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国》11月01日发表卓立的文章《真实的谎言－－从历史剧的真实性谈起》，现全文转载如下□其实这世上本没有真实，说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真实。
用这句套用而成的话作为阿谀那些主体论者的礼物，我的确相当踌躇，证明它和驳斥它的愿望在心中同等强烈。如果没有真实，那么当然也就没有谎言了，真实这个上帝死了，谎言就可以穿著当代性的时装摇摇摆摆地上台来，主演常书常新的好戏，享受聚光灯、鲜花与追星少女的尖叫声。哦，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竟然也是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了，也就成了一种真实。
所有的谎言都是真实的，曾经的影射史学是，现在的那些历史剧也是。它们的真实来自于它们的本身，来自于真实的本身，也来自于成为了现实的它们本身。所以，《康熙王朝》一剧热播后，史学家们的对其真实性的批评虽然曾经铿锵了好一阵子，尚可喜后人的加入更是为它增加了卖点，然而，值得史学家们伤心的是，在人们中，他们却是孤立的，更多的人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是这帮穷酸们耐不住寂寞了，听他们鼓噪还不如有电视看。而这只是一个较近的例子而已。
听听辩护者们的语言吧。
一种说法是，这只是一些电视剧，不是史书，大家抱著玩玩的心理看看，也未必就相信里面说的东西，因此就只是充实了大家的生活，不必大惊小怪。
第二种说法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的，认为艺术创作不应该受太多束缚，如果因为历史真实性而束手束脚，这些电视剧大概会拍不下去，而用历史真实性去干涉艺术创作的自由，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最后一种说法则是主体性论者的调调了，意思是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历史事实，历史本来就是随便解说的，既然如此，这些历史剧投合了当代的胃口，也就获得了它们的社会价值，抱住史书不放的还是闭嘴的好。
对于史学家来说，最致命的反驳，显然是最后一种，如果历史真实性不值得尊重，那么对前两种意见也就无从反驳，而对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在现在却似乎是大势所趋，无可动摇了。可是，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说影射史学就也是正确的吗？辩证一词，其实还不能涵盖真实与谎言之间的纠葛。它们实际上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只是在其中的一个世界，真实的化身与谎言纠缠在一起，永远不可能完全分开，而这才支持了那些主体性论者的理论。
那么，历史真实应该获得怎样的重视？对历史事实的强调，应该不应该涉及这些历史剧的拍摄？很显然，在三种辩词中，真正的中坚是第二种，它甚至还能博得一些自由主义者的同情。艺术创作应该是自由的，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而对于历史剧的拍摄而言，以史实之繁复驳杂，要组织成一部有可看性的历史剧，不改编其实是不可能的，而既然允许改编，那么也只能允许虚构乃至歪曲，因此，历史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就已经决定了它是不可能不违背史实的，而它所必然背负的当代性也必然会冲淡史实的成分，要求历史剧尊重史实，于是只能是一种足够程度的尊重，而这既然不是硬性的标准，当然就更加约束不了事事不执著的国人。这样，似乎就可以总结说，以史实来规范历史剧是不可行的，历史剧与史学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领域，史学是求真的学术，历史剧是供大家娱乐的艺术，不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但问题真的是这样简单吗？如果把历史剧与历史完全地分离开，那么完全脱离了史实任意戏说的历史剧难道一点也不能被指责？比如说，那部竟然把解放日军重兵把守下的保定的说成是几十人的敌后武工队，而把牺牲在战场上的三万多国民党军将士完全撇开的电视剧，难道竟然是合适的，难道知道真相的人居然没有必要出来指责？历史剧，诚然不能按照与史学同等的标准来要求，但是如果连一定程度的符合史实的要求也放弃了，那么这样的艺术固然仍然是艺术，却必然是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流毒无穷的艺术了。