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传统杂议

[水清月现]

我后来在候机厅又碰到一个农人旅行团，像是集体去什么地方玩，他们在相对安静的候机厅里扎堆打牌，就像在自己家里玩一样，毫不掩饰地大声说笑。我上前提醒他们这是公共场所，他们没有不高兴，马上就放低声音了，但过了一会又忘了。我从这些尚未走出传统社会的农人身上并未看到绝对的自私自利及不可救药，而是未经驯化。

我发觉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当事人均凭本能和习惯理解和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懂现代社会在所有连通的外表下自我与外界是隔绝的，因为不懂这层隔绝，也就不明白彼此隔绝的个体靠什么东西维系在一起，这时的“一起”就是公共场合的统一规范。认识到这一点，你再审视西人便会发觉他们在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把握分寸的，连潇洒无羁都由内心导演，无意识的任性要远远少于“东方”人，所有的努力都意在保持隔绝。他们自己社会有这种保险暗锁，再在“禁闭室”里喷洒自由香精装点，却把香精推销给毫无保险暗锁的“东方”，让香一熏便陷入乱世的人们自贱到底

传统社会的本真除了来自自我意识弱，还缘于人并不需要具备两套行为：私行为与公共行为，那时一个人一生行为都不必在陌生世界中完成，时常生命平方不超出数公里。将私行为与公共行为截然分开，是工业化、城市化、市民化的结果，需要一两代以上的市民生活，更需要意识到这一点的上层建筑有意驯化。

读到这里，我们已明白中国文人们艳羡了上百年、并痛恨自己贫而莫有的东西实际是什么，并大致知道了获取的路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西学宝典里的真传，除了为现代自由社会奠基，还有另一面，在早有宗教排他传统的西方，统治集团利用被悉心强化了的自我意识和集体优越感两百年来对他文明实施了致命打击。

集体优越感对内是个好东西对外则未必，长居西方的“东方”人初尝风度礼节外壳后，渐渐地会尝到其苦涩的内核，即集体优越感与对外的狭窄性和攻击性时常成正比，可谓水涨船高。尝透的人甚至会出现逆反心理，觉得与其受这种转着弯的坏，还不如与直接坏的人在一起，不但坏的程度不一样，受创的程度也小。如果说自我意识是现代“个体自由”社会必不可少的内在平衡，当它凝缩成集体优越感对外则成了一把利刀，在没有深厚文化传统的西方（因宗教信仰造成历史的断代），经营集体优越感除了用维护公共行为标准这一只脚，还靠制造认同和排斥、确立外部对立面这另一只脚。这种优越感有别于自古先进文明对后进文明的天然优越感，它不是保守型的而是进攻型的，是专门针对对立面设计的一条踩踏的精神轨道，是与征服世界相辅相成的导演世界的一部分。这条轨道随着征服的脚步一直铺进异文明的心脏，在几乎所有没有相应集体优越感自卫的地方引发了逆向种族主义。百多年来中国的“西化精英”均逃不掉这条精神轨道，因为这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门槛，不知不觉中甚至在潜意识里就被引上去了，日本人挤进统治者“俱乐部”先作打手也是这条精神轨道的牵引。

这把利刀将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野蛮的”，一边是“文明的”，如果说工业化的领先与军力的强大还不足以折断一个被打败的文明的精神脊梁，这场史无前例的切割将失败者彻底打翻在地，在每一个文明的身体上都挖了一个几乎永远合不上的大缺口。一百多年来，是中国上层建筑近乎一致地接受华夏文明的道德卑贱，致使这个文明一步步土崩瓦解，而接受的一大部分理由，并不是军事与工业的落后，而是来自这个致命缺口。因为在西方集体优越感的心理攻势下，我们在潜意识里接受了深及根本的自我否定。这是一种没有回归路的自我否定，这条惯性的精神轨道在人们无知无觉中输入了正面和负面思维，在这一思维分水岭的主导下，客观理性自动放弃了自卫，世间罕见的逆向偏见成为习惯性的思维导向，左右着人们对自身及对外界的判断能力，颠倒着人们的视野。

关键是人们对这种心理攻势毫不觉察，更不知导演舆论的手是有预谋和有组织的，被放在这个手术台上的“东方”不但遭受军事占领、经济割据而且在无意识中遭受心理裂变。西方统治集团暗中运用“移除集体优越感”（一些传统文化深厚的文明天然具有的）和“营造集体优越感”（制造认同和排斥）分裂他人版图，在世界范围内经营优越感和卑贱感以便导演世界，为征服铺路。而这需时漫长的心理策划多为被征服者所不察。香港公民对大陆人的嫌弃（所谓香港认同），台湾人称自己中国人的心理障碍，看起来是自发的，实为这条精神轨道的捕获。“集团”干这一手老到了，靠心理操纵可以让某地人将卑贱当成尊贵，表面看是嫌弃对立面没有自己已经学到的礼数（标准统一的公共行为），其实是界之意识在作怪。

 

[水清月现]

前不久我看到一部加拿大电视台的旅游纪录片，这类片子在西方一般都有一种程式，我称之“分裂程式”，专用于“敌对国”，只要是他们视为对手的国度，哪怕是游山玩水，也事先套上这个框架。因此这部片子事先就有导向，即必须将香港与大陆分开，一如这套旅游纪录片的上集走访加拿大华人聚集的温哥华，谈到华人美食，挑出一家记者眼里最好的中餐馆，猜猜大厨是何方人士？一个日法混血儿。这个头衔是不能落到纯粹中国人头上的，尤其是大陆人，除非是暗中投靠或公开反华的大陆人。只要弄明白我说的这种“分裂程式”，对他们走到哪儿会怎么做基本上就能看清话语下面的套路。

果然一到香港，记者先邀来一个引路人：英国路透社驻港记者。我们从这一套制造话语的技巧会发现，牢控话语权是从严把解释权开始的，来香港旅游找一个指导，不找香港人，解释香港的权力还得在英国人手里。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报道就更是如此了，无论什么领域，哪怕是纯技术领域，比如考古，最终的解释权也不会交给中国专家。我新近在法国电视五台看到一部讲中国古文明的电视纪录片，凭良心说已经非常正面了（只是镜头一回到当代中国老是对准又穷又脏的角落），以前从没看过类似的，想必是为了解答很多法国人对中国“突然发迹”的疑惑，因为在长年欺瞒下，中国可是贫穷落后集大成者，怎么变成有钱主儿了?所以这部片子的宗旨是承认中国古文明还是发达的。但是讲中国商、周、秦，中国专家只对某些具体考古细节有解释权，总体解释权不是交由日本人就转由法国人。给人最后的印象是你们虽然古文明不同凡响，但你们就像如今的埃及人或已经消失的玛雅人一样，对埃及和玛雅古文明的研究、解释还得靠我们西方人。这种独断中国人一般都看不到，因为很有技巧，然而却是“独”到根上、“霸”到极点的，西方的自由多由这类“独与霸”掌控框架。独断解释权，是西式独裁非常巧妙的掩蔽所，此一保证核心权力的方法有点像以公共行为标准掩藏和保护私行为，民主形式和言论自由则类似公共行为规则，人人尽量遵守，但并不触及核心权力，前者的宽容、开放、分享、透明、相对和理性丝毫不影响后者的狭隘、封闭、独霸、隐匿、绝对和非理性。西人本性的这种极端两重性几乎完整地延伸到其体制内，也是我们与西方交手两百年，始终被蒙在鼓里的，以致看人把只据个体表面的公共行为视为全部，看社会也见外不见里，甚至根本不知里的存在。当然这种里外双层统治模式并不是哪里都能行得通的，须有百姓自觉向强权解释权靠拢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基础。

话说回来，那个被赋予解释权大任的英国记者果然配合默契，马上按“分裂程式”为纪录片定好框架，还把自己的香港女友带来从旁佐证。香港女人一露面见加拿大记者仍称她中国人，颇为不悦地特意强调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她大概不知道这正是西人眼里自我意识薄弱的表现，人家张口闭口香港人是为了对中国下刀子，骨子里不会把你看成中国人之外的人（九七拒给香港人英国护照就是明证）。蓄意营造香港人的集体优越感（相对于中国大陆），可是深藏祸心的，一如同样在做的对台湾人、藏人、蒙人（日本人投资的那部有关成吉思汗的电影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是在谋略之内的，可不是搞什么艺术，而且各个环节，哪怕是跨国的，都是配合好的）集体优越感的经营，西方各类“国际”传媒及文化机构不惜人力物力正做着经久不息的接力。若不采取相应办法阻止这场蓄谋已久、从未停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心理割据战争，败是迟早的事。

为了让自己的卑贱行为具有道德理由，这位香港女人开始比他的英国情人走得还远地数落起大陆的不是，无非是食品“有毒”（特别强调香港的食品健康，好象香港的农副产品不是由大陆供应）、空气“有毒”（好象大陆与香港不是连山带水）、产品造假（忘了香港是一大源头）之类已变成“副歌”的那档子事。

越是深嵌中国人弱点的“精英”（自我意识弱），越是与审视对象（对内对外）拉不开距离，视野才如此狭窄，观点也才如此激越。上述那个自以为已加入西人行列的香港女人，学“自我意识”也只学到踩踏自己人的水平，并未真正学到西人的自我意识，那种自我意识是以个体与群体的纽带为思维轨道的，怎会在外人面前如此贬损自己人？

在这般暗地进攻下，自身强化自我意识与集体优越感就成了与军事自卫同等重要的自卫和自强武器。两个世纪的动荡和乱世（外部强权主导或旁引的外抑内耗），这个国家不但身体被抽空，精神也被吸食殆尽，一流思想家被边缘化，上层建筑变成三、四流模仿者的盛宴，加上资本化本身就是要打掉一个文明的精神龙头，三十年计划生育又造成优质人口锐减，致使智力弱化、精神萎糜。

传统社会靠束缚个人欲望来建构社会群体，在私欲泛滥的现代社会若自我意识未被强化，则会出现社会混乱、物欲横流的现象，让本质无序的资本竞争社会显得更加无序。中国社会就处在这个节骨眼上，传统道德教化土崩瓦解，本来就弱的自我意识不但未被强化还随着沦陷的传统而流失了。没有自我意识自律又道德沦丧的社会最可怕的还不是社会无序，而是上层建筑缺乏自我意识，被自利本能吞没，导致甄选机制倒转，陷入恶性循环，高品质的人被淘汰，体制逐渐被无能鼠辈盘踞，责任、原则、戒律形同虚设，忠诚扫地，奸佞当道。

外部挤压加内部蛀空，文明的解体步伐还将加快，当上层集体无意识进入民间潜意识层面，则无论审美权、道义权追回与否，皆无可挽救。

 

[水清月现]

边芹：卖得是不是太贱？
——兼谈我有没有说真话资格


（我其实不想把自己搅入，一直就意识到不要试图穿越自己的文字而存在，那就像再造一个人生，必是做作甚至需要谎言的。但总有人用他们狭窄的思维一次次要把我的言论与我在哪里对立起来。我以为真正划界的是良心和自我意识。但我还是要迁就一下糊涂的人，谈谈我有没有说真话的资格。下文是我即将出版的旧文集汇前言的一部分，做了挪动和增添。）

在我开始写有悖主流意识的文章——其实既算不上“批判”更不可视为“攻击” 西方，只不过不再仰视赞美而是陈述真实——以后，指责我最多的无非是：既然在西方不好，回来受苦吧。这话的逻辑大约是：不好，你为什么呆在那儿。

我想在此一劳无逸地澄清一下：我在西方客居并非移民，未有一刻我想抛弃自己吃中国饭的权利。非但如此，我让孩子也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中国教育，因为我不认为这个文明已经下作到不值得后代承接了。我不是唱高调，如果他想出国深造某个专业，我是赞成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引导他专学能出国或在国内能进入外国公司的专业，也没有让他把学外语放在无比重要的位置，尽管我知道二十多年来在全国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现象，再穷的国家也只是底层弃船而逃。

