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临风
8月8日，美国五角大楼宣布，美军开始对伊拉克极端组织武装（ISIS)发动空袭，引发全球关注。
这一地区的宗教和派性之争也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占领伊拉克西北部的“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曾在7月18日宣布：“摩苏尔地区的基督徒必须改宗回教，并缴重税，否则将被剑处死。”
摩苏尔的基督徒是这里的原住民，他们在这个古时称为尼尼微的地方已经住了两千年，比这些穆斯林要早至少500年。自从2003年起受到迫害以来，大多逃离，留下来的已经所剩无几。这批遗民面临逃离家乡的悲惨命运，否则面对死亡。ISIS为什么这样做？并非由于基督徒对他们构成威胁，而是高举“伊斯兰教法”的他们，以为唯有自己拥有真理，希望成立一个伊斯兰的乌托邦。其他人都是异类，所以“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对待。
恐吓发出几天之后，摩苏尔剩下的基督徒只好全部撤离他们祖先留下的家园，逃到由库德族控制（同为逊尼派）的地区。临走时还在边界被搜身，财物抢夺一空。他们走后，ISIS为了保持所谓伊斯兰的纯洁性，炸毁了有1800年历史的教堂（比伊斯兰还老），甚至把（传说为）先知约拿的坟墓炸毁。
人“自是”到一个程度，可以强词夺理，是非不分。而“派性”，即所谓“党同伐异”，则是群体的“自是”。那种“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情操，不就是派性的产物吗？
真理就象一个“立方体”
其实，造成“派性”的自是倾向是很普遍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虚幻优越感”的认知偏差（或称“沃巴岗湖效应”），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更有道德心、聪明、能力强、或懂得更多。一般人都缺乏准确评估自己能力的技能。更可怕的是，人不会承认自我高估 ，这种自我妄想正保护了他的心理健康！
可是，“自是心态”带来了对真理与真实认知的“简化”倾向。这种情形在群体（宗派）中更加严重。由于群体内部的互相加强，自己宗派的想法就变成了“宇宙真理”，成了“颠扑不破”的。这是派性最可怕的地方，因为在封闭的系统内作业，看不到自己推理上的盲点。
例如，是否信仰上帝，知识界存在两个极端相反的阵营，虽然两者的态度极其相似。一个阵营（原教旨主义的无神论者）认为唯有他们拥有真理，宣称科学已经“证明”了没有上帝，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愚昧无知的 。宗教是人类一切灾祸的根源。只要除灭宗教，人类就可以和平相处了。
另一个阵营（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解读绝对正确无误，他们宗派的教理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如果科学发现与他们所理解的“真理”不合，那么科学肯定有错；如果某个对历史的解读与他们的教条认知不同，那么，该段历史记载必然有偏差；如果某个神学立场与他们相左，那么，此人肯定走错路了。你可以说，“神学无误”是他们信仰的最高准则。当然，这个“神学”正统性是由他们所垄断的。
双方其实都在用“简化法”代替求真，这种人是听不进去任何不同声音的。
提姆·凯勒曾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寻求真理的态度。他说真理好比一个立方体，而不是一个平面的方形。对方形，认知者可以一目了然地辨识其特性，以及其与周围的逻辑关系。对一个立方体，认知者不能仅仅站在自己的位置，而必须围绕着它走过一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才能了解清楚。人往往无法了解他人的故事，就断然作出结论。这就是“简化法”，代表智识上的骄傲和懒惰，是对真理的强暴。
“简化法”是派性思维最大的误区，它是求真的敌人，因为他自以为看见立方体，其实他只看到方形。
历史上所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不论是追求“完备的神学系统”，还是“完美的政治体制”，或是“神权统治”，或是“全备和最终的知识”，最后都成为对真理的“霸凌”，其原因就在于此。当一个派系的理念成为垄断性的真理，容纳不下异声，不能承受多元思维的冲击，那它自然看不见那复杂的 “立方体”的现实。
三个神学上的恶魔：虚荣自夸、贪婪、争夺权威
宗教改革的主要发起人马丁·路德是捍卫真理的斗士 。不过面对强权，以及现实环境中对教理认知的混乱，他的坚持也使他同样面临“唯我独是”的危险。路德性情激烈，他勇往直前的斗士作风，如果没有一个充满恩惠，性情温和，牵针引线的助手，改教可能会大受影响。这位亲密的朋友，也是最得力的同工，就是腓利浦·墨兰顿。
路德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并不完美：“我生来就是为了争战，与党派和魔鬼奋斗。因此我的书充满风暴与争战的味道。我必须挪开残枝朽木，披荆斩棘，像个粗野的山林工人，开辟道路。而墨兰顿安静地走着，愉快的耕种、栽植、播种、浇灌，都照着上帝给他的丰富。”
