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快递 : 《五八劫》(十七) 王建军：错在捅破了那张纸——我所知道的郑胜农（三篇）发布者 siyu 在 08-04-12 09:11
王建军：错在捅破了那张纸 — 我所知道的郑胜农
第一次见到郑胜农，是在今年十月中旬成都人民公园，少数一九五八级高三同学的聚会 上。园园的脸，说起话来语速颇快，时不时哈哈几声，给人一种豁达乐天的感觉。她也是一九五八年那场中学生社教运动的受害者么？我多少有些疑惑。她带来了一 包那次社教运动的，十分珍贵的原始材料。
第二次见到她是几天后，在成都“荷塘月色”农家乐的一个小院里。我和她以及另外两位同学，应邀参加一九五八年社教运动中被定为三四类，并因此而发配到重钢 变相劳改的同学们的聚会上。她又带来了更多的记述那场运动的原始材料，仍然是大声说话，哈哈不断，像讲别人的事那样讲述着她自已，怎样从一类好学生（还是 第三学习组组长）突升至四类反社会主义分子的。
从农家乐归来的第二天，她给我来电话，说是又找到了一些材料。好在我家离她家不过五分钟的路程，於是吃过晚饭我便去了她家，她先生正好在家里，於是和她先 生一道，回忆起一九五八年那场运动。说起来真是天大的误会，在运动中她不仅未说什么出格的话，“相反我是赞成党管天下的。”她认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的，党 员在各部门、各单位当领导，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她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会提出“党天下”这样让她不能理解的问题。
她的幼稚和天真给她的一生带来了灾难。她那里知道这层窗户纸是不能捅破的；她那里知道有的人当了婊子仍然还要立牌坊。於是作为班级和校学生会干部的她，作 为在老师心目中一贯是好学生的她，以同意右派分子储安平“党天下”的罪名，突然从一类（依靠对象）学生，跌至四类（反社会主义分子）学生了。
她拿出了那张一九五八年应发而未发给她的毕业证书，证书的正面加了一行用括弧括 起的字“1962年补发”，背面则是毕业时的各科成绩，除了政治是1962年由2分改为3分的外，其余各科全是5分（满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 学生，竟被取消了考大学的权利。说起这张毕业证个还有个故事，原来学校教导处的老师，对於这样一位优秀的学生被定为四类十分不平，於是就私自将这张毕业证 保管起来，直到1962年“甄别”时才拿出来交给她。
作为四类学生，她被取消了参加高考的升学考试（这成了她终身的遗憾），就这样被赶出学校进入社会。她母亲工作所在的铁路子弟第三小学吴校长十分同情她，就 让他和一批超龄的小学毕业生，作为铁路子弟介绍到成都机车车辆厂作学徒工。一个多月工作繁重杂乱，她只想着能当上一名翻砂工。工厂到学校去要了档案，“我 就被撵出了工厂。背着行李卷一路哭着回家，当时我是连死的心都有，我想过各种死的方法。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妈吓惨了，邻居姐妹来劝，把我防到。后来我想 我才刚满18岁，我还年轻，我又没有做什么，凭什么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去死，一定要活下去。”郑胜农农回忆说。
“开学了，我班上两个三类同学家在外地，在成都无处安身，就来约我到原胶合板厂（后合并为成都木材综合工厂）作临时工（一天可挣0.8元钱）。当时正是 58年大跃进，十分需要人（我只当了一个多月临时工挣了24元），就叫我转成学徒工（工资是三元零花銭外加九元飯菜票共计十二元），我僥幸地留下来了。繁 重的体力劳动，每天接触大量有害物貭（苯酚含量98%，甲醛37%……）从新产品的试制到大批生产（我就生产过上千吨的尿醛和酚醛树脂胶），吃了几十年甲 级保健，改变了工厂产品生产的胶种。工作、技术是得不到肯定的。我们是最廉价的劳动力。政治岐视这一条就叫人难受，哪一次都是挨整的对象，检查，批判，文 化大革命中因去查学校的事，在清队中被打成右倾翻案的黑干将，挂脾、批斗、拘押、游斗，连15元的年终奖都扣了一年多才发。71年第一次升工资都先是出公 告宣布缓评，……几十年的精神折磨不堪回首。
“这些对我说来已成了家常便饭。”不仅如此，她的先生也大受牵连。
陈先生是属於那种党重点培养的，所谓“根红苗壮”的工人。但陈先生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时代里，仍然保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在了解郑胜农的情况后， 尽管其时巳是总支副书记的他，仍义无反顾地向郑胜农表达了爱意。其间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领导们以关心为名，多次找其谈话和警告，最后说出“如果你要坚持 和郑胜农结合，工作只有变动的了！”领导们说话是算数的，就在他们结婚后上班的第一天，调令就来了。