我这么做出于以下原因：一我知道历史就像一个人，会有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昏头，甚至昏到认不识自己，但它有既定的轨道，昏到一定时候会醒过来；二对西方深入了解后，深信他们的领先是暂时的，靠压榨甚至打劫别人谋得的富裕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三不想让孩子受精神上甚至肉体上的苦。一般移居后精神上的苦不会马上觉察，甚至对肉体上的苦都能苦而不觉，头脑事先被灌输的那些美好幻想会让人在若干年内有一份免疫力，加上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文明都有伪装出一个外壳的特点，本性收藏得很深，所以绝大多数人一上来头脑和眼睛都被收缴了，没有个十到十五年不会被放出来。但除非你早就丢掉了尊严和良心，否则你大约会在十至十五年以后，也就是你好不容易打拼到一口安稳饭、靠语言和知识水平的提高开始平视周围时，随着一点点收回头脑和眼睛，一层比一层深地感到我说的精神之苦。

十年的打拼是一般选择移居的人最起码的前奏曲，至少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安顿下来（读文凭、找工作、安家），喘一口气，就像恋爱，迷上外表拼命追，好不容易对方首肯开始张罗办喜事，筋疲力尽办完婚事，找到同居的地方正式过夫妻生活，这时才开始审视“新恋情人”，看到表层礼俗下面的本质，并逐渐发现当初的决定不如想像得那么合算，但回头已晚，只能安慰自己一样是失落，在外多少还有一层遮羞布，只要国内继续崇洋，这薄薄的面子就还能撑着。斩脉断根的人在表面的一把银子下，其实是凤凰浴火的过程，绝大多数都化成了灰烬，涅槃的吉光片羽。

但心理大败的中国人早已目光如鼠，看不到那么远了。我发现，我这么教育孩子为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人不解。现实之荒诞即在于，事实上相当能干有为的他，在诸多亲朋好友眼里，却远不如拿了父母几十万出国“留学”（实为移民）的孩子。那价值虚构的力量早就人为扭转了众人的目光，让他们见黑是白，见虚为实，哪怕我以身作则也无法阻挡那股迷信的洪流。荒唐时代的标志就是那么多聪明人用正在做的所谓聪明事成就着自己的傻瓜人生。花大钱让独生宝贝天各一方去洋插队，以为成全了他们也成全了自己！就不怕自己老无所依，更不怕文明失了传人。一个文明被彻底打垮恐怕莫过于此了。

因此那些因我人临时在外而屡屡质疑我说话资格的人，可以不必再以此说事了。何况即便情况与我不同的人，他们带着梦想移居国外，不丢尊严和良心，不背弃祖国，还将在外看到的真相说出来，救国于危，又有什么逻辑背反呢？我尊重那些在国内一无所有出去白手起家的人，那些从没有沾过任何特权却用双脚征服世界的贫民；我鄙夷的是享受着特权、领了走的盘缠的人。

只要中国存在问题、我们就无权寻找西方的真实之逻辑，才是难以推理呢。以这样的逻辑，倒过来推难道不可以吗？你对自己的国家如此厌恶，为什么不走人？现在这个时代，谁强迫谁啊！有本事把好位置让出来，别吃里扒外。既然觉得作中国人如此不光彩，何不离开她、忘记她、投奔向往的国度以去心头之患？那些脚踏两头船的高干、公务员、明星们，有种就放掉这头的好处，另图高就，我倒也佩服，至少把机会和便宜让给了别人，也减轻了国家负担，何乐而不为？

再说，我并没有把西方说得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不存在；我也并未反对西学，只是提醒要绕过花招学真传。神话的产生除了灌输还有距离，距离会大大滋生神话，所以没有人去近距离观察研究，又怎么能了解真实呢？时代的误会周期就是二十至三十年，再长那就需要知情人联手隐匿真相才可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又是为谁而隐藏真相呢？

我最近遇到一位打算让孩子移民西方的人，嘴里老挂着那边空气好（自己所在城市空气可能比不上荒原海岛，但不比外国大城市差多少）。自北京发生雾霾后，全国的城市好像都沾了“光”，不管自己实际吸的是什么空气，都肯定是不好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任何鸡毛蒜皮的不尽如意都成了弃国的理由？北极空气好，你也去吗？非洲没有工业，你是否也要向黑人讨国籍？什么东西能跟祖先创造的文明和打下的疆土交换？虫豸般的一生只在文明和疆土这根不断的链条上，才被赋予微不足道的意义，非此“活”不过行尸与走肉。

令人悲哀的是，行尸与走肉已布满这个国家的核心与上层。许多高官厚禄的人，占着这个社会的好位置，却以子女尽可能早的接受西方教育换得外籍为人生目的。他们的做法我费尽心思找不到合乎逻辑的地方，即便只为了眼前利益也不一定划算，哪有自己在一个地方从山脚好不容易爬到山腰和山脊上，却把得来的好处全用作将子女再送到另一个地方的山脚下，哪怕那边的山脚与这边的山腰能吃到同样的白面馒头，甚至面更白一点。吃什么用什么能跟所处位置交换吗？国内某重要报纸的主编破财费心把孩子从中学就送去美国，花了几百万，小孩总算在那里立足了。大树掌门人知道不知道，这孩子可能若干年后通过汇率和工资的暂时差距，赚钱赚过了自己（扣除事先几百万的投入，也不见得合算），但即便比爸爸能干也永远坐不到主流报纸负责人的位置上，主流社会的这种位置不但自己这一代想都别想，就是到了孙辈，也希望渺茫。什么叫主什么叫仆，道理即在此。高级仆人可以被喂得脑满肠肥，但改变不了仆的位置。

在中国这个没有血缘等级的社会，对个体来说，大树掌门人的位置可能只是大学读对了地方，或求职投对了门，或时运命济；但对整体来说，这个位置与汉武帝驱逐匈奴、岳飞抗金、甲午海战、台儿庄血战甚至抗美援朝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位置下面曾经血流成河。某个军队高干子弟在公有制那三十年尽享膏粱，改开后即出国拿了日本绿卡，在日出生的孙女前不久考上东京大学，高干喜不自胜四处电告，周围一帮南征北战的老战友个个艳羡。好像他们所处位置不是由无数抗战将士的白骨堆建？好像1937年以后太平无事，我们早已生活在“东亚共荣圈”。你能想像一个日本骨干军人做同样的事吗？这样的军队不要说夺回小岛，就是在手江山又能守多久呢？

这个国家如今让人尽失信心，不在各种问题和不足，那都是有望解决的，而在“主们” 尽失自我意识！历史上、人世间，除非被占领国家（明的或暗的），才会有这么多无头的主儿占着宝座，也才会上面攀着枝下面在锯枝。如果“开放”与“接轨”最终是为这班“主儿”作买办、行代理（或通过子女西移作间接买办和代理人）简化了手续并提供了道德借口，那我们有权提问：我们为什么被卖？如果我们被卖，只是换得“主们”的儿女在西方谋得个上等仆人的位置，我们更有权提问：卖得是不是太贱？!

 

[水清月现]

被导演的世界

阅读提示：关于素质、集体优越感和匮乏感 社会匮乏感犹如决定一个社会能否以公德水平站立起来的一只脚，另一只脚则是集体优越感，前一只脚靠时间，后一只脚靠驯化。

撰稿｜边　芹

集体优越感

　　这是巴黎地铁里每天可能上演几百次的情节，在一节车厢内，上来一个黑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白人。面对两个空座位，三个人的行止视情境会有微妙的不同。如果是非高峰时间车多人少，旁若无人第一个去抢座的十之八九是黑人，而且必占顺车座，倘若还人高马大，坐下时横肘岔腿，搅得四邻不安，他自岿然不动；与黑人野豹般蛮横都不找托辞的态度比，中国人轻手轻脚，像柔软透明的蠕虫，不扰不烦地坐上剩下的那个逆车座。他既不像黑人“勇往直前”，无意间给周围人一种挤压，也不似白人“审时度势”，警觉自己别露出裙袍下的小我，他是“与世隔绝”的，仿佛蜗牛，身上有自己的小房子，挪到哪里都只是小房子的主人，周遭世界有而无碍，他既有足够的温顺不让四邻人仰马翻，又有充足的顽逆无视他人的眼神；再看那个白人，这是三人中行为最复杂的，乍看也最有风度，看得出本能已被放进利益的过滤层，再放出来的鲜少赤裸裸，他就像精装修的房间，雕顶画柱已将不漂亮的悉心收藏，又好比一个雷达，敏锐地测度四周的风起云动，精密地计算着得失。得失在他已上升了维度，在蝇头小利面前，占小便宜与对周遭世界的把控，他在乎的是后者。控制欲于他们和生之本能并驾齐驱，车不挤，且巴黎市内站与站很近，十站也就十多分钟，不坐实在算不上大损失，何不表现自己根本不屑与“蛮人”为伍，失小利赚得优越感这笔账他算得一清二楚。
　　会算这笔账的人不光要有集体优越感的基础驯化，血管里还须排尽匮乏记忆。　　富裕社会的真正标志并不是百万富翁的多寡或城市的奢靡，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人生细节的匮乏感，这种感觉的强弱可以左右人的基本行为，而且心理过渡的时间漫长，需要至少两至三代累积才产生移变。饥饿的记忆并不会因为几顿饱饭而抹去，要想摆脱饿鬼的追随，得从来不饿肚子才行。上述场景里描述的那个白人，至少已是匮乏感消失后的第三代，他的祖父辈尚残存直接记忆，父辈即便已餐餐果腹，也挡不住上辈的记忆透过血脉顽强地支配他的本能，要酒足饭饱至孙辈才有足够的满足记忆抵御由匮乏感支配的那部分急躁本能。社会匮乏感犹如决定一个社会能否以公德水平站立起来的一只脚，另一只脚则是集体优越感，前一只脚靠时间，后一只脚靠驯化。
　　人们对“素质”评头论足，动不动引向文明甚至人种，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靠工业化抢先一步，一百五十年明火执仗、半个世纪暗中打劫，合起来两百年只赢不亏，尚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内耗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告别匮乏社会（注：法国70年代汽车渐次普及、贫民窟消失，80年代初第一条高速铁路通车，但到90年代中才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中国从1840年以后不断遭受列强入侵、劫掠、分裂、围堵并导致内乱，与连打带抢、一路顺风的西方正相反，在同样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从匮乏走向匮乏。

把两个匮乏水平线截然不同、且在一个多世纪里一个踩着别人上升一个被别人踩着下坠的社会，以一句“人的素质”扯平（此处不是指自我批评本身而是拉西人对比），是中国“精英们”犯下的愚蠢而不负责任的错误，这一看似公平的比对，彻底摧毁了一个古老文明的自信。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匮乏的峰尖（历经一个世纪的战乱、又遭三十年经济封锁且“文革”刚结束的中国）正好走进匮乏的谷底（刚完成经济高速增长、危机尚未袭来的西方）的中国人，坠崖感之重，造成目光严重扭曲，不但看不到在强盗当道的世界一个被打压的民族为独立不得不付的代价，而且不再可能实事求是分阶段看问题，自卑到不把自己一棍子打死不足以抚平心口的创伤。