因此，要求历史剧尊重史实，这就不是一种艺术本身的要求，也不是史学的要求，而是社会对艺术的要求。问题只是在于，如果把历史剧与历史分离开，那么就等于是放弃了这个要求，而如果为这一要求规定一条硬性的标准，那么不仅损害了艺术创作，也在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因此，要求历史剧合适地尊重史实，就只能是在程度上，在人们自我的心灵中规范著，而这才是这一现实中令人悲哀的所在。真正令人悲哀的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让我们不去随意地戏说历史？为什么面对这些赤裸裸的篡改我们会无动于衷甚至反而去指责强调事实的人？如果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真我们怎么才能去维持对于艺术的热情？如果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真我们怎么才能维持对于自由的向往？如果没有对于真实的执著我们怎么可能有发自内心的认真？
实际上，像《康熙王朝》这样的历史剧，已经不是一部普通的电视剧了，就连它的编导也认为它是正剧，用意昭然。而在改编和虚构的同时尽量地尊重一些历史事实，这对于历史剧的拍摄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在这些历史剧的改编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对于史实的极端漠视而不是艺术改编的要求，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严肃与某些观念的有意灌输在这些历史剧中还是相辅相成的，而它们以正剧的名义在中央台播出，接受影响的就决不只是个别的人了。在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把历史事实辛辛苦苦地研究出来后它们大多又是不能直接给大众看的，且不说那些专业的考证，就连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历史书，去看的人也不会有多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家的努力其实正是通过历史剧这样一些东西来传达的，历史剧虽然是一种艺术形式，但却在实质上背负了历史学实现自我功能的作用，于是人们对于历史剧是否尊重历史的漠视在实质上也就可以理解为对于历史学的漠视了。因此，如果人们认为历史故事是可以任意改编的，那么也就证实了一点：大多数人都已经认为历史真相是否为人所知是无所谓的，并且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就只是博物学而已。历史的真相是否有必要为大家所了解，这才是这一现实中隐含著的真正争执。
我们今天对于历史学价值的漠视已经到了可悲的程度，而人们往往还会认为这是他们对抗有意的思想灌输的结果。每当人们强调时人不应该忽视历史时，就会有些热血青年义愤填膺站起来，认为当今之世应当锐意革新，不应该再抱著五千年的古文明津津乐道、自满自足，彷佛尊重历史的含意是与复古等同了。而实际上，国人之矢志革新已有百年，然而反反覆覆，许多措施往往有名无实，时至今日犹然让人有病入膏肓之感，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没有革新的勇气，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自省。尊重历史，不是为了抱残守缺，寻找民族自尊心，而是为了反思自我及历史的真实与谬误，重新打造我们的精神脊梁。另一方面，保守派对我们历史的涂脂抹粉以及通过历史来进行思想灌输和控制，其利用的并不是历史，而恰恰是我们对于历史真相的不执著，而我们对于历史的回避，不但不可能阻止这样的意图，反而只能让我们更加地麻木和懦弱。热爱自由的人们应该明白，如果一个民族中的大部分人并不在意他们的国土上曾经真实地发生过什么，那么他们怎么才会去真正地尊重他们自身？如果一个民族中的大部分人并不在意有些人通过任意地歪曲历史来向他们的精神里灌输别有用心的东西，那么他们怎么才会真正地去在意自己的权利，怎么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一个自强的民族，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一个能真正站起来把握自己命运的民族？难道这还不是一个可悲的民族？
