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 传 教 士
卓 英
中国共产党宣扬无神论，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和同代大陆中国人
一样，我受过共产主义教育。那叫闭着眼睛想世界，朦朦胧胧红一片。童年时，我
读过许多揭露西方传教士罪恶的故事。在我心中，教会学校是抽大烟的秘密场所；
育婴堂是传教士用婴儿做医学试验的地方；教堂则是美、蒋特务埋藏枪支弹药，秘
密接头并策划各种阴谋诡计企图推翻新中国的阴暗角落。显然，基督教跟共产主义
是水火不相融的东西。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偷偷摸摸地阅读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居然觉得教堂不是
那样恐怖；牧师、神父们也不是那样可怕。印象最深的要数维克多・雨果《悲惨世
界》中的牧师。他在深夜接待了素不相识的越狱犯──让・阿冉，给他吃喝让他借
宿。甚至，当警察把偷了银烛台不告而辞的让・阿冉扭送到牧师处对质时，那位牧
师也没有怨恨他反而为他开脱。在我心中，那牧师做起好事来，似乎比雷峰还雷峰
。因此，关于人性的疑问只能埋在自己的心底打旋涡，就像共产主义幽灵在我的脑
海里游仙一样。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时期，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啃马、列主义。是人是鬼都手
握一册《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或《国家与革命》这类把人读得晕晕乎
乎的政治读物。如今，我唯一还记得的一句是：“共产主义像幽灵一样在欧洲徘徊
……”，不知为什么，每读到这一句时，我就会想到牧师的身影飘过幽暗的教堂神
坛旁。这就是我最初的朴素感觉――把共产主义和基督教这两样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的东西扯在一起了。
后来，读书范围渐广渐大，阅世也较多较深。问号来的来去的去，被禁锢的脑
袋瓜终于长到了自己的肩膀上。共产主义在我心中已化成一种教义：一种美好的理
想，特别适合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呐喊着“苟富贵，毋相忘”揭杆而起到毛泽
东的“从农村包围城市”以枪杆子夺得政权，都包含着一种杀富济贫的平权思想和
理念。然而农民领袖一但踏上帝王的宝座，共产主义的思想便走调。就像瓷器店被
大象闯荡过，只留下一地令人痛惜的美丽碎片。
共产主义思想和基督精神是不是有一种内在联系呢？这个问题开始在我脑海中
翻跟斗。无数年之后，从一位加拿大女传教士那儿，我发现了肯定的答案。
她是凯瑟琳・彼・霍金，１９１０年８月１９日生于峨嵋山下。凯瑟琳来自传
教士世家，爷爷是英格兰的传教士，父母均为从加拿大到中国工作的传教士。凯瑟
琳的父亲阿瑟・霍金在上海帮助救济饥荒时不幸染上霍乱，死于非命，凯瑟琳时年
两岁。后来，她便跟随由加拿大联合教会女传教士协会派往四川工作的母亲一起，
在巴山蜀水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十六岁时，她单独回加拿大上大学……。
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是在她多伦多的家中。她身着一件带着中式布钮扣的对
襟棉袄。她卧室的小桌上放着土陶瓷茶壶，旁边还有一包打开的怪味蚕豆。墙上挂
着两副中国画。老太太很健谈，可以讲四川普通话和一点成都方言。
我问：“您选择做传教士一定是受家庭影响吧？”
“也是，也不是。”她向我讲起往事。
在温哥华上大学时，凯瑟琳选修了亚洲历史，并且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她
认为，传教活动是文化侵略的一种形式。所以，她不打算做传教士。而是准备在加
拿大积累几年教学经验后，回到成都华西传教团的加拿大中学教书。
可是，一桩意外的事故影响了凯瑟琳的决定。１９３６年，她的母亲在从乐山
到成都的路途中遭土匪劫车时受了枪伤。消息传来，凯瑟琳彻夜难眠。她想：我父
亲因热爱中国人而死在中国，我母亲也可能会因枪伤死在那片土地上。她突然觉得
自己应该填补父母尚未完成的心愿。于是，她改变初衷，向女传教士协会申请参加
华西传教团的工作。
另一个事件也对凯瑟琳发生过影响。那是１９２６年时，一位“哥老会”青年
在成都大街上持刀砍下一位女传教士的头颅并扔进茅房里。她认为那位青年是中国
的罗宾汉，他想通过暴力来伸张正义。凯瑟琳想，应该把基督的福音传播到中国人
民那里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基督的仁爱之心，暴力也许就会消失。
凯瑟琳于中日战争期间的１９３９年，乘“俄国皇后”号轮船东去。除了回北
美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几年，她一直在四川地区的教会女子学校教课和在教会服务
。直到１９５１年，凯瑟琳背着“国际间谍”的黑锅，被迫离开中国那一片她所眷
念的土地。
我看过一幅照片，罗浮桥头是一位提着旅行袋的西方青年传教士和站立在桥头
