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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中国人能搞民主
- 主题发起人 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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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由 江泽民 发布
民主不是天书，也不是达芬奇密码，它只是简单的常识，就像人要不要喝豆浆一样，这是人民的自由权利，也人民的是选择。
如果人民喜欢喝豆浆，那么就要主动张开口来喝，否则便喝不到了，这里所谈的是“人民的主动意志”；如果要喝豆浆，要记得用口喝，不要用鼻子喝，否则会呛到，这里所谈的是“对民主的认识”；如果要喝豆浆，要先了解想喝多少，如此才能喝得恰到好处，千万别喝撑死了，这里所谈的是“民主的沟通”；如果要喝豆浆，要用适合的容器，来装豆浆，不要用手捧来喝，这里所谈的是“民主的方法”；如果要知道豆浆是否对人有好处，那么要检查一下喝豆浆后的效果，这里所谈的是“民主的检验”。
有人说，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这是对民主狭隘的认识，如果人民缺乏爱、对民主的认识、民主沟通的能力、实行民主的方法、对民主检验的意识等，那么人民如何能够当家作主？例如，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人民花了157年（1789至1946年）的时间，才学会什么叫做三权分立与司法独立的民主政治；那么他们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只不过是暴民政治与拥护新独裁者政治的代名词罢了。
真正的民主，就是爱人的政治，就是关怀人的政治，就是坚持道德信仰的政治，就是符合正义原则的政治，就是能够充分保障人民自由与幸福权利的政治；这五种政治，就是“人的政治”。这种“人的政治”，是建立在“爱人如己”、“人人平等”、“尊重人的选择权利”、“尊重人权”、“尊重人的自治权利”、“尊重人民普选的权利”、“人对恩养自己的土地与人民回报的心意”（人对“土地与人民”的盟约与责任）的政治；这种“人的政治”，可以使人活在真实之中，可以使人得到自由与幸福，可以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使人自然地去爱自己的人民与土地。
唯有“人的政治”，才能够建立“人的文明”与“人的道德”世界；唯有“人的政治”，才能使人摆脱被压迫与奴役的命运，才能使人免于被工具化，并且成为自己人存在的目的。
西方民主政治的真正本质，就是道德政治，就是建立在“基督教道德理念”的政治；想要彻底了解西方民主政治的深入内涵，可以从研读《圣经》四福音书获得。例如，权力的谦卑（约13:3）、公仆意识（马20:27）、为世人赎罪的精神（马20:28）、为世人祈祷的精神（约17:6）、承担人的责任、人不放弃追求公理与正义的意志、爱仇敌、宽容的精神、虚心的精神、安于贫穷的生活、积德行善、诚实与善良才精神、感恩的心灵、扶贫济弱、维护弱势团体的权益、勇于承担人道的责任、对道德与正义永恒的信仰、撒种的精神、不贪图财富的精神、行善不欲人知（不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善事）、不畏强权与迫害（指追求公理）、为正义献身、舍己的精神、拒绝一切罪的诱惑、遵守道德的诫命（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无条件奉献一切财富等）、洁净人的灵魂、将正义的价值传播到世界（如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人应该接受道德的审判、认识人的罪恶（如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诽谤、骄傲、狂妄等）、勇敢对抗人间罪恶与邪恶的势力、悔改的精神、权柄代表责任、自由源于正义（约8: 31）、弃绝黑暗（约8:12）、好牧人的精神（约10:14）、心灵充满喜乐的精神（约17:13）、建立正义的世界等。
《圣经》四福音书，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是“对人道责任承担的意志”、“爱敌人与为罪人祈祷的精神”、“坚持正义与不惧怕死亡的理念”。例如“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16:24）；基督在临死前，为迫害他的犹太人与罗马人，向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11:28）。
上述基督教道德的理念，就是西方民主政治追求的精神，如果能够了解这个因果与主从的关系，那么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就知道什么是民主的真正本质了。这就好像大萝卜必须种在肥沃与适合的土壤里，才能长得又白又胖；民主就是大萝卜，没有理想的人文信仰与高度的道德内涵之坚实基础，民主怎么可能顺利成长与茁壮？
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绝对道德理念的基础上，如果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相对道德理念的基础上，那么就无法摆脱人文民主政治的弊端。这些弊端，就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各种贪污腐败、司法舞弊、贿选、买票、酬庸政治、图利财团、政治交易、唯利是图、自私自利、姑息主义、缺乏同情心、畏惧强权、民主伪善、媒体暴力、抢夺资源、出卖政治道义与良心等事件，层出不穷与频繁发生的根源。
