他30元，马礼逊明知真相，也只得接受
有一篇讲到一点他怎样当翻译的文章：http://style.sina.com.cn/news/c/2012-08-15/0936103014.shtml
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经过掐头去尾再人工臆断一下，加上一些煽动性的话语，就变成了这样一篇符合教育部和中宣部要求的文章：http://cyc69.cycnet.com:8090/xuezhu/his_data/content.jsp?n_id=6342
首先请先思考这几个问题：
1、当时作为一个洋人如果没有合理的身份是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内地的，早期中国人不能教外国人中文，外国人不能买中文书籍，更不说在中国工作。他如何谋生？
2、1834年前东印度公司具有对华贸易垄断权，马礼逊是否有很多选择？
3、走私鸦片不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唯一业务，是否主要业务也未必，百度将鸦片收入占东印度公司的七分之一
4、他一个小小翻译究竟干了什么坏事？如果这就是滔天大罪，那么中国那么多跟东印度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官府、商人，包括使用洋货的老百姓，是不是都是在为虎作伥，罪行更大？因为marrison是英国人，与东印度公司一样需要效忠女王。
5、现在后知后觉，对与走私鸦片的行为都视为一种不可饶恕，放在当时的背景，鸦片战争没有爆发，中国仍然以天朝自居，皇帝接见英国使团坚决要求对方行三跪九叩的大礼，1839年（马礼逊已死）禁烟仍然不是朝廷高官的主流，能要求一个英国人做什么？再举一个例子，当2001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当江湖上传言孟山都怎样入侵中国，美帝怎样侵略、控制中国金融等等，那些在为美国人工作，那些抛弃了自己的国籍投奔美利坚，甚至我们这些投奔美帝小兄弟的人，该当何罪？---- 这样问，因为没有人知道是不是30年后江湖这些传言会不会成真，就象180801834年，没有人知道鸦片会给中国直接带来一场战争，甚至直接开启一个黑暗的时代
6、背景：当时西方医学界一直视鸦片为治疗百病的万灵药，鸦片在英国国内一样泛滥成灾
这里有一篇博客专门在谈Marrison跟东印度公司的关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69b4d0100ih8n.html
一点点零星信息：
在一八三四年以前，中英两国的关系完全由东印度公司垄断，为商业利益，东印度公司一向禁止宣教士搭船前往中国，更不准留居。马礼逊惟有先乘船到美国，辗转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迎接他的不是热烈的双手，乃是东印度驻澳门代表的冷酷警告，加上天主教神父们的妒忌，连在澳门居住也极困难，但马礼逊置之不理。
马礼逊既踏上中国，便入乡随俗，穿著中国式的服装，留长指甲，蓄着似“猪尾巴”的长辫子，吃中国饭菜。又因经济困窘，租了一货仓最下层的潮湿房间，空气混浊，家徒四壁，就在此地为中国开展了伟大的事业
虽然外国人购书悬为严禁，但为了多买一本书，多学一些中文字，甚至节衣缩食，多付几倍的价钱亦在所不计，他孜孜不倦的研习中文，终于给他带来了成果：“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先后译成中文，还有“真道回答”、“英华文法入门”、“中文法程”、中国第一本“华英字典”等，他更热心于英国设立一东方语文学校，力主在牛津与剑桥大学内设立中文讲座，又于马剌甲设立了第一所英华书院，以培育中文人才。
当然，在成功的背后，必定有一番辛酸血泪，为了印刷圣经及这些书籍，一方面时刻面临清廷深严禁令的威胁；另方面东印度公司因怕他这样做会违反禁令、影响中英贸易的进行，而把他撤职；最大的不幸，并不是闭关自守的清廷或东印度公司的百般阻拦，而是一群白蚁――原来他叫人刻成的书板，因怕被人发现而藏之于屋隅，却被白蚁蛀了大半，这无异是晴天霹雳，心中所受的打击，真是无可言喻！
另一个麻烦随之而来，正如马礼逊一开始被告诫的，学习中文是危险的行为。清廷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否则处以极刑
马礼逊好不容易聘请了一个中文老师，这个人身上经常带着毒药，准备一旦被当地官府发现，随时服毒自尽。马礼逊“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的中文老师”。
就连中文书籍，马礼逊也是偷偷买来的，有一次，他的男仆和人串通，在买书时诈骗了他30元，马礼逊明知真相，也只得接受
有一篇讲到一点他怎样当翻译的文章：http://style.sina.com.cn/news/c/2012-08-15/0936103014.shtml
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经过掐头去尾再人工臆断一下，加上一些煽动性的话语，就变成了这样一篇符合教育部和中宣部要求的文章：http://cyc69.cycnet.com:8090/xuezhu/his_data/content.jsp?n_id=6342
- 注册
- 2012-03-04
- 消息
- 1,347
- 荣誉分数
- 124
- 声望点数
- 223
这个指责更加可笑了。同样是断章取义，没有前后文，破例一下看看这些人是怎样蛊惑人心的
裨治文在虎门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Q：没有说争论啥，但是通过下文，容易引导读者假设裨治文代表鸦片商的利益在与中方争吵），
他告诉林则徐的代 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Q：这句话难道错吗？讲这句话的动机可能是谈判策略，可能是好心劝热血沸腾看不起夷狄的天朝正视现实，可能是.... 要猜你提供信息，让读者自己猜去），
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 烟的决心 (Q: 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加上TG宣传部门低水平的主观臆断，居然常常能赢得满堂喝彩)）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Q：天朝宣传部门举重若轻的一贯作风，何其轻佻的历史观！）
读着天朝钦差林大人草就的这篇教训蛮夷番邦的昭谕，我几可听到马礼逊传教士当年藏在无可奈何之下的几声叹息。
谕英国国王书 林则徐原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5210990100ykp3.html
啼笑皆非的“鸦片战争”
时间:2010-08-09 09:42 作者:推倒柏林墙
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
