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传统杂议

[水清月现]

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三）——文明战争那条隐线核心提示：我们对“文明战争”的体察和理解止于“和平演变”，这四个字由于早已带上“冷战”烙印，变成了一种“推翻制度”的代名词，非但不能引起人的警觉，倒掩盖了早已秘密策划的文明战争，为很多幻想者提供了背叛者的幻觉。“集团”锲而不舍在做的，就是不让被征服者看到其行事方向同时丢掉自己的方向。只有深到“文明战争”这一层，曲折血腥的近代两百年才蓦然被划成了一条直线，一条不偏不依通向华夏文明彻底消失的直线。

　　“文明推土机”这种一遍一遍、一道一道、一层一层的征服，中国自有史以来头一次遭遇，在不断地发动看得见的战争——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本侵华战争乃至挑动内战、攻打周边国家之同时，悄然发动的文明战争一刻未停。这是征服中国的两条战线，我们看到了前一条，殊死抵抗，却完全没有发现第二条，而这才是躲在挥拳鼓舌的打手后面的真凶，是我们文明的终结者，灭了你，还让你感到无比荣耀。

　　我大约在五、六年前想到“推土机”这个名词，就是在发现“文明战争”的战术之后，联想到这种机器移山填海的本领。我们对“文明战争”的体察和理解止于“和平演变”，这四个字由于早已带上“冷战”烙印，变成了一种“推翻制度”的代名词，非但不能引起人的警觉，倒掩盖了早已秘密策划的文明战争，为很多幻想者提供了背叛者的幻觉。“集团”锲而不舍在做的，就是不让被征服者看到其行事方向同时丢掉自己的方向。只有深到“文明战争”这一层，曲折血腥的近代两百年才蓦然被划成了一条直线，一条不偏不依通向华夏文明彻底消失的直线。

　　这条线绝大多数人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们历史上从未遭遇过如此天敌，完全不懂暗地里精神控制这种战略战术；因为是被预谋着深深掩藏的，为此早就为各国为数已经很少的窥其暗手的人设计好了大帽：最粗糙的那顶是“民族主义”，真遇眼尖之人会再加上“偏激”、“极端”二词。其次是“阴谋论”及其“论者”，这顶帽子已精细不少了，用的是“正正得负，负负得正”的公式，为质疑者制造了一个预设答案的围墙。最精细的帽子是从心理学角度构造的，由于窥其暗手的人人数极少难为世人理解，他们就设计了精神病学的几个名词诸如“妄想狂”、“被虐者”、“狂想”之类，事先解构其话语。这几顶帽子帮着“推土机”一路碾压，清除眼尖之人，至今非常有效。只要几个心知肚明的人放出名词，就会有一大群“猎犬”如获捕猎器具。“集团”深知人性的弱点，知道大多数是顺风而行，哪边风大靠向哪边，以他们的财力物力人力，以及几百年来缔造“国际传媒”牢控话语权，掀大风裹愚众易如反掌。

　　自我开始有悖主流意识写作，“偏激”这个词就成了我甩不掉的影子，究其根本就是大多数人不知我在说什么。对看不见隐秘战线也拒绝相信的人，我说的一切的确如同“天方夜谭”，就像你告诫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在走夜路的人小心劫匪在侧，他不视你荒唐甚至神经病才怪。所以当我看到人云亦云的人，张口就把“妄想狂”、“被虐者”、“阴谋论”这些“集团”特意为看穿他们的人设计的大帽扔到我头上，真不知哭还是笑好,果真是套中有套，套外有套，你能找到的突围口，他们都想到了。这些鹦鹉学舌的人与明白世事隔着十万八千里，却以为只要抢先一脚夺得几个名词就比明白人还高明。我的观点尽可反驳，只是要有自己的观察和思想，要有看世事的另类角度，而不是判断事物正好落在“集团”设好的预设答案的围墙上，被人家专门用来捕捉“突围者”的几个名词一网打尽，为“集团”干干下手，像“猎犬”一样奔去叼回主子射中的猎物，自己却丝毫不察。这些根本不知自己究竟在干什么的人，奋勇争先地站到我与“集团”之间，不知道即便作“猎犬”，至少也要“集团”亲自收买收编了才有个名头，何必猎犬证都没领到就这么效力呢？可如今这类证书都没领到的“猎犬”多如牛毛。

　　我有幸在外一瞥征服隐线，单从法国观察，只追到十九世纪，已经像看凶手诡秘的谋杀悬疑片。这些已被斩首的国家，一个个沦为打手，而“文明战争”的暗棋还在继续下，而且速度大大加快，还是走到哪里哪里皆不察。很多人包括一些明眼人，也觉得审美之类与国与国实力之战相比微不足道，并且以为只要富强起来，文明战争必定打赢，那是不知道谁才是我们的真正对手！不知有明暗两条打法完全不同的战线，第一条并不能保障第二条战线，倒是第二条终将毁了第一条战线；不知道那个“富”的过程，就是为猎物设套、诱其上套、终致捕获的过程！还没有碰到猎物美美地吃了套上的奶酪，最后不交出一身皮毛的，那一把银子下面交换的恰恰就是头颅。三十年让你从匮乏社会一跃而成消费社会，故然有你自己苦干的结果，但前三十年苦干也没少啊，“奇迹”为何没有早点降临？其间故然有工业化到了哪个阶段的问题，但如此的“飞越”你就没有想想“奇迹”从哪里来？在此也请不要望文生义，我并不否定“飞越”本身，以及华夏文明超乎寻常的致富本领，而是发觉凡“如此飞越”的国家，不上“套”是不可能的。这个“套”不说别的，至少是海量外来资金的注入，人类自然生产致富的过程从来没有在两代人之间划出难以跨越的鸿沟，也从来没有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面貌，更从来没有在历史瞬间让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失魂像同卵兄弟一样不可拆分。

　　也许已有很大一部分“精英”觉得只要好吃好喝、潇洒自在，头颅拴在谁的腰带上都无所谓。我也能理解这样想的人，他们目前正处在“享受诱饵”的历史阶段——近两百年来难得的好时光，在一个多世纪被打得骨头已然酥软了之后，你提醒这“历史最好时期”既有自己劳作的收获更有猎手悉心放置的诱饵，就像要把糖果从小孩手里抢走一样粗暴和不为人解。“头颅拴在谁的腰带上都无所谓”的思想也已在民间大量渗透，已经致使国民精神分裂。你问他们爱国吗？他们必定回答说爱，但孩子若能领得美国国籍，他们还是比得什么都高兴。而且已经从十年以前的简单利益躯使，潜移默化地转为潜意识被控，不再是富与穷的问题，因为有经济能力自己或送子女移民的人，都是在国内生活得相当不错甚至非常好的人，远赴西方基本讨不回原有水平的生活。世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未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都没有处在这种社会境况的人弃船而逃，哪有在船上逍遥自在，倒要下船的人呢？什么事情逻辑推理不了，就是出了大问题。

 

[水清月现]

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四）——被静悄悄抽空的信仰核心提示：精神解构最便捷的途径是解构信仰，而致使信仰崩塌是道义权被劫，可直接拿走你的道义权，你是不服的，从审美权入手，就轻柔得多，尤其骨头被打软之后。审美权这把钥匙被骗走，你会一步步自己交出道义权。

　　我两年前一口气看了六十多部前苏建朝以后的电影，看到六十年代，已经明白三十年以后的结局了，不管出不出戈尔巴乔夫。戈不过是因为头脑简单，致使崩溃愈加突兀和惨不忍睹。表面看是一个政权的垮台，实为俄罗斯民族的又一场大劫难，将其近代以来一系列不幸推到高潮。打倒斯大林后，隐匿在苏境内的送钥匙人就开始行动了，他们与中国送钥匙的人有一本质不同，后者是被动的，而他们是主动的。所以我看到苏联六十年代后期的电影，便知八九-九零这个历史转折点中苏命运截然不同的真正由来了。一个审美权早已被劫，一个审美权部分被劫；一个内部早有里应外合的送钥匙人，一个没有直接内应，送钥匙人只是卖了自己都不知道。

　　我在此不是说审美本身，而是颠覆技巧。精神解构最便捷的途径是解构信仰，而致使信仰崩塌是道义权被劫，可直接拿走你的道义权，你是不服的，从审美权入手，就轻柔得多，尤其骨头被打软之后。审美权这把钥匙被骗走，你会一步步自己交出道义权。

　　你这才恍然大悟，为何早在六十年代苏联电影就被选入西方电影节，那些被挑中的电影走的路子与中国八十年代进入西方“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有谋而合，看得出挑的人是谋算好的，惯用的偷钥匙步骤每个环节都被隔了一代的操作者按步就班地遵守着，先挑什么人，后挑什么人，选择什么样的主题，关键是看中什么样的细节。恐怕只有艺术本身不在谋略之内，这不是说被挑中的电影没有艺术性，而是挑的理由与艺术无关。如果我们能深明这一点，则门尽可开着，也不会丢审美权。“集团”的方向是始终如一的，是它要打劫的对手隔一两代人就看不清甚至丢掉自己的方向。

　　当时有几人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艺术品味甚至艺术观的问题，而是核心问题，只要审美权的口子一开，道义权也会失手，最后必致信仰的崩塌。无论信什么若没有审美权作基石，无异难以为继的乌托邦。中世纪以后欧洲天主教不可一世的权势逐渐式微，就是从艺人工匠一步步脱离圣像主题开始的，审美权已经在另一个集团手里了。所以欲建信仰先得掂量你能把控多少构筑这一信仰的审美权，须从这一点着手确立你要建构什么信仰，否则必是沙上城堡。换句话说，审美权-道义权-信仰-制度，审美权是建楼的根基。二十世纪全球一系列革命，从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化革命到中俄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无审美权做基石。我从苏联六十年代以后的电影陆续看出，一个失去了信仰的制度，无需外强直接攻打，它自己就会倒掉，像早已安排好的定向爆破一样。而那么容易就崩溃的制度，是信仰已空，信仰这座漂亮大厦的一砖一瓦不是别的，就是审美权和紧随其后的道义权。

　　世界统治集团文明战争的战舰钉钉铆铆都关系到审美权，无论打到哪里，先偷审美权的钥匙，这个权一篡夺，上层建筑尤其文、艺、娱必匍伏在得权者脚下。这是“集团”几百年打下来最称手、最隐匿的武器，解构他人的战船一钉一铆地拆卸，对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儿。没明白这一点的对手无一例外都成了其手下败将。仔细想想就明白，没有一个制度的政治信条不是一大堆漂亮话，那么凭什么一堆漂亮话被另一堆漂亮话打败呢？表面有经济成功、物质富裕的理由，但那不是胜败的转折点，前苏六、七十年代中产阶级的整体生活水平与西方同等阶层并无太大落差，落差只发生在八十年代，西方进入了消费社会，那大大丰富的物质也不是西方人自己生产的，而是先四小龙后一大龙骈手胝足送去的。所以穷与富、工业化先进与落后并非一个文明失魂的决定因素，真正的转折点是审美权进而道义权的失手。这才是信仰崩塌的突破口。

　　但征服者从来不把算计对手的刹手锏告诉被打败的人。在这条众人想都没法想像的征服的第二战线上，说到底就是“一小把人”与“另一小把人”之间的战斗，就看谁能让大众信服。在经济、制度统治之上还有精神统治，这才是最高统治，是看起来最不用统治的统治。玩得转的“民主”社会，都有高度严密的精神统治稳定根基，“独立”知识分子乃精神统治的掌门人，他们的角色与古代传教士没有本质差别，左手送出的东西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东西。

　　为什么比中国严密百倍的精神统治却让百姓浑然不觉？靠的是教士们一砖一瓦用审美权搭建的信仰，只有信仰可以让人自生敬重与畏惧，实行自觉的自治。这种由教士（知识分子）牢牢掌握审美权的信仰，扎实、隐蔽，是看得见的战争或看不见的战争均难以移变的。我强调丢失审美权与道义权必致文明失魂最终死亡，说的就是这第二战线上的战略战术，读的人如果分不清这是明暗两条战线，就觉得你是不是夸大了危险性，过于悲观了，甚至偏激了，这个国家靠得就是人民之类，因为他们把国家在另一条战线上的进步，与我说的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大败，混在一起解读了。在隐形的第二战线上，我以为民众是靠不住的，她会被精神解构，事实上她已经被解构得差不多了。

　　我每次返国都一次比一次深地看到在中国境内精神解构中国人民也已天罗地网地架设好，可谓无孔不入，那天网恢恢对看见的眼睛真是触目惊心！令我恨起自己的眼睛，因为我走到哪里都像目睹一场对手无寸铁的人的屠杀，想挺身相救，被救者都不知你要干什么！而直接操刀的都是傻乎乎的上层建筑。在这第二条战线上力量的对比比鸦片战争时还要悬殊，不仅攻击方蓄谋已久而被攻方毫无意识，而且技术操作上也不成对手。例子不胜枚举，尤以传媒、影像领域一个攻一个被攻得快要让人惊颤。

　　比如我们完全不解画面本身的心理操纵力量，尤其动态画面可以超脱主题和话语，抬自己整对手全可暗中进行。这就使得剪辑师的责任比总编还重大，在西方这个位置控制在人数极少的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手里，而且必须极具天赋，绝对不是个技工的角色。未懂这一点，看起来掌控在自己手里的电视既不会为自己服务还为他人作嫁衣裳（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而画面对他们早已不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而是武器，已经研究了上百年，娴熟操纵了几十年，其炉火纯青已到进入你的灵魂你都不察的程度，对中国更是从没放下武器。我们不懂操纵倒也罢了，还自掘坟墓，在公共场合大量安装视频，为原本应为静态的画面提供让人难以想像的操纵力量，好比只有长矛的人为正在攻打自己且武装了火炮的人预备好了坐骑。巴黎的机场、地铁、巴士、街头所有的广告都是静态的，他们没有技术和条件安装视频吗？显然不是，而是意识到广告钱要赚，但要尽可能削弱画面的操纵力量。我在国内一省会城市的机场看到巨大的视频俯视整个大厅连篇累牍播放外国商品的广告，没人意识到这些广告可不是外国一个普通商人推销产品，普通商人是没有这个财力的，而是“集团”旗下的跨国公司用来精神控制的秘器，这类广告早就超越单纯推荐商品的功能，而重点在精神操纵，那视频画面的冲击力是静态广告画的成百上千倍，出卖这个公共空间的人与谁做交易、为什么这么做交易？不懂潜意识控制的“主们”，不知不觉地让“集团”在自己家里铺好了潜意识操控的所有渠道（扑天盖地的视频、广告、信息网和一大群并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的“猎犬”），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却以为自己“开放”、“接轨”。由此形成的愚蠢的汪洋大海，足以让任何清醒的声音形同沧海一粟。但我已厌倦与看不见的人争论悲观与乐观了，在我看根本不是诠释现实的问题，而是现实本身，已经残酷得滴血了。

　　但即使被杀得血肉模糊，也要奋起自救。在武器和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寻求制胜的捷径。我们在文明战争这条隐线上一败再败，就是因为征服者用尖船利炮不但曾夺走我们的主权，还悄悄地斩断了我们的信仰，看起来却像是我们自己动手。我们之所以看不见这场血腥的斩首，正是因为屠戮是从审美权温柔地下手的。追到这一层你才赫然明白十九世纪的“国际传媒”（已是指哪打哪的军团！）为什么异口同声地盯着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不放，那只是无比宽广的华夏文明审美的一个枝节，却被放大到全部，成为这个古老文明野蛮、落后的证据。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没人站起来反问：印度锡克族的男人不能剪发至死不得拿掉又臭又长的头巾（看看印总理辛格），传统犹太教的男人世代一身黑衣还拖条小辫、女人不得露发（只能戴头巾或假发），欧洲妇女为了身材窈窕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还在使用摧残身体的紧身胸衣，怎么没受西方知识分子同等（上升到文明优劣）的厌恶和指责？为什么西藏的天葬在目光如此“文明”“进步”的西方人眼里倒充满了神秘和美感？我在此无意为辫子和小脚辩护，何况那审美有一半是游牧民族的入侵强加的，我只是为征服者寻找突破口之精准、被袭之人完全不知如何被袭而脊背发凉，凡“集团”要精神摧毁的对手（往往乃其真正对手）都是在审美权上被掀翻的。从这两个审美禁锢的缺口，“集团”氅下的“国际传媒”携手作战，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送上了绞架。如今回看那场惊心动魄的策划和颠覆，你还认为是文明自然的演变或资本天然的力量吗？

　　边芹，旅法女作家，作品《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主要译著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和《广岛之恋》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常撰写影评。 边芹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很罕见的独立人格，既独立于东方的“御用文字”，亦独立于西方的“征服文化”。边芹的文笔优美醇厚，善用独特的象征和隐喻，文章有一种神秘的质感。

 

[水清月现]

边芹旧文：向西看的那个槛

　　在认识西方的漫漫长路上，有一个槛，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这个槛便是：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世纪就开始了。凡是看不到“自觉和有意”这一层或拒绝看透这一层的人，一般就永远停在了槛前。

　　中国到底有多神秘

　　我初来法国，涉及中国有一个常入耳的词：“神秘”，这也是涉及中华文明最友善的词，再好的词绝难听到，除了学术界个别例外（需要良心才敢做，因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共舆论全盘抹去了基本事实：即中华文明是发达并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文明，在近代之前领先西方文明，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些重大发明来自中国。（准确地说满清以前，转者案）这一手我是在若干年后才发现的，因为是只做不说、暗中操作的。乍到的外来客听到东道主赐予“神秘”二字，相当得意，带着中国人特有的由好心堆砌的浪漫，我把这个词朝正面的方向送出去多远，你是可以想象的。直到贴近这个文明的心脏，我才学会听这个词的弦外之音。

　　“神秘”是18世纪中国尚处在传说阶段出现的一个词，何以300年后还留在西人嘴边？300年不消失的“神秘”究竟来自何处？我在大王宫参观“道教文化展”时，对从吉美博物馆送来的中国古代文物已见怪不怪，有这么多东西被他们抢来当自己的宝贝展示，真要清算，西方大都市的博物馆就得关掉一多半。我惊的是平时走博物馆未见过的大量中国古书，从草药到针灸，从饮食到祭葬，从书法到手工艺，从绘画到哲学，无所不包，真正的古版印刷或手书，全都来自法国国立图书馆档案室。还有多少是不送到公众视野下的？你这时才切身感受到当年的抢劫之狠，也绝不只是一群贪财之徒的无理性行为，而是一次有计划的文明劫掠。你能想象中国人把波旁王朝的藏书和档案搬到北京的情景吗？那些瓶瓶罐罐翻山越海地抢过来，多少还有古董市场和人之贪婪的借口，搬这么多古书过来干什么？既然中华文明“野蛮而落后”，大有铲除之道理，上百年不遗余力地诱导中国人改革换新，搬这么多“垃圾”过来，除了占地落灰，图的是什么？

　　我最早发现的一个事实是，对上层精英而言，中国早就没有“神秘”。他们深解我们远胜过我们了解他们，而且有至少一个世纪的提前量。中国人不过是模仿他们的皮毛，尤其是他们特意推荐的皮毛，而他们是挖掘我们的本性。他们把世界当猎场，打猎的人对猎物不会有一丝浪漫，而是摸透它的习性和弱点，尤其是弱点。谎言和假药方就是在研究了弱点的基础上配制的，谎言是用来给自己的民众搭围墙的，用以阻止百姓看清外面的世界，由于这个工程非一日之功，而是上百年基本朝着一个方向一砖一瓦构建，墙之坚固以及越到后来谎言变成真实越随心所欲，让墙那面的看客触目惊心；假药方则是推销给墙这边的中国人的，凡是自己具备而若对手也有便对己不利的美德，比如忠诚、团结，他们都藏而不露，再设法把对方的解掉；凡是对己只是嘴利贴金而给对手则起让拉痢人吃泄药作用的美德，如自由、开放，他们就会张扬到全世界无一角落能拒绝，文荐不成就武荐。

　　所以我渐渐明白，“神秘”是一个刻意保留的挡箭牌，是精英为模糊视听、搅浑水服务的，潜台词是：那个遥远的中国是不可理喻也不可解释的。只这样一个注解，就把中华文明降格到原始文明的位置，根本没资格与西方文明坐一条板凳。只有深解西方人的心理底质以及用词的精挑细选，才能悟到“神秘”这个词可不是礼物，而是暗刀子。而且是一把双刃剑，蒙蔽西方百姓的同时，也让中国人永远看不清他们的“自觉和有意”。（记得最近看到一则中国电视台的新闻，总结2010年北京国际书展。有一主办负责人说，西方人今年对中国出版物关注胜于从前，但热议多，成交少，只占中国人进口西方出版物的十分之一。然后他感叹自责道：还是我们对外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他们不懂中文，而我们为他们译成外文的水平不高。你看，一百多年来就没有走出圈套，从来不怀疑他们的动机，而总是从自身找毛病来解释缘由。因为中国人伺候得不够周到？）这个让狩猎者垂涎了几百年的猎物，真的还有某个角落是“神秘”的吗？

　　故意抬高原始文明

　　有人可能会问这么暗搞图什么？的确，若看不透西人擅于精密设计的脑子，便难以想象这么一环套一环地布局，终极目的是什么。那是一板一眼都设好了逻辑线路的，原始文明属于观赏范畴，不具备对话的可能——所有手脚是绕到这个原点的。