如何避免这些民主政治的弊端，最好的方法，就是信仰基督教的道德理念，这种人文的信仰，与个人信什么宗教，并没有冲突。例如，信仰佛教或伊斯兰教的人，也可以信仰与遵守基督教的道德理念，因为所有宗教的本质，都是爱与正义，只要符合这种绝对道德的信念，其本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民主的定义，在人类文明史上，真是多如牛毛，凡是缺乏绝对道德理念的民主政治，都有可能引导人走向理性的歧途或道德相对论的混乱后果，造成人文文化的自我矛盾与道德沉沦的后果，这是人类必须清楚知道的事实。如果有人说，“咱们不需要宗教的道德，只要人文理性的文化，就可以创造伟大的民主文明！”，这些人与这些人的说法，事实上是糊涂与愚不可及的行为，他们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与指正，否则他们最终就会像尼采、达尔文、马克思、列宁、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毛泽东、拉登、萨达姆、福柯（Michel Foucault）一样，成为危害人类文明的恶魔。
从神学的立场，来谈宗教问题，那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神用不同的面貌，呈现在不同地区的人民之中”；这是一种神的爱与恩典，如果人类能够充分体悟神的爱与恩典，那么就可以认识绝对道德的价值，至于透过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人类只要不违背绝对道德的原则，就可以了，这种开阔的宗教胸怀与气度，难道不是现代民主政治，包容多元文化的本质？
绝对道德理念的政治，是建立在符合宗教理念的“神本政治”，它受神界道德的制约，属于神界道德戒律的政治，所谓神界的道德，就是人应该信仰，“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人永远不可以放弃道德的理念与原则”，例如，人面对死亡或暴力威胁时，人也不可以放弃坚持这种道德的理念与原则。
相对道德理念的政治，是建立在人性善恶共存基础的“人本政治”，它受人性善恶本质的制约，属于人文界道德戒律的政治，所谓人文界的道德，通常是建立在俗世价值或道德相对主义的信仰上，它常会因为人性恶的本质，而走向罪恶与自我毁灭的结果。
如何区分绝对的道德与相对的道德？打个比方来说，某一个人为了改善家人的经济环境，以不道德的手段赚钱，例如，制造假烟、假酒、害人的有毒商品或从事贪污腐败的行为；另一个人，虽然家庭环境十分艰苦，但是他坚持道德的原则，即使面对各种金钱的诱惑，也不愿意放弃道德的立场，这样的人虽然活得很清贫，但是他的人格是高贵的。前者属于相对道德的做法，后者属于绝对道德的做法；通常有宗教或类似于宗教道德信仰的人，才能够抵抗人性的恶与欲望，坚定地遵守绝对道德的原则，如果一个人没有宗教或类似于宗教道德信仰，那么他要用什么神圣的力量，来抵抗无时无刻不断涌现的人性之恶与欲望？
如果西方的民主，缺乏上述的精神，那么它就会像无根的兰花或水上漂流的浮萍一样，永远无法落实在人间，成为文化上四处浮动的幽灵。唯有宗教里绝对的道德理念，才能够将人本的民主文化，注入深厚的内涵，在这一方面，基督教文明贡献很大。
那么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儒教、犹太教等，是否也可以提供某种深刻的道德理念，作为提高人类未来民主内涵的资源？当然可以，但是上述的宗教，必须先摆脱被专制文明或狭隘民族意识捆绑的困境，也必须在教义上建立积极关心与参与公共事务的态度，如此它们才成能为，人类未来民主政治的重要道德内涵，这就是所谓“要先自强与自救，才能救人”的道理。
只要是能够坚持信仰绝对道德的宗教，就可以成为拯救人类文明的力量；如果一个宗教，不能够以绝对的道德理念，来对抗人间的不公不义，那么这个宗教，就无法成为人类民主文明的精神资源。例如，佛教所主张的“众生平等”观念，是人类未来保护动物与生态环境的重要理念；道家所倡导的“尊重自然”、“简朴与节约”，是人类未来地球环保与维护地球可持续发展性的重要理念，这两种理念，都是人类未来民主文明非常需要的内涵。
要落实民主的理念，必须靠合理的民主制度。所谓合理的民主制度，就是类似建造一张坚固的桌子一样，它必须具有一个桌面、四个桌脚及连接桌面与桌脚的钉子；只要这些材料坚固耐用、合理组装、符合力学原理与符合人使用的标准，那么它就是一张好的桌子。
如果这张桌子，不是一张好的桌子，那么人就有权利废弃或更换新的桌子，这就是所谓的人民选择的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择的权利，那么人民如何能够保障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如果人民不能够保障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那么人民与奴隶或傀儡有什么差别？
所为的桌面，代表“保障人民获得自由与幸福的价值”，这是桌子的目的性；所谓的四个桌脚，分别代表“行政、立法、司法”权与“第四权”（指大众传播媒体），这四种权利，必须完全分立、互相平衡与制约，如此才能符合类似桌子力学平衡的原理，否则这张民主的桌子，迟早要崩垮的；所谓的连接桌面与桌脚的钉子，代表 “人民选择的权利”，人民可以透过全民普选的方式，来选择行政公仆、选择民意代表、建立独立司法，并且用人民可以用符合正义的舆论或制约制度，来要求媒体的公正与客观性。
上述四种分别独立的权利政治，如果缺少任何一种独立的权利政治，那么人类就不可能建立一种符合民主正义的政治，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法国157年的暴民与专制政治，与中国近百年来的内战与专制政治，都是因为缺乏上述四种分别独立的权利政治，所造成的。
那么如何检证这张民主的桌面，是否符合“保障人民获得自由与幸福价值”的原则与标准？非常简单，那就是用现代正常民主国家的客观标准，来检验它，即可以了。什么是现代正常民主国家的客观标准？即开放多党政治、开放言论自由、信仰人人平等的理念、尊重人民选择的权利、保障人权、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实行民主宪政、实行人民普选、实行自治政治、实行议会政治、军队国家化等；如果缺少了上述任何一种客观的标准，那么这就不是符合现代普世价值的民主政治。