密封在包装盒里的蛮性

　　只看到车厢里的第一幕便对黑、黄、白三种人盖棺定论，有如刚刚看完序幕就总结全剧，后面的场景变化会演绎出完全不同的剧情。如若高峰时人多车挤，三个人的角色会有微弱的调整。黑人继续我行我素；此时“站”的潇洒成分被拥挤转化为狼狈，白人的行为便接近前一场景中的中国人，唯一的差别是没有中国人的淡定，既要便宜也就无所谓占理，他可有点占好处还要堵四邻嘴的架势，他最怕的不是有没有座位而是失去对自己所处环境的把握。高峰时匮乏感上升，虽是暂时的，但也照样发动了似乎已藏得很深的本能。观察他们抢座像看悬念电影，结尾是收藏到最后的。不似中国人一抢便让人一览无余，他们会悄悄地蹭到你前面，不动声色地用肘子阻挡你，暗暗挡住你是为了自己抢先还不失慢条斯理的风度。那情景看了真让人又恨又爱，恨是他们抢了你的座倒让你显得没风度；爱是他们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努力遮掩深藏的欲望，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世上没有一双眼睛能看透他们。
　　若逢大罢工，在挤破脑袋才能上车的情况下，剧本似乎又要重写。被优越感裹挟得风度即人生的宠儿，千万别落入“你死我活”的境地，那就像千里长堤毁于一蚁，又似精于十八般餐桌礼仪的绅士一朝落得徒手抢一块活命的面包，让人惨不忍睹。曾密封在包装盒里的蛮性，一旦放出来，比露在外面食毒饮鸩惯了的，要浓烈得多，有如太正经的女人一旦放荡，不荡到底是不回头的。三人的角色在风云变幻间英雄坏蛋的逻辑被摔得粉碎，此前脚前脚后铃铛似地跟着个“蛮”字的黑人，极有可能两肋插刀，绿林好汉般地辟路拽门，为挤成蚂蚁的众生打抱不平；中国人则愿意自己挤一挤让你也夹进来，从占便宜到牺牲自我他时常一步跨过去，拐弯抹角都省了。在第一种情境下露不出微笑的他，脸上依然故我，好像三段场景在他都是一场戏，那略微抽紧、被无数文人指责为“麻木不仁”的面孔，到哪里都不是好演员，内里被良心捆绑，他可没有底气视人生如戏；在地球舞台如同在小小的车厢，能做最佳演员的一定是随时进入剧情的人，擅写剧本的白人“演戏”的水平人人难以望其项背，看清“戏中人”也是向西看的一个槛。此处的“演戏”不是人人皆有的做作虚伪，而是有意识有步骤地导演自我行为，为收掩真我编织剧情。因而走到哪里先被自编自导的情节绑架，别人一生一个舞台足矣，他们却要不断地换场子，凡事都要置幕布景，藏匿真我势必要费心设计一个假我，做土匪的偏要演将军，于是将军土匪轮番上演，只有一事命一般拴在腰带里：压人一头。这不，在灰头土脸的拼抢中，为躲避贴身近肤的周遭，他们是角色变换最大的，抢了位子依旧安身不下，为周围的眼神痛苦，又要做强盗，又要摆出义师的派头，可惜车厢里短兵相接，撒个谎都走不到头就要砸碎的，苦了那副回肠三绕的脑子。那一黑一白两个蛮主儿，这种时候就像一对孪生儿，好像隔着上千年的进化路，冤家终要聚首，都是擂鼓撼拳的胚子，只不过一个赤身裸体，一个浑身罗绸。
　　会不会算收掩本能的细账，除了天性，主要取决于集体优越感学堂的驯化。内心无羁无界的民族很难自生集体优越感，那是一种无道德底质的心理状态。如果说虚荣心出自本能，优越感则必经人工培育。构筑“集体优越感学堂”是不为世人熟知的巨大工程，我在《美俗与美德》一文中写过“将个体虚荣心转化成集体优越感，是现代民族国家森林之王们的秘密兵器”。既为秘器，便是不向外人推荐的。因此建造了两个世纪的庞大“学堂”，取经的中国人却是一无所知。有几人知道19世纪英、法及后来的美国争先恐后办世博会的深层动机？

重新定义“野蛮人”

　　进入工业文明以前，欧洲的航海家和商人已做起人贩子，那时有一种娱乐就是将新占大陆的“土人”带回欧洲送给宫廷贵族观赏，但那时“野蛮人”并未脱出我们中国人也熟悉的“蛮夷”概念。被带入贵族沙龙的土人，一般也是蛮邦的头人或王族，以原始的异貌奇装受到猎奇式的礼遇，展示他们更多的是炫耀欧洲人的冒险精神，而非刻意树立对立面以汲取优越感。在这些作为“展示品”的土人队列中，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尽管欧洲商船早就抵达中国海岸。转折点是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枪炮战船赶到商船的前面，现代意义的“野蛮人”概念被引入欧洲，这个概念有别于古典时代对未开化文明的一种指认，而是涵盖甚广，把工业文明光照之外的世界一古脑囊括其中。“野蛮人”的原始含义被抽换，一种人为设计的对立于19世纪欧洲人的全新含义被赋予其中，从对立于大工业及城市布尔乔亚文明到对立于欧洲白种人及基督教，对对立面的重新设计，旨在为征服提供道德借口，同时让被征服者接受原罪。
　　我以为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心理策划，它不但深入骨髓地渗透于西人所有行为规范中，而且颠覆了他文明存在的道德和审美理由。翻倒这两个理由，才真正扳动了文明消失的发令枪。在这场庞大心理战之前，各文明盘踞于各自的水土，不管发达还是落后，相对于他世界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来自社会阶层的对等，不会发生西方社会的小瘪三也能坐上王公贵胄的筵席。对等是因为有自己的文明价值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其他就是对世界的解释权。一个文明是围绕着这一解释权同生共命的，它也是一个社会的中上层生存的精神理由，所以除非天灾人祸，中上层社会不会像下层社会为一口饭离乡弃土，谁会为一把银子丢弃祖先留下的疆土？
　　然而这个相对平等的世界自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那个各活其命的世界其实是随着西方从他人手里收缴了对世界的解释权而沉落，从此竖起了一个只有西方能定义的价值标尺，和搭建标尺的所有思维参照物

。是思维参照物对思想的覆盖让人心甘情愿被悬于杆上，顺着这杆标尺，他文明个个逃不出生来劣种的命运，连对自己历史的解释权都被明抢暗劫地拿走，只剩下卑贱感和自戕的快乐。是这杆标尺搭建了史所未有的人肉金字塔，深入人心的“高贵”与“卑贱”尺度，将他文明的智慧一网打尽。从此金字塔顶尖的“吸血鬼”们具有了永久打劫的合法性。暗中劫人劫心比掠尽地下的金银铜铁、地上的血汗要可怕得多，前者还可能从泥潭里再爬出来，后者可能永世不得翻身。一个文明失去对世界的解释权，实际就是进入正式宣布死亡前的漫长休克期，它活着而不再思想，它的中上层社会开始分崩离析，投靠拥有解释权的新主。解体过程前后跨度百年以上，没有斩首的血腥，只有奔逃的兴奋，看清首尾的人凤毛麟角。

土人展品队列

　　解释权被劫看起来是枪杆子决定的，其实那只是征服的一只脚，是看得见的脚，真正的劫掠是靠导演世界的手。19世纪再带回欧洲的土人，地位已一落千丈，他们再也进不了贵族沙龙，至多为炫耀心强的主人客串一下有色仆人；知识分子中也再无卢梭似的浪漫者讴歌美好的“野人”，而出了一群达尔文似的科学家，为工业文明领先的欧洲搜集人种、文明优越的证据。此时的“土人”已沦落为“异域风土”，与从远邦运回的长颈鹿、大象同命，被收进动物马戏团，在西洋以及后来的东洋巡回演出。从中国两米多高的怪人到暹罗的连体兄弟，从非洲患白癜风的花斑人到加那利群岛的毛人，观赏异域风情的戏台渐渐变成以他人的不正常凸显自己的正常、以刻意塑造的对立面培养自身优越感的舞台。从这一细节颇能看透中国人与西方人精神世界多么地南辕北辙，中国人向外看是去寻找他文明中最美的东西，而西方人专门搜集别人最丑的东西（当然最好的东西是由精英偷偷劫取，偷窃的过程和结果都不让外人和自己的百姓知道），这个癖好至今未变，只不过手法隐晦而精妙，有传媒、电影、现代艺术、非政府组织之类的高尚舞台，和各地头脑异类（有别于当年的肢体异类）同台汇演。
　　位于巴黎十六区的“风土驯化公园”就是为此目的建造的，它是19世纪工程浩大的“集体优越感学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学堂”强化训教的场所，它的实际名称应为“人动物园”。19世纪后半叶的某个周末，你如果走进这个公园，会看到裸露奇大后臀的非洲霍屯督族女人，与猿猴关在一起的澳洲土人，头顶羽毛手舞足蹈的印第安人，或脑后拖着辫子的中国侏儒。走到池塘边，一群赤身裸体的黑人随着衣冠楚楚的白人绅士抛掷零币的手，狗一般扎进水里争抢铜钱。那水花飞溅、浪笑不止的情景，简直一池令人大快朵颐的人肉饺子汤。此等“学堂”的驯化方能刻骨入髓，从19世纪初到上世纪50年代（1958年最后一家“人动物园”在比利时关闭），足足一百五十年寓“教”于“乐”，直到电影与现代艺术及传媒接过衣钵，将“学堂”转入地下。地下“学堂”继续它导演世界的使命，直到“野蛮人”的目光也被彻底锻造。
　　中国人是在鸦片战争后走进土人展品队列的，他们排列在各色土人中被制成石膏头像作为劣等人种的头骨展示着，动物马戏团里也有了他们的身影。正是19世纪欧洲人将马戏、杂技与劣等文明及人种的特意勾连，让脱亚入欧的日本人心领神会也远离这门技艺。如今中国杂技艺人每每在欧洲捧奖并以此为荣，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日本人和西方人不与他们拼杂技奖（除了魔术）究竟出于什么“风度”，这“风度”是人家心里早划好一条界：“高贵”人种展示头脑，“劣等”人种才玩肢体的花样；也不清楚为什么在倒掉的东方阵营，杂技被提升为艺术并被广泛推广，那并不仅仅是破格提升平民艺术，而是为了与列强争夺话语。

“导演世界”的舞台

　　动物马戏团、人动物园都只是那史无前例的人工大布景的小舞台，真正“导演世界”的大手笔是世博会，几大都市轮番上演。我们一般只知道世博会历史推荐我们知道的那部分，至多也只知晓那是19世纪列强间炫耀工业化成果的攀比大会。我们不知道的是，世博会是电影画面、现代传媒出现前西方人以当时的物力对世界的mise en scène。法文Scène有舞台、场景的意思，全句则有导演、上演、布景、设置剧情等意。在好莱坞电影、黑帮式秘密牵手的现代传媒到来之前，“导演世界”便已经开始，从那时至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世界都已经过导演、布景和设置剧情。意识到这一点是惊心动魄的，近代以来我们的目光在多大程度上被“导演之手”左右？！
　　19世纪的世博会是当时“导演世界”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声像舞台，是“人动物园”布置的对立世界的精装扩大版，它的真实目的不是展示世界的“丰富”而是营造世界的“鸿沟”。这也是英、法、美如今不抢着办的症结所在，因为利用展会公开导演世界做起来亦难，反而要平等地为他世界提供展台及公平竞争的机会，为他人做嫁衣裳或不能损人利己的事是不做的。
　　19世纪当中国人还站在棋盘一角看世界的时候，西方人已自认棋盘主人俯视全球，“导演世界”由此而发。透析西方人没有比“导演世界”四字更好的视角了。如果说“征服世界”是外在的西方，是人人看得见的部分，“导演世界”就是内在的西方，是秘而不宣的内核。这是一架庞大推土机的两只轮子，缺一而不可站立，缺一而不可前行。而正是内在的西方是我们一百多年向西看而从未越过的坎，越不过这个坎，自然也就看不透我们的目光早就落入“导演”的指挥范畴。征服世界必须让征服者接受使命，让被征服者接受命运，此乃导演世界的目的。要让打人的人觉得打得值，让被打的人觉得该打，需要高超的导演技巧以及旷日持久的情节，这台戏一搭就是上百年。征服者是衡定的，首尾不管绕多大的圈都衔接得起来；上窜下跳的是被征服者，首尾终将身首异处，再也衔接不起来。