墨兰顿以“安静的改教家”闻名。他着眼真理，而非宗派主义，可以与不同神学立场的人平心静气地对话，化解了许多路德所带来的冲突。例如，作为路德的继承人，墨兰顿与加尔文在神学立场上有歧见。但是由于墨兰顿的学识和作风，固执如加尔文始终对他十分尊敬。
到了17世纪初期的德国，正是改教运动之后路德宗与加尔文宗争论的高潮，宗教战争和神学上的争吵使得德国和欧洲的社会动荡不安。这时，德国有一位名叫彼得·麦德林（Peter Meiderlin）的路德宗神学家和牧师，他深深体会神学争论和政治斗争之为害，试图把恩惠带入真理上的争执。他在1620年写了一本书《对奥斯伯格会议的神学家们为和平而作的虔诚劝告》。
在书中，他认为基督教会里面有三个神学上的恶魔，一个是虚荣自夸，一个是贪婪，一个是争夺权威。他认为教会路线不同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斗争背后的态度才更为有害。他宣称，每个骄傲的神学家都是个异端者，因为他的影响是绝对与圣经不相符的。他并列出三个神学上的德行：谦卑、知足、爱好和平与合一。
他并非讲求没有原则和神学基础的合一与和平。在书里，他写下了这句千古名言，呼吁基督徒：“在重要的教理上一致，在次要的教理上，给人自由的空间，在一切事上，用爱心相待。”
这句话有几个重要的意义。第一，基督教有重要的教条，它是经过初期教会五百年的考验而确定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墩信经）。第二，不要在次要的教理上唯我独是，应该尊重异己的立场，不要随便贴标签。第三，对任何立场不同的人，我们绝对不要忘记爱心的原则，不只是容忍，而是尊重，以恩慈相待，承认自己对真理所知有限。在那个争吵不休的时代，他提醒大家：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拥有真理，自以为是真理的诠释者。
可惜麦德林是德国人，他的书在英语世界里没有受到重视。到了17世纪中叶，当时的英国正面临着英国正教、长老会和独立教会间的严重争执。清教徒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期望在彼此攻击的教派间找到交集和平相处。经旁人介绍，他读到了麦德林的书，深为感动，于是把这句名言译成了英文，传诵至今。
这些人告诉我们，教派间最要紧的事不是在辩论谁更正统，谁的神学理论更符合圣经，而是在一致的基要教理的基础上彼此相爱。
追求“共同的善”和“共同的正义”
上面所提宗教内部的反思，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范本。那么，教徒们当如何面对教外广大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多元群体呢？以基督教为例，教徒们除了传扬教理，领人归信之外，应当用什么态度在世上积极生活呢？
笔者认为，上面的原则同样适用。第一要避免派性思维，不要自以为高人一等，而是要用“在一切事上用爱心相待”的原则处世。换句话说，不要把“画圈子”当作主要工作，而是在社会上与各种不同信仰和理念的人寻找交集，解决社区里共同的问题，追求“共同的善”、“共同的正义”、“共同的福祉”。
所谓“共同的善”，这个名词最初出现于初期的基督教会。第四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的首牧约翰·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说：“基督教对治理的最高理念就是寻求共同的善（利益），没有比照顾‘邻人’更能模仿基督了。”
这也是纽约的提姆·凯勒牧师从90年代所开始倡导的。凯勒牧师的教会不但努力植堂，宣扬基督教信仰，他们也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照顾贫穷，热心公益。他认为，基督徒要树立一种追求“共同的善“的“反主流文化”。基督徒不该随从主流文化浮沉，因为那是由世俗主导的。基督徒也不应当满足于次文化，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有自己的语言，但是价值观却与世俗大同小异。
凯勒认为，基督徒站在圣经的原则上，从事“共同的善”，在文化里做更新的工作，这才是基督徒显明真理最有力的方式。中世纪的僧侣们开办医院、创设大学，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把信仰实体化了，而且是有原则地实体化了。
长期从事“共同的善”必须有坚固的理念和使命感。耶稣要我们“爱邻人”，如果没有基督那种牺牲的爱心，服务是无法持久的，因为人本能的私心和派性将会取代行善的意愿。
真爱是人生最大的动力。人自是的本能，以及群体诉诸“派性”的本能，只有在爱里才能大大减少。因为爱拉近了距离，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对手就不再是异类，而是我们的弟兄了。当我们去了解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对真理的把握就更宽广了。
8月8日，美国五角大楼宣布，美军开始对伊拉克极端组织武装（ISIS)发动空袭，引发全球关注。