许多人说，“中国人这么多，素质又那么差，如何实行民主？”，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个人多与文化素质差，所以才要实行民主！根据2004年中共的统计资料，中国社会有7万4千件的人民抗暴事件，全世界有1百多个民主国家（代表40多亿的人口），他们当年全部加起来的人民抗暴事件，也不会比中国多，那么中国不实行民主，能说得过去吗？
曾经有一位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员工说，“我们的电台可厉害了，我们可以创造历史，任何新的中央领导人，只要通过我们的包装，都能够在三天之内，将他变成神，并且让老百姓景仰与服从！”，如果这位领导人，是人民的话，那么只要使用中央电视台这个工具，不就得了吗！
到底怎么做呢？很简单，只要东亚大陆上，所有的媒体，例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宣传册、广告等，用最简单与清楚的语言，有系统地与密集介绍“民主思想与制度”，那么东亚大陆的人民，不就可以在短期内，快速走向民主政治了吗？
也有人说，“中国人又爱民主，又害怕民主”；前者代表中国人民渴望自由与民主，后者代表中国人害怕民主将会带来新的乱局。这有什么好怕的？世界上哪一个民主国家，不是透过上述媒体的辅助方式，短期内快速走向民主政治？难道中国人不能够按照同样方式，来实行民主？
只要有决心、胆识与行动，只要相信人的心灵力量，只要坚持人的绝对道德信仰，那么东亚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有什么好怕的？不论困难多么巨大，不论强权多么暴力，不论人民多么恐惧，东亚大陆的人民，只要你们勇敢去做，那么你们千千万代的子孙，都会永远尊敬与铭记你们的名字，即使你们必须牺牲生命与舍弃一切，也不可以退缩与逃避，这样才是人活的最高价值，你同意吗？
那么后共产时代的东亚人民，到底该怎么样走出人民自治与制定新的宪法？很简单，让我介绍美国《五月花号公约》与《独立宣言》，只要东亚人民，按照美国开国的理念与经验模式，重新走一次，那么未来的东亚大陆，就会成为类似美国一样，成为自由与幸福的国家。兹介绍如下：
1620 年11月20日，一群英国清教徒为追求宗教和政治自由，乘坐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抵达美洲；登陆前，船上的41名清教徒移民者，在甲板上签署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就是《五月花号公约》，其内容指出：“为了国王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并即将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的家园。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和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的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1776年7月4日，美国宣布独立，并且发表《独立宣言》，其中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变成了损害这些目的的政府，则人民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种新的政府，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之上，并按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其权力机构，以便能够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
亲爱的农民，实行民主以后，你们才能彻底摆脱贱民的地位，得到人的尊严与权利；你们的日子就不用这么苦了；你们的后代，才会有光明美好的希望！惟有你们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东亚这块土地，才能成为人类最美丽与快乐的家园！
最初由 江泽民 发布
中国的政治向何处去？中国的政治体制向何处去？这是日益迫近的中国政体变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改革政体的必要性，几乎是朝野关于政治变革的唯一共识，这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成了各界都愿意接受的口号。至于政体应该如何改革，大家则各执一端。分歧是从多个线索展开的：如关于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争论，关于加强中央集权与联邦主义多中心的争论，关于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争论，关于党内民主与宪政民主的争论。其中，以党内民主取代总体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民主论"是受到追捧最多的政改思路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党内民主"是迄今为止所出现的各种中国问题解决方案中最具可行性、因而最有前景的政改之路。
什么是党内民主？宪政民主的观点
由于意识到在中国实行多党民主的阻力太大，很多人主张先行党内民主，在执政党内部先民主起来，然后扩散到党外。然而，党内民主从来就不是一种政体类型，而不论这个政党的政治份量有多重。党内民主充其量只是一个政党的体制，不是一个国家的体制。所以，任何把党内民主当作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都是答偏了问题，或者说，都没有给问题提出正面的答案。