“我不后悔，”陈先生说：“不就是不重用、不升官嘛。他们要我去财贸干校学习，正好我也想学习。”就这样，这对在非常年代冲破重重阻力的夫妻，相濡以沫，牵手走过了婚后的四十四个年头。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还保存这些材料？其实，五八年这场社教运动，我一直没弄明白，我是糊里糊涂从一类整到四类的，我一直想弄清楚是咋回事。我从初一 到高三在一中读书，一直学习努力要求进步，十四岁载着红领巾加入青年团。六年来可以说各方面都算得上品学兼优。校长、班主任、科任老师、同学对我都有很好 的印象。为什么就只学习了这十四天就一切都变了呢？”
“这几天想着这件事，我都睡不着觉。本来事情过去快五十年了， 有时也想忘了它，但总也忘不了，这是个心结啊。把它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也算解个结吧。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了当时成立的五八高三学生造反联络站。其 它人干别的，我就去找资料，抄写资料。有两三个月时间，我在成都市团委专门查找到这些资料后，我多少有点明白了：一是我太天真，二是时运不佳，在劫难逃 啊！”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告辞，她坚持下楼送我到小区大门。仍然是大声说话，哈哈不断，一点也不像六十多岁的老人，我因此叫她郑小妹，
郑小妹，祝你和陈先生健康、快乐！我在心里默念。
王建军：“修业”之后 —— 采访王世贵
2007年1月23日，通过王世贵同班同学樊宣金的联系，我们和王世贵同学在新繁镇见面了。他向我们讲述了他被定为四类学生后的遭遇：
因为“政治不及格”，他只得到了修业证一张，在成都他无家可归，於是到兰州找已在那里工作的姐姐和姐夫。然而祸不单行，姐夫己被打为右派，没法帮助他。正 在此时，兰州邮电专科学校招生，他去报考并被录取，分到市话专业班。学习了一月左右，在政审填履历表时，王世贵说：“我老老实实将我在四中政治不及格的情 况填写了，学校到四中调查后，我被清退出学校。”之后，他到轻工制造厂当学徒，还是想考大学，於是辞职准备高考。但是他的修业证却被告知：“找不到了”。 於是高考不成，正好兰州生物制品所招业务辅助人员，“我又考取了，工作了大约两月，又是政审，我又如实填写了我在四中的情况，於是又被清退。这时兰化技校 招基础课老师，我去报考又被录取，教物理。”
然而像幽灵一般跟着他的“政治不及格”使他难逃厄运，这一次他和其它类似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被送往河西走廊的戈壁荒原修铁路。时值人为大饥荒年代，甘肃 是重灾区，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吃不饱，他很快得了浮肿病。在转回兰州治疗数月后，西宁铝厂在招工，他又去了。干的是背矿石的工作，由於条件太恶劣加上身体 尚未复原，他又回兰州，在兰州流浪数月生活无着，於1960年10月，在西北流浪两年后回到老家新繁镇。
“这回我学乖了。”他再也不向谁提政治不及格的事，这个附在他身上的幽灵终於被他摆脱。他就业到了新都县供销社，“我小心谨慎，老老实实地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不知什么原因，他竟然逃脱了那个年代密如蛛网的政审而幸存下来。直到80年代。
80年代他当了一届政协委员，并在此期间加入了共产党，还被提为日杂公司经理直至退休。然而时至今日，学校仍未对政治不及格一事作任何改正，他仍然是省成第四中学五八高三的休业生而非毕业生。这成了老人的心结，也是五八受害者群体的心结。
该是说清这段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王建军：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纪事
在五八高三社教学生长达50年的抗争中，存在於1967年至1968年的四川省“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
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革文化的大革命，自上而下的运动起来。五八社教中被定为三、四类的学生在运动初期被执政当局抛了出来，以“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 之名进行批斗，又一次沦为打击迫害的重点对象。这些已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同学，在遭受了近10年的迫害后，又一次被推向深渊。终於忍无可忍，他们巧妙地接 过“造反有理”的口号起而造反了。