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想拿银子打发他回家的，谁知此人是真心办事，不吃这一套。今天我们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其实当时官员们都当他是神经病，而且这种人真要放到今天的官场他还是要被当成神经病，要不了三两回合就得被和谐。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政府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政府：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政府，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政府。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JB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政府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政府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义律一是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大墙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几“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政府能先代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政府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政府，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称没有收到政府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藩属国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对于这种停步不前，当权者要负起主要责任。几年前袁伟时曾有一篇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刊登于《冰点》上，指出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乱的诸多硬伤，结果竟引起朝廷关注，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足见当今圣意。就如咸丰可以为了个人的九五之尊放弃所有白银和领土一样，对某些人而言，当现代文明威胁到皇权之时，保持中国人的这种低智状态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80815261.html
时间:2010-08-09 09:42 作者:推倒柏林墙
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
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想拿银子打发他回家的，谁知此人是真心办事，不吃这一套。今天我们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其实当时官员们都当他是神经病，而且这种人真要放到今天的官场他还是要被当成神经病，要不了三两回合就得被和谐。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政府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政府：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政府，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政府。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JB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政府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政府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义律一是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大墙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几“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政府能先代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政府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政府，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称没有收到政府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藩属国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对于这种停步不前，当权者要负起主要责任。几年前袁伟时曾有一篇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刊登于《冰点》上，指出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乱的诸多硬伤，结果竟引起朝廷关注，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足见当今圣意。就如咸丰可以为了个人的九五之尊放弃所有白银和领土一样，对某些人而言，当现代文明威胁到皇权之时，保持中国人的这种低智状态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80815261.html
郭士立传教士的确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位, 下面是来自半官方的中国文化网的有关信息。
郭士立
郭士立(1803—1851年)原名Karl Friedrich Gutzlaff 早期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也是一位冒险家。他出生于德国普鲁士地区的一个裁缝家庭，4岁时母亲就去世了，15岁时开始渴望到海外传教，曾经学过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18岁进入神学院学习，1826年在荷兰成为牧师。
1827年他到达东南亚，开始学习中国南方的方言和马来语。并在华侨中传教。为了传教方便，他进入福建省一个姓郭的家族，1829年成为独立传教士。1831年，他进入中国境内，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有宗教方面的，也有宗教以外的。在鸦片战争中，他曾经担任过英国军队的参谋和翻译以及向导。1834年担任“中国益智会”的秘书，并在844年成立了专门培训传道人员的“福汉会”。
同时，他还是一位勤奋的著述家，有各种文字写成的著作，其中神学方面的有《上帝真教传》、《正教安慰》等；此外，他的中国航海游记和书信激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强烈兴趣。他经常到欧洲各地演说，呼吁青年到中国传教，在他的影响下，1854年成立了“中华传道会”。1851年，他因病在香港去世。
下面是英文Wikipedia上面有关的记述:
In Macau, and later in Hong Kong, Gutzlaff worked on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published a Chinese-language magazine,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and wrote Chinese-language books on practical subjects. In 1834 he published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Along the way he handed out tracts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by another pioneer missionary to China, Robert Morrison.