历史，不是仅仅用来作为我们茶馀饭后的谈资的。历史，不仅仅只是一些过去的故事。当我们随心所欲地践踏著我们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可曾知道我们也在践踏著我们群体的灵魂？当我们任意地歪曲一个历史人物时，难道伤害的只是一个早已远去不能来追究的人？那么为什么文天祥会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什么古人会认为可以亡国不可亡史？我们日复一日地指责著这个社会的道德已经怎样地败坏，然而道德难道是喜玛拉雅山那样天然伫立的大山吗？如果我们不用历史和宗教作梁，怎么才能建设起道德的大厦？不是通过一条条看似微薄的信念的坚持，怎么才会有本来微薄的道德体系的存在？十几亿人组成的集体，难道不需要一些对个别人无足轻重，但对这个集体却举足轻重的东西来支持？
也许会有人立刻反驳说，既然历史被赋予了这么重的教化功能，那么刻意的思想灌输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任何一种被宣传的历史，也必定就是有著当前思想意图的历史。因此，如果历史的目标在于教化的话，那么谎言不但是真实的，而且也是理直气壮的。这样的辩词看起来的确足以蛊惑人心，但是实际上，任何一种被宣传的历史固然也必定是有著当前思想意图的历史，这却不意味著含有当前思想意志的历史就都是应该被宣扬的历史，而求真与致用既不是截然分离的，也不是同一件工作。如果一个民族是一个执著于真实的民族，那么历史的教化作用才能是正面的，而不是作为那些魑魅魍魉的腌脏伎俩。而历史的真实，并不像那些主体论者所说的那样虚无，而是像我们自己的存在一样，是真实的，因而也必然可以触摸。
一个执著于真实的民族，就决不会是一个能够容忍自己的历史被戏说的民族。我们不可能也不合适通过立法来阻止历史剧的拍摄，但是我们能否想像一下一部戏说耶酥的电视剧在基督教社会热播的情形？如果它能够热播，那么令人痛心的应该是那一群人？可以肯定，中国人对于真实是不执著的，所以在这片土地上任何宗教都不能获得最高的地位。梁启超说中国人办什么事都不能认真，所以中国的前途很悲观。中国人的不认真，这是源于他们内心缺乏一种共同的持久，而一切真正的精神约束必然只能是发自自我的，然而我们却是由外而内，通过群体秩序来维持表面的内在存在，于是便事事虚与委蛇，凡事当然不可能做到认真。对真实的执著与对事实的执著不同，我们有重史的传统，也就给了人们以重视事实的印象，其实我们重史是源于对既有的尊崇，而这与对真实的尊崇有著根本的区别。因此，当我们重视事实时，就已经是试图通过外在来指挥内在了，而不是反过来用内在的认真来坚持历史的真实。因此，不但历史的教化作用是有前提的，重视历史，也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沉睡在那些歌颂明君盛世的历史大剧里，沉睡在自由艺术的歌舞里，也许永远不会醒来。
用这句套用而成的话作为阿谀那些主体论者的礼物，我的确相当踌躇，证明它和驳斥它的愿望在心中同等强烈。如果没有真实，那么当然也就没有谎言了，真实这个上帝死了，谎言就可以穿著当代性的时装摇摇摆摆地上台来，主演常书常新的好戏，享受聚光灯、鲜花与追星少女的尖叫声。哦，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竟然也是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了，也就成了一种真实。
所有的谎言都是真实的，曾经的影射史学是，现在的那些历史剧也是。它们的真实来自于它们的本身，来自于真实的本身，也来自于成为了现实的它们本身。所以，《康熙王朝》一剧热播后，史学家们的对其真实性的批评虽然曾经铿锵了好一阵子，尚可喜后人的加入更是为它增加了卖点，然而，值得史学家们伤心的是，在人们中，他们却是孤立的，更多的人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是这帮穷酸们耐不住寂寞了，听他们鼓噪还不如有电视看。而这只是一个较近的例子而已。
听听辩护者们的语言吧。
一种说法是，这只是一些电视剧，不是史书，大家抱著玩玩的心理看看，也未必就相信里面说的东西，因此就只是充实了大家的生活，不必大惊小怪。
第二种说法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的，认为艺术创作不应该受太多束缚，如果因为历史真实性而束手束脚，这些电视剧大概会拍不下去，而用历史真实性去干涉艺术创作的自由，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最后一种说法则是主体性论者的调调了，意思是本来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历史事实，历史本来就是随便解说的，既然如此，这些历史剧投合了当代的胃口，也就获得了它们的社会价值，抱住史书不放的还是闭嘴的好。