在现代自由民主政治中，党内民主是其基本组成部分。政党的民主化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要衡量党内民主，第一条就要看党的领导人是如何产生的，是由某个人或小团体指定的，还是通过公开的、充分竞争的、公平的选举产生的？如果是由指定的或秘密协商的方式产生的，这种做法肯定是不民主的。在党内民主之下，不仅最高一级领导人，而且地方的政党领导人也以民主方式产生，即通过公平的、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来产生，而不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或由政党组织部门任命来产生的。可见，党内是否有公开、健康、透明的政治竞争，是衡量党内民主的第一个尺度。
实现党内民主，必须建立一套民主的党内权力结构，即党的内部组织结构的民主化。换句话说，党内民主要求党内的权力构成是由下至上、以民主程序逐级授权形成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在全党之下，而不是在全党之上。党内民主没有党中央：中央的存在意味着权力结构是由上至下的、由核心到外围的。中央集权的政党体制是不民主的。党内民主应该落实在民主上，而不是在集中上。
党内民主同样应该体现在党组织的发展方式上。按照通常理解，松散的组织是没有战斗力的。然而（尤其是形式上）严密的组织与民主政治是相冲突的。民主的政党，其组织纪律性不能太强。通常的情形是，外部民主越少，内部纪律（至少在形式上）就越严。
衡量政党组织的发展方式民主与否，有一个重要尺度，这就是看，发展党员是由个人自主决定的，还是被决定的。自主入党权是党员和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党员对党忠诚度也不是靠纪律与惩罚或是分利赢得的。一个民主的政党应该是让党员享受充分自由的政党。民主的政党中，"分裂"、"叛党"不应该再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罪名。因为公民有选择和组织不同政党的权利与自由。党员公民所享有的公民权利高于其对执政党所承担的义务。易而言之，党员的义务不应该侵害到公民所享有的公民基本权利。
民主的政党应该是在宪法与法律之下活动的政党。执政党的财政与国家的财政是否彻底分离是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是否民主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尺度。民主的政党不仅意味着党政分开，而且意味着政党与司法的分开，政党与资本（商业）的分开。由此可见，在宪政民主政体之下，党内民主和民主的政党是有其特定的内涵的。
什么是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的观点
上面只是关于党内民主的一种自由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在中国影响甚小。相反在中国，对党内民主的主流理解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着名的"四大服从"。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就指出新中国的政府要实行民主集中制。1954年颁布的宪法，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写了进去，指出民主集中制不仅党要遵守，政府也要遵守。邓小平在1992年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是最合理的、最好的制度，永远不能丢。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把这种制度运用于政权建设，在国家机构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2002年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说："全党同志必须自觉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胡锦涛在执政之后也一再重申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与目前的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是什么关系？官方的解释是：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从作风建设上讲，民主集中制是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根本制度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情况，也是我们党的领导作风的具体表现。"（仲祖文： "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努力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日报》2001年11月1日第一版，"仲祖文"意思是代表中组部立场的文章。）
很多人可能觉得，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民主集中制"是一个过时的话题，笔者也曾试图"淡化"民主集中制，然而，上面这篇代表官方立场的文章提醒人们，即使在今天，民主集中制对中共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要进一步强化。