In 1840, a group of four people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arles Gutzlaf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and John Robert Morrison) cooperated to translate the Bible into Chines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Hebrew part was done mostly by Gutzlaff, with the exception that the Pentateuch and the book of Joshua were done by the group collectively. This translation, completed in 1847, is well-known due to its adoption by the revolutionary peasant leader Hong Xiuquan of the Taipingtianguo movement (Taiping Rebellion) as some of the reputed early doctrines of the organization. This Bible translation was a version (in High Wen-li, Traditional Chinese: 深文理) correct and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In the 1830s Gutzlaff was persuaded by William Jardine of Jardine, Matheson & Co. to interpret for their ship captains during coastal smuggling of opium, with the assurance that this would allow him to gather more converts. Gutzlaff later assisted in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Opium War of 1840–42. In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nwillingness to allow foreigners into the interior, he founded a school for "native missionaries" in 1844 and trained nearly fifty Chinese during its first four years. Unfortunately, Gutzlaff's ideas outran his administrative ability. He wound up being victimized by his own native missionaries. They reported back to him glowing accounts of conversions and New Testaments sold. While some of Gutzlaff's native missionaries were genuine converts, others were opium addicts who never traveled to the places they claimed. Eager for easy money, they simply made up conversion reports and took the New Testaments which Gutzlaff provided and sold them back to the printer who resold them to Gutzlaff.
Shattered by the exposure of this fraud, Gutzlaff died in Hong Kong in 1851. However, 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which he formed lived on to send out Hudson Taylor who founded the successful China Inland Mission. Taylor called Gutzlaff the grandfathe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Karl_Gützlaff
根据这段记载, 他的确曾经在1830s 年代为一位贩卖鸦片的船长做过翻译. 以为这样有利于他吸收信徒. 在鸦片战争中也确曾为英军作过翻译和向导.
另一件争议事件, 是为了应对清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到内地旅行的禁令, 他于1844创办了本地人传教士学校. 在头4年培训了50多位本地传教士. 可惜, 他有限的管理能力使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他所训练的传道人中有真正的门徒, 也有一些吸毒者伪装的假信徒. 这些假传道人用虚假的大量信主人数欺骗他, 从他那里骗取新约圣经, 然后把这些圣经卖给出版商. 后者再卖回给他本人. 郭士立传教士在这桩欺诈案曝光后的震惊中于1851在香港凄凉去世. 但是, 他所创立的中华传教会却继续发挥作用并派遣了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
值得注意的是, 他为鸦片船做翻译是1830年代, 而清政府禁烟是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1838年12月31日）由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關防才开始的. 林则徐虎门销烟迟在在1839年. 另外, 根据我贴的那篇"啼笑皆非的'鸦片战争'", 当时鸦片在各国为合法药品. 当然, 这个需要进一步查证.