　　起自西方的对原始文明的“高抬贵手”，是声东击西的绝妙设计，既展现“开放的胸怀”，又剿杀了真正的文明对手，可见“开放”是要将对手堵在门外的。要知道，他们对原始文明可不是从一开始就取观赏态度的，在战船到达其他大陆的几百年间，全部消灭一直是目标。20世纪随着东方阵营的联手，发觉树敌太多，反倒帮了真正的对手，于是征服的棋路迅速调整，而且弯转得极大，一反常态变得用沾湿的眼睛欣赏了。那是用不切实际的渲染和赞美，捧虚灭实。这么一导向还真是硕果累累，全球大都市的小资们无不模仿着赞叹非洲艺术、印第安文明或喇嘛文化。前面灭，后面赞，前后两种无理性可通的做法，目的却始终如一：要在西方文明周围清掉真正的竞争者和对话者。用转移视线法轻易就办到了。但害人多少也会殃及池鱼，长年讴歌原始文化，西方文明自身正以惊人的速度退化，大众艺术原始化已成定势。

　　对原始文明的炒作发动于上世纪60年代，炒得之玄乎，人人都恨不得脱了裤子进原始森林才幸福。从美术的“返朴归真”，到泛滥的黑人舞蹈音乐，最后至高潮在巴黎建起原始艺术的勃朗利堤岸博物馆，几十年洗脑还真达到了目的。欣赏原始艺术凭直觉美感就行，不像中华文明或西方文明，欣赏者必经学徒阶段，掌握其复杂的文化语言，方解其妙。上百年来我们就在帮助西方文明培养中国学徒，同时将自身文明的学徒阶段缩减和去除。

　　我对原始文明并无好恶，只是接连碰到一些不可解释的事，一桩桩连在一起想，就拼凑出并不明示的图案。首先发现在巴黎各种博物馆能看到的临时展中，展示西方之外高度发达的文明的比例，远不如一些处在原始状态的文明，也就是说办10次印第安、非洲或尼泊尔（把这个小穷国捧为“幸福楷模”的真实目的，这么看昭然若揭）之类的原始文化展，未必会办一次中华文明展。像上述的道教文化展，是多少年难遇的事，何况从引言到介绍看下来也让你产生这不过是个原始宗教而已。核心的核心就是对事物的解释权，这是他们从不放手的。长年颠倒行事，必定误导研究者之外的普通人：西方文明是一个孤岛，它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文明。19世纪这样的观念是明打明说的，今天转到了地下。

　　谁在暗中抹杀中华文明

　　下面举一些最近的实例：

　　半年前勃朗利堤岸博物馆举办南美印第安文明展，媒体大肆炒作，每天参观者众，我去了几次才排上队。走进展室，便看到了那夹在真实间、可以卸掉人的全部警觉、比通篇谎言有效得多的细节：在一面墙上，画了一张人类各大文明时间表，在这个常识表上，唯独中华文明被抹去了。制表人无知？偶然的疏忽？

　　不久，我到位于玛德兰的巴黎美术馆看印第安古代金器展。无独有偶，馆内同样有一张人类文明时间表，竟也这么巧，表上独独没有中华文明。这样的常识错误偶然发生一次，是可理解的，连续不断地“发生”，读者自己判断吧。

　　几年前中法文化年期间，像三星堆这样辉煌的古文明展，被排斥于巴黎各大博物馆门外，只在市Z.F免费展出，这就把三星堆降格于市府宣传廊的水平。

　　你若去巴黎瓷器博物馆，细看如何布展，会有痛心的发现。馆内为瓷器制作比中国晚了1000年的欧洲国家，都单独、集中地设了展柜，如果细读解说词，18世纪才发现高岭土制瓷秘密的法国人有意向公众掩盖了制瓷技术得自哪里。自恋乃人之常情，但它同时也为日本、伊. 斯. 兰瓷器单辟了展台，唯独没为瓷器的发明者、最先进的制造者中国集中单设展台，而是把众多中国藏品分散到别的展台作陪衬，楼上楼下，零打碎敲，只有研究者会从制作工艺和年代的对照看到历史事实，一个普通参观者转一遍下来，是看不出中国在世界瓷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这手法让人想到文人或工匠中有一些高明的偷窃者，总是绝口不提甚至诋毁影响他们最大的人，而故意东引西赞那些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人。

　　勃朗利堤岸博物馆为自己拍了一部广告短片，时常在电影院片子放映前插播，为表现欧洲对多元文化的开放胸襟，画面从黑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到南亚、东南亚、中亚人，及至日本、朝鲜人，也是那么巧，偏偏没有中国人。

　　吉美博物馆是亚洲文化博物馆，馆内收藏单看得见的部分，不算库存，就有50%的文物来自中国，如果再算上中华文明影响的区域，则至少有3/5的文物。敦煌文化被劫走的部分，也在这个馆。可以说这个馆奠定名声的基础是它的中国收藏。这里暂且不说此馆借布展长年支持“藏独”的暗手，只看它在广告宣传里做了一件什么事。广告每周重复登在《Pariscope》上，该杂志是巴黎每周文娱节目表，有影响甚广的文化导向作用，是注重文化生活的人必备的手册。来看看吉美在上面怎么打广告：“它（吉美）为公众提供了从东南亚艺术、印度艺术到日本、朝鲜及中亚艺术的全景图。它收藏的超过4.5万件亚洲文物，来自柬埔寨、越南、缅甸、尼泊尔、西藏……又是“巧合”，文字里恰恰缺了主角！这段译文，字字直译，连省略号都非译者所加。

　　在这本和另一本巴黎唯一两份每周文娱节目手册上，“中国文化中心”的各类展览时间表也不在其内，而从丹麦到日本文化中心的节目都收入在内。这一举动让法国普通人没法绕开“封锁”接触到中华文明。而这个“中心”做了什么有损法国利益的事吗？绝对不敢！这简直就是一个“送礼”机构，在巴黎中心最富区买下豪宅，把中国最好的艺术品和文物，免费拿来给他们看，还有酒菜招待！

　　抢占文明制高点

　　有人可能问：绕了一大圈否定了中国又能达到什么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谁来占据文明制高点。占据文明制高点才能抢占道德高地。那又为什么要抢占文明制高点不能平起平坐，对话交流呢？这就进入了所有谋略的中心：如何拥有话语权。话语权的搭建是精心操控的巨大工程，绝不是善良、公平心、开放、透明甚至自身强盛就能拿到的。首先要占据制高点，才能控制话语的流向。一般人之看到话语权是国力和霸权的产物，而忽略它同时也是一个精密的操纵系统，没有神不知鬼不觉的技巧，光靠最大建立起来也不服人。而技巧的核心就是话语的流向操纵于谁手。

　　由于流向决定了话语权实际在谁的手里，抢占制高点就是重中之重，是决定流向的关键。而能否站住制高点，就在于文明的自信。试想如果上层精英守不住闸门，让民众常年接触比欧洲古代文明发达得多的中华文明，老老实实告诉他们世界史的真是景象，维持了200年的文明制高点不就摇摇欲坠了吗？当年靠兵舰火炮把我们几千年建立的文明自信打掉，有怎么能轻易让你复活呢？文明的自信就像肢体的一部分，一旦被截掉，再生亦难，文明本身随着自信的消失而消失，并非天方夜谭。常年维持这种自信，我们中国人以为就靠文明自身的品质，这样的想法非常本真，在没有恶意者的世界，是行得通的。但不幸的是，近代中国遭遇了需要绝对精神统治权的征服者，他们并不只是抬高自己，而是惠誉和抹杀别人。用并不诚实的手段刻意维的持文明自信，为永远占据文明制高点，提供了广泛的民间认同，亦谓不择手段把持话语权，最大限度地杜绝了民间的反感或不配合。因为夺取永久的话语权并不是靠一种公正的权威，而是操纵的技巧：让我的话语不受阻挡地流向你，而你的话语流不过来。目前这个世界所谓的“拥有话语权”，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这里，制造认同是双向的，构建文明自信是在拿掉了对手的文明自信的基础上实现的，使得话语的流向不但不受阻，反被欣然接受。

　　如果只是这样对待中国，有人可能会另寻因果，但新世纪之前对待日本也没有好到哪里，直到发现真正的对手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法国曾经历了一场针对日本人的媒体毁誉大战，与今天对中国的毁誉类似。从质疑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假民主到分析日本人是蚂蚁般的劳动机器（对中国人则连“蚂蚁”这样的词都没有，直接用“奴隶”），无所不用其极，就因为那时日本经济大油赶超美国之势，必须不惜一切遏制。当要“打劫”一个国家时，“独立只是分子”打前站，敲边鼓，配合得不亦乐乎。如果遏制对手只是用谋略和竞争倒也罢了，问题是最拿手的是道德上泼脏水。记得当时吵得最厉害的，就是日本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国家，找出一大堆日本国民的“劣根性”来证明。这个罪名真是打人的万灵帽，一扣上怎么欺侮别人，民间都拍手叫好，跟两百年以前为领土和财富攻打别国，总是先把人家放在基督教正统的对立面如出一辙。这场恶搞弄到最后，日本有益抗议者特意跑到巴黎，吧自己装扮成蚂蚁，一头跳进塞纳河。

　　当中国人沉浸在“同一个世界”的梦想中，办奥运、办世博向世界献礼，发动自1840年的那场文明的战争，从地上转入地下，并未停息。同时他们继续让中国人相信，这一切都缘自误解。

 

[水清月现]

边芹：解剖学系列之一：不可比的不要比

中国与西方比较自1840年后就开始了，陆陆续续从未停歇，直到如今游学一周的学生或旅行十天半月的游客都参与其内。世上恐怕再弱小的民族都不会出现中国人这般的无自信，拿着西洋照妖镜一照就是近两个世纪。自八十年代窜起了一批台湾作者之后，怎么比基本上定下了模式，即比浮在两个文明表面的东西。先不说拿近代发家暴富的国家与被前者打败、破产落泊的国家比对，有多少可比的东西;就说文明本身，运用前者的话语(词语、概念、历史解释权)比对两个文化体，后者也永远处于下风。这种比法从前也有，但未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规模和定式。这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先说做这类比较的人自身。

　　首先这类作者都有崇洋的前提，有的是在自己国家受了委屈甚至坐了牢一肚怨气和报复心理;有的是婚嫁了，灵肉结合的选择并非偶然;有的是出洋后没走多少弯路就被白人主流社会吸纳，尤其当其能力被用来提升西方、贬抑中国，这样的人“运气”颇佳;当然最广大的一群是有着依强弃弱心理、追逐优越感的模仿者(国内有不少外语都不会几句便写出大部头中西比对的文人就在这个行列)，这需要极大的崇洋动力。崇洋和学洋是两个概念，尽管时常被混淆，反崇洋不等于排斥学洋。崇洋的毛病是看不到点子上，因为起点就错了位，自我意识极弱甚至于无。

　　仔细推算，做浮表比对的作者大体就这四类，总的来说多多少少都缺少我说过的能挣脱“模式”的四个条件：有自我意识、有独到眼光、不必出卖自己、也不谋私利。而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一肚子怨气只想寻外力报复的人其自我意识在怨气的集聚中早就烟消云散;大群的逐利模仿者也无自我意识，反倒把自利当成自我意识牢牢把守;中间那两类则夹在被西方主流社会吸纳与自我意识这一天然的矛盾体内，步步都是背反，所以先不说“独到眼光、不卖自己、不谋私利”，就说“自我意识”要保全也难。而无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薄弱，何来独到眼光。

　　再看看客观环境。中西对视是以血腥的欺压、惨重的创伤开场的，以华夏文明轰然倒地、快速消失为节律，且一直变换着形式在继续。这样一种暴力接触势必在中国挤压出两股势力：合作的与反抗的。而由于外部强权的介入从未停息、打压持续，两股势力不可避免地难以汇合且向两极分化，合作的人骂反抗者“义和团”，反抗的人斥合作者“大汉奸”，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因而中西对视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产生两个文明正常交往的平和心态、清醒意识的条件，一直处在迭荡起伏中，两头轮流占地为王，忽左忽右主导着世风，早早地就将本应起主导作用、处在两极之间、客观而深邃的眼光排斥出局。加上两个文明相去甚远，思维方式时常背道而驰，绝对不是回眸一瞥便能互相看懂的对家。何况中式思维和中国人的天性往往使之在接触中很快被兜在对方内外两层的外层，且绝大多数人基本走不出外层，不在于接触时间的长短。这有点像两个性格迴异的人，即便联姻同床都可能几十年看不透。然而时代的局限偏偏让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回眸一瞥。

　　最后是话语的事先植入。绝大多数人并无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循着时代的精神轨道。精神轨道这驾马车是由话语的流向牵拉的，所以能主导话语流向的力量(目前主导世界话语流向的依然是西方)，基本可以支配一国的思维方向。而当一条精神轨道架设完以后，惯性思维便侵入大多数人的头脑，在潜意识层面事先决定他们的正负面取向。这条惯性锁链不但可以紧锁着一个时代，也可以捆绑着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度过漫漫岁月。

　　随着中国人与世界(西方)接触日深，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也不断加强，这四类作者中，第一、第二及第四类作者的影响力将逐年式微，但第三类作者却能逃过时代大浪的头道淘洗，长久地作用于中西对视的目光。第三类作者的迷惑性即在于他们并未挣脱“模式”，但与那三类比却似乎专业了许多：他们长期居留西方，在西人堆里混饭吃，还取得了一定成就。这层表相让他们天然具有“专业目光”，尽管细想想表相不一定让人具备实质，即使被西人承认，也并不意味着作者不缺上述四个条件中的若干条，是这些条件决定一个人的眼光，而非其他。

　　从这个角度看这四类作者，又可以把他们分成两大类：浮表类与看似不浮表类。前一类作者的典型表述在一篇名为《一名台州学生眼中的中德文化差异》(作者：赵天翼，中国台州网2012年7月21日)的文章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后一类作者的典型就是观察者网2013年8月11日一篇文章《华裔女设计师刘扬《东西相遇》：图说东西方文化差异》中介绍的主人公。

　　我在此挑这两位新人，一是二人皆做中德文化比较，我们可以看清一浅一深针对同一个国家的比对之差异和类同;二是二人皆为我们上面分出的两大类作者的典型;三这可细分成两类实为一类的中西对视模式，虽历经几十年的大浪淘沙，依然具有顽固的生命力，形成一代代接力的链环，甚至变了一副更专业的面孔，依然占据舞台的中央。台州学生这类中西比对，读者想来已耳熟能详，三十多年来，无论是大作家还是像台州学生这样的无名小卒，文字水平、写作技巧可能差别颇大，但叙事线索和思维走向作为写作的内在方向是一致的。其共同特点是被兜在内外层西方之外层，而且是外层中浮在最上面的那层。能不能浮在面上看世界?能，谁都有以自身能力和视角看世界的权利，但掌握一个文明精神命脉的上层建筑不能，浮游眼光更不该变成主流。

　　有人会说每个人都有表里，每个社会、每个文明都存在表里不一的现象，那么做外层比对一样也是客观的，没有亏待哪一方。这样想的人忽略了工业文明具有史所未有的摧枯拉朽作用，所以处在不同工业化阶段的社会不能拉到一个平台上比较，很多问题不是文明自身的问题，而是工业化早晚的问题;同时他们也不知道西方文明有一个非常显著但隐匿极深的特殊性，即内外层悬殊甚至毫不搭界，不但不追求(不追求与追而不得是两码事)内外统一，而且刻意拉开之间距离，整个社会建立在外在行为统一塑造的基础上，这从下层百姓接人待物到上层建筑的统治方式一脉相陈。这使得两个民族两个文明不可比的东西不能拉到一个看似公平的尺度上下结论，我们要学习精细打造外层，但若学不到位，也不必自卑，人有满面微笑背后捅你一刀的，也有爱理不理却从无害你之心的，硬要两种人变成一类人，也是勉为其难。信息和交通现代化的世界虽然疆域缩小彼此看得见，但对视之便利并不意味着能看懂对方，看不懂对方，又如何学到该学的东西?

　　与西方社会打交道一般是先甜后苦，与中国社会打交道则正相反，是先苦后甜。有个相识的小孩被送去英国读书，走前小脑瓜里早埋下了定势思维：中国人不好，素质啊，等等。初到英国，人问那边怎么样?答：西人文明友爱，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不行(估计指华人区)。几年后，问有没有结交几个友好白人?答：一个没有。再问有没有朋友?答：有。问什么人?中国人。为什么会有先后感觉的差异呢?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之间的距离远远没有西人的跨度大。不要简单把这一“距离”理解成普遍意义上的“虚伪”，这二字并不能概括其复杂性，而且不够中性，内在人格除了本性还有本能，这就意味着距离小并非全都是好事，所以用“导演自己的外在行为用以保护、装扮或掩盖内在的我”来概括似乎更贴切。十九世纪及其后旅华的西方文人笔下中国人为“小孩民族”，概缘于此。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在法国旅行作家亨利·米肖的书中读到“小孩民族”这个颇乏褒义的概念时，并未深解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当时想，一个民族被人冠以“小孩”，无非是不成熟、缺乏智慧、甚至有点野。后来一点点悟到其中真意，就是人的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之间的距离远没有西人的跨度大，跨度大小除了来自天性还有后天的驯化。这一差距究竟是人种使然，还是文明在某个环节做了不同选择，我尚没有研究透。

　　在西方，社会的人与其本我的距离大小是判断一个人(甚至一个文明)野蛮还是文明、高贵还是低贱、进化程度高还是低、自我意识强还是弱的分水岭，这个距离越大越好。而我们的分水岭是人的道德品行修养，终极标准是善与恶，道德品行(内与外)之间是不能有距离的，须放在一起考量。举一个具体的事例，近日一艘装载约五百黑人的偷渡船在意大利地中海小岛附近着火沉没，除少数逃生，多数都烧死或溺水而亡，小岛一时连收殓的棺材都不够用。平时这种悲剧几乎日日发生，但每次人数少，这一次一死数百，西欧舆论哗然，报纸、电视、各国政要全都一副哀痛状，不了解西方的人只听这些话语会深受触动，以为西欧从此会由同情到放人一马。殊不知西人的伤心点并不是死者的命运，而是我们居然未能阻止这样的悲剧发生在眼皮底下。相比较，中国人要么不伤心(谁叫这些人不请自来还强行偷渡)，要难受则伤心点肯定围绕死者的不幸，侧重点与西人虽然只是微妙的不同，但恰恰是这么一点距离决定了中国人看不出这是西人在悲剧前的道德表现，而且是必为的外在表现，平时对非法移民恨之入骨的人这时也得作悲痛状，从政客、媒体到岛上渔民，全都必须做出相同的道德表现。外在表现的约束力来自其统一，没有规范就没有外在表现，那么建立在统一外在表现上的社会也就运转不灵。然而道德表现的目的地并不是心慈手软，这是中西文化歧异的分岔点之一，而是为更严密地阻止偷渡者靠近提供道德借口，公开的眼泪越多，私下防堵非洲移民的措施会越严。我本人对欧洲防堵黑人移民潮并无微词，认为这是必要的，否则后果可怕。以黑人毫无节制的生育率(妇女人均八胎)，及工业化国家人口减少，有一天黑人将登陆全世界，中国将是下一个大目标(再不解除计划生育)。我在此举这个事例，只是让读者看“距离大小”行事会大不同，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中国身上，中国人一般会沉默，他要真流眼泪便会心软接纳这些移民，若不愿接纳，则多选择回避话题。中国人做事认个理，若觉得理不亏，他就不理睬，若觉得理亏，他会纠正自身行为，不大会绝无向对方让步的打算，嘴上却挂满同情。“我不让你来是为你着想”这样的理中国人是不好意思硬夺的，也觉得这是拒绝人家还揣上一脚。中式表现的优点是不强词夺理，作不了好人就干脆躲开;缺点则是在日常小事中，缺少起码表面礼数，连做样子都不会，心不够善在公开场合却连照好人的规范做都没意识，如公车上踩人脚、路上碰了人，宁可装糊涂躲开，也不愿哪怕是装着内疚地道声歉，而文明社会有时需要装模作样。如此品性也使中国人在公共行为中缺乏主动和自觉性，西人眼里中国人“麻木”实际上就是这一表现给人的总体印象。

　　从分水岭的不同设置看，我们的标准相对要直接，他们可以绕过本质，而我们不可以。这与两个文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一切的出发点歧异甚大有密切关系，从一个很小的事物——杂技——便能分辨出来。杂技作为一种挑战自然规律的艺术从某种程度上颇能演义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对自然敬畏加顺从的中国人在杂技艺术上将功夫发展到极致，而对自然俯视加征服的西人则将魔术发展到炉火纯青。功夫是人弯曲磨练自身以挑战自然;而魔术则是人设计花招改变观者的视野以战胜自然。前者与自然是一种直接关系，规则其实还是由自然作主，人只是其中配角;后者则是一种非直接关系，中间隔着人的计算，规则由人作主，自然成了配角。这个致命的分岔口注定了中西文明时常南辕北辙，彼此都需改造视野才能看懂对方。也正是因为分水岭所设标准直接简单，我们不专门侧重外在表现，这使得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与内在品质无关的、但统一约束的外在行为标准。加上旧礼仪(所谓“封建”礼仪)在一系列革命中被打破，本来分水岭设置就直接的我们，几乎丢光了可以包裹一个人的外在礼节。没有统一约束的外在行为标准，内在品质的标尺又高，不可避免要促使人回避或装糊涂，更使一些人将无良本性直接变成弄虚作假。这使得中国社会好人与坏人的界限较西方社会明显，也使得这个社会特别需要好人模范来感召，而其实中国社会好人的比例并不比西方低，真正好人的比例还超过他们;相比，由外在行为标准统一约束的西方社会则从无好人模范的需求，我在法国多年，很少见人讴歌舍己救人或呼吁拾金不昧，事实上做这种事的人远没中国多，但他们却让人感觉品性较平均，不了解内情的中国文人惊叹“好人文化”兼由此而来。