对于史学家来说，最致命的反驳，显然是最后一种，如果历史真实性不值得尊重，那么对前两种意见也就无从反驳，而对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在现在却似乎是大势所趋，无可动摇了。可是，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说影射史学就也是正确的吗？辩证一词，其实还不能涵盖真实与谎言之间的纠葛。它们实际上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只是在其中的一个世界，真实的化身与谎言纠缠在一起，永远不可能完全分开，而这才支持了那些主体性论者的理论。
那么，历史真实应该获得怎样的重视？对历史事实的强调，应该不应该涉及这些历史剧的拍摄？很显然，在三种辩词中，真正的中坚是第二种，它甚至还能博得一些自由主义者的同情。艺术创作应该是自由的，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而对于历史剧的拍摄而言，以史实之繁复驳杂，要组织成一部有可看性的历史剧，不改编其实是不可能的，而既然允许改编，那么也只能允许虚构乃至歪曲，因此，历史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就已经决定了它是不可能不违背史实的，而它所必然背负的当代性也必然会冲淡史实的成分，要求历史剧尊重史实，于是只能是一种足够程度的尊重，而这既然不是硬性的标准，当然就更加约束不了事事不执著的国人。这样，似乎就可以总结说，以史实来规范历史剧是不可行的，历史剧与史学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领域，史学是求真的学术，历史剧是供大家娱乐的艺术，不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但问题真的是这样简单吗？如果把历史剧与历史完全地分离开，那么完全脱离了史实任意戏说的历史剧难道一点也不能被指责？比如说，那部竟然把解放日军重兵把守下的保定的说成是几十人的敌后武工队，而把牺牲在战场上的三万多国民党军将士完全撇开的电视剧，难道竟然是合适的，难道知道真相的人居然没有必要出来指责？历史剧，诚然不能按照与史学同等的标准来要求，但是如果连一定程度的符合史实的要求也放弃了，那么这样的艺术固然仍然是艺术，却必然是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流毒无穷的艺术了。因此，要求历史剧尊重史实，这就不是一种艺术本身的要求，也不是史学的要求，而是社会对艺术的要求。问题只是在于，如果把历史剧与历史分离开，那么就等于是放弃了这个要求，而如果为这一要求规定一条硬性的标准，那么不仅损害了艺术创作，也在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因此，要求历史剧合适地尊重史实，就只能是在程度上，在人们自我的心灵中规范著，而这才是这一现实中令人悲哀的所在。真正令人悲哀的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让我们不去随意地戏说历史？为什么面对这些赤裸裸的篡改我们会无动于衷甚至反而去指责强调事实的人？如果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真我们怎么才能去维持对于艺术的热情？如果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真我们怎么才能维持对于自由的向往？如果没有对于真实的执著我们怎么可能有发自内心的认真？
实际上，像《康熙王朝》这样的历史剧，已经不是一部普通的电视剧了，就连它的编导也认为它是正剧，用意昭然。而在改编和虚构的同时尽量地尊重一些历史事实，这对于历史剧的拍摄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在这些历史剧的改编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对于史实的极端漠视而不是艺术改编的要求，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严肃与某些观念的有意灌输在这些历史剧中还是相辅相成的，而它们以正剧的名义在中央台播出，接受影响的就决不只是个别的人了。在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把历史事实辛辛苦苦地研究出来后它们大多又是不能直接给大众看的，且不说那些专业的考证，就连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历史书，去看的人也不会有多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家的努力其实正是通过历史剧这样一些东西来传达的，历史剧虽然是一种艺术形式，但却在实质上背负了历史学实现自我功能的作用，于是人们对于历史剧是否尊重历史的漠视在实质上也就可以理解为对于历史学的漠视了。因此，如果人们认为历史故事是可以任意改编的，那么也就证实了一点：大多数人都已经认为历史真相是否为人所知是无所谓的，并且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就只是博物学而已。历史的真相是否有必要为大家所了解，这才是这一现实中隐含著的真正争执。