堡上头戴红星、手持刺刀枪的中国士兵。我对这最后一位传教士回首望断天涯路的
茫然眼光以及那士兵刺刀枪发出的幽幽光芒仍然记忆尤新。
１９５１年，按照中共的有关政策，最后一批西方传教士终于从中国撤退。很
明显，共产党是不愿意中国人民吸食“宗教”这个精神鸦片的，他们需要控制人民
的精神世界，要用强力替人民选择精神粮食――共产主义。
凯瑟琳对这个事件的理解出乎我的意料。她认为这不能责怪中国政府，那是
由于１９５０年６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的。她说：“我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
驱逐，而是因为我压迫了中国人民。朝鲜战争使我成了敌国人员。就像当时（二战
期间）加拿大把国内的日本族裔人员送进集中营一样。”
１９４８年，凯瑟琳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她结识了中国
基督教的一些领袖人物，如丁光训等。他们号召中国教会进行“三自运动”（自持
、自治和自宣）。凯瑟琳从他们那里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
后来，我读到了凯瑟琳于１９６２年出版的《人民中国中的上帝的仆人》一书
。这才明白了她在理论上是认可共产主义思想的。她把为教会工作作为传播基督爱
心的方式，她要把自己的知识和有生之年奉献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中国人民做事情
成了她一生的努力和追求。
我仍然解不开一个死结：无神论和有神论怎么会弄在一起的？
在又一次长谈中，我提出疑问，“那么，你是怎样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
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那句话的？”
凯瑟琳回答：“这句话是马克思从布道中引用出来的。布道者认为有时候需要
鸦片来帮助人减少痛苦继续生活。有时候，宗教能够起到这种作用。”
她强调，既然宗教可以使人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或者减轻人的苦难，那么事实上
，宗教的功能就跟鸦片相似。
我的死结解开了：是马克思把神和无神搅到一起的。
事实上，使人减轻痛苦的基督精神和要使人人生活幸福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不谋
而和的。这不是比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更有人性吗？你死我活的
斗争并不符合共产主义思想。
这样看来，共产主义和基督教都是一种宗教信仰。它们一旦被当权者强加于社
会，作为一种行政手段来统治人民，结果就会造成人类的悲剧。
自十月革命以来的现代历史证实：各个国家中打着共产主义旗帜的政党，最终
都因人民对他们专制制度的不满难以维持下去。这跟中世纪那人类最黑暗时期的历
史相近：统治者打着上帝的旗号来压制人民，对人民实行封建专制。结果终归被人
类历史钉在耻辱架上。
在同凯瑟琳的交谈和通信中，我终于理解了她一生致力于为中国人做点事的拳
拳之心以及她那出世又入世的宗教信仰。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凯瑟琳也经历了“边缘人”的孤独和痛苦。作为外来人
，她在中国的社会中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获得了中国学生及同事的理解和友谊。可
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她最后作为间谍被迫离境。在加拿大，她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欢呼叫好，并对中国政府要求西方传教士撤出中国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
持。这却又不为许多西方人所理解。
我问她：“你认为自己曾经是边缘人吗？”
她幽默地微笑，“我对中国的理解不够，所以我还是一个边缘人。”
根据社会学者罗伯特・帕克有关边缘人的理论，移居造成的多样性文化环境，
导致个人性格的不稳定。在边缘人心中，文化冲突的过程是可视的和可探究的。
也许因为凯瑟琳做过边缘人，她才有了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入理解和进一步研
究的契机。她才能理解到中国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并以她那基督徒博大的爱心
来对待人和看待世界。
也许由于成了边缘人，我才有可能对凯瑟琳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基督徒的博爱之
心有所了解和理解。
凯瑟琳・霍金在八十三岁时与世长辞，回归自然。每当想起她，我就会看到她
那对中国人民盛满爱的心灵之井。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安息吧，永生的灵魂！■