　　在西人看来，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距离拉得越大的种族越具有高等智慧(所谓大智与小聪明)。过去贵族文化就是以此为目标制定礼仪的，贵族必须在外在行为上达到风度规范，但没有修身养性的追求，所以两人一句不和便要消灭对方这么直接了当的一桩蛮事，却发展出决斗文化那些温文繁缛的礼节——没有公开的骂架动粗，杀人通知书用美文细纸写就，由戴着假发、扑着香粉的仆人用精雕细琢的银托盘乘宝马香车送过去，约好致人死地的时辰和操作细节。到了选定的日子，两个可能将赴黄泉或成为凶手的冤家衣冠楚楚、镇定自若地来到“杀人现场”，风度翩翩地握手致礼，脸上还挂着微笑。此时显示勇气的最外在表现就是面带微笑，而勇敢是贵族绅士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另一个是忠诚)，因此心里再怕、再恨对方都得装出微笑，肌肤相亲、和善面容丝毫不影响内心必除对手的决心和意志。欧洲贵族绅士与中国古代科举文人或士宦子弟大不同，后者偏爱文墨，前者却尚武，由于狩猎传统，他们个个能枪会剑(决斗用三种武器：枪、剑、军刀，雨果、大仲马等文人都参加过决斗)，别看在沙龙与女人周旋那个多情。欧洲决斗文化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法国最后一场决斗发生在1967年，两位出名的政治家、议员为一方称另一方“蠢货”而决斗，一方受伤(1903年杀人偿命的法律使得决斗抬高了生命门槛，从此见血而不留命)。

　　试想想“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之间距离太短”的中国人哪能做到，他若能按下怒火和仇恨向对方投去微笑和伸出手，其后杀人可能就下不了手了，心没那么硬啊;如果马上就要公开干掉对方，他不但认为没必要装相，恐怕也装不出来。我们在说的是一种普遍的文化，而非一桩超出常理的谋杀案，所以不要用杀人案来反驳。我将在以后的《解剖学系列》中详解“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之间距离大与小”所造成的西方人具有而中国人缺乏的优点，以及西方人多有而中国人少见的缺点，因为我发现中国文人墨客艳羡了一个多世纪的“公德”之有无的关键岔路口就在这里，与道德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先言归正传。

　　由此西人与西方社会都有意识地为自己精心打造了一个外层，这个外层还不是薄薄一层，而是从历史政治到民风民俗，皆有让人赏心悦目的外包装。其控制包装的每一个细节、人人意识到内外之界，值得我们吃透。但首先要上层建筑看清我们究竟短于什么人家又到底长于什么，而非不分历史阶段、不解文明差异拉人之长对己之短，自贬自贱。大社会与小个人其实是一种行为模式的大代表与小代表，剖开来看，大标本与小标本方方面面都是对应的，什么样的个体产生什么样的社会。这个外层的西方，下以社会个体的礼数规范、上以政治文化的民主自由(几百年前是基督教规)为外在表现，从“距离原理”看，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距离越大，其外在表现越出彩，正因为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既不民主也不自由而是垄断专权，显现在世人面前的才如此注重细节表现。这对初入者、意识不清醒者、眼睛不尖者、先入为主者，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尤其对纯粹中式思维的人。

　　如果我二十来岁，估计写中西比对也逃不出这个已被固定的思维轨道。文化比对有它的浮层和深层，而且浮层居多，这是两个文明对视时自然生发的，不可避免。欣赏浮层，甚至崇尚浮层，都无所谓，比如我就颇欣赏浮层，就像走进一间房先看到做工精良的雕梁画栋，让人感觉舒服。我个人与西方文明颇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构建浮层的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里面包括个体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以及应做的自我保护，也包括上层建筑对民众应负的责任以及应做的自我保护。尤其是现代社会，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都需要搭台布景，才能在人群中、在整个世界唱戏。但把浮层当全部，只见画栋雕梁不见内部榫卯结构，一痴就是两百年，不知深层的存在，拿着浮层作自己的照妖镜，光学花招不见真传，却使得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悲剧连连，自怨自艾，彻底丢失精神指南针。

　　目前中国的问题是，大大小小、组成精神模仿链条的作者汇聚起来，已形成难以逆转的话语的流向，卷裹了整个国家，致使很多人（包括上层建筑）做出错误选择。像台州学生七日游这种肤浅至极的中西比对，因符合多数人已被灌输于心的西方形象，便受到本不配有的重视——刊登并转载。像刘扬这样已做了明确选择的人(并未以其才华为国服务、反而加深中西误读)因在西方受抬举便可直入中国的上层建筑(进入中国的院校、研究机构讲学或在媒体上成为名人，瞬间获得巨大影响力)，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拥有一个扎根本国的人可能要用一辈子才能谋到的话语权。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被中国人捧角的西方中国通绝对没有可能在其母国搭乘进入上层建筑的直通车主导文化比较的话语，有自我意识的上层建筑必有厚厚的城墙，开放并不是来者不拒。

　　要打破这条思维轨道，割断精神模仿的链条，就得从话语的流向中突围，树立一个新观念，即：不可比的不要比。我们看到缺陷的背面往往也有优点，而优点的后面常常暗藏着缺陷，所以中西比对已到了绕开现象看本质的关头。

 

[水清月现]

边芹：不可比的与可比的——解剖学系列之二

有些东西并不能面对面拉来比，不可比的东西怎么比呢?我们下面通过台州学生的中西比对之先入为主和雾里看花，具体拆析整体比对之偏颇。

　　大而化之是中国人思维特性之一，好处是中国人心底宽不纠缠小事，坏处是看不到或忽略细节，那么碰到思维特性乃化大为小的西人，抛去的眼光便常常在人家的整体外壳上打转，几乎没有可能破壳而入，中西碰撞从误解到悲剧，若追究我们这边的责任，概由此来。而西方文化恰恰是注重细节的，“细节控制”是我们说过的“温柔的独裁”的具体操作技巧之一，看不到细节则学不到真传，只能用大而化之的整体浮面对比作贱自己。

　　而这种思维方式经一代代模仿接力，已变成观察叙事者的本能反应，将所有不同都拖到道德平台上作结，对究竟不同在哪里及为什么不同反倒不求甚解。比如接待台州学生的那个德国家庭住在大城市法兰克福郊区，这让想当然的他写道：

　　在这些发达国家，似乎总是如此：家境相对富裕的人住在乡间，因为那边安静，空气好，而那些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人，住在城市中。中国却相反，人们拼命往城里涌，希望定居在城市。

　　游学七日，只到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只接触了一家人，便下“在这些发达国家，似乎总是如此”这样的断语，足见前定话语早已植入这个小脑袋，代替他观察和思考了。

　　除了他事先接受的各种信息——当赞誉变成笼而统之，事实已开始扭曲——名词本身也像先头部队一样抢先占领了思维制高点，像“发达国家”这个已成习惯用语、几乎无人意识到须加前缀的名词，对人们的思想田地已进行了春耕前的播种。

　　事实上有自我意识的上层建筑是不该让这个词泛泛覆盖的，名词的偷袭潜移默化，而应细细地加前缀，如“工业发达”、“工业先进国家”等，这并非罔顾事实，而是上层建筑通过名词的精细筛选和使用，避免民间思想的混乱，还事实以本来面目。

　　表面看，台州学生的观察没错，他年纪轻轻没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知道这不是中西甚至中德文化差距的问题，而是工业化进程早晚的问题，所有国家，无论什么文明文化，只要经历了资本输入、工业化、城市化这个过程，发展模式大同小异：人先大量涌进城市，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由于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大，人人想住进城里。

　　但随着工业化向前推进，城乡差别缩小，城市中产阶级快速膨胀，他们中的一部分因住不起城里的好房子，又不愿住城里的差房子，只能走上代人甚至上上代人相反的道路，再回农村(城郊公寓甚至远郊别墅区)。

　　以巴黎为例，很多人并不是不喜欢住在市内，而是要给每个孩子提供卧室，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市内已很难找到力所能及的房子，只得走。城里并非都住着经济条件不好的人，城里的好区域、面积大的房住着富人或接受了遗产的人。

　　九十年代以后都市房地产疯涨，中产阶级中、下层已很难购或租面积合适的房子，四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如果没有继承遗产或发财，在市内拥有自己的房子形同梦想。

　　中国的工业化比西方晚，西方国家已完成了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工业化阶段，不可对应的历史阶段所出现的不同现象怎么能一对一地比呢?但中国正以比西方快得多的速度追上，都市房价追上的速度令人晕眩，可见学坏总比学好容易。

　　目前城市中产阶级上层有一部分人也开始向往乡居生活，走到这一步与文明文化无关，而需要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来推动，需要城乡差别的缩小，需要私家车的普及，田园之乐没有现代生活必备的抽水马桶、浴室、空调（解决了城市才能往农村发展），有几人乐于反朴归真？

　　把两个处在不同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出现的现象拿来对比，由一个尚在鹦鹉学舌阶段的学生做没什么，但把文章登在报上并由网站转载，那是中国的上层建筑脑袋出了毛病，处于非正常运转。

　　再看下面这段：

　　当我坐车到他们家时，邻居出来与他们用德语攀谈了几句，显得很开心。德国人的邻里关系似乎很融洽，而中国的城市，哪怕是一幢楼的邻居恐怕也很少彼此能够叫得上名字的，关系融洽的更是少，只能是陌生人一般地走过。相隔一幢楼，他们却可以是好朋友，做了蛋糕什么的点心也会分给邻居一些。

　　他们每家都有一个院子，养着花草和小动物，偶尔还会在后面一起烧烤，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后院的围栏却非常低，只有膝盖那么高，别人随便就可以进入后院。而我们住的地方，每家每户都安装着防盗门和防盗窗。

　　德国人的家庭是和睦的，是团结的，时不时一家人结伴出去玩，邻里家庭经常有什么聚餐派对：他们的家长并不那么关心孩子的成绩，在他们看来那只是孩子自己的问题，他们不会去插手，好差都不会在意，与中国的家长颇为不同，也许两者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思想差异比较大。

　　还是那句话：不可比的不要比。

　　西方大小城市公寓楼内邻里之间除碰面问句好再无半句多余话、更不知对方名姓的也占绝大多数，中国邻里之间也有熟到互相托管房门钥匙的，尤其在住房大规模商品化之前。

　　我在巴黎市内住过两处公寓楼，都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居所，很多年里邻里就是照面一句问好，彼此到搬走都是陌路人，二十年未见文章作者描述的“桃花源”。只碰到一个特例，有位邻居老太太估计在家寂寞无伴，我跟她搭了一次话，从此只要在楼里撞见，她的话匣子便再难关上，颇耽误时间，后来我得悉全楼都知道她有这个毛病而躲着她。

　　我住的第二处公寓最近几年连续搞了三次“邻里节”，这是法国政府近年人为组织的一个节日，一年一次，就是针对城市公寓楼邻里互不相识、形同陌路的问题采取的措施。

　　每年九月，楼里的住户(一般由看门人操办)每家凑几欧元的份子，买一点廉价饮料点心，在大堂或小院里(极少有大院)办一次聚会。活动时小孩最开心，因平时一座楼里的小孩也不一定来往，像我们小时邻里小孩串门结帮的现象不多。

　　这种九十年代新建的住宅楼体和楼层都较市中心老房子扩大，邻里人数多，流动大，互相更少交流。我们楼里办了几年就不办了，虽然组织了见面会，邻居依然还是见面一句纯礼节性的问好再无更深交往(绝对不可以问诸如工作性质、年龄、收入等问题)，当然不排除可能有几家一见投缘从此交上朋友的，但不到非同一般的朋友，上面那几类问题同样也不能聊。

　　中国住房大规模商品化刚进行没有多少年，从此人们根据钱袋的大小聚居，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人群聚居的缘由。

　　整个社会以如此惊人的速度重新洗牌，自然是一场史无前例地大混杂，不知根底的人忽然成了你的门对门，对没有经历过这种社会且尚没有建立起陌生人文化的中国人，自然是雪上加霜。

　　这种事情要比也要比对等情况下人家有什么而我们缺什么，比如在同样邻里陌路人的情形下，西方人保持了表面礼节，电梯或楼道里碰面问句好，尽管连你住在几层、几号都是不能问的，礼仪不是人情，须止于礼貌用语。有些人从回避的眼神就看得出撞见邻居他一点都不乐意，恨不得你最好别在他出门的时候出门，但再不乐意，嘴上也得问句好，哪怕干干的，这是从小驯化出的，而中国社会却连这一点点可以送给邻人的免费礼物也一并收起了。

　　我看到现在有些家长(不少还是城里有点文化的人)自己这代都缺乏驯化，对自己的小孩连叫人谢谢这样的最起码礼数都不教了。比如乘公车，小孩一般上车就飘着别人得让座的眼神，这种小孩并不是家长抱着没座不方便的婴儿，而是可以跑来跑去的，别人让了座，小孩一屁股坐下，不但让父母站着理所当然，谢都让父母代劳。这样的小孩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让人揪心。而这不是传统如此，而是随着旧文明的崩塌，传统的行为规范经数代人的丢弃，一代少于一代，最终堕落至此。

　　再看治安，作者还是继续犯与前无异的错误，即以特例对应常态。

　　西欧一些富人聚居的小区(一般是郊外或乡村小镇而不可能在市内)或偏远的民风纯朴的乡镇，治安会较全国整体好得多，作者描述的无须防盗的居所多半在这个范围内。但若比常态的话，西方国家的治安远没有中国好，我生平第一次家里被洗劫就发生在巴黎，公交上被偷也发生在巴黎，且我认识的人几乎个个有此遭遇。只要在外，脑袋里时刻得有根弦：走路包别拎在手里，乘车手机得抓牢，否则会遭强抢。

　　法国的银行、当街的珠宝店(除一些开在大商场或商业中心内的首饰铺)没有一家敢敞开门营业，多数都设两道门，且双门紧闭，顾客入内得按门铃，由里面摇控开门进入，进了第一道门，店员打量了你才开第二道门。银行运钞车(重型装甲车)和取钞机更是遭劫不断，经常劫匪是用重武器与警察对干。

　　城里每户都必须有防盗门设施，否则保险公司不予保险，只不过西方人做事既收掩又有统一规范，与中国社会各家随己愿毫无遮掩地装一个不雅观的防盗门不同，他们没有想怎么装就怎么装的自由，而是原门包铁和加铁框(为防止破不了锁的窃贼把门锯开)，不知道的人完全看不出门是防盗的，因为让人看出来有碍瞻观。

　　公共走道内的任何装置都不是户主个人能定的，一如沿街的窗，你若擅自装一扇牢狱似的防盗门，全楼会共讨之;若随意为窗装防盗框，因有碍市容，也绝不会被允许。但窗并不是不要求防盗，而是外有百页窗内有完备的锁插，这是保险公司为你保偷盗险的条件，就像汽车必保险一样，住房保险也是必须的。每户的窗都有铁的或厚木头的百页窗，双道保险，楼层低的或别墅楼，主人出门或过夜一般得关百页窗(文中描述的那个德国家庭没有防盗窗但多半会有百页窗，门锁也极有可能是高科技，只是作者不知装置不同但防盗功能是一样的)。同时窗户还要求必须可以锁死，无论老式的还是新式的，里面一关上，不强行破窗进不去。如果你被盗，保险公司发现窗未遭破坏，这就证明是你自己未关好窗或窗不合保险规格，被盗损失也不赔。

　　用什么门锁住户也无自主权，而得按保险公司的要求做，住户没权利想用什么用什么，用便宜的锁若被盗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而西欧这几国盗匪多而专业，与锁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住户投资锁的钱一点不敢俭省。

　　记得我家被盗后，警察记录在案后再无下文，原来被劫钱数不过百万警察老爷根本不立案侦察(太多了)，平民的家财是永远追不回来的。接着保险公司派人来验锁，我这才得知我们的锁已是高级货了，装一个很贵，在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最保险的，但还是被小偷找到了破锁的门道，必须换更贵更高级的。来换锁的锁匠是保险公司指定的，我们可没权利自己随街去叫;用什么锁也是规定的，价格不菲，相当于当时居民基本月工资的一半。我后来发现邻里家家有好几道锁，楼下的老太太进出一大把钥匙，门上装了一排锁。

　　搬了新家后，我被告知房门的锁是目前最先进的，至今未被破，新家是九十年代建的，门也是暗暗装了铁框、包了厚铁皮，比中国的防盗门要重得多。保险公司与防盗装置的商人联手吃“治安差”的饭吃得脑满肠肥。

　　所以台州学生指出的不足，根源并不是中国社会治安差到人人自危，而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即太多个体自由缺乏统一规范。从细节管理上看中国社会，很多问题皆缘于此。

　　秩序和整洁靠得不是道德批判，而是细节管束，即便承认西方社会有诸多相对于中国社会的神话，这些神话也是个体自由被归档分类其中公共行为自由被剥夺殆尽的结果，非此，走到哪里都不会有奇迹。在西方，人的公共行为一举一动都在被管束之列，上有细如牛毛的法律(社会契约)，下有民间习俗规范(心理契约)，中间还有资本(以保险公司为首)的圈划(资产契约)，几乎每个细枝末节都不让人钻空子，致使人的自利本能在细节强迫的公共大网之中难以延展。

　　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由建筑商统一安装百页窗及有防盗功能但看似普通的门，这样里面固若金汤外面掩人耳目，更不会给世人留下这个国家毫无安全的印象，因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偷盗率远低于西方，却由于混乱不堪的防盗装置让人以为盗贼遍野。

　　与西方城市门窗必设防盗装置否则家家难保不被盗(多半都有被盗经历)不同，我们是人家装我也装(很多人家从无被盗经历)，人人只管家内的美(装修不惜重金)，门外窗外怎么丑都没人管。百姓自利举世皆有，他们甚至都不是自利，而是被卷入临时形成的坏习俗而恶性循环，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上层建筑丢掉了审美权，当管理和统治者都不知何为美何为丑，就像上游水坝裂了口，下游会丑到怎么个洪水泛滥，就可想而知了。

　　上层丢掉了审美权，直接后果就是对下层失去了审美管理意识，须知美丽也是要独裁的。

　　台州学生下面那段家庭和睦、成绩好坏无所谓的比对，就更属于以偏概全的臆想范畴了。试想想这家人若是大吵小闹的一家子，怎么会被当地安排接待中国学生?

　　任何社会都是有组织的，都会挑出模范家庭向外展示，越“理想”的社会组织越严密，你可以赞美某个理想的“点”，但不能以“点”作“面”。“面”的问题一概而论则相当复杂，对于整体来说，所有的判断都应该是相对的，只能通过各个“点”出现的现象综合评判。

　　一些社会调查及很多文艺作品显示，德国社会家庭成员间是相当压抑的(纪律与规范严密)，由此生育率极低，德国育龄夫妇选择不生育的人数多于法国，人口危机处西欧之最。

　　西方父母与孩子间时常是一种深及灵魂的控制，远非中国父母能及，更非中式思维的人能体察。中国父母想的更多的是孩子未来的福祉（当然也有以此为自己打算的），为此不惜代价和精力投资教育、关注成绩；西方父母则更在意孩子是否能成为自己思想行为的承继者，为此注重行为驯化和思想灌输。由此西方小孩成人后与父母的关系往往两极分化，未驯化成父母思想行为复制品的孩子会一生叛逆，与父母形同陌路，甚至断绝来往;反之则与父母成为志同道合的同伴。

　　与之相比，中国孩子成熟后与父母关系不是向两极分化，而是往中间靠拢，很少单靠志趣维系，更少意识形态纽带，同时却能为情所动，浪子回头。

　　此外西方父母并非无所谓小孩成绩好坏，但的确不像中国父母那么挂心，这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

　　首先欧洲自古没有不分社会阶层、不分血统单凭文化考试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传统，下层子弟只有通过进入教会方可识文断字，进而摆脱卑贱命运，但代价是教士不能结婚、没有子嗣(宗教改革后有部分改变)。直到工业革命以后，传统才得以改造。

　　十九世纪后公共教育渐次普及(而我们的私塾早就是一种公共教育)，对科学人才的需求和公务员考试制度(比我们的科举考试晚了上千年)的建立，使得一个人靠学习成绩晋升社会阶梯成为可能。但由于传统，也由于社会阶层已处在一种固化状态(西欧工业革命以后除两次大战没有大的社会革命)，学习、考试改换人的命运的比率较之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两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一个工人或农民子弟，靠文化考试的门槛一步翻进上层建筑，以我长期观察的法国为例，机率之低可以不计，土著白人基本上是父母吃什么饭孩子吃什么饭，例外的几乎只有一些外裔移民家庭，那是因为高智商的父母移民后落入社会下层。中产阶级上层和富家子弟很少不读私校的，是这些私校本身而非成绩界定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连公立名校也多是中产阶级上层子弟进入，这些学校都座落在城市好区域内，没钱的住不进学校附近的学区房。

　　我认识一位收入属中产阶级上层的医生，原本住在城郊别墅(生儿育女时买下的)，孩子上学后发觉校内太多非裔阿裔，恐拖小孩后腿，不得已花大价钱挤进巴黎西郊富人区，让孩子得以择校。传统和现实都注定了在西方社会，学习和考试不是扳动社会阶层转变的主要杠杆，更不是唯一杠杆，小孩成绩好坏学校不抓（老师才不会为抓成绩加班），父母着急也没用，这与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

　　此外，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公共教育，是七十年代以后生活逐渐富裕、生育率大幅下降、加上受左翼思想(普世价值)影响搞“宽松教育”的结果，直到五十、六十年代都并不是“成绩好坏不在意”的。

　　战后经济起飞的那三十年，正是通过严格的教育（课程、学时比现在多得多，中、小学一直保留体罚），土著白人下层社会（工、农、小职员）最后一批可造之才得以挤进了中产阶级中、上层。

　　两个因素终结了这一上升通道，一个就是为“人”着想的“宽松教育”，几乎把生来没有上升渠道的平民子弟单凭苦学翻身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另一个是整个社会智商高的人之比率远不如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聪明才智往往不分社会阶层，早就被打散了，且时常越往下走越精明狡猾;而西方社会聪明人有规律地集中在上层，越往上走越精明狡猾。