在董文虎、郑胜农、黄先华、马连东、刘胜海、王亚天、扬明辉、廖成芳、樊宣金、邱玉铭、罗明鑑等同学的先后参与下，一个名为“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成立 了。他们联络了众多五八高三的受害同学，进驻了团市委，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当时观奌迥异的各派的支持，并得到了当年参加五八社教的大部份工作人员的同情和声 援。
在1967年到1968年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查阅并复制了大量有关五八社教的文件和当事人所写的证言。撰写了《千秋功罪》、《富顺调查报告》、《工作分 配使用问题》等大量文章，为厘清五八社教的来龙去脉和真相，揭露执政当局当年如何卑鄙地迫害未成年人，留下了铁的证言。
这里有较为全面记述四川五八社教的《五八年成都市高三寒假社教运动真相》，也有《李氏社教在四川》等的调查材料，更多的则是当年五八社教三、四类学生的血泪控诉。
与此同时，联络站召集了多次各种形式的会议，与当年运动的组织者、执行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质讯和说理斗争。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前，那些当年挥舞大棒，不可一 世的大人物，包括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组织部长苗前明、市委书记萧菊人、团市委副书记章文伦等，均写下了揭发材料，乃至检讨书、认罪书。尽管由於当 时的历史和政治环境的条件所限，联络站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文章的用语，现在看来未必十分正确，但他们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初衷，却是无可非议的。
随着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这些同学又一次受到执政当局的清查和迫害，但他们仍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些材料保存下来。正是这些材料使我们今天在回忆和整理这段痛史时，有了翔实的根据。
历史将铭记你们——“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
王建军：错在捅破了那张纸 — 我所知道的郑胜农
第一次见到郑胜农，是在今年十月中旬成都人民公园，少数一九五八级高三同学的聚会 上。园园的脸，说起话来语速颇快，时不时哈哈几声，给人一种豁达乐天的感觉。她也是一九五八年那场中学生社教运动的受害者么？我多少有些疑惑。她带来了一 包那次社教运动的，十分珍贵的原始材料。
第二次见到她是几天后，在成都“荷塘月色”农家乐的一个小院里。我和她以及另外两位同学，应邀参加一九五八年社教运动中被定为三四类，并因此而发配到重钢 变相劳改的同学们的聚会上。她又带来了更多的记述那场运动的原始材料，仍然是大声说话，哈哈不断，像讲别人的事那样讲述着她自已，怎样从一类好学生（还是 第三学习组组长）突升至四类反社会主义分子的。
从农家乐归来的第二天，她给我来电话，说是又找到了一些材料。好在我家离她家不过五分钟的路程，於是吃过晚饭我便去了她家，她先生正好在家里，於是和她先 生一道，回忆起一九五八年那场运动。说起来真是天大的误会，在运动中她不仅未说什么出格的话，“相反我是赞成党管天下的。”她认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的，党 员在各部门、各单位当领导，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她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会提出“党天下”这样让她不能理解的问题。
她的幼稚和天真给她的一生带来了灾难。她那里知道这层窗户纸是不能捅破的；她那里知道有的人当了婊子仍然还要立牌坊。於是作为班级和校学生会干部的她，作 为在老师心目中一贯是好学生的她，以同意右派分子储安平“党天下”的罪名，突然从一类（依靠对象）学生，跌至四类（反社会主义分子）学生了。
她拿出了那张一九五八年应发而未发给她的毕业证书，证书的正面加了一行用括弧括 起的字“1962年补发”，背面则是毕业时的各科成绩，除了政治是1962年由2分改为3分的外，其余各科全是5分（满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 学生，竟被取消了考大学的权利。说起这张毕业证个还有个故事，原来学校教导处的老师，对於这样一位优秀的学生被定为四类十分不平，於是就私自将这张毕业证 保管起来，直到1962年“甄别”时才拿出来交给她。