卓 英
中国共产党宣扬无神论，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和同代大陆中国人
一样，我受过共产主义教育。那叫闭着眼睛想世界，朦朦胧胧红一片。童年时，我
读过许多揭露西方传教士罪恶的故事。在我心中，教会学校是抽大烟的秘密场所；
育婴堂是传教士用婴儿做医学试验的地方；教堂则是美、蒋特务埋藏枪支弹药，秘
密接头并策划各种阴谋诡计企图推翻新中国的阴暗角落。显然，基督教跟共产主义
是水火不相融的东西。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偷偷摸摸地阅读了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居然觉得教堂不是
那样恐怖；牧师、神父们也不是那样可怕。印象最深的要数维克多・雨果《悲惨世
界》中的牧师。他在深夜接待了素不相识的越狱犯──让・阿冉，给他吃喝让他借
宿。甚至，当警察把偷了银烛台不告而辞的让・阿冉扭送到牧师处对质时，那位牧
师也没有怨恨他反而为他开脱。在我心中，那牧师做起好事来，似乎比雷峰还雷峰
。因此，关于人性的疑问只能埋在自己的心底打旋涡，就像共产主义幽灵在我的脑
海里游仙一样。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时期，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啃马、列主义。是人是鬼都手
握一册《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或《国家与革命》这类把人读得晕晕乎
乎的政治读物。如今，我唯一还记得的一句是：“共产主义像幽灵一样在欧洲徘徊
……”，不知为什么，每读到这一句时，我就会想到牧师的身影飘过幽暗的教堂神
坛旁。这就是我最初的朴素感觉――把共产主义和基督教这两样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的东西扯在一起了。
后来，读书范围渐广渐大，阅世也较多较深。问号来的来去的去，被禁锢的脑
袋瓜终于长到了自己的肩膀上。共产主义在我心中已化成一种教义：一种美好的理
想，特别适合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呐喊着“苟富贵，毋相忘”揭杆而起到毛泽
东的“从农村包围城市”以枪杆子夺得政权，都包含着一种杀富济贫的平权思想和
理念。然而农民领袖一但踏上帝王的宝座，共产主义的思想便走调。就像瓷器店被
大象闯荡过，只留下一地令人痛惜的美丽碎片。
共产主义思想和基督精神是不是有一种内在联系呢？这个问题开始在我脑海中
翻跟斗。无数年之后，从一位加拿大女传教士那儿，我发现了肯定的答案。
她是凯瑟琳・彼・霍金，１９１０年８月１９日生于峨嵋山下。凯瑟琳来自传
教士世家，爷爷是英格兰的传教士，父母均为从加拿大到中国工作的传教士。凯瑟
琳的父亲阿瑟・霍金在上海帮助救济饥荒时不幸染上霍乱，死于非命，凯瑟琳时年
两岁。后来，她便跟随由加拿大联合教会女传教士协会派往四川工作的母亲一起，
在巴山蜀水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十六岁时，她单独回加拿大上大学……。
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是在她多伦多的家中。她身着一件带着中式布钮扣的对
襟棉袄。她卧室的小桌上放着土陶瓷茶壶，旁边还有一包打开的怪味蚕豆。墙上挂
着两副中国画。老太太很健谈，可以讲四川普通话和一点成都方言。
我问：“您选择做传教士一定是受家庭影响吧？”
“也是，也不是。”她向我讲起往事。
在温哥华上大学时，凯瑟琳选修了亚洲历史，并且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她
认为，传教活动是文化侵略的一种形式。所以，她不打算做传教士。而是准备在加
拿大积累几年教学经验后，回到成都华西传教团的加拿大中学教书。
可是，一桩意外的事故影响了凯瑟琳的决定。１９３６年，她的母亲在从乐山
到成都的路途中遭土匪劫车时受了枪伤。消息传来，凯瑟琳彻夜难眠。她想：我父
亲因热爱中国人而死在中国，我母亲也可能会因枪伤死在那片土地上。她突然觉得
自己应该填补父母尚未完成的心愿。于是，她改变初衷，向女传教士协会申请参加
华西传教团的工作。
另一个事件也对凯瑟琳发生过影响。那是１９２６年时，一位“哥老会”青年
在成都大街上持刀砍下一位女传教士的头颅并扔进茅房里。她认为那位青年是中国
的罗宾汉，他想通过暴力来伸张正义。凯瑟琳想，应该把基督的福音传播到中国人
民那里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基督的仁爱之心，暴力也许就会消失。
凯瑟琳于中日战争期间的１９３９年，乘“俄国皇后”号轮船东去。除了回北
美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几年，她一直在四川地区的教会女子学校教课和在教会服务
。直到１９５１年，凯瑟琳背着“国际间谍”的黑锅，被迫离开中国那一片她所眷
念的土地。
我看过一幅照片，罗浮桥头是一位提着旅行袋的西方青年传教士和站立在桥头
堡上头戴红星、手持刺刀枪的中国士兵。我对这最后一位传教士回首望断天涯路的
