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真硬, 再拍你两砖.
道教的“道”和基督信仰道成肉身的“道”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基督教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被汉化, 借用了中国道教道这个名词.
在像你这样的一部分人拼命想把道教论证成基督教的一个特例时,基督教的发原地西方却试图从道德经里寻找拯救文化没落的良方
《纽约时报》将老子列为全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
在国外，《老子》被译成多种文字（据克努特•沃尔夫《西文道教书目》，世界上译本有两百六十多种：德文有64种，英文有83种，法文有33种，荷兰文19种，意大利文11种，日文10种，西班牙文10种，丹麦文6种，俄文、瑞典文、匈牙利文、波兰文各4种，芬兰文、捷克文各3种，冰岛文2种，葡萄牙文、越南文、世界语各1种。这是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的数字），其海外发行量居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之首，甚至堪与西方的《圣经》相比（张景志先生统计的数字认为，现在已超过《圣经》，居世界第一）。
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德国哲学家尼采说： “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世界哲学简史》作者，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奥特弗利德·赫费对道德经的推崇，可以说“登峰造极”，他说：“如果世界上只保留三本书，其余全部烧掉，那么《老子》就是其中一本。”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惊叹老子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深邃的思想，简直不可思议。
哲学家温第施曼把《道德经》看作是人类原发性智慧的重大著作，它不但是道家和中国的一部圣书，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一部圣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说：“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
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历史》的一卷下册（东方出版社1999年1月）说：“或许除了《老子》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老子》中寻得智慧的妙要。”（《东方的遗产》之《古博真人》）
苏联著名汉学家李谢维奇说："老子是国际性的。"
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道德经》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
《道德经》的译本与欧洲
早在1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17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经”3个字分别翻译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经典”（classic）3个词。
老子的《道德经》传入德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影响力甚为深远。从1870年第一个德译本后，《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700多种。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连连称赞中国人太伟大了，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 并写了一篇论文：《关于仅用0和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数的说明并附有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于1703年5月5日发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
莱布尼兹对辩证法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伊曼努尔·康德，使康德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成为辩证法的奠基人和阐发者。而黑格尔师承康德，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将老子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哲学逻辑合理，充满生气，理论新奇，论述动人。黑格尔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了三段式解读法。哲学家海德格尔更把老子的“道”视为人们思维得以推进的渊源。
老子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也给予西方学者以启迪，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的大师叔本华其精神源头中就有着老子的影子。德国哲人尼采在读完《道德经》之后，大加称赞，说老子思想“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尔斯泰当年也曾说，自己良好精神状态的保持应当归功于阅读《道德经》。
早在一战爆发前，一位名叫斯宾格勒的德国中学教师便已对西方文化进行总体反思，在战后出版的名为《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没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有着生长、成熟、衰败的过程，最终无论何种文化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归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1919年，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写信给印度诗人泰戈尔，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欧洲文化的弊病已经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东方文化的精髓，不将东西文化融于一炉，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到达西欧参观，当梁启超向西方友人说起孔子、老子等中国传统思想时，那些友人听后都跳了起来，埋怨他“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给他们，真有些对不起人”。
一战后，在欧洲人中兴起了一股东方文化热、中国文化热。在这股热潮中，西方人发现，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最好的拯救良方莫过于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他们发现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处事原则、“无为而治”的行为方式，对弥补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热了起来。
当时很多西方学者到中国来寻找失落情感的归宿和医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药方，像英国哲学家罗素就在1919年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国人提倡的礼让、和气、智能、乐观的人生之道远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学习中国的道德哲学。而西欧的民众尤其是青年，纷纷组织团体来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国当时著名的组织“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鸟”就以老子为精神领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学为依归，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团在章程中写道，德国的青年深受组织的束缚，拘束自己的创造精神，因此现在要以老子为导师，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权利和无条件的自由。
1919年，德国诗人科拉邦德写了一篇《听着，德国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欧影响广泛，当时有位名叫魏时珍的中国学生到欧洲留学，发现大学的教授十分热衷于与他探讨中国文化。一位姓陈的中国学生在欧洲旅行时，发现在一所乡村中学里，老师向学生讲授“无为而治”的道理，并盛赞老子学说比孔子学说深奥。当时老子成为欧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国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对于老子的崇拜，在战败国德国体现的尤为明显，战争的失败使德国民众对西方文化弊病有着更深的切肤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剂清醒剂，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国青年的崇拜，当时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时怀中大半带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现在的青年人却带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