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追击：活着就要有做人的尊严--白振侠绝食事件追踪报导之三
活着就要有做人的尊严 白振侠绝食事件追踪报导之三
《多维时报》记者 洪浩
9月29日早晨，白振侠告别了住所，他在这家“家庭旅馆”里度过了他过去几个月的时光。在这个八人挤在一起的狭小房间里，除了他以外的每个其他人都在为生计忙碌，早早就奔向各自打工的场所，没有人感觉到今天这个日子对白振侠的重要性。
10点30分，白振侠的一位朋友开车将他送到位于曼哈顿第一大道和47街交界处、距联合国大楼不远的一个公园里，他支起自制的简易支架，架子上挂着他找人翻译来的英文的申诉书、自己写的一首诗、和大书着中英文“还我健康，还我公正，还我人权”的标语牌。他穿上那套订制的白色中山装，头戴一顶白色的帽子，帽子上贴着英文的“Wrong”字，图案与他胸前的“冤”字十分吻合。
由于联合国正在举行代表大会，第一大道上戒备森严，车少人稀。据站在街旁的警察介绍，所有的示威者都被规定在这个公园里进行，包括一周前被英文媒体相继报道过的、颇有声势的队伍。白振侠的南侧是一群缅甸的绝食者，他们是来声援要求释放缅甸异议领袖翁山苏姬和其他异议人士的，已经在这里一个星期了；他的右边是两位的学员，用铁栅栏将自己围住，闭目练功。他在刚下过雨、尚未完全干的地面上铺了一张垫子，坐下去，静静地开始了绝食。
9月29日上午，白振侠在联合国大陆附近开始绝食。(多维资料)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大陆各地的拆迁工程加快了步伐，越来越多的拆迁户由于不满拆迁的经济补偿以及不顾人权的强制措施和野蛮拆迁行为，纷纷上街抗议，请愿上访。而白振侠大概是把这种不满和抗议带到海外、向全世界表达自己诉求的第一个人。
据2004年7月19日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建设部7月4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截至6月22日，到建设部上访的征地拆迁人数共4026批，18620人次，已超过2003年全年的数字。
另据2004年3月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公布的一份专门针对中国强制搬迁的报告所述，许多中国公民遭遇了强制拆迁，甚至暴力拆迁，许多这类强制拆迁侵犯了中国和国际法律所保护的基本人权。该报告所陈述的拆迁及相应的抗议规模广泛，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中国不受约束的经济发展及许多地方官员迫切追求加速现代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报告中说，许多城市的居民称，拆迁程序是随意的，在各方面都有缺陷，因为拆迁户得不到公正的处理程序。中国对财产权缺乏基本的保护，房产所有者和租房者一样，都会遭到突然搬迁，并只能得到最低程度的赔偿。范围广泛的腐败和地方政府中其它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将有势力的开发商和地方官员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白振侠绝食时胸前挂着的“冤”字。(多维资料)
自2003年以来，大陆媒体越来越多地直接报道拆迁过程中发生的恶性事件和利益冲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起来，用声音和行动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使得中国大陆的维权运动因拆迁活动而达到一个深入民间的、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这些维权的事例中，一些人用他们的性命去对抗强大权力支持下的掠夺，他们中比较着名的有：
2003年8月22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邓副巷居民翁彪因不满“黑恶势力”掺入的野蛮拆迁而点火自焚。记者在事件后进行的调查采访中发现，巷子里的其他居民在被殴打`谩骂`骚扰`恐吓之下，也有企图以割腕自杀和自焚的企图。
2003年9月15日，安徽青阳县农民朱正亮因不满强行拆迁，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肖像下，将汽油泼在自己身上，然后点火自焚，被赶来的警察扑救。