显而易见，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在于服从，而且是无条件的服从。"四个服从"中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又是以最高领导人为首的。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呢？这篇文章提供的操作办法是："党要领导和支持人民掌管国家权力，……各级党委一方面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领导。"这就是说"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就是坚持和强化中共对一切人和一切领域的领导。在民主集中制下，最终都由领导说了算，民众充其量只有被徵询意见的份。
从中共官方的界定和中共多年的政治实践来看，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集中，而不是民主。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中，而且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集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那么多至关重要的原则（如计划经济、公有制、农村的集体化等），就是坚决不肯放弃民主集中制。正是依赖这一制度，将原本属于公民个人的权力集中起来，并在民主集中制的作用下，顺理成章地集中到最高领导人和各级党委书记的手中。一切由党委书记领导，一切由行政领导负责，从而确保权力与责任的彻底分离。
从民主集中制在实践过程中的历史纪录来看，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是一部灾难史。把一党独裁制变成一人独裁制。民主集中制的专利所有者是俄共的鼻祖列宁等人。后来被斯大林、毛泽东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们以"党内民主"的名义，并通过民主集中制建立一党专制，并最终落实为个人独裁。"民主集中制"根本就没有民主，只有专政，这是为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了的事实。
李慎之先生生前曾谈及他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过程："'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多辩证！好像比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更加'合理'，也比孙中山主张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更为'简洁'。可怜从来没有过民主经验的中国人，只要在文字上掉一个花枪，就连专制与民主都分不出来了。只有后来尝试了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才悟到，它实际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民主可言，于是才认识到康生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乃是大实话。"
知识界有人说，民主集中制是一项好制度，只是常常没有被执行好。但是，民主集中制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够执行好的制度，因为它的本质有问题。这项制度，不论怎么执行都落实在集中而不是民主上。只要是民主集中制，也就没有好坏之分。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对共产党当然有无比的优越性。民主集中制的作用是确保党执政地位永远不受挑战，确保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永远不受制约。它的优越之处还在于，即便是在作为一切权力之集大成者的最高领导核心犯了大错或决策造成了全国性的灾难，他还是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集大权于一身。民主集中制所带来的是权力无条件的绝对集中，并为后帝制时代的新式中央极权大一统提供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安排。
有待回答的问题
上面的官方立场表明，党内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有人可能会说，这样的理解不等于理论界对党内民主的理解。2002年中共党庆前夕，《求实》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被认为是象徵着胡锦涛要启动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篇文章题为"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在媒体与党内民主派那里赢得了许多掌声。该文作者便是中央党校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理论家。他们是怎样理解党内民主呢？文章中写道："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是由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和互动性决定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两者都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这样的党内民主是党内民主派所要的党内民主吗？我没有见到党内民主派对党内民主的这一基调表示异议。根据这篇文章，党内民主所对应的是人民民主，而不是宪政民主。党内民主能否推进人民民主不得而知。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叫作"人民民主"的政体。