郭士立
郭士立(1803—1851年)原名Karl Friedrich Gutzlaff 早期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也是一位冒险家。他出生于德国普鲁士地区的一个裁缝家庭，4岁时母亲就去世了，15岁时开始渴望到海外传教，曾经学过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18岁进入神学院学习，1826年在荷兰成为牧师。
1827年他到达东南亚，开始学习中国南方的方言和马来语。并在华侨中传教。为了传教方便，他进入福建省一个姓郭的家族，1829年成为独立传教士。1831年，他进入中国境内，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有宗教方面的，也有宗教以外的。在鸦片战争中，他曾经担任过英国军队的参谋和翻译以及向导。1834年担任“中国益智会”的秘书，并在844年成立了专门培训传道人员的“福汉会”。
同时，他还是一位勤奋的著述家，有各种文字写成的著作，其中神学方面的有《上帝真教传》、《正教安慰》等；此外，他的中国航海游记和书信激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强烈兴趣。他经常到欧洲各地演说，呼吁青年到中国传教，在他的影响下，1854年成立了“中华传道会”。1851年，他因病在香港去世。
下面是英文Wikipedia上面有关的记述:
In Macau, and later in Hong Kong, Gutzlaff worked on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published a Chinese-language magazine,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and wrote Chinese-language books on practical subjects. In 1834 he published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Along the way he handed out tracts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by another pioneer missionary to China, Robert Morrison.
In 1840, a group of four people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arles Gutzlaf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and John Robert Morrison) cooperated to translate the Bible into Chines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Hebrew part was done mostly by Gutzlaff, with the exception that the Pentateuch and the book of Joshua were done by the group collectively. This translation, completed in 1847, is well-known due to its adoption by the revolutionary peasant leader Hong Xiuquan of the Taipingtianguo movement (Taiping Rebellion) as some of the reputed early doctrines of the organization. This Bible translation was a version (in High Wen-li, Traditional Chinese: 深文理) correct and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In the 1830s Gutzlaff was persuaded by William Jardine of Jardine, Matheson & Co. to interpret for their ship captains during coastal smuggling of opium, with the assurance that this would allow him to gather more converts. Gutzlaff later assisted in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Opium War of 1840–42. In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nwillingness to allow foreigners into the interior, he founded a school for "native missionaries" in 1844 and trained nearly fifty Chinese during its first four years. Unfortunately, Gutzlaff's ideas outran his administrative ability. He wound up being victimized by his own native missionaries. They reported back to him glowing accounts of conversions and New Testaments sold. While some of Gutzlaff's native missionaries were genuine converts, others were opium addicts who never traveled to the places they claimed. Eager for easy money, they simply made up conversion reports and took the New Testaments which Gutzlaff provided and sold them back to the printer who resold them to Gutzlaff.
Shattered by the exposure of this fraud, Gutzlaff died in Hong Kong in 1851. However, 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which he formed lived on to send out Hudson Taylor who founded the successful China Inland Mission. Taylor called Gutzlaff the grandfathe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Karl_Gützlaff
根据这段记载, 他的确曾经在1830s 年代为一位贩卖鸦片的船长做过翻译. 以为这样有利于他吸收信徒. 在鸦片战争中也确曾为英军作过翻译和向导.
另一件争议事件, 是为了应对清政府不允许外国人到内地旅行的禁令, 他于1844创办了本地人传教士学校. 在头4年培训了50多位本地传教士. 可惜, 他有限的管理能力使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他所训练的传道人中有真正的门徒, 也有一些吸毒者伪装的假信徒. 这些假传道人用虚假的大量信主人数欺骗他, 从他那里骗取新约圣经, 然后把这些圣经卖给出版商. 后者再卖回给他本人. 郭士立传教士在这桩欺诈案曝光后的震惊中于1851在香港凄凉去世. 但是, 他所创立的中华传教会却继续发挥作用并派遣了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
值得注意的是, 他为鸦片船做翻译是1830年代, 而清政府禁烟是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1838年12月31日）由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關防才开始的. 林则徐虎门销烟迟在在1839年. 另外, 根据我贴的那篇"啼笑皆非的'鸦片战争'", 当时鸦片在各国为合法药品. 当然, 这个需要进一步查证.