　　西方这几十年“宽松教育”的结果是文科读写水平大降，法国现在一个高中生的读写水平不如五十年代一个小学生，最严重的是理工科水平下降，自产的科技人材一年比一年缺乏，幸亏还有一个补救措施：搜罗第三世界的科技人材。不光研究所有越来越多的有色面孔，连医院、学校外裔人员也不断增多，不光抢夺亚洲、南美、东欧的科技人材，连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非洲医生、工程师都一并搜罗。

　　然而，即便有劫才的便利，发明和创新总体水平近年也已开始下降(不要盲目相信一些“国际”组织的“客观”排名)。目前法国已有所醒悟，但教育之事放容易，收谈何容易，教育一垮就是几代人的事。

　　中国教育单纯围绕着高考，的确有其弊病，尤其当教育变成了只培养技能和考试技巧的工具，而忘了一国教育之最主要目的是传承自身文明（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塑造自我意识，这才是一国必须首先垒建的看不见的长城，而不仅仅是培育灵魂空空的职员、工程师，更不是像如今这样专门为外国培养无魂而有技能的移民后备军。

　　中国人在一百多年的救亡图存中，为了迅速获取自卫能力，也由于深受误导，以为丢掉行囊空身向前乃活下去的正道，终致丢得赤身裸体，连自我意识这最后一层皮都剥了。但我们必须慎谈教改，因为切入点有一点点偏差，就会将“改”变成“放”，而误以为“放”即“改”，是非常本能的行为，一旦形成惯性，对教育本身及国家未来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看到一旦往深往宽扩展，整体比对就很难进行，里面掺杂了太多不能平行对比的因素。最大的不能平行对比的因素并不是我们以为的传统和文化，而是工业化的早晚，这是现代社会面目的决定因素，远远地把传统、文化抛在后面，工业化将一步步统一人类的面目。而在统一的漫长过程中，人们往往误将参差不齐全归就于文明的差异，从而祭起很多不必要的道德诉讼。在工业化不可阻挡的大浪淘沙之下，传统和文化的差异时常只在细节中显露，根本扭转不了大方向，尽管统一进程是缓慢的。因而可比的就是细节，很多东西是细节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对整体的印象。

　　如果整体印象经话语传递，非但不能帮助我们发现细节的差异，反而加重我们的信心流失，形成普遍的道德卑贱心理，则不如整体少比，多比比细节。

 

[水清月现]

边芹：西方的“阳光神话”，曲径通幽的灵魂

　　——解剖学系列之三

　　剔除近代工业化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审判（这一审判是通用于所有文明文化的，以工业化社会的标准，任何传统社会，包括西方自身工业化后进的地区，都会败下阵来），我们就会发现有关西方文明的神话多不能成立，而扣在中华文明头上“扭曲、压抑、闭锁”的帽子顶顶夸大其辞。中国人真正的弱点恰恰是西方诱导的反面，而西人的真实性格也恰恰在他们刻意表现、中国人信以为真的反面。

　　几年前偶然听到熟人的一段话，让我惊觉我们已堕入一个怎样的话语陷阱。当时他说跟有钱的表兄商定好了，两家的孩子都送去美国，因为中国人坏。我听了很震惊，不为去国本身，而为去国的理由。世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这样整体地、不分良莠地否定自己所在族群。

　　从他和表兄既不缺吃少穿也无大忧大虑的日子看，即便生活中时遇不顺，比一般人多地遭遇过坏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是决绝的。我听下去，发觉他并非自己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境遇，而是有比较而来，心目中有对衬物，是光明的对衬物让这一头显得如此黑暗。而他和表兄均无一日异域生活经历，对衬物完全是由话语植入头脑并生下根的，事实上这头被诅咒的国家不但没让他们遭受大难还令他们活得相当惬意。

　　我知道话语和事实从来是不对应的，但话语如此背弃事实恐怕也是世所罕见。这令我思索什么样的神话足以让神话的对立面这般黯淡且触及根本?

　　在近几十年流传的诸多有关西方的神话中，有一个就是西人的性格特别阳光。“阳光”这个词意味着光亮、开朗、明快、直爽，心目中将西人想像成“阳光个性”的人，多半自己附带了一件沉重的行李——中国人在“阳光”这个词的反面。

　　刘扬那本图说中西方文化差异有一幅画，集中表现了这一神话的延续。

　　华裔女设计师刘扬用“图说”表达中德差异

　　这幅红(中国)蓝(德国)对比图的主题为“意见”，蓝图是一条直线，红图则为一条绕了无数道弯的曲线。不得不承认刘女士颇有图像设计的天分，将我用了两行文字描述的神话，用两条简洁的线条就一目了然地表达了，难怪西方人看中她，中国人也跟着拍手。这叫神话的普及，就像为了识字的人更多，设计出了简体字。

　　有人会问，神话是传说的一种，像刘女士这样少年移民的人，不可能还受传说支配。这样想的人忽略了两个问题：首先图像设计才华不等于思想的深邃、眼光的独到，这是两种当它们处在顶尖位置时极少能汇聚到一起的天赋，一如能设计简体字的人不见得能写出一篇思想深刻的文章。

　　何况思想、眼光的锐利除来自天赋，还需阅历和时间磨砺，尤其在这舆论看去五花八门实为一统的时代，时间的发酵必不可少，一个人即便能逃开行为模仿，也极难躲避思维模仿的鬼门关，特别是聪明人，他时常被其刻意躲开的行为模仿所蒙蔽，更深地落入作用于潜意识的思维模仿，思想时尚的人多在此列。

　　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潮流注定了“西方神话”支配范围的广大和深远，十来年的中国岁月（儿童到少年）和同样时间的西方岁月（少年到青年），基本上决定了双向认识的浅薄，极有可能远未脱出成人（父母）的灌输，而图像设计所需的简明、形象更使得对比向上浮，越抓住最肤浅的现象，图像越简易鲜明。然而人们对其图像设计才能的肯定，有效地遮避了图像深处显露的思想幼稚及顺应时代潮流的思维模仿。

　　其次，西方文化具有掩蔽性极强的内外双重性，也就是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说的“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跨度大，最典型而突出的即公行为与私行为的截然分离。这使得主要围绕公行为的中西对比，多半是对中国不利的，因为中国人内外不分，公行为私行为时常混杂在一起，与刻意用修饰过的公行为掩盖私行为的西人比，自然导致误判误导多多。

　　百多年来，西人的误导、中国人的误判已然形成难以击破的惯性思维，刘扬这本颇具图像设计才华的书不幸地也未挣脱此链。

　　多年来，出国或未出国的人合力制造出了这个恐怕连西人自己都觉受宠若惊的形象，这从嫁给洋人的女人们写的浪漫故事到中央电视台捧红的长着娃娃脸的西方小伙(在个个一脸小狡猾的中国相声演员面前显得格外单纯稚嫩)，加上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百年来中国文人们自己控诉的自己，可谓“万流”归海似地证明了。

　　在如此洪流冲涮下，中国人心目中的西人性格可以用一个画面定格：一个二十来岁(充满活力、无拘无束)、金发碧眼(北欧型)、露出灿烂微笑的年轻人(阳光个性)。看看大街小巷、画报杂志上扑天盖地的画面——其中有领了人家广告钱的，更有自己傻乎乎贴附的——便明白话语(画面是其中一部分)入侵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民间潜意识如果被一个画面定格，是颇难移变的，因为去尝试并能反证的人毕竟在迷信的狂洋大海里是势单力薄的。在这个年轻、开放、洒脱的形象背面，是一个压抑、扭曲、闭锁的中国人形象，由“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家”们承担着描摩、锤打、定型的艺术塑造，然后被看不清自己更不懂洋人的大多数鹦鹉学舌，以诈传诈。

　　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针贬时弊、曝丑露黑的不占少数，与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文学作品比，不知丰富和自由多少倍，可谓讽刺挖艺、嘻笑怒骂、自解自嘲无奇不有。但细看，在漫长的世纪里，尽管文人墨客(多半是科举失败的)牢骚怪话多多，却从未形成“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的那股系统的(似乎早有一套理论基础，但谁也不知究竟从哪里来)、好像已有一个前设轮廓的(忽然之间几乎所有作家的笔下都出现了大同小异的文明“受害者”)、全面否定的(世上极罕见的鞭挞一个民族整体)文学潮流——批判民族劣根性。

　　这场历时百年、具深层颠覆力的“文化运动”，从斩首上层建筑到渗透民间潜意识，一步步繁殖出了所有运动参与者都不愿看到的孽子——当代中国人的逆向思维。正常的思维走向一般是由里向外，不可动摇的座标是“里”，只有“里”被摧毁的人才将座标移到“外”。而“外”并不是人人能接触到的，于是理想中的“外”便被无限夸大。

　　如果说“阳光”和“阴暗”、“直”与“弯”作为局部细节对照还有几分真实，作为整体对照是深掩误会的。误会之所以是深掩的，是因为一眼难破，浮在表面的证据很多，而且几乎人人早已先入为主，被预植观念侵占了头脑，不要说与西方社会无直接接触或只有短暂接触的人几乎没有可能破“壳”而入，就是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也需年深日久的观察和思索。养成中式思维习惯的人在表面证据和预设思维的夹击下，绝大多数是绕不出来的。

　　有一个西方电影人最看破他们自己，在我看过的众多电影人中，单从对西方人性(尤其对以德国、奥地利为代表的日尔曼文化)的透悟这一点，我以为近二十年奧地利导演Michael Heneke是第一人。Heneke特别的地方就是几乎部部作品描述西人外在表现掩盖和压抑下的内在人格。但观者如果没有在西方长期生活的经历，影片中很多细节刻划是难以吃透的。

　　我本人早年看了他的旧版《Funny Games》(1997年出品)，最初的理解和欣赏并未脱出凶案本身，很多人会像当时的我一样停留在悬念故事和拍摄技法上，并且自以为已是深刻的品艺者。对每一个对话和行为细节的深解和叫绝，要到我看了他2007年拍的好莱坞版《Funny Games》，而旧版和新版脚本未变只是换了演员。

　　看旧版时其实我已在西方旅居不少年，但离破“壳”还远着呢，年轻是一大障碍，话语事先植入是另一大障碍，再过了十来年才吃透一个作者、剖解一个文明（人和事）的内层，可见深具内外双重性的西方社会能让旁观者绕多大一个圈。

　　这部电影凶案本身只是一个承载作者表述的托子，作者真正的意图并非要讲一个悬念凶杀故事，而是通过一起暴力事件刻划人物的深层关系，依托一桩残忍的凶案来描述，是因为非如此悲剧不足以挖掘西方人性中那种一层层转着弯且一层比一层深的恶。整部电影就是这种“有教养的恶”的层层剖解，从两个看去文质彬彬、一副良家子弟模样的青少年走进一座度假别墅开始。

　　我第二次看时，另一幅画面边看边浮入脑海，那是十九世纪，一群风度翩翩的强盗闯入完全不知厄运到来的国土，带着一整套理论开始把唯一的罪过只是工业化后进的古老文明大卸八块。片名本身《有趣的游戏》就已经将影片拉到中国人精神世界很难透视的深度，这不是一种不加掩饰的本能的恶，亦不是一起简单的谋财害命，而是将恶导演成游戏，作恶不够，还要作恶的主人。

　　此番刻划，未进入西人精神世界内层的中国人多半体察不到，好在电影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次去观赏。注意：Heneke的艺术世界虽然对人性之恶、之扭曲和压抑针刺极深，但叙述视角是个体的，未将此种“剥皮”扩展到整个社会和人;这与我们“新文化运动”后几乎将每一部文艺作品中的个体悲剧都扩展成民族性，还是有根本差别。

　　中国人难以透视是因为他内在人格鲜少类似西人的弯度和层圈，他是外弯内直，而西人是外直内弯。

　　法国旅行作家亨利·米肖说中国人是“小孩民族”，就是指的这一点：他就像毫无能力繁复内心又想作弊谋利的小孩，绞尽脑汁鼓捣一些谎言和手脚，以为别人看不出来。这从中国式的买与卖关系就看出来了，卖家想从不在行的人手里多赚钱，不明码标价，或标个连他自己都不会遵守的虚价，但这个“骗局”他坚持不了多久，也并未打算坚持到底，一碰不上当的人他就开始让步，遇到行家他会让到微利或保本。

　　而西方卖主却不会这样行事，表面是绝不会让人看出手脚的，他明码标价，他怎么会放弃这个权力呢?这是控制制高点，告诉买者我不光是货物的主人还是价格的全权主人，绝对不可能让买方来参与定价。他的手脚在定价之前就做完了，诸如行业抱团垄断源头(严控货源、剔除竞争产品)、垄断价格(严把行业准入)，关键是垄断信息(阻断买者得到货品源头的信息，货品评定标准由卖者全权策划，先为消费者洗脑)。

　　以法国为例，关于某种宝石的信息你上网去查，行业内不会放出任何有碍自己谋利、让顾客知根知底的信息，反观中国消费者几乎可从网上搜出各种若在西方只有行内人方知的信息。西方奢侈品业就是靠上述垄断谋取暴利的，通过垄断和洗脑，他无须跟你讨价还价，哪会给你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所有的规则都是由他根据你的天性弱点制定的，他让你花冤枉钱还像圆梦一样满意。这有点像西方的政治选举，要做到政局稳定(所谓成熟的民主)，选票的实际作用就是为一个不变的剧本挑下回出场是A角还是B角。

　　我在此无意评说孰优孰劣，只是从买家角度看遇到哪一种情况更合算，精明的买家跟中国卖家打交道更能赚到便宜，不精明的则与西方卖家打交道少遭罪，同样吃亏至少血本无归的风险要小一些。中西差异来自在微观的中国社会，时常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权力，整个社会靠商量、磨合、容忍维持一种最低限度的秩序。好处是垄断集团难以长命，从长远看买家是赚便宜的;坏处是行业自律不足，阻止不了害群之马。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出在“无界”，不分内外也就缺乏内部自净，让各种各样的害群之马有隙可乘。

　　一个外弯内直，一个外直内弯，这内与外的差距及双方正好相反的内外世界，使得我们在近代以来接受的有关西人及有关自己的很多判断均属于误判，沉淀在我们心里很久的一些结论都得推到重来，至少不能这么笼而统之，而要细化。从上述买与卖之权力关系的力量对比看，微观的中国社会不是缺少民主自由，而是太多民主自由。

　　这是造成买卖双方过度不信任的深层原因，得到了部分定价权的买方，非但没意识到自己获得的权力(泛民主)，反而怀疑已一再让权的卖方是不是藏着什么猫腻;同时卖方也因缺乏行业自律(泛自由)而各行其事、恶性竞争、滥竽充数、自损信誉。以致得到好处的双方——获得不少实利的买方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卖方——不是形成良性循环而是恶性循环。

　　虽然只是比较了买与卖这一个社会层面的现状，但这种社会关系(权力与被权力的力量对比)本身其实已深刻折射一种文化上至国家大政下至俗民琐事的基本关系模式。细微部太过民主自由，恰恰阻碍了大结构的民主自由，鱼与熊掌怎可皆得?!而谁又能意识到个人已得到的东西?并看到是这已得到的东西阻碍着自己得到向往的东西?这就回到了我们本文的主题：中国人真的扭曲、压抑、闭锁？而西人真的是这一切的反面吗？

　　要剖析一个多世纪的定论，先得理清工业化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分野，因为所有这些结论都忽略了一个细节，即就算承认定论有一部分真实，分水岭也来自工业化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对立，而非主要来自文明文化，而我们在近代犯了将已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西方与尚处于传统社会的中国直线对比的错误。

　　在工业化社会最终将“团体的人”释放成“个体的人”之前，不论是什么文明文化都有其森严“礼教”，这是传统社会得以绵延生息的纲常，纲常就像一栋房子的框架。而工业化社会人不再是嵌在传统价值框架中的一砖一石，而是大工业流水线的一个劳力，他之“被解放”其实是一种“被简化”，他的价值从此直接取决于他的劳动能力，而非在传统价值观框架内的位置。

　　这一根本的移变注定了传统社会较之工业化社会常常被指责为“压抑”，并由“压抑”而“扭曲”。从表面看，这一指责是成立的，差异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这是以工业化社会的标准评定的，与文明文化并无直接关连。以工业化社会的标准评判，所有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文明文化，都可放在被审判者的位置上。

　　我们接受西方扣在我们头上的“闭锁”帽子，并且自认的确如此，也是因为我们把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对外部世界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成了文明文化的差异。

　　工业社会人被简化为生产线上的劳动工具，为实现价值人必须扩大生产而非自给自足，这就需要不断地寻找资源和市场，所以进入工业文明的社会不可避免都是外向的，外向程度与其扩大生产的能力直接相关，与文明文化无关。以中法为例，十九世纪是法国跟着英国向中国祭起“贸易自由，门户开放”的大旗频开杀诫;而今天是正处在工业化高潮的中国奉“贸易自由”为圣旨，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法国则成天转心思如何关门，自从发现玩“贸易自由”已玩不过中国，游戏便不想玩了。

　　由此看我们落入了一个怎样的话语陷阱，发现话语陷阱才能绕开它看清真相，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剔除近代工业化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审判(这一审判是通用于所有文明文化的，以工业化社会的标准，任何传统社会，包括西方自身工业化后进的地区，都会败下阵来)，我们就会发现有关西方文明的神话多不能成立，而扣在中华文明头上“扭曲、压抑、闭锁”的帽子顶顶夸大其辞。中国人真正的弱点恰恰是西方诱导的反面，而西人的真实性格也恰恰在他们刻意表现、中国人信以为真的反面。

　　我们在以往的文章中谈过西方社会是靠精神集体主义暗结纽带，维持一种外界看不出(文明中没有这种统治模式的外界不但看不出，被告知都难以相信)的内层高压统治(无形地强迫每个人自律)。细微处无所不在的专制独裁——往好处说是人人不仅控制自己外在的一举一动也控制周遭的外在言行，往坏处说是人人小独裁者——使得西方社会不管民主自由的花絮如何张扬，社会内部都是收紧状态并井然有序(中国社会只有毛泽东时代靠意识形态强控达到同等水平的收紧状态)。

　　我用“专制独裁”这个近代以来已充满贬意的词恐怕有人会往邪处理解，其实这个词有其中性的意思，缺乏未必好事，尤其细微处，为此我要举个例子。

　　近日我去北京国家博物馆参观，参观中遇一小孩大哭大闹，估计是不爱看或与家长磨擦，总之持续时间相当长，小孩率性大发，一点不知收敛，家长也不觉震天哭叫扰乱了馆内秩序。我听不下去，找馆内保安，保安不愿管，让我去找服务台。我对服务台的工作人员说，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如自觉应马上将小孩带离馆内以免影响其他参观者，如家长不自觉，则保安应出面干涉。服务台的人对我说，这种事以前发生过，保安干涉家长不乐意，所以不好管。我问怎么能不好管就不管了呢?谁都不敢管秩序怎么保证?

　　她最后的回答令我失望，她说：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大环境。

　　这种话我太熟悉了，是“国情如此”、“中国人素质差”的另一个版本，人人学舌。我失望不是因为中国真就是这样一个大环境，害群之马毕竟是少数，而是这种普遍的错误思维：错都是别人的，人人都可以此推卸责任。

　　这种张口即来的一句话全盘否定，不知让多少人躲掉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这样的情况要是发生在法国的博物馆，保安会出面干涉，如遇不讲理的家长，那么问题的性质就改变了——由普通的不遵守规则变成了破坏公共秩序，警察就会被叫来，而家长如果敢与警察顶撞，则会立刻被拘留。因为法国有一条法律，叫“冒犯执法人员罪”，这条罪无须证人证据，警察单方面就可定罪，你敢不服管，警察有权就以这条法律拘捕你。有人会说这条法律不是维护警察的绝对权力吗?没错，就是维护某种绝对权力。

　　微观的西方社会时时处处都有这种绝对权力。一个社会如果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权力，谁来保证秩序?