同月，北京拆迁户因遭到强行搬迁而自焚身亡。
2003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北京居民叶国强试图跳入天安门前金水河自杀，被救起。
2003年11月5日的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北京朝阳区光华东里19号到25号的六位居民，先后在国贸三期工程拆迁中因恐吓压力导致突发疾病而猝死。
类似的事件还有许多，充斥报刊消息、互联网论坛、专家评论，这些事件也已引起官方的注意，从2004年初开始，一些相应法规相继出台，但是，正如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中引述中国问题研究员萨拉・戴维斯所说，“宪法修正案可能会在字面上提供一些保护，但这些文字需要被落实在行动上。”他观察到：“拆迁方有时雇用暴徒进行拆迁，受害者的房屋有时在他们夜间睡觉时被推土机拆毁，地方官员没有执行现有的法规，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违法行为，而且实际上通过与开发商的紧密关系而获得经济利益。”
白振侠手举“还我健康，还我公正，还我人权”的告示牌。(多维资料)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1月26日的社论中指出：“实际上，恰恰是行政权力的直接介入，违法，强制拆迁的肆虐给宪法和国家法律秩序造成的颠覆性破坏维系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国际人权观察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薄弱的司法体系经常无法维护拆迁户的权力，拆迁户试图在地方法院伸冤，但许多人发现法院拒绝审理他们的案子，因为地方官员向法官和律师施加了压力。
白振侠当时面临的就是这种来自行政权力与暴利驱使下的开发商双重的压力，从他将自己全副“武装”和层层设防的行为中，不难看出他深知对方可能使用的种种手段让其就范，深知只有自己的生命才是自己最后的一条防线，同样，他也深知自己的冤屈在那个环境中不可能得到昭雪。
白振侠在海外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为买通一份商业活动的邀请函和顺利取得护照签证，他花费了大把的钱（据他说，前后花掉23万人民币）。
他于2002年12月11日到达美国，当月31日便向洛杉矶中领馆递交了申诉材料，一位姓张的副领事接待了他，并答应将其向有关部门转交。在等待了几个月不见回音后，他又将另一份材料寄给华盛顿DC的中国大使馆，要求转交中计委或国务院。而这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
“那位姓张的副领事倒是经常打来电话，有时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对我提出的要求的答复，除了叫我耐心地等待，还是等待。”白振侠说，“甚至，他竟劝我想办法留下来，就是希望我弄个身份，留在美国，把过去的事慢慢淡忘掉了，（张领事已回国述职，记者没能与他联系上）那怎么可能呢？我从没想到过要留在美国，我不懂英语，在这里怎么生活呢？苟且生存？那我还不如当初就在国内忍气吞声地窝下去了呢！”
“我曾天真地认为，通过住外领事馆，中国的高层官员能够收到我的申诉材料，会重视我的冤情，我可以很快回国。然而，等待让我感到越来越失望了。”
白振侠在院子了挂起充满“氨水”的烧瓶，地面上铺上带有铁钉的木板，以阻止警察及推土机的进入。(多维资料)
2003年9月，白振侠来到华盛顿DC的中国大使馆，大使馆的李斯宁先生接待了他，却也不过是劝他耐心等待，说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几个月后，李在白振侠的反复询问是否得到国内的回复时，曾说，“这事他们（指拆迁办）做得时有些不妥，可你也有些过分。”各打五十大板，却“一直也没有拿出一个确切的解决方案。”
“我怎么做的过分了？”白振侠质问到，“如果有法律保护我们草民的切身利益，保护我们最基本的居住权，我还用得着做出那种行为吗？搬迁牵扯到双方的利益，为什么老百姓这一方就没有说话的权利？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呢？你定价格，不许还嘴，还动用执法系统，强迫我们就范，这简直就像将一个女人强奸了，随便扔下俩钱，就把她扔到大街上去了，还不许鸣冤？有一点反抗的表现就给你推到监狱里去。就象是你口袋里装者100块钱，他抢走你80，给你留点儿，你还不能求救，不能报警，否则把你扔进监狱里，这不是强盗又是什么呢？流氓加强盗。”