这一地区的宗教和派性之争也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占领伊拉克西北部的“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曾在7月18日宣布：“摩苏尔地区的基督徒必须改宗回教，并缴重税，否则将被剑处死。”
摩苏尔的基督徒是这里的原住民，他们在这个古时称为尼尼微的地方已经住了两千年，比这些穆斯林要早至少500年。自从2003年起受到迫害以来，大多逃离，留下来的已经所剩无几。这批遗民面临逃离家乡的悲惨命运，否则面对死亡。ISIS为什么这样做？并非由于基督徒对他们构成威胁，而是高举“伊斯兰教法”的他们，以为唯有自己拥有真理，希望成立一个伊斯兰的乌托邦。其他人都是异类，所以“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对待。
恐吓发出几天之后，摩苏尔剩下的基督徒只好全部撤离他们祖先留下的家园，逃到由库德族控制（同为逊尼派）的地区。临走时还在边界被搜身，财物抢夺一空。他们走后，ISIS为了保持所谓伊斯兰的纯洁性，炸毁了有1800年历史的教堂（比伊斯兰还老），甚至把（传说为）先知约拿的坟墓炸毁。
人“自是”到一个程度，可以强词夺理，是非不分。而“派性”，即所谓“党同伐异”，则是群体的“自是”。那种“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情操，不就是派性的产物吗？
真理就象一个“立方体”
其实，造成“派性”的自是倾向是很普遍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虚幻优越感”的认知偏差（或称“沃巴岗湖效应”），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更有道德心、聪明、能力强、或懂得更多。一般人都缺乏准确评估自己能力的技能。更可怕的是，人不会承认自我高估 ，这种自我妄想正保护了他的心理健康！
可是，“自是心态”带来了对真理与真实认知的“简化”倾向。这种情形在群体（宗派）中更加严重。由于群体内部的互相加强，自己宗派的想法就变成了“宇宙真理”，成了“颠扑不破”的。这是派性最可怕的地方，因为在封闭的系统内作业，看不到自己推理上的盲点。
例如，是否信仰上帝，知识界存在两个极端相反的阵营，虽然两者的态度极其相似。一个阵营（原教旨主义的无神论者）认为唯有他们拥有真理，宣称科学已经“证明”了没有上帝，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愚昧无知的 。宗教是人类一切灾祸的根源。只要除灭宗教，人类就可以和平相处了。
另一个阵营（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认为自己对《圣经》的解读绝对正确无误，他们宗派的教理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如果科学发现与他们所理解的“真理”不合，那么科学肯定有错；如果某个对历史的解读与他们的教条认知不同，那么，该段历史记载必然有偏差；如果某个神学立场与他们相左，那么，此人肯定走错路了。你可以说，“神学无误”是他们信仰的最高准则。当然，这个“神学”正统性是由他们所垄断的。
双方其实都在用“简化法”代替求真，这种人是听不进去任何不同声音的。
提姆·凯勒曾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寻求真理的态度。他说真理好比一个立方体，而不是一个平面的方形。对方形，认知者可以一目了然地辨识其特性，以及其与周围的逻辑关系。对一个立方体，认知者不能仅仅站在自己的位置，而必须围绕着它走过一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才能了解清楚。人往往无法了解他人的故事，就断然作出结论。这就是“简化法”，代表智识上的骄傲和懒惰，是对真理的强暴。
“简化法”是派性思维最大的误区，它是求真的敌人，因为他自以为看见立方体，其实他只看到方形。
历史上所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不论是追求“完备的神学系统”，还是“完美的政治体制”，或是“神权统治”，或是“全备和最终的知识”，最后都成为对真理的“霸凌”，其原因就在于此。当一个派系的理念成为垄断性的真理，容纳不下异声，不能承受多元思维的冲击，那它自然看不见那复杂的 “立方体”的现实。
三个神学上的恶魔：虚荣自夸、贪婪、争夺权威
宗教改革的主要发起人马丁·路德是捍卫真理的斗士 。不过面对强权，以及现实环境中对教理认知的混乱，他的坚持也使他同样面临“唯我独是”的危险。路德性情激烈，他勇往直前的斗士作风，如果没有一个充满恩惠，性情温和，牵针引线的助手，改教可能会大受影响。这位亲密的朋友，也是最得力的同工，就是腓利浦·墨兰顿。
路德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并不完美：“我生来就是为了争战，与党派和魔鬼奋斗。因此我的书充满风暴与争战的味道。我必须挪开残枝朽木，披荆斩棘，像个粗野的山林工人，开辟道路。而墨兰顿安静地走着，愉快的耕种、栽植、播种、浇灌，都照着上帝给他的丰富。”