 

[水清月现]

《挽救中医》编馀手记

龙子仲　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4月

　　大约两年前，在北京见到吕嘉戈先生，聊起中医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的话题，在座者心里都有些忿忿。当时我曾约他，应该把这些问题编成一本书。否则，我们外行人光觉得中医现状存在着大问题，只从文化上去思考原因，说一些漫无边际的话，却不知道问题具体出在什么地方。——我一向觉得，宴谈文化本身其实是一件挺虚的事情，因为在文化观念实施成组织行为和个体行为的过程中，已经没有纯文化的东西了。是各种权和利的杂质，左右着这个过程……

　　到今年元旦，收到吕先生的来信，说书编出来了，让我去北京取。我即去了一趟北京。取回来一看，可谓编得颇详实，而我也看得渐渐地有些义愤了。

　　过年耽搁了半个月，过完年发排，拿到校样，又更仔细地看了一遍，这才觉得它其实是一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都有启发的书。

　　这里面展示的中医与资本、与观念、与制度、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视为一个很典型的个案——一种传统如何在“现代性”的挤压下披枷戴锁、气喘吁吁、灵魂出窍的个案。这样观察起来，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资本阴谋吧，其实由马列主义武装过的我们对它并不陌生。马克思毕生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就是揭露这种阴谋。但我们往往会忽略它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也是资本制造出来的，或者说，资本最大的制造其实就是文化。而且这种制造，还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它会使资本的吞噬变得更隐蔽、更文雅。我觉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探讨的一个主要命题其实就是这个。

　　资本的文化制造成功之后，历史就开始变得吊诡了。

　　这种吊诡体现在中医遭受的两次制度性的打击上。第一次发生在1929年初，民国政府通过“废止旧医案”。这事闹得沸沸扬扬，后来也有点不了了之。这里面有意思的是，它还有过一个跟语言有关的细节，那就是“旧医”这个名称的确立。当时对中医究竟该称为“国医”还是“旧医”，有过讨论。国粹派主张称“国医”；科学派主张称“旧医”。结果科学派占了上风。这一字之差，透出了很深的历史意味。——“旧”意味着它是不新的、过时的。因此也就是应该被否定的。把“过时”跟“否定”等同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观念中的一种基本迷信。这种基本迷信跟“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只是在时间矢度上有所区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其实都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但是迷信泛滥开来，就一发不可收，发展到后来，就是极端化的所谓“破四旧”运动了（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破四旧”在信仰力上终是一件挺豪迈的事儿），它们是一脉相连的。这种一脉相连，甚至超越了政权更替所带来的历史清算。

　　于是，第二次打击就发生了。这是1951年，新中国的第一届卫生会议。那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完成了一套对中医的管理制度。今天回过头来仔细分析那套制度，可以看出，那样实施下去，中医是必死无疑的。因为那套管理制度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消灭“人”。——消灭什么人呢？就是要消灭以“中医”作为生存身份的人。这一手其实是非常高明的，因为在一手那么去做的时候，嘴巴里还可以高呼“要保护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一点也不得罪人的样子。……可是，人没了，遗产搁哪儿呢？保护，其实是一种权力。有权力才会去保护。人没了，遗产没有了具体的产权归属者，那么实际的结果就是，没有人会去保护它。所以人的问题很重要。 孔子 当年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说完兴灭继绝之后，还专门加了一句“举逸民”。我看，中医最后恐怕也得弄到“举逸民”的地步不可。这事儿也挺吊诡的。

　　中医混到这步田地，剩下的，也只好是一副花架子了。

　　这就是这个个案给我的某种启发。

　　我觉得这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对中医教育的问题涉及太少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它恰好涉及到“人的问题”。如果说，今天的大学教育大多在生产来料组装的产品的话，那么中医教育生产的也许就可以称作组装的伪劣产品。说它“伪劣”，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学习模式出了问题，而它的学习内容本身也已经变味儿了。许多中医学院的教授自己就说：中医学院在培养中医的掘墓人。——这些资料我也是在这本书里看见的，可惜内容还是不多。

 

[水清月现]

《挽救中医》编馀手记

...这里面有意思的是，它还有过一个跟语言有关的细节，那就是“旧医”这个名称的确立。当时对中医究竟该称为“国医”还是“旧医”，有过讨论。国粹派主张称“国医”；科学派主张称“旧医”。结果科学派占了上风。这一字之差，透出了很深的历史意味。——“旧”意味着它是不新的、过时的。因此也就是应该被否定的。把“过时”跟“否定”等同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观念中的一种基本迷信。...

边芹：陌生人文化——是什么刺激了鲁迅
...词语的引导有点多米诺骨牌的劲头，一个跟一个地重复，一但形成习惯用语，便牢牢地盘据人的思想，思维定势就是这么一词一字像铆钉一样一个点一个点固定的。...
　　....关键的定性词语是搬动历史轨道的先遣队，它们的潜入先左右人的思想，再由被左右思想的人去行动，终致错动历史的道岔。...。

 

[水清月现]

中医危局：从资本阴谋到制度陷阱
吕嘉戈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一书的导言。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事实，许多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本书的编著者吕嘉戈先生以一片赤诚之心对中医药传统的传承与保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感谢吕嘉戈先生提供电子文档，感谢陈雪芳女士提供样书。）

　　中医是中华民族健康祛病之本，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脊梁。然而今天，这个脊梁已病入膏肓，危机重重。

　　大多中国人都不会相信中医会在中国人手中被消灭，也不会理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要消灭中医。有人会说，中医现今还是有发展的，国家是重视的。但这些人现在所讲的中医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了，而是已经西化了的或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了。

　　对中医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1927年策划的旨在消灭中医，进而以美国的西医实现垄断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资本阴谋，即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行消灭中医之实。这个阴谋在今天可以说就要实现了。如果让洛氏消灭中医这个阴谋在中国实现，中国文化将失去最后的阵地，被美国人誉为“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将不复存在。欲摆脱中医的这种危局，认清中医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和紧迫的，是对中医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的反思。

　　让我们回溯历史……

一、洛克菲勒“以华制华”的谋略和它的历史完成

　　中国文化以其无比深厚的内涵，令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所适从。1840年之后，西方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进而一步一步，将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掠夺成一个赤贫的国家。中国人被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但是想征服中国文化谈何容易。而不征服中国文化，就无法征服中国人的心。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从长计议的策略：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中国建立大学，并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目的是培养自己的代言人。这实际上是学中国人提出的“以夷治夷”策略，也可以称其为“以华治华”。这个策略实施的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它是相当成功的。20世纪，否定中医及中国文化最极端而决绝的往往正是中国人自己，这就是一种铁证。

　　在新文化运动经过了近百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行将灭亡的边缘，其脊梁——中医学，马上就要被消灭了。这里面充满着历史的吊诡：从来未见过一个民族这样起劲地消灭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样起劲地消灭本民族医学。这是一个悲剧。要阻止这种悲剧的继续发生，就要了解西方是如何运用“以夷治夷”或是“以华治华”手段，来对付和消灭中国文化的。

　　垄断是许多西方财团的资本目的。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垄断了中国的煤油和电力市场，其强大的药品帝国对中国的医药市场同样企图实现其垄断，可是中医的存在妨碍了它垄断之梦的实现。于是一个资本阴谋出现了，他们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说服中国人厌弃中医，而相信西医。用中国人来消灭中医的“以华治华”的谋略在此被应用得天衣无缝，以至于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医已经走到了行将灭亡的境地时，医学界还在争论中医是否科学和现代化的问题。在现今，人们看不到洛克菲勒财团所作所为，因为它的存在已经不是一般财团的规模了，而是运行到了近乎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的状态，不用脑子思考是看不到它的存在的。

　　清末民初，由于清政府一直采取以洋压汉的政策，尤其是慈禧与光绪相隔一天死亡的事实，太医院被废置，中医就此不被重视。此时，大量的官派留学生归来，其中学习西医的学生基本上是一致反对中医的。然而，从历史上看，早在“甲午战争前中西医之争就已开始，当时只限于学术之上，加之早期的西医几乎全是外国传教士，也不便公开与中医为敌。……废止中医之争始于清末，但仅出于民间，到1916年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大肆否定中医并非偶然。然始创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废止中医，还是在1928年原协和医学院院长及中华医学会会长刘瑞恒当上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之后。他采取行政手段，照余云岫等人主张，废止中医。而余云岫于1934年主编《中华医学》杂志5年之久，大块的反中医的文章曾在该杂志上发表。……1928年底，刘瑞恒于中华医学会会长任满，转而充当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其背景即在美国人的支持”。“废止中医案”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卫生部通过，主要与会的人均是留学归来的学习西医者，如主持人刘瑞恒系留美学习西医者，余云岫系留日学习西医者，余下的均是留学美英学习西医者。自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与会17人中没有一位中医。这次会上通过了“废止中医案”。当中西医之争由民间讨论走到了以行政手段进行废止中医的境地时，中医存亡之事就成为了一件有关中华民族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

　　1950年新中国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也是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贺诚及副部长王斌，将南京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案的主要人物余云岫邀请来参加会议，并支持他废止中医的观点。贺诚讲到：“过去余云岫先生曾批判过中医学术，有许多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尺度方面，对中医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有不能使中医满意的地方，但基本精神还是好的，中医也正是有了他的批判而引起了警惕和注意，也曾获得一些改进。......个别中医认为余先生来参加全卫会议和中医小组就难以同意，须得重新考虑，我以为为显得中医代表的进步，体会毛主席中西医大团结的精神以及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应当欢迎余先生来参加中医小组，并要他作更多的批评与改革中医学术的意见，这对于中医来说是有好处的。”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以围剿中医、并形成一整套行政措施消灭中医为主题的会议。这个消灭中医的政策在执行了三年之后，全国中医业一片萧条。当时国家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消灭中医的做法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在1953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并于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报》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中医这时才又有了生机，获得了暂时的发展。

　　但卫生部的行政体制以及对中医认识上的偏见并未因此消除，卫生部西医势力仍占主导地位。由于毛主席对中医的支持，每当卫生部对中医进行打压的时候，只要毛主席得知，就会有批示批评卫生部。但是他对中医的认识也有偏颇，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对此认为，毛主席“提出了西医学习中医，想以西医学习中医来提高中医，事实证明不切合实际。1958年又提出中西医结合，开始时卫生部门有抵触，后来竟借此来控制中医、改造中医，限制了中医学术的自主权。”文革以后，中医由于没有独立行政权，发展一直没有起色。1980年卫生部召开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1982年衡阳会议又重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说明此时的中医处境终于在中医界的努力下，获得了某些好转。三支力量的方针因给了中医独立发展的地位，也成了消灭中医势力的眼中钉。

　　在《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光辉历程》（以下简称中医大事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没有记载三支力量的方针，其谓：“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建国30年来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重要经验教训，研究了党的重要政策，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讨论了今后应该采取的措施。”（22页）其中没有记录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又谓：“1982年4月，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全国中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医院》等文件，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问题和增加中医事业经费问题，解除中医药后继乏人、乏术问题，中医药结合问题，中医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西医结合、中医研究和民族医学问题以及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对中医工作的领导问题等等。”（24页）也没有记录会议重提三支力量的方针。

　　吕炳奎在上述两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文章，证实会议确实明确提出了三支力量的方针，并且是得到中央同意的。他多次阐述了这一问题，其谓：“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总结了30年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本问题，对整个中医事业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是一件大事，对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又谓：“三支力量是客观存在，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是总结了30年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解放以后党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好像问题解决了。现在看，实际上没有解决，中医的地位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今天，提出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把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置于同等的地位，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中医的地位问题。这个方针的提出，解决了几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方针提出后，中医界皆大欢喜，西医方面也很欢迎，同意这样一个方针。中西医结合方面大部分人也同意这个方针。但是仍有部分人对这个方针不太理解。”