茫然眼光以及那士兵刺刀枪发出的幽幽光芒仍然记忆尤新。
１９５１年，按照中共的有关政策，最后一批西方传教士终于从中国撤退。很
明显，共产党是不愿意中国人民吸食“宗教”这个精神鸦片的，他们需要控制人民
的精神世界，要用强力替人民选择精神粮食――共产主义。
凯瑟琳对这个事件的理解出乎我的意料。她认为这不能责怪中国政府，那是
由于１９５０年６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的。她说：“我不是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
驱逐，而是因为我压迫了中国人民。朝鲜战争使我成了敌国人员。就像当时（二战
期间）加拿大把国内的日本族裔人员送进集中营一样。”
１９４８年，凯瑟琳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她结识了中国
基督教的一些领袖人物，如丁光训等。他们号召中国教会进行“三自运动”（自持
、自治和自宣）。凯瑟琳从他们那里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
后来，我读到了凯瑟琳于１９６２年出版的《人民中国中的上帝的仆人》一书
。这才明白了她在理论上是认可共产主义思想的。她把为教会工作作为传播基督爱
心的方式，她要把自己的知识和有生之年奉献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中国人民做事情
成了她一生的努力和追求。
我仍然解不开一个死结：无神论和有神论怎么会弄在一起的？
在又一次长谈中，我提出疑问，“那么，你是怎样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
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那句话的？”
凯瑟琳回答：“这句话是马克思从布道中引用出来的。布道者认为有时候需要
鸦片来帮助人减少痛苦继续生活。有时候，宗教能够起到这种作用。”
她强调，既然宗教可以使人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或者减轻人的苦难，那么事实上
，宗教的功能就跟鸦片相似。
我的死结解开了：是马克思把神和无神搅到一起的。
事实上，使人减轻痛苦的基督精神和要使人人生活幸福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不谋
而和的。这不是比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更有人性吗？你死我活的
斗争并不符合共产主义思想。
这样看来，共产主义和基督教都是一种宗教信仰。它们一旦被当权者强加于社
会，作为一种行政手段来统治人民，结果就会造成人类的悲剧。
自十月革命以来的现代历史证实：各个国家中打着共产主义旗帜的政党，最终
都因人民对他们专制制度的不满难以维持下去。这跟中世纪那人类最黑暗时期的历
史相近：统治者打着上帝的旗号来压制人民，对人民实行封建专制。结果终归被人
类历史钉在耻辱架上。
在同凯瑟琳的交谈和通信中，我终于理解了她一生致力于为中国人做点事的拳
拳之心以及她那出世又入世的宗教信仰。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凯瑟琳也经历了“边缘人”的孤独和痛苦。作为外来人
，她在中国的社会中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获得了中国学生及同事的理解和友谊。可
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她最后作为间谍被迫离境。在加拿大，她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欢呼叫好，并对中国政府要求西方传教士撤出中国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
持。这却又不为许多西方人所理解。
我问她：“你认为自己曾经是边缘人吗？”
她幽默地微笑，“我对中国的理解不够，所以我还是一个边缘人。”
根据社会学者罗伯特・帕克有关边缘人的理论，移居造成的多样性文化环境，
导致个人性格的不稳定。在边缘人心中，文化冲突的过程是可视的和可探究的。
也许因为凯瑟琳做过边缘人，她才有了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入理解和进一步研
究的契机。她才能理解到中国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并以她那基督徒博大的爱心
来对待人和看待世界。
也许由于成了边缘人，我才有可能对凯瑟琳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基督徒的博爱之
心有所了解和理解。
凯瑟琳・霍金在八十三岁时与世长辞，回归自然。每当想起她，我就会看到她
那对中国人民盛满爱的心灵之井。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安息吧，永生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