“我跟他们说过，即使是给我35万45万，我也不会感激他们，因为那是刀子架在我脖子上签订的协议，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一向恪守的格言就是：一个人的高贵，在乎其人格的高贵，在乎其为维护其人格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和牺牲。”他说。
白振侠由于身体衰弱而在打工时留下手指关节肿大的症状。(多维资料)
白振侠真的没有过留在美国的打算，尽管有人愿意帮忙申请各种方法的避难，他也没有考虑过。他在绝食时贴出的声明中写道：“尽管我非常热爱这个伟大，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我并不想以一个不光彩的身份生活在这里，不想成为美国纳税人的负担。”他在身体虚弱多病的时候，朋友帮他申请了一张美国政府给那些没有身份的人办理的医疗卡，他经常进医院为自己的胃肠病求药，对此，他心怀感激。
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他也去打过工，“挣点钱，能有口饭吃，就行了。”他在洛杉矶墨西哥人的修车行里做工，“手艺比墨西哥人强多了，老板说，‘你看，我给你的钱比给我老乡的钱还多，就这样，你还不想长干下去，我真搞不明白。’”对此，他只是笑笑。
身体虚弱，许多体力活都不能胜任，“我做过给人足底按摩，虽然也挺费力，但可以坐着，这样好些。”白振侠伸出两个手掌，食指的指关节异常粗大，“看，这就是揉脚揉的，身体不行，稍微一动哪儿，哪儿就水肿。”
“我不想在这儿打工生存下去，我想堂堂正正地生活，像个人一样地生活。”他又激动起来，“我慢慢发现，领馆不能给我什么答复，他们只是想拖着我，让我渐渐地没了申诉的力气和精力。”
绝食第一天，白振侠受到过往行人的问讯，并接到手机里关心他的朋友的问侯。(多维资料)
白振侠决定用绝食来表达自己的抗议之后，便开始了积极的准备。“家庭旅馆”里的室友不理解，笑他拿鸡蛋去撞石头，对此，他说：“每个人活着的目的不一样，对我来说，活着就要活得有做人的尊严，有精神的自由。否则，那不成了一团行尸走肉？”
打工的同事和老板也劝解他，“这么做值当吗？”他说，“我看到太多的同胞都麻木了，逆来顺受惯了，都不愿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牺牲些什么。一个人连自己的利益都不去争取，一个民族能成为什么样呢？一切都是靠别人牺牲，为自己谋福利？反过来还笑人家傻瓜，笨蛋，好像聪明人都是那些知道怎么绕过去的人。门关上了可以走下水道。”
“我是要打碎那扇门冲出去的，因为我是人，我要走门而出。我抗争不是为了别人，是为我自己。如果我的行为产生保护自己权益的效果，同时如果能衍生出一个副产品，使别人受益，那是别人的福气。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的尊严，就够了。如果你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别人，那你会失望，痛苦，只有你自己不会抛弃你自己。”
老板和同事无言以对，只有回答：“到时候我们去看你，给你送些水。”
有人听到白振侠的故事，第一个反映是“这人是不是精神不正常？”然而，当他们见到他时，会发现白振侠神志很清醒，逻辑清晰。他的脸上有一股显而易见的倔强和刚毅，又时常夹杂着一丝无奈的痛楚。他的头顶上已经开始出现谢顶,眼睛下方由于长期的睡眠不足而有一环深深的眼袋，“身体不好，这两年来精神状况更差，心老啦。”他解释说。他说话的声音浑厚，许多话都象是经过了多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人生总结，不时也崩出几句玩笑话，然后自己先爽朗地笑了。
白振侠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47街交界处的公园里，度过了他绝食的第一天。(多维资料)
在联合国前的公园里，当太阳渐渐落山，过往行人越见稀少，绝食一天的感觉还算能够支撑，只是说话时不再有平日的底气。他打开手机，接到关心着自己的朋友打来的电话问讯，他疲倦地寒暄几句，“还行，我还行。”(
原文: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4_9_30_14_3_25_624.html
绝食第一天，白振侠受到过往行人的问讯，并接到手机里关心他的朋友的问侯。(多维资料)