这是中文维基上面的描述
http://zh.wikipedia.org/wiki/郭士立
郭实猎1803年7月8日出生于普鲁士的東部波美拉尼亞斯德丁（今波兰什切青）一名裁缝家庭。四岁丧母，少年时曾从铜匠为学徒。15岁学习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18岁入柏林神学院学习，1823年到鹿特丹入荷兰教会学习。1826年7月受戒，9月启程前往巴达维亚，从麦都思学汉语和马来语。1828年到新加坡.1829年脱离荷兰教会，在马六甲主持伦敦会。同年，和英国女士Mary Newwell结婚。1830年携妻同往暹罗。1831年初搭帆船前往中国，6月中登陆，9月抵达天津，由此北上辽东湾，复南下，于12月抵达澳门。他在澳门悬壶济世，入乡随俗，身穿唐装，取汉名为郭实猎(不是郭实腊），他一面行医，一面传教。[1] 1832年2月，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间谍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 化名胡夏米)乘坐“阿美士德号”商船北上，經廈門、福州、舟山、寧波、威海衛等地，远达朝鲜、日本。9月返回澳门。同年10月，他乘鸦片商查顿商船“气精号”（Sylph），再次北上，到达东北牛庄（今营口）。根据这三次旅行，他写作《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
1834年，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植茶问题研究委员会秘书哥登（G.J.Gordon），深入福建武夷山产茶区，访求栽茶和制茶的专家，并购买茶籽和茶苗。结果聘请雅州的茶师为指导，传习制茶方法，带回许多茶籽栽植于印度大吉岭[2][3]。
1840年鸦片战争中，他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以及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镇江知府。其後，他參與及起草《南京條約》。
1843年在香港開埠之後，担任首任香港總督璞鼎查的中文秘書及撫華道。1844年他在香港成立传教组织“福汉会”，洪秀全的战友冯云山曾为该会教徒。同时还创立中国传教会，在伦敦招募来华传教士。中国传教会把戴德生送到中国。后来戴德生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内地会，他把郭实腊称为中国内地会之父。
1851年8月9日郭士立在香港去世。香港中環吉士笠街俗稱「紅毛嬌街」，就是以他命名[4] 。
他的著述颇丰, 且多为中文(这人无疑是一位语言天才):
中文
《大英国统志》 1834
《上帝真教传》1834
《耶稣神迹之传》 1836
《福音之谏规》1836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7，新加坡，广州。
《摩西言行全传》1836 新加坡
《保罗言行录》1837 新加坡
《约翰言行录》1837 新加坡
《彼得罗言行全传》1838 新加坡
《圣书列祖全传》 1838 新加坡
《世人救主》1838 新加坡
《生命无限无疆》 1838 新加坡
《古今万国纲鉴》1838 新加坡
《万国地理全集》1838 新加坡
《犹太国史》1839 新加坡
《贸易通志》1840 新加坡
《耶稣比喻注说》1841 新加坡
《救世耶稣受死全传》1843
《旧遗诏圣书》1855
《救世主言行全传》 1855
日文
《约翰福音之传》
《约翰上中下书》
暹罗文
《路加与约翰福音》
英文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Desert Island Books, Westcliff-on-Sea, 2002)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1834, German version in 1847)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38.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52.
http://zh.wikipedia.org/wiki/郭士立
郭实猎1803年7月8日出生于普鲁士的東部波美拉尼亞斯德丁（今波兰什切青）一名裁缝家庭。四岁丧母，少年时曾从铜匠为学徒。15岁学习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18岁入柏林神学院学习，1823年到鹿特丹入荷兰教会学习。1826年7月受戒，9月启程前往巴达维亚，从麦都思学汉语和马来语。1828年到新加坡.1829年脱离荷兰教会，在马六甲主持伦敦会。同年，和英国女士Mary Newwell结婚。1830年携妻同往暹罗。1831年初搭帆船前往中国，6月中登陆，9月抵达天津，由此北上辽东湾，复南下，于12月抵达澳门。他在澳门悬壶济世，入乡随俗，身穿唐装，取汉名为郭实猎(不是郭实腊），他一面行医，一面传教。[1] 1832年2月，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间谍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 化名胡夏米)乘坐“阿美士德号”商船北上，經廈門、福州、舟山、寧波、威海衛等地，远达朝鲜、日本。9月返回澳门。同年10月，他乘鸦片商查顿商船“气精号”（Sylph），再次北上，到达东北牛庄（今营口）。根据这三次旅行，他写作《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