作为四类学生，她被取消了参加高考的升学考试（这成了她终身的遗憾），就这样被赶出学校进入社会。她母亲工作所在的铁路子弟第三小学吴校长十分同情她，就 让他和一批超龄的小学毕业生，作为铁路子弟介绍到成都机车车辆厂作学徒工。一个多月工作繁重杂乱，她只想着能当上一名翻砂工。工厂到学校去要了档案，“我 就被撵出了工厂。背着行李卷一路哭着回家，当时我是连死的心都有，我想过各种死的方法。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妈吓惨了，邻居姐妹来劝，把我防到。后来我想 我才刚满18岁，我还年轻，我又没有做什么，凭什么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去死，一定要活下去。”郑胜农农回忆说。
“开学了，我班上两个三类同学家在外地，在成都无处安身，就来约我到原胶合板厂（后合并为成都木材综合工厂）作临时工（一天可挣0.8元钱）。当时正是 58年大跃进，十分需要人（我只当了一个多月临时工挣了24元），就叫我转成学徒工（工资是三元零花銭外加九元飯菜票共计十二元），我僥幸地留下来了。繁 重的体力劳动，每天接触大量有害物貭（苯酚含量98%，甲醛37%……）从新产品的试制到大批生产（我就生产过上千吨的尿醛和酚醛树脂胶），吃了几十年甲 级保健，改变了工厂产品生产的胶种。工作、技术是得不到肯定的。我们是最廉价的劳动力。政治岐视这一条就叫人难受，哪一次都是挨整的对象，检查，批判，文 化大革命中因去查学校的事，在清队中被打成右倾翻案的黑干将，挂脾、批斗、拘押、游斗，连15元的年终奖都扣了一年多才发。71年第一次升工资都先是出公 告宣布缓评，……几十年的精神折磨不堪回首。
“这些对我说来已成了家常便饭。”不仅如此，她的先生也大受牵连。
陈先生是属於那种党重点培养的，所谓“根红苗壮”的工人。但陈先生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时代里，仍然保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在了解郑胜农的情况后， 尽管其时巳是总支副书记的他，仍义无反顾地向郑胜农表达了爱意。其间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领导们以关心为名，多次找其谈话和警告，最后说出“如果你要坚持 和郑胜农结合，工作只有变动的了！”领导们说话是算数的，就在他们结婚后上班的第一天，调令就来了。
“我不后悔，”陈先生说：“不就是不重用、不升官嘛。他们要我去财贸干校学习，正好我也想学习。”就这样，这对在非常年代冲破重重阻力的夫妻，相濡以沫，牵手走过了婚后的四十四个年头。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还保存这些材料？其实，五八年这场社教运动，我一直没弄明白，我是糊里糊涂从一类整到四类的，我一直想弄清楚是咋回事。我从初一 到高三在一中读书，一直学习努力要求进步，十四岁载着红领巾加入青年团。六年来可以说各方面都算得上品学兼优。校长、班主任、科任老师、同学对我都有很好 的印象。为什么就只学习了这十四天就一切都变了呢？”
“这几天想着这件事，我都睡不着觉。本来事情过去快五十年了， 有时也想忘了它，但总也忘不了，这是个心结啊。把它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也算解个结吧。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了当时成立的五八高三学生造反联络站。其 它人干别的，我就去找资料，抄写资料。有两三个月时间，我在成都市团委专门查找到这些资料后，我多少有点明白了：一是我太天真，二是时运不佳，在劫难逃 啊！”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告辞，她坚持下楼送我到小区大门。仍然是大声说话，哈哈不断，一点也不像六十多岁的老人，我因此叫她郑小妹，
郑小妹，祝你和陈先生健康、快乐！我在心里默念。
王建军：“修业”之后 —— 采访王世贵
2007年1月23日，通过王世贵同班同学樊宣金的联系，我们和王世贵同学在新繁镇见面了。他向我们讲述了他被定为四类学生后的遭遇：
因为“政治不及格”，他只得到了修业证一张，在成都他无家可归，於是到兰州找已在那里工作的姐姐和姐夫。然而祸不单行，姐夫己被打为右派，没法帮助他。正 在此时，兰州邮电专科学校招生，他去报考并被录取，分到市话专业班。学习了一月左右，在政审填履历表时，王世贵说：“我老老实实将我在四中政治不及格的情 况填写了，学校到四中调查后，我被清退出学校。”之后，他到轻工制造厂当学徒，还是想考大学，於是辞职准备高考。但是他的修业证却被告知：“找不到了”。 於是高考不成，正好兰州生物制品所招业务辅助人员，“我又考取了，工作了大约两月，又是政审，我又如实填写了我在四中的情况，於是又被清退。这时兰化技校 招基础课老师，我去报考又被录取，教物理。”