活着就要有做人的尊严 白振侠绝食事件追踪报导之三
《多维时报》记者 洪浩
9月29日早晨，白振侠告别了住所，他在这家“家庭旅馆”里度过了他过去几个月的时光。在这个八人挤在一起的狭小房间里，除了他以外的每个其他人都在为生计忙碌，早早就奔向各自打工的场所，没有人感觉到今天这个日子对白振侠的重要性。
10点30分，白振侠的一位朋友开车将他送到位于曼哈顿第一大道和47街交界处、距联合国大楼不远的一个公园里，他支起自制的简易支架，架子上挂着他找人翻译来的英文的申诉书、自己写的一首诗、和大书着中英文“还我健康，还我公正，还我人权”的标语牌。他穿上那套订制的白色中山装，头戴一顶白色的帽子，帽子上贴着英文的“Wrong”字，图案与他胸前的“冤”字十分吻合。
由于联合国正在举行代表大会，第一大道上戒备森严，车少人稀。据站在街旁的警察介绍，所有的示威者都被规定在这个公园里进行，包括一周前被英文媒体相继报道过的、颇有声势的队伍。白振侠的南侧是一群缅甸的绝食者，他们是来声援要求释放缅甸异议领袖翁山苏姬和其他异议人士的，已经在这里一个星期了；他的右边是两位的学员，用铁栅栏将自己围住，闭目练功。他在刚下过雨、尚未完全干的地面上铺了一张垫子，坐下去，静静地开始了绝食。
9月29日上午，白振侠在联合国大陆附近开始绝食。(多维资料)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大陆各地的拆迁工程加快了步伐，越来越多的拆迁户由于不满拆迁的经济补偿以及不顾人权的强制措施和野蛮拆迁行为，纷纷上街抗议，请愿上访。而白振侠大概是把这种不满和抗议带到海外、向全世界表达自己诉求的第一个人。
据2004年7月19日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建设部7月4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截至6月22日，到建设部上访的征地拆迁人数共4026批，18620人次，已超过2003年全年的数字。
另据2004年3月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公布的一份专门针对中国强制搬迁的报告所述，许多中国公民遭遇了强制拆迁，甚至暴力拆迁，许多这类强制拆迁侵犯了中国和国际法律所保护的基本人权。该报告所陈述的拆迁及相应的抗议规模广泛，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中国不受约束的经济发展及许多地方官员迫切追求加速现代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报告中说，许多城市的居民称，拆迁程序是随意的，在各方面都有缺陷，因为拆迁户得不到公正的处理程序。中国对财产权缺乏基本的保护，房产所有者和租房者一样，都会遭到突然搬迁，并只能得到最低程度的赔偿。范围广泛的腐败和地方政府中其它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将有势力的开发商和地方官员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白振侠绝食时胸前挂着的“冤”字。(多维资料)
自2003年以来，大陆媒体越来越多地直接报道拆迁过程中发生的恶性事件和利益冲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起来，用声音和行动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使得中国大陆的维权运动因拆迁活动而达到一个深入民间的、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这些维权的事例中，一些人用他们的性命去对抗强大权力支持下的掠夺，他们中比较着名的有：
2003年8月22日，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邓副巷居民翁彪因不满“黑恶势力”掺入的野蛮拆迁而点火自焚。记者在事件后进行的调查采访中发现，巷子里的其他居民在被殴打`谩骂`骚扰`恐吓之下，也有企图以割腕自杀和自焚的企图。
2003年9月15日，安徽青阳县农民朱正亮因不满强行拆迁，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肖像下，将汽油泼在自己身上，然后点火自焚，被赶来的警察扑救。
同月，北京拆迁户因遭到强行搬迁而自焚身亡。