　　“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这样一个对中医生存发展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衡阳会议以后没有被执行，在大事记中也没有被记载，中医经过30年的努力才争取到的独立地位，在衡阳会议以后竟无声无息了。这是十分吊诡的。衡阳会议以后，吕炳奎就被通知退居二线，没有了追办此事的权力。相反，卫生行政部门却加紧以立法的形式即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压制中医，造成现今中医的境地，而西医则在卫生部的支持下实现了在中国医药市场的垄断地位。

　　中医的被消灭是由中国人自己造成的。

二、 所谓“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是消灭中医药的杀手锏

　　最近，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人Hans 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TheTruth about the Rockefeller Drug Empire：The Drug Story），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对中医做了些什么。张绪通博士说：“该文坦白地道出了缘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名其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的目的，完全有他们的战略预谋。”在《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写道：“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两千一百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准备毫不吝惜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
“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此段论述，就将前面所述南京民国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以及余云岫有关“废止中医案”的背景全盘托出。刘瑞恒曾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孙中山、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治病期间他都在场。而协和医学院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直接投资创办的。所以，洛克菲勒的“要说服五亿中国人相信西医而把‘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扔进垃圾箱”的资本阴谋就成为刘瑞恒的职责。他把这种职责从协和医学院带到了南京政府卫生部，并在1929年以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废止中医。此举虽然遭到当时全国中医的反对，南京政府也于国代会上撤销了“废止中医案”，但是南京政府卫生部消灭中医的行政手段与体制已经建立，中医在此之后一直未得到重视。后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医受尽了欺辱和摧残，一直在苦苦挣扎。

　　此后的新中国，刚刚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是不可能得到洛克菲勒“捐款”的。但是，第一届卫生会议所制订的一整套阻碍中医发展的法规，却成为中医发展路上的一个个制度陷阱。中医落入这陷阱中，就如同一个活的、可以自主行动的人忽然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了。我们相信，这一制度陷阱与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个资本阴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授受关系。但诡异之处也正在于此——二者的态度和行为方案竟如此的意合神契！可见洛克菲勒策划的“以华制华”的阴谋是多么巧妙，不给钱也同样达到了消灭中医的目的。建国之初卫生部消灭中医的政策实行了整整三年，从此打下了卫生部门在认识上蔑视中医和行政上歧视中医的基础，实行了一条没有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路线。

　　从贺诚讲话到卫生部制订的一系列消灭中医的政策法规，完全是打着“中医科学化”的旗号进行的。中医科学化、现代化是洛克菲勒为消灭中医而设计的一个阴谋、一个陷阱。它是洛克菲勒教育基金会捐资的附加条件，即“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它先是强蛮地给中医加上一把伸缩无定的、所谓“科学”的标尺，并教会你习惯于用这标尺去丈量中医。然而，你学会的只是技术性地丈量，而那标尺的伸缩幅度，却是由它来调定的。结果，你手里似乎有了一把尺子，但那尺子事实上永远也不属于你……这就是洛克菲勒阴谋的最吊诡之处！

　　大凡学习西医的人和西医化的人对洛氏的阴谋不但没有认识，反而认为中医就是不科学，就是要淘汰，并相信洛氏帮助中医实现现代化是真诚的、可信的。这又说明洛氏消灭中医的阴谋是多么的“英明”、有远见。

　　“中医现代化”在如今被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越叫越响，大有压倒一切之势。因为有了贺诚、王斌被撤职的前车之鉴，消灭中医的行为变得隐蔽起来。一般人从报纸新闻上总是认为中医是被重视的，然而却不知中医实际上在行政上、法律上是被压制的。

　　当然，现在不是纠缠谁的责任的时候，而是要重新执行三支力量的方针，给中医独立的行政权、教育权及适合其自身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还要有坚定的中医领导层，只要有5~10年的时间，中医是能够起死回生的。

 

[水清月现]

三、 “西学中、中西医结合”，成为消灭中医的幌子

　　从1954年起，中央发现了贺诚与王斌消灭中医的做法，1955年在《人民日报》上开展了批判卫生部错误做法的宣传报导。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朱莹的《〈健康报〉批判王斌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的报道，一时间捍卫中医的呼声响遍全国。贺诚于1955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一文，旋即，12月2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任小风的文章：《批判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政策上的错误》。文中认为，贺诚检讨得不够深刻：“贺诚同志对于余云岫的备加赞扬，使鄙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莫大的鼓舞，这是不能隐讳的事实。解放后数年来，余云岫等变本加厉，大肆活动，公开出版诬蔑中医的书籍，印发消灭中医‘方案’，未受到卫生部门的任何干涉。所以余云岫之流兴高采烈地说：‘可见我们历来主张和所走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医学革命在现阶段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是绝无疑问的；四十年来的医学革命，从今以后，应该是由理论转向实践的阶段了。’贺诚同志的思想究竟对于什么人有利，为什么人所拥护，是十分明显的。”

　　1955年，通过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以及对他们给予撤职的处分，说明毛泽东是不允许对中医药进行这样的灭杀的。虽然毛泽东对中医给予了大力支持，使中医在此之后有了短暂的发展，可是消灭中医的路线不时会出来干预中医工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中国中医药学会的柳秉理先生对此有很深刻的分析，其谓：“1958年，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和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为基础，铸成了困扰中医发展长达40年之久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其症结在于：中医既然是科学的，为什么不能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表面上看，毛泽东的批示与王斌、贺诚等的观点不同。实际上，后者要求中医人员通过学习西医基础理论，使中医西医化；前者要求西医人员学习一点中医，进而用西医基础理论的标准改造中医。这虽然不算是‘朝三幕四’的游戏，但两者却本同而形异，殊途而同归，最终都将使中医的基础理论被彻底丢掉。应当肯定，当初毛是出于对中医的保护。但因为他不懂中医的科学原理，也不懂中、西医的真正区别，所以按照他的指示所办的仍然是余云岫当初想要办的事。”这就给消灭中医人士利用中西医结合来代替中医有了借口，并且利用中西医结合来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更具隐蔽性。

　　在消灭中医的路线影响下，纯中医已经基本被排除在执业医师外，成为民间的地下医生。也是在此路线下，余云岫的后人也开始为余辩解，其子余诞年2003年11月16日在网上发表的题为《余云岫观点的真伪辩》一文中，以现今中医的西医化为翻案借口，只字不提“废止中医案”、使“新的旧医不得产生”等余云岫提案的实质，而谓：“从上世纪视科学实验为‘画蛇添足之举’，将医学科学教育视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医学’的‘旧医’，到现在具备数理化知识，掌握现代医学生物学基础，懂得解剖、生理、微生物学甚至遗传学、免疫学的中医，二者之间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也许这就是被一些人所指责的‘西医化’现象。当年余云岫提出在医政管理上要进行登记，要进行资格认定，并非只针对中医而言，现在看来都是现代化国家行政管理上所必须施行的，并提出用医学科学基础理论进行培训，也是鉴于当时我国落后的医学科学现状和落后的医学教育现状，并非所谓要消灭中医的措施，如今也都施行了。”

　　其孙余忾2000年7月在网上发表了题为《近代杰出的医学家余云岫医师》的文章，掩盖余云岫“废止中医案”中消灭中医的杀机，反而将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宇宙运行模论“阴阳五行”视为伪科学，其谓：“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就是因为坚持科学，反对《黄帝内经》所主张的阴阳五行等伪科学而长期被忽略。”“近代我国几乎全面地实行唯物论的研究方法，只是在中医界还保留了阴阳五行等玄说，而且至今也没有人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证明这种学说的正确性，好像也不打算这样做。1917年余云岫出版了《灵素商兑》一文，系统地批判了《黄帝内经》一书，震撼了医学界，他高举医学革命的旗帜，驳得中医们无以言对，至今也没有人对他的论点进行过像样的反驳。”“历史上阴阳五行学说风行了两千多年，除了名家、法家和荀子外都被其渗入，儒家从子思、孟子开始也讲起了阴阳五行，成了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主要祸根。”“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现在我国的哲学界已经没有了阴阳五行的影子，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界也消除了阴阳五行等玄学，只有中医还把它当宝贝，当然还有巫婆神汉、风水先生、算命先生。老百姓把‘医、卜、星、相’归为同类。就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相同的。”中国近、现代被西化的结果，也成了余云岫的后代为其翻案的依据，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卫生行政部门对中医的消灭政策与余云岫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现今，要解决中医发展问题，首先就得解决中医管理制度层面的问题；而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制度创新，就要对以往55年中医政策的成败经验进行总结。西学中，即想让西医学习点中医进而去研究和发展中医，现在看来是行不通的。中西医结合，想用此来代替中医，是较长时间以来直至今日卫生部的主要做法。这里面一方面是事与愿违，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医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容易被反对中医人士所利用，成为一个欺骗性极强的借口，行消灭中医之实。试想一想，没有了中医，中西医结合还能有吗？所以，毛主席对中医的这两个指导方针，如果在中医有独立行政权时，对中医还不会有太大危害，但在中医没有独立行政权时，就会使中医遭致灭顶之灾。再加上现今对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的提法和纲要都已出台，就更加剧了中医灭亡的速度。这是关乎中华文化存亡的大事，不能掉以轻心！

四、 现实的危局：西医对中医药生存权的制度化剥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部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医是没有行政领导权的。经过55年的“统治”，西医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实现了医药行业的垄断，造成医药费不断高涨。据媒体报道，“从1996年以来，政府已经16次出台降低药价的措施，然而药价高涨之势却依然得不到扼制，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已经普遍成为国民之痛”。各种文章列举了许多原因，但未从垄断的角度去看。
由于西医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和其本身掌握着行政大权，中医的生存权遭到钳制。单从人数上的变化，就已说明问题。西医人数从1950年的2万人到2004年的157万人，增长了70多倍；而中医则从1950年的27～30万人到2004年的27万人，实现了“零增长”。70∶0——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比例啊！如果没有卫生部门通过行政意志而造成的西医统治和其为西医实现了行业垄断，这种人数增长的变化是谁也无法做到的。况且，现在中医27万人的医疗水平是无法与55年前的27万人相比的。
由于西医在医药行政上独揽大权（1986年成立的中医药管理局由卫生部代管）和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对中医在许多方面都实行了限制和打压：