1834年，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植茶问题研究委员会秘书哥登（G.J.Gordon），深入福建武夷山产茶区，访求栽茶和制茶的专家，并购买茶籽和茶苗。结果聘请雅州的茶师为指导，传习制茶方法，带回许多茶籽栽植于印度大吉岭[2][3]。
1840年鸦片战争中，他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以及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镇江知府。其後，他參與及起草《南京條約》。
1843年在香港開埠之後，担任首任香港總督璞鼎查的中文秘書及撫華道。1844年他在香港成立传教组织“福汉会”，洪秀全的战友冯云山曾为该会教徒。同时还创立中国传教会，在伦敦招募来华传教士。中国传教会把戴德生送到中国。后来戴德生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内地会，他把郭实腊称为中国内地会之父。
1851年8月9日郭士立在香港去世。香港中環吉士笠街俗稱「紅毛嬌街」，就是以他命名[4] 。
他的著述颇丰, 且多为中文(这人无疑是一位语言天才):
中文
《大英国统志》 1834
《上帝真教传》1834
《耶稣神迹之传》 1836
《福音之谏规》1836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7，新加坡，广州。
《摩西言行全传》1836 新加坡
《保罗言行录》1837 新加坡
《约翰言行录》1837 新加坡
《彼得罗言行全传》1838 新加坡
《圣书列祖全传》 1838 新加坡
《世人救主》1838 新加坡
《生命无限无疆》 1838 新加坡
《古今万国纲鉴》1838 新加坡
《万国地理全集》1838 新加坡
《犹太国史》1839 新加坡
《贸易通志》1840 新加坡
《耶稣比喻注说》1841 新加坡
《救世耶稣受死全传》1843
《旧遗诏圣书》1855
《救世主言行全传》 1855
日文
《约翰福音之传》
《约翰上中下书》
暹罗文
《路加与约翰福音》
英文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Desert Island Books, Westcliff-on-Sea, 2002)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1834, German version in 1847)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38.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52.
同样一个人,下面是"血铸中华"网上用我们习惯的语言所进行的描述:
传教士、鸦片烟贩、间谍三位一体的郭士立在华活动纪实
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his_data/content.jsp?n_id=6100
传教士、鸦片烟贩、间谍三位一体的郭士立在华活动纪实
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his_data/content.jsp?n_id=6100
- 注册
- 2012-03-04
- 消息
- 1,347
- 荣誉分数
- 124
- 声望点数
- 223
还在学习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在中国的作为。推荐这本书给感兴趣的同学看看。作者端木赐香用一个非教育部御定的角度看历史. 比较好玩的是作者所引材料基本是体制内的中文书籍。再搜索一些相关材料，套用U兄的一句话：观察教育部如何用有色眼镜断章取义地编造历史，非常好玩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52915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52915
joanna777
知名会员
- 注册
- 2011-11-23
- 消息
- 1,911
- 荣誉分数
- 171
- 声望点数
- 173
不管你信和不信，主耶稣对你的爱永不改变！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和恩惠常常在你家！愿神的祝福时刻与你同在！
後山醫生~譚維義 莎莉
沒有全民健保的時代,貧病者無錢就醫,只好認拿待斃;然而,從不拒絕任何病人的阿督仔醫院卻是死蔭幽谷的一線光明.1969年台東基督教醫院開幕了,美籍宣教醫生譚維義為醫療嚴重匱乏戈東,帶來無限希望.
譚爸一家人在1961年抵達台灣,對著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帶著四個孩子,一住就是40年.有著精湛的外科技術,譚爸放棄了大好前程,一生奉獻給台灣.
如今已年過八十的譚爸,為台東基督教醫院奠定了好基礎,更為他們立下了最好的榜樣!
[media]http://www.youtube.com/watch?v=jxuTegi8IwY[/media]
沒有全民健保的時代,貧病者無錢就醫,只好認拿待斃;然而,從不拒絕任何病人的阿督仔醫院卻是死蔭幽谷的一線光明.1969年台東基督教醫院開幕了,美籍宣教醫生譚維義為醫療嚴重匱乏戈東,帶來無限希望.
譚爸一家人在1961年抵達台灣,對著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帶著四個孩子,一住就是40年.有著精湛的外科技術,譚爸放棄了大好前程,一生奉獻給台灣.
如今已年過八十的譚爸,為台東基督教醫院奠定了好基礎,更為他們立下了最好的榜樣!
[media]http://www.youtube.com/watch?v=jxuTegi8IwY[/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