2003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北京居民叶国强试图跳入天安门前金水河自杀，被救起。
2003年11月5日的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北京朝阳区光华东里19号到25号的六位居民，先后在国贸三期工程拆迁中因恐吓压力导致突发疾病而猝死。
类似的事件还有许多，充斥报刊消息、互联网论坛、专家评论，这些事件也已引起官方的注意，从2004年初开始，一些相应法规相继出台，但是，正如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中引述中国问题研究员萨拉・戴维斯所说，“宪法修正案可能会在字面上提供一些保护，但这些文字需要被落实在行动上。”他观察到：“拆迁方有时雇用暴徒进行拆迁，受害者的房屋有时在他们夜间睡觉时被推土机拆毁，地方官员没有执行现有的法规，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违法行为，而且实际上通过与开发商的紧密关系而获得经济利益。”
白振侠手举“还我健康，还我公正，还我人权”的告示牌。(多维资料)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1月26日的社论中指出：“实际上，恰恰是行政权力的直接介入，违法，强制拆迁的肆虐给宪法和国家法律秩序造成的颠覆性破坏维系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国际人权观察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薄弱的司法体系经常无法维护拆迁户的权力，拆迁户试图在地方法院伸冤，但许多人发现法院拒绝审理他们的案子，因为地方官员向法官和律师施加了压力。
白振侠当时面临的就是这种来自行政权力与暴利驱使下的开发商双重的压力，从他将自己全副“武装”和层层设防的行为中，不难看出他深知对方可能使用的种种手段让其就范，深知只有自己的生命才是自己最后的一条防线，同样，他也深知自己的冤屈在那个环境中不可能得到昭雪。
白振侠在海外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为买通一份商业活动的邀请函和顺利取得护照签证，他花费了大把的钱（据他说，前后花掉23万人民币）。
他于2002年12月11日到达美国，当月31日便向洛杉矶中领馆递交了申诉材料，一位姓张的副领事接待了他，并答应将其向有关部门转交。在等待了几个月不见回音后，他又将另一份材料寄给华盛顿DC的中国大使馆，要求转交中计委或国务院。而这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
“那位姓张的副领事倒是经常打来电话，有时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对我提出的要求的答复，除了叫我耐心地等待，还是等待。”白振侠说，“甚至，他竟劝我想办法留下来，就是希望我弄个身份，留在美国，把过去的事慢慢淡忘掉了，（张领事已回国述职，记者没能与他联系上）那怎么可能呢？我从没想到过要留在美国，我不懂英语，在这里怎么生活呢？苟且生存？那我还不如当初就在国内忍气吞声地窝下去了呢！”
“我曾天真地认为，通过住外领事馆，中国的高层官员能够收到我的申诉材料，会重视我的冤情，我可以很快回国。然而，等待让我感到越来越失望了。”
白振侠在院子了挂起充满“氨水”的烧瓶，地面上铺上带有铁钉的木板，以阻止警察及推土机的进入。(多维资料)
2003年9月，白振侠来到华盛顿DC的中国大使馆，大使馆的李斯宁先生接待了他，却也不过是劝他耐心等待，说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几个月后，李在白振侠的反复询问是否得到国内的回复时，曾说，“这事他们（指拆迁办）做得时有些不妥，可你也有些过分。”各打五十大板，却“一直也没有拿出一个确切的解决方案。”
“我怎么做的过分了？”白振侠质问到，“如果有法律保护我们草民的切身利益，保护我们最基本的居住权，我还用得着做出那种行为吗？搬迁牵扯到双方的利益，为什么老百姓这一方就没有说话的权利？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呢？你定价格，不许还嘴，还动用执法系统，强迫我们就范，这简直就像将一个女人强奸了，随便扔下俩钱，就把她扔到大街上去了，还不许鸣冤？有一点反抗的表现就给你推到监狱里去。就象是你口袋里装者100块钱，他抢走你80，给你留点儿，你还不能求救，不能报警，否则把你扔进监狱里，这不是强盗又是什么呢？流氓加强盗。”