　　1卫生部及中医药管理局一直大力宣传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用“现代化”概念来偷换医学的目的，成了洛克菲勒的应声虫。如2002年出台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年至2010年）》，将中药的开发、研制完全置于西医方法和标准之下，实行医药分家，尤其是将中药饮片改换成颗粒饮片，就是对中药的极大破坏。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那副“标尺”的诡秘。本来，医学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讲的是疗效。任何医学，只要能治病救人，有疗效，不管它在现代还是在古代，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一样的会受到人们的认同。就是说，医学的治病疗效与现代化没有绝对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令人们感到现代化的优越性，似乎什么事情只要一说是现代化的，就是科学的、进步的。其实，将现代化与医学尤其是中医学相提并论，是一个悖论。因为它将物质文明发展与人类自身进化即生物进化混淆起来了。——现代人类与一万年前的人类在生理上有何本质变化？据人类学观点，一万年以内的人类或生物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那么，作为医学是为医治人类疾病而形成的学科，只要人类本身以及生物没有大的变化，这个学科的对象也就不会有大的变化，就是有了变化，也不会是在本质上的。这跟文明的变迁是两码事。人类与生物进化是同步的，既然一万年至今生物进化基本上没有变化，那么，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医学在治疗人类疾病上也不会有大的变化，一种药入什么经、治什么病，也同样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医与人类同时进入现代，这本身就说明中医具备有超时代的内涵，它并没有因为进入了现代而不能治病，相反，许多西医无法治愈的疾病，中医往往能将它治愈。中医将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地融为一体，只要大自然适合人类和万物生存与存在，中医学就永远能医治人类的疾病，这与现代化与否没有关系。物质文明则与现代化有直接的关系，古代人们出行乘的是轿子、马车，现代则是汽车、飞机，这才是现代化的内涵，而不是生物进化的内涵。用现代化来混淆物质文明与生物进化的内涵，让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为要消灭中医进而达到西医垄断中国医药行业而设计的阴谋。这个命题本身就倒置了医学的目的是治病救人、重在疗效的原则。西化的中国人“相信”所谓的中医药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洛克菲勒阴谋的马前卒。他们掌握着卫生行政大权，积极对中医实行现代化，无形中成为替洛氏达到了用中国人来消灭中医目的的中国人。这样就使美国的西医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进入中国，进而垄断中国的医药市场。如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局成立以来，每年都批准数百种甚至上千种西药进入我国，严重打压了我国医药工商企业的发展。洛氏对中医的治病能力和治病效果是非常清楚的，西医如果在平等条件下与中医竞争并不具有当然的优势。因此，洛氏投资设立教育基金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让中国人厌弃“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用科学化、现代化来回避中医“安全、有效、廉价”的优势，利用中国人近百年来被西方人征服而形成的民族自卑感，用科学化、现代化的幌子来蒙蔽中国人，进而强化中国人的这种自卑感，使他们自觉地帮助洛氏来消灭中医。事实证明，洛氏是成功的，少数中国人已经将中医推到了灭亡的境地。

　　2 1980年及1982年卫生部在中医及中西医会议和衡阳会议上两次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并得到中央同意。这是中医为争取独立行政权的一件大事，是破除西医垄断的有利武器。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使中医应该享有独立行政权有了依据，加之以吕炳奎为首的中医界的力争，才使国务院在1986年同意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本应是对中医发展有利的大好事，然而国务院虽明确规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但是却由卫生部代管。这一代管，便使得中医为争取独立行政权的努力前功尽弃，使得破除西医垄断的战略功亏一篑，致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形同虚设，反而形成了卫生部机构的重叠设置，如局和部都有“医政司”、“科技司”、“外事司”、“办公厅”等等。中医药管理局根本没有去行使也没有权力去行使中医的行政权。

　　3 历史上有名的反对中医者余云岫，除了指责中医不科学外，还有具体消灭中医的措施，医药分家就是其中之一。卫生部将药政局和医疗器械局合并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后又改名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该机构成立后即大肆推行美国FDA管理模式，让中药同美国的西药一样进行FDA标准管理，在行业内推行GAP、GSP、GMP等管理，花了国家数目惊人的人民币，搞得不少工商企业负债累累，无法进行运转。特别是中药，现在是农民种药要GAP,工厂生产要GMP，商业经销要GSP。致使中药成本大增，吃中药比西药还贵，人们吃不起中药。中药的生产出现了严重危机。医药管理分家后，对中医的管理更加西化，中医不能独自配制中药制剂了，要配制剂必须申请，将组方上报药监局审批。这个中医自古传承至今的配药制剂行为，是中医将有效的药方配制出一种有针对性的普遍可用的通方药剂，以方便同类患者，也是扩大医治患者人群的方法。中医自古以来都是以医管药，即“用药如用兵”，药物的用法完全是由医生控制监制的。不像西医，药物是由药物研究机构控制监制的，西医生根本不懂制药。限制中医独立制剂，也就束缚了中医的手脚，同样，也是对患者一种限制。这就实现了历史上反对中医、并要废止中医的余云岫提案中医药分家的条款。中医不能配制制剂，本身就是在扼杀中医；组方上报审批，则是蔑视中医的知识产权，是对知识产权法的公然践踏。而且，如果中医配制制剂未上报，或未被批准，就以制售假药论罪，全国不知有多少中医因此而坐罪犯典。中医秘方得不到保护，中医人格遭受侮辱。

　　4 在中医高等教育方面，强化西医的教授，将中医四部经典改为选修课，中医大学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没有通读过《黄帝内经》的大有人在；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考上西医研究生的也不在少数。忽视中医临床的教育，而把西医的小白鼠实验搬来教授中医硕士生和博士生。这种西化教育被中医大学教授自嘲为他们在培养中医的“掘墓人”。这种教育方法是1950年卫生部所办中医进修学校（实为以西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的翻版和扩大。据《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5月12日《中医院校西医课程教改取得成果》一文报道：“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围绕中医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业务要求，以崭新的思路开展西医基础与桥梁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改革的探索性研究。他们首先对中医院校目前设置的西医学基础课程主要知识点在中医人才知识结构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开展了大规模的咨询调查。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设置的人体解剖、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等10多门西医学基础课与桥梁课教学知识点进行了分解和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课程群，构筑了包括《人体形态学》、《人体机能学》、《病原生物学》、《西医诊疗学基础》、《应用药理学》和《预防医学概论》等新的综合性西医基础课程体系，编写出相应的改革教材，并同步进行了综合性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第四，项目在实验教学方面更重视对中医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及科研设计能力的培养，把以往单一验证性的实验课传统模式，改革为综合探索性实验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中医学生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发展中医学的意识与能力。”从这篇对中医学课程改革及安排的报道看，现今中医的教育，已经全然西化，其培养目标就是不培养真正的中医师。

　　以上报道证明，中医现今的教育，仍然在走50多年前被撤职的卫生部贺诚副部长所推行的消灭中医的教育路线。贺诚当年解释中医进修学校如何施教时说：“所谓进修，就是学习现代科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学习预防医学的基本知识，用矿物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去解释问题，以代替唯心的方法。中医比起西医是落后一些，这一点应当承认，否则便会阻碍进步，而进步得少或慢，就不能满足客观的要求。……如果办中医进修学校还教中医理论，对中医的前途并不有利。……世界上只有一个医学，中国也只有一个医学……中医对于这个医学贡献得越多越好，但却没有可能长期存在，这个前途必须认清。”贺诚消灭中医的路线实行三年后被中央发现，当即被毛主席取缔，他本人也被撤职，但是他的这条消灭中医的路线，又在上世纪80年代逐步复活。进入21世纪，中医面临即将被消灭的境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这条消灭中医的路线是一定要纠正的！不纠正，中华民族将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心力和体力。

　　5 同样在教育上，贬低中医师带徒的优越性，取消了师带徒这个中医传承的法宝。为了混淆视听，又以行政手段指派一定学历、一定职称的中医去向有职称的名老中医拜师。这在形式上看似师带徒，本质上已背离了中医自古传承的师带徒内涵。真正的师带徒，带的是从未学过或刚刚入门的弟子。如果已经学成或行医多年，这种拜师或学徒与师带徒的本质有着天壤之别，结果是这种师带徒根本无法将老中医的全部学问和医疗思想继承下来。这种指定或指派的师带徒形式完全是以现今《执业医师法》的框架设计的，而《执业医师法》恰恰把民间的名老中医及民间医师给排除掉了，所以，至少要把“指派”与民间的师带徒并举，才能保证中医得以有效传承。

　　6 由于否定了师带徒的传承，大量学徒出身的中医师被排除在中医队伍之外。1999年出台的《执业医师法》使许多中医师尤其是学徒出身的中医师没有得到医师执业证，无法公开行医，成为贺诚在50年前检讨中所说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与50多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这种“地下医生”一旦被发现是要以非法行医论罪的。由于许多民间中医没有执业医师证，而《执业医师法》对这些无证的中医师的行医行为可以进行取缔、罚款甚至判罪。据报载，2004年5万余无证行医户被取缔；2005年7月前又有3.4万非法行医户被取缔。当然这8万余人中肯定有一些骗子，但是其中肯定也有一部分应是未得到中医师执业证的民间医师。认定8万人都是行骗，却还有患者相信，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从这些数字可以证明，《执业医师法》又一次造就了大量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例如，2005年4月27日《福州晚报》刘磊撰文《百余居民为“游医”求情说明什么？》——文中将所谓“游医”能将“感冒在大医院花一两百元都看不好，在这里七八元就可以治愈”的现实与无证行医的矛盾列举出来，文中所提及的“游医”，应是未得到执业证的民间医生。

　　否定了师带徒教育形式的另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2003年卫生部全面撤销民办中医院校，甚至包括国家自学考试中的中医药专业。大量中医药学子被迫改专业和改行，或终止学业。

　　7 在卫生行政管理上，也出现了怪事。由卫生部代管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1986年成立至今已近20年，可是其在各省市的下设机关却根本没有配套成一完整的管理体系。据《中国中医药报》报道：“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中，成立地厅级中医药管理局的有7个，处级局有13个，中医处有1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为中医说话，是中医界众所皆知的事，因此其机构的不完善，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也是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的一个讽刺。《条例》规定：“国务院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全国中医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的中医药管理工作。”全国有三千余县基本上没有中医管理机构，也可以说是由于卫生部代管、中医药管理局不管造成的。

　　8 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中医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打击。吕炳奎生前呼吁对中医重新立法，就是因为现今的医药法规对中医是不平等的，许多法规根本就没有把中医放在眼里。例如《传染病防治法》。根据此法，中医根本就接触不到传染病人，更何况治疗了。但在“非典”流行期间，中医治疗的优越性超过了西医，这一点是令西化人士备感尴尬的。

　　2005年6月，中医立法起草小组已经成立，但是谁在主持、成员是谁等等信息都是不透明的。应该增加透明度，不能让反中医的和西化中医的人主持，但愿中医的立法别又是主张消灭中医的人在起草。要让中医药法规真正起到促进中医药发展的作用。

　　中医在中国，为什么被西医这样打压，并且恨之入骨，甚至有对中医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行为和做法，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国际背景的。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和国际背景后，困惑我们中国人的中医情结和为什么中国人学了西医就反对中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五、选中医之中坚分子行使中医之独立行政权，是中医起死回生的首要条件

　　当今，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洛克菲勒资本阴谋的阴险性和隐蔽性，真正将中国文化复兴起来。这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这个工作，宏观地说就是21世纪中国人自主文化立场的觉醒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工程。中医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构成的一部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医行将灭亡的制度环境：给中医起死回生的机会；给中医独立行政权；按中医传承和发展规律制订法律；承认并资助中医师带徒；改变中医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等等。

　　被誉为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的吕炳奎生前曾多次因中医问题向中央报告，希望能给中医与西医平等的政策，进而解决中医濒危的境地。他为中医奋斗了一生，现在看来，这本质上仍然是在与洛克菲勒资本阴谋进行的斗争。他生前对中医药争取独立行政权寄予深厚希望，并曾提名骆诗文同志担任第一任“中医药部”部长。他在给温总理的信中说：“让骆诗文同志担任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他是中医界难得的人才。……如果中医药部再让西医以及反对中医的人掌权，将使对中医药学的挽救功亏一篑，将使设立中医药部的决定形同虚设！”为了能保证中医起死回生的大事，他对中医药干部的选拔还提出了超龄和破格并用的建议，因为担当中医药事业起死回生的重任，没有丰富的经验和对中医药现实情况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中医药事业的无限热爱，是无法胜任的。

　　总之，中医的命运岌岌可危，检讨历史只是为了厘清认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而是要尽快将中医药抢救回来。因此，设立“中医药部”，让真正热爱中医又具有丰富经验的中医药干部来领导中医药，是真正能使中医药起死回生的前提，再拖延不决、优柔寡断，中医就完了，——这一代人都将成为历史罪人。