　　理想社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奇迹，而是每个细节的“专制独裁”，西人之所以顺从，靠的就是精神集体主义。也正因为如此，追求个人主义成为西方社会追逐的理想，内在精神集体主义促使人强烈地追求外在行为的个性化，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只有他们自己一眼能识破的反向的做作，这“反向的做作”就是我们信以为真的“阳光个性”。呈现在相对含蓄、拘谨、内掩的中国人面前的“开朗、明快、直爽、洒脱”，是内心不知几多压抑、克制甚至深深扭曲而释放出来的“反向做作”，时常外面有多“直”，里面就有多“弯”。

　　西方大众电影，尤其好莱坞娱乐片，是制造此一性格神话的宣传机器，无论是警匪片还是喜剧片，主人公都是特立独行的，喜剧主角就更是潇洒无羁，令外在表现拘谨的中国人自惭形秽。谁能想到“彰显个性”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外在表现，是精神被无孔不入的集体主义牢牢束缚的西人舒缓压力的出气口。其实在西方住久了就会发现，电影中理想状态的人物，真要落到现实中，不是成为我们在社会新闻中看到的“变态杀手”，就是成为自杀者，难以见容于社会。

　　“阳光神话”是不存在的，直与弯的对比也仅仅停留在表面，西人灵魂之曲径通幽非狡猾全挂在脸上、谎话转不了三圈的中国人能透识。一直一弯的定论远远不如各有曲直来得客观，当然有起动点和作用点的不同。神话的产生是由于理想状态被当成现实存在，再经过话语的接力而放大。神话如果能激励我们取长补短，倒也不必去戳破;如果成了自卑自贱的理由，则极有必要破一破它传播的路径。

 

[水清月现]

边芹：“世界上层社会”的门槛--解剖学系列之四

（“世界下层社会”的共同特点就是一大片看去既“独立”又“主权”的国家却无一不丢失（全部或部分）构建上层建筑的全权。这是“世界上层社会”与其暗中圈划的“下层社会”一个标志性的分界线。）

　　每到圣诞节来临前的一个月，法国邮政属下的“圣诞老人收件处”便开始收到大量儿童来信，这个听起来很像慈善组织的机构实际用于儿童心理研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立起，就为儿童心理研究人员提供第一手素材。

　　到了“全球化”的今天，传媒话语正以惊人的速度统一，来信也越来越国际化，今年机构工作人员在回答法媒采访(炒作圣诞老人是国际传媒“军团”的“必传递信息”)时说，他们现在收到大量中国儿童写给圣诞老人的信，她用了法文“vague”(浪、浪潮)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儿童给他们写信之多。

　　Vague这个词还带点出其不意、突然降临、高潮、扑来等旁意，形容来势汹猛。中国这个非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涌现如此众数的圣诞老人小信徒？居然还把他们天真童稚的心愿一直写到这个位于法国西南部、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把一个虚拟的概念当成寄托愿望的所在！这让我更深地体察传媒话语的统一已达何种程度，以及它始终不变的方向。

　　这个偶然观察到的“小事”却并不小，它从相当深的层面勾画了世界大势。

　　我常想，1840年以后，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什么?人们会举出一系列历史事件，桩桩都是重大的，都不同程度错开了历史轨道，有些还是不可逆转的。

　　那套话语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一百多年来不管什么人被翻到历史舞台的中央，叙述的剧情千变万化，思维的线索却一陈不变，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大致也就是两个剧本：被人欺负版和咎由自取版。估计很少人想到那个最决定性的坠落是什么？想不到是因为中国人始终未看清我们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对手。

　　这些问题都是一环套一环的，不知道过去的真实，也就看不清今天的现实，更摸不准未来的命运。

　　十九世纪以后，最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此话怎讲?我们在此不是说的地理概念，十九世纪以前，世界并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不同的世界，因为并没有统一的观念，更没有一群人认定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工业化领先的西方列强在十九世纪用武力统一了观念，实际统一了世界，从此这个各自为阵、有着不同文明中心的世界按一种秩序和标准被划分了等级。

　　中国人的坠落就是从这个“统一世界”开始的，这就像大革命后重新划分社会阶层，中国人这一跌可是史无前例的，他落入了“世界下层社会”。事实上在关于“宗主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划分中，中国人已感到这一坠落，但只局限于军、政、经层面，更深的层面中国人没有看见，也没法看懂。这使得他始终抱有幻想：有一天自己阔了……却不知“世界上层社会”的门槛并不是一把银子可以跨越的。

　　中国人没法看懂缘于他并未真解“统一”的含义，在明的、充满血腥且尚未见最后分晓的霸权战争之下，有看不见的、从未公开宣布、但已经无所不在、实际已然被接受的“世界等级”及等级之下的软征服。

　　真正的、全面的“统一”来自这里!我称之“无形的等级”。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等级”?又是何种“统一”呢?为什么它实际已经存在，却并未激起多数人亡国的哀伤呢?这就进入了关键问题：谁是这个“统一世界”的主人?我们还是自家的主人吗?

　　这是个很抽象的问题，因为“主人”这个概念并不是看得清摸得准的。何况要看清谁是“统一世界”的主人，先得认清“统一世界”的存在及以何种方式存在，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早已跟随其后，却并不知其存在。

　　要测试“统一世界”是否存在，我们要问自己一系列问题：你这个国家最引以自豪的荣誉来自哪里(科技、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能名利双收、在民间集体意识里居最高地位的荣誉——测试起来比较容易，比如是一个“金鸡奖”还是一个“金棕榈奖”更使其得主一跟头翻到同行之上)?你上层建筑有头有脸的人物由谁来挑选(他们最初浮出水面的推助力之起动点在哪里)?你这个国家的主流媒体所传播的外部信息及对本国信息的制作是否事实上已受制于一个外部力量(一般是以受制于一种精神力量为表相)?

　　问题不需要多，只就这几个问题的清醒认识足以测试是否存在着那个“统一世界”及谁是其主人。不这么倒着推，极少有人意识到我们失去了什么及走到了哪一步。

　　“世界下层社会”的共同特点就是一大片看去既“独立”又“主权”的国家却无一不丢失(全部或部分)构建上层建筑的全权。这是“世界上层社会”与其暗中圈划的“下层社会”一个标志性的分界线。

　　落入“世界下层社会”，有一命或迟或早是逃不掉的，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也基本上为绝大多数人所不察，即其上层建筑与本文明缓慢地、但不可逆转地剥离，这种剥离是以“图新”为表相的，让人在短暂的一生看不清它之不变的方向和一去不复返。

　　而丢失构建上层建筑的全权，就是那只看不见的、但轻柔而执着的剥离血管和筋络的手。剥离的过程抽丝剥茧，有时看起来节奏很快，有时又会出现反复，但方向始终如一。

　　回国数月，我每走过报亭，便见那几张“集团”宠儿的面孔被大幅张悬着，有法国设计师、日本现代艺术家、美国导演……全是被“集团”特意挑选用来征服各国小资、劫获审美权、统一观念的“国际”名人，张挂的也不是一个报亭，而是几乎我所经的每个报亭。

　　我在此不是说中国人不能张悬“国际”名人的大照，而是自家整个上层建筑形同虚设，不但不是防火墙(西方上层建筑的一个主要职能)，连筛子的过滤功能也荡然无存，甚至为外部征服力量敲锣打鼓、铺路架桥自己都不知在做什么。

　　以我并不全面的观察，我走过的所有报亭(而我走过了京城不少地方)，只见一家挂了一张习仲勋的封面像，其余全挂了这些中国普通百姓根本不知什么来头的“世界上层社会”文化领军人的封面像。

　　只从这一个细节便大致可以体察审美权和道义权的易手悄无声息但执着而神速，体察我们还剩多少构建上层建筑的全权(没有这玩艺奢谈建构一国之核心价值观形同画饼充饥)，而这绝对不是正常文化交流范畴能解释的事，因为在我呆过的“世界上层社会”并无反向对等的类似现象。

　　我不知报亭主受了什么命、收了谁的钱来做这件他们自己恐怕丝毫意识不到缘由和目的的事，我甚至怀疑国内唯这些“集团”审美标兵马首是瞻的时尚“精英”们在路过报亭时是否意识到满街这些面孔意味着什么。

　　中国人不是不可以观赏“宠儿”的作品，事实上我们也只能“欣赏”到“国际”宠儿们的“杰作”，中国的小资早已被纳入国际“杰作流水线”的供食渠道，要逃都难。

　　问题的本质是这些人只是世界各国文化艺术之谷山一粟，却在话语虚构平台上被放大如此以便诱导不知“统一世界”存在及其使命的天真国人；是大街小巷如此集中地悬挂他们的画像，让明白人看得惊心，因为这可以测度“集团”伸进中国心脏的手之深度和广度。

　　与“世界上层社会”的分界线，不偏不倚就从这里划开，看起来不疼不痒的，对少数个体来说还充溢着喜庆(有钱、有地位，有奖赏，有名声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大多数人根本意识不到其存在，或有一堆阻止自己去看铜板另一面的概念，诸如“开放”、“接轨”之类。

　　我注意到，“开放”这个词是个专门在“世界下层社会”流行的概念，我在“世界上层社会”某个都城旅居多年，从未听其上层建筑挂在嘴边。

　　就在昨天，我途经亮马桥，沿着康平斯基酒店向东走，瞥见路边停了一溜黄色的中型面包车，一大排鲜艳的鹅黄色，十分扎眼。凑近一看，是加拿大国际学校校车。加拿大这个地理的大国、人口的小国，这个在近代抢了一块广袤土地、除了宗教没有创造什么古代文明的“新创民族”，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连续历史的文化古国，不让其侨民子弟进中国人的学校，不惜重金自办学校！

　　我其实早已知道这些西方国家不管其外交人员及经营各种事物的侨民走到哪里，自己的学校就办到哪里，但在中国土地上亲眼目睹这些耀眼的、旁若无人的校车，还是对已有准备的心理造成冲击，因为对照太强烈了——有多少中国人花巨款让子女去接受对方的教育（这里不是指大学毕业留学深造某个人家领先的科技专业）！“世界上层社会”与“世界下层社会”的分界线就在这里！

　　居法时，经常看到法国传媒报道海外侨民时拍到这类“国中国”学校，全部由法国国家教育经费出资兴建、授课人员亦由国家统一派出，无论是到文化发达的国家，还是荒蛮的土地，法国人的足迹散落到哪里，自家学校就办到哪里。他们谈起这些学校时，就像学校建在一个早已圈好的、与所在国隔离的世界，让人感觉这个世界之上还有个世界。

　　这些法国学校在前殖民地还继续肩负着教育已获“独立”的当地统治阶层的子弟，子弟们与被其父辈统治的众生的分界线从这些“国中国”学校就一刀划开了。我还知道，犹太人在法国也为其子弟办了好几百所用希伯莱语授课的学校(“统一世界”之上还有“世界”)。人家不办教外国人的“孔子学院”(你要学我的文化你自己出钱!)，也不搞“汉语桥”，全部的金、力只用在确保子弟接受自家的教育。

　　什么东西要靠别人的珍爱才能感受其价值，那是自己从心里已经不爱了。

　　记得几年前偶然落到中央电视台法语台的一个节目，那个系列报道旨在表现中外并无文明隔阂，报道对象都是结缘的中外夫妻。有一对居住上海的中年夫妇，男为中国人，女为法国人，二人育有二女，节目制作者在表现夫妻二人虽然来自不同文化但珠联璧合之外，特意强调他们的子女在上海法国学校读书，看得出中国丈夫颇有点捷足先登的得意，要不是这段婚姻，小孩可没有这份“便利”。

　　从记者的拍摄方式及电视台最后制作拎出这个细节看，人人觉得理所当然。参与报道的所有人——除了法国女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选择了一个比法国男人忠诚听话的中国男人，但生出的孩子必须保有法国意识)，其余(中国人)都处于一种莫名其由的“微醉”状态，无一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意识。

　　新近听到一个统计，赴法的中国留学生已占留法外国学生人数排名的第二位，排名第一的马格里布（北非诸国）和第三名塞内加尔都是法国前非洲殖民地，其上层建筑从语言到思想都是前宗主国搭建的，至今上层文化精英多由前宗主国培养，属文化未断奶的关系极其特殊的国家。而中国以惊人的速度一下子插到了这个并不荣耀的行列，在我们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六十多年后。

　　亮马桥路边的一瞥，更让我深思那条通往“上层”与“下层”的分界线，及意识不到自己在哪一边的中国人——只要有点钱(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体制的受益者们)就让小孩放弃自家教育，尤其坐拥天下的统治阶层子弟。

　　在这个“统一”的世界，界定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否真实存在而非名存实亡，并不只靠它的军队是否武器先进、它的国库里是否有钱、它的边界是否被军事侵占，还要靠自我意识和集体优越感。由于这个“统一世界”并没有明确宣告而是方向从未改变地暗中进行，后面这两条看不见的标准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上层”与“下层”恰恰分在这里。

　　这就进入了本文的主题：“世界上层社会”的门槛。

　　谈门槛，先得解剖一个词“同类”。这是与西方(不是地理概念的西方而是幕后操纵世界的集团)打交道必须明白的一个关键词，作他们的朋友或作他们的死敌都得是“同类”。透视到这个词在世界统治集团语境里的含义，也是在我旅居西方多年以后，是由发现了一个事实开始的。事实无所谓合理性，它甚至可能十分荒诞，但它对我却像暗夜里的一支烛火，点亮了中西对视那条始终浑沌不清的晦暗隧道。

　　这个令我意想不到的事实便是：在中西交手逾百年的近现代史上，西方对中国大多数时间是蔑视加轻视，有时他们会故意夸大中国的能力，目的却并不是真的表示尊重，而是别有用心。

　　我自己旅居西国这二十年也不幸地处于这多数状态下，而这二十年却是我们开放、接轨、一切向西看且的的确确富起来的年头。从阅读归档的十九世纪的报纸，到几十年如一日身临其境观察当今传媒的话语，我发现西方真正对中国肃然起敬的年头很短，也绝对不是所谓“盛世”的今天，而是不少人至今都在抱怨的毛泽东时代。

　　尽管从八十年代起，西方整个上层建筑为配合世界统治集团的战略意图，齐唰唰地开始了全面声讨毛时代的大宣传，但你只要穿过这层看去滴水不漏的新的舆论幕布，就能发现从1840年以后一直带着满满的优越感俯视中国人的傲慢西人，就是在那段时间，忽然动摇了蔑视的一百种理由，因为他们发觉面对他们的是“同类”。

　　读到这里很多人恐怕如堕雾中，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人只在如今一系列慷慨激昂的“接轨”之后才略有点“同类”的本钱，怎么可能获平视待遇的是那个与西方抗争的年代呢?说老实话，我自己琢磨透也是颇费周折。然而不透悟这一点，是看不见“世界上层社会”的门槛究竟在哪里的，甚至意识不到自己落到“世界下层社会”，更不知为什么。

　　为什么毛时代一穷二白反受待见?我在拙著《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的前言中谈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时写过：“自我意识的强弱是他们划分社会阶层甚至人种等级的内在阶梯，从不明说的。

　　那么毛泽东时代中国发生了什么突变，让自我意识弱的中国人一夜之间令他们刮目相看?那就是信仰灌输成功，弥补了人群自我意识的参差不齐，让人焕发出一种只有自我意识、集体优越感被强化的民族才有的精神状态，比如人的自觉性、社会的组织性、纪律性、人群的凝聚力等（这才是西方人眼里真正的“同类”标准）。”

　　与西方打交道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只平视“同类”，哪怕是在军事上被他们打败过的“同类”;“同类”与“非同类”的待遇有一条并不明示但难以逾越的界线，哪怕被他们暂时拉为盟友的“非同类”也在这暗界之外(中国人不止一次被临时拉为“盟友”)。

　　我们一直被诱导着以为“同类”的标准是民主、自由、个人主义，上述那些“集团”文艺宠儿们做的活儿，就是让我们对这一误导深信不疑——看看这些声名有如神助的文化人，有跟自己养女结婚的导演、有用身体实现“反抗”(反抗谁又投向谁)的日本现代女艺术家、有用怪异的建筑物颠覆人类文明最本源的审美(建筑审美)的国际设计大师，他们的名声飞洋过海、踏平文明的边界在一个多么畅通无阻的“国际”话语流水线上传递。

　　要接轨也要看准道岔，别接上相反的方向。

　　西人眼里真正的“同类”，是由人的自觉性、社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人群的凝聚力这些所谓专制社会特有的精神和组织状态界定的。要验证这一点不难，看看美、英、法等国三天两头打仗的动员力就一目了然了：小小法国，在经济极不景气、负债累累、人民被要求勒紧裤带的情况下，2011年到2013年出兵利比亚、科特迪瓦、马里，差一点点打了叙利亚，场场都不是保家卫国，而是染指别国内政。想想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近现代，可不就是毛时代在短暂的历史间隙达到了同等水平的精神和组织状态。

　　眼睛穿不透事物外表或思维被先入为主的人可能听了这一对比很不以为然，因为表面看的确难有相通之处，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谈精神集体主义和社会集团主义迴然不同的表现方式时，也分析过差异的根源。

　　就像我们在欧洲古典绘画上看到的：裸男裸女却一步不越《圣经》的框架，这种内层高度收紧的精神和组织状态，却有跨度甚大的外层，表面不见一句标语口号和公开的群众运动，统治集团的精密控制多数情形下是不露痕迹的，才不会傻乎乎地大街小巷贴满标语。此外层不光是内层的本能反弹，而且刻意导演的戏份很足。

　　这一点不深入西方文明的灵魂，是吃不透的。“外在表现与内在人格”跨度小的我们既不懂“温柔的独裁”，又不擅“细节的专制”，遂与差一点到手的真传擦肩而过，否则两百年那样的“收紧”，这个没有精神集体主义的民族也许就被驯化出来了，仰慕西方的“精英”们也就再不用自叹弗如了。

　　真相比什么都残酷，尤其当它与我们想像的正相反。也许自由自在惯了、在自己的国家也只愿作客人的我们也只能看得懂外层，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奔驰。

 

[水清月现]

边芹：陌生人文化——是什么刺激了鲁迅



谈这个问题是个棘手的事，因为它涉及中国人性格弱点一个绕不开的死穴，这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和现世纷乱几乎都不同程度与这个致命弱点分不开。近代以来，外诱内导把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历史的、现实的)都归就到一个罪魁祸首：专制统治+儒家思想。既然从统治模式到意识形态皆为中华不幸的根源，百多年来我们的思维就被这样定格：错都是别人的，而每个个体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心态便由此铸就。这不但主导了我们的文学艺术，也劫持了历史解释权。

　　我们耳熟能详的“国民劣根性”去除旁枝末节归纳起来就是这样几个词：麻木、奴性、狡猾。鲁迅的文学作品更是把这六字总结形象化地普及为全体的认同。这六个字的总结要找源头，也找得到，是近代涉足中国的西方人最先指出的。他们这么分析有客观观察的一面，也有带有目的性的一面。

　　先来看看做此总结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观察是否准确与目的并无必然联系，也就是说目的并不是观察的结果，而往往是主导观察的动机。否则为什么马可?波罗时代，甚至利玛窦时代涉足中国的西方人并没有这种集中火力点的观察和总结，到了1840年前后火力点就集中到这上面?除了最后一个皇朝的统治让中国人堕落至此的推断(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及导致的生活现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民性并非不可能)，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反反复复强调的工业化改变一切、工业化与非工业化国家不能放在一个水平线上对照也肯定是导致西方人眼光变化的重要因素。剔除这两个致变因素，一个最有可能占主导地位的致变因素便凸显出来，即前后几个时代，西方人观察中国带有的目的性也大大改变。是这大大改变的目的决定着观察者的眼光和侧重点，而人的眼光和视角往往受其观察的目的左右，特别讲求主观能动性、情不自禁地要世界契合自己心思的西方人尤其如此。

　　那么十九世纪的西方人与之前同样涉足中国的马可?波罗、利玛窦们相比，目的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便是后者已经怀揣要推翻这个帝国(不单纯是清朝统治意义上的帝国)的野心，这个变化是翻天覆地的。知道了目的，反推过去历史脉络就比较清晰了。我这些年细细地旁观他们怎么观察和记述正在发生的世事，就发现他们的眼光受目的左右已到了目的大于事实的程度，这一现象在时事记述者媒体人身上尤其普遍，甚至是一种人人接受的正常状态。这让我开始怀疑那些历史记录在多大程度上被目的扭曲，因为既然他们为目的可以对正在发生的事(尤其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改头换面，那些已记录在陈旧纸张上的事可能也在劫难逃。注意这并不意味着观察纯属捏造，观察可以相当对应现实，手脚和暗藏的目的是由切入现实的视角来完成的。这个视角才是帮助目的的助手，而非观察本身，中国人一百多年来落入陷阱，就在于外弯内直的他认为观察是准确的(他是不分内外有一种追求普世真理的劲头的)，既然观察并无明显构陷的痕迹，他也就接受了切入现实的视角。其实是这个视角而非观察本身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轨道，因为从此以后人人实际上是从这个视角出发再观察，而非围绕西方人的观察去再剖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事实上从十九世纪到今天几乎无人脱出这条思维轨道得出自己的结论，差不多都是从一开始就被那个有意设置的视角圈住。这个西方人有意切入的视角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麻木、奴性、狡猾的“国民劣根性”源自专制统治和儒家思想。对一心要掀翻中华帝国的西方列强来说，还有比把中国人引入这个视角更便利的捷径吗?

　　再来看看他们的客观观察由何而来，并就此展开本文的主题。不得不承认西方人在带有明确目的涉足中国后，很快就找到了这个种族和文明的弱点。弱点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究竟是“什么什么”的后果还是这“什么什么”的根源，结论并不好下。而且用“麻木、奴性、狡猾”只是客观事物往某个侧重点的解释，而解释是可以有不同路子的。此话怎讲?为了剖析这一点，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每个人每天几乎都可能碰到类似的例子，具体情节不同，但脉络却大同小异。这是我新近碰到的(不止一次)，很典型，中国人全部弱点的根脉都映显于这桩小事里，绝大多数人日日相遇根本不当回事。但敏感的、行事方式与此截然相反的西方人或如我这类浸淫于西方文明、已入三昧的人，会时时处处被这样的事提醒或刺激。

　　北京的市民社会(近几十年大量涌来的乡村人口不在其内)其实是脱离中国现实的，49年以后调来了各路人马和人才，以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组成的北京市民社会(在三环以内或之外某些校园区、机关区较显著)，并不能代表典型的中国社会，要到老城那些几个世纪没有大换血的地方，我下面说的现象才相当普遍和十分扎眼。我某日在南京城乘公车，夹在拥挤的人群中，那里公车票价是北京的四倍，服务却不到北京的四分之一，司乘人员服务水准尤其低劣。我们在《陌生人文化：主人还是客人》一文中说过，秩序除了法律规则的约束，还有环境氛围对人的制约，而氛围很脆弱，落入恶性循环易如反掌。这个城市公车的害群之马首推驾驶员，有了这样一群害群之马，恶性循环就成了常态。看他们粗野的驾车方式和把乘客当敌人来整，仿佛几十年时代不但没有进步，还开了倒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看到了本文要重点叙述的一幕。

　　那天由于塞车，交通十分混乱，司机借机想越过一站(平时他们就可以停得老远，不耐烦等着进站，放下人拔腿就走，弄得等车人像一群马蜂似地从站头扑到站尾，人人自危，乱窜在马路上以伺最佳登车位置)，只见他把方向盘一拐绕过进站的其他车准备径直开走，不料等得愤怒的一群乘客不依不饶追上来，将车在马路中间逼停。司机在本来打算被抓个正着的情况下，为自己找台阶，反骂乘客是一群傻瓜(他的粗话我不重复，也重复不来)，意思他们冤枉他，他并没有“逃”的意思，只是不可能在马路中央开门，这样他的无礼举动倒成了有理的行为，不但没有马上为那群奔过来的乘客开门，还让他们继续跟着车再跑一程，直到他把车远远地停到早就越过站台的路边，才开了门。叙述到这里并没有进入主要情节，这不过是一个人品欠佳的公车司机与他本该好好服侍的乘客的矛盾，任何社会都有服务不周的现象发生，尤其在公共管理部门失职、物质又相对匮乏(公共交通投入不足)的社会。而且这种现象只要政府重视、抓一抓害群之马就可改变。问题的关键不在人群中有害群之马，这是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而在围绕着害群之马(恶势力)的更广大人群在这一时刻的态度和选择。是他们的态度和选择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纠偏的能力和维持良性循环的力量。那么我看见了什么呢?就在司机被迫停下，反骂车外乘客时，车上乘客面无表情、沉默不语、丝毫不被触动，好像发生的一切与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虽同为乘客，但车上车下是两个隔绝的世界。这跟我在国家博物馆为喇叭噪音向讲解员交涉时她身边那群无动于衷的参观者何其相似。甚至有几个司机边上的乘客，不但对车下乘客没有同情，反而帮着司机数落在激愤中拍打车门的车下人。他们完全意识不到面对这样的司机，自己虽然暂时在车上逃过此劫，但随时可能与车下乘客同命，同命人本应相怜，缘何反为虎作伥?