墨兰顿以“安静的改教家”闻名。他着眼真理，而非宗派主义，可以与不同神学立场的人平心静气地对话，化解了许多路德所带来的冲突。例如，作为路德的继承人，墨兰顿与加尔文在神学立场上有歧见。但是由于墨兰顿的学识和作风，固执如加尔文始终对他十分尊敬。
到了17世纪初期的德国，正是改教运动之后路德宗与加尔文宗争论的高潮，宗教战争和神学上的争吵使得德国和欧洲的社会动荡不安。这时，德国有一位名叫彼得·麦德林（Peter Meiderlin）的路德宗神学家和牧师，他深深体会神学争论和政治斗争之为害，试图把恩惠带入真理上的争执。他在1620年写了一本书《对奥斯伯格会议的神学家们为和平而作的虔诚劝告》。
在书中，他认为基督教会里面有三个神学上的恶魔，一个是虚荣自夸，一个是贪婪，一个是争夺权威。他认为教会路线不同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斗争背后的态度才更为有害。他宣称，每个骄傲的神学家都是个异端者，因为他的影响是绝对与圣经不相符的。他并列出三个神学上的德行：谦卑、知足、爱好和平与合一。
他并非讲求没有原则和神学基础的合一与和平。在书里，他写下了这句千古名言，呼吁基督徒：“在重要的教理上一致，在次要的教理上，给人自由的空间，在一切事上，用爱心相待。”
这句话有几个重要的意义。第一，基督教有重要的教条，它是经过初期教会五百年的考验而确定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墩信经）。第二，不要在次要的教理上唯我独是，应该尊重异己的立场，不要随便贴标签。第三，对任何立场不同的人，我们绝对不要忘记爱心的原则，不只是容忍，而是尊重，以恩慈相待，承认自己对真理所知有限。在那个争吵不休的时代，他提醒大家：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拥有真理，自以为是真理的诠释者。
可惜麦德林是德国人，他的书在英语世界里没有受到重视。到了17世纪中叶，当时的英国正面临着英国正教、长老会和独立教会间的严重争执。清教徒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期望在彼此攻击的教派间找到交集和平相处。经旁人介绍，他读到了麦德林的书，深为感动，于是把这句名言译成了英文，传诵至今。
这些人告诉我们，教派间最要紧的事不是在辩论谁更正统，谁的神学理论更符合圣经，而是在一致的基要教理的基础上彼此相爱。
追求“共同的善”和“共同的正义”
上面所提宗教内部的反思，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范本。那么，教徒们当如何面对教外广大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多元群体呢？以基督教为例，教徒们除了传扬教理，领人归信之外，应当用什么态度在世上积极生活呢？
笔者认为，上面的原则同样适用。第一要避免派性思维，不要自以为高人一等，而是要用“在一切事上用爱心相待”的原则处世。换句话说，不要把“画圈子”当作主要工作，而是在社会上与各种不同信仰和理念的人寻找交集，解决社区里共同的问题，追求“共同的善”、“共同的正义”、“共同的福祉”。
所谓“共同的善”，这个名词最初出现于初期的基督教会。第四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的首牧约翰·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说：“基督教对治理的最高理念就是寻求共同的善（利益），没有比照顾‘邻人’更能模仿基督了。”
这也是纽约的提姆·凯勒牧师从90年代所开始倡导的。凯勒牧师的教会不但努力植堂，宣扬基督教信仰，他们也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照顾贫穷，热心公益。他认为，基督徒要树立一种追求“共同的善“的“反主流文化”。基督徒不该随从主流文化浮沉，因为那是由世俗主导的。基督徒也不应当满足于次文化，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有自己的语言，但是价值观却与世俗大同小异。
凯勒认为，基督徒站在圣经的原则上，从事“共同的善”，在文化里做更新的工作，这才是基督徒显明真理最有力的方式。中世纪的僧侣们开办医院、创设大学，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把信仰实体化了，而且是有原则地实体化了。
长期从事“共同的善”必须有坚固的理念和使命感。耶稣要我们“爱邻人”，如果没有基督那种牺牲的爱心，服务是无法持久的，因为人本能的私心和派性将会取代行善的意愿。
真爱是人生最大的动力。人自是的本能，以及群体诉诸“派性”的本能，只有在爱里才能大大减少。因为爱拉近了距离，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对手就不再是异类，而是我们的弟兄了。当我们去了解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对真理的把握就更宽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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