　　一个民族文化的兴衰，制度起着关键性作用。挽救中医药，一切将取决于中央的决心。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中国文化是其灵魂，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国政府在了解了卫生部长期以来因为制度偏差而实际上不断在消灭中医、致使中医药已经到了灭亡境地的情况之后，抢救中医药、抢救中国文化，自然就成为当届政府的首要任务。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灵魂的抢救。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就会魂不附体，就会成为其他民族或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所以，抢救中医药不只是中医药界的事情，也是中华民族的事情。

　　为了对近百年来中医的危局以及这危局的症结有个更清醒的认识，让我们走进历史……

（摘自《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感谢编著者吕嘉戈先生提供电子文档，感谢陈雪芳女士提供样书）

 

[水清月现]

朱清时院士：我对中医科学性的认识


今天，我获得了“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度新闻人物”这个称号，一方面感到十分荣幸，另一方面心里又十分不安。因为我对中医药学知之甚少，特别是在在座的这么多中医界的专家学者面前，我只是像一个刚进小学的学生。我把自己获得这个称号这件事看作是当前大家都希望促进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的表现。因此，借这个机会，我想再向大家谈一谈我对中医科学性的认识过程。

最先是自己的亲身实践和观察，知道中医治一些病是确实有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使我相信，中医包含有至今科学还未理解的真理。

1979年我出国学习，意外地发现在西方国家中最受欢迎的中国学者，不是我们这些学数理化的，而是学中医的。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时认识一位我国学中医的访问学者，他被普茨茅斯大学药学院用高薪聘请，去帮他们把《本草纲目》翻译成英文，然后把各种药用植物的英文名称和实体找出来。那时我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内容之一——中医，在国外很受重视。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也就是七八十年代，中医被认为是落后的、甚至是迷信。我在西方国家学习时的感受，反而是国外比国内更重视中医。

与此同时，我在国外发现世界上很多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丢掉了，他们“美国化”了。除了他们的皮肤和家谱可以告诉他们是属于哪个民族的，他们的民族特点都不存在了。那时我就在想，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是否可以避免在现代化时被丢掉的结局呢？当然，那时我对中医还没有较深入的理解，还认为中医是纯粹经验的，是一种说不出道理的东西，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后期。

我是从事物理化学研究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物理化学出现了一个新领域，名叫“非平衡态体系的动力学”。比利时化学家普利高津对这一领域作出了重要贡 献，他因此在1977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八十年代在研究工作中接触到这个理论，我对中医产生浓厚的兴趣就是从这个理论开始的。这个理论是针对现代主 流自然科学的一个大漏洞而创立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现代主流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一，它认为世界走向混乱无序是不可避免的。按这一定律，如果一个鸡蛋打碎了， 这个鸡蛋绝不可能再复原，这类过程是不可逆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近几百年物理和化学发展的 一个必然结果，它和我们周围的现实矛盾很尖锐。在现实世界中，土壤里杂乱分散的各种元素和营养物质可以不断在植物体内聚集，把混乱无序的东西不断组装成非 常有序的结构。我们周围充满了生命，而生命过程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反，生命在不断地把无序的东西组装成有序的，把混乱的组装成很精细规律的结构，这就是热 力学第二定律和现实发生的矛盾。普利高津提出，问题出在热力学第二定律有一个未引起大家注意但是很关键的前提，就是只有对封闭的体系这一定律才存在。然而 世界上没有任何体系可以真正封闭起来，任何事物都处在与其他事物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整个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分割开来，就可能丢掉了不显眼但又至关重 要的东西。这就造成热力学第二定律推论出“热寂说”，即整个宇宙最终将冷下来，什么活动都没有。科学家们不愿接受“热寂说”，然而却无法对这一错误推论作 出解释。普利高津的理论中关键一条就是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紧密彼此相连的，分割就丢掉了不显眼但至关重要的东西，而丢掉了这些东西就可能产生谬论。普利高津 因这一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在科学界引起了轰动，于是就诞生了一门新科学，就是“复杂性科学”。

“复杂性科学”在研究宇宙中的复杂性事物时，不把它们分割成部分。这与西方过去几百年发展顺利的主流科学不同，西方主流科学把复杂事物尽可能分解成最基本 的单元，然后研究基本单元的特性，做实验，再根据基本单元的特性和实验结果来推整体的性质。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在纯静状态下作研究，也容易借助工具，容易重 复，所以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很快。但是这种分割的、还原论的方法的一个致命的缺点是丢掉了不起眼、但又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这样出问 题的。普利高津得诺贝尔奖后，复杂性科学引起了全世界科学界的重视。但现在复杂性科学研究还没有成为科学研究的主流，主流还是用还原论的方法研究局部问 题，但是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仅仅研究局部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整体上来研究事物。

为了说明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我曾打过一个比喻。在商店挑西瓜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西瓜切开来挑；另一种是有经验的人，他们拍拍西瓜，通过听声音，看颜 色、瓜蒂，掂重量，综合判断西瓜甜不甜，水分多不多，也可以判断得很准。因为西瓜内在的好坏可反映在外在的很多方面，切开可以判断，不切开，如果能掌握西 瓜表面的现象和内在的联系，也可以作出精确的判断。人体也类似一个西瓜。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以前，东方人与西方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不切开”的情况下，来判断生了什么病，用什么方法治。西方人在“不切开”的情况下走得不远，办法不多（只有一些如放血疗法等原始的办法），更未形成完整的理论。而古代的中国人比 西方人在“挑西瓜”上聪明得多，在战国以前我们就有一套完整的理论——《黄帝内经》来对“不切开的西瓜”进行判断，并有方法去治。但也正因为这种完整的理 论影响了它自身的创新和发展，以至近几百年来渐渐在阻碍我国医学的发展，当可以把西瓜切开，以便优势互补时也没去切。所以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国医学的 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方。因为西方医学借助了大量的科技工具，物理测试、化学分析，如X光等，弥补了人类经验认识的不足。中医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没有去借助工 具，仍然保持着它的古朴状态。

但是应该看到，中医的“不切开”，从整体上来判断这一方向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普利高津开创的复杂性科学所追求的东西，这种方法与中医方法不谋而合，它着 重研究两点：（1）研究复杂系统的组装方式、集成方式对整体的影响，不研究组成单元；（2）研究复杂系统变化过程中的敏感点、关键点。例如孔子批注《易 经》时讲了一句话，叫“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意思就是要做一件事，一定要审时度势，知道条件成熟机会到“至”了，就赶紧抓住机会去做，就能做到“至”； 如果条件没有成熟，就不要去做，做也做不成。这个“知至”就是寻找复杂系统变化过程中的敏感点、关键点。中医和复杂性科学一样，研究人体这个复杂体系的关 键点、敏感点、转折点。我认为一个好的中医不应该拘泥于成方，不是什么病一定用什么方，什么药用几钱几两，而是在望闻问切后，根据具体情况来开方。第一天 的药和第二天的药可能不一样，每天不同时刻也不一样，这才是真正的辨证治疗。所以中医的特点就是找人体动力学的关键点、敏感点，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药，做 什么治疗。所以我说，中医是复杂性科学的范例。

我希望现在讲这些话还不太晚，因为中医在过去一百年一直处于被批评、否定、抛弃的地位，许多很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都否定中医。在很长时间中医处于 被“西化”的过程中，中药要提炼它的有效成分，这样做肯定有用，是中西医学的交叉科学。但是不能只干这个，更不能用它代替中医。因为一旦提纯出一种成分， 离开了复杂性背景了，说不定这种成分不仅起不了作用，还会有害。我今年到青海去调查藏药，有一种药叫佐太，把大量汞等各种剧毒药加工变成一种特效药口服治 胃病，我吃下去，很好，没副作用。我想知道是怎么做的。剧毒的东西，加工、配伍得当，能够变成良药，这在西医看是不可想象的。一些药综合成分和单元成分的 作用相反，这正是中医辨证思维中很重要的一点，我希望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现在开始能被重视起来，否则老一辈中医过世了，年轻人很少有像他们有这 样的功力，他们对中医的了解少得多。

 

[水清月现]

席文：中医不是科学，西医也不是

译者：柴桥钟家人原文作者：Nathan Sivin, PhD

1987年上半年，我在北京的中医研究院查阅珍本文献资料，医学史文献研究所的同行们给了我全力的帮助和照顾，还分我一间办公室，使我能邀请研究生、医生和学者们随时来聊天。我和我妻子住在中日友好医院，中国最大综合医院，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专业人员受过中医的训练。我们与其中的一些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期间我在中研院还作了一系列的讲座和研讨会，邀请全国的史学家来参加。大多数受邀者本身就是中医生。

我的所见所闻加深了我在《当代中国的传统医学》（完成于1984年）中的一些思虑。我发现在医疗政策制定者，医生，以及相关的历史学家中，很少有人对世界范围内医学的变化，在其它国家新旧体制之间哪些矛盾可以解决或哪些矛盾无法解决这些现象有所了解。中国医疗体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未公开讨论过，也几乎从未被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研究过。这些课题有一定的风险，除了一少部分有决定权的人。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在作决定时却可能对普通老百姓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充分了解。

在西方，生物医学的有长处也有不足之处这种观定已几成定论。（在中国）我却很少发现具有比较均衡的认识的中医生。所有人，包括普通人，都一致认为西方科技很强大，化学药品对急症比中药有效，但副作用也多。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西医对减轻病症有效，但有经验的中医可以根治疾病。很难发现比这种说法更深刻的分析，现代医学的代言人的大多数观点也被普遍接受。

这种现象在我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现的很典型。我提出了一个当时人人都在争论的讨论题，即：中医是科学吗？中医生都知道，中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文革前对中医的激烈的反对意见都被压下去了。但他们不能肯定，一旦政府的支持停止了该怎么办。他们为支持中医提供的理由是寻找中医与舶来品一样有效的证据。他们知道，在有权决定资源分配（比如，医学院中学中医和学西医的学生的比例）的那些人眼里，依据的标准是现代科学——虽然这些标准并没有完全被理解，但却时时悬在中医生的头上。

我在那次研讨会开始时提出两个论点：

1. 中医不是科学，西医也不是科学。
2. 人们一直用西医的标准来评价中医，而很少有人用中医的标准来评价西医。我说，这种现状让我联想到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被迫签定的不平等条约。

可以想象讨论有多热烈，中国的中医生或中医研究者历来主张中医是科学。除了几个对什么都怀疑的研究生外，西医不是科学这个观点让绝大多数与会者目瞪口呆。我的观点是，对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很多医生来说，医学是一门照料病人的技艺，这门技艺运用了很多生物、化学、物理等的知识。但如果一个医生用生物学家处理实验动物的方法来诊治病人，他就不可能提供良好的医疗效果。我的论点没什么人能接受，抛弃科学的理念太危险，即使仅仅是为了讨论的缘故。

第二个论点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些学养深厚的学者们问我，而不是告诉我，中医怎么可能用来改进西医？我回答说，对前者的优势（比如，它与中国病人患病的经历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中医对病人的身体和七情六欲的整体的把握，以及他们习惯于把疾病看成是一个变化和互相关联的过程，而在治疗中对这个过程的所有有意义的现象都要有所掌握）的理解可以用来弥补后者的明显的弱点，但对此几乎没什么人感兴趣。

不仅是这里，在其它地方也一样，人们总是告诉我，有用的不是中医理论里那些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的技术，比如针灸、草药，等等。我认为这些技术性的东西很容易掌握，甚至被那些主张抛弃中医理论的人掌握，但很少有人同意我的这一观点。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把中医看成是一堆技术资源的组合的观点，会毁了未来中医里精深的对人体功能性的认识、中医微妙的辩证推理以及生动的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等等。我发现很多人对计算机诊断很感兴趣，却不了解西方对这种医学工业化的工具的批评。这些人也说不出建立在检查一个完整的活人上的诊断，与基于一组症状的决策树（decision tree）之间有什么重大区别。最后还有一点，这些区别还能继续起到决定性作用吗？我与很多人进行的交谈加深了我在那本书中的疑问。年轻的中医生一再告诉我，他们根本就不真正理解辩证施治，而宁愿由病症来诊断。他们说，中医学院没有提供对阴阳五行的深刻认识，因而他们无法运用这些概念。因此，他们只能用具体的，客观的西方标准来下诊断。他们知道，设计一种基于西医诊断上的中医治疗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只能这么干，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么作的。