　　单从这一幕讲，十九世纪前后涉华的西方人直切病根，用“麻木、奴性、狡猾”六字概括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不实构陷，他们只是在诊断时暗中就病因做了为达自己目的的手脚。表面看用“麻木、奴性、狡猾”总结上面那幕是解释得通的，那事不关己、若无其事的大多数用“麻木”来形容不无道理，此时不选边而站也的确可以用“狡猾”来解释，奴性则是那司机边上的乘客如伥鬼不敢他适，辄隶事虎。

　　我最近重读鲁迅的《“呐喊”自序》，将他叙述的日俄战争的那一幕与上面这一幕比较，发觉事情的情境和严重程度虽大不相同，但性质是可相提并论的，都可归于“围绕着恶势力的更广大人群在这一时刻的态度和选择”这个切入点。下面便是改变了鲁迅人生方向的那一幕：“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注意：鲁迅也用了“麻木”这个词，并且如他自述，他弃医从文就是这一幕刺激了他。

　　我一直都在寻思究竟是观刑本身刺激了他，还是观外国人杀中国人刺激了他，因自序中并未明确分开，而此一场景具有两个可分别解释的层面。观刑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习性，法国在1939年规定行刑不再公开之前(那年有一次行刑断头台没有搭好，出现技术故障，砍头过程异常残忍)，观看砍头都是民间一场盛会，动不动数以十万众，这是血腥和惊悚没有转化到电影画面之前的实况表演，是寻求刺激的人群的卑微娱乐，直到上层建筑意识到“杀鸡给猴看”这种原始的教化方式有碍整个社会的面子。既然观刑并非中国人独有，刺激鲁迅的便不是麻木地看杀人本身，而是看外国人杀中国人。这里用“麻木”合二为一地定性就不准确了，很有可能是受了洋人(包括东洋人)有意贬损的引导。词语的引导有点多米诺骨牌的劲头，一个跟一个地重复，一但形成习惯用语，便牢牢地盘据人的思想，思维定势就是这么一词一字像铆钉一样一个点一个点固定的。所以在关键位置选定既不忤逆事实(与事实的贴合达到一定的百分比)又能有意图地导引甚至误导思维走向的词语，通过传媒“军团”反复接力植入大脑，一直是西方统治集团控制时局、拨转历史、实行“温柔的独裁”的重要手段。近代以来中国几乎一步都未逃出这场抢夺解释权的算计，尖兵时常藏在词语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要想真正复兴(精神上)先得从重新修订文史教科书入手，先清理这批词语暗钉。

　　由此更准确定性上述场景的应为“不分内外”而非“麻木”。但当年如果西方人用这个中性而不带贬损意味且更清晰地解释了病状的词为他们的观察定性，就很难一把拖到“专制统治”的病因上，至少在普通人的思维转换上“不分内外”与“专制统治”远不如“麻木”与“专制统治”之因果关系来得顺理成章，如此一来他们刻意引入的先导视角就无法在观察之前就设定人的眼光，当然最终目的也就少了一个在内部引爆的帮手。我们从这番剖析中看到，关键的定性词语是搬动历史轨道的先遣队，它们的潜入先左右人的思想，再由被左右思想的人去行动，终致错动历史的道岔。我一再强调“解释权”尤其“历史解释权”，根子就在这里。最高等级的统治权不是管理权而是解释权，从这个角度揭开，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西方国家的内阁并不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至于“不分内外”，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无界”是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薄弱便难以自生属性意识，没有属性意识，“利益共同体意识”几乎无法滋生。从这个角度切入，我在公车上所见，与鲁迅描述的一幕实为同一个弱点的暴露，即缺乏“利益共同体意识”。公车上的乘客虽然暂时与司机在同一条船上，然而他们的利益与车下乘客的利益才属于共同利益，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与车下乘客共同对付服务欠佳的司机，司机可能就不敢这么猖狂，甚至会收敛改错，那么恶势力就无须强大的政权介入，民间自己就有纠正的能力，阻止恶性循环反复发生。一如刑场上那些观刑的中国人，毫无利益共同体意识的他们，把那场屠戮视为与任何一场行刑一样，站到了被杀者的对立面，与屠夫一起兴奋着。我时常在读到这个场面的时候联想到那些为西方统治集团经营中国人的道德卑贱而得到犒赏的艺人墨客，他们不但无异于鲁迅笔下的观刑者，而且都不是袖手旁观，他们还递刀子送绳索。好在能不能作“艺术大师”并不是一家主子就能说了算的，国一日未灭，一切都还是轮盘大赌。

　　鲁迅笔下那群特殊时刻的观刑者，观摩同胞被杀的场面，特别是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打仗并屠戮中国人，而无动于衷，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们认为帮助一方刺探军情的暗探被另一方所杀，再正常不过，他们可能隐隐地对一切暗探都没有好感，尤其是帮外国人干这种事的中国人;另一种可能是他们只有本能(生的本能)，没有自我意识，没法绕开生死之界，意识到他们与杀人者虽然暂时一起站在生的这一边，但他们的利益却是与死的那一边的人更紧密相连。这两种可能有着同一根源，即“无界”，不分内外。“麻木”在这里只是就现状使用的一个形容词，并不是对现状的准确解释，准确的解释应为“内外不分”，根源则是没有“利益共同体意识”，及由此而生的“战线意识”。

　　而西方人恰恰是有着强烈的、深嵌本能的“战线意识”，对内是层圈分明，对外是内外分明，这种意识不但一圈一层地严密规划着西方社会内部(上下、层级分明)，也圈划着他们视野中的国际关系(世界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西方社会内部的“纽带文化”，和无须强权挤压而普遍的自觉性，以及西方国家之间联手对付剩下的世界，皆由此来。举一个最近的例子：

　　2013年12月26日这天，法国电视二台晚间新闻报了一条日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自中日钓鱼岛冲突事发以来，法媒对事件的态度和报道方式可以说透射了西方对中国心态最真实的一面，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清醒地窥到“改开”三十年(敞开胸怀、抛开宿怨)究竟有没有在昔日联手“屠宰”中国的西方列强中交到几个至少患难时不会落井下石的“正常伙伴”。

　　先来看26日晚这条新闻怎么报。这是一条很短的新闻，模棱两可，一笔带过，属于钓岛冲突以来西媒的典型态度和报道方式——表面不采取立场，真实立场藏在词语中(偷换概念、篡改细节或操纵名词)。这晚参拜神社的报道表面看也是四平八稳，一反西媒涉外新闻的常态——选边而站(事实不重要，立场才是主角)、激化矛盾(战线意识与永远的对立面)。几个镜头(完全中性的日相参拜画面，没有抗议方的)配上一句解说(安倍参拜，中韩抗议，其中中国不满被强调，韩国则轻描淡写)，半分钟的新闻。

　　那么“不采取立场”的法媒之报道目的真的是不偏不依、让百姓也不选边而站吗?这个一闪而过的新闻看去中庸客观，却是西媒惯用作弊手法的一个典型。这种作弊手法的关键技巧有点像中国百姓熟悉的“鬼点钞”——看去一分不少，实际是越数越少，即看上去知会受众一个事实(informer)，目的却是阻止受众了解事实(désinformer)，越报道受众离真实越远。我在以往剖析西媒工作技巧的文章里，就写过这一堪称“魔术”的作弊技巧，24小时连轴转的新闻，不是让受众知道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是让他们自以为知道实际什么也不知道。这则报道的目的也是如此，而且还不止如此，还要潜移默化地将他们引到一个立场(制造认同的核心技巧)，而受众既看不出传媒有号召、宣传之嫌，也不容易抓到操纵舆论的把柄。

　　那这“温柔”的一刀，刀尖下在哪儿呢?一如既往，偷换概念和篡改细节。在这个报道里偷偷篡改的细节是把神社供奉“二战战犯”的事实隐去，只讲其为“二战受害者”的祭祀场所。这种以“忽略法”偷换概念、拿掉或添加一个细节的操纵手法，你若追究，抓不住直接证据，因为并没有凭空捏造，也与一部分事实贴合。一个词的改变(实际是避掉一个词)，不但改变了事件的全部性质——人家首相追悼二战受害者，你中国发什么威?而且将对立双方的角色也互换了——日本才是中国霸道的受害者。同时让本来就两眼一抹黑的受众更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相信日本派往西方各国的情报观察人员会将这一点一滴的舆情细节报回去，这样对付中国就更有底气，因为他们早已知道西方真正的统治集团藏在舆情制造者的身后而非内阁发言人的背后。

　　举这个例子极有可能把读者引到不在本文叙述范围的中日关系、中西关系及传媒作弊，而忽略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向国人展示西人行事的一个基本动因：战线意识。谈“战线意识”是为了将“陌生人文化”的探讨深入下去，至少在这一篇里没有唤醒国人的“八国联军”记忆、提醒“影子八国联军”(不一定是原来的八国，但核心国未变)从未消失、还将一揪就起的任务。

　　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改开”三十年拥抱世界(实为拥抱西方，因为世界并未对我们背过身去)的结果在中西关系的实质上只挪移了一小步，即原来赤裸裸不必掩藏的亲疏远近，现在分出了明暗两部分。而在中国人如此多情下依然牢牢拴住挪移步伐的，就是西方人行事几乎无所不在的“战线意识”，即便在二战后国际秩序似乎重新划分了阵线和是非。我在《“普世”表皮与“界”之内核》(见挫作《被颠覆的文明》)一文中专门花篇幅谈了西方人的“战线意识”，此一意识的源头还是自我意识，由自我意识生出属性意识，有了属性意识，方能拉起战线意识。“战线意识”说白了就是与谁抱团。推动西媒如此动作的是“战线意识”，“战线意识”的起动源是利益共同体，而非是非标准，甚至也不是势力对比暂时投靠强势一方。换句话说，“战线意识”的拉起决定因素是利益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在西方人身上几乎成了本能的一部分，西方社会高于剩下的世界的组织性、纪律性、自觉性及凝聚力，除了密如蛛网的法律束缚，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这种已被驯化成本能的意识。西方社会凡涉及公行为，人群兼受此种意识捆绑，对内对外不仅是非标准不同，也没有凌驾于内外界线之上的普世道德。凝缩成国家关系，也不例外。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圈划是层级式的，层级之间互不串通，我曾经说过这是西方人优缺点的始发源，更是中西文明差异的分岔口。

　　中国社会内部最终的平衡支点是是非与良心，在散沙般的、人人先抓住眼前利益、随时随地都会爆发利益冲突的乱象之下，最后靠是非界限与人的良心中流砥柱;而西方社会却不将平衡支点建立在是非与良心上，讲究精神集体主义的西方社会才不会让良心、是非这些十分个人主义的仲裁占主导地位。“利益共同体意识”和由之拉起的“战线意识”，实质是个人主义让位于精神集体主义的选择。剖析到这里，西方人的“公德”究竟是从哪里来便剥开了我们的全部想象和误解，露出了它的真正源头。

　　“陌生人文化”实际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精神集体主义，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谈过“陌生人文化”取决于“主人意识”的有无，“主人意识”与“利益共同体意识”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它们有一共同源头：自我意识，只是侧重的方向不同。如果说“主人意识”为“陌生人文化”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意识基础，“利益共同体意识”则是“陌生人文化”能否自然起动的点火索。人群在不同情境下有意识或本能地与谁抱团，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能产生“陌生人文化”。当然靠道德教育、靠一个强大权力的约束，在某些历史时期也能产生“陌生人文化”，像在中国社会时不时出现的那样，但那样产生的“陌生人文化”很难长期在一个社会占上风，往往是政权一弱，风气就散。

　　形容南京公车上的乘客“麻木、奴性、狡猾”未尝不可，但那只是对现状带有明显褒贬倾向的解释，它的倾向性遮蔽了问题的实质，即人群普遍缺乏甚至完全没有“利益共同体意识”，及由此产生的“战线意识”。这个成天弘扬集体主义的社会，实际人人在生活中只循着个人主义的方向行事。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才产生了具有道德教化和规范行为作用的“儒教”，才需要强大政权的管束，才会时时刻刻祭出“良心”来作乱局的中流砥柱。

　　车上的一幕加上深刺鲁迅魂灵的那一幕，让我想到另外几个场景：一路奔逃到崖山覆灭的宋室和在煤山独自上吊的崇祯皇帝。大的历史画卷和小的乘车场景，隔着千百年历史，朝着一个方向昭示着我们的本性和宿命。

 

[水清月现]

边芹：鲁宾逊与星期五



很多事往往是在生活的细节中显露的，小小的细节暗示着大大的方向。我时常在公车上无心地听到左“邻”右“舍”的闲谈，家长里短、琐琐碎碎。中国人公私的分界意识淡薄，与西方人相比，他们的内外没有太大的转弯，所以家中事可以在公共场合絮絮叨叨。某天我对面坐了一对年老的朋友，其中一人详细地讲述他每天为照看孙子做些什么事。小孩已经六岁，正在上学前班。学什么?听的人问。学三门课：英语、数学、绘画，说的人答。从穿戴举止看，他们是城市中间阶层，极有可能是退休的公职人员。这些闲聊看似只与说话者有关，揭示的却是这个时代的走向。

　　在这老人当成千金宝贝的独生孙子的学前教育里，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中文语文教育。不要以为这是偶然的疏忽或一时兴致，这个没要上帝因而生活本身就是上帝的民族是不会在子女教育上随心所欲的。这辛辛苦苦安排的学前教育计划是审时度世、精打细算的结果。我来跟你说说为什么。

　　英语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在民间意识里，当今中国的“科举”“鼎甲”已不在中国，你北大、清华也好，进入央企或国家机关也好，都不如儿女留洋有优越感。此处的“留”字是双重的，指留学和留居。我最近听说江南某大省人大机关处以上干部的子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送出了国。之所以处以上，是因为不到这个级别的干部，要么子女尚年幼，要么送走的资金不足。这些“吃皇粮”的人将子女送走的目的也并非只是出国深造，而是留在那里。告诉我这话的人语气很坚定——“能不回来，就不回来”。

　　数学放第二，也是很逻辑的。数学可以让小孩脑瓜灵，日后理工科好，意味着子女职业前程有了保障。进，可以出洋深造，并在国外谋职定居;退，在国内谋职也相对容易并有收入保障。总之是可以保证饭碗的技能。

　　绘画作为第三选项，也在情理之中。现在人们生活好了，那么除了生存技能，还要有一点多余的才艺来美化人生。于是好学校对学生文娱特长也很看重，可以为录取加分。第三选项时常不是绘画就是音乐、体育，视孩子的兴趣能力而定，虽然是业余爱好，但也是对孩子有好处的投资，有可能还是未来饭碗的一小块敲门砖。

　　学前班不像公立小学是免费的，家长愿意在进免费小学前出资让小孩上学前班，自然都是打了投资算盘的。投资要的是什么?是回报。学前班教育面面俱到，唯独不学中文语文，也即母语教育，是因为后者回报低。我这个写文的最知道，文字不值钱，思想更不值钱。我日写夜思，凭稿费半生积蓄在北京三环买不下半间厨房。这还是我这个有能力卖文的人的境遇，对绝大多数语文学得好的学生来说，这个技能与好饭碗相距遥远，又最不能跨越国界，百分百不能为出洋事洋提供通道，也就不能保证随之而来的优越感。

　　我们不妨回看一下，一百年前一个小孩被送进私塾最紧要的是学什么，再回到今天看那最紧要的已成最不紧要的，时代的大转弯才显出动魄惊心。“进步论”者会给出乐观的解释：时代变迁，某种技能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而忘了那并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母语垒建的是本文明的精神世界，携带的是自有价值观。而正是自有价值观之有无，决定了一个文明能否为其庇荫之众提供精神满足。当代“科举”的“三鼎甲”不宣而做地移出国门，并不能只做“投奔富贵”这一种解释。这些干部在国内可是吃香喝辣，以权易钱的途径多多，与低层民众出洋讨生活截然不同。“荣华富贵”这个人人都想投奔的大目标，除了“富贵”还有“荣华”，如果说前者提供物质满足，后者便是精神满足，属于一个文明能提供给它庇荫之人的最高精神满足，也就是说一个人得到这样的精神满足已无须再去别处追求。这种精神满足用现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身份优越感。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这自我身份认同迷失、飞机轮船又能把人带去世界任何角落的时代，人群本能地会流向具有身份优越感的去处，何况我们自己就在经营自我身份的卑贱感。

　　世上哪一国——哪怕穷得叮当响的非洲——会像中国主流媒体那样把外嫁的女人捧成一朵花（她们的行为无所谓好坏，只是一群很本能的女人），她们中很多成为电视佳宾的唯一理由就是找了个洋丈夫。你上层建筑可以给自己注射一堆“开放”、“走向世界”的“强心针”，但这么为大众经营自我身份的卑贱感，且对自己在做什么毫无意识，也是世所罕见。

　　我离开法国的那天在机场候机厅遇到一位同机的中国人，他是八十年代最早被送出国门的理工科尖子，虽然后来选择留居，进入了只有法国白种精英才能跻身的领域，但此君有良心，未忘自己是中国人，不但将自己所学带回祖国，还始终没有放弃中国藉，在法出生的女儿也未领法国护照。记得他很自豪地告诉我，我们全家都没有加入法国藉。要知道这句看去平淡的话，在刚刚过去的这三十年，可是字字重千斤啊!多少人为了换掉国藉什么事不能做！？这三十多年要说什么“皮囊”最贱，莫过于“中国人”这一身份了，几乎能扔掉的人没有不扔的，扔不掉的人还恨恨得觉着亏大了呢。只要换掉国藉，你的身份即刻就从“中国人”转成“华人”，虽是同义词，但后者带着前者没有的身份优越感，我们的媒体几乎天天都在经营这玩艺，看起来是在搞统战，但由于不擅长细节控制和舆论导向，传媒人自己就陷入身份优越和卑贱的价值判断中。这种身份卑贱感除来自人穷志短，西方旷日持久地暗中思想诱导和舆论经营(一个蓄谋已久至今未见穷期的大计划)，以及我们自己已经变成本能的附和与接力，才是推波助澜的主导因素，以至经济大大好转依然望不到尽头，根深蒂固地渗入中国广大人群的潜意识，可见并不仅仅缘自贫富，而是更深一层。这位中国人接下去告诉我的事足以证明。他说女儿成年后回到上海，但由于没有外藉身份办各种手续都很难，倒是她有法藉身份的男友一路遇绿灯，居沪比她容易得多。这使我想到一句话：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由此联想到入选“中法建交50年50人”的郑若麟先生的类似遭遇。顺便说一句，“中法建交50年50人”这份名单上汇聚了两国五十年交往历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郑先生能入选，是因为他是二十年来用流利的外语和睿智的思想进入法国主流媒体（撰文和上电台、电视）捍卫祖国最出色的旅法中国人，从在法释放的能量和产生的结果看，他一人就顶了一个外宣机构。为改变法国人对中国的偏见，郑先生还用法文撰写的一本书《与你一样的中国人》，2012年由历史悠久的德诺埃尔出版社出版。这本法国罕见的客观介绍——而非永远在那里批评甚至恶意诋毁——中国的书在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致郑回国后，中国某出版社找到他，提出要与其签约，帮助他继续法语写作，给的条件相当优厚。出版社方面表示，目前在国际上能够客观为中国发声的作家太少，所以他们愿意全力支持所有这类作家。然而当谈到具体操作时，出版社突然问郑是什么国籍?郑回答，当然是中国籍。随后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出版社立即表示，他们上述优厚条件只提供给外籍人士，中国籍作家，哪怕是在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也不能享受。事实上，与他们签约的外国作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远没有郑在法国的影响。但这是规定。郑不禁苦笑：这不是“中国籍歧视吗”?

　　最近我常想，用什么来概括中国近现代史。概括一事一物，说白了就是从哪个视角切入比较接近核心。而核心往往是人看不到或潜意识里拒绝看到的。近代以来我们遭受的最大内伤，不是打败仗、割让土地、赔款、被殖民，而是从根上失去了身份认同。正因为是从根上失去的，所以是从头脑发端，从这个文明原本的守护者知识阶层内部爆发并完成，才让人不易察觉。虽然“中国人”、“龙的传人”这些浮泛的概念并没有消失，让我们这些在近现代文明冲撞中实际失去精神家园的文明流浪儿，有一遮避裸露躯体的外衣，但外衣毕竟填补不了内心的空白。况且身份认同的困惑和迷失并没有随着境遇的好转而消失，而是愈演愈烈，毛泽东时代看去已然找回的“身份迷失”，在强人之后以更彻底的姿态失落。今天香港和台湾呈现的精神崩溃(以香港人和台湾人自居而不愿认同自己为中国人)，是那巨大内创的必然结果，连大陆民众都以作欧美国民为荣，视“华人”高“国人”一等，香港、台湾又怎么可能不落到这一步?!