在上述两种党内民主的观点中，党内民主派必须有一个抉择。以下问题必须得到回答：如果中国已经是"人民民主"，为什么没有党内民主？如果党内民主仍然停留在目标阶段，没有党内民主的推进，中国又如何称得上是宪政民主？
官方对党内民主的正统解释是：民主集中制。主张党内民主的民间人士认同这种观点吗？以民主集中制为尺度的党内民主已经存在八十多年了，又何必把它当作尚未实现的目标？
如果民间的党内民主派认同的是按照自由主义民主观所认定的"党内民主"，中国没有自由民主的国家体制，这样的"党内民主"又如何生根？
如果民间的党内民主派认同的是由执政党来制定并实施的宪法，这样的事情，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执政党就制定了四部宪法，修改了若干次宪法，党主立宪，很多年前就实现了。又何必到此时才把它列为政体改革的目标？
像强化本没有司法权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力是朝向党内民主的改革吗？加强非司法机关的司法权是增进法治，还是瓦解法治？
像把党的代表大会变成常任制是迈向党内民主的改革吗？其结果是导致各级权力的钟摆进一步指向各级人大，还是指向各级党组织？
如果"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民主集中制"，就是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最高领导（人）那里，就是全社会对最高领导（人）的无条件服从，这样的"党内民主"还应该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和中国民主化的先声吗？对一些真心期待中共党内民主的人来说，不妨把"民主集中制"看作是真假"党内民主"的分水岭。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遭到抛弃，"党内民主"就或许有了希望，中国的民主化也就露出了曙光。
党内民主派都把党内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党内最高领导人采行党内民主的"决心、胸襟和气魄"上。如果这样的党内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领导人的这种"决心、胸襟和气魄"早就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了。如果党内民主指的是现代多党政治之下的党内民主，则尚未见到有任何"决心、胸襟和气魄"的展现。更多表现出来的是自我巩固权力和扩张权力，同时严厉节制民权的强大动力。如果党内民主完全寄希望于个别人的良心发现上，其实现的几率有多大？
对党内民主，我曾经有几点断言：第一，党内民主在中国难以行得通，是因为"变革不可能从控制最严的地方开始"这一政治规律。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案例还没有推翻这一规律。第二，党内民主，不论多么美妙，都不能替代整个政体体制的变革，理由很简单，党内民主不是政体，而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公民不是中共党员。党员得到民主不能代替非党员公民得到民主。将中国政改与党内民主联系起来，把党内民主看成是一个改革方向，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其实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任何改革都不会从自己有效控制的地方开始，改革只会出现在权力控制薄弱的地方，不会出现在控制严密的地方。共产党组织是党控制最严密的地方，很难想像改革会从控制最有效、最严密的地方开始。而该党党员首要义务就是一切服从组织。在执政党之外，我们也看不到有足够强大的政改压力。所以，党内民主作为政改的一个选项，只能是压力累积和控制衰减的结果，而不是现行启动政改的动因。
最初由 mamaomao 发布
绿营狂念三字经发邪招
永辉
http://www.takungpao.com.hk/inc/cm/ltb.asp
台湾「三合一」选战泛绿不断发邪招，狂念「红、黑、黄」三字经，其核心就是欺骗，泛蓝在接招的过程中仍「谦谦君子」之态以应之，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吃亏上当在所难免。
台湾「三合一」选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蓝绿双方无不卯足力气做最后的冲刺，以夺取选举的胜利。从过去这段时间的选况变化来看，由于泛绿不断发邪招，台湾当局因为一连串弊案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消失。而泛蓝由于接招不力，选战由主动变被动，一些相对认为有胜算把握的县市纷纷告急。其实泛绿出的也不是什么新招，每次选举无非就是狂念「红、黑、黄」这个「三字经」，其核心就是欺骗，可以把假的说成真的，死的说成活的。而泛蓝在接招的过程中仍「谦谦君子」之态以应之，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吃亏上当难免。
给媒体扣「红帽子」
一是念「红」经。就是给对手戴上红帽子，攻击对手「亲共卖台」。民进党每逢选举就要高分贝鼓噪「台独」，拉抬两岸关系紧张度，只要大陆发怒，民进党就大造「悲情」，激发逆反心理，让选民把对大陆的怒气发?到对手身上。此次「三合一」选举，陈水扁又试图燃起「统独」之争，「抹红」对手。他先后多次在不同场合指责大陆打压台湾，将选举说成是「台湾对中国的斗争」，还扬言要加速推动第二次「宪改」，在2008年前实施台湾「新宪法」，派「立法院长」王金平参加APEC会议。这些动作都是对「一个中国」的挑衅，有损两岸关系。当TVBS电视台曝光了台湾当局一系列弊案，让民进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后，当局就称TVBS资金有中资股份，妄图把TVBS电视台扣上「红帽子」，扬言要关掉TVBS。但此举不得人心，遭到了包括部分民进党支持者在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泛蓝扬言要组织百万人大游行，美国对台湾当局打压新闻媒体的做法也表示关切。面对内外压力，台湾当局关停TVBS 不得不紧急叫停，为挽回影响，陈水扁称任内绝不会关闭一家电视台。