中医理论的这种萎缩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从小就没有接触到中国古典哲学的世界观。在学校里他们学的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当一个人完成医生的培训，开始工作的时候，她可能连内经都没读过，更不用说那些二十世纪以前作为中国文化基础的哲学书籍。那些与我坦率地交谈过的年轻中医们决心要努力完成一名好医生所要负担的职责，但很少人认为自己有很扎实的基础知识。上面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却没人能回答。那就是，很多1949年前受教育的普通中国人更愿意去看中医，因为这些人习惯于用阴阳五行的思想去理解人体，而不是西方的解剖学，生理学。那么这批人走了之后是个什么局面？下一代的中医，假如中医能生存到那时的话，用什么语言与病人交谈呢？这一代人对身体的认识是用物理及化学过程来描述的。我的经历，让我对这个问题仍然找不到最后的答案。
---------------------------------------------------------------
本文作者席文（Nathan Sivin）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名誉教授，主攻中国科技史、传统中医学、中国哲学及中国宗教。与李约瑟同为知名汉学家。

 

[水清月现]

古代的中医——七大名医传奇（罗大伦）

写在前面的话

在外人看来，中医是一种很神秘的学问。

因为中医的术语让人听起来摸不着头脑，比如什么阴虚阳虚、疏肝和胃等等的。

所以中医很难学习。

而且，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找个好的中医医生有点难。你到中医院看病，很多中医也都是给你开一堆检查单，然后开好多西药。

有些医生治病的疗效很差，这导致很多被他们“信手”治疗过的患者很愤怒，提出了“取缔中医”的呼喊。

不过，喊取缔中医的人先别着急，因为中医业内有人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院校培养的中医人才中，出的中医大师不多，现在的中医大家，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留下来的。而这些人的年龄很大，至少在八九十岁吧，你总不能指望人家再坚持个几十年吧，所以，别急，别急，中医的确不需要大家呼喊“取缔”，如果我们不努力，它自己有可能会不断退化，当剩下的都是看化验单开西药的中医后，它的命运会怎么样呢？我想，就像一支蜡烛，当蜡烛的芯没有了以后，蜡烛自己就会灭掉的，无烦他人来吹。

那么，这个蜡烛的芯是什么呢？在后面的故事里面，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去寻找。

那么，古代的医生也是这样的吗？

什么样的医生才能算是大师级的医生？

什么是医道？医道？！医道到底在哪里？！

在这支蜡烛火焰微弱之际，让我们借着这点光亮，回到历史的长河中，看看那些古代的医生吧，看看他们是怎样从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最后成长为一代大师，成为中医历史中最为耀眼的明星！

让我们与他们一起，寻找成功之道，登上涅槃之路，饱尝破茧而出时撕心裂肺的痛苦，体会最终获得至高境界的欢愉心境！

在看故事的同时，我还要告诉你，这些古代的医生们，这些真正的名医们所提供给你的养生之道，算是额外的回报吧。

下面，请大家随我一起开始这段旅程吧。

 

[水清月现]

序言

我原来想写的是一个讲稿，在写好后，把这些故事贴到了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板块，结果没有想到，受到了网友的欢迎，大家非常热情地在我的帖子里讨论中医，甚至讨论中医的废存问题，有好多网友也一起讲述了自己找中医看病的经历，让我深受感动，结果就一路写了下来，越写越多，最后达到了几十万字。

首先要感谢的是各位网友，是你们的鼓励一直支持着我，使我有种要把中医仔细地讲述给大家的动力，网络上好多网友的名字我都非常的熟悉了，我在讲述中医故事的同时，也从各位的讨论中获益匪浅。

中医是很难讲述的，理论体系太深奥了，搞得大家很难熟悉，所以到目前能够真正能用大白话把中医解释一下的书不多，我也是尽了力了，如果讲述得不好，各位千万别拍板砖，我再努力就是了。

严格地说，这是一本写信念的书，各位看的可能是故事，但是从中体悟的可能是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在各行各业里您都能够出成绩。

这也是一本学习养生的书，古人的养生智慧太让人惊叹了，大家学习点，就是对古人的继承，对自个儿的身体有好处，对古人也算有个交代 没把前人的好东西都丢了。

首先我要感谢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陆秀兰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梁嵘教授在我求学期间给我的指导。

还要感谢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的同学们，是你们，使我认识到了什么是医道，什么是大医精诚，我非常难忘我们在食堂边吃饭边讨论医案的情景；难忘我们在寝室里热切地分析病情的时光，你们的名字我时刻记在心里：彭欣博士、李林森博士、武冰博士、马成杰博士、张治国博士 （名单太长，恕不一一列举）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求学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那种酣畅淋漓的幸福，无可比拟。

另外，我还要感谢王富龙博士、张明明博士夫妇，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在学习中医的道路上，一直得到你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的鼓励，我不会一直前行至今的，再次感谢了！

我写的这些故事，其实严格地说不是故事，都是古代医家记录的真实的医案，我本着真实的原则，把一些离奇的民间传说都给去掉了，除了语气上有时夸张些，其他基本是可靠的。

有的网友说我妙笔生花，看得很多次都流眼泪了。其实各位说错了，我的文笔一点都不好，实在是古代的中医们太感人了，他们秉持着一心赴救的大医精神，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人生精彩无比。

最后，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家人的多年默默支持对我至关重要。

就不请名人作序了，因为我里面写的个个都是中医历史上的名人。

不耽误各位的时间了，故事是精彩的，大家开始看吧。

 

[水清月现]

第一部分 李东垣




李东垣出生得很不是时候，在他出生的时候宋朝皇帝已经跑到江南去了，扔下北边的百姓和土地，把他们交给了从更北边打过来的金朝统治者。李东垣的家位于真定，就是现在河北省正定以南，正属于被扔下的地方。对于大金国统治者的模样大家都比较熟悉，这种熟悉来源于我们小时候常听的抗金故事，比如《岳飞传》之类的评书，这些人的名字比较怪，什么金兀朮、哈密赤的，都是翻鼻孔大眼睛，相信李东垣对他们的面孔的熟悉程度要超过我们，因为他打生下来那天起就压根没见到过宋朝统治者长得什么样，一睁眼看到的都是金兀朮的兄弟们。

 

[水清月现]

南宋的北边

乱世。

没法儿再乱了。

李东垣出生得很不是时候，在他出生的时候宋朝皇帝已经跑到江南去了，扔下北边的百姓和土地，把他们交给了从更北边打过来的金朝统治者。李东垣的家位于真定，就是现在河北省正定以南，正属于被扔下的地方。对于大金国统治者的模样大家都比较熟悉，这种熟悉来源于我们小时候常听的抗金故事，比如《岳飞传》之类的评书，这些人的名字比较怪，什么金兀朮、哈密赤的，都是翻鼻孔大眼睛，相信李东垣对他们的面孔的熟悉程度要超过我们，因为他打生下来那天起就压根没见到过宋朝统治者长得什么样，一睁眼看到的都是金兀朮的兄弟们。

我们历来都比较关心同大金国对抗的宋朝这边的事儿，因为可歌可泣的事儿比较多。

但是被宋朝统治者扔在北方的这帮如同没娘的孩子般的老百姓呢？他们过得怎么样呢？他们是否也得娶妻生子混饭吃？

从我们对李东垣的叙述中，或许可以找到点儿线索。当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老百姓永远是打工仔，不管老板怎么换，生活都还是要过的，只是老板有抠门的和不抠门的区别而已，从我们的观察上来看，打工仔并没有因为老板姓金就觉得特跌份儿特抬不起头，还是照常过日子。

所以，我们必须客观对待金姓老板手下的打工仔们。

说李东垣出生在乱世，还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比大金国统治者更北边的蒙古人已经向南逼近了，也就是说，李东垣基本上生活于一浪压过一浪的向南边打的战争浪潮中，这是当年的流行浪潮 都觉得南边的特好欺负。

现在介绍一下这位新同学 李东垣同学正式的名字吧。

他的名字叫李杲，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垣老人，古人的这个号学问是比较大的，有的是自号，以自己的喜好和志向或长期居住的地方命名，比如我们的李东垣同学；有的是谥号，是皇帝或者什么人封的，这种一般都觉得特有面子，所以后人基本上随时都用 但特点是，活着的时候没有；有的号是别人给起的外号，比如朱丹溪，这是一种尊重。这个号是怎么来的，古人必然写得清清楚楚，如自号，别人尊称，或皇上给的等等，这是古代的文体。古人特重视名号的问题，您给说错了，他会很不高兴的，如同现在把处长介绍成科长了。

好了，介绍完毕，为了方便，我们还是把李杲同学称呼成李东垣吧。

 

[水清月现]

李东垣家里很有钱

不幸中的万幸，李东垣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

他出生的家庭是富豪兼地主，如果要选择两个字形容他们家，那就是 有钱。

不是一般的有钱，当大金国的统治者初来乍到的时候，曾经想了解一下当地都谁家是大款，就搞了一次统计，统计的结果是李家被曝光了出来，原来首富是很低调的李家啊。

有很多的房子，没人住的都租给来真定打拼的白领了；有很多的地，空闲的都让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了，所以李家的生活很是舒坦。

那么李家到底是做的什么生意才发的大财呢？

历史的记录似乎很不清楚。

《元史》的说法儿是他们家早就这么富了，好多代了都是这个地方的“盛族”。

但是也有人讲了个绘声绘色的灵异故事，说李东垣的祖上年轻的时候还很穷，晚上坐在屋子里读书，接着聊斋式的故事就发生了。说他正读着书呢，从屋里西边的地下就冒出来一个美女，这就有点不靠谱了，从地里冒出一人来，甭管长得多美，一般见了都会吓晕的，这李东垣的祖父不但没吓晕，还坐着和这位美女聊了起来，一般和美女聊天总是要问您住哪儿啊？做什么工作啊？这位李东垣的祖上也不例外，就问人家姑娘了：您是什么鬼神啊？属于哪个部分的啊？美女听了，嫣然一笑，没说话，拿起笔来，在案几上写了行字，写的是：“许身愧比双南”。

写完了，就又回到地里去了。

这么看，这位美女的脾气确实比较古怪，还没怎么着呢就走了。

后来这位祖上阅读了杜甫杜子美写的诗，恍然大悟，明白了原来她写的是说自己是金子，然后就在那个美女消失的地方狂挖，结果就挖出了一个竹篮子（掘地得一笥），上压着一块石头，石头上刻着：“金一笥，畀李氏，孙以医，名后世”。

这是个典型的不靠谱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故事，而且尤其不靠谱的是竟然还预言了李东垣日后的从医，显然是读书人无聊的杜撰。但是我认为它至少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李氏家族的富裕在当年就引起了猜测。

那么，问题再提一遍：李氏家族到底是为什么这么有钱呢？

现在，让我们来彻底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吧！

原来，李东垣的祖上是宋朝驻守边关的大元帅！这位李大元帅晚年奉命镇守边关，防止西夏的入侵，现在在陕西省黄陵县还发现了这位李元帅的墓葬，李东垣正是这位李元帅的四世孙。这下大家明白了吧，一个大元帅的后代有些钱是正常的，但是，你一个宋朝元帅的后代，现在生活在人家大金国的管辖范围内，这总是容易惹祸的事情，于是李氏家族就编出了一些类似神话的故事，分散公众的注意力，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果然后世的许多人就被蒙了过去，现在，历史的真相终于被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