“我跟他们说过，即使是给我35万45万，我也不会感激他们，因为那是刀子架在我脖子上签订的协议，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一向恪守的格言就是：一个人的高贵，在乎其人格的高贵，在乎其为维护其人格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和牺牲。”他说。
白振侠由于身体衰弱而在打工时留下手指关节肿大的症状。(多维资料)
白振侠真的没有过留在美国的打算，尽管有人愿意帮忙申请各种方法的避难，他也没有考虑过。他在绝食时贴出的声明中写道：“尽管我非常热爱这个伟大，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我并不想以一个不光彩的身份生活在这里，不想成为美国纳税人的负担。”他在身体虚弱多病的时候，朋友帮他申请了一张美国政府给那些没有身份的人办理的医疗卡，他经常进医院为自己的胃肠病求药，对此，他心怀感激。
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他也去打过工，“挣点钱，能有口饭吃，就行了。”他在洛杉矶墨西哥人的修车行里做工，“手艺比墨西哥人强多了，老板说，‘你看，我给你的钱比给我老乡的钱还多，就这样，你还不想长干下去，我真搞不明白。’”对此，他只是笑笑。
身体虚弱，许多体力活都不能胜任，“我做过给人足底按摩，虽然也挺费力，但可以坐着，这样好些。”白振侠伸出两个手掌，食指的指关节异常粗大，“看，这就是揉脚揉的，身体不行，稍微一动哪儿，哪儿就水肿。”
“我不想在这儿打工生存下去，我想堂堂正正地生活，像个人一样地生活。”他又激动起来，“我慢慢发现，领馆不能给我什么答复，他们只是想拖着我，让我渐渐地没了申诉的力气和精力。”
绝食第一天，白振侠受到过往行人的问讯，并接到手机里关心他的朋友的问侯。(多维资料)
白振侠决定用绝食来表达自己的抗议之后，便开始了积极的准备。“家庭旅馆”里的室友不理解，笑他拿鸡蛋去撞石头，对此，他说：“每个人活着的目的不一样，对我来说，活着就要活得有做人的尊严，有精神的自由。否则，那不成了一团行尸走肉？”
打工的同事和老板也劝解他，“这么做值当吗？”他说，“我看到太多的同胞都麻木了，逆来顺受惯了，都不愿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牺牲些什么。一个人连自己的利益都不去争取，一个民族能成为什么样呢？一切都是靠别人牺牲，为自己谋福利？反过来还笑人家傻瓜，笨蛋，好像聪明人都是那些知道怎么绕过去的人。门关上了可以走下水道。”
“我是要打碎那扇门冲出去的，因为我是人，我要走门而出。我抗争不是为了别人，是为我自己。如果我的行为产生保护自己权益的效果，同时如果能衍生出一个副产品，使别人受益，那是别人的福气。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的尊严，就够了。如果你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别人，那你会失望，痛苦，只有你自己不会抛弃你自己。”
老板和同事无言以对，只有回答：“到时候我们去看你，给你送些水。”
有人听到白振侠的故事，第一个反映是“这人是不是精神不正常？”然而，当他们见到他时，会发现白振侠神志很清醒，逻辑清晰。他的脸上有一股显而易见的倔强和刚毅，又时常夹杂着一丝无奈的痛楚。他的头顶上已经开始出现谢顶,眼睛下方由于长期的睡眠不足而有一环深深的眼袋，“身体不好，这两年来精神状况更差，心老啦。”他解释说。他说话的声音浑厚，许多话都象是经过了多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人生总结，不时也崩出几句玩笑话，然后自己先爽朗地笑了。
白振侠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47街交界处的公园里，度过了他绝食的第一天。(多维资料)
在联合国前的公园里，当太阳渐渐落山，过往行人越见稀少，绝食一天的感觉还算能够支撑，只是说话时不再有平日的底气。他打开手机，接到关心着自己的朋友打来的电话问讯，他疲倦地寒暄几句，“还行，我还行。”(
原文: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4_9_30_14_3_25_624.html
绝食第一天，白振侠受到过往行人的问讯，并接到手机里关心他的朋友的问侯。(多维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