攻击泛蓝「黑函」满天飞
二是念「黑」经。就是往对手身上泼脏水，攻击对手有「黑金」嫌疑。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兴票案」，尽管司法事后还宋楚瑜清白，但他却在政治上付出了惨痛代价。
此次选举，攻击对手的「黑函」又是满天飞，甚至刻录成光盘给对手贴上标签恶意抹黑。台北县与台中市是此次蓝绿双方争夺的重点，泛蓝在民调上一路领先。台北县民进党候选人罗文嘉则抛出「永州弊案」，矛头对?选情看好的国民党台北县候选人周锡玮，紧咬周锡玮曾以特权向银行超贷不还。他要求彻查永州案、下令周道歉、撤除周参选资格。更以素有「新潮流战神」之称，善打割喉战的「国安局秘书长」邱义仁亲自操盘，祭出拉法叶案，指「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可能涉案，在郝柏村为台中市候选人胡志强助选站台之时抛出此案，可见民时党的叵测用心。从目前公布的资料来看，「永州弊案」又是一个「兴票案」，「拉法叶」案已是陈年旧案，曾炒作多次，从过去侦办情况显示，李登辉应负主要责任。现任「法务部长」施茂林强调，拉法叶案的资料「都没开封」，连他都没看过，邱义仁公开的有关资料从何而来？可见民进党利用行政资源干著违法的行为。对于民进党在关键阶段、关键战区的抹黑狠招，让国民党阵脚大乱，明显处于被动挨打。岛内部分选民在绿营媒体的狂轰滥炸下，一时也难明真相，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让国民党的民调有所下跌。「
念黄经」捏造绯闻光盘
三是念「黄」经。就是攻击对手生活作风有问题，损坏对手的人格人品。当年在高雄市市长竞选的时候，有人氧作一卷录音带，内容是国民党候选人吴敦义和一名女子的情话绵绵，让吴敦义以四千票之差落选。数年之后，法院得出结论录音带乃拼凑而成。法院还了吴敦义清白，但还不了他高雄市长的宝座。去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坊间也出现过「非常报道」的光盘，通过新闻报道及演员对话的形式，影射谩骂蓝军领袖连战和宋楚瑜。近日，一张攻击国民党候选人的「非常光盘」又现江湖，指桃园县县长朱立伦涉入绯闻，还影射马英九、胡志强为同性恋。警方播放发现，光盘片长约一小时，内容由三男二女演员以围坐聊天，影射「朱立伦有情妇、和女秘书交往暧昧等绯闻」。而这个氧作光盘的人是现年40岁的林一方，他是前「台独联盟中央委员」，发行光盘的用意，林一方讲得很直接，他表示「意图让不支持『台独』的候选人不当选」。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再次感叹：「『非常光盘』这种手段非常卑劣，台湾没有前途，台湾没有希望」。
面对「三合一」选举中的「红、黑、黄」，台湾民众好生不满。有民调显示，有九成半的人厌恶这种选风。但光有厌恶是不够的，要把这种厌恶变成行动，让希望台湾有个优质选风，进行君子之争的人不再「感叹」，让只会念「红、黑、黄」三字经的人没有市场，这才是台湾选民最重要的行动。
作者为资深台湾问题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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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的再思考――同各位商榷
很多年前，我在上小学。班里举行了一次班干部选举，老师要求大家自己选择班干部，不记名投票。当时有个男孩子，拉我们好多人集体去吃雪糕，要我们选他当班长。那个男同学后来很高兴的当上了班长。我们大家也很高兴――一种小计谋得逞，窃窃的高兴。当时我是个小孩子，第一次不记名投票，还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活动背后有着民主这样一面大旗。在当时的我看来，有人给我吃冰糕，那么我自然要选他，谁叫其他的人不请我来的。
中国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呼唤德先生，赛先生。到现在这个世纪，呼唤赛先生的人突然锐减，转而大家都开始呼唤德先生的驾临。按道理这是一种好现象，人们期待民主，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公众领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有点忐忑不安。我把这种不安说给朋友，朋友问你不想要言论的自由吗？我说想啊。朋友说那还等什么，赶快呼唤民主啊。话虽然这样说，我还是有一种不安的感
觉。
八十年代末东欧国家迅速解体，90年最大牌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倒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迅速攀升到社会的主流位置。于是乎，美国所代表的“民主”成为了世界的统一体。各国都用这个来评判别人的国家制度，符合美国的，被称为民主自由，否则就是独裁专政。于是，美国的民主政府，这两年却有演变成民主霸权的可能性。尽管这样，我们的大多数同胞还是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独裁的政权，那么必然就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我们应该按照美国一样，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这句话不是不对，但在我看来，却有很大的毛病。