然而像幽灵一般跟着他的“政治不及格”使他难逃厄运，这一次他和其它类似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被送往河西走廊的戈壁荒原修铁路。时值人为大饥荒年代，甘肃 是重灾区，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吃不饱，他很快得了浮肿病。在转回兰州治疗数月后，西宁铝厂在招工，他又去了。干的是背矿石的工作，由於条件太恶劣加上身体 尚未复原，他又回兰州，在兰州流浪数月生活无着，於1960年10月，在西北流浪两年后回到老家新繁镇。
“这回我学乖了。”他再也不向谁提政治不及格的事，这个附在他身上的幽灵终於被他摆脱。他就业到了新都县供销社，“我小心谨慎，老老实实地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不知什么原因，他竟然逃脱了那个年代密如蛛网的政审而幸存下来。直到80年代。
80年代他当了一届政协委员，并在此期间加入了共产党，还被提为日杂公司经理直至退休。然而时至今日，学校仍未对政治不及格一事作任何改正，他仍然是省成第四中学五八高三的休业生而非毕业生。这成了老人的心结，也是五八受害者群体的心结。
该是说清这段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王建军：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纪事
在五八高三社教学生长达50年的抗争中，存在於1967年至1968年的四川省“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
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革文化的大革命，自上而下的运动起来。五八社教中被定为三、四类的学生在运动初期被执政当局抛了出来，以“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 之名进行批斗，又一次沦为打击迫害的重点对象。这些已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同学，在遭受了近10年的迫害后，又一次被推向深渊。终於忍无可忍，他们巧妙地接 过“造反有理”的口号起而造反了。
在董文虎、郑胜农、黄先华、马连东、刘胜海、王亚天、扬明辉、廖成芳、樊宣金、邱玉铭、罗明鑑等同学的先后参与下，一个名为“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成立 了。他们联络了众多五八高三的受害同学，进驻了团市委，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当时观奌迥异的各派的支持，并得到了当年参加五八社教的大部份工作人员的同情和声 援。
在1967年到1968年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查阅并复制了大量有关五八社教的文件和当事人所写的证言。撰写了《千秋功罪》、《富顺调查报告》、《工作分 配使用问题》等大量文章，为厘清五八社教的来龙去脉和真相，揭露执政当局当年如何卑鄙地迫害未成年人，留下了铁的证言。
这里有较为全面记述四川五八社教的《五八年成都市高三寒假社教运动真相》，也有《李氏社教在四川》等的调查材料，更多的则是当年五八社教三、四类学生的血泪控诉。
与此同时，联络站召集了多次各种形式的会议，与当年运动的组织者、执行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质讯和说理斗争。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前，那些当年挥舞大棒，不可一 世的大人物，包括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组织部长苗前明、市委书记萧菊人、团市委副书记章文伦等，均写下了揭发材料，乃至检讨书、认罪书。尽管由於当 时的历史和政治环境的条件所限，联络站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文章的用语，现在看来未必十分正确，但他们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初衷，却是无可非议的。
随着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这些同学又一次受到执政当局的清查和迫害，但他们仍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些材料保存下来。正是这些材料使我们今天在回忆和整理这段痛史时，有了翔实的根据。
历史将铭记你们——“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