　　我前不久在武汉参观武昌起义纪念馆，走到一个侧厅，里面正在举办黎元洪生平展，看到最后，介绍黎氏家族时，贴出了一张表，显然是当足以炫耀的事张布出来的。这是一张类似族谱的表，从家族的源头一直排到今天的后裔。我一看，赫然发现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很多洋名，再细看，黎家后人的大部已在海外。我当时站在那儿就在想，这一定不是特例，黎家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家族，尚且从国藉到名姓都换掉了，那些与这国这文明完全可以无牵无挂的小民何来属性意识？这种迁移显然不属于低层平民成帮结伙地出外谋生(时常是以偷渡的形式)、再在异邦另建一个中国人社会，而是有意识地身份转移——以最快的速度与洋人通婚并换掉了姓氏。那巨大的冰山从内里爆裂融化了快两百年，终于不再只是慢慢消融，而呈现出末期景象，加快了分解的速度，一块一块地崩离漂走，让我们一眼看到了那惨烈的景象。

　　然而百年来这个上层建筑分崩离析的国度在潜意识里拒绝看到她为自己做的致命手术。上述那些自觉经营自我身份卑贱感的例子，不过是致命手术后期呈现的本能状态，心理的身份转移已经深入灵魂，以致人们做起来十分自然，一丝一毫意识不到卑贱在哪一边。身份认同的困惑和迷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擎天大树被断根，到叶子落尽，枝杈枯死，会有相当长的时间跨度，让人看不见叶落枝枯源自根断。正因为根断，毛泽东时代注射的强心针，只是维持了短暂的枝繁叶茂，让我们比香港、台湾稍许慢了一步。香港、台湾可以无遮无掩地直称“我们不是中国人”（我在外媒的报导中经常看到），大陆这边还没有这个便利，上述那群人大机关干部也只能暗度陈仓，每天班上做一套——正能量啊、爱国啊，应付上面的安排，说不定为某纪念日铸鼎搭台忙得不亦乐乎，私底下却做着另一套。而这还是普通人家，事实上即便高层统治阶级的子弟，父辈已经坐拥天下，是这片江山的实际主人，照样没有因此满足，再也不会像毛泽东时代的高干子弟那样以学一门对国家建设有用的学科为荣，更不可能像古代上层子弟那样读经诵诗以传承自有价值观为己任。徐才厚、周永康案件公布后，我百思不得其解，身居如此高位，怎么还会在一堆黄金和天下之间选错对象?!在天下和金条之间，再愚蠢的脑子也应明白没有可交换性啊!都住进中南海了，还要北京多少套房子或加拿大的别墅干什么?同样的逻辑也可应用于下面这句话：在天下和西国绿卡之间，何来交换性?这从上到下的身份迷失，主人不知其为主人，倒像是闯进宫殿的小偷，只想着在自家锅里偷一把，甚至砸锅卖铁，才是我们时代本不该出现的荒唐现实。

　　我在游走北京一些古迹公园时，经常被一个场面吸引和震慑，那就是人们在古迹前嘻嘻哈哈拍张照便转身离去，那刻在砖石上的文字、留在梁柱上的横匾对联，画在墙壁穹顶上的图像，全都失去了超出普通风光的意义，没人在乎也几乎很少有人读得懂当年留下这些字画的人在说什么、在想什么。我本人虽然不至于毫无意识地把自己投影其上、然后像买走一件廉价商品一样把先人的遗存变成自己的影像塑造揣进口袋里，但我得承认，在我们这代人和看似继承的古老文明之间，那条直通的路早已切断，留下那些文字画像的人之所思所想，已然被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弃留在外，国人看这些遗存，与站在罗马斗兽场、巴黎卢浮宫前的感受没什么两样，不过是在寻觅风景明信片。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不再有人扪心自问：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不问是因为人们觉得答案理所当然。何况如今不少人连这“理所当然”也不屑一顾了，连最浮表的国藉和母语都不要了，全国不知有多少赚了一点钱的家长把小孩送走，从最初接受大学教育，降到中学，最后降到小学，年龄越来越小，目的就是扔掉母语，以及母语所代表的一切。在“理所当然”的下面，一切早就变了味。我们真的还是那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吗?如果那精神链条早已割断，如果那遍及大江南北的碑文、遗诗遗画不再作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如果那些古迹遗存对我们就像对一个异邦游客一样不过是风景明信片，如果我们与先人的精神连接只剩下几句唐诗宋词、一把明清小说(就是这一点点也在被去除)和几个武功招势，如果那汗牛充栋的古籍经典的阅读、思索、整理只落到一小把专家的身上而与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无缘无牵(最聪明能干的人已不愿学这专业，因为赚不了钱也出不了国)，如果我们唯一问心无愧的承继只是“舌尖”上那点味觉享受，我们以何面目自欺欺人自谀“华夏文明的继承者”?

　　APEC开幕那天，我看了盛大晚会的表演，由一台歌舞向外国人展示我们的文明，漂亮喜庆。但看着看着，苦涩泛上来，那几千年的文明一路颠跛下来，内里空空如也，也就只剩下这些排练出来让异邦观赏的表演。舞台灯光一熄灭，演员们脱掉戏服离开表演场，那文明就像幻影一样随着彩灯道具消失了。除了那一台戏，还剩下什么?那台戏不过是终场前的几束炫目烟花，让不孝子孙还有最后的间隙不去看那中断的链环。

　　前一段我去武汉参观湖北博物馆，自从在北京国家博物馆见到曾侯乙的青铜冰鉴，我便等着看消逝了的曾国之墓葬遗存，总算如愿以尝。在博物馆二楼细细品味令人难以置信的审美和创造，一个问题反复扑进脑海：我们是创造了这一切的人的后裔吗?我们凭什么披挂了这些遗存的光耀说自己是后来人?及至走到博物馆四楼的一个古书保护临时展，那追问愈加纠缠不去。如果说楼下的古物质文明还作为旅游项目吸引了一些好奇者留影拍照、听听浮泛的讲解，楼上的古精神文明，已经与我们的世界彻底疏离。整个大厅人影全无，那拚死抵抗着氧化、潮湿、虫蛀、人的疏忽的旧时典籍，静静地被封在展示柜里，连从它们身边匆匆走过的人都凤毛麟角，有几人还能进入那些文字思想的天地?那不再作用于我们的思想、言行、喜怒哀乐、甚至好奇心的纸页，完完全全变成了博物馆的库存和摆设，也许不久的将来连能整理它们的人都乏善可陈。

　　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做了一件先人在过去几千年虽历经血腥都未曾做过、甚至连异族入主都从未敢做的事：剪断了与本原文明血肉相连的脐带。从服饰到思想，从习俗到文体，切得之义无反顾，是世界其他文明所未见的。基督教文明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而扔掉两千年前的那本《圣经》，其社会主体的精神世界并未与这本册子割断。以被摧毁得最厉害的天主教法国为例，虽然宗教不再参政(不像美国总统必须按着《圣经》宣誓)，但社会的基础人群(白种土著)依然受这本小书的精神控制，是这中流砥柱的人群为受享乐主义冲击的社会提供着兵源和维持着人口，以及绵延着传统价值观;伊斯兰文明就更不用说了，不但执着地念着他们的《古兰经》，还大有誓不走出之势;犹太教不但反反复复诵颂着他们的《塔木德》，还按着经书复了国，用全部的现代文明完成他们的古老信仰。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人失去了属性意识，成天“国际、国际”唱得山响(看看满大街的“国际公寓”、“国际商场”、“国际酒店”、“国际大厦”、“国际中心”、“国际学校”)，跑到别人国家寻求身份优越感，从不问问自己是谁，代表的是什么，承载的又是什么。因为几乎没有几人意识到那切割之决绝，在“进步”的敲锣打鼓声中，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作，变得那么无足轻重。想到这一切，我眼前总是晃动着一个画面，在疯狂中横刀竖枪杀了全家的凶手，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

　　迷失了身份，使得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重找身份的历史，说透了其实是缩短距离的历史——学会以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乃至看我们自己的历史。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不管我们能否自欺欺人，“身份迷失”是我们这一个多世纪的现实经历。看到这一层，就不会奇怪视英语教育远比母亲教育重要的香港何以有人不认自己为中国人，那是迟早会到来的，一个地方越赚了钱(极具讽刺意义，翻身反忘本)，越让小孩接受所谓“国际”教育，身份认同就越困惑。八十年代以前，香港的中国人大多数很穷，英国统治者也不搞他们在本土实行的福利，因而像成龙这代人，很少能接受西式学堂教育，倒因此而没有数典忘祖。我有一段时间看了大量香港电影，从五十年代的片子一直看到今天，悟到了这一点。记得端倪是在七十年代显现的，当时一些非主流电影(主流大众电影还是武打片)——也可称洋化小资电影——的主角们，多为受过西式学堂教育、在洋行做事的买办和他们的后代，已与香港大众(因贫而未走到这一步)疏离，电影中有一个细节我记忆犹新，就是他们在家收听收看的已全是英美媒体传播的舆论，早就忘了自己是连印度人都不如的英帝国三等公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脑子不是被塞进这个，就是被塞进那个，能出入两边且明辨是非的少之又少。

　　这不断扩大的队伍是“身份迷失”一百多年后的必然和自然结果，再大的树如果根被切断了，靠着根须那点营养，一点点叶子也会掉光，然后枝杈一簇一簇地死去，直到主干枯萎。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上层统治阶级的子弟不再只出房地产大亨、石油公司大腕或银行经理、绿卡公民，而是出一位国学大师?这曾几何时还是顺理成章的事，已变得遥不可及。分解的过程越到后来速度越快，历史的走向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就是把拿来的身份变成自己的身份。

　　这让我想到星期五，星期五不是一个日期，而是笛福笔下的那个野蛮人。小时候读《鲁滨逊漂流记》只朦胧地感觉到星期五是个丑角，在没有迈出国门之前，即便是成年后，我也没意识到星期五代表着西方之外剩下的世界，直要等到离开剩下的世界走到那个自圈的“中心地带”，我才意识到星期五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那些被认定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什么叫“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就是不知“界”的人——不懂得划界也不知自己在哪一边的人。

　　星期五的人生就是缩短与鲁滨逊的距离，他的最佳存在状态是作鲁滨逊的仆役，直至功德圆满地被鲁滨逊带到了伦敦，而没有被弃在他同类的荒岛上。在笛福的笔下，星期五只是介于人与动物之间的一种生物，在法文里有一个专门的词：“sous homme”，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只能硬译为“人下之物”。既然是人下之物，星期五的存在就是透过鲁滨逊的存在而成立的，也就是说星期五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存在，而证明的方法只有一个：接近鲁滨逊、懂得鲁滨逊、学会鲁滨逊的存在方式，总之就是缩短与鲁滨逊的距离。就像某些西方人至今感叹的：有时狗与他们的距离都比野蛮人要近。

　　当年读这本书的我们已经基本被说服了，那便是如果星期五也有人生的话，成为鲁滨逊的影子是唯一选择。那个故事很难让我们得出另外的结论。直到我另一个发现。也是有关星期五的，但故事已是另一个版本。写者这回不是英国人了，而是法国作家米歇尔·图尼耶。图尼耶的《星期五或野蛮生活》写于两百五十年之后，这个年份很重要，在1967年写出一本反《鲁滨逊漂流记》的小说，绝非历史的偶然。那是西方受曾经轰轰烈烈的“东方阵营”之挤迫、两百多年来唯一一次真诚忏悔的时刻，可惜时间很短。在这本书里，星期五从丑角变成了正面角色，在图尼耶笔下，星期五在两百五十年后的“人道曙光”下，首先有了他自己的独立存在，绝大多数人意识不到有时获得“人”这个称号有多么难;其次是他打破了人与人下之物的距离，最终是星期五教会鲁滨逊在太平洋荒岛上如何生存。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既然星期五终于翻身了，那个漂流记就没必要再有人续貂了，故事总有完结的一天。然而我很快发觉，历史乐观主义无论如何不是我合脚的鞋，图尼耶的星期五只是理想主义者笔下的版本，现实的版本远比我们想像的残酷。图尼耶带着风靡一时的新版漂流记走了大半个地球，他观察到了什么?他观察到西方小读者喜欢他笔下的星期五，因为星期五是生之快乐的化身，而西方人唯一难得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生之快乐”的玩艺，图尼耶在这点上倒是看得十分透彻，西方人作为整体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时刻警惕着他人。反之，非洲小读者则对他们已经翻身的同胞没有好感，在他们眼里星期五还停留在两百五十年前的水平：一个无能、懒惰的肮脏黑鬼。图尼耶在非洲加篷推销书的时候，问一群小女孩：“如果你们要结婚，是嫁给鲁滨逊还是星期五?”小女孩无一例外全都选择了鲁滨逊，其中一位对图尼耶解释：“因为星期五肯定不能养家活口。”星期五就算摆脱了“人下之物”的身份，也还是个仆人，小女孩与成年人的选择不会有太大差别。

 

[水清月现]

“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

　“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

　　那个“独立”群体的“存在”，奠定了西方“话语权”乃至“文化霸权”的合法性，也是促使中国人自觉抛弃儒家知识分子理想欣然接受新信仰的致幻药。

　　撰稿/边 芹

　　中华文明被价值神话斩断

　　有一些名词本身便有蛊惑人心的作用，被大张旗鼓地传播以后，就更是从神话蜕变成宗教。既然是宗教，没理可讲，也无须真实，大家闭起眼睛膜拜就是了。

　　西方近现代出现的“独立知识分子”，即所谓“不仰权贵鼻息的”、“有独立意识和存在”、“对政权起监督作用”、“民主的基石和保障”等代表一系列现代价值观的精英群体，是上述神话和宗教的起因。

　　很久以来我们就相信了这些奇迹般美好的价值观，而既看不清实际操作是怎么回事，也意识不到“理想”的实现代价是什么。相信理想的人和兜售理想的人从来想的不是一回事，但这个界线总是被理想的正义感所模糊。这一群体及其拖带的神话，不光颠覆了西方文明，也倾覆了整个世界各大文明的本真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时间推移信徒不断扩大的这个群体，不光是一架庞大的文明推土机，而且是一支比中古野蛮的蒙古铁蹄还具有毁灭作用的军团。这个群体只因“独立”二字便有了凌驾一切的道德依据之本身，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而这“独立”是否真实存在？它的真实作用究竟是什么？它缘何而来又为何扩散到全世界？这些问题也几乎无人发出疑问，因为神话完美到有一丝怀疑都是罪过。

　　自“五四”运动以后，传自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与神话，从根上彻底打碎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被斩了脑袋，这颗脑袋从此嫁接在异文明的血管上。遭到如此外科手术打击的文明，能否承继下去？它的结局是去掉这颗已被移植的脑袋？还是改造不愿跟着走的身体？是最终消逝还是实现原配重接？总而言之，这个被斩了头的社会总是凄凄哀哀，在幸福中不知福，在危机中不知险，在欺诈中看不见陷阱。

　　一颗被暴力斩断并另行嫁接的脑袋之痛楚哀怨和歇斯底里，时常让人惨不忍睹。既然断头源自一个概念和神话，那么探究神话的真实与虚假，就是解救这颗痛苦的脑袋的唯一办法。因为那个“独立”群体的“存在”，奠定了西方“话语权”乃至“文化霸权”的合法性，也是促使中国人自觉抛弃儒家知识分子理想欣然接受新信仰的致幻药。由于从不怀疑“独立”的真实，所有代表西方“话语权”的“国际”机构，从“国际”电影节到各类“国际”奖，都自动戴上了中立、公正的桂冠，让中国人“赢”得狂喜，“输”得服帖；哪怕从来不给好脸，针刺刀斩不歇手，也激不起任何反抗。一个民族的尊严，被外部权力以子虚乌有的权威如此彻底地交换走，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 “独立” 这两个字绑架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毫不足惜地割断头与身体之间剩下的几根筋脉，时时刻刻自贱着那具只恨冷却的速度不够快的身体。

　　古代欧洲没有“知识分子”

　　“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从何而来？首先必须澄清的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在西方并非古已有之，不但没有，连相对独立的类似中国古代闲士的群体也不存在。欧洲古代就根本没有秀才、举人这一介于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知识分子阶层。工业革命前的西方是三头一体的社会，哪三头？国王、贵族和教士。国王和贵族类似狼与猎犬的结盟，主要功能是对外打仗、抢劫。一般国库一空，就发动一场战争，打赢了靠赔款过好日子。这种模式到如今也没有真正改变，没钱了就开始找冤大头，而不是教育人民勒紧裤带好好干，大有“匪帮”的习性。由于长年处于战争动员状态，民众的凝聚力很强，即便今天真刀实枪的战争大大减少，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却不见一日停歇。从未见哪个国王能诗会画，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传诵皇帝的诗赋，成了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欧洲人从没有这份福气。

　　第三头教士则主要用来圈管民众，但方法不是教育他们知书达理，而是恐吓他们不信教就下地狱。这种靠恐怖绑架民意的手法至今传承，只不过不再用《圣经》里的地狱吓唬了，而是靠抹黑地球邻居。欧洲古代根本没有平民教育，文字与书本对百姓是禁物，平民子弟只有通过进入僧侣阶层才能获得识字读书的权利。文艺复兴前文化就集中于一本《圣经》，且只有教士有解释权，百姓自己无权阅读和理解。教士这个阶层勉强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因为是贵族以下唯一识文断字的群体，但与中国古代文人相去甚远，既不为文亦不作赋，只能为教义活着，所以唯一的作为就是到处搭火刑架，信仰不坚定灭得你尸骨不存。

　　信仰从古至今都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因为始终都有一个“我信你怎么能不信”的问题，征服也就浸透在血管里，不是武器的征战，就是思想的征战，永不停息。现今火刑架的实体不复存在，但其精髓被“独立知识分子”汤汁不漏地全盘继承，也爱在全世界搭“火刑架”，今天萨达姆，明天内贾德，杀起来也是绝不手软。在欧洲古代的漫长岁月里，这些人群中的有识之士，只留下抄的经书和画的圣像，哪里像中国文人给后世留下了那么丰富的文艺作品。贵族阶层偶然会出几个不爱打仗也不喜狩猎的异类，有点像中国的才子佳人，如法国的贵妇作家拉法耶特夫人、斯塔埃尔夫人，但人数极少，构不成中国古代那样庞大的文人群体。

　　被利用的“独立知识分子”

　　所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只是近代出现的，但并不是平白无辜横空出世，而是与金融资本手牵手一起走上舞台。说白了是那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为在各国夺权设计的一件暗器，为扫清任何阻力起到了吠犬和清道夫的作用。

　　这个后来已势不可当的征服集团，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从渗透甚至操纵出版业、报业和影像业开始的。在能直接插手的地方他们出钱自己办，以此为基地驯养“独立知识分子”。要想把“话语权”从国家及其代表人物国王或总统手里夺下来，就得设计一个美好概念，而只有把概念变成神话，才能起到信仰的作用。在读书人的梦想深处阴谋家们找到了两个字“独立”，别小看这两个字，这可是属于为数不多的终极信仰的词，一旦搬出来，像蜜饯吸引蚂蚁一样，再也挡不住狂热的信徒。从此影子帝国向世界各个角落伸出了触角，有使用不完的志愿军团。这个帝国并没有看得见的边界或指挥中心，而是靠着信仰的向心力，扩大着它的权力和疆域。

　　应该承认，在概念变成神话之前，概念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吻合的。在18、19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由于控制还没有到高度垄断的阶段，还真是涌现了一批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相对于欧洲古代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的。但“独立”二字用于知识分子，永远都只是相对的，从内、外不同角度看，或从长线、短线看，结论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

　　举一个例子，伏尔泰应该是“独立”典型了，至今为人讴歌。从内看，他可是三头都反：反王室、反贵族、反教会；但从外看，那英雄气概便有所减损，他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围剿法兰西王国的“马前卒”。只不过外面这条线长久以来一直是秘而不宣的，骗得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腾云驾雾，跑到“独立花园”寻花觅草。当时波旁王室不愿像英国王室那样受金融资本操控，那帮人就策动“革命”将其推翻。欧洲被杀头的国王因果都大同小异。征服集团为引一国入瓮，常用手法是借一些善良文人的理想解构传统文明的框架，这些天真文人恐怕想不到，自己的进步思想，最终被这群“文明绑架者”利用来颠倒人类文明本真价值观，以“假正义”取代正义，摧毁世上伟大文明，建立“伪善帝国”统治世界。

　　两百年已有足够的时间看清“独立斗士”的鞋跟里大致都拖带了亡国灭种的秘方。近代以后，由于这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的出现，各国斗士的数目越来越多，但水分也大，叛徒多过勇士。无声无息的才是真斗士，名声大噪甚至领了××奖的，不过卒子而已。但此法几百年来始终有效，让书生信仰“独立”，是不费分文就能收获果子的天才设计，而那些为国家利益想阻止“独立”蔓延的人，则也被设计了大帽：“专制”，这两个名词是天生要斗下去的，自残而永无止息。成为攻击目标的各国就这样被事先安插了一枚几乎没有可能拔掉的“钉子”。

　　没有“独立”，只有“强权”

　　其实仔细想想，欧洲自古就没有夹在权势与百姓间以头脑存世的中间阶层，近代突然闯出个“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究竟有什么基础？在超过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长河里，夹在国王贵族与平民百姓间只有教士阶层，那么在此传统基础上产生的“独立知识分子”，是不是就是取代了旧教士的新教士？传统的变迁时常只是换了名称而已。