当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坚称：“法西斯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当时的人们反抗的好像还真不多。如果不是希特勒在攻下波兰之后野心太大，那么时至今日，世界格局和民主的定义还真不好说。罗尔斯先生在《作为公平的正义》点出了美国社会的三个问题，"假如民主是个合理的制度，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会如此之大，弱势群体那么缺乏保障?假如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为什么美国的种族分歧会尖锐对立、水火不容?" 假如民主是个理想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一代会那样不满、绝望无奈? 这也就是说，民主虽然倡导了一种自由，却并不是一种平等的社会制度。你有权利发表你的看法，却不代表社会里的人们可以得到平等。这也正符合1947年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所说的那段关于民主的著名言论：“在这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世界上，人们已经并将继续尝试许多不同的政权形式。没有人声称民主是完美无缺或是万能的。人们常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一切其它不时被尝试过的形式除外。”
这些年来，不仅美国本土在鼓吹自己的民主的完美制度，中国很多人也跟着起风，仿佛民主二字就是桃花源的代名词。这本不是我该管的事情，可是每次都能看到这样一群朋友在高呼民主的伟大，仿佛让我体验了文革时候政治狂欢。媒体进行的可怕宣传，已经把民主演变成一种宗教，人们对它顶礼膜拜，神圣之极。如果我不这么认为，就会被民主朋友们定义为“独裁者的fan"，从而进行疯狂辱骂和打压――我真不明白这种行为和独裁有什么区别。我本身充满着自由平等主义的幻想。我希望社会里能让人们有言论和行为的自由，但我更看重的，是社会里人们平等的权利。我承认西方民主社会里有很大的空间给你自由，可是很遗憾，我在西方社会里并没看到所谓平等二字。人对人的同情和帮助还是有限, 穷人和下等人的定义依然充斥于西方民主社会之内。就更不用说他们这些民主者在考虑本国利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了。美国举着民主的大旗在世界各地发起战争，这在我来看，和前苏联举着解放的大旗发起战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哈耶克先生写过一本书叫《通向奴役之路》里面还表示了对民主的另外一个忧虑，那就是民主社会里面选民的选择能力及其正当性。我们现在在外面看看美国或者台湾的民主大选，动不动就掏出个几亿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这点和脑白金一个概念。李敖说过一句话：一切的真理都是宣传。台上要选的人，下面的群众都不认识，于是这时候媒体就跳出来，告诉大家，谁好谁不好，谁有几个儿子，谁早上起来不刷牙。于是人们恍然大悟，凭借媒体指导的善恶，进行“民主”选举。可是，有些朋友认为掏出几亿是对群众的尊重，是为了更好的让群众了解自己，更好地让群众做上帝。可能由于我太过悲观，我却总是看到群众变成了媒体和候选人的工具，他们民主的投票所带来的并不是他们的意愿，更多的则是表明候选人宣传的胜利。更何况，胜利的选民倒还罢了，失败的呢？比方说，那个班长因为请了我们吃冰淇淋当选，自然他符合我们的利益。他当选之后，可能还会照顾我们，不让我们干活什么的。可是剩下的那些没吃冰淇淋的人呢？这个班长可能根本不称职，或者说他不可能考虑那些非他选民的人的利益。那么这些人在扮演着什么角色？挪到社会来看，这些人的利益有谁来关注？其实中国古代不乏这种例子，权臣想当皇上，于是他就号召百官上书给皇上，劝皇上为了天下苍生着想，让位给更加具有贤能的人。权臣当上皇上，自然赏赐那些帮他上书的人，可是那些劝阻他的人通常都会受到无情的遭遇。
还是那个例子。民主因为对选民有要求，所以对人的品质也有要求。可是现实却是，人们不能靠道德来约束自己，在很多东西面前，人们往往会丧失道德，从而影响民主的选举。这点在我看来，在中国尤其是个民主的阻碍。中国有8亿农民，其中没有受过教育的数不胜数，再其中竞技状态差的则是更多。这些人，你让他们进行民主选举的话，他们根据什么投票？如果这时候有人给他们好处，他们能坚守住道德阵线，从而进行公正的投票吗？对一位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你给他讲民主的精神，他能体会吗？可是如果你不让他们投票，只让那些“社会精英“，这还能代表大多数的意思吗？还有所谓的民主吗？我这里没有任何看不起农民的意思，只不过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陈留下的思想产物。中国农民是一群最可爱的人，他们对生活要求不多，只要求温饱。基于这群人，我更希望一个平等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精英所定义的民主。
很多人都要求民主，说是为了言论上的自由。对于他们对自由的向往，我是非常尊敬的。我本身也不认为本朝对自由给了足够的空间，所以这些人的要求都是合理的。可是，我们从上个世纪的五四运动就开始追求民主。现在过了一个世纪，我们还在追求民主――――并且已经是在实践已经证明了民主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办法之后――――这总是给我一种拾人牙慧的感觉。总之，谈到民主，我认为在中国这个有着过于悠久历史的社会里，民主注定会被传统的思想干扰。我所期待的，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小的时候我的父亲给我买电脑，我的妈妈说让他给我买一个一般的能用的就好。我的父亲说，既然都要买了，那就买一个最好的吧。对于这个民主问题，我也在想，既然我们反正都要改变，为什么我们不改变为一个更好的，更符合我们祖国的制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