我们今天对于历史学价值的漠视已经到了可悲的程度，而人们往往还会认为这是他们对抗有意的思想灌输的结果。每当人们强调时人不应该忽视历史时，就会有些热血青年义愤填膺站起来，认为当今之世应当锐意革新，不应该再抱著五千年的古文明津津乐道、自满自足，彷佛尊重历史的含意是与复古等同了。而实际上，国人之矢志革新已有百年，然而反反覆覆，许多措施往往有名无实，时至今日犹然让人有病入膏肓之感，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没有革新的勇气，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自省。尊重历史，不是为了抱残守缺，寻找民族自尊心，而是为了反思自我及历史的真实与谬误，重新打造我们的精神脊梁。另一方面，保守派对我们历史的涂脂抹粉以及通过历史来进行思想灌输和控制，其利用的并不是历史，而恰恰是我们对于历史真相的不执著，而我们对于历史的回避，不但不可能阻止这样的意图，反而只能让我们更加地麻木和懦弱。热爱自由的人们应该明白，如果一个民族中的大部分人并不在意他们的国土上曾经真实地发生过什么，那么他们怎么才会去真正地尊重他们自身？如果一个民族中的大部分人并不在意有些人通过任意地歪曲历史来向他们的精神里灌输别有用心的东西，那么他们怎么才会真正地去在意自己的权利，怎么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一个自强的民族，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一个能真正站起来把握自己命运的民族？难道这还不是一个可悲的民族？
历史，不是仅仅用来作为我们茶馀饭后的谈资的。历史，不仅仅只是一些过去的故事。当我们随心所欲地践踏著我们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可曾知道我们也在践踏著我们群体的灵魂？当我们任意地歪曲一个历史人物时，难道伤害的只是一个早已远去不能来追究的人？那么为什么文天祥会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什么古人会认为可以亡国不可亡史？我们日复一日地指责著这个社会的道德已经怎样地败坏，然而道德难道是喜玛拉雅山那样天然伫立的大山吗？如果我们不用历史和宗教作梁，怎么才能建设起道德的大厦？不是通过一条条看似微薄的信念的坚持，怎么才会有本来微薄的道德体系的存在？十几亿人组成的集体，难道不需要一些对个别人无足轻重，但对这个集体却举足轻重的东西来支持？
也许会有人立刻反驳说，既然历史被赋予了这么重的教化功能，那么刻意的思想灌输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任何一种被宣传的历史，也必定就是有著当前思想意图的历史。因此，如果历史的目标在于教化的话，那么谎言不但是真实的，而且也是理直气壮的。这样的辩词看起来的确足以蛊惑人心，但是实际上，任何一种被宣传的历史固然也必定是有著当前思想意图的历史，这却不意味著含有当前思想意志的历史就都是应该被宣扬的历史，而求真与致用既不是截然分离的，也不是同一件工作。如果一个民族是一个执著于真实的民族，那么历史的教化作用才能是正面的，而不是作为那些魑魅魍魉的腌脏伎俩。而历史的真实，并不像那些主体论者所说的那样虚无，而是像我们自己的存在一样，是真实的，因而也必然可以触摸。
一个执著于真实的民族，就决不会是一个能够容忍自己的历史被戏说的民族。我们不可能也不合适通过立法来阻止历史剧的拍摄，但是我们能否想像一下一部戏说耶酥的电视剧在基督教社会热播的情形？如果它能够热播，那么令人痛心的应该是那一群人？可以肯定，中国人对于真实是不执著的，所以在这片土地上任何宗教都不能获得最高的地位。梁启超说中国人办什么事都不能认真，所以中国的前途很悲观。中国人的不认真，这是源于他们内心缺乏一种共同的持久，而一切真正的精神约束必然只能是发自自我的，然而我们却是由外而内，通过群体秩序来维持表面的内在存在，于是便事事虚与委蛇，凡事当然不可能做到认真。对真实的执著与对事实的执著不同，我们有重史的传统，也就给了人们以重视事实的印象，其实我们重史是源于对既有的尊崇，而这与对真实的尊崇有著根本的区别。因此，当我们重视事实时，就已经是试图通过外在来指挥内在了，而不是反过来用内在的认真来坚持历史的真实。因此，不但历史的教化作用是有前提的，重视历史，也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沉睡在那些歌颂明君盛世的历史大剧里，沉睡在自由艺术的歌舞里，也许永远不会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