　　二战后，真斗士在欧洲被斩尽杀绝，肉体没有消灭的，声音也被封掉。民主社会表面没有审查制度，但是不是真有奇迹？非也。有一法国哲学家说，民主的审查是无处不有，人人互审和自审。别看宽衣解带自由得很，那都是“高压锅”的气阀，就像欧洲古典绘画，光着身子，《圣经》的框框却是半步不越的。所以真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一句话都可戴罪，说天天“文革”也不过分，日日处在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70年代以后，“独立”二字基本可以拿掉了，能上台面的，“演员”甚至“小丑”居多，演什么，怎么演，角色都是分派好的。反来反去，不但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反而名利双收，这“独立”的好处真多！

　　有一个很玄妙的现象，西方人从不探究，国人也就从来意识不到，因为无论是报道西方还是研究西方，主流是加热人家已经炒好的饭。但这个现象其实很扎眼，任何清醒者都应该问个为什么：在这里，所有的权力机构，从政府到企业，都被要求“透明”，主流媒体也时不时地揭露一番，唯独有几大权力无人深探：跨国资本(金融资本、国际财团)、传媒业、电影业、非政府组织，凡是敢深究这些权力的人均被边缘化。而这几大权力对西方社会的操纵和影响之深远和持久胜过其他权力。

　　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民主社会谁才是真正的主人，谁只是穿着皇帝外衣的仆人。而这些巨大权力享有特权的合法性即来自“独立”。真正的主人从不现真身，他们最贴身的仆人也不是人人以为的“民选政府”，而是“独立知识分子”，没有这样一批人，就无法超越各国主权，形成一支指哪打哪的超国界“军团”。“传媒只要摆脱政权控制就是自由的”神话之盛行，取代了“传媒是否陈述真实”这一更实质的评判标准。

　　再说信息的流通怎么流标准谁定？西方这种靠封锁别人的信息、欺诈性控制信息源头、操纵信息解释权甚至不惜说谎以信息作武器攻打别人的强欺弱逻辑，代表的是“独立”还是“强权”？

　　别的地方我不熟知，不敢妄言，但在法国这么多年，就是在“独立知识分子”群里看不见任何“英雄”，“猎犬群”才是符合实际的名称。懂得打猎的人都明白，“猎犬群”就是为主子追杀猎物的，放出去吠声震天，将猎物断颈裂喉送到主子手里。

　　西方各国都有一批专以“揭露”为业，却能飞黄腾达的人。做“揭手”自古就让人佩服，是因为无一例外都是倒霉蛋，如今逻辑颠倒，成了一本万利的好营生，天下哪有这么掉馅饼的事呢？最效力强权的，却是以最反叛的面目出现，这就是高妙的地方。但这种事情只有在看得见的权力之上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更高权力的地方，方可实现。

　　上百年来，尤以二战后看得更清楚，“独立幼稚园”里人头济济地养了一大群模仿者，其中有几个心知肚明的领头羊，和绝大多数赶时髦的信徒。“独立”这张假皮之无坚不摧，就在于它吸附“毛”的本领，它为那些被断了根的“毛”提供了一块荣耀“生命场”，如此精心豢养，能不让那些早已不知往哪里附着的“毛”摩拳擦掌叛国忘祖？！

　　伪善帝国终于在大量培植“独立幼稚园”成功之后，横行于世。它的最高道德法庭靠着“独立幼稚园”的思想统一，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审判，从此“罪”是“得罪”了全人类的，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架”搭到了最遥远的角落。

 

[水清月现]

边芹：一条精神轨道上的模仿和接力（上）
——兼论“中国人缺什么”

核心提示：自柏杨及其浮表的中西比对模式出现后，这种模式因为容易做，而且颇能附送道德优越感，台湾、大陆的文人们只要出去转一圈，吃到几粒谷子就能下一个蛋，并把蛋无限放大，可以由点及面、由面触根，把任何缺失都放大到文明根本。那种西人兼优唯我独劣的思维漏斗早已超出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不必拉他人的光鲜作浮表比对，而是一条精神轨道上的模仿和接力。这条轨道从十九世纪就由西人与一小撮被挑出来的中国人搭建，西人的目的是经营古老帝国的道德卑贱，以此精神轨道将文明巨人倭化、压倒、悄悄地送进坟墓；作下手的国人看不到这层，他作帮凶还满腹情怀。

自柏杨及其浮表的中西比对模式出现后，这种模式因为容易做，而且颇能附送道德优越感，台湾、大陆的文人们只要出去转一圈，吃到几粒谷子就能下一个蛋，并把蛋无限放大，可以由点及面、由面触根，把任何缺失都放大到文明根本。

为什么这种“蛋”一个接一个地复制？就是因为复制人自身局限，看不到更深的，只能在表层复制。我看这类时髦“蛋”，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思路的一致，仿佛作家们套着同样的冰鞋，只要滑到冰上，必在同一类圆圈上打转，冰刀划入深度也都一致，把几件从那头雾里看花半看半想像的好人好事（因不懂外语或半懂不懂多半只看到了表层），掼到这头一辈子积攒的坏人坏事上，然后得出结论：没有好人文化呀！细看已不是观察后下结论，而是早有结论在先，实为一种思维模仿。

思维模仿是很难突破的，每个时代都有这种惯性轨道，支配了绝大多数人的思想甚至潜意识。百分之九十九的文艺人对思维模仿束手无策，他们比普通追风的百姓没有高明多少，尤其在一个普遍丢失自我意识的年代。

总结这已流行了几十年的思维模仿，之所以发觉结论在先，是因为作者们人人有一个前定的思维分水岭，即一边是正面思维一边是负面思考，时常模糊偶然与惯常的边界，把那头偶然的好人好事都当成惯常的，反之把这头偶然的坏人坏事也当成惯常的。这么一模糊概率结论做出来就大得吓人，比如说西方有“好人文化”，中国没有。且不说“好人文化”这个词大而虚，把“好人”上升到“文化”层面，说老实话哪个文明承受得起，就说怎么我在法国二十年没发现“好人文化”，人家作家跑来十天半月就遍地好人以致在“好人”后面加上了“文化”？“文化”这词可就大了，那是一种什么概念啊！普遍、惯常、传统、文明全都能装进去的一个词，这么轻率的赋予和褫夺，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吗？当然是意识不到的，街市说书人的手艺哪来广阔的视野，站不到足够的高度也就没有对吾土吾民的仁厚。

诺与西方比较，没有这国这民，文坛有一堆人是进不了文坛的，即便挤进也不会有如斯名誉，因为血统不够，才华也不够，不过是捡了革命时代的大便宜，这种便宜从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就那么一个历史夹缝。可偏偏是占了便宜的人喜欢扮演受害者，尤爱诅咒那个放生自己的历史巷道，看起来就像一个人拚命地要封上自己钻过来的门，为了封死不惜自己去扮演被堵在那扇门后的牺牲者。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出戏。

那种西人兼优唯我独劣的思维漏斗早已超出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不必拉别人的光鲜作浮表比对，而是一条精神轨道上的模仿和接力。这条轨道从十九世纪就由西人与一小撮被挑出来的中国人搭建，西人的目的是经营古老帝国的道德卑贱，以此精神轨道将这个文明巨人倭化、压倒、悄悄地送进坟墓；作下手的中国人看不到这一层，他作帮凶还满腹情怀。这种事十五、二十年前做还情有可原，中国人出门时间还太短，现在做，还仗着自己从本国本民身上赚得的显赫名声做，就不怕才浅水深？

 

[水清月现]

我抵法的第一年，某天在奥赛博物馆游览，进厕所间捡到一枚镶碎钻金戒指，从小受“拾金不昧”教育的我本能地觉得拾人之财不义，便拿去交给博物馆管理员。我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不想接过去的人冰冷的眼神当头一盆冷水，人家不但诧异而且颇不以为然，我从投过来的莫名其妙的眼神，意识到人家这里不兴做这事，也就根本算不上好事。我后来发现此间没有“拾金不昧”的教育，谁发现是谁的天经地义，良心上不会有磕碰的。到了那会儿我才明白为什么巴黎、伦敦、纽约的博物馆满是他文明的宝藏，展起来毫无愧疚。多年后我自己在巴黎电影院遗失一枚金戒，果然没有奇迹发生，没人好心送还。利益和礼仪在这里是分得非常清的，前者属于私行为，后者属于公共行为，两类行为像有一扇分割利索的门阻隔，“好人好事”一般只发生在礼仪这一边，绝少会通到另一边。所以严格意义上的“好人文化”是在中国，而不是在我们的大作家浮皮碎谷领略的西方。

可为什么这些文人们纷至踏来地会挤上这条精神轨道呢？是什么让他们浅尝即止，误把味精的鲜美算作整锅汤的浓厚？且看下面分解。

在以西方文明、西方社会、西方国民为标准的当今世界，中国人并不特别地比普通人类缺少什么，只是初入与传统社会背道而驰的现代社会，未经驯化（若以西方国民作标准须经驯化）。未经驯化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自我意识缺乏，我现在还没有科学根据证明自我意识强弱跟人种有无关联，但我观察到自我意识是可以后天教育和驯化的。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社会，国民须经集体优越感驯化，这种驯化不是道德感化、品质教育或更无效的贴标语挂横幅，而是培养自我意识。有人可能会问：自我意识是一种心理暗示，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培养呢？培养自我意识除了需时漫长的文化教育（养得出养不出也因人而异，饱读诗书而缺乏自我意识的人有的是，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相当普遍），还有一种非知识教养的驯化方法，比前者有效，即通过行为驯化硬性教导人将自身行为分成私行为与公共行为，且两种行为必须绝对分开。

自我意识解剖开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属性意识，意识到自己来自哪里，关键是意识到自己与所属群体的关系，意识到所属群体与外部世界的内与外关系（界之意识）；二是思考自己行为后果的水平，水平越高自我意识越强。我们知道成人与小孩的最主要差别就是成人擅于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而小孩尚不具备此种能力，他们多凭本能行事。所以培养自我意识，首先要训导他们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之能力，捷径就是行为驯化，第一步是将行为分成私行为与公共行为两部分，让人从小就懂得要另造一个外在的“我”，这个“我”有一个基本框架，就是统一标准的公共行为。强制分离的两个“我”正好分出自我意识思考必备的内与外，是内外两点之间的这条轴线的长短界定着自我意识的强弱。

这也是培养集体优越感的一条捷径，一两代人就能达到，无须等待全民富裕和全民教育水平，一切都取决于上层建筑自我意识的强弱。记得我看过一部韩国人自述崛起的纪录片，讲到一个驯化个体的细节，就是从小学开始，每天老师站在校门口检查，凡遇身体或服饰不洁不整的孩子（每个指甲都要查），不让进教室，带到后面洗干净了才能上课。没有现代洗浴设备（淋浴之类），旧式澡盆脸盆照样完成了这场深及根本且不能绕开的人的革命。这是教育小孩将私行为与公共行为分开的第一步，不管你家庭经济条件如何，不管你父母怎么样，你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都必须另造一个“我”，以符合公共标准。这个“我”是由社会用硬性标准锻造的，时常不讲人情，甚至非常残酷，从儿时就强制性地将本源的“我”与社会的“我”分开，像驯服小狗一样驯化出将私行为与公共行为分开的本能。用此驯养法，几乎一两代人就改造出来了，且大城市与乡村的孩子走出校门就消除了基本城乡差别。这才是西学首先必须掌握的真传，而不是虚无飘渺地学一些“个体、自由、独立、公德”之类的花架子，或空想出什么“好人文化”，为建空中楼阁而自砸后院。

 

[水清月现]

西方在金融财阀推助下率先工业革命后，打遍天下无敌手，军事的领先须伴随精神的优越方能统治世界，于是对内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本国和欧洲尚处于农业文明的地区和国家）、对外相对于所谓“东方”（自命“西方”）开始了逾百年的集体优越感驯化（参见笔者《被导演的世界》及《卢瓦河以南，地中海以北》），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心理策划，并非我们以为的品德教育，而是通过行为驯化培养自我意识。

行为驯化的第一步就是强行分离私行为与公共行为，比如凉晒衣服、街头摆摊吃喝、衣着不得体上街（赤膊、穿内衣皆不准出门）一律禁止。有些国家更严，规定女人只能穿裙不得着裤（法国1800年立法），男人则连衬衫袖子都不能撸起来，法国女人为着裤的权利争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式法律直到2013年1月才被废止），男人为能脱掉领带经历了更长的思想解禁。最意味深长的是，法国女人穿衣自由被立法剥夺，不是在未设自由横匾的王朝时代，而是在以自由之名推翻了王朝的时代。仔细看西方现代社会一直是在此一逻辑背反中构筑的，自由的旗帜举得越高，剥夺自由的禁令法规定得越多越细。有时想人这么诓他一遭没什么不好，他是为幻而生而死的，没有什么能取而代之。

中国人往往只从这类禁令中看到是为了市容外貌，并未悟到那些触及人的根本自由的禁令是将私行为与公共行为分开的起点，这么强行驯化的人才能拉开内与外之间的轴线，强化自我意识。

国民自我意识被强化的国家，有点像那些人人羡慕的家庭，秩序井然，小孩自觉，大人无须成天训导甚至拿着棒子强迫，这样的小孩意识得到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与自身行为直接相连，并意识得到由自己和父母构成的“家”与外部世界的内与外关系，由此他思考自身行为后果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反之国民未经自我意识驯化的国家，则有点像那些成天大呼小叫的家庭，宠的时候宠，闹得时候闹，自我意识弱的孩子须父母时刻管教，一放就出轨，毫无内外意识，不知自身行为的边界在哪里，那个“边界”就是自己与父母能彼此容忍的边界，以及作为一个“家”能对外运转的边界。

 

[水清月现]

我作中西比对时，一开始由于观察和认知有限，也流于浮表对照，不知不觉地踏上本文说的那条精神轨道，可见思维模仿一个人多多少少是要作俘虏的。但有一天这条惯性轨道终被突破，这时才看到本质，中西差距甚至可以说“东方”与“西方”的差距之根本在自我意识。“东方”与“西方”的鸿沟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的，我们只要在两边走马观花一番，扑面而来的差距就是从这个起点扩散开来，从人及市容的整洁到礼让守规，其中既有经济富足的推助，也与私行为和公共行为是否分离密切相关。许多中国文人墨客短暂旅西后艳羡的西人品质，其实就是驯化出的公共行为那部分。而自我意识又是公共行为得以驯化的关键。看被驯化出公共行为的人与从未被驯化的人之差距，就像看专业运动员与未涉足过运动场的人在同一个赛场竞赛，以什么标准去比呢？

由于此等驯化直接关乎自我意识的培养及由此生成的集体优越感，西人走到未经驯化的“东方”，优越感会成倍扩张，这是被强化了自我意识的人看周围世界的本能反应，而他们就以自我意识这杆标尺，测度他人的尊严底线，然后划出界内界外，所谓上等人与下等人的最终分界线并不是聪明能干而是自我意识的强弱。十九世纪在西方统治集团分割世界（出于导演世界的需要）的一系列新创名词中（取代了传统基督教征服观的新意识形态）出现了两个关键词：race supérieure（法语上等人种）和 race inférieure（下等人种），在这两个名词间有强大、富有、聪明、能干的外层界定，也有自我意识强弱的内层界定。中国人至今只见前（拚命追赶）而未见后（几乎毫无意识）。这就是为什么世上最能干的中国人在西人尊严底线的刻度表上还不如一些没有多少文明创造的小族。是这内外两层界定为他们两百年来所作所为赋予了天赋权力，并始终是他们行动的意识形态原动力及维持集体优越感的内在纽带。看明白了这一层才会悟到，毛泽东致力的其实就是强化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以及为什么近两百年来中国人真正被西人看得起（如今有钱照样骨子里看不起，奉承只是表面的）的时候就是毛统治的那个年代。可惜被漫长历史野坏了的“鸭子”很难赶上架。

我看国内“西化人士”时常哭笑不得，也缘于此，尤其那些跑到西方去上演“要自由”悲剧的文人艺客。因为他们实质上完全未被“西化”，别看一肚子墨水及洋教条，按西人标准测度尊严底线的自我意识不是没有就是极弱（那个盲人从中国一路闹到美国的例子十分典型，耍赖撒娇均不看对象）。首先是缺乏属性意识，意识不到自己与所属群体的关系（在中国无意识，投靠美国依然无意识），更意识不到所属群体与外部世界的内与外关系（界之意识）；其次是思考自己行为后果的水平极其有限，只能抓住自己肚脐眼周围那么点小我。

传统社会（一般还处在农业社会）人是作为群体而存在的，到了群体的人被粉碎成一个个个体的现代社会，自私自利的个体靠什么生活在成百上千万陌生人中，就是靠集体优越感，是这条精神纽带将孤独的人再连成一个整体。集体优越感是相对于外界而存在的，它必须有一个对衬物，甚至敌对物，如果说自我意识是个体的，是相对于外部世界而生，那么群体的自我意识就是集体优越感，也是相对于他群体而存在的。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已被摒弃出（至少在西方的公开话语上）集体优越感的战后（二战），集体优越感的最佳集合物就是公共行为的漂亮与否，漂亮不光是对内的纽带，也有不露短于外的考量。例如法国议会规定，一但发生口角甚至肢体争斗，摄像镜头自动关闭，这样议员打架的画面就从不存在（不让本国百姓看到），更不会传遍世界，而议会厅里打得面红耳赤的人也自觉无比，公共录影关闭后，人人有手机的厅内竟无一人拍下外传。而不解内幕的外人，以为他们比别处都文明。

是否善于经营集体优越感也是一个文明上层建筑自我意识强弱的标志，越精于此道，其自身统治越牢固。反之当一个文明尽失集体优越感时，也是其上层建筑失去了自我意识的表现，更是亡国的征兆。

 

[水清月现]

边芹：一条精神轨道上的模仿和接力（下）
——兼论“中国人缺什么”


（自我意识是现代自由观念的产物，有点像给你开一扇窗户，同时门必须反锁。没有自我意识无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或者说那种“自由”不过是低等的自私自利。没有自我意识自律又道德沦丧的社会最可怕的还不是社会无序，而是上层建筑缺乏自我意识，被自利本能吞没，导致甄选机制倒转，陷入恶性循环，高品质的人被淘汰，体制逐渐被无能鼠辈盘踞，责任、原则、戒律形同虚设，忠诚扫地，奸佞当道。）

在彼此陌路人的现代社会，遵守公共行为规则是让这个无情世界尚能忍受的底线，要做到这一点须克制小小的自私自利，自我意识强的人擅于遮掩，弱的人不加掩饰，因为自我意识与本能自利不是一回事，而是意识到自我与所处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说自我意识与属性意识是连在一起的，否则只是本能的自利。

而传统社会是不培养人的自我意识的，它靠束缚个体的欲望抑制本能的自利。自我意识是现代自由观念的产物，有点像给你开一扇窗户，同时门必须反锁。没有自我意识无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或者说那种“自由”不过是低等的自私自利。自我意识是自由的头道菜，没有这份舌尖，自由的筵席是无福消受的。

传统社会不强化自我意识，是因为那玩艺一产生，人的本真就消失了。这种东西必须在西方长期生活才能看清，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是以本真换取的，并不是免费的。已经获取现代人集体优越感的社会，是以鄙夷本真为起点的，时常将本真当作愚昧像泼脏水一样连同里面的婴儿一起扔掉。早在十九世纪末，已经过渡到陌路人社会的西方人，带着他们已被驯化出的集体优越感，来到未经驯化的“东方”，在蔑视一举一动都与他们不同、尤其缺乏自我意识的土著之时，也意识到对方身上的本真自己是完全、永远地失去了。

记得数年前我偶然落到法国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上，因为涉及中国就看下去了。节目叫《北京快车》，就是挑几对法国中青年男女，把他们空降到一个陌生国度，让他们身上分文不带，办一件事或完成一段旅程。节目的目的一是看法国人到什么都不懂（包括语言）的他世界怎么应对困难（没钱更加剧了生存困境），二是看这个陌生国度的人对需要帮助又不能付钱的外国人什么态度（在法国，类似思路的电视节目不少，特别喜欢享受“东方”的大度）。他们在中国大陆跑了不少地方，有现代化的城市也有贫困的乡村，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僻塞的乡镇，他们不花一分钱找吃、住、行都遇到了愿意相助的人，未有一次饿肚子或露宿星空，尽管相遇的中国人很少对陌生人面带微笑（未经私行为与公共行为分离的驯化，而非本质恶劣）。尤其在穷乡僻壤，穷得掉渣的一群人真相信他们身上分文没有（其实他们身上备了以应万一的钱），每人拿出自己身上的所有，凑了一笔钱给他们。而他们不但继续装作没钱，还对这群中国土人不懂得给他人留有私秘空间、围观和跟着他们感到厌烦。这个节目的下一集到了香港，土人的毛病全都没有了，土人的好处也就没有了，没有人围观更没有跟着他们，根本就没人理他们，吃、住、行免费是找不到的，唯一请他们吃了顿饭的还是位来自大陆的商人（我从口音听出来），夜晚他们只能露宿街头。

吃透了西方社会的风度礼节外壳及薄情寡义内核的人，再回头看那个还存有一些本真的“东方”社会，会对那些因缺乏自我意识而随时随地露出小我的人群抱有一份宽容，并且也知道改掉这些毛病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并不是从理想到理想的。几个月前我在国内某机场排队办登机手续，队伍长长的，但窗口多，办得不算慢，排的人秩序井然。这时我看到一个乡下老人大包小件地从队伍边上走过，旁若无人直奔队头。我一把拉住他，告诉他人人都在排队，从边上走到前面是不行的。我从他不好意思的憨笑及马上退后看，他这时才明白排进这个陌生人的队伍是必须遵守的规则。现在经常在公共场合一遇不顺大闹特闹的人，并非这些尚浸在传统社会的所谓土人，而是满脑子“权利”浮藻的城市大小暴发户，属于没有自我意识消化不